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风说：
“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这本《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所谈论的，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教育问题，而是“公民教育”，就如同前文所说“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如何更好的共同生活”，所以这里教育的还包括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参与的价值和知识的教育，公共讨论和政治宣传，对于好生活、好公民的价值判断……
这本书并没有堆积无数枯燥干瘪的理论，而是收录了上至古希腊，下到20世纪乃至延续至今的大量案例，民主（雅典、美国等）与专制（斯巴达、德国纳粹等）构成贯穿全书的两条线索，案例和解释互相穿插，从中你可以窥见两种体制是如何形成完全不同的国民（公民）教育，是如何形塑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的。
此外本书还非常实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乃至网络空间的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常常会碰到无数“有理说不清”的情况，最后只能用“五毛”和“美分”廉价标签一贴了之。而这本《统治与教育》却能帮你解开这些捆缚着我们的逻辑死结，不仅使你不必掉入两难的话语陷阱中，还抽丝剥茧的告诉你这些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话语逻辑和话语方式是如何被权力用精确的技术制造、操控和传播的，教你如何辨别它们，形成对抗极权的免疫力。
1.当你因为批评官员和政府被人喷“不爱国”时
你终于能够把道理拎清楚了
“国家”是一个由疆域、民族、历史、文化、语言、传统等原初因素形成的单一总体。这样的国家连同它的政府成为国民爱国的“自然”对象。这里的“自然”可以是不假思索的感情自然流露，也可以是由于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而不得不然的那种自然而然。这是你的祖国，它的一切，包括可能是很糟糕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构成一个与你自然有联系、你不能不接受的认同对象。
爱需要理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认同，乃是因为它维护公民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使他们的集体存在有尊严（人权）、有道德目的（正义）、并符合他们认可的公正程序（法治、公正的政治代表机制）。因此，公民的爱国并不表现在一味地顺从国家权力，而在于要求和督促国家权力不要破坏公民群体所共同珍惜的东西，尤其是人的尊严生活所必需的那些民主价值。在特殊情况下，公民爱国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不服从来表示。
2.明明有那么多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一致通过，零票否决呢？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够摆出一种思想统一、团结一致的阵势，但只有极权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非得做到这一点不可，因为极权统治自称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对绝对的真理当然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但是，极权统治的最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纳粹高层的争斗就一直很激烈，所以希特勒不止一次地下达命令：内部争论一定不能外泄。
3.在历史中有许多我们大多数人被迫要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时刻”，很多人看起来都对过去的事情（哪怕是巨大的灾难）都毫不关心、语焉不详，沉默的仿佛失忆
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哪些异议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异议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来，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种异议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异议从每一个人头脑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历史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远也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会出现了多大面积的民众异见。但是无论何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扑杀的办法是一样的，那就是，让足够多的人对传播异见心怀恐惧，让足够多的人至少在公开行为中保持顺从和沉默。当大多数人不再公开表示某种异见时，异议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让大多数人对某事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4.在20世纪的极权国家，行政系统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控制，宣传因此成为极权统治的基础和核心，或许你认为自己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政治目的的宣传不那么容易进入你的大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宣传的失败
宣传的目的并不只是改变和形成人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的公开行为，是使人有正确行为。哪怕一个人的想法没有真正改变，但只要他的公开行为按照所宣传的样子被改变了，宣传就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这是极权宣传最重要的特点和作用，也是顺民假面生活从极权制度一直延续到后极权或新极权制度，代代相传、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
“宣传不再是为了改变人们相信某种原则，而是为了使人非理性地照某个样子行动。宣传不再是引导人去选择，而是引起条件反射，不再是改变想法，而是灌输神话信仰。”
5.或许你认为自己是拥有知识和判断力的现代人，不会那么轻信宣传，也许事实恰恰相反
现代人是一个丧失了传统自然群体归属（家族、村落、邻里、同乡、世交等）的孤独存在。他是一个存在于陌生人群体中的原子，与他人只能结成抽象的群体联系（民族、人民、群众）。宣传为这样的原子个体提供与陌生人和遥远地方相联系的事件新闻。介入这些事件能使孤独的个人有一种与他人在一起的共在和参与感，让他觉得与他人拥有同一个生活世界，汇集在同一种情绪或感受之中。宣传瞄准的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置于群体中的孤独个体。
6.然而即便如此，极权宣传的效果也常常与它的投入不成正比，它有着三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
极权宣传的第一个内在缺陷是为自己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切实际的目标注定只能有自欺欺人的结果。极权宣传自称代表绝对真理，并企图统一所有人的思想，它必须证明极权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等等，并以此为理由要求所有人的绝对服从。绝对的正确必然需要绝对的权力来支撑，而绝对的权力又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
极权宣传的第二个内在缺陷是自我评估机制失灵。极权宣传表面越成功，就越无法评估自己实质是多么失败。极权宣传是一种典型的以“正确行为”代替“正确思想”的宣传。它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没有公开的不正确行为来评估，却无法从人们没有不正确思想来评估。
极权宣传的第三个内在缺陷是，党逻辑的意识形态无法控制人对经验世界的感受。为什么连宣传干部都难以相信自己所宣传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生活在经验世界中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百姓并没有太大区别。
7.民主社会的宣传与极权生活的宣传并不相同。民主社会的“公关”式“宣传”是零碎的，根本不可能有高度组织的政权力量来作后盾。那么正常生活中“说服”和带有欺骗性的“宣传”要如何分辨呢？
宣传是单向贯彻信息发送者的意图和需要；而说服则是双向互动的，兼顾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双方的需要。宣传居高临下，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随时可能在交流的某些环节上违背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而说服则必须平等对待对方，诚实地遵守真实原则。宣传往往不容受众发问，因此依靠某种外部强制力维持信息的传递机制；而说服则必须容许、鼓励对方发问，双方都是自由而不受胁迫的自主主体。
因此，在宣传和说服之间不只是话语样式的选择，而是话语制度环境的区别。
8.武断、粗暴、空洞、蛮不讲理的言论方式，实质是在为愚民政策买单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9.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
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10.要追求真正的好生活，就不能食嗟来之食
苏格拉底说，不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对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和自由理智的人来说，真正的好生活应该是他自己选择、自己想过的好生活，照亮他内心洞穴，让他知道什么是好生活的光亮，无论这光亮多么微弱，都应当是他自己见到的光亮。
由哲人或英明人物等所发现并强加于人民的好生活，就算确实是好生活，在蔑视人的自由、理智这一点上，仍然与人本主义的好生活背道而驰。拒绝威权的好生活是一种道德价值，而非是功利得失的评估结果：专制集权的好生活给一个人带来再多的物质满足、国家强盛，他也还是因为它不能给他自由，不尊重他的理性而感到不幸福，对于不幸福的他来说，专制极权的好生活就不是好生活。
《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
徐贲，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 2016.1
教育是一个美好的字眼，教育是人类的一种像饮食一样自然的需要。
教育是为了让人明白道理，而不是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的统治他们。
现代的国民教育当它是民主的公民教育时，可以帮助人民变得更智慧，更有自我治理的能力。然而，当它是专制统治的臣民教育或者党民教育时，它欲使人民变得愚昧，顺从，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期待的是第一种，警惕第二种。因为第二种国民教育是一种有毒害作用的“教育”，它伪装并掩盖了发明者。想要支配和控制人民的权力欲望，而这种权力欲望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压迫，奴役，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