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今日基督教》8月3日报道，“中国的耶路撒冷”当地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已从教堂建筑上拆除了数百个巨型红色十字架。现在，中国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正在联合起来，把红色的十字架重新放回公众视线，虽然尺寸要小得多。在一个网上运动中，浙江省的教会领袖们呼吁众基督徒手工制作数百个小型木制十字架，把它们涂成红色，摆在家中或他们的汽车里。“他们每拆一个十字架，我们就会竖起来更多”，一位要求匿名的教会领袖对《卫报》表示。“我们甚至在考虑制作带有十字架图案的旗帜和衣服。我们会让十字架遍及整个中国。”（当局）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始于2013年，但去年夏天对基督徒的打击最为严重。数百个十字架被拆除，有时伴随着拆除整座教堂。基督徒们不时坐在他们的教堂前抗议，或在十字架前保护它。世界基督教团结会（CSW）报告说，2014年有100多人因抗议当局拆除十字架而被拘留或逮捕。另外38人在抗议期间遭到殴打或受伤。去年秋天，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减少，冬季似乎完全消失了，但今年春天又重新升温。5月份拆除了17个十字架。7月份又拆了10个.同样在5月份，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教堂十字架新的指导方针：它们必须是矮的，不得超过建筑立面高度的1/10。它们必须贴在建筑立面上，不得竖立在建筑物顶空。这些规则意味着所剩的大多数教堂十字架必须得拆除，它们通常是红颜色矗立在建筑物顶。浙江省温州市因为有一百万新教徒及大约30万天主教徒而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从温州市天主教领袖们写的一封公开信来看，中国的基督徒们正在对这场运动失去耐心。“我们的教区一直很耐心，合情合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宽容，我们祈祷、沟通和观望，希望阴霾能散去”，这些领袖们写道。“但他们没有停止过。相反，他们已升级了这场运动，迅速出击十字架，那是爱与和平的象征。”“浙江省正在进行的这场强拆十字架和拆除教堂的运动已经对浙江省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世界基督教团结会首席执行官Mervyn Thomas说。“许多教会领袖耐心地多次尝试与地方当局去谈判和对话，他们领导的这些抗议和请愿是一个迹象，表明政府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因此，7月4日，一个教会的成员们举行了静坐，他们拿着标语，上面写着“举起十字架”和“保护宗教自由”。7月下旬，大约20名牧师在政府办公室外抗议。他们的横幅写着“维护宗教尊严，反对强行拆除十字架”。与此同时，一群基督徒维权律师已经联手为宗教自由而战，他们自称是“保护十字架的律师”。上周，16名新教徒被以“妨碍公务”及“非法经营罪”逮捕，但他们的律师称他们被捕是因为他们拒绝让当局拆除他们的十字架。天主教神学院教授陈开华神父在微博上要求中国各地的教会加入“安全、合法的非暴力抗命运动”。他写道，“明天你将会看到浙江到处都是十字架。”原文China Sees Red：Christian Protest Puts Hundreds of Crosses Back in Public

@阑夕：BBC的记者因为在书店买了几本习的著作被警察拆包盘问……她在Twitter上吐槽：“难道是因为这些书没有人会购买，所以当我去买就显得很可疑么？”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部分网友评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络版八月三号星期一发表评论，分析中国最近一年资本外流相比以往增大是否是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信息减弱的标志。中国外汇储备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下滑，从2014年6月底达到近4万亿美元之后，已经减少了近3000亿美元。从悲观角度解读的人士认为，资本外流将把资本流动性从中国国内经济中抽走；从乐观角度分析，有分析师认为适度的资本外流表明中国放宽资本管制，放弃痴迷于积累外汇储备的重商主义。究竟孰是孰非？难道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一年减少不到10%就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中国经济学家孙飞博士星期一表示，中国经济目前还处在转型和结构性调整之中，出现阵痛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外流一年达到2990亿美元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就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前景不妙。“首先，中国外汇储备太多；第二，中国财力极其雄厚；第三，中国民间向海外投资和并购活动也很多。不容否认，最近中国股市的小股灾造成部分恐慌性资金外流的现象是存在的。然而，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外汇储备和GDP，这点资本外流不足为怪。中国经济发展只是放缓了，没有像以前那么高了。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很多突破点。这些突破点表现在更进一步的改革，更进一步的市场化和更进一步的开放。”《金融时报》星期一的评论说，中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资本外流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政府刻意的政策选择，与恐慌性的投资者寻求退出中国市场不沾边。然而，目前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的原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博士星期一表示，资本外流的确预示着中国经济滑向熊市的境地，确实值得人们大惊小怪。“假如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允许外汇向外自由流动，允许中国公民自由向海外投资，资本连续四个季度的资本外流使外乎储备出现下降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例如，中国政府对居民向海外转移资金管制很严，每一位公民每年只能兑换五万美元的外汇。”夏教授认为，自从此轮股灾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希望将财产转移到海外，中国国内的资本流动性已经明显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夏教授强调，现在不是有人，而是大多数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基本持悲观态度。“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应该说是中共执政已经到了一个危险期。说到危险期，过去中共最怕的是政权被颠覆。中共庞大的政权和国家机器被现在颠覆靠什么访民群体、靠什么某一个群体性事件或地方农民抗争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反倒是经济危机的发生。”近期中国股市的过山车式行情和中国政府史无前例的救市行动使不少海内外的人士和机构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过，孙飞博士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处于一个次级高增长周期，在7%到8%之间，不再是以往的两位数，中国政府还有很多杀手锏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记者：闻剑 责编：嘉远）

Max Whittak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令完成在加州内华达山脉山脚下的房产，价值250万美元。...

昨天开始，一段台湾女导游号召大陆游客抵制康师傅的视频在朋友圈、微博疯传，视频中，女导游告诉全车游客，康师傅此前在台湾发生馊水油事件，全台正团结进行“灭顶行动”，直到顶新完全退出台湾。她还说，“康师傅在...

类似于“纳吧”的网上黑恶势力的实质是教唆青少年成为西方反华势力颜色革命的马前卒。意识形态领域的网络颠覆活动绝非一般性治安事件，社会各界要高度警惕，以必胜的信心与其进行长期性斗争，将依法治国落实到深层次...

视频地址...

「以後再也不玩了。」四川股民宋先生说，「任何时候把股票还给国家都是对的。」在上证综指4000点的时候入市，从浮盈几万元人民币的喜悦，到亏损十万多元人民币的割肉，再到胆战心惊地重新入市最终亏一万多元人民...

知乎匿名网友提问：作为自干五，该不该揭发检举自己思想激进的大学室友？...

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与香港亿万大富豪李兆基的亲家公徐传顺以及另一人，1日被廉政公署正式落案起诉，控告他们在2007年涉嫌透过上市公司海域化工的重组，向该公司前执行董事提供一份出任顾问的服务合约，作为该执董协助顺利收购的报酬；黄英豪另被控在2009年用认股权向同一人行贿，作为对方参与收购金饰连锁店“金至尊”5间附属公司的报酬，被告暂准保释，案件周三提堂。

黄英豪被视为梁振英的支持者，去年参加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发起签名运动，之后又以基金信托人身份捐款50万元予警察福利基金支持警方。

庆丰包子铺拟上市 包子研究院将落成

“到2020年，庆丰包子铺要在外埠建设五大物流基地，连锁门店数量计划发展到1000家。”7月16日，北京庆丰包子铺总经理高文慧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专访时，首次披露了庆丰未来五年的发展战略。为支撑市场扩张计划，继近期设立运营中心后，下月初，庆丰管理学院、包子研究院也将相继落成。高文慧还透露，庆丰包子铺计划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登陆新三板，借助资本力量实现更大发展。

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密切，但孔子学院在俄罗斯却遭遇麻烦。俄罗斯检察官最近起诉孔子学院违法，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并把这家中国官方支持的机构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媒体说，这是对中国软力量的强硬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从1999年开始，同时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目前，他的专栏每周一和周五发表。在7月31日出版的、最近一篇专栏里，克鲁格曼以“中国的裸体皇帝们”(China’s Naked Emperors)为题，特别阐述了最近中国股市动荡与政府运作所表明的、中国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执政能力，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之间的关系。文章一开头，克鲁格曼即以美国国内的形势为例，“以点带面”。他写到：那些在经济发展状态良好时期执政的政治人物，往往错误地以为自己很能干；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内的局势见端倪：以杰布.布什为例，仅仅因为他担任弗罗里达州州长期间，那里的房地产经历了大幅度的上升，同时又很幸运地在弗罗里达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前卸任，就自以为知道经济增长的奥秘了。克鲁格曼还以日本为例：“我还记得1980年代大家都在说日本的官员如何如何懂经济，后来，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也就再也没人这么形容日本官员了）。”克鲁格曼说，应该从这些角度来看待中国目前非常“奇怪的”股市状况。“股票价格（高低）本身原本不应当太‘引人注目’，但是中国政府方面选择了通过力图控制股市的方式，将他们的信誉同股市动向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么做，恰恰反映出：尽管中国过去25年来取得了很令人侧目的(经济领域的)成功，其领导人根本就不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克鲁格曼提出一个问题：在投资大幅度削减的同时，消费又增长得不够快，这中间产生的落差会有什么样的效应？他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国有企业，赚了钱，往往“往兜里揣”，而不是投入到社会和大众中去，因此大大降低了普通人的消费能力。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很有可能是因为出于政治上的担心，对即便是短期的经济萧条，也怕得要命。所以就一直在用信贷的方式，长期“强制喂养”整个(经济)体系，包括鼓励股票市场的“繁荣”。但是，克鲁格曼说，这些招数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假如大规模的改革进行得很快，那么，结果可能是皆大欢喜，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结果是，泡沫在等着破灭。克鲁格曼在7月31日星期五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里写到：往往，每当你以为当权者都已经名声/信誉扫地了，但是他们不知怎地，还能够“再创新高”。“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就一直为股市大幅下跌寻找替罪羊——你猜对了——这个替罪羊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克鲁格曼说，中国官方这么做，恐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这方面一直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以至于中国的股市根本就不允许外国人参与。“从来就没被允许拥有的股票，怎么个甩卖法？”这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股市最近的动荡所反映的中国经济状况或许不是新闻，而真正是新闻的，是这一过程所衬托出的中国领导人的状况。“把你以前听说的、有关他们如何英明、如何前瞻，都丢到脑后吧；从他们眼下的这些动作来看，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