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记者江夏编译报道：美国《洛杉矶时报》日前发表驻北京记者凯曼（Jonathan Kaiman）的文章说，甘肃临夏250,000人口中，约六成是穆斯林。但其中除了主流穆斯林外，还有萨拉菲派信徒。...

四川炉霍县中共当局于上月4日，下发了一份名为《炉霍县文化综合执行大队关于在全县收缴违禁达赖画像》的通知，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属“违禁反宣制品”，禁止悬挂、摆放在公共场合，而且当局将全面没收相关画像。通知称：“炉霍县超过40%的商店内均悬挂、摆放达赖违禁画像。凡持有达赖画像的各大小商家于2月2日前，必须将违禁达赖画像自动交送县文化执行大队。”，且 “对于逾期未交者，将采取强硬措施，强制收缴，并对当事人进行严肃从重查处。”

吉林访民郭洪伟母子因“敲诈勒索罪”及“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及13年。家属对这一结果表示愤怒。有访民认为，郭洪伟母子为了解决问题才不断上访，他们没有罪，这样的判决十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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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3名记者因涉嫌敲诈勒索被批捕事件仍在发酵之余，2月1日，陕西榆林市横山县一媒体座谈会疑闹出“严打媒体”的乌龙标语，让参会的不少记者打了个冷战。2月2日，横山县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出通报，称系工作人员疏忽，并向各级新闻媒体朋友真诚致歉。

2016年中共第一件大事，是喊出了“习核心”这个政治话语，这意味着，江泽民核心已告结束，或已不被承认。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向中央看齐，习近平核心团队进一步要求中央与地方以习近平为核心，向习近平看齐。当习近平真正被“拥戴”为新核心之时，他就成为中共真正的决断者，这是否意味着，习中央的政令可以出中南海了，还是意味着习的讲话可以通行全国，上行即可下效？而这对于党国、对于中国社会是福是祸，却无从知道。“习核心”呼之即出近日，署名“学习大国”的一篇《习近平密集强调“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如何落实》文章出现在腾讯网首页，这篇文章说：最近这段时间，“向党中央看齐”成为时政新闻中的高频词。一个多月来，习近平先后四次讲话，要求“向党中央看齐”。看齐二字，还被习近平加上了“意识”，看齐意识就是一种政治态度，不仅口头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还要落实在行动上。学习大国在文章里还找出了看齐意识的来源：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显然，现在许多领域许多人在习近平看来，出了偏差，但出了怎样的偏差？习近平没有具体指出来，只是宏观在用看齐意识来强调，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可惜，人们并没有看到习本人或他的团队具体指出哪些问题属于没看齐，哪些地方政府已经看齐了中央。如果既不能量化，又不能有案例说明，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不知其所指。具体看不看齐，对各地要员来说似乎不是问题，学习大国在文章里重点开列各级大员、要员纷纷向习中央效忠，并承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学习大国的文章里，“一口气列举了10个省区市，他们都表态坚决向党中央看齐，”各省市领导纷纷表示自己要做政治明白人，“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特别要突出思想看齐，切实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敬终如始。”这十个省市是：北京、天津、内蒙、辽宁、安徽、四川、湖北、山东、云南、陕西。腾讯首页的这篇文章大谈各地要员“向习看齐”，忽略了最核心的政治关键词：“习核心”。我们只有进一步去翻看各省市第一领导人的讲话，才可以见其端倪。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其讲话中，列举了一系列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是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自觉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领导核心。”这一段描述，看起来是强调党的核心有不同层次，但实质是在强调党以习中央为核心，习中央以习为核心，向习看齐，就是忠于党。中共的党内规则与逻辑关系，一目了然于李书记的讲话中。“增加核心意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也强调了增加核心意识。什么是增加核心意识，就是要强调“习核心”，不允许任何人顾左右而言它，老核心时代已告结束，新核心时代已然来临，要求各一级党政大员认清形势，紧跟习中央走。栗战书是习的大内总管，最清楚习的焦虑，或者了解整个中央级大员的境况，在此时高规格强调看齐意识与核心意识，显然是习的政治焦虑造成。反腐造成的重压，经济形势如此严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都需要各级要员拿出办法来解决，但整个形势处于无解状态，大员要员更多的观望，习想推行的政策，也无法落实、推进。习团队此时能给予习的安慰，可能就是一顶极品的“核心”桂冠了。习已贵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与国家军委主席，并身兼多个中央级小组组长，仍然感到政令不畅，感到权力难以成功运行，怎么办？现在中共内部只有顶端的桂冠，就是“核心”，现在栗战书在新年开局，就是要迫使各地大员效忠，拥戴新核心，以强化习的威权与集权，要在各地掀起学习“习理论”的热潮，要用习的理论，武装头脑，推进具体工作。政治效忠是一种精神安慰，并无实质意义，只是让部下口服、臣服，也只有极权治下的最高统治者会要求下属效忠。而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每一个政治角色完成自己的职业任务，完全不需要下级对上级的效忠，要忠诚的，只有宪法。国家最高权力在总统手中，但受到国会制约，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人权或保障人权，所谓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都是为人权而存在的价值。“核心”的政治意义1989年6月16日——“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12天——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会见杨尚昆、万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中共新领导时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次会议邓小平完成了核心的交接，“钦定”了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说得通俗一点，核心就是谁说了算，邓小平在世时，邓小平说了算；邓小平授予江泽民以核心地位，他自己就是太上皇。这种核心极权制度，早在古希腊之时就有过，和平之时，以民主的方式决策，但战争状态中，一切权力均交由军事元首最后决策，因为，如果不能通过集权方式形成快速决定，就会贻误战机。邓小平在六四之时，看到中共面对学生运动与大规模民主运动时，没有“战斗力”，所以要扶持一个核心政治人物出来，由核心来最终决定对整个党国的生杀予夺。核心是靠他对党国的贡献，或人格魅力？或党内民主推崇？都不是。邓小平的核心地位，完全靠枪杆子，江泽民之所以能凌驾于胡锦涛十年总书记之上，还是靠他对军队的成功控制。现在习团队之所以敢于在“江核心”还在世之时号召各地大员向“习中央”效忠，向习近平看齐，并以核心称之，证明习近平已完全掌控了“枪”，枪杆子出政权，枪杆子出核心。与江泽民不同的是，习近平这次核心的确立，是以各地大员拥戴的方式，而不是由江泽民在某一特定场合“钦定”。其中政治意味，不言自明。“核心”的历史回顾我们稍加回顾这种“核心”现象，会发现背后问题严重。也即，无论有无政治核心，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毛泽东没有被称为核心，但其实他是真正的核心——“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利用自己的核心地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挤压、打垮了民主党派，然后又利用自己在国家近乎神圣的地位踢开党委，闹文化大革命，实现了一个人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地位。他一个人加上中央之外的革命委员会，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革，造成了国家动乱与罕见的人权灾难，当然他的同志与战友包括习家，也多被迫害与摧残。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使邓小平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击党内外任何政敌，邓的个人威望是一方面，而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使枪指挥党成为可能，“邓核心”制造的六四灾难至今无法平反或纠错。当然，“毛伟人”的文革灾难也没有从根子上清理，文革的政治迫害方式仍然在继续作祟。江泽民的核心时代，右手制造“三个代表”，让资本家入党，使中国进入权贵经济模式，左手严打民间信仰者，制造大规模的信仰迫害。胡锦涛一直没有被核心化，所以“胡时代”没有大规模的动用国家机器制造人权灾难，但相比于毛、邓、江三个核心时代的大规模焦点式作恶，“胡温时代”是散点式的侵犯人权。权贵经济一旦形成，必广泛地侵犯百姓人权，每年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上访、维权案件说明，各级政权普遍地侵犯百姓的经济利益，由于司法控制在各级政府手中，任何不义不公，都无法在当地得到纠正，而当人们借助上访制度与方式之时，又使中共高层面临北京稳定的焦虑，这样各级的截访或将访民进行拘捕、劳改、关进精神病院，维稳经费每年数以千亿，高过军费。胡锦涛没有成为核心，所以他无法控制整个国家局面。他的上面有精神领袖“江核心”，下面有无数权贵，边上有听“江核心”指挥的枪杆子，所以，不是核心的中共领导人处于被挟持的状态，无所作为。正是因为无所作为，才有腐败蔓延，才有极端的侵犯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事件海量发生。“习核心”的三条路毛泽东1945年提出看齐意识，那时是战时状态，邓小平1989年提出政治核心或核心意识，也是基于一种“动乱应急”，它造成的后果，都是军人政治或政治极权。如果一个政客，前天向“邓核心”表态忠诚，昨天向“江核心”表态忠诚，今天立即向“习核心”表态忠诚，你信吗？这样的忠诚有什么意义？忠诚只有在局势变局过程中，在自由的选择中才有价值，当习近平已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时，这种表态忠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别人寄附你权势之篱下，只能摧眉折腰，以求平安与利禄。所以，核心桂冠之于习近平，也许可以为其极权造势，让中共各级大员保持与习的政治一致性，使习的威权达至极权之境。但我们看到，无论是个人极权，还是多寡头制的分权，对中国社会的危害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共政制使然。当然，极权或确立政治核心，可以让最高统治者更随心所欲，统治者更顺风顺心，但这种顺风顺心是建立在所有官员对核心唯唯喏喏、只有执行不敢反对的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最高核心任何错误，都会被执行、被放大，都可以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与国家人权灾难。当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精神核心之时，习近平或其核心团队应该意识到，谁是“习核心”的监督者与制约者？摆在“习核心”面前是三条道路：第一条是还权于民之道（西方模式），让全国人大具有法定的监督中共中央的权利，设立宪法法院，对中共中央违宪具有独立的调查权、监督权与否决权（弹劾权），逐步让中国过渡到宪政民主制度；第二条道路，新加坡方式，有限开放媒体与党禁，实行强人强权之治，让中共政权长期控制在自己或自己人手中，保证自己的政策长期执行；第三种方式，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方式（朝鲜模式），进一步封邦锁国，不允许公民社会有任何自由度，党国一体，打压知识分子与民间信仰者、打击或拘捕维权者与申张正义的律师，一切都在党的管治之下、国家警察的监控之下，实行完全的法西斯之治。习核心面临艰难的选择。

陈振铎2016年1月15日，我开始在Facebook、微博和微信三个平台观看台湾大选。自2000年以来，这便是我的保留节目，四年一次，无论处于何地从未间歇，跟元旦期间只要有山就去登山、有电视就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样，成为仪式般的惯常。这次感受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台湾。Facebook上的台湾“小霸王”们颠覆三观。我称那些“天然独”的小孩为“小霸王”，是因为他们机械地不断爆发独立情绪，像一台台“复独机”。其中一个“小霸王”，措辞和行为都“屌炸天”，在护照上贴了个“台湾国”贴纸出境，被警察拦下却义正言辞，最后顺利出关。无数人为此点赞，各种对大陆的恶言也引来一片赞。点赞的人中，有我认识和尊敬的台湾朋友。这让我沉重。这种沉重不涉及正义、所谓的民主与黑暗等符号，纯粹是从乡土出发、以各种碎片事件连接起来的台湾感情的跌宕。我虽未去过台湾，在这次选举之前，这种感情却一直相伴相随，从来没有疏离。它从哪里来、向何方去？借着千禧年开始的对于台湾的碎片记忆，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一2000年之前其实就有些台湾印象了。九十年代初的浙西南边陲山区村落，信息封闭，对台湾的认识始于小学人教版课本《宝岛台湾》一文：台湾是“稻米、甘蔗、水果之乡”。玉山“是我国东部最高的山峰。山顶上冬天积雪，晶莹耀眼，远看如玉，所以叫玉山”（8月的玉山北峰，见文首图）。这些手绘的景色和文字就是我对“宝岛台湾”的第一印象。广播和卡带里多是港台流行音乐，好听的歌还会手抄传阅，小孩贴上喜爱的明星头像贴纸，看译自台湾的日本动画片，长辈们则看台湾古装和民国题材电视剧。晚辈偶尔也会听家中和村里老人们聊起国民党抓壮丁的往事，知晓这家那家的亲戚现在还在台湾。比较热闹的是1995-1996年台海危机，家中西湖牌黑白电视里的新闻每天都剑拔弩张，说要打仗。这对于小孩来说倒是兴奋，因为那时流行的游戏就是跟电影里一样，扮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山里玩打战游戏。危机中两岸普通人的感受，看不到，那时也不理解。1999年，外婆家装了村里第一个小卫星锅，可以看到境外电视。那时除了凤凰卫视，我们还爱看东森台。我第一次看直播就是2000年的大选，当时感到非常新鲜，因为一大群镜头实时对着陈水扁和宋楚瑜，还跟着他们到各自家里拍摄，连厕所都不放过。这可是总统候选人啊！陈水扁胜选后在庆祝晚会激情澎湃。“阿扁！阿扁！”——用第四声带着台湾方言发出的“扁”，和“变”同音。我第一次对台湾的政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时也照旧关注选举，但2000年的那股热情再也没看到过。与台湾的交汇是生活里的文化。2002年左右网络还不发达，除晚上在寝室里集体听杭州本地的汪峰和“艾米与可乐”等节目，我还爱躲在上铺听“敌台”。每天传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北国际之声”时，心里是毕恭毕敬的，主持人甜美的声调带着台湾腔没有嗲气，新闻全面不花哨，而且有人情味。还有刘若英和范玮琪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几乎跟着CD机和MP3机走遍了杭州的每个角落，现在旧地重游时，脑子偶尔就会自然响起他们的某一首歌。二这种从台湾输入、伴随生活的文化，让台湾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距离，它在当时的生活中形成的亲密感，甚至比上海对我们的距离还要近。来法国后，对台湾的印象变得既抽象又具体。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政治经济学课补考，我拿出富士康员工与法国电信员工自杀的例子来对比讨论。那时在大陆的台商企业不断爆出负面新闻，让人觉得这些商人来大陆不是为义而是逐利的，我第一次认识到两岸关系的现实问题。2009年冬天我初到巴黎，在巴士底广场新巴黎歌剧院排队买票，后面排着华人面孔的游客，随即攀谈了起来。他们仨是从美国来巴黎游玩的台湾华裔，母亲自七十年代赴美国读书后定居加州，一子一女是美国公民。家人怕他们像一般的ABC那样失去对自己文化的认同，送他们回台湾读小学和初中，然后高中返回美国就读。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发现两代人是有沟壑的，母亲仍认同着中华民国，看到大陆人亲切友好，能聊她在大陆旅游看到的各种现象以及同大陆亲戚的联系，对两岸的隔阂抱有遗憾之心。儿子安静寡言，读法律的女儿爱争论，开口就是：“1996年导弹对准我们，你们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嘛？”细聊下去仍能站在理性立场就事论事，她爱的还是她的中华民国。2013年秋天，在韩国水原市开会，遇到了S先生和他的夫人。S先生是老国民党，毕业于辅仁大学法语系，后来在巴黎政治学院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攻读硕博，曾任台湾驻非洲某国大使和驻法国副代办，退休后在台湾政治大学和淡江大学做兼职教授。他们夫妻俩符合我对国民党精英的预期，一口标准国语，形象高大帅气优雅，谈吐之间不矫揉造作，对历史和当下的问题都不回避，持开放立场理性讨论。S先生的太太说：“台湾现在的视野变得狭隘了，是被‘岛’的地理束缚着。台湾离不开大陆，抛开政治和经济不说，光文化他们怎么可能离得开中国呢？”接着是一口叹气，然后沉默了片刻。当她讲“中国”的时候，能感受到一家人似的语气，没有距离和隔阂，也感受到他们从国民党撤台后最黄金的年代到现在被边缘化的大起大落，那种不甘和无奈竟然有些凄凉感。很显然，他们不再会是主流。三第一次对台湾感到陌生，源于一部文艺作品。“歌真好听！”这是和几位朋友的一致感受，这些都能激发对台湾的热爱，但两种热爱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当《海角七号》电影从范逸臣以“操你妈的台北！”开始绝尘而去回到乡下，最后在海滩上和日本姑娘结为连理时，我怎么也不认识这个台湾了——即使我带着喜爱看过两遍，在课堂上和同学多次观看并讨论这部电影。很快这种陌生在另一次项目考察时重现。那是接到江山市廿八都的改造意向后的一次考察，虽然该市在家乡隔壁，我却从未去过。廿八都是古时浙闽边关军事重镇，和台湾的关联，远从郑成功说起，近来更鲜活体现在从地方志和那些高官后人或乡亲里蹦出的一个个国民党官员。无论是两岸共知的高官还是一些小公务员，他们和普通的中国人以及现在的公务员无异，靠学习离村离乡进县城、考省城、留南京，靠才识和抱负留在当时的民国政治系统中。富商遵循类似轨迹，由富而绅。听完这些故事，我在古镇上抛开队友，拿着手机在他们留下的老宅中逛，试图把这些民国高官和台湾联系起来。串起的不是台湾，是民国高官和各种台湾电视剧串起的高官富商的家长里短。在当时作为戴笠情报局临时机关的房子中，空荡荡的老宅展览着当年的档案资料影像。官方想体现意识形态，而档案中的书信给人看到的是那些逃往台湾的高官们当年的人情、理想和抱负。无论偏远山区的江山系国民党高官的历史让人多么亲切，现实却令人如履薄冰。这种沟壑扩至学术和政治，甚至是私人生活。高雄一位地方女教授，连续几年都来杭州开会，每次都热情欢迎大家去高雄，还发放带来的小礼物——高雄人权博物馆的小布袋。我也热情友好回应，结果同事事后严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注意你的言论啊，她是‘台独’，要保持距离！” 另一次她借高雄港区整治的案例，讲到当下如何重构日据时代的认同时，引起了在场一些教授的不快。大家对她论述日据治理的暧昧产生了争议。国民党某高官公子拜访杭州某位退休官员，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城市的经验，官员侃侃而谈。看到那位高官公子似乎听得很认真，官员当时心想他会不会真的拿这套纲领前去竞选。后来台湾竞选时，这些担心一一成为现实。结果众所周知，素人上台。回巴黎看贾樟柯《天注定》时，同学介绍认识一位台北姑娘。姑娘的父亲是警察，退休前只升到派出所所长，郁郁不得志，对国民党官僚体系厌倦排斥。她自己对中国天然感到生疏，只因做过音乐电台编辑和研究所助理，阅历使她能够温和理性。如此理性的人对“中国”甚至是“中华民国”都变得陌生，这稍稍让人不安。真正形成“两岸形同陌路”的感受，来自于朋友当时来自高雄的女友。大家每次聚餐偶尔聊起两岸话题时，这位女士总低头不语、简单吃几口，又回到房屋捧着她的IPAD看娱乐节目。用两个字形容她对大陆的观感——“不屑”。四“台湾还回得来吗？”近年和台湾朋友交流这个问题时，“中国”从原来的两岸一家亲变得陌生、讽刺甚至带着一丝莫名的仇恨。以前嘻嘻哈哈调侃着靠马云和蔡崇信在淘宝标注“江浙沪和台湾省包邮”估计就能“解放台湾人民”了。但自己从2000年到这次大选变化的台湾观感直觉来看，情势却不容乐观。当双方因情绪变得极为敏感，肮脏的势力趁虚而入。不管围绕这次大选的若干事件有无民进党幕后操纵，“中国”议题在台湾民间已变成一厢情愿。即使民进党不挑战底线，时间拖得越长，其实越符合台湾社会自身的期待，这对于坚持现有宪制疆域的人不是好事。从自身经验受跳出，我在幻想是否存在一种超国家的模式——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互相磨合和成长，找到政治互信后建立联合体。在大陆本身从自身经验形成了自我循环且不同于任何以往从西方移植来的治理模式时，这似乎成为维持现状以外唯一可选的合理项。欧洲内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所进行的欧洲联盟这种政治和社会实验，其实依托于超国家的乌托邦之上。虽然欧盟目前荆棘满路，但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可能吗？系统回忆意味着切割、封存、告别和再出发，因为台湾于我而言保留了心理的、文化的故土与源泉，那个台湾延续着中华的族统和国统，是未亡的种子和星星之火。现在看到的台湾是陌生的，人民的认同与对未来的愿景渐行渐远，需要做出一个切割，剪得断，理才不乱。1月20日，法国《解放报》头版排了一幅占了半版的照片，一位男人站在乡间的小路昂首挺胸向前走，路尽头是一颗大树，照片上寥寥数语：“Michel Tournier, mort un lundi”（米歇尔·图尼埃，周一去世）。这位作家的成名作《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薄狱》，恰好像个时空符号，印证了台湾在我心中的变化，它成了图尼埃的鲁滨逊：“爱和死，是个体解体的两面；爱与死一起冲动，一起投身于大地。他们都饱含着对土地的热爱。 ”再见，宝岛台湾。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作者：鲍君恩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好送人情？为什么中国人送礼轻仪式重价值？为什么越是社会底层人情负担越重？ 你会觉得春节轻松快乐吗？ 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的“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的关切，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笔沉重负担。 据西南财经大学 2012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

@CCAV：晚饭后，我舒舒服服的坐在沙 发上看着新闻，我一哥们不停的在我旁边瞎吹牛。“我昨天赚了几百万”、“我和好多明星睡过”…几分钟后，我实在是听不下去这些让人恼火的胡编乱造的谎言，于是我愤怒的走上前去，关掉了《新闻联播》，专心听哥们吹牛。 @作家崔成浩：新闻说，呼格冤案，27人被追责。可翻开处分结果一看，却几乎都是警告和记过。我仿佛看见一大腹便便者举杯说，“来来来，罚酒三杯！”...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当局公布对呼格吉勒图冤案办案人员的处理结果，27名办案人员绝大多数被中共党内警告、严重警告与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 相关阅读：北京青年报 | 呼格案处分27人多为党内警告 官方新华社报道，被处分的包括时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王智等11名警方人员，呼和浩特市检察院检察长文达等七名检察人员，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刑一庭庭长梁国裕和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院长张凤仪等八名法院人员。...

@remonwangxt：一位身著阿瑪尼的十三歲少年列席深圳兩會，接受採訪時他說“不要讓一張考卷決定我們的未來”，當然，在趙國，大多數少年先鋒隊隊員的未來是從受精卵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