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 年 3 月 11 日，基地组织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导演了震惊世界的列车爆炸案，近 200 人丧生。三天后进行的大选中，支持出兵伊拉克的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和他领导的人民党被社会党击败。之后不久，新当选的首相萨帕特罗宣布，西班牙将从伊拉克撤军。 许多人相信，人民党倒台体现了恐怖袭击导致的民意转向。在选举前一周的民调中，人民党的优势还十分明显（高出对手近 6 个百分点）。然而，在 “3·11” 事件后，人民党政府错误地将矛头指向本土恐怖组织“埃塔”，而非实际的幕后黑手基地组织，引发选民极大愤慨，最后使得社会党一举扭转战局。 2011 年，西班牙经济学家 José G. Montalvo 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证实了上述观点。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排除民意在 3 月 11 日之前就倒向社会党的可能性？研究者巧妙利用了如下事实：西班牙法律规定，为保证选票被及时计入，从 3 月 2 日（大选前 9 天）起，旅居国外的西班牙公民就可以到当地领事馆投票，或者将填好的选票寄回国内。因此，当恐怖袭击发生时，许多海外公民早已做出了选择。 对比来自海外和本国各省的选票分布，学者发现，平均而言，在袭击发生后进行投票的本国选民确实在 2004 年大选中更加支持社会党候选人。假设袭击发生于 2000 年，上述趋势则不会出现。根据这一研究估算，如果没有 “3·11” 事件，人民党得票率会增加 6.7 个百分点，很可能在 2004 年大选中获胜。这说明，确实是恐怖袭击左右了西班牙政客们的命运。 在经历恐怖袭击的国家中，生活遭遇改变的何止是政客。2010 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经济学家 Gould 和 Klor 考察了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恐怖袭击如何影响以色列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他们利用某人权组织搜集的袭击数据发现，在那些恐怖袭击导致较高死亡率的以色列地区（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雅法等等），人们更倾向于对巴勒斯坦做出领土让步，更愿意允许巴勒斯坦建国，在政治上也更偏向于左翼温和妥协的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们确实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当然，让步不可能是无底线的：研究者发现，在达到一个阈值之后，死亡率更高的恐怖袭击反而会使当地民众对巴勒斯坦的态度趋于强硬。然而，大部分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严重程度远不及上述阈值。从这个角度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倾向于进行分散小规模攻击的做法，是一项精明的策略。 大部分恐怖分子或许都会觉得，自己是为同胞浴血奋战的伟大英雄。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同胞都能从他们的暴行中获益。2011 年，《经济学季刊》上又发表了一篇论文，两位经济学家在文中考察了 2000 年至 2004 年间以色列小额索偿法庭上私人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发现如果法官和原告来自同一民族（同为阿拉伯人或者犹太人），那么原告的诉求获得批准的概率会上升 17% 到 20%。研究者们指出，由于法院事务繁忙，新增案件会自动安排给日程表上最快有空的那位法官进行审理。因此法官的民族在不同案件之间可以视作是随机分配的。而此类案件的审理一般几分钟即告结束，诉讼双方也不允许聘请律师，因而法官对当事人的第一印象尤为重要，这就给种族偏见的干扰留下了空间。 更加令人吃惊的结论是，如果法庭所在地区近期由于恐怖袭击导致死亡人数增加，那么法官（可能无意识）表现出的种族偏见也会相应增强。这种更强的偏见不仅仅体现在本民族遭到袭击的犹太裔法官身上，也表现在阿拉伯裔法官审理的案件中。换言之，恐怖活动加强了民族身份认同，但也加剧了民族间的对立，使诉讼双方更难得到公正的判决。 恐怖分子带给同胞的灾难不止于此。上文提到的两位学者 Gould 和 Klor 2014 年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文，指出 “9·11” 事件给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带来长期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显示，“9·11” 事件之后，在那些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即犯罪动机取决于对受害者特征刻板偏见的犯罪）”急剧增加的州，穆斯林移民群体族内通婚概率更高、生育率更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更低、英文水平更差——换言之，这一族群变得更加封闭，更加庞大，也更加保守。然而，无论是在其他移民族群，还是 “9·11” 事件之前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中，类似的趋势都未曾出现。针对犹太人或者同性恋者的“仇恨犯罪”也不会导致相同结果。 两位作者指出，先前研究都认为，恐怖袭击可以唤起本民族的极端情绪；但这一研究显示，恐怖袭击也能在其他民族心中点燃同样的仇恨之火，并有效地减缓本民族融入西方社会的速度。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这样的局面可能是他们乐于见到的，但无论对于穆斯林还是西方世界的普通民众，族群之间隔阂的加深，都只能为今后的更大规模冲突埋下伏笔。 自 “9·11” 事件之后，从马德里，到伦敦，再到今天的巴黎，惨绝人寰的悲剧一次次在我们面前上演，其中的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Gould,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