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曾想到，由钱杨话题所激起的公共论辩，会是那么热闹和较真。我也不曾想到，这场论辩会引发我持续的关注和思索，并最终出现难于遏制的冲动，要将悟到的东西拿出来与人分享——在这篇短文中，我将通过对“被迫沉默”这个概念的聚焦，来言说自己的感悟。何谓本文的“被迫沉默”？本文所言及的“沉默”，专指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沉默，即政治性沉默。而所谓“被迫”，则是特指由权力压制所造成的“想说而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这里说的“被迫沉默”，乃是一种由制度造成的政治性沉默，可简称为“迫默”。首先，我赞成不应苛责迫默者。他们不是恶人、坏人。在人品上，他们比只知歌德、颂圣的媚权小人要高出一大截；比一般的五毛、自干五和说假话的新左派们也高出一个及数个档次。他们的沉默，是好人无奈的沉默。他们的沉默，虽有亏天良，但显然不应被责为卑鄙无耻。同时我认为，也不应为迫默者作过当的辩护。对迫默者怀有同情的理解，说他们不是勇者，比较犬儒，是恰当的辩护。然而，把他们无视“房间里有大象”的明哲保身，赞为具有“识时务的智慧和耐力”，则显然失当了。不过在我看来，在这场公共论辩中最为过当的辩护和最为失范的回护，乃是声称他们的迫默，是理所当然地享有沉默的自由，是行使自主生活的权利；而批评他们的迫默，就是侵犯其沉默的权利——这种辩护真的太过了，过得远非一星半点。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话想说，但出于对权势迫害的恐惧而不敢说，这叫失去说话的自由。怎么能把这种生存状态，说成是享有“不说话的自由”或“沉默的自由”？这不是把事实说得满拧了吗？很明显，在这种被迫沉默的生存状态中，没有自由，只有不自由。同理，一个人闻鸡起舞，一大早去法院“依法”申请旁听，但被法院蒙骗戏弄而无法旁听，这叫失去旁听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旁听的自由。类似地，有人手持宪法去公安局申请游行，但被刻意“不准”而无法如愿，这叫失去游行示威的自由，而不是享有不游行宅在家里的自由。还有，一个人不信邪，偏要“依法”独立参选，但在权力重重阻挠下而不能实现，这叫失去被选举权，而不是享有不参选权。再比如，在报禁和党禁之下，人们不能同人办报，不能合法组建反对党，这叫失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不是享有不出版、不组党的自由。总而言之，一个人因屈从而不发声，一个人被迫“不公共”，一个人无奈“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这种憋屈、窝囊的活法就是不自由，而不是行使所谓的“自主生活权利”，享有什么“沉默的自由”、“不公共的自由”及“不问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明乎此，则萧瀚先生“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就是维护每个人自我选择的自由”，“维护钱杨沉默的自由，也是维护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无害他人选择生活的自由，只有尊重这样的自由，才会有一个哥特建筑、巴洛克建筑、洛可可建筑……多样纷呈的世界，而不是只盖了一幢大灰楼的世界”云云，也就失去根底、无从谈起了。享有自由的活法，是有资格心安理得、不怀愧疚的，是有理由不被干预不受打扰的。而失去自由的活法，恐怕就不能免于自责，免于反思，免于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当然，自责、反思和批评之目的，是使沉默的大多数慢慢把腰杆挺起来，一步步更好地做到：呼唤良知，打破沉默；拒绝谎言，说出真话。好人的迫默，与公民自主享有沉默权，完全是两码事（对此议题，本文不赘）。好人的迫默，是一种可悲、屈辱的存在。而在良心的驱动下打破沉默，则是从降志辱身走向赢得尊严，从依附人格走向独立人格。这里，我不想提“不自由，毋宁死”，也不想提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想提出这样八个字：应鸣而尊，不默而辱。自由不是免费的，权利决非白来的，尊严是要捍卫的。古今中外，要将权利被践踏的活法换为享有权利的活法，最不能或缺的，是个体自身的觉醒、抗争和付出。指望和依仗救世主或神仙、菩萨等超自然力量，不靠谱。此外，我不想讳言，好人的迫默固然是制度性侵害的明显体现，但是，好人的迫默，也起到了为强权压制“添砖加瓦”的作用（刘瑜语，见她的《沉默不是金》）。换句话说，好人的迫默表明：“我们大家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哈维尔语，见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由此不难知晓，好人的迫默，是不应被赞为“独善其身”的。好人的迫默，自然更与“上善若水”八杆子挨不着。而好人在迫默中逝去，也实在称不上什么“完美的谢幕”。最新一期即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刊有束星北的小女儿束美新口述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从那篇九千字长文中，我特意撷取一小段，照录如下：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是我的常熟老乡，我曾经和他有过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和交往。束美新所忆及的王淦昌，真实可信。王淦昌亲身体悟到，“想说而不敢说”的做人，是可叹的苟且，不是可取的活法。他心中所向往的，是每个中国人在良法所标示的自由边界之内，都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事实上，国人如何做人与国家往何处去，是紧密相关的。像王淦昌那样有敢言之心的国人，和像束星北那样有风骨的敢言者越来越多的过程，正是极权社会的中国走向后极权社会的过程。不要小看说真话的力量，尤其是，不要小看好好说真话的力量。我深信，随着中华大地上的被迫沉默者越来越少、敢言善道者越来越多，中国的后极权社会就既不会通过什么“第二次文革”退回到极权社会，也决不会是什么金刚不败之身时日良多——它被宪政民主社会所取代，虽说不会在一年半载之内发生，但肯定是早早晚晚的事。2016年6月23—24日于北京家中

1、关于英国公投脱欧一事，即日起各网站、新媒体平台控制报道规模，减少报道数量，不炒作、不猜测、不评论。...

全球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寻找6月15日起失联的中国维权信息平台“非新闻”的创办人卢昱宇及其女友。随后网友获得确定消息，两人早前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捕，关押在云南大理州看守所。...

微信君按：...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本文译自《外交学人》6月26日刊登的Shannon Tiezzi 的文章，题目为‌‌“难道中国刚刚杀了两岸关系‌‌”。以下为译文： 早在1月20日台湾选举之前，北京就明确表示‌‌“九二共识‌‌”是其对两岸关系的底线。在与台湾当时的总统马英九的历史性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隐含的威胁是：如果当时可能当选的（现在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她的民进党拒绝接受九二共识，这种‌‌“交往‌‌”可能会结束。 七个月，（台湾的）一次大选，一个总统就职典礼之后，北京兑现了它的威胁。（6月25日）周六，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国台办）在一份声明中说，自蔡英文上任以来，两岸沟通机制已经‌‌“停摆‌‌”。 ‌‌“九二共识‌‌”是指中共和台湾前执政党国民党之间的一个协议。根据‌‌“九二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统一台湾海峡两岸，但该共识具有足够的模糊性，使得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都能够自称是‌‌“中国‌‌”。 然而，（台湾）民进党对这个公式从来就不感兴趣。蔡英文在她的整个选战中，抵制着来自北京要她承认‌‌“九二共识‌‌”的强大压力。虽然她频繁地承认‌‌“1992年两岸两会之间的会谈‌‌”这个‌‌“历史事实‌‌”，但是她主要不谈的是1992年会谈‌‌“存在一个搁置分歧，求同存异的共同协议‌‌”。 她在5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提出要基于‌‌“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与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两岸过去20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以及‌‌“台湾民主原则及普遍民意‌‌”来开展两岸关系。 在北京看来这不够好。国台办形容她的演说是‌‌“未完成的答卷‌‌”，说‌‌“她没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涵义。‌‌” 国台办还多次威胁要切断两岸的交流：‌‌“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机制，以及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的机制是基于‌‌‘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部门联系沟通机制才能得以延续。‌‌” 过了一个月后，6月25日，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证实两岸沟通联系机制停摆。安峰山说‌‌“520后台湾未能确认‌‌‘九二共识’这个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两岸沟通联系管道已呈现停摆。‌‌” 这个时机很有趣，是在国台办抱怨蔡英文‌‌“未完成答卷‌‌”的一个月后。事实上，国台办不是隆重宣告切断有关联系，而是把该信息滑入一个完全不同主题的问题：涉嫌电信欺诈的台湾人被柬埔寨递解到中国（大陆）受审的案子。近期发生了一连串台湾人在北京的授意下被从第三国——肯尼亚、马来西亚以及柬埔寨——递解到中国的事件。这只是最新一起。这些递解案首次登上头条新闻是在马英九总统任期的最后时段；自5月20日以来，蔡英文政府接管了与北京商讨这些案件。 或者说，这是假设。安峰山是在明确回应有关蔡英文政府已经通过‌‌“海峡两岸的管道‌‌”就柬埔寨递解台湾人到大陆予以抗议的报道。他的回应，实际上是说，并不存在这样的管道，至少在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之前。也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宣布这个特殊的公告之时，正值蔡英文首次出访（到巴拉圭和巴拿马，并在美国的城市迈阿密和洛杉矶过境）。 北京的宣布，很明显，在台湾没有受到欢迎。民进党党团领袖吴秉叡指责北京以‌‌“九二共识‌‌”来‌‌“敲诈和胁迫‌‌”台湾。据中央社报道，吴秉叡说台湾选民通过选举蔡英文拒绝了这个共识，北京的要求只会‌‌“加强台湾的决心‌‌”。 在撰写本文时，蔡英文的办公室和台湾陆委会都没有就安峰山的声明予以评论。 暂停两岸官方交流机制令两岸关系倒退近十年——然而，在现实意义上，时光不能倒流。两岸商业伙伴关系正在蓬勃发展（不幸的是，两岸的犯罪组织也是如此）回到2000年代早期，缺乏两岸对话的机制是危险的，那时两岸之间甚至没有直航。今天，当经济、教育、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都在蓬勃发展时，这可能是灾难性的。对于讨论可能出现的问题（最近的驱逐事件就是一例），北京没有留下任何出路。 很难捉摸北京的结局是什么。沉默地对待台湾，直到蔡英文任期结束，并希望国民党尽快重新掌权？如果是这样的话，北京将会有一个漫长的等待——至少四年，有可能是八年。在此期间，没有任何的对话机制，对于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的更多的伤害。 原文链接：Did China Just Kill Cross-Strait Relations？  

裴 宜理(Elizabeth J.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1969年毕业于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获政治学学士学位；1971年毕业于华盛顿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

作者：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 问：对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文革研究界有很大争论，今天想听听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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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现象，官僚们兢兢业业地从事相关工作，以便提升领导人的形象，并压制对西藏、台湾问题等当局眼中敏感话题的讨论。但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共产党的官方意见的这群忠诚卫士，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更为世俗的事情上，会花大量时间和服务器的力量，来防范谣言、虚假新闻报道以及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的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