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日下午，王岐山约见了美籍政治学家福山、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中信证券的日裔总经理德地立人，与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事后，王岐山的老熟人德地立人，将他整理的谈话发表在网络上，引起了各方的多角度解读。按照中共政坛的规矩和德地立人与王岐山的关系，他整理及发表这个讲话一定事前得到了王岐山的同意。根据德地的说法，在整个会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里，与会者只是坐在那里听王岐山天马行空般地指点江山，福山和青木这两个世界著名的学者少有插话的机会，以至于福山在会见后评论这次谈话“像玄学讨论”。那么，王岐山为什么要高姿态地约请这三位学界和商界的日裔名人进行这样一场务虚的谈话？事后为什么要同意（或者授意）德地将这个谈话公诸于众呢？王岐山通过这次谈话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是：他所领导的反腐运动的确十分艰难。作为当前中国执政党试图挽回民心的重要战役，中国的反腐运动是由王岐山领导、习近平支持的。这场运动的展开方式和王本人的领导风格正在党内招致日益增多的非议，那些被整肃的派别和大量政府官员对有选择的反腐和王岐山手下的中纪委势力的快速扩张颇有微词。显然，王所领导的反腐目前已经陷于一种胶著状态。如果就此打住，民众的情绪会由期待变成失望，社会的不满会迅速发酵成为动荡。如果反腐继续按照目前的节奏进行，他所在的执政党将难以承受，内部的一些派别，甚至会进行拼死对抗。对于这些来自内部的阻力，王在谈话中归结为“自我更新、自我净化很难”，并且在谈话中发出有种的感叹：“难啊！自己监督自己！”在这种两难的境况下，王岐山向党内的反对派许诺，他不会寻求能够根除腐败的彻底制度变革。这是王岐山在谈话中传递的另一个重要信息。王岐山试图通过不同宗教的内部治理中寻求经验，以期达到一方面有效治理已经腐败不堪的执政党，另一方面，实现一党永久执政的目标。他向政治思想学者福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在整个会见中唯一向对方求教的问题。遗憾的是，王岐山无法接受福山提供的答案。福山认为，宗教内部解决不同教派冲突的基本原则，就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福山还向王岐山解释，西方社会的法治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正是源于这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当福山问到中国的宪法能否保障司法独立时，王岐山立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治理权威不可动摇。王岐山的整个谈话，在极度不自信和极度自信这样的两极来回穿梭。他希望用他所接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为自己和执政党打气。其实，人们不难看出他的谈话缺乏逻辑上连贯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有著共同的基因，但是有坚持中国不应该走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他似乎对他上述两个观点之间的矛盾之处全然不察，或者不屑解释。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王岐山的谈话，还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找来访的外国学者座谈，通常是管统战、或者教育的领导人做的事；作为一个专管党务的常委，王岐山高调出面，并且让谈话内容以非官方的方式公布，这种非常规的做法是党内高官的大忌。他这样做，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体制内难寻知音的苦恼，似乎也在表明，习近平对他的依赖，已经可以使得他不受常规的约束。 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分类: 新闻, 观点标签: 王岐山

只有双方国家之间签署了引渡条约，其中一方才有回应对方国引渡要求的义务。没有引渡条约前提下的引渡行为是非常罕见的，一般需要两国间深度沟通甚至讨价还价才有可能实现。加拿大与全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签有引渡条约，数量乃居世界首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为110个。而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仅41个。

中国大陆与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自然谈不上下文所谓的加拿大对经济犯程慕阳的“装聋作哑”。

引渡条约也有例外，比如在有政治犯、可能会面临死刑的罪犯、以及引渡后可能会遭受酷刑的情况下，欧盟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都会拒绝引渡。

@damyata：我外公在68年清队阶段被殴打一夜致死之后，第二天一早，军管会的人冲进家里，贴上了“某某某畏罪自杀罪该万死”的大标语。之后他们在很多场合，都将他称为“某该死”。只是想说，“该死”是常被用来证明杀戮合理性的一个词，一个很重很恶，不应该被轻易说出来却频繁滥用的词。

对于警方来说，虽然2013年8月抓住的这名男子的年龄比诈骗通缉犯大了近20岁，这却无甚不妥。他的手机号码与嫌疑人的不同，名字有一字之差，而且他反复强调着自己的清白，这些警方也都不在乎。在一周的审讯之后，警方从他身上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一份长达数页的认罪书上的手印。认罪内容是警察给他写的。在审讯过程中，他被从手腕处吊挂起来，殴打至不省人事。此人名叫陈建忠，没有文化，是临近省份的一名蔬菜批发商贩。 左起，胡北雄（音）、胡佛照、郭仕文、胡文杞服了刑，却均表示未犯过相关罪行。 相关文章 美国商人胡伟星涉黑案广州开庭 中国司法将取消批捕率等考核指标 中国高法出文件意在打击刑讯逼供 甘肃发微博被拘少年称遭刑讯逼供 冤假错案终有因 “我当时已经昏昏沉沉，都记不清了。”现年51岁的陈建忠说。他在监狱关了17个月，后被无罪释放。中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定罪率，检方和警察很少败诉。陈建忠住在位于沿海福建省的浯田村，那是一片相对富裕的农村地区。2月份回到家乡时，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人们了解其中的理由：一些律师、法律专家和被告称，中国许多案件定罪的依据，都是逼迫下的认罪。刑讯逼供的泛滥一直让北京颇为尴尬，因为中国曾在1988年签署过一项反对酷刑的国际条约。在一连串无辜者被判入狱或死刑的案例曝光之后，中国领导人反复承诺要改善司法制度。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把司法改革作为“中国梦”构想的一部分。这一构想旨在通过提高政府效率等手段，强化民众对中共的支持。最近几年，中国的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颁布了多项规定，禁止法院使用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看守所被要求安装摄像头，以防止暴行的发生。不过，中国的律师和人权倡导者称，对于数十年来一直把让嫌疑人认罪当做首要任务的警察系统来说，这些措施的影响力有限。“除非导致被告死亡或严重受伤，否则警方几乎不会承担任何后果，”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问题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该机构周三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许多起涉及嫌疑人在声称受到刑讯逼供之后仍然被定罪的案例。“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警方更擅长在不造成严重伤害的情况下施加痛苦了。”根据刚刚披露的法庭记录，人权观察发现，法官们在案件审理中一般会对刑讯逼供的迹象置之不理，尽管2012年推出的“排斥规则”要求法庭不得采纳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这份报告研究了2014年以来的432份涉及嫌疑人声称受到虐待的判决。其中导致法院排除相关证据的只有23份，无罪开释判决则一个也没有。“中国的法律制度不擅长纠正错误，”王松莲说。尽管政府多次做出承诺，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持续存在仍然展示了中共在实施法律过程中的最根本挑战之一。中国强大的国内安全体系在执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时仍然享受着极大的自由。专家称，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公众都期待真相能够水落石出，这为执法机构带来了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压力。根据政府的数据，2013年，中国法院判决的无罪率仅为0.007%。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教授郭志媛说，排斥规则使暴力审讯现象明显减少。但她表示，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去为被告进行广泛的司法保护，比如给予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以及在审讯时允许律师在场。辩护律师们说，一些最严重的刑讯逼供案例涉及有组织犯罪、被控为政治犯的异见人士，以及西藏和新疆的被关押人员。目前，安全系统正在应对这两个地区的民族冲突问题。今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有14人死于警方羁押期间。去年在广东省的庭审中，32名被指参与非法赌博团伙的嫌疑人在法庭上说，警方用酷刑强迫他们在伪造的认罪书上签字。然而，法官们在听到这些说法之后无动于衷。庭审期间，被判定领导该团伙的美籍商人胡伟星描述了警方将其吊在天花板上、用棍子打他、让他挨饿、用电棍电他的情形。“到在口供上签字的时候，他几乎都不省人事了，”胡伟星的女儿胡倍甄在采访中说。胡倍甄正在就其父被定罪一事上诉。她表示自己的父亲是被一名生意上的竞争对手诬陷的，对方与政府官员有关系。很多嫌疑人表示，在看守所安装摄像头只是让警方变得更有创意。43岁的胡文杞曾在胡伟星名下的一家水果市场当保安。他表示，审讯人员会开车把嫌疑人带到地方上的派出所审问。他说，在三天里，手脚被捆的他被吊在天花板上打，直到他承认经营非法赌场的指控。“我一辈子都没进过赌场，”胡文杞说。在服刑两年半后，他回到了以前的农民生活。负责管理全国的警察和看守所的公安部未回复采访请求。法律专家称，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由党领导的司法制度。在这个制度里，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合作，以确保做出有罪判决。即便面对无可辩驳的证据，能证明被告的清白，中国的法官也会和检方想出撤诉的解决办法，这样就能避免做出无罪判决。而无罪判决可能会让警方处境尴尬，并为被告要求赔偿拉开序幕。专家称，很多地方警察机构缺乏收集证据所需的取证和调查专业知识，长期以来，中国的破案方式一直偏好口供。“依靠口供去定案是最简单的，最省事的，”人民大学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说。“有的侦查人员就讲，刑讯逼供就像臭豆腐，它就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你用了就破案了。”这似乎正是警方在北京把蔬菜批发商陈建忠从飞机上带走时的想法。当三名警察宣布他因为在广东饶平制造假烟而被通缉时，陈建忠笑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他对他们说，并解释说因为生意的原因，自己去过越南，也到过北方与俄罗斯的边境，但他只去过饶平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被往南押到1300英里（约合2100公里）外的饶平后，陈建忠连夜在饶平县公安局的地下室里接受了审讯。他说自己被以“飞机吊”的姿势吊了起来——双臂被拉直栓在墙上，两脚悬在离地不高的地方。为了增加痛苦，审讯人员还让他穿上了一件装着沙子的马甲。“我感觉我胸口跟脑袋都要爆炸了，”陈建忠回忆说。疼痛——以及放开他的口头承诺——让他相信自己应该在一份之前就已经写好的口供上按下手印。接下来的七个月里，他被关在一个散发着恶臭的看守所里。因为没得到医治，他的手腕感染了。七个月后，他被带上了法庭。实属侥幸的是，在法庭上，两名所谓的同犯告诉法官他们抓错了人。这似乎能证明他无罪了，但匪夷所思的是，他继续又被关了近一年。到现在，他受过伤的双手几乎连杯子都拿不起来。获释后，陈建忠一直要求警方道歉，并调查对他刑讯逼供的那些人。他知道自己的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机会很小。“我就是一个卖菜的，”陈建忠说。“我能怎么办？”接到电话时，现在负责诈骗案件的一名男子表示不太了解该案，并称前任换工作了。饶平县检察院更加不配合。接电话的男子根本不愿回答记者的问题。“你要有问题，”他奚落说，“那你过来一趟好了。”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Patrick Zuo、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新疆和田地区5月11日和12日接连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爆炸造成6人丧生，4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袭击者和三名警察。袭击事件没有造成其他平民伤亡。多家媒体引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5月13日报道，两起自杀爆炸发生在和田地区洛浦县洛浦镇同一个检查站。 袭击者均是洛浦县居民，年龄在18岁到20岁之间。

徐纯合的代表律师认定车站内的摄像头（右上角有红灯者）应能清楚记录事发经过。 中国铁路警察部门公布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案调查结果，案中死者的代表律师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明不会认同这份调查报告。5月2日，45岁庆安县农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内被警员开枪击毙。中国中央官煤星期四（14日）报道，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的调查组认定，“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其中，中国中央电视台还播出了包含了有事发时监控视频片段的报道。其中一位代表徐纯合遗属的律师刘书庆对BBC中文网说，当局从未回应他们索取监控视频的要求，现在也是选择性公开调查结果。他还强调徐纯合是因为遭截访才会情绪激动。与此同时，一些访民和活动人士星期四到庆安火车站外抗议。从微博上流传照片所见，这些访民举起的标语牌上写着“问责庆安警方，履行宪法权利”、“我是访民向我开枪”。参与了这次举牌抗议的访民单亚娟对BBC中文网说，他们当时有不到20人，在火车站外集会后转往庆安县政府，此时警方抓捕参与者，有14人被带走。在徐纯合被击毙案发生后，中国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公开表示，不能简单把信访与维稳等同起来。张恩玺星期三在中国政府网的直播访谈中称，信访的实质是维护权利，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把上访人员当作“维稳对象”与法规规定相悖。“扰乱秩序” 去年中国发生多起火车站遇袭案后当局加强车站警力。 新华社与央视引述调查结果说，5月2日早上，黑龙江省庆安县丰收乡农民徐纯合与其81岁母亲权玉顺携同三名子女去大连金州走亲。他们在车站购买了当天庆安至金州车票，然后到附近饭店用膳，再回到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报道说，12时许，徐纯合在庆安站候车室进站入口处故意封堵通道，并将安检通道的旅客推出候车室外，关闭大门，致使40余名旅客无法进站，扰乱车站秩序。保安人员制止无效后，到公安值勤室报警，民警李乐斌前来口头警告徐纯合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报道续说，徐纯合不听劝阻，辱骂并用矿泉水瓶投掷警员。民警随即“对徐的双手进行控制，迫其闪开通道，让被阻旅客进站”。调查结果称，民警准备将徐纯合带到值勤室，徐纯合继续辱骂警员“并用拳头击打”。警员取出防暴棍试图制服，徐纯合抢夺防暴棍，并拳击民警头部。其间，徐纯合“先将其母向民警方向猛推，后又将自己六岁的女儿举起向民警抛摔，致其女落地摔伤，徐趁机抢走防暴棍，抡打民警头部”。“危急情况下，民警取出佩枪，对徐口头警告，徐继续用防暴棍抡打民警持枪的手，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民警开枪将徐击中。车站派出所随即拨打120呼救，25分钟左右120医生赶到现场，确认徐已死亡。”调查认为，民警李乐斌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符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及公安部相关规定。从央视播出的监控视频看到，徐纯合把母亲推向民警李乐斌，继而举起女儿。李乐斌以手持的长棍击打徐纯合，徐纯合继而把女儿摔在地上。监控视频播放至12时23分13秒处，李乐斌拔枪指向徐纯合。央视的旁白说李乐斌向徐纯合口头警告无效后，向徐纯合开枪。视频继而剪辑至12时23分28秒，见到徐纯合倒卧在椅子上。律师：自查不当徐纯合遗属的代表律师刘书庆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时说，他没能看到央视播出的视频，但看完文字报道后，他“完全不能认同”这次调查结果。“他是由哈尔滨铁路公安局来调查的。这个调查主体就不是很适当。”刘书庆批评，哈尔滨铁路警方在案发后尚未完成调查就已表彰和慰问李乐斌，因此已失去了公正性。此外，刘书庆称，徐纯合封堵通道虽然是行为过激，“但是他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因为车站安检人员把他认出，以为他要上访，通知县政府官员到场拦截，才导致其情绪失控。北京《新京报》星期三引述庆安县信访局人员否认徐纯合曾经上访的说法，但证实母亲权玉顺曾到北京乞讨，并由庆安信访局和丰收乡丰满村干部接回。刘书庆还对BBC中文网说：“你执法可以，你可以控制他，你可以拘留他，但是你没有理由殴打他……而且现在到底开了几枪也众说纷纭。”刘书庆说，目前参与此案的律师已增加至五人，他将与一种律师商讨下一步行动。2014年，中国发生数起涉及火车站等公共运输场所的严重暴力袭击后，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 要求，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民警要争分夺秒，练就“一枪制敌”的本领。2013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裁撤铁道部方案，改组成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其后有网络曝光文件显示，原铁道部公安局更名为铁路公安局，仍为中国公安部十局，其警务工作以公安部领导为主，党群工作经授权以中国铁路总公司领导为主。中国铁总其后向媒体证实，中国约8万名铁路警察目前是经公安部授权，由铁总代管。（撰稿：叶靖斯　责编：萧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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