⦿个人媒体

社科院曾经出过一个养老精算报告，我买了也认真看过，但我今天不想聊这个。数据再真实，也替代不了直观的感受。直观感受给我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儿童在减少，年轻人眼里没光，中年人则很疲惫，老年人还挺幸福——仅限大都市。

简单来说，我们迄今没有建立一种具备充足合法性的富裕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经抑制了我们的社会活力和经济潜力。就谈到这里吧，因为我虽然人微言轻，只是在角落里默默思考一点真问题，也免不了总有人来质问我“你到底替谁说话”。

…三位似乎已经忘记了媒体还有舆论监督功能，他们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经无法面对搞“负面报道”的记者了。一个县，仨官员，在面对采访时全军覆没，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退化现象——应对媒体能力的退化。他们已经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盗防记者”。

之前，毕业生哀叹“孔乙己竟是我自己”，媒体要年轻人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没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现在，毕业生吐槽一下选调生，媒体又让年轻人反思为何要有浓烈的上岸思维了。

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宣传是一个需要战斗争夺的阵地，这意味着只要在争论中把“宣传”两个字抬出来，认知矛盾就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事实上也是这样，视频中，朗诵诗歌的青年战战兢兢，活像软弱的敌人，而我们的保安同志则化身为雄赳赳气昂昂的斗士，气焰蒸腾，步步紧逼。

哪怕再多的“连跳”，事发地当政者都波澜不惊，云淡风轻，讳莫如深。面对公众置喙，有地方官员回应称：这都属于个人行为。迄今为止，未看到一个地方提出，开启系统性的干预与救助机制，惊人的一致选择是避而不谈。

在各种可能性之下，个体的身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和时间中流动，我将继续在这种流动中重塑自我。

当下的“奥德彪语录”之所以流行，当然是因为它以戏谑的形式道出了打工人的感受，但其基调从根本上来说是犬儒的，乍看起来并未召唤什么抗争或行动，即便有也是消极意义上的，然而它仍然为深陷困境中的人们带来了一种实践可能：他们至少开始理解和反思自己的处境。

在解读这起跨省的全椒水污染事件时，窦局他们如何以松弛感取得群嘲，确实是一个搅动舆论风暴的触发点，群嘲既正当又有力。但深究起来，群嘲不能触及的各种权力界面，以及它们那些幽暗的交界处，只怕才是至今保存完好的风暴源头。

这些年，办理的这些死刑案件，一次次见到这一个个活生生的“局外人”由生到死，由死到生，其本人以及其家人在生死之间的挣扎煎熬，二十多年前那深深刺进我脑海的一幕，慢慢地释放、演化成了一个清晰的声音、一种明确的结论：任何人都不应该被人为的终结生命，任何人。

在东亚社会，有无数人曾经历逼婚和逼生孩子之苦，这之中的道德绑架与裹挟，恰恰是现代文明最反感的东西，却也是儒家道德里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生育率的走低，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这种文明的冲突。

那位拿茅台当比方的…..我听着居然觉得，貌似有点道理哦。不过茅台喝死人，跟水体被污染导致的人身伤害事故也不是一回事吧。把两个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用茅台会喝死人但无需检测所以水体污染也没必要检测，这位同志的逻辑真是要好好学习了。

众所周知，十八大以后，对贪腐官员的查处，无论级别还是人数，力度都是空前的，各种方法都想了，各种制度都立了，但是，不可回避的是，贪腐金额远超经济发展水平。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重要原因是，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的配置能力增强了，并且是极大的增强。

“为自己而活”与“责任感”，从来都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词。但在中国社会，“为自己而活”背后的“自我”或者“个人主义”元素，会被许多人自动认定为贬义，等同于不择手段的“利己”。这种曲解的根子在于中国文化对个人乃至私域的漠视，所以对于私权并不在意。

很多人骂明朝多昏君，包括崇祯，看似勤政，结果却越作越死，成了时代的加速师。其实昏君也只是一个幌子，清朝皇族家教算是成功的，几乎没出过一个昏君，最后也照样弄得民不聊生，各地起义不断。这是王朝的一种宿命……

太原、南宁等地出现市民跳桥自杀现象，具体的人数和原因，都还有赖官方公布。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有视频显示一些地方抓紧在桥上安装防护网。有些措施看上去很荒唐。比如“严禁跳桥，违者罚款1000元”。我更愿意相信是恶搞，哪个自杀者会在乎罚款呢……

前两天刘强东又重新定义了一下兄弟，“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兄弟”这种关系其实挺脆弱挺危险，既没有血缘，又没有商业合同，全靠江湖道义和个人道德支撑，随时都有被重新定义和增加附加条件的风险……

如果这位叶赫那拉发出“向英吉利开战、向美利坚开战、向意大利开战，保卫内娱”的宣言，毫无疑问她讲被捧为新时期的民族英雄。这位叶赫那拉没有这样做，但想这样做的人大有人在……装神弄鬼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在被利用，仍然在反噬自身。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政”，一些酒店从业者在旅界搭建的行业社群纷纷交流接下来如何应对。湖南酒店从业者A君担心的是，若没有涉外资质接待了外宾，到时候酒店不会被查处吗？他的理由是接待外宾需要去当地公安局领取涉外经营许可证，这几乎是每家酒店开业前的常识。

都2024年了，我们国家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在职场中，不讲法律，不讲权利义务，不讲信用和契约，反而还在血缘关系的泥坑中裹足不前。我们顶级的企业家只是这个水平，让人心生悲观。

“男性永远没办法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想问题”这样的话，与其说是一种斗争策略，不如说是表达一种失望、一种控诉；然而，这不应该是一个让自我陷入无力、无助的结论。

CDT编者按：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太原最近已经发生多起跳桥自杀事件。有媒体采访有关部门，得到的回应是：属于个人原因；知道此事，会和领导反映。...

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网民数占全球的19%，而中文网页的数量却在10年间下降了70%，中文网站数量在5年间下降了30%，这的确说明，中文内容网站正在迅速减少，并逐步消亡。

这些孤独的、下落不明的跳桥者在他们的生活中默默无闻，最后也不会被记住姓名，但他们翻过桥梁的举动，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自生自灭的“个人原因”，理应追寻这些绝望下坠之前、之后的社会原因与普遍问题。跳桥者纵身一跃所划开的裂缝，当引出叩问之举。

上海新发布的2023年总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惊呼“世界最低”。上海不过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叠加：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东亚式教育内卷、中国式“两低三高”，0.6的总和生育率就是这样炼就的。噫吁嚱，危乎低哉！‍

5月21日，四川发布发了条微博，说记者从四川省民政厅获悉，截至5月20日下午6时，全省共办理结婚登记14771对，较去年全天结婚登记办理量增长13.4%，是全年日均结婚登记量的7倍多。就在大星衷心祝福这些幸福新人的时候，有网友看起了合订本。

挣扎而生的年轻人还被万夫所指，那他们何处可去？他们带红了菏泽，给平台带来了流量，可现在，赚了流量的菏泽和平台，害怕舆论，又一脚将他们踢开。郭有才已成名，机会很多，但更多的，更普通的，指望着在南站多挣一两千块钱的年轻人，没了希望。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

很多人喜欢使用“信息茧房”，其实只是对和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的变相指责。凡是和自己不一致的，就是处在茧房中。其实，各种“不一样”恰恰说明信息茧房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你不愿意看到另一面，那不是信息茧房的问题，而是你的问题。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展现祖国富强自信包容友好的一面，希望台湾艺人能保有一份沉默的权利。想当爹的，自己找人生个孩子，别去娱乐圈刷存在感。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须办理港澳通行证，港澳居民出入内地同样需要通行证，驾照必须实现三地互通，除了对每位乘客证件的基本要求外，若想驾车通过港珠澳大桥，还需持有特定的牌照，例如悬挂粤港车牌的车辆或者经过三地政府部门批准的单牌照车辆方可通行。

《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一文里面有很多角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监管问题……但之所以戳中人心的，我猜还是长期主义的衰败，由此让人想到，你不仅没有未来，甚至没有过去，这种个体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痛楚。

常住人口不足10万的浮山，2020年全年全县GDP完成39.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1.3亿元。在此财政收入水平下，供养公职人员的经费成了一笔庞大的开支。机构改革前，该县有财政供养人员5906人也就是说，全县每17个人中，就有1人是“吃财政饭”的。

文字的通货膨胀背后，是人们快速地脱离真实生活。如果存在着真实生活，那么感动就是感动，而不是什么“这也太好哭了吧”；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而不是“难道就只有我一个人”；如果真的发出过爽朗的笑声，就不会写什么“整个人都笑哭了”。因为没有真实生活的真实质料，所以才会选择不断加味精…..

视频平台需要讲一个新的故事，让无数在平台免费打工的人们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得到泼天的流量和富贵。这故事比外卖小哥3年赚100万、摆地摊年入百万更加激动人心、更加接近梦想。

经过菏泽这件事，各地政府想必能从中学习到一点教训，那就是泛泛地讲“流量点亮一座城”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是陈词滥调般的直播话术，一旦当真就会成为全国级别的笑料。菏泽悬崖勒马不算很晚，但因为铺路等举动中无法抹消，见笑已是不可避免。

现在的人民，很弱势，自身权益都无力保护，哪有能量伤害别人，再说了，既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那就一切按法律办事，我们的法律可以说是非常健全了，你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一半是怀旧，一半是新生。“一切都在酒里”，这个“一切”是过去的一切；“新生”终究是困难的……我们想喝两杯，店员有点尴尬，过几分钟告诉我们，店里没有啤酒。这里终究不是成都。成都的冷锅鱼，啤酒可能是利润率最高的商品，而在这里要卖酒需要专门的酒牌。这就是新的文化。

我对事件中各角色的责任或者如何评判不感兴趣。是非曲直也没有任何讨论的必要。道理很简单，这是一桩私人事件。私人事件中的双方如何行为互动，旁人不便也不宜置喙。警方经过调查后的通报无非是佐证和澄清了这点。在一系列“不了解”的基础上共情也好，同情也好，都是无谓的浪费。

正如法学家劳东燕所说的，公共事件逐渐从公域里消隐，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被拉到公域，在显微镜下被围观被细看，出现任何瑕疵都会被上纲上线。当“监督”的箭头一边从某些地方退缩一边向私生活领域延伸，社会注定会被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泡沫黏住。

在我看来，要想建设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就必须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破除各种垄断因素，包括行政垄断。废掉这些所谓的“协办”，并扩大第三方的监督力量。此外，我们还要尊重自媒体的监督力量。越是缺斤少两的市场乱象，越需要自媒体去曝光。

富士康转移部分产能后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我们大大低估了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及其背后存在的链式反应。

事实上，“打假博主”的存在，是要非常高的条件的，那就是：一、起码有效的新闻监督，二、起码及格的法治环境…..如果是舆论监督形同虚设，法治为零的地方，你想想会有打假博主吗？那不是打假，那是送命啊。

实验室门口，张永振躺了3天2夜。期间，公卫中心的领导来过一次，让张永振回去，别躺了，其他什么也没说。舆论发酵后，4月30日晚，张永振拿回了门禁卡。5月1日早上，学生们也回到了实验室。我问这位2020年《Nature》杂志年度自然科学领域十大人物，躺实验室门口时想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