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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屠呦呦成为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之一后，在一片祝贺声之中，有舆论认为，这应归功于民国时期的教育体制，而不是毛泽东。院士制度今年84岁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领导研制抗疟药物——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而成为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同时也是诺贝尔医学奖史上第13位女性得主。受中医典籍启发的屠呦呦获诺奖后，称“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而她的得奖也引发许多话题，除了中西医之争再被讨论外，同时引来大众对中国院士制度的检讨，因为屠呦呦多次被提名参选中医科学院院士却一直落选，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的她，被称为是“三无科学家”。2011年9月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时，《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探究其落选院士的原因，文中提到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等人，虽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而贡献卓著的屠呦呦却落选院士，因此提出应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因战争而起的研究另一个被讨论的话题，则是屠呦呦能发现青蒿素，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时代吗？同样在屠呦呦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其实要“感谢”毛泽东。因为在60年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全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暴虐摧残。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份子被批斗、迫害、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多人被打死或选择自杀。中医也不例外，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崔京艳在“百年中医的三次论争”一文中提到：“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但就在这情况下，北越的求援意外救了许多科学家。炎热潮湿的越南，蚊虫众多，北越士兵患上一种当时无药可治的疟疾，倒下一大批人，北越高层因此向中国求援。毛泽东下令将优秀的科学家投入到抗疟药物的研发，成立523项目，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加这个秘密军事科研任务，屠呦呦就是其中的一员。抗疟药物研发之难，被形容成大海捞针，这群科学家转而向传统中医找出路，在文革期间虽有点讽刺，但屠呦呦正是从中国东晋时代的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改用低温榨汁的方法，获得了青蒿素。该“感谢”毛泽东吗？事实上，毛泽东政府下令研发药物的背后，不是为了中国人的健康，而是因为援外战争——解决北越士兵疟疾问题，在这情况下，更讽刺的是，数年后，中国反而跟越南在边境上打了起来。教育与体制另外，屠呦呦的成就，许多民众也认为不应该归功于毛时代，网友把这归于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综述网友的评论观点，1930年出生的屠呦呦，跟得到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及李远哲一样，都是在接受完整的中华民国的基础教育下长大的，民国时期对教育及人才的培养极为重视，在抗日战争期间，教育依然摆在重要的位置。虽然屠呦呦1951年考入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药学院）药学系，但那时的大学还是民国期间的教育遗风，基本教育理念、知识传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如果屠呦呦是在文革时期读中小学，那么她不是工农兵学员，就是下放知青，将不会有今日的成就。许多网友认为，如果没有反右、大跃进、文革这种事的发生，人民能有安定的环境接受教育，今日得到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应该会更多。除了教育问题，体制也是原因之一。中国作家冉云飞也借着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一事，发文指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曾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冉云飞认为，曾在大跃进时支持亩产上万斤，反右时痛斥右派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钱学森这是在“明知故问，揣着明白装糊涂”，冉云飞对此表示：“一个不自由的制度下的学校教育，怎能培养出人才？”

原文中，第一个和毛泽东有关的”thanks to”被译成“感谢”，而第二个涉及到负面内容的”thanks to”却被译为”由于”。这说明译者对”thanks to”的多层含义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需依照上下文内容来判断的短语，可以是表达感谢，也可以是反讽或责备。

那上述的第一个”thanks to”到底是不是指感谢？原作者在上下文内容里其实表达得非常清楚。

刚刚宣布的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中国社会带来十分丰富的话题。获奖者共有三人，但是在迅速传遍中国网络的大部分消息中，美国的威廉·C·坎贝尔和日本的大村智被完全忽略了，被称为“其他两位科学家”，中国科学家屠呦呦成为惟一的主角。但是，跟屠呦呦的获奖成就相比，中国网民显然更关心她的国籍；排山倒海的祝贺留言中，与其说是为她个人获奖感到高兴，不如说是为“祖国的荣誉”而自豪。在维基百科词条中，她的名字下立即添加上“首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的获诺奖的科学家”。甚至有消息强调，她是一位中共党员。这在诺贝尔获奖历史中并不常见，也与该奖项强调个人成就相悖。中国非常看重国际奖项，而且更为倾向于把它和“国家荣辱”挂钩。为了培育更多的体育冠军，中国政府实行集中全国优势的“举国体制”。为了中国人获得或者不获得诺贝尔奖，中国政府也进行过游说或者施压。但是，相对而言，诺奖比体育奖棘手一些。和平奖的两位获奖者达赖喇嘛和刘晓波，一位是流亡中的“分裂主义者”，另一位是至今被关在监狱里的“犯罪分子”。文学奖也有两位获奖者高行健和莫言，前者因痛恨中国专制而移民法国，后者则公开为言论审查辩护，让许多中国人都感到难为情。“文革”也能培育出诺奖？这些奖项中的政治因素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恐惧，加上中国政府淡化和歪曲自由、民主及人权等人文教育，人们普遍认为，只有科学奖才是货真价实的肯定。恰恰在此领域，中国人的收获几乎一片空白。多少年来，媒体一再就此展开讨论，被称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讨论普遍反省中国压制个体发展的教育体制、受意识形态干扰的学术机构及被官场腐败侵蚀的科研体制，参与讨论的官方喉舌媒体则往往强调西方评奖机构的偏见，以及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宣传：“只有国家强大了才有希望获诺奖”。屠呦呦获奖重新点燃这场争论。网络上已经有人宣称：中国的教育体制也能培养出诺奖！批评者反唇相讥：中国社会如此看重身份头衔，可是屠呦呦连中科院院士一直都没有评上，还能说她是国家重视的人才吗？讨论甚至延伸到“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之争”。有人指出，屠呦呦的主要医学成就青蒿素是在“文革”期间研发，充分证明强调自力更生的“前三十年”比强调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更能培育人才。诺奖不能改变压制科学的事实诺贝尔奖是根据诺贝尔本人的遗嘱设置的。遗嘱中说：“我的明确愿望是，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我在此声明，这样授予奖金是我的迫切愿望。”显然，诺贝尔强调个人成就和普世原则，并不想让它受制于国家、地域和民族身份，也不希望被这些方面所利用。另一方面，有些组织和政权阻碍科学发展和文明进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屠呦呦女士获奖应该得到祝贺，但是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中共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为人类科技和人文进步作出足够的贡献，而且毫无疑问源自政治压迫。在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教授和作家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她的丈夫也被押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至今日，中国教育也同样为了意识形态洗脑而压制个体创造力，致使无数科学梦想被扼杀在摇篮；中国科学界也同样因为体制腐败，浪费大量人类资源而成就平平；莫言获奖未能激励中国人文进步，反而让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蒙受更大的羞辱。其实，屠呦呦获奖最大的惊喜，也最容易被舆论忽略的，是对仍然桎梏于父权制度的中国社会的警示。新近发表的人口调查显示，中国男女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衡，但是媒体强调的不是女孩歧视与女婴虐杀，而是“男孩危机”，并称只有男孩可以让中国的军事、科研及人文强大起来。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媒体报道说，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市首次实现了监控摄像头对全市百分之百的全覆盖。有评论人士认为，由于中国大陆缺乏保护公民隐私的法律规定，使得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成为问题。北京当局的全覆盖监控系统主要针对的恐怕是访民和维权人士。街头监控摄像头密布全市，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城市的一大特色景观。北京《晨报》10月4号报道，今年国庆期间，北京2012年启动的天网工程首次达到百分之百全覆盖，公安局动用了四千三百多人对监控镜头进行跟踪。报道引述北京警方的消息说，今年以来依靠“天网工程”，北京市警方破获案件1500宗，拘捕2370名疑犯，比去年增加5%，同时北京市街头刑事和治安案件比去年下降了27.7%。香港《明报》的相关报道说，今年北京市全面启动19个县区级和362个派出所录影平台，街面监控摄像头比去年增加29%，监控摄像头数量最少三十万个。中国网络作者刘先生表示，实际上北京市官方设置的监控摄像头已经超过四十万，“三十万是奥运会的数字，现在大概超过四十万了，80%分布在市中心区域。再加上小区、物业、商场等等，数字可能比这个还要多三倍。”面积一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市中心六区面积约670平方公里。按照刘先生提供的数据，北京市中心区域每平方公里约有四百多个摄像头，平均每万名居民有五十个。英国著名涂鸦艺术家班克西曾有一个著名作品，一个监控摄像头紧紧盯着一堵高墙，标题是“一个全面监控的国家”。英国上世纪著名作家奥维尔在他风行全球的小说《1984》中，曾经描述过一个人民随时被“老大哥”监视的场景。“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集权专制国家的一个特征符号。旅居美国的北京居民、专栏作家章天亮博士认为，目前北京市的情况，远远超过了奥维尔当年的想象力，“当时老大哥还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只能在办公室和家里看，现在只要一上街就看到，我想很多人都会感到很不自在的。”章天亮博士认为，中国当局安排密度如此之大的监控摄像系统，主要目的应该是监控北京的访民和异议人士等所谓“不稳定因素”，“中共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破案，当然也会发现一些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是为了监视异议人士和象维权律师这样的人。”中国公安部2004年启动“天网工程”，在全中国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安装大量监控摄像头，该工程于2012年全面开动。中国安保网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开始，主要为公安部门提供监控摄像头安装管理的行业出现巨额增长，从2004年的约两百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三千亿元人民币。中国一位法律工作者黄先生也认为，目前中国各地大量安装监控摄像头，目标是针对当局的维稳目标，而不是为了一般刑事案件，“中共说起来肯定是说为了破案率，但实际上这里面有些问题，就是侵犯人权，比如对异议人士的监控，比如对那些他们认为不放心的人需要监控。”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北京市并不是中国大陆监控摄像头最密集的城市，上海的摄像头数量排名中国第一，一些中小城市的密度可能更大。过去几年，中国发生不少监控摄像头拍摄的录像在网络曝光的事件，而事主却无法追究个人隐私被任意公开的责任。中国的刘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有关监控录像头的安装、内容保存、保密和使用等方面，都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存在很多问题，“这种全面监视，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肯定可以提高破案率，但另一方面，则涉及到如何保证个人隐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现在这种法律环境下，肯定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等，部分大城市也存在大量监控摄像头。三位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人都认为，大量摄像头的存在必定带来如何保障个人隐私等法律问题，但在中国大陆这样法制不健全，以及民众对司法体系不信任的国家，其对公民权利保障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得多。记者:石山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