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也许我们都是凶手
黄浦江畔，曾经十里洋场，浪花喧哗，隔岸的明珠塔熠熠闪光。只是，有些去年看灯火的人，今年也只能在黄埔江畔寻找他们的魂魄了。 这其中，有喜欢跳芭蕾渴望游遍世界的浙江大学华裔女孩陈蔚，有刚过完生日的复旦大学大二学生杜宜骏，有今年准备结婚的江西女孩李娜，有从台湾来到上海的同胞周怡安，有被踩到面目全非的12岁男孩毛勇捷…… 2014年12月31日11点03分，4到5级的西北风让前来参加跨年活动的陈蔚打了个寒颤，她和同行表姐黄慧怡无奈的苦笑，陈蔚举起手机拍下了拥挤的照片上传到脸书，写到：“people all the way（到处都是人）”。 这张照片也清晰的记载了20岁的陈蔚在尘世的最后轨迹：她跟表姐走过南京路上最后的一座建筑，就到了外滩大道和南京路交叉点了。等绿灯亮起，这对表姐妹横穿过四排车大小的马路，便来到3000平方米的陈毅广场，随后慢走20米，就是外滩最佳观景台入口处的台阶。 陈蔚走到台阶时，稠密的人群已经让人透不过气。彼时，在陈蔚周围，像她一样的年轻面孔也涌向台阶处，其中，杜宜骏穿着白色的汉服如一只白兔，男友紧拉着她；准新娘李娜和未婚夫已经被拥挤的人群冲散…… 事实上，只要登上台阶，便可见对面明珠塔璀璨的灯光。只是陈蔚、杜宜骏、李娜再也不能跨过这个台阶了。 11点30分左右，观景台上的人往下冲，挤在台阶上的人往上顶。上面的人往下推，站不稳的顷刻倒下，旋即被他人踩在脚下。在踩踏的将近二十分钟时间内，哭喊声冲天，如同人间地狱。待到拥挤的人群撤去，有人软软的倒了下去，被踩踏地上的人再也没能爬起来。 “等后来把他救出来时，他的棉衣翻过来套在头上，额头上都是乌青，脖子上有两条很深的勒痕。嘴巴和鼻子里都有血流出来，衣服上全是黑黑的脚印……”男孩毛勇捷的母亲哭着描述了儿子的惨状。12岁的他是这次事故中年龄最小的逝者。 倒下的人群中，陈蔚也在其列，表姐黄慧怡虽然受伤，但意识尚清楚，自己的电话已经被挤掉了，忍着疼痛，黄慧怡拿着表妹的手机给哥哥打了电话。 冰冷的中国式“善后” “陈蔚被踩了，内脏出血。”1日凌晨2点左右，在中国沈阳旅游的陈母首先接到黄慧怡哥哥所打来的电话，五内俱焚的陈母飞到上海。陈母辗转于各大医院寻陈蔚消息不得。十几个小时候之后，医院一工作人员丢来话，“你去殡仪馆找吧！”冰冷的话语像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陈母几乎昏厥过去。 事发当日，像陈蔚一样，某些被推进了急救室后的伤者便没有音讯，伤者的亲属苦苦哀求医院，希望告之伤者消息而不得。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恐慌让受害者亲属一度陷入绝望，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气氛一度紧张。1日凌晨4点左右，事发4小时后，伤者亲属跟医院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当晚，陪同丈夫住院的黄女士目睹了一切，并拍下了视频，视频中充斥了伤者家属愤怒的声音，“警察打人了”等呼喊声不绝。 据陈蔚的父亲回忆，医生称其女儿陈蔚被送到医院的一个小时后便失去了生命。随后陈蔚等人的遗体便被直接运到了殡仪馆。2日下午4点多钟陈蔚父母才在殡仪馆见到了女儿。并且，医院迟迟未能拿出逝者的死亡鉴定书。 冷漠的“善后”方式让受害者家属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一波波打击让陈贞永痛不欲生。采访中，这位颇有修养的老人一直哽咽着压制情绪。陈贞永抱怨道，“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家，怎么就不给予死者和家人更多尊重，好歹也要让我们见女儿最后一面，再把她送到殡仪馆啊。” 6日7时左右，陈蔚已经逝世近7天，医院终于开出死亡证明书，陈蔚的灵柩也被运回了马来西亚。当日下午，陈蔚的父亲陈贞兴抱着女儿遗像颤巍巍的走出吉隆坡机场，58岁的他老泪纵横，站在陈贞兴边上妻子已经表情麻木。女儿逝世的打击，异国他乡的遭遇一刀刀的凌迟着这对夫妻的心。 实际上，如同每一次发生群体事件一样，“严格控制”和高压封锁成了中国官方的“标配”。踩踏事件发生后，官方采取严格的流程，避免受害者家属聚在一起，控制家长前去外滩祭拜死者的时间，避免大陆之外的媒体前去采访，并不停地删除网络上的某些消息。 目前，上海踩踏离世的36人中，我们只能看到少数几个逝者生前痕迹，他们的信息散落在中国媒体零碎的报道中。而大众所知道的其它多数逝者，只是官方死亡名单上的一串串冰冷的名字。“中国式”的善后，让大多逝者仿若成了从未存在过的符号。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欢笑响耳边，无声的岁月飘然去，心中的温情永不减。”悲凄的歌词徐徐唱出。1月4日，在上海某殡仪馆陈蔚的追悼会上，陈蔚的同学把她逝世一周前录制的歌曲《跟着你到天边》的拷贝交给了陈蔚父亲。听着女儿空灵而略带嘶哑的歌声，陈贞兴泣不成声，“每一个在世上走过的人，都应该留下痕迹。我希望大家记得我女儿陈蔚来过这个世界。”陈蔚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是中国电影《归来》的主题曲，而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陈蔚和其他的36人永远也不能“归来”。 “我们都是凶手” 2015年第一天晚上，昔日喧嚣黄浦外滩一片死寂。长约1公里多的路上人迹寥寥，看上去，巡逻的警察比游客还多。隔岸明珠塔上的灯光已经熄灭，黄浦江畔的风挟带着冬日的冷凌，仔细闻去，空气中似乎还带有未散的血腥。定点的报时声也呜咽如丧钟，让人心头发麻。 谁能想到不到24小时之前，曾有30多万聚集在此，还发生了踩踏惨剧，包括陈蔚在内的36个生命在互不相让的拥挤中被踩踏致死。 记者拖着沉重的双腿，一步步的数着外滩踩踏事发地的观景台台阶：上有台阶8个，下有9个，中间的平台宽约6米，这个平台高不过4米。据亲历者回忆，踩踏事件爆发那一刻，短短3秒钟就倒下一片。在陈毅广场南端通往黄浦江最佳观景平台入口处的17级台阶，成了这36条生命的最后归宿。 在台阶的不远处20米左右，有几米高的陈毅雕塑，这位新中国上海首任市长的雕像俯视着他的民众，也鉴证了踩踏事故在自己眼皮下发生。 “当天太挤了，我们被挤，也在挤别人。”雕塑下面摆满了寄托哀思的鲜花，一位前来送花吊唁的情侣啜泣不止。交谈中，女孩男友表示，因为拥挤，参加跨年的人群就像是亟待爆发的火山，人群中有人叫骂，有人起哄，看不到路的他们只是跟着人挤，“走到哪算到哪，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踩到了什么。”这对情侣感叹，“我觉得这场事故，在场的人都有责任，也许，我们都是凶手。” 如今的外滩，人流熙熙攘攘如旧。记者站在台阶上，在某时段内，短短的一分钟内，本来空旷的人流突然增大了几倍，拥挤到几乎不能转身。那一刻，记者似乎也能体味一丝丝当日被困者的绝望心情：需要“挤”才能摆脱掉窒息的恐惧。 事发后，观景台的台阶上已经配备了两名警察。一旦有人试图停留在台阶周围，警察便会上来劝阻，要求人员立刻走开。警察的阻止声几乎此起彼伏，但是收效甚微，在6米宽的台阶上，游客仍在随意拍张、嬉笑、停留。一段时间下来，记者听到警察的嗓音也显得有些沙哑。但上下的游客依然自顾自的穿流不息。如若大量的人流袭来，警察可能也会“无力阻止”，再次引发现场失控。 法国作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因突发事件聚集的群体潜意识中，集体犯罪的罪恶感最容易被消极。勒庞说，“如果缺乏反思和记忆，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中国大城之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口号曾经响彻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个中国GDP最高的城市，一直把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作为自己标杆。 但是，纽约时代广场年每年逾百万人参加跨年活动，却从未发生过踩踏事故。跨年时，纽约警方将广场及附近街道分割为不同方块，分片控制人流，并且预留紧急通道，以防人群拥挤。而跨年夜当晚，上海外滩没有施行同类措施。 “去年就暗藏了危机，”秦凯（化名）告诉记者，前来刚来上海工作他去年曾带着女朋友来到了外滩跨年，由于人群过多秦凯跟女朋友几度被冲散，因为有大量警察在边上维持秩序，倒也是有惊无险。秦凯回忆，他叫女朋友一定要系好鞋带，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秦凯害怕，“一旦摔倒了，就会爬不起来。” 在资源聚集的上海，寸土寸金的外滩年末上演的免费灯光秀是这个城市对打拼了一年的外地人最大的馈赠。于没有收入的学生来说，免费跨年热闹也是他们最能承受和喜爱的方式。 今年外滩的跨年夜，很多人误以为仍有跨年灯光秀，为等待演出长时间滞留观景台。上海黄浦分局指挥处指挥中心副指挥长蔡立新坦言“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没有像国庆节那样安排警力”。 多位目击者告诉记者，跨年夜，距离上海外滩最近的南京路地铁并未像往年一样封闭，陈毅广场也没有采取分流措施。上海警方承认，事发晚，外滩只布置700警力，不到去年所投入的8000警力的一成。 这样的防范措施事后遭到了中国国内媒体批评，他们引用外国公共场所的安保标准加以对比。例如，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活动。纽约市每年为这项活动投入数千警力，除治安警察外，医疗救护、消防队、缉毒和反恐警察及警犬也在现场随时应付紧急情况，而中国却缺乏这样的应急措施。 综合多方消息显示，持续拥挤的人流还耗费了抢救时间。事发后由于人流过于拥挤，警方疏散不力，救护人员迟迟不能到达现场，伤员也不能及时的送往医院。受伤者至少在冰冷的地上躺了近40分钟，有的甚至长达几个小时，延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资源密集的大城，庞大的城市机器超负荷运转。中国城市的硬件建设一日千里，亮丽外表不逊于世界一流都市，但治理的水平却相差甚远，远不能匹配中国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地位，外滩踩踏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悲剧。 美国社会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曾在他建筑类著作中写道：“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如果城市文明的成果不能让他的人民共享，这种致密和紧凑的构造不过是一座的华丽躯壳，不仅文明得不到颂扬，罪恶也会随之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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