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洁林 | 商人和政治:阳光和黑暗的选择

放眼全球,可以说中国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微妙,凡是有些“档次”的商业活动都少不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凡是标榜“成功”的商人都大小挂了个政治职位:某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各级共产党的代表或委员职务。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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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马英九再次为228事件和白色恐怖道歉

周一是台湾国民党政府解除被称为“白色恐怖”的戒严令26周年纪念,总统马英九再次向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的受害者和家属道歉。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1947年2月28日,当时台湾大规模示威的民众被政府血腥镇压;白色恐怖指的是从1949年到1987年间,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的戒严时期。 今年是马英九总统第六次出席“102年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 他在追思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虽然现政府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作为台湾政府,应该承担责任。 马英九总统在仪式上向受难者家属代表们颁发了恢复名誉的证书,并代表政府再次向受难者和家属表达诚挚的歉意。 在1987年解除了白色恐怖的戒严之后,台湾政府开始反省、认错和道歉,还做了很多为受难者恢复名誉及补偿的工作。 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政府已经对一万多件申请案和两万多人作了补偿,补偿金共计195亿多新台币。 马英九总统说,尽管无法补偿这些受难者和家属所受痛苦的万分之一,但政府大量拨款补偿受难者,是为了至少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们。 他说,补偿并不能让事情一笔勾销,历史上犯的错误也许可以原谅,但历史真相必须记住,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再次发生。 (撰写:嵇伟/责编: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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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放缓 影响波及全球

随着显示中国热火朝天的增长正在降温的数据越来越多,从德国裁纸刀生产商到印尼棕榈油出口商的全球各个产业面临着输赢地位改换的局面。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受益最大的那些产业如今受挫。而面向中国13亿消费者的其他产业要过得更好一些。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自2007年达到顶峰以来一直在放缓,但这种放缓最近有所加剧。政府的增长目标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显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1990年以来最疲弱的,增幅在7.5%左右。 40岁的西托鲁斯(Maruli Sitorus)是印尼北苏门答腊的棕榈种植园主。他说,去年棕榈油价格下滑,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并说这明显是受到了中国需求疲弱的影响。棕榈油主要用于烹饪和燃料。 中国正试图实现再平衡,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中国希望重组经济,减少对建筑业和重工业的依赖,更多地倚重消费者开支,这让汽车厂商和食品生产商等行业看到了乐观的希望。 为了提振国内消费,中国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让民众手里有更多的钱,同时放松对利率的管控,让家庭储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它将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向食品和汽车等迎合消费需求的行业倾斜,而炼钢和造船等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则不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韩国鲜京集团(SK Group)本月签署了一项规模达1.6亿美元的协议,内容是在北京建立一家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合资企业。鲜京集团发言人Jung-min Yoo说,我们大多数在华项目都是针对中国消费者,而不是向其他国家再出口,我们将从中国新的增长模式中受益。 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但近年来个位数的百分比增幅较2007年14.2%的峰值大幅下降。 这样的减速对于大宗商品生产商来说尤其艰难,它们是中国经济繁荣最大的受益者。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对中国规模最大的9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它们今年将削减总资本开支,这是至少10年来的首次。对工厂、装配线、冶炼厂和电信线路的投资往往会创造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中国需要进口这些原材料。 前述棕榈种植园主西托鲁斯的农场占地25公顷,他不得不将工人数量从12名缩减到六名,并推迟给田地施肥以及修理卡车。他说,我得非常节俭才行,而且已经放弃了买一辆新的摩托车或汽车的想法。 中国经济放缓让沃尔什(Anthony Walsh)这样的人遭到打击。沃尔什是Asuco Modular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家澳大利亚公司在位于西北海岸线的矿业城镇卡拉萨(Karratha)等地为采矿工人修建临时营地。 他说,12个月前,卡拉萨一旦有房间空出来,马上就会有人入住。如今,曾经被澳大利亚东部来的矿工占据的房间有五分之一空置。租金下降了20%。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en Rudd)上周四在讲话中说,事实是,中国的资源热潮已经结束。身为矿业大国的澳大利亚失业率为5.7%,是四年来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减速冲击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其它地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压低了通胀。通胀缓和使各国央行有可能采取措施来刺激本国举步维艰的经济。 相比之下,家电、服装和食品等消费品生产商以及向企业出售精密设备的公司则更加关注中国日益富裕的消费者。位于德国科隆附近的迪能集团(Dienes Group)生产用于切纸机等机器的工业刀具。该公司对华销售额现为300万欧元左右(约合390万美元),是10年前的三倍。 中国市场如今在迪能集团4,000万欧元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8%。该公司执行合伙人迪耶纳(Bernd Supe-Dienes)说,除非中国经济完全崩溃,否则人均GDP还会增加,这会创造更多需求。 在南非,铬和锰的需求均有所下降。但官员们目前希望,这种影响会被食品需求的增加所抵消。南非农民协会Agri SA副会长德-雅格(Theo de Jager)说: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早上起床后的胃口。 美国之所以还没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该国一些主要对华出口产品(如飞机和高科技计算机产品等)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中国今年对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率将为13%,2006年这一比例仅为5%。因此,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中国经济如出现更为严重的下滑,将对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风险之一是,不愿裁员的中国公司将会被迫削减员工数量,这样既会影响国内消费,又会削弱中国向消费经济转型的目标。 消费需求依然强劲。不过观察人士提醒说,中国经济转型目前处于初期阶段,投资增长仍继续引导着中国经济。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再平衡若想取得明显进展可能需要多年时间。 亚洲最大服装零售商日本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 Co.)说,中国消费者对优衣库(Uniqlo)品牌服装的需求依然强劲。这个休闲服饰连锁品牌正加紧在中国开设新门店的步伐。 迅销公司首席财务长Takeshi Okazaki上周四说,至少就我们而言,消费支出没有受到影响。 汽车销售仍很强劲。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总计1,070万辆,增加12%。据汽车生产商预计,下半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将保持强劲。 此外,中国人还在海外大举消费。2012年中国赴海外旅行人次达到8,300万,是2007年的两倍。这也是泰国正对其三个机场进行扩建的原因之一。 在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疲弱推动澳元兑美元下跌15%,外国游客赴澳大利亚旅游显得更为便宜,因此刺激了该国旅游业的增长。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游客达到33.4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加19%。 澳大利亚凯恩斯酒店里夫港威豪庭(Reef Gateway Apartments)的经理埃利奥特(Russ Elliot)说,入住该酒店的国内外游客比去年增加了20%。凯恩斯是通往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的门户。埃利奥特说:我从未在这个时候见到如此多的法国游客。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敢肯定这是汇率的原因。 ALEX FRANGOS发自香港 / ERIC BELLMAN发自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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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变狠”是今天严峻的问题

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解体之前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情况正在起变化。   这些年来,诸如“社会溃败”、“阶层固化”、“道德沦丧”、“贫富悬殊”、“相互投毒”等警示性十足的词语,一直被用来描述中国的社会问题。直到今天,它们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社会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它曾经呆过的地方。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仍然是一个问题时,也会变异、“生产”出可能更可怕的新问题。   这些新的问题,标示着中国社会在某种演化阶段上的特征,渗透,弥漫于从制度安排,到利益分配,到阶层关系,到人们的行为、心态中。它们通过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出来,但超越个人的特殊,而是社会普遍化的特征。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已感觉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化:社会在“变狠”。而且,它是内嵌于社会结构里的,在博弈的各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它说清楚,捕捉它的发生逻辑,警示它能带来什么。   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对今天中国社会的“狠化”状态作出诊断。   状态   《南风窗》:一谈中国的社会问题,我们难免就会说到一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些现象一般会让人情绪不太稳定,比如贫富的悬殊,二代的世袭。如果从改革开放时算起,这是中国社会向一个现在并不预知的未来演化时,处于某种阶段的特征。   可是仅仅是用这些现象来概括中国社会的问题,还是难以全面、具体地把握社会在今天的特征。我们毕竟感觉到,贫富悬殊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整个社会的状况,前两年和过去,今年和前两年并不一样,有最新的变化。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对社会结构,以及人们心态的影响,也许更为严重。您觉得社会最新的变化是什么?   于建嵘:你说的没错。我们应对最新的、值得注意的社会变化保持敏感,不能再仅仅用“阶层固化”、“贫富悬殊”等词语来说现在中国社会的问题。   今天中国社会最新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人们心理的失衡进一步加深,社会进一步溃败,有越来越多的事件来刺激人们,比如你刚才所说的贫富悬殊,比如“官二代”世袭,比如城管打人,比如强拆,比如儿童饿死,等等。加深、刺激到什么地步呢?到人们在行为上,心态上都产生严重的问题了,做事越来越不计后果,心比较狠,这和前些年,在心态上相差甚远。所谓的不安全感弥漫,其实就是大家都变得对别人有威胁。   《南风窗》:就是说,社会在变狠。具体地说,当权力、资本,以及其它利益集团比较狠的时候,老百姓也变狠。两者在行为、心态上趋同。贫富悬殊、阶层固化、道德沦丧等警示性词语所描述的现象,终于在复杂的社会机制中,导致社会的“狠化”。   于建嵘:对!早些年,我曾提出过“泄愤”的概念,就是在人们心中有一些愤怒。这些年,有些不太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出现了这种状态,社会变狠,不局限于哪个阶层。得不到利益,或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不高兴,这很容易理解。现在即使是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变得愤怒。在微博上,大房地产商骂娘的也很多,给人的面目也是“变狠的角色”。   《南风窗》:当我们发现“变狠”渗透于所有阶层,以及从制度到行为到心态时,似乎要对在社会演化的角度上,我们现在处于什么阶段或状态作出一个判断。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现在很难给出一个细致的量化的指标,这估计也难以做到。   但我们可以从一些大的角度看一看,比如从社会行为上说,就是底线不断被突破,这个底线,包括了心理的底线,人性的底线,社会惩罚的底线,人们干一些事,没有心理障碍和任何惩罚的禁忌了。比如,有的有钱有势者,开车都敢轧人,并且口出狂言,放在以前,有几个敢这样干?再比如拆迁中,有的动用黑社会力量上阵,制造暴力拆迁,根本就什么都不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社会在演化上,正处于从失衡到了一个重构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是具有伸缩性的,到底在哪里,取决于诸多因素,比如经济的增长问题,比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意愿和努力。   原因   《南风窗》:我们来探讨一下社会变狠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于建嵘:我的观点是,主要还是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利益失衡,这个好理解,还能有一些补偿机制,包括心理层面也有。规则失效的话,事情就很难办了。规则失效的话,我们会退到什么地方去?那就和丛林状态差不多,谁拳头硬,谁说了算,暴力法则就应运而生。暴力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一个基因,只不过依赖规则的进化,暴力“潜伏”了下来。一旦规则失效,它就会开始复活。   简而言之,社会变狠,我的理解就是社会利益失衡和规则失效,导致了人们的社会行为发生变异,出现了“狠化”的趋势。变狠,是社会规则失效最直观的表现。   《南风窗》:问题的基本原因如您所说,是社会的失衡和规则的无效。您刚才也提到,得到利益比较多的人,也不高兴。按照一般的理解,强势力量垄断了规则的制定,最为有利,社会生活中人们也常常抱怨这种垄断。那么,这部分人感到不高兴,具体原因何在?   于建嵘:比如大房地产商,看起来似乎风光,其实也面临规则失效的问题,他生存的规则,很多情况下,他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纵是貌似强势的力量,也失去了预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另外,食品安全、子女教育等问题,他们一样有不安全感。所以,移民现象很普遍。   因此,各个阶层的变狠,背后就是各个阶层普遍对于未来失去了预期。这个是社会心理层面值得注意的变化。   《南风窗》:变狠是“全民”的,而底层的变狠更具有冲击力。从几年前的福建南平郑民生屠童案,到今年的陈水总案,都是如此。   根据您的观察,受害的底层的攻击性倾向有哪些变化?底层的攻击性显然不仅仅针对更有权有势者,似乎更主要就是针对底层的。我们注意到,实际上中下层也在分化。比如,同样是拆迁户,先搬走的和钉子户之间矛盾也很深,有时候也要对钉子户的极端行为比如自杀,负担一部分责任。这些现象,现在是否在加深?其原因您归结为什么?   于建嵘:如前所说,社会变狠,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即使是底层的暴力行为,也不仅仅是针对具体人和具体事的,相互之间也在破坏社会存在的规则。你刚才所说的郑民生屠童案和近陈水总纵火案都是放大性攻击,其攻击目标有爆炸性。他们对社会不满,“我过不好,大家也不要过好”。放大性攻击受害最多的其实是穷人,他们作为个体也没有多大力量攻击有钱有势的人。   因此,规则的失效,不仅仅是约束上层的规则的失效,是整个社会行为的失范。规则失效下,受害的底层的人对改变同样也没有预期,甚至是更没有预期,他们崇尚暴力有自己的道理。这段时间,微博上不就在流传某地民众拿大刀维权的事例吗?规则失效,最后到老百姓那里一定会发展到这样,受害的底层也会是越来越不怕,大家最终都是同一套行为逻辑。   办法   《南风窗》:放大性攻击,如果再往前恶性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前景?这种前景,爆发的可能性有多大?哪些环节,对于其是关键性因素?   于建嵘:从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个体的放大性攻击,如果解决不了病根,下一步再发展就是社会的骚乱性事件。出现骚乱性事件的话,那么攻击就没有具体目标了,不是针对具体人和事,而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但是个隐患,值得警醒。   一个原因是经济形势恶化,由经济形势困难到发生社会动荡。一个原因是管控体系出问题。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央权威?这是要保证还在运转的管控体系,不能出问题。   《南风窗》:如果仔细辨析社会变狠的传导机制,看起来首先是强势力量在很多时候起到了“坏榜样”的作用,有巨大的传染性。传统社会中,统治阶层的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所谓社会秩序的瓦解,也往往从统治阶层的礼崩乐坏开始,所以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德治。联系到当下,强势力量的暴力化倾向在公共空间的呈现看起来是呈加剧趋势的。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得这个趋势恶化了下去?   于建嵘:这与维稳密切相关。维稳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把一些法律问题政治化处理,直接导致这些年法治的弱化。人治替代法治,法治就被暴力所替代,这对整个社会秩序都是一种破坏。   《南风窗》:那么,我们如何应对一个变狠的社会?   于建嵘:没有希望,什么都谈不上。都没预期,没希望,没规则了,人们又如何不变狠呢?   所以,政府一定要给社会希望,有了希望,人们的预期就会慢慢稳定下来。希望有很多,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的希望,等等。比如湖南上访妈妈,本来就是法律问题,政治化后成了影响当地党和政府的问题。政治化倾向具有争议性和意志性,比的就是谁的意志最大,谁能摆平或者控制、掩盖争议,这就没有了规则,突破底线的事情就出来了。   权利问题的政治化,也带来了管控体系的困境。在很多典型的权利侵害问题上,中央权威体现得不够,打了折扣。因为,中央权威就是要保证规则的统一和有效实施。这是树立中央权威的根本之道。把权利和权力分离,把法律问题与政治分离,也是在树立中央权威。   来源: 南风窗(赵义)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心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714.html 文章来源: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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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 冀宝斋“宝”从何来

7月11日,河北省冀州市冀宝斋博物馆大厅内,“弘扬民族文化”等大字清晰可见。 7月11日,冀州市二铺村村民联名抵制村支书王宗泉收买瓷器。 7月13日,河北省冀州市冀宝斋博物馆门口挂出横幅“因天气原因本周车展延期……” 【人物穿越】代表藏品:“雍正年制”金陵十二钗大缸 资料:《金陵十二钗》是《红楼梦》的别称。点评:作家马伯庸称,《红楼梦》在乾隆年间才开始流行。因此,雍正年间的人不会知道金陵十二钗。回应:无 【造型奇特】代表藏品:元青花釉里红描金十二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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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环球时报公益广告:共产党好,老百姓乐

新浪微博 @传媒老王:环球时报今日推出整版公益广告:共产党好,老百姓乐 查看大图 | 向左转 | 向右转 (134)| 转发(9726)| 收藏| 评论(3554) 7月11日 14:32来自iPhone客户端 |举报 以下是数字时代编辑摘选的部分网友评论: 享受旅程-体会人生:自已说不算 @杜楠爆料: 收广告费不? (7月13日 21:39) @捣乱帝:说共产党好,老百姓都乐了 (7月13日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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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斯诺登: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 超越对国家义务服从

  美国“棱镜”计划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与多家人权组织代表举行会谈,透露其下一步行动计划,并向俄罗斯申请临时庇护。“维基解密”网站7月12日也刊登了斯诺登面向各家人权组织发表的声明,以下是声明全文:   大家好,我叫爱德华·斯诺登,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我还有家庭,我的家安在天堂般的乐园,我的生活相当舒适惬意。我还可以不用任何授权,就可以在任何时间,搜索、截取以及审阅任何人的通信信息。我拥有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能改变人类命运的力量。   这也是对法律的严重侵犯。我的国家——美国宪法第四和第五修正案、“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以及众多法规和条约都明令禁止这样大规模、无孔不入的监视系统存在。虽然美国宪法将这样的项目列为非法,但美国政府认为,在世界不允许发现的、秘密法庭的裁决下,某种程度上可以使得这种非法的事情合法化。这些裁决真正腐蚀了正义最基本的概念——什么事是被视为是必须要做的。(即使)通过秘密法规,不道德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有道德的行为。   我深信1945年纽伦堡审判时宣布的法则:“每个人都负有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为防止危害和平与人性的罪行发生,公民个人负有的责任和义务可以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据此,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决定向大众公开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关乎道德抉择,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这是该做的事情,我不会为此遗憾。   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试图拿我“杀鸡儆猴”,警告所有其他可能会说出我所说事情的人。我的政治表现使得我成了被追猎的对象,成了无国籍人士。美国政府把我列入了禁飞名单。它在法律框架外要求香港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不推回原则”(non-refoulement)的直接侵犯。美国政府对所有帮助维护我人权、尊重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发出威胁。为了一个政治难民,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手段,命令其军事盟友迫降拉美国家总统的专机。这些危险的步步升级的手段,不仅是对拉美国家尊严的恐吓,也是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的恐吓,是对希望在免遭迫害中生活,寻求并享受庇护权利的人的恐吓。   然而,即使是在面对这种具历史性的、不相称的侵略行为时,世界多国仍为我提供支持和庇护。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而厄瓜多尔是第一个挺身而出对抗这种以强凌弱、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我对此表示感激和尊敬。在恫吓面前它们拒绝原则上的妥协,它们已经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打算先后前往这五个国家,以深表我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人民的感激。   我今天宣布,正式接受所有在我提出请求后,愿意提供支持或庇护的国家,包括那些未来可能应我申请提供支持的国家。例如,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式批准对我进行庇护,我已经正式成为“政治难民”,任何国家都没有立场去限制或干涉我接受庇护的权利。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欧和北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已展现了游离于法律外行事的意志,而且这种行事方式现在仍在继续。这种不正当的威胁使得我无法飞赴拉美并接受庇护,拥有大家都享有的基本权利。   这些强国希图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一定不能让其成功。因此,我请求你们提供帮助,从有关国家的安全通道前往拉美。我也请求俄罗斯提供政治庇护,直至这些国家批准我合法地旅行。我今天将向俄罗斯提交申请,并希望它会被顺利地接受。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我将回答我所能回答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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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回不去的故乡:中国城镇化运动

中国西安——李永平坐在一间关了灯的会议室里,一幅陕西省南部的大地图被投射在墙面大小的屏幕上,照亮了他的脸。他向助手点了点头,屏幕便分成了两部分,一边是该省的地图,另一边是一个农民的照片。 “这些人正从这里搬出来,”他指着陕西南部连绵不断的山区说。“他们正往这儿搬,”他指向那个农民的混凝土新居。“他们正在进入现代世界。” 李永平正指挥着和平时期史上最大的人口搬迁项目之一:将240万生活在陕西省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平原的城镇,许多城镇是在那里的农地上平地新建起来的。这个项目将历时10年,总成本估计为2000亿美元(约合1.23万亿元人民币)。 这是政府全方位努力结束农村生活主导地位的最具戏剧性的实例之一。数千年来,农村生活一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石。尽管近几十年来,农民一直在往城市迁移,但现在政府说这个速度太慢了。根据将于今年公布的城镇化蓝图,每年将有2100百万人口迁入城市。但在中国的情况往往是,正式的计划只是对既成事实的确认。除了陕南地区的搬迁项目,其他地区的大移民也已经开始:在宁夏,将有35万村民被搬迁;贵州省计划到2020年搬迁200万人。 总的来看,在未来12年左右,中国的城市人口可能会增加2.5亿。国家决定加快城镇化的速度,尽管有人担心,农村人口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很多人也不情愿抛弃他们热爱的生活方式。 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搬迁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支持,新任总理李克强便强烈支持加速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的努力,被视为保持中国引人注目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让新的城市居民在未来数十年里推动需求。 这一努力是由像西安的李永平这样的官员来负责实施的。他激情地说着自己想帮助推动中国7亿农村居民进入21世纪。就像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员那样,当今像李永平这样的共产党官员信心满满地发表着有关13亿中国人最佳利益的高见,包括人民应该在哪儿安居乐业,如何谋生。 “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客观规律是,”他说,“我们必须完成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 关于陕西的移民搬迁项目,官员们反复提到的原则之一是自愿,尽管采访表明,并非所有搬迁对象都是自愿的。 中国此前最大的移民项目是为了三峡大坝而重新安置约120万人。那次搬迁是强制性的,村子和城镇都被淹了,人们除了搬走别无选择。官员们说,这项新的工程将延续10年甚至更久,那些希望留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或许可以如愿,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他们承诺发放慷慨的搬迁补贴,并在新的城市地区提供更好的生活水平,包括工作岗位。 但在李永平办公室往南200英里(约322公里)的山区,陕南移民搬迁项目的示范成果之一展现出他面临的复杂局面。2010年,当附近一个峡谷发生的山体滑坡造成29人身亡时,曾经的七堰村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省级领导立即把这次灾难当成一个案例,说明为什么有必要搬迁。 曾有200家住户的七堰村被改为了镇,地势较低的地带被夷平了,重新修建了高楼,供6000人居住。那些生活在周围山里的人被鼓励去山谷里的新城镇(而不是像西安那样的大城市)居住。这个过程被称为城镇化,它已成为中国辩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其构想是让农民居住在靠近老家的新建城镇,而不是搬进大城市,从而限制巨型城市的数量。问题在于这些地区的就业岗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就业岗位的缺乏。 在2月去采访时,镇上的居民坐在自家的前院,围着露天火堆。他们的家是全新的,配有室内供暖和现代化电器,就像李永平的规划所预想的那样,但所有这些东西的运行都要用到一种承担不起的奢侈品:电力。于是人们生火取暖。 “我们住在山里的时候,每个月的电费是10块钱(约1.6美元)”,农民林家庆说。他两年前搬到了七堰村。“但我们一个月要交670元”——大约110美元——“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不用取暖设备,甚至连洗衣机也不用。” 林嘉庆和其他仍被官方认作农村居民的人承认,住在山里有不好的地方。他每年都要在远在江苏省的一条装配线上度过大约11个月的时间。他说他很享受新家的那种安全感。 他说,“如果你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一旦想到住在山里的家人面临着另一次山体滑坡的危险,你绝不会觉得心安。” 然而,新的公寓套房要花大约1.9万美元。政府补贴可覆盖大约四分之一,政府的信用合作社为另外四分之一提供无息贷款。 这仍然意味着,这些家庭要拿出1万美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数字)来购买一套住房,还要在三年内拿出另外5000美元偿还政府贷款。而这些钱买下的只是毛坯房。大多数人还会再花数千美元购买涂料、灯具、电视机和洗衣机。 这一切有助于推动内需——切合规划的意图——但它还会强迫人们做出痛苦的选择。 林嘉庆的妻子何石芳(音译)说,“我们的女儿高中成绩很好,但是当我们不得不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她知道我们没办法供她上大学了。” 女儿从高中辍学,现在在南方城市深圳的一家旅行社当职员。 林嘉庆说,女儿贡献的额外收入可以让他们家还清贷款。 其他人的生活更加艰难。 “我现在没有钱,”蔡大伟(音译)说。他在2010年买了房子,希望能在新城找到工作。这里修建了一个工业园区,但是除了一个小茶园的季节性加工厂以外,这里没有其他工厂。居民们估计有20人在那里工作。其他人不是失业,就是在远方的工厂上班。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在那些地方定居。 48岁的蔡大伟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去工厂工作了,工厂一般比较喜欢年轻工人。他的三年期贷款今秋就要到期。蔡大伟说,他希望在工厂工作的儿子能还清家里的贷款。没有农田可以务农的蔡大伟说,他将来还要靠儿子的钱来糊口。 他的妻子吕民秦说,她非常后悔花700美元(约合4000元人民币)买了一台非常耗电的46英寸平板电视,也后悔花200美元买了一台洗衣机。她说,当时这些东西貌似现代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在它们闲置着。 吕敏琴曾想搬回去,但是当她回到老家的时候,她震惊了。 “他们到处种了树,还有野猪!”吕敏琴说。“你其实根本就回不去,因为他们拆毁了我们的房子。” 在被问及这种情况时,负责搬迁工作的中国官员李永平说,他知道存在这些问题,正采取步骤改进规划工作。 “我们正在倾听民意,一直在作调整,”李永平说。“我们并不是盲目执行一个计划。” 李永平关注普通人的态度反映了政府高层越来越深的担忧,政府担心,现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化只是为了满足抽象的指标,而没有改善老百姓的生活。7月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政府发布 文件 ,指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必须得到更好的规划。 54岁的李永平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作为官员,他的开朗和坦率不同寻常。他的官衔是陕南移民搬迁指挥部责任指挥长,向一名副省长汇报工作。然而,长期担任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李永平知道,地方官员是如何蒙骗像他这样的高层官员的。“你必须和人民交流,”李永平说,不能依赖下属报喜不报忧的报告。 为此,他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但他主要依靠自己的高科技数据库,他将数据库投影到墙上,专心注视着,就像一名运筹帷幄打一场战役的将军。李永平指着站在新居前的那个农民的照片说,未来移民将能够在网上查到个人信息,看看自己是否收到了足额的土地补偿金,这将是一种遏制腐败的现代化手段。 除了执掌搬迁指挥部以外,李永平还是一家国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已从国企及银行筹得10亿美元(约合61.5亿元人民币)开启这项工作——这很可能成为全国城镇化的样板。 根据规划,这笔钱应该是一个自我持续过程的启动资金:让人们搬进城镇,寻找工作,成为纳税人,为政府财政做出贡献。北京方面也希望大部分城镇化投资收到这样的效果,让建设新学校、医院及公寓楼的巨大成本靠搬迁产生的新财富来承担。 至于工作机会的缺乏,李永平拿出了他正在修订的一份研究。这是一项由外部机构对1000个家庭进行的随机电话调查。他指出,这项调查发现,很少有居民能在当地找到工作,而是被迫前往很远的地方就业。 “这是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李永平说,“但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修建公路和工业园区,我们将创造一个环境,让企业到这些地区开展经营。” 虽然他坚持说农村居民自己决定是否愿意搬迁,但他补充说,最终所有人都要搬。他表示,中国不能等着这些人自愿搬到城市。他表示,“人们自己一直在离开山区,到城市里找工作,但这个速度还不够快。” 任务紧迫的一个原因是,山区的水都流入中国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南水北调工程,即通过河流和运河,将水资源从南方引向干旱的北方。李永平表示,在山区重新造林会使水更加清洁。 他还表示,山区比较危险,经常发生滑坡及其他自然灾害。他表示,今后将不允许任何人在这片区域生活。此外,他说陕西南部拖了该省经济的后腿。李永平表示,贫穷的农民必须变成收入较高的城里人。 这个项目背后似乎隐藏着城市居民对农村生活的厌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永平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下令关闭学校,将年轻人送到农村务农。李永平表示,这段经历帮助他了解农民的困苦,但像中国的很多精英一样,他也对农村生活表示不屑。 “他们需要经常淋浴洗澡,但在泥地上怎么淋浴?”李永平提到农民及他们在山区的老砖房时说。“不经常洗澡可不好。简单地说,我们希望引导中国百姓告别种种落后的生活方式。” 翻译:陈亦亭、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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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肖像中国:“四五”一代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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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都江堰滑坡死亡43人另逾百人失踪

都江堰滑坡后超过千人投入搜救行动 四川都江堰星期六(7月13日)夜间公布的最新统计称,当地7月10日发生的滑坡事故已确认造成43人死亡,另有118人失踪。 滑坡事故发生在都江堰中兴镇三溪村,滑坡发生前当地出现连日暴雨。 官员称,因担心暴雨引发滑坡等灾害,在滑坡事故发生前一天开始已经转移了近3万人,其中三溪村有超过百人被转移。 目前滑坡现场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超过1000名搜救者投入寻找幸存者的行动。 但搜救人员称由于暴雨仍在继续且随时可能再发生滑坡泥石流,搜救行动面临巨大困难。 四川当地媒体引都江堰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称:“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将竭尽全力,绝不放弃,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搜寻失踪及失去联系人员。”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统计,中国7月以来各地已经有数十人死于水灾以及滑坡等次生灾害。 (撰稿/责编: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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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北大博士生论文揭密基层官场14种生态

《中县干部》:——北大博士生论文揭密基层官场十四种生态         近期,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引起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冯军旗为完成博士论文,于2008年深入中原腹地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他借“职务之便”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论文“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有评论称:这份基层政治研究论文,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基层官场到底有多真实、多残酷?曾兵以媒体相关报道为蓝本,试图从多个方面梳理基层官场生态环境,请网友们拍砖。       1. 吃喝,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冯军旗首先到一个乡挂职副乡长。他下到乡里后,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曾兵以为,接风宴肯定不用个人买单,而如此的热情宽待背后,说明了吃喝已经成为官场的常态,否则,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怎么能成为官员保护自己身体的“必备良药”呢?茅台等高档酒轮番涨价,中国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其中的原由大概就不说自明了。       2. 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         在好心人的提醒下,冯军旗特意买了两件有牌子的衣服,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官员应该是什么样?在澡堂子里,都脱得光光,分不出哪个是官,而穿上衣服就不一样了。过去的军官是四个口袋,现在官兵就更加分明。冯军旗短暂的为官经历告诉我们,官员绝不会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像杨善洲没有样子的“傻”官真是太另类了。整天想着样子、待遇,还有精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吗?       3. 成熟,上下有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现         某乡党委副书记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竞争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政协主席那里。落败后的她说道“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官员职务晋升历来都是个变数,在没有最后敲定之前,就可能发生令人无法想像的N 种变化。曾兵以为,“上拉、下推”不乏抱怨的成分,但其形象比喻说明,官员的选拔任用与百姓无关,百姓喜欢没有用,基层推举也起不了多大用,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看上面有没有人。有些人就是因为被领导“看上”后,才进步很大、很快,上面的集中打压了下面的民主。       4. 年龄,官员越活越年轻         有一次,冯军旗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在年龄与岗位挂钩的硬性标准之下,官员让自己越来越年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从与坦荡的一问一答中可以发现,更改年龄已经成为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在为官即有特权的现实情况下,只要官员在其位,无论是否谋其政,但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一个也不能少”。难怪了,很多官员都挖空心思让自己年轻,再活上五百年,原来是想为党和人民多工作几年。       5. 入党,上升通道中必备的敲门砖         相 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的官场中,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而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不但没有车子待遇,还受排挤。曾兵在想,当面对党旗,信誓旦旦的宣誓时,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你究竟是为了谁!曾兵不禁怀疑有些官员,入党到底是终生的信仰,还是以求上位特权的敲门砖?如果把入党当成晋升的台阶、上升的通道,这样的官员还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6. 学历,党校是官员“文凭批发基地”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当学历成为官员晋升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后,党校作为官员培训基地,有的公然制造批发“假的真文凭”,无论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混到一张本科、研究生甚至更高的文凭,为此,政府部门里突然变得“人才济济”。奇怪的是,拥有一大批高水平官员政府部门,在有些地区却连群众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7. 实力,有财权的官员提升快         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发现,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曾兵以为,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说明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为建立维护上下层关系提供了财力支撑,使当政官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而官员宁可不进步也要死守在“富衙门”,说明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 “权力的多寡”,在制度不健全、不落实、不规范的条件下,管钱管物的位子,总是拥有着比别人更为优越的地位。       8. 追逐,对皇权的顶礼崇拜         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高于县长。中县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乡里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在中县,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当地管这叫做“没干成”。从古至今,对皇权的追逐与崇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过去迎接皇帝是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如今是列队欢迎,夹道相庆。时代虽不同,方法虽有异,但追逐与崇拜皇权的心态没有变。在如此的百般献媚县委书记之下,说明权力的诱惑力有多大,主政官员在组织内真是九五之尊、一言九鼎啊。       9. 霸道,悖逆“一把手”是死路一条        中县有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 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老人家曾说,言者无罪、闻者足诫。如今却是不同,小民胆敢说个不字,官员大有“斩立决”的霸道。闲时莫谈国事,背后莫论人非。上学老师告诫说:“人言似箭,岂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曾兵一直牢记于心。陈书记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在当地一定为权力的霸道拿分不少。       10. 送礼,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曾兵身边圈外人,这一次算是窥见了官场送礼的几点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曾兵想像着这一送来送去的景象,真是好不热闹。       11. 政治,一张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族网         冯军旗在深入调研后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普遍的规则是“不落空”现象,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更为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如此的门当户对,如此的龙生龙、凤生凤,除了阻断草根百姓的上升通道之外,政治家族化恐怕会使官场生态更恶劣。       12. 反腐,“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冯军旗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曾兵从已经曝光的冯军旗论文点滴内容看,纪委办案别有门道,也要遵守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进行有选择、有区别的规避。一是,封锁“上贡”通道,在本级查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不予认定。二是,对于已曝光且影响大的问题是一定要查处,但官员都在“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取舍成了一门技术。三是,领导保或不保成为办案的大前提。一位纪委领导还透露,真正被“摘帽”官员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对关系“生死存亡”的反腐败这一重大问题,怎么成了讲究拿捏精准的技术活呢?反腐败或许真验证了那句戏言:“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       13. 女人,官员玩女人算个屁事         冯军旗在调查中发现,中县1950~1978年查处的干部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这种现象在诸多腐败案中也可以看到,贪官被纪委请去“喝茶”之后,供出情人是他们最为爽快的事。重庆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文强被“双规”后,就主动讲述一些强奸少女、玩女明星的过程。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也是首先自己供认,与其有染的女干部、女公务员多达两位数。曾兵奇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官员把玩女人看成是屁事呢?       14. “圣人蛋”,抨击腐败者为官场所不屑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中国传统文化中,圣人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是“才德全尽”之人。在圣人后面加个蛋是什么意思呢?曾兵百度了一下,原来“圣人蛋”是河南的特产词汇,用于形容那些脑子里缺根筋、行为上欠火候、装模作样拿腔拿调、不按规矩出牌、无法以常理度之的人物及行为。反腐败者成了“少根筋”的异类,这就是带领百姓奔小康的官员吗?          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曾兵知道最底层的草根百姓怎么想,曾兵想不明白的是,我们尊称的父母官咋变成了这副德行?       回到学校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 10平方米 的集体宿舍,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冯军旗称,他“确实失落过好一阵。”然后不好意思说:“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曾兵在想,假如官员没有特权,还会有人为此打得头破血流吗?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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