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3月初，因为策划在北京举行抵制公交性骚扰的活动，警察把我的五名女权活动朋友带走了，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类似的情况我们以前都遇到过，通常盘问我们几小时后就会让我们离开。但当天晚上她们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我由此意识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曾和她们一起计划、参加过许多活动，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逮捕目标，被迫提供所谓的“犯罪证据”。所以我逃离北京，躲了起来。这次对女权活动人士的逮捕在国内的网络上激起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我们没有预料到国际社会也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人权组织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西方领导人都对逮捕表示谴责。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让我的朋友们在被拘留一个月后得到释放。当然，警方没能找到她们犯罪的有力证据也是原因之一。相关文章 中国女权活动者又被警方严厉讯问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愈加敌视 被拘女权五女：她们是谁？ 家暴受害者杀夫，法院判决陷两难 古德伯格，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典范 女性改变世界的力量 她们获释后我也回到北京，但这次事件促使我审视自己参与的运动，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20世纪90年代，生活成长在四川省的我发现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难以理解。在家里，我称母亲的父母为“外公”和“外婆”，因为我被告知父亲的家族更重要。在学校，老师对男生在学业上寄予更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考大学的时候，许多大学明确表示部分专业不招收女生，比如海事工程、地质勘探。同时，大学对选择就读外语、广播新闻等传统上吸引女生的专业的男生降低入学标准。我总能看到招聘广告不是不招收女性，就是标明女性求职者需要身材高挑且富有魅力。许多人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没有。大二的时候我对女权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著作。我喜欢看国外讲述女性为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斗争的电影。仿佛是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新眼镜，我的视线开始清晰，女权主义解释了我成长中遇到的许多疑惑。2011年秋天，我认识了被捕活动人士中的李婷婷。李女士从事女权运动已经多年，她把我介绍给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我走进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新天地。我的朋友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轻易地找到“稳定的好工作”。我们父母总是劝告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追求高薪职位，然后结婚生子，我们选择成为全职的女权活动家。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工作中面对着广泛的歧视；许多公司甚至拒绝雇佣女性。性骚扰司空见惯。家庭暴力无处不在。根据一项联合国在2013年进行的多国研究，超过50%的中国男性曾经肢体虐待或性虐待过他们的配偶。一些朋友建议我们“安静地”向政府提建议或是通过成为政府雇员来在体制内改良，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但是在一个政府仍旧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体制内的人很少能有勇气发声。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女性采取了妥协的改良方式，但效力甚微。强大的公众舆论的压力是必需的。我们无法安静地从事我们的活动。因为在中国，公共抗议和示威是被禁止的，我们依赖于一种独特的平台——行为艺术——来挑战社会陈规。我们已把自己的信息带到了大街上和地铁里，努力为女性开拓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行动以阻止猖獗的家庭暴力为目标。我们穿上溅着“血”的婚纱，举着写有“爱不是暴力的理由”的标语，穿行于北京一条拥挤的商业街上，呼吁民众警惕家庭暴力。通过“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上：提高公共场所女厕比例。在另一次行动中，我们剃光了头来抗议大学录取中对女生的歧视。去年，我跋涉近2000公里，穿越了55座城市来提高人们对众多校园性侵儿童案件的认识。政府没有修补体制的漏洞和惩罚加害者，人们还会责怪受害人。我们通过街头活动和媒体报道对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近些年，几所大学放弃了它们的歧视性招生政策。北京据说要为女性修建新的厕所，有些大学正在改造厕所，以增加女厕的比例。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正考虑推出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我们的行动激怒了一些大男子主义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和骚扰我们。警察也曾认为我们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邪恶影响，并且开始监控我们的手机和电子邮箱。在国际妇女节前几日对我五个朋友的逮捕，显示了当局已经开始惧怕一群能够动员大量支持者的年轻女权活动家，尽管我们组织的活动还未实施，并且我们过去的活动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的朋友们还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监禁。警方惩罚我们，是为了恫吓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分子。在今后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策略来应付艰难的环境，我们也绝不会气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也不要放弃。女权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政府向来称自己积极倡导女性权益，而我们传达的信息则与其一致。但这一切都随着被媒体称为“女权五杰”的逮捕而发生了变化。警方可能意想不到，他们这种方式反而引发了公众对女权主义更大的兴趣。肖美丽是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文章原文由Wenguang Huang翻译为英文。翻译：刘圆园（实习）、陈博扬（实习）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何炅2012年到访伦敦时接受BBC采访在被指控吃空饷后，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主持人何炅的辞职要求得到所任职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意。对何炅吃空饷提出质疑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周日（5月17日）对BBC中文网表示，他对有关事情如此快有结果感到满意。北京外国语大学官方微博星期天下午发布《关于同意何炅辞职的声明》，就近日媒体与公众比较关注何炅在北外的任职情况做出说明。该声明称：1、何炅于1997年7月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辅导员，并在阿拉伯语系开设国情课程。2.2007年后，何炅社会媒体工作越来越多，学校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经与何炅协商，对其工作内容进行了调整，主要承担形象宣传、校园文化建设、影响力推广等工作。这期间何炅已将工资返还了学校。3.2015年1月，学校对教职工任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其中关于何炅的工作，安排他参与校友会、基金会工作，并一直保持与何炅的沟通。现何炅经过慎重考虑，主动提出辞职，学校决定尊重何炅的选择。明星效应乔木说，虽然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但北外仍有一些问题还有待更清楚地解释，譬如，何炅返还的工资应该是财政拨款一部分，究竟是如何处理的。何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开回应，他只在微博上写：“我1997年毕业，留校任职到今天，学校前后安排的不同岗位的工作都努力做好。从18岁入学成为北外人，这么多年的感情和责任，初心不曾改变，只要我的存在能为北外增添一点光彩，为学生奉献一点力量，我都愿意，从来都是！抱歉让大家费心了，谢谢大家。”对此，乔木向BBC中文网表示，他及其他一些北外教师并不认为何炅为学校增添了光彩，“北外不应该以出娱乐明星为荣”。乔木也希望，在目前反腐的势态下，何炅作为公众人物所起到的示范效应，能带动更多的学校和媒体关注吃空饷问题。不过，他认为，这些都应该是专业记者们的工作，而他并非举报何炅，只不过作为一个“学者”对公共话题展开讨论，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吃空饷问题得以解决。

一名警察开枪击毙一名未携带武器的男子的事件再次引爆了舆论，不过这一次是发生在中国。...

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所谓中国高校“网军”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

骨干网络工作者：高校团委宣传部骨干人员（？）
网络宣传员（参见：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建立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员队伍的通知）
网络文明志愿者（参见：团中央关于广泛组建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的通知－附各省名额分配表）
青年学生中的“中国好网民”（相关阅读：“中国好网民”代表的微博是怎样的？）

中青报｜“00后”调查：小学生很爱国 价值观积极向上...

一...

（博谈网记者苏智敏报道）中央电视台14日播出经剪接的监控视频片段之后，被徐纯合的代理律师指出只公布对警察有利的片段，有明显倾向性。因此徐纯合的代理律师已决定起诉央视。15日周秀云的家属也起诉了央视侵犯名誉权，因此继5月初聂树斌母亲张焕枝要起诉央视后，央视于5月份就被起诉了三次。 律师：央视行径严重突破媒体职业伦理底线 徐纯合案四位代理律师在发出的民事起诉状上表示，事发后哈尔滨铁路局为掩盖真相，通过私了和解及控制徐纯合的母亲等手段来压制真相。而作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力的央视竟和哈尔滨铁路局相互勾结以歪曲事实作倾向性报道，刻意放大徐的瑕疵进行丑化，企图用道德问题掩盖杀人责任，把民警的故意杀人行为编造成徐纯合袭警，误导公众并使徐纯合的母亲再次受到创伤。央视的行径已严重突破了媒体的职业伦理底线和职业道德底线。 该起诉状同时提出四点请求，包含要央视向徐纯合母亲及妻子李秀芹公开赔礼道歉，在电视台连续播放10日公开道歉信息；并公布未经编辑的视频全面客观报道徐纯合案，以消除因歪曲事实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向徐母及妻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000万并承担此案的诉讼费。（由于徐纯合妻子李秀芹患精神病，因此是李秀芹的三姊签委托书。） 周秀云家属起诉央视名誉侵权 另一方面，被打死的讨薪女工周秀云，其家属也向法院起诉中央电视台名誉侵权，要求删除网上该期节目，道歉并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5日程海律师和河南律师张锦宏代理已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了央视。 去年年底周秀云因讨薪治安纠纷，被太原警察王文军拧断脖子躺倒在地后，还长时间踩着她的头发，此案同样引来舆论批评，而央视在今年1月29日的焦点访谈中，却以‌‌“不该发生的非正常死亡‌‌”题目来报道周秀云案，报导中将事情引导成周秀云及其家人的不守法是周秀云死亡的重要原因，王文军则被称为未文明谨慎处理。 程海律师在16日发表《被警察打死女工亲属诉央视侵犯名誉权》一文，内文中提到‌‌“央视作为中国官方最权威的媒体，在周秀云被警察打死等案件报道中，违反新闻应当客观、中立的原则，颠倒黑白，歪曲事实，侮辱诽谤死者周秀云一家人，对被害人进行第二次伤害，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而早在5月初，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就表示要起诉央视《焦点访谈》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当时张焕枝表示起诉的原因是为了：‌‌“告诉媒体：不要给违法办案的衙门当打手！也同时告诉人们：做人可以不说话，但你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说话，更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 目击者视频被删 当地政府行为遭质疑 徐纯合案发生不久后，即亲赴当地调查的谢燕益和李仲伟两位律师发现当地政府到目击者学生的学校去找校长和老师，要求删除学生在现场录下的视频，并要求三缄其口，使律师在取证上频受阻碍。维权人士吴淦所公布的半分钟录像在新浪微博上也频被删除。这些迹象都让人觉得当地政府想掩盖这起事件的真相曝光。  

新华网｜被尘封的“抗战第一大捷” 研究者历时多年考证认为,“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极其特殊的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歼灭日军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