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话剧《阴道独白》原作者伊芙·恩斯勒和她发起的全球行动网络“十亿人起来”发表公开声明，谴责中国政府于国际妇女节前拘押五名青年活动家，要求无条件释放中国女权姐妹。
对发生在中国的这一迫害事件，伊芙·恩斯勒和“十亿人起来”运动给予极大关切并快速响应。以“十亿人起来”运动名义发布的公开声明指出，妇女应该享有安全生活的权利和政治性的权利，她们不应该因性权与人权的信仰、诉求和行动而被惩罚；五名活动家应该被无条件释放，她们所受的司法不公也应该被追究。伊芙·恩斯勒和“十亿人起来”的其他全球领导人、各区域协调人签署了这一声明。

最近北京释放的消息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周永康与薄熙来案从腐败案回归政治案。虽然政治罪确是这两位贵官的真实获罪缘由，但当局的态度却经历了从刻意“去政治化”，再回归“政治化”这一曲折历程。让消失将近30年的...

斯大林加朱元璋毛泽东曾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不恰当。毛是心狠手辣的政治流氓、权谋大师，马克思只是埋首书斋、愤世嫉俗的激进思想家，二人的性格修养、精神气质格格不入；作为草莽“革命家”、山大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人处事与天潢贵胄秦始皇亦相去甚远。在共产主义“神圣家族”里，与毛泽东言行举止最相近的人其实是斯大林；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极其神似之人则是明太祖朱元璋。毛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自我膨胀、自我陶醉，与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寓自勉自励之意完全不同，试想，一身而兼祧古今中外之主义宗师、帝王魁首，岂非世间“伟光正”之极致？然而，说毛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不如说毛是“斯大林加朱元璋”，或“中国的斯大林、现代的朱元璋”更加传神，更加入木三分。毛泽东神似朱元璋关于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写道：“就性格言，两人尤为肖似，都是阴狠、猜忌、残暴兼而有之。除了语录、红卫兵、整肃干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识分子等仿制品之外，毛泽东师法朱元璋有时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陆上一度广为宣传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便完全是抄袭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实在是不胜枚举：都是农民出身；都是打游击起家；都是自学成才的半调子读书人；都是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军事统帅；都是靠内战得胜而开国建政；都精明强干而心胸狭隘；都残忍嗜杀，喜用严刑峻法；都是玩阴谋、弄权术的专家，诛功臣、整文士的高手；朱元璋以谋反之罪屠戮开国元勋，毛泽东搞“路线斗争”打倒中共元老；都好色、多欲、好大喜功；都轻视生命、蔑视文化、贱视下属、“毁人不倦”，一个发明了廷杖——当众打大臣的屁股，一个发明了整风——公开凌辱兼自我羞辱；也都是一脑门小农意识，闭关锁国，重农轻商；都缺乏敬畏之心，自我中心、自以为是，厚今薄古、亵渎圣贤，一个删孟，一个谤孔……简言之，毛泽东与朱元璋的“丰功伟绩”与“晚年错误”大抵雷同，除了时代背景相异，剩下的差异只在数量级的高低——比如说，朱元璋欠下的命债以百万计，毛泽东制造的冤魂以千万计，《大诰》发行了一千万本，《毛主席语录》发行了五十亿本。朱毛之治大抵雷同除了性格、癖好、“建国大业”、屠杀功臣基本相同之外，朱毛二人的治国方略也大抵雷同：朱元璋信奉平均主义，与毛一样，也曾打土豪、灭富强，洪武一朝“富室或死或徏，声销尾灭，荡然无存”，郭桓案全国追赃，导致“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明史》）。相较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朱元璋的仇富暴政更加酷似毛泽东的暴力土改、“阶级斗争”；朱元璋也热衷于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发明了强制性、世袭性、等级性、分裂性的户口制度，堪称中共户口制度的祖师爷。此举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成长，因为它使国民的创业活动和社会流动失去了基本自由；朱元璋防臣子如防仇寇，他规定文臣武将不得往来，内臣外臣不得交结，给事中、御史、锦衣官不得与文武大臣交通；“一字不可改易”的《皇明祖训》剥夺了皇家子孙的基本人权，朱家的藩王们虽然锦衣玉食，却丧失了人身自由，不许进京探亲，不许交朋结友，诸王终生不许相互见面，甚至不能随便出王府，连出城扫墓也得向皇帝“请而后许”。这与毛泽东严控高层同僚，不许政治局委员相互串门，动辄以“反党集团”将“亲密战友”构陷入罪，连总理周恩来住院开刀也必须毛亲自批准如出一辙；朱元璋也爱搞群众运动，他发动全民学习皇帝语录《大诰》，动员“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将扰民官吏“拿赴京来”，洪武十九年甚至发布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最高指示：任何臣民均可冲进官府，捉拿他不满意的官员。若非当年通讯闭塞、交通落后，否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造反运动很可能早在六百年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发生了。以上种种，朱元璋就像是毛泽东的前世，毛泽东简直就是朱元璋之再生。可叹朱明劣制至今犹存朱元璋大概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恶劣的“开国领袖”——除了毛泽东之外，也有比这二人更劣质的，如后梁国朱温，如大西国张献忠，但那些“国家”开国不久就亡国了，且名声很臭，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反没有朱毛这般严重。明朝重“祖制”，清又承明制，毛又复朱制，结果，朱元璋所创设的政治制度及其所玷污了的政治文化反而垂之久远，差不多是国史上最长寿的。《明史纪事本末》如此称颂朱元璋所创之制：“观其官制、典礼、律令、宝训、女诫、卧碑、木铎、祖训，大言炎炎，至文郁郁，义监三代，法备三千，共贯同条，金声玉振”，光读这几句，还以为是后儒颂周孔，哪知是史家歌颂半文盲起家的朱元璋呢，这说明明清两代多数学者的政治鉴赏能力也差不多退化到分不清好歹了。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汉族王朝相比，明朝既无汉唐的自信、开放，也无宋朝的发达、“现代”——宋朝虽说军事不敌周边蛮族，但文化科技傲视世界，社会与经济结构以及人文自由精神都已经颇有资本主义“现代”范儿，中国之被西方世界远远甩在身后，正是从明朝开始。明朝以前做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令人羡慕，彼时中国不仅一向比周边各国更加文明、富庶，也不比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更加贫弱——共产党宣扬“中国封建落后了几千年”、“穷了几千年”在横向比较的意义上当然是不成立的，是厚今薄古、压低古人以抬高自己的政治谣言。清王朝本是异族入侵，入关之后政治体制汉化，诚然是好事，不幸的是，史上帝王数百，满族人却拜错了师傅。顺治帝认为，“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详备，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康熙帝盛赞朱元璋“治隆唐宋”，说明清朝最初这两代“领导核心”均见识短浅，只知有明，未识唐宋。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说，清朝的确开了中国历史的倒车，但此倒车并非相对明朝而言，相反，“清王朝最大的错误是过份承袭前朝”。于是乎，朱元璋创造的恶法劣制也就由明而清、由清而毛，六百余年传承不绝，至今犹存，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习近平如崇祯自朱元璋、朱棣以降，明朝诸帝在智力、能力方面呈单调下降趋势，或愚鲁低能，或偏执变态，或疏懒成性，大抵一代不如一代。这个王朝“基因”有问题，出不了明君圣主倒也不必苛责，然而到了万历、天启年间，就连做昏君、暴君也做得越来越不成体统了。万历帝晏居深宫三十几年拒不上朝，除了日日饮酒淫乐之外，唯一的兴趣就是派出太监担任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搜括钱财；天启帝无知愚蠢，只爱做木匠，无心当皇上，把国家大事几乎全都推给了被捧成九千岁的文盲太监魏忠贤，致使满朝遍布魏氏党羽，全国兴起学习“厂臣”系列重要论述《三朝要典》并为其歌功颂德建生祠的热潮。明朝末年的情形与当今中国颇相类似，体制内外皆萎靡不振，中央地方均腐败透顶，上上下下全都是些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主儿。直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上了台，似乎是回光返照，明朝又在它的最后时光重现了太祖时代的高效专制风采。毛似洪武，习如崇祯。崇祯皇帝与习近平一样，一反几代先帝怠政惰治、“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传统，焦心求治，“夙夜在公”。《明史》说他“忧勤惕厉，殚心治理”，明朝遗老怀念他“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反前弊，黜邪党，励精谋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那么，崇祯皇帝究竟做了哪些大事儿呢？让人印象最深的事情有两桩，一是即位之初不动声色清除了魏忠贤及其腐败透顶的“阉党”团伙，此案牵连进去的“大老虎”多达二百五十八人，这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打虎”工程——因为魏忠贤虽然名义职务只是“厂臣”，实际上却是掌握最高实权达七年之久、党羽遍天下的“代理皇帝”；二是己已之变，杀害忠臣良将袁崇焕，此举等同于自断手足，替皇太极除去一劲敌。至于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史家多以为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但以崇祯之英察睿断，应不至于被满人儿戏一般的反间计所骗，“通虏谋叛”或“贿赂辅弼”（有御史诬举袁崇焕贿赂钱龙锡）都是遮人耳目的欲加之罪，崇祯的杀机源于内心阴暗，他忌惮袁崇焕的勤王之师“兵薄城下”，故捏造罪名杀之以绝后患。回头路即是亡国路毋庸置疑，崇祯皇帝一片“救我大明”之心可鉴神明，正如习近平一片救党保权之心可昭日月。崇祯急于将被他爷爷万历皇帝、哥哥天启皇帝糟塌得不成样子的大明江山“矫枉振颓”，这也没什么不对，他不对的地方是不应该走回头路，一味模仿开国皇帝朱元璋。他乱世用重典，反腐动真格，但只治标、不治本，只反腐、不改制，结果，反腐也就沦为无休无止的恶性党争；他自视甚高，刚愎自用，内心阴暗，用人生疑，又只肯听颂歌，不肯听批评，文臣武将动辄得咎；他像朱元璋一样，廷杖随便打，诏狱随意定，官员随便杀，直到上吊自杀之前仍然责怪“诸臣误朕”、“文臣可杀”，似乎忘记了这些大臣均是他亲自选拔；他做事急躁，旦夕操切，经常只问动机，不顾后果，比如改革驿站，原为杜绝腐败陋规、节省国库开支，但钱没有省下来一文，却让驿站数万失业民夫从此走上革命道路——逼得他煤山上吊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即是原驿站民工。崇祯皇帝很委屈，“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其实他一点也不冤。朱元璋所创制度削内阁、夺相权，皇帝独揽大权，是有史以来专制程度最高的绝对君主制度，这种制度对皇帝智力、能力、精力的要求很高，所以非常脆弱，很难持续正常运转。明朝诸帝中有终生做顽童的、沉湎酒色不务正业的、畸恋老保姆的、修道炼丹走火入魔的，这正是对朱元璋之制报复性的隐形修正——换言之，正因为有那些不称职、不敬业的朱家皇帝，才让明朝的绝对专制制度有所松弛，而得以延续，一旦回归了朱元璋之制的原教旨主义，反而大事不好，亡国在即。崇祯的错误就犯在这里。毛泽东所创一党专制体制也正是因为邓、江、胡腐败集团的变通改易而苟且延续，习近平欲走毛泽东的回头路，崇祯皇帝就是他的政治路标。《动向》2015年3月号

沈大偉教授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好文章，把风行一时的“中国模式”之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使中国模式的“末日”成为新的聚焦点。这不是占卜。任何严肃的学者都不会预测“中国模式”死亡的日期。正如沈大偉教授在文中所说，“我们无从知道从现在开始到它结束前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文章只是指出了某些“可能性”，例如“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而暴力的。”我赞成用“死亡”这个科学的概念，这是人人都懂的老百姓语言。有些信奉毛泽东的人可能会因此难受，不过毛本人在他神志还算清楚的时候，倒没有讳言过党和国家“死亡”的大结局。沈大偉教授从多种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看出了“残局”。我想就同样的素材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谁对中国模式依旧抱有信心？中国模式是金字塔。被压在塔底的穷苦大众有信心吗？中国模式是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模式。最大的受益者是因邓小平南巡讲话而先富起来的富豪。他们本来同样一无所有，因不公平不公开的竞争而成了幸运儿。他们现在的“信心”，不在嘴上，而在脚下，他们正在用脚投票。这是他们内在的“信心”的真实而不做作的外部表现。金字塔的中间有两部分。一部分人渴望走新路，他们正在受到二十年来最严厉的打压。打压能增强他们走老路的信心吗？另一部分是负责自上而下“灌输”（ “灌输”是列宁的发明）和实现党的意志的人。沈大伟教授生动地描写了他的直接观察所得。我没有这种幸运的机会，但也听到了最新的流行语：“官不聊生”。既不能走寻租腐败的老路，又不准探索公平公正公开的新路，请问应该何以为生？最后的问题是金字塔的顶层，这顶层有没有信心？主旋律正在高奏三个自信进行曲，恐怕是自欺欺人。倒不是因为它的发明者是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那位声名狼藉的衣局长；也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夸张的声势；只因为当局的所作所为泄漏了顶层内在的心理状态。富豪的信心不在嘴上，顶层的信心也不在三个自信中。在什么地方呢？在他们的判断和行动上。打压不同意见的决策基础，不是自信，只能是丧失自信。把艺术家柴静女士志在净化天空的作品封杀在“网络维稳”之中，把历史杂志《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和爱好者视为敌对势力而禁止聚谈，可见草木皆兵到了无法理喻不可思议的程度。视忧国忧民的公民为所谓敌对势力，假若不是出于风烛残年朝不保夕的恐惧，那就只能是精神病患者无法自拔的悲歌了。健康的人，不可能如此变态！所以我说，三个自信是装出来的。茫茫中华，谁能告诉我，谁对中国模式有信心？已故的习仲勋副委员长对中国有信心。是他建议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他不愧为中流砥柱。敢于保护不同意见，是大无畏精神的表现和升华。他认定，坚定地依靠全体国民的理智和主动，为各种不同意见的充分表达提供法律保障，是长治久安的基础。我因此受到教益。我也对中国有信心。很可惜，今年两会的全体代表及其主席团的衮衮诸公，好像把习老人的遗愿不当一回事。难道又得浪掷一年？镜像链接：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虽然公众经常读到官方对”中国梦”的长篇大论，但实事求是而言，做好梦难，做好”中国梦”更难。...

2011年8月23日，我从中国逃出来不久，在德国小城威士巴登，受到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私下会见。当时，有非常多的崇拜者迎候这位年近八旬的“政治难民”，可以说，他是当今世界最有权威的“政治难民”了。而我当时，心情复杂，虽然经历了曲折的渠道才辗转逃到德国，但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流亡了。我对媒体说，我是为了出版监狱自传《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暂时跑出来。达赖尊者身边的人，某一日看了美国《先驱论坛报》，上面正巧登载着我的故事，就向老人家提议：能不能找这位仁兄聊聊？尊者欣然点头。于是在威士巴登市政府楼中一间小屋内，尊者、我、廖天琪，还有藏语翻译，围绕一张小方桌，交谈了20多分钟。恍若梦中，我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尊者主动问起中国，甚至问起我的家乡四川。我规规矩矩地回答，虽然尊者的温暖大手时不时盖在我的手背上，但依旧没彻底缓解我的局促。最后，我不由自主地说：“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尊者收起笑容，若有所思：“前方是什么？我们都在摸索，我比你大那么多，还是需要摸索。只有共产党，既不怀疑，也不摸索，毛泽东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没人敢怀疑，可是他死了，地球还在转动。中国经历了许多历史朝代，比较之下共产党统治算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说不定你写的书都比他们寿命长呢。所以前方是什么？前方就是毛泽东几十年前鼓励年轻达赖喇嘛的话：‘要有信心！’”达赖尊者已经流亡50多年，随着他，还有1999年底十七世噶玛巴的流亡，整个西藏国土都沉沦了。一百四十多位无辜藏人的自焚，也不能撼动独裁政权的铁石心肠，但达赖尊者还是说“要有信心”——虽然我心中疑惑甚多，但从此却获得了一种源源不断的无形力量，佛教叫“加持”。为了获得达赖喇嘛和噶玛巴的“加持”，数不清的藏人翻越重重雪山，冒着被边防军射杀的危险，从自己的雪域祖国偷渡到印度。半个多世纪，600多万藏人，至少有六分之一流亡在世界各地。今年2月20日，在斯图加特的国际难民对话中，有位来自丹麦的西藏歌手，唱起了高亢的家乡民谣，两眼闪闪放光，似乎超越了所有的观众，从灵魂上回到冰封的世界屋脊，回到牦牛、经幡、庙宇和磕长头朝圣的藏胞之间。休息时，她对我和忆梅谈起献歌给达赖尊者的场景：“那是我人生最最幸福的时刻，可给尊者唱歌的人实在太多，轮到我，尊者听困了，打起瞌睡来，偶尔一睁眼，还冲我笑呢。嘿嘿，我们藏人嘛，达赖尊者在哪儿，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这一瞬间，我对这位歌手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我不是藏人，我能说达赖尊者在哪儿，我的祖国和家乡就在哪儿吗？叙利亚内战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乌克兰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朝鲜和阿富汗的难民，能以他们的语言——简单地说出类似的话吗？好像不能。每个难民的内心，都有不同深浅的刀伤。其他人的疗伤手段我不太清楚，可我的疗伤手段是写作。我使用汉字写作时，就暂时回到在现实中回不去的“纸上的故乡”。如此苦难、残暴和荒唐的故乡，但在回忆中，因为一层层时间面纱，又凸显出些许的悲凉诗意。比如20多年前，在监狱中教我吹箫的老和尚，他的岁数比达赖喇嘛更大，一生中，要么在老家的寺庙，要么在他乡的监狱——他内心没刀伤吗？好像是没有。因为对于和尚，监狱是另一种修炼的寺庙。他每日的功课是“得到自由”；因为心不自由，一个人无论在哪儿，都活在监狱里。在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中，流亡的达赖尊者可以是被囚禁的老和尚。被自己祖国驱赶的难民是人类抹不去的胎记吗？我的祖国为什么不可以在一本书、一首诗或一段音乐里？虽然这样的“祖国”很脆弱，随时可能被打断，被撕毁，被遗忘，但是“要有信心”。2015年3月5日于柏林

两周前，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即将瓦解”的文章，称“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戏已经开始”，并且认为“习近平鲁莽的政策正在将中国带入崩溃的边缘”。沈大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外政治分析家的激烈争论。其实，沈的文章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主要不在于文章的观点，而在于沈大伟本人关于中共前途的观点的急剧变化。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沈大伟历来被划入亲北京的阵营。他曾经发表文章，论证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调适性”和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政府在各级官员中大张旗鼓地“打虎拍蝇”的时刻，在常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权力日益巩固的时刻，这位历来亲中共的美国学者，突然认为习近平正在带领他的党和国家走向覆灭。正是他的剧烈的观点改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大伟试图从多个角度论证他的观点，其中包括：中国的经济精英们大量逃离中国；习近平在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不得不全面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体制内官员们对习近平政策的违心应付和消极抵抗；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加剧了党内派系之间的争斗，从而进一步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国经济正陷入系统性的危机，且看不到出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推行的“党国制度”，肯定是一种违反现代文明的制度，是一种与争取自由权利的人性背道而驰的制度。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只要看看中国的执政者是多么辛苦地警惕和镇压来自民间的不同政治观点，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惜成本地对媒体、学校、意识形态，以及全社会进行处心积虑控制，就不难看出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个制度是如何的不得人心。这样的制度被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所取代是迟早的事情。至于这种变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发生，则有多种可能性。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执政党越是顽强愚蠢的反抗，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就会越大，老百姓为转型所付出的成本，就会越高。习近平上台以来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压缩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拒绝宪政的鲁莽政策，正在将中国继续引入这种高成本的转变轨道。习近平正在不惜代价地证明，他要充当挽救一个走向没落的集权制度的英勇“男儿”。他可能还为此充满了使命感。但是在旁观者看来，他只不过是一个不知深浅、一味蛮干的鲁夫，与其他那些志大才疏的“太子”们没有任何不同。没有人会在乎习近平个人正在走向一条危险的政治旅途；但是，他正在将中国带入一条危险的旅途，这一点许多推崇他的人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在我看来，习近平的危险在于，他最终将成为一个既没有民间拥戴者，又没有政治盟友的孤家寡人。他的反腐口号是得到民间的欢呼的，但是这种欢呼更多的是出自于民众对腐败官员的仇恨和对现有制度的嘲弄。当最终的刺激成为过去，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执政党的反腐只不过是另一场的权力场游戏的时候，民间的欢呼将会消失，反腐的舞台上将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对习近平更危险的是，他已经成为了腐败官员的“头号公敌”；腐败的官员则是这个制度的主体；而习近平却坚持在维护这个制度的前提下反对腐败。正因为如此，假如习近平真的有反腐动机而又想维护这个制度，他是在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习近平的反腐真的是权力游戏，由于他触动面已经超过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官员们先是消极等待，继而群起反击的可能性极大。总之，习近平正走在危险的征途上。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不足为道；他正在加速这个党的灭亡，这个党的灭亡也是人心所向。但是，在执政党灭亡的过程中，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拒绝任何可以替代的政治力量，从而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危途。我想，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分析家们“看衰中国”的逻辑所在。

@徐宥箴1（微博信息认证为多益网络）：管理部门要求我们：游戏里的生子系统，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的有关[泪]，也就是说玩家在游戏里生二胎，我们得安排对他们征收虚拟的社会抚养费？...

中国共产党正在打掉一个围绕着曾在党内掌握大权的高官的政治朋党，这一努力周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于当天宣布，这位前官员的两个老部下很快会面临受贿起诉。国家首席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两人分别是曾经担任中国西南部省份四川省党委副书记的李春城，以及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前董事长蒋洁敏，他们将在湖北省面临审判。相关文章 涉周永康案“黑老大”刘汉被处决 调查周永康显示习近平反腐决心 周永康倒台，官方话语不离旧辙 前中办主任令计划涉违纪落马 一场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车祸 李望知微博透露父亲薄熙来近况 中国政府欲借薄案证明反腐决心 从薄熙来的风格到党的风格 他们都曾在周永康手下工作，周永康担任过国内安全力量的负责人，去年被开除党籍。其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级别的腐败案。周永康面临着从受贿到泄露国家机密等一系列指控。此公告前一日，中国最高司法机构最高人民法院暗示，72岁的周永康的罪行可能已超出腐败，涉及到了政治密谋。最高人民法院在周三发布的2014年度工作报告中做出了上述暗示。报告称，周永康、薄熙来“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薄熙来是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2013年9月被定罪，判处无期徒刑。虽然报告没有说薄熙来和周永康是否一起从事这些活动，但是，因在同一句话中提到这两人的名字，报告助长了人们的猜测：薄熙来、周永康，及其他高层领导人，比如周日被宣布死亡的前将军徐才厚，已经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帮派。本月，曾在共产党主要报纸《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周瑞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以及另一位前高级官员令计划的案子“都有牵连”。《北京青年报》援引北京大学腐败问题专家庄德水的话说，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法暗示，周永康以及有类似问题的官员“搞得像四人帮，搞小的利益集体，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这一历史比喻对任何中国人来说都非常强有力。四人帮是包括毛泽东遗孀江青在内的一个小团伙。1981年，其因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阶段试图夺权一事受审。江青后来在狱中自杀。薄熙来于2012年3月15日落马，他被开除了公职。周永康的倒台是在去年12月，那之前，党内调查人员首先从他身边的人身上下手，把他们从有影响力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第一个落马的是李春城。习近平2012年底掌握共产党控制权后仅几周，曾在周永康于1999至2002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在其手下工作的李春城就垮台了。蒋洁敏落马的日子是2013年9月1日。周永康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国有石油公司中石油的负责人。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对本文有报道贡献。翻译：Cindy Hao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据《福布斯》3月19日报道，看来，Netflix公司出品的政治惊悚片《纸牌屋》已经迷住了美国和世界很多地方的观众，也让很多中国观众着迷。该节目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帮助，中国政府乐见虚构的弗兰克•安德伍德（Frank Underwood）和很多其他剧中的人物将腐败和犯罪进行了深入的演绎，并成为了美国的民主也不比中国的一党制更高尚的佐证。（虽然中国的审查限制了对很多美国电视节目的访问，但是纸牌屋一直都可以看到） 不过，这种说法有所欠缺：你能够想象中国制作出反映高层腐败，败类这样的电视节目吗？你能够进一步想象，中国政府允许这样的节目播出吗？纸牌屋能够在美国制作并播出，恰恰反映了：1）它是小说，2）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活生生的，3）美国政府看到民众观看反映美国高层政府官员腐败，凶狠的虚构电视节目并没有感到受到了威胁。 人们无法想象中国政府会允许中国版的纸牌屋出现的这个事实，很能说明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美国的政治体制通过制度的制衡，通过强大的反对派的和多种政治声音的存在，来解决人性的现实，其最关键的特点是透明度。这是因为美国的创始人知道，人不是天使，因此创建了一个解决人性弱点的制度。 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不仅是为了解决习近平视为破坏中共合法性的腐败，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以消除政治反对派。读着那些有机会流出中国的，关于中国一党制下各层官员的腐败程度的新闻，不禁想到中国的纸牌屋可不完全是虚构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北京绝不会允许这样的电视剧出现，因为它会与现实太接近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仅竭尽全力的严格控制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和军队官员的腐败和劣迹，同时也试图压制包括纽约时报和彭博社这样的西方媒体对这些问题的报道。在2013年底，这两家媒体都被告知，如果他们继续报道中国权贵及其家人的金融劣迹，那么他们的记者就会被逐出中国。执政党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一种威胁而显露出的过度敏感，凸显出了中国共产党认为其对权力掌控的脆弱性。 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是否能够有效的控制腐败，以及处理好中国棘手的经济转型以及其他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上的严峻挑战，是外界观察家们最具争议的话题。 不管外界观察家们对此问题如何争论，显然，北京害怕，中共不能够完全掌控权力，它的现实版的纸牌屋可能会轰然倒下。原文略有删节，点此阅读：China’s House Of Cards  

《穹顶之下》经历了旋风般的几周。这是一部以中国严重的大气污染危机为主题的类似TED演讲的纪录片，由曾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台CCTV担任调查记者的柴静制作并担任旁白。2月28日周六的时候，人民网等机构发布了这部片子，并且附上了对柴静的专访。第二天，新上任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将该片比作中国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宣称“柴静从一个特殊的角度，从公众和健康的视角，换取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值得我们敬佩。”然而，两天后，上海市委宣传部下发指示：“对纪录片《苍穹之下》（网上流传的指示截图中原文如此——译注）和该片作者……各级各类媒体……一律不再报道。”相关文章 李克强记者会上承诺治理空气污染 柴静《穹顶之下》争议声中被禁播 《穹顶之下》的舆论大爆炸 北京空气末日中抚慰心灵的App 中国宪政纪录片制片人被判刑 中国变本加厉的言论审查 不过，就在柴静这部环境方面的揭露性影片的命运开始逆转之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3月5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到了第二天，北京却进一步加强了之前的指令：“视频网站删除《穹顶之下》，注意控制有关评论。”就在同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明确无误地传达出自己在环境方面的坚定承诺，表示“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让人困惑吧？为什么会如此反复无常？一定程度上，这显示出，与许多外部人士的看法不同，北京的一些人的确意识到，污染已发展为一种引发民众普遍担心的危机，必须加以应对。然而，说到底，在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信号背后，隐藏着一个现实：党的领导人害怕的是，环保热潮演化为有组织的全国性运动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穹顶之下》是部强有力的纪录片。在104分钟里，柴静在一面大屏幕前来回走动，将图表、数据、生动的图片、访谈和个人经历融合成一个有关中国污染危机的动人故事。正如其他一些人指出的那样，这部片子并未提供多少新信息。观众听到的是：燃煤与汽车是污染的主要来源；至少有50万中国人因心血管与心肺疾病早逝；中国有许许多多的环境法规，但执法薄弱，甚至不存在；环保部人手严重短缺，资源极度匮乏；全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常常对污染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权有势的油气行业——其中多数为国企——对提高燃油标准相当抗拒，因为它们担心提高的生产成本会落到自己头上。柴静小心处理，以免让主要话题淹没在大量的数据中。她还给片子增添了浓重的个人色彩，将中国的大气污染与自己女儿的健康问题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一部牵动为人父母者心弦的片子。截至3月2日周一的时候，《穹顶之下》在优酷和腾讯等视频门户网站上的点击量过亿，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可观的讨论，光是新浪微博上就出现了2.8亿条相关帖子。在网络上被删除之前，有逾2亿人观看了该片（中国的网民总数约为6亿）。人们都纷纷去观看它、讨论它。这又不是一部探险、科幻或成人片。那么，一部基于事实的关于大气污染的纪录片为何会瞬间走红？一些分析人士将《穹顶之下》定性为中国关于污染问题的全国性对话的开端。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公众已然被唤醒了。过去两年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共同提升了民众对污染问题及其灾难性健康后果的意识。当《穹顶之下》在网上推出的时候，观众已经准备好了。毕竟，污染已经影响到个人生活——日复一日的雾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学校停课的日子、不绝于耳的咳嗽声，儿童医院的就诊。所以，人们才会如此频繁地走上街头，抗议造成污染的工厂和发电站。人们迫切想要了解这些正在威胁自己健康、甚至子女健康的有毒物质：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它从何而来，它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他们想要从某个自己尊敬的人那里得到答案。柴静符合这个要求。我猜，这部纪录片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也是它能够吸引人们疯狂传看的一个原因。公众都深信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听柴静讲述那些暴露官场腐败现象的事件，不仅印证了自己的看法，或许还有宣泄的作用。当她质疑政府为何未能有效实施环保法规和执行现有的明文规定时，这个问题引起了共鸣——因为许多观众也一直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心理学家唐映红关于这部视频的吸引力的文章引人思索，她说：“人们观看、传播和讨论，并不是观念上的更新，而是情绪上的宣泄和感受上的释放。”因此，《穹顶之下》可能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使他们可以集体宣泄对政府的不满，因为后者在应对民众每天呼吸的有毒空气这个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审查机构突然封杀这部视频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对大众的这种吸引力。政府曾经展示出对网络抗议甚至街头抗议的一定程度的容忍——只要它们是地方性的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在北京的领导人眼里，《穹顶之下》这部视频能够刺激2亿到3亿人，并让他们投入到共同的事业里。2006年，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20周年之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文章中写道：“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打开了让言论自由大大增强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从前所了解的那个制度再也无法维系。”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的领导人注意到了他的上述言论，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对污染的普遍愤怒不会导致自己的覆灭。从《穹顶之下》的例子中还能得到另一个教训。再次与许多人看法相悖的是，政府绝不是铁板一块。部长们在博弈，党内的利益集团在博弈。《穹顶之下》支持了那些赞成从经济增长或“GDP崇拜”转向环境治理的部长和利益集团。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环保部积极推动了这部视频的制作，希望向中国的内阁国务院施压，增加目前十分稀缺的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支持。然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这样的强大部委可能不会喜欢这样一部视频，因为它把经济增长塑造成了这个国家环保工作的敌人，还谴责了中石化等国有企业把利益置于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之上。一些有影响力的官员早就准备好了在这个视频成为麻烦时把它删除，而它也的确成了一个麻烦。去年，李克强总理宣布“向污染宣战”。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十分严肃。但要赢得这场战争，需要工业领域、各级官员，以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封杀《穹顶之下》不会让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政府的事业；这样做更有可能只是加剧了政府打算消除的不满。丹尼尔·K·伽德纳(Daniel K.

致力于突破网络封锁的网站“烈火网站”（Greatfire.org）受到强大的网络攻击，紧急求助。该网站上贴出的一篇题为《我们受到攻击》的文章说，从3月17号开始，他们网站受到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每小时的页面访问次数达到26亿次。文章说，这种攻击的目的就是用大量的假装访问量达到瘫痪网站的目的。文章认为，这一攻击可能和3月16号《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有关。这篇报道说，包括烈火网站在内的一些反封锁团体帮助一些被中国封锁的网站在云服务上建立“镜像网站”而使得中国审查部门无可奈何，因为要封锁这些镜像网站，就要封锁云服务提供商的整个云服务，这将使成千上万的其他网站受到影响。不过这篇报道说，美国公司VERIZON的云服务去年11月就被中国封锁过。烈火网站说，他们不知道这次攻击者是谁，但是最近几个月，他们受到来自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的压力。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官员说该网站是“反华组织建立的反华网站”。烈火网站说，他们目前已经通过采取办法顶住了攻击，但是攻击者随时都可能加大攻势。因此他们需要帮助。（采编：申铧）

来源|蓝媒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