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发生维权事件的广东乌坎再起波澜，路透社报道，乌坎村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选举出来的村主任林祖恋周五深夜被当局带走。当地公安局称，他因涉嫌受贿被立案调查。 林祖恋资料图片...

香港泛民多个政党和团体周六声援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美国之音海彦拍摄）...

习总讲述中央专案组的前世今生习总日记（2016，6，17）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5位当事人之一，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周二（14日）返回香港之后，经过两天思前想后，又看到香港有六千人曾为事件上街，所以决定打破缄默，周四（16日）下午在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讲述他的大陆多个月的经历。林爆料，他被非法由深圳绑到浙江宁波扣留多个月，毫无自由，其后准转广东韶关监视居住。他亦指从李波方面得知，李波是被人强带返内地。林荣基猜测，绑架他的人并非公安国安系统，也非来自军方，而是中央专案组的人马。一“中央专案组”重新出现在文革结束后40周年的日子里，难免给五十岁以上的人时光倒转的感觉。时光倒转好哇，返老还童。玩笑归玩笑，容我向大家说说中央专案组的前世今生。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下面分三个专案办公室：“一办”由汪东兴负责，办案人员是从有关单位抽调的局、处、科级和部队的各级军官；“二办”由黄永胜负责，办案人员多是由部队抽调的师、团、营、连级军官，也有极少数地方干部；“三办”由谢富治负责，办案人员多数是公安部机关的干部，军队干部约占三分之一左右，均是组长一级的骨干。十年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参加过中央专案工作，无从得知。1968年底，周恩来请专案组人员看样板戏，江青等人参加，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京西宾馆礼堂均是座无虚席保守估计至少不下七八百人。老干部的专案归一办、二办负责。其分工是，一办负责党政的老干部，二办负责军队的老干部，三办则负责其他大案要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很大，必须永远废止。曾一度主持三办工作的赵登程（空八军原副军长，公安部军代表之一），提出“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办案原则，制造冤假错案。后来赵因严重破坏国防科研，被捕判刑。参加了刘少奇专案的一副局长被撤职并开除党籍。1982年4月，邓小平批示，“过去搞过专案的原则上调出公安部”。二文革结束专案组消失。可为何我又使专案组起死回生，重新文革气象？理由只有一个：集权专权，依权治国。因为专案组可以跳过党组织和国务院的官僚系统，直接听我指挥直接向我负责，办事效率极大提高。香港铜锣湾书店长期以来出版各种攻击党和政府、诬陷抹黑中央领导人的政治书籍，近来还热衷出版造谣诽谤我个人私生活的书籍。有关部门先是采取息事宁人的做法，花钱买断与我有关书籍的版权。没想到桂民海等食髓知味，以此要挟反复敲诈勒索，我不得不责成有关部门成立“铜锣湾书店专案组”，专案专办。若不成立专案组，按部就班循常规依法办事，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一举抓获全部涉案人员？顺便传个信露个底，编禁书可以，攻击党攻击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可以，就是不能攻击我和我家人。听懂了么。若有人胆敢继续出版有关我和我家人的书籍，别说是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香港，即便是在号称星条旗永不落的大洋彼岸，照抓不误。不信咱走着瞧。当然，《习总日记》除外。不要问为什么，凡事都有例外。

习“小组长”也爱开“座谈会”人们早已发现，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项最高职务的习近平先生对区区“领导小组”组长头衔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爱。这种偏爱产生了如下严重后果：不仅导致了“领导小组”这一临时性、事务性的议事协调机构异化为常设性、决策性的超级威权领导机构，也于潜移默化之间改变了——甚至颠覆了——邓小平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共高层政治结构及其所谓“集体领导”体制。事实上，由习近平亲任组长的那些个“中央领导小组”的管辖范围之宽、权威之高、权力之大，已经让国务院甚至政治局矮化为“领导小组”的下属办事机构。但是，观察家们似乎很少注意到，习近平先生也特别偏爱“座谈会”这种特殊的会议组织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央媒体专稿报道的所谓“专门召开”的“座谈会”，已经有四十六场之多，这还不包括那些中央媒体没有单独发稿，与视察、考察行程作综合报道的非“专门召开”的座谈会。其中，习近平召集的最著名的“座谈会”有二〇一四年十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今年二月十九日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今年五月十七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此外，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新疆、西藏工作座谈会，多次以大区域省市主要领导为成员的座谈会，多次以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陕甘宁老区扶贫致富座谈会，抗战胜利座谈会等等，于时政发展也都颇为重要。即使是像纪念毛、邓、陈云、胡耀邦冥诞座谈会那样的例行公事，也曾被习当局用来传达某些微妙而含糊的重要政治信号，亦不可谓不重要。习式“座谈会”是其理政的平台习近平召开“座谈会”的频率超过平均每月一场，其总数大概已超过了他的两位前任江泽民、胡锦涛所召集的座谈会总和。不难发现，习近平那些比较有个性、有一点幽默感，或者态度非常直率、言词比较粗鄙的讲话，往往不是讲在政治局会议或人大政协两会，而是在某个别出心裁的“座谈会”上首发。比如曾引发沸沸扬扬“十日文革”的“媒体姓党”论就是从“座谈会”上发出，一些重要的人事动向、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在省市主要领导同志座谈会、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率先表述。由此可见，“座谈会”是习式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平台。“座谈会”倍受习当局青睐的状况势必产生如下直接后果：人们欲了解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欲预测习当局的宏观政策走向，与其去关注人山人海、波澜不惊的两会，或云山雾罩、假大空废的中共中央全会，还不如多关注、多研究一下习近平亲自主持的“座谈会”。有事为证：今年的两会主席台上，习近平脸色阴郁，几乎全程板着面孔，而在两会前夕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在两会之后召开的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却情绪高昂、兴致勃勃，都曾滔滔不绝、洋洋洒洒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的“重要讲话”。此事未必说明习近平讨厌两会——也许他所讨厌的只是在两会上唱主角的那个人——但这足以说明，习近平很看重、很喜欢“座谈会”，这是千真万确的。习发布“最新指示”的捷径人们通常所说的座谈会，是指那种临时起意、顺便召集、不设严格的会员资格、参会人数不多、会议议程不定、与会者即兴发言、主持人随机引导的摸底会、沟通会、调查会、辩论会、谈心会。这种会议比较平等，大人物不必端架子摆谱作“重要讲话”，会议也不产生政治上、行政上的约束力，而只以了解情况、拉近领导与群众的距离为目的。比如，习近平到湘西考察扶贫工作，遇到一位家里没有电视、不知习近平姓甚名谁的文盲老大娘——“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于是，习近平临时决定，为了与贫乡僻壤里孤陋寡闻的父老乡亲们互相认识、联络感情、增进了解，邀请老大娘及其左邻右舍召开一个座谈会。但是，习近平爱开的却不是这样的座谈会。这是本文在座谈会上打引号的原因。习近平爱开的那种“座谈会”，是用其名义、取其形式，但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准备良久，有专门机构（通常是中办）负责会务，谁参会、谁发言、发什么言早已内定，会议的议题、议程甚至会议的结论早就作好了的假座谈会。这种“座谈会”最重要的特点是，领导人的目的不是听、而是讲，其他人的发言无关紧要，领导人的发言才是“重要讲话”，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烘托“重要讲话”。人们不难发现，习近平在很多“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有十分冗长的讲稿，或旁征博引，或“高屋建瓴”，比起他在党和国家正式会议上的讲话更加系统化、专门化。显然，习讲话的内容与份量完全不是座谈会的规格，也完全不符合座谈会的功能。会后，所谓“重要讲话”大都会立即加入“系列讲话”之列，成为供全党全国学习贯彻的指导性文件。在这个意义上，习式“座谈会”无非是一个绕过正式会议、不经正规渠道而公开发布“最新指示”的捷径而已。“座谈会”与“领导小组”异同作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习近平依法定职责必须或召集、或主持、或参加、或讲话的正式会议有很多，比如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全会、人大政协两会，以及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种“工作会议”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等。但是，正式会议的主要缺点一是成员固定——毛时代经常召开“扩大”或缩小的中央全会与政治局会议，但习迄今为止尚未获得此种毛式特权；二是议程死板，该开会就得开会，开完会必须散会，该走的过场都要走到堂——毛时代八大、九大相隔十多年，不搞掉刘少奇毛泽东就是不开会，而有时中央全会几个月不许散会，但习迄今为止也尚未获得此种毛式特权；三是正式会议一旦“选举”完成，决议“通过”，就会产生法定约束力，不太容易翻云覆雨。而相比较之下，“座谈会”优势凸显，想开就开，想多少人开就多少人开，想让谁说话就让谁说话，想作“重要讲话”就作“重要讲话”。想说话不算数也很简单，再找另一拨人开另一个议题相近的“座谈会”，说一番意思相反的“重要讲话”就够了。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在独裁体系里，“座谈会”与“领导小组”属于同类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妙处就在二者都是非结构化、非制度化之物，为最高领导人绕开“领导集体”、回避正当程序、行使专擅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来依宪法、行政法应由国务院或其他正式机构决定的事项，现在可以由某个居高临下的“领导小组”擅自决定；本来按“党的政治规矩”应由政治局委员或至少由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或至少逐个圈阅才能出台的某个新纲领、新政策、新“提法”，现在可以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座谈会”上被忽然推出。所以，习近平不应该开那么多的座谈会，即使他召开的目的只是为了多见一些正式会议上见不到的面孔，多听一些正式场合听不到的声音，这样的座谈会也未必合适——比如文艺工作座谈会之类。因为权力有边界，用权须规范，并不是当上了最高领导人，就可以在所有的领域、所有的事情上都讲上一通、插上一手。当然，他就更不应该逢“座谈会”必作“重要讲话”，尤其是不应该以最高领导人身份把那些本应在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或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之后才能生效的“重要讲话”搬到“座谈会”上去随意发表。即使站在维护中共现行体制的立场上，这样的“座谈会”也是严重违反“政治规矩”的事情。《动向》2016年6月号

全网查删《环球时报 铜锣湾店长“翻供”的实质内容不多》 ，相关报道一律不转载。...

什么是考验优秀共产党干部的标准？这个月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意味着在官方发起的吃喝运动中不甘人后，还要夜不闭户，随时欢迎外人入户清查。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从上周一（6月6日）开始庆祝斋月到来。根据伊斯兰教义，虔诚的穆斯林将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封斋，从日出到日落，不进食、不饮水，并多次祈祷。和往年一样，生活在新疆的1300多万穆斯林中很多人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

“中国崩溃论”在境外不绝于耳，它虽已声名狼藉，但可能是因为这应和了某些海外力量的愿望，因此愿意跟着起哄的人总会一拨接上一拨。...

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雨山 & 一颗马 & 公仔 & 伍豪 译读：T-Read | 译读小号二世：WinnieTheFool...

采访 | 张卓 洪鹄 编辑 | 洪鹄 摄影 | 邢超 人物 PORTRAIT = P 郝海东 = H   谈中国足球 我是一个被愚弄的人...

而在公安机关查验身份证的执法行为中，法律显然没有授予公民拒绝被查验的权利。我国法律的基本立场是先假定执法是合法的，公民不得拒绝。所以，公民应首先配合公安机关对身份证的查验，如果对公安执法有疑问，可以在配合查验之后，通过诉讼、复议、内部监督等渠道进行申诉。

王旭指出，“我们必须把立法初衷和立法价值搞清楚。”既然聚焦“身份证查验”问题，就要回到基本的法治思维。身份证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国家要给公民身份证？它到底首先是一种权利，还是首先是一种义务？我国身份证法的第一条就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要确立身份证制度：第一是为了有效证明你的身份，第二是保护你的权益，第三才是方便工作生活。

在数字时代，一个人的生日、年龄、出嫁的时间，甚至连一张清晰的照片都无法确认。只因为她嫁给了周永康。一则中国地方法院6月8日在网上公布的宣判稍纵即逝，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媒体醒过味来，意识到成为阶下囚的人是谁。阶下囚宣判寥寥数语，全文的网上截图如下：贾晓烨是谁？干什么的？她如何“利用影响”受贿？受贿金额是多少、“追缴”的“赃款赃物”又是多少？宣判书语焉不详。只说被告“当庭表示服从法庭判决，不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可以确认的有一点，贾晓烨已经成为阶下囚。可以确认的还有一点，她曾是另一位先她一年成为阶下囚的前中共“大老虎”周永康的妻子。从普通到神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写在汉朝人王充的《论衡》里。今日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此话依然生动精准。其它有关贾晓烨的信息，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而从中国的网上消失。仍能找到的，也显得模糊八卦，似是而非。有说她68年出生，有说她70年生人。有说她1990年代末，利用在中国央视财经频道任《每日财经》栏目编导的身分，多次采访周永康，双方结下关系。周永康的原配王淑华神秘车祸身亡后，贾晓烨嫁给了大她28岁的周永康。有说贾晓烨先是在四川结识并嫁给了周永康。周永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北京工作后，贾晓晔被安排到CCTV任编导，因其相貌平平，能力一般，处事低调，甚至差点在CCTV裁员时被裁掉。是周永康的一个电话，CCTV的高层才知道贾晓晔的来头。有说周妻身亡后，周永康四处“选妃”，更有溜须拍马者争当“红娘”。香港的《争鸣》杂志曾报道说，周永康相中贾晓烨后，“中宣部、中组部三次找贾晓烨谈话，贾一再要求给予时间考虑。在央视的催促下，贾晓晔答应了周。”或许都有点以讹传讹之嫌。“升天”与“入狱”但有一点可以推断。贾晓烨的人生轨迹本来与千千万万中国女性没有什么两样。求学工作、嫁人生子。直到她的人生轨迹与周永康的相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写在汉朝人王充的《论衡》里。今日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此话依然生动精准。北齐人杜弼在《檄梁文》里记载的另一个典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今日中国，同样活灵活现。2015年6月周永康被控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受审，三罪并罚，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周永康在宣判后随即和贾晓晔结束婚姻关系。《争鸣》杂志报道说，“贾晓晔在离婚书上签名后，哭着表示：‘压抑在心上的痛楚终于解脱了，但太晚了’。”的确是“太晚了”。整整一年后，贾晓烨也成了阶下囚。贾晓烨决定嫁给周永康的时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已是由不得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