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中国日报:北京判决外地截访人员是“假新闻”

中国民众希望通过上访的方式讨回公道(档案图片) 12月2日,包括美联社、法新社、台湾以及大陆一些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河南省10名截访人员因非法拘禁罪被北京一家法院判刑。 外电引述《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朝阳区法院判处河南省长葛市10名截访人员非法拘禁罪名成立,分别判处数月到1年半不等徒刑。 报道引述业内人士表示,此案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是对地方政府以截访为名肆意限制人身自由说“不”,对北京“黑监狱”也将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该条报道迅速在诸多社交网站、中国大陆的微博上广泛流传,并引发许多评论。 但是,当天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援引朝阳区法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发言人说,称《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这名发言人证实,法院就涉及河南某市官员的案件举行过听证,但她否认法官已经作出裁决。 她还说,目前法院正在与《中国青年报》交涉,要求道歉与解释。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今年4月底,有进京访民称,访民被河南长葛市驻京办人员送到北京市朝阳区双合村一个院落关押。 5月初,北京市公安局将关押点的截访人员带走,被关押的访民获释后称,遭到殴打和恐吓。 报道还说,朝阳区法院于9月24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11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判该案的3名少年犯。11月28日,朝阳区另一法庭就此案第三次开庭,审判7名成年犯。 同一天,10名被告全部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刑,其中主犯获刑1年半,另外9人分别被判处几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报道还说,这是北京首次判决外地截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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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菲谴责中国在争议海域登船检查计划

中国宣称将登船检查进入南海主权争议地区船只的计划引起邻国抗议。 菲律宾政府谴责中国宣称将登船检查进入南海主权争议地区船只的计划。 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有关的计划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因为此举侵犯南海周边国家领海权,危害航行自由。 菲律宾外交部的声明说,要求北京政府对报道所称“将对非法进入中国南海海域的外国船舶登船检查”立即做出说明。 声明说,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那么难道所有进入南海的船只都要受到中国边防机关登临,检查,扣押,驱逐,停航、改航、返航等惩罚性措施吗? 声明还说,中国此举违法,而且印证了菲律宾持续不断的主张,即中国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不但是过度声张主权,而且对所有国家都是威胁。 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本周报道说,海南省公安边防机关“将对非法进入南中国海海南管辖海域的外国船舶进行登临检查”。 此前,最新版本的中国护照上印了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中国地图,此举激怒了同中国有主权争端的邻国。 菲律宾、越南、台湾和印度都对印有南海地图的新版本中国护照表达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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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为了忘却的纪念——一九四二

1942年至1943年期间,中国河南省约三百万人死于饥荒。 我是1942年河南灾民的后代,却曾经对1942年的灾荒一无所知。1990年,一位朋友打算编一部中国灾难史,想让我回到1942年,帮他把这场灾难写出来,这样,我才第一次了解这场灾难的严重性,那年我32岁。 朋友郑重地告诉我,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饿死了三百万人。可我对三百万人这个数字并没有概念。于是,朋友给了我一个参照数,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迫害致死的犹太人是一百万人多一点。 对比之下,我马上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于是,我回到了故乡河南,想回到1942年,把当年饿死的三百万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 很快,我发现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已经把1942年和饿死的三百万人给忘记了,这也是我对1942年那场灾难一无所知的原因。 我的姥娘就是1942年饥荒的亲历者,当我问她1942年的状况时,她反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她马上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除了集体失忆之外,我的另一个困惑是,饿死三百万人时,1942年的中国政府在做什么?难道他们当时就把三百万人给遗忘了吗? 我告别了健忘的乡亲,独自一人回到了1942年,才发现问题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1942年,中国面临的形势是:日本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河南。当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眼看河南遭受灾荒重创,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救灾,领导人大概倒生出了另外一种智慧:反败为胜,何不把河南灾民当作包袱,甩给日本人? 于是,中国军队悄悄撤出了河南。但日本人看穿了中国政府的企图,没有上当,虽大兵压境,但并不全盘占领河南。就这样,河南成了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不管的真空地带,我的三百万乡亲,就是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在逃荒路上,一个个饿死了。 我亲身体会到,在一个被自己政府和敌人都遗忘的地方,故事发生得再惨绝人寰,都是容易被人们和历史遗忘的。但这场1942年发生的灾难,又为什么在1990年被我寻到些蛛丝马迹了呢? 这得感谢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当年,白修德和《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逊·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结伴去过一趟河南。他们在河南遇到了天主教洛阳教区的主教美国人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an),梅甘陪着他们在河南走了一遭,目睹了饥荒的惨象。 他们看到人是如何被活活饿死的,看到野狗啃食人尸,还找到了人吃人的证据。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把见到的一切告诉了中国政府领袖蒋介石,并把描写河南惨状的文章,发在了美国《时代周刊》上,迫使中国政府救灾。但救灾的款项,又让中国政府的各级的官员给贪污了,饿死的人情况持续着。 白修德把当年在河南的所见所闻写进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和1978年出版的著作《探索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我借助白修德的著作,把三百万饿死的河南人从1942年打捞出来,摆在1942年饥荒幸存者面前,他们的记忆终于转动起来,向我叙述了这三百万人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触使我写《温故一九四二》的,正是这死难者面对死亡的态度。 我相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遇到同样的惨况,他们一定会愤怒,一定会追问:我为什么要死?是谁把我饿死的? 但是,我的乡亲们并没有愤怒和追问,临死时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逃荒路上,老张要饿死了,他没有去想中国政府、日本人和整个世界,而是想到了三天前饿死的好朋友老李。 他说:“我比老李多活三天,我值了。” 在饿殍遍野的年代,人吃人并不是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情。老张饿死了,老王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 老张疼醒了,看着老王说:“我还行。”老王端详一下老张:“你不行了。”老张想了想,自己是不行了,“哐当”又死了。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幽默?你为什么这么爱遗忘?我问起1942年饥荒时,我姥娘的回答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和人吃人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对于饿死人成了家常便饭的民族来说,除了遗忘,怎么面对这个严峻而平常的事实,也是个问题。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次次的灾难使中国人用生命的经验证明,如果用严峻的态度来面对严峻的现实,现实就会变成一块坚硬的铁。于是,用幽默的态度和失忆来面对灾难,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秘诀。 写作《温故一九四二》是1990年的事,距今已有22年了。经过十八年的准备,克服重重困难,导演冯小刚终于把《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电影中扮演《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演员是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扮演梅甘主教的演员是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像当年的白修德和托马斯·梅甘一样,七十年后,这两位演员也从美国来到了中国。 阿德里安·布罗迪曾经拍摄过电影《细细的红线》(The Thin Red Line)和《钢琴家》(The Pianist),恰巧这两部电影的故事背景也都在1942年,这次是他第三次回到1942年,我想,在相同的1942年里,在不同的国家生活过后,阿德里安·布罗迪一定比较出了美国人、欧洲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区别——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说:记住;中国人在说:遗忘。 蒂姆·罗宾斯来到1942年的中国后,在拍摄现场对我和冯小刚说:他之所以要来出演主教的角色,是因为他看到了剧本中的人性。他说,这是人性最黑暗的电影,也是人性最温暖的电影。我想蒂姆·罗宾斯所说的人性里最温暖的东西,指的是传教士们设立粥场救助饥民的行动,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企图将濒死的饥民送到灾民庇护所的努力,以及中国人面对死亡时那最后一点凄惨的自嘲和幽默。 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温故之后的记住,有了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接着有了电影《一九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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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 | 高級警察和房地產富商一起為共產黨倒台乾杯

上海 吴泾镇农民抗强征演 成 万人群体事件。 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貪腐曾經在中國 是 個敏感、無法碰觸 的 話題,但現今中國官媒已可以在社論中正義凜然地對濫用職權和不當得利等行為 大 力撻伐。胡錦濤在 十八大 開幕演說中也 表 達對貪腐問題的重視,甚至公開警告共產黨代表們,假使貪腐問題無法解決,會有亡黨亡國的下場。    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管是中國國內或是國外皆不應該對胡錦濤的警告感到意外,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表示。貪腐問題現在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致命的弱點。但這個問題並不是最近才開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建國以來,黨的領導人希望根除貪腐的努力不曾少過。   早在 1951 年, 毛 澤東的“ 三 反 ”與“五反”運動即是標榜打擊貪腐。但毛澤東利用這些運動鞏固自己的權力,顯示這些運動本 身 也是腐敗的。自那時起,中國內部反貪腐運動和對官員和商人的控訴就不斷 被 懷疑是某些官員企圖消滅他們的政敵的煙幕。   貪腐和法治缺乏現在是中國 政治 和經濟生活的問題核心。許 多 權力濫用的故事出現在新聞頭條,如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由謀殺、權力和貪婪交織而成的傳奇故事般的醜聞;薄在倒台前被視為是政治局常委的熱門人選之一。   除了薄熙來醜聞,政治局常委們也被揭露在石油、電子通信、煙草和公共設施有自身利益。 2010 年維基解密披露,有中國內部消息來源告訴 北京 的美國大使館說:“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已經瓜分了經濟的大餅,創造了一個已經僵硬石化的體制;在其中既得利益者影響政策決定和阻礙改革的同時,領導人們也在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脅。”   更多的報導是官員們 如何 將不當獲利匯至國外或是在中國國內有許多豪宅。還有許許多多慢慢蠶蝕共產黨合法性的一般權力濫用,像是地方官員非法奪取土地、學校老師收取 家 長的紅包以讓小孩可以在寒冷的教室內更接近暖器、或是醫生收取過高的藥費以補貼自己微薄的收入等。   賄賂外包   中國共產黨的貪腐誇張程度連從其中得利的內部人也感到憎厭。《金融時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吉密歐 (Jamil Anderlini) 報導他在北京的夜店遇到一位已退休的資深中國警察和一位富有的房地產商,兩人在乾杯時表示要為共產黨的倒台乾杯。   兩位在現行體制得利的人與吉密歐談話時咒罵貪婪的政府官員。房地產商還表示他為了要應付這些貪婪的官員,他甚至發明了一種特別的方式將賄賂外包。他設計了一些私人的紙牌遊戲讓官員來玩,然後請了一些專業的玩家代表他本人。他讓這些官員以賒帳的方式玩牌,自己則是出現喝幾杯酒玩幾局、委託專業玩家輸大筆的錢給某些官員,然後回家保護自己的肝以及神智。   《華盛頓郵報》認為這則故事最詭異的地方在於這位房地產商將賄賂外包甚至不是為了躲避警察,而是他認為自己親自賄賂太花時間、喝酒太多也對身體有害。   《華盛頓郵報》並接著指出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是出名地重要,其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莫大貢獻。但房地產業的腐敗程度同時也是惡名昭彰。房地產商賺取大量的金錢,共產黨官員則是他們財富的守門人:他們控制許可證、批准或拒絕建設計劃、甚至可以幫忙“移置”住在充滿商機的土地上的家庭。   建立陽光法案   現在共產黨面對許多壓力,他們也許必須採取美國式的“陽光法案”,要求公開官員的收入和資產。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十八大期間的會議中表示他支持公開資產。俞說:“只有建立完備又便於群眾監督的制度,才是管好身邊人的有效途徑。”   前一陣子遭《紐時》爆料家族擁有隱密財產的總理溫家寶在許多人眼中是個親民的改革派。他的支持者相信雖然他即將於明年 3 月退休,他會推行更進一步的資產公開計劃。《博訊》編輯韋石(本名孟維參)則表示,“他想要將他自己從醜聞中拯救出來,作法就是揭發其實有更多人比他更有錢。”   《基督科學箴言報》表示,在現行的中國司法體系下,新官員本應向紀檢機關提交詳列他們額外收入和資產的報告。他們也必須報告他們是否有家族成員擁有外國護照或是移局國外,因為這是一個將不法所得移出中國的手法。   但是中央黨校政法部人權研究室教授、著名反腐專家林哲說,向紀檢機關提交收入報告的官員比例很小,而這些報告也鮮少被仔細看過。林表示“公眾應該知道國家主席賺多少錢,還有政治局委員和他們的家族以及小孩的收入情況。這些報告提交出去了,但是卻被放在保險箱裡、沒有人去檢查。” 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漸低     當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同時,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也漸漸降低。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研究分會主任、高級研究員易明 (Elizabeth C. Economy) 指出,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貪腐對中國社會的各方各面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其影響的後果在政治和社會上都很明顯。許多中國人開始上街抗議,在 2010 年有 18 萬件的抗議事件,這也是有社會動亂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年。不論人們是抗議工廠汙染、非法土地侵占、社會福利不足或其他社會問題,貪腐和法治的缺乏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貪腐同時也傷害了中國對外的聲譽。知識產權侵犯的盛行、在國外證交所上市的中國企業的假報告、以及向希望簽約和交易的外國人索取賄賂和好處;這些皆使得原本另人讚嘆的中國經濟成長蒙上了陰影。   當反腐專家林哲於 1990 年代開始探討貪腐時,她幾乎無法在中國出版她的著作。但是她現下是中央黨校中著作最常被引用的教授之一。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re)  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貪腐是中國人民愈顯憂慮的問題。人們從前會對貪腐問題翻白眼或是取笑,認為貪腐官員是官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中國民眾現在開始對這些事情表達關心,反貪腐的網民會在網路上找尋官員照片並揭發他們的不義之財。   楊達才是陝西省安監局長,他在今年被號稱“花總”的一位網民發現他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名錶,有 11 隻錶總價值超過 10 萬美金。廣州市番禺區城管局政委蔡斌被戲稱為“房叔”,因為他被揭露他和他家族成員名下擁有 21 處房產,而他在對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只寫了 2 處。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這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很常見的問題。即使是一個村長也可以成為有錢人;你在這個體制裡層級愈高,可以賺的錢也就愈多。”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警示   共產黨領導者已開始意識到人民漸漸沒有耐心、要求也更多,但同時他們也發覺他們底下的官員已經漸漸不受控制。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演說中表示在他任內十年社會問題有顯著的增加。他也表示“﹝貪腐﹞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根據《金融時報》,北京一些與政界關係密切的人們之間流傳,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的李克強建議他的同僚們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也許人們會希望從這建議中嗅出什麼,中國的學界人士則表示這是一個警告:托克維爾認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是中產階級讓平民們感到忌妒、貴族更是為他們所厭惡。   一般對大革命的理解是它的起因為大量貧民對生活條件的不滿以及貴族精英“讓他們吃蛋糕”(編按:法國版的“何不食肉糜”)的傲慢以及與現實脫離。但是現在更廣泛接受的理論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無法達到民眾愈來愈高的期待。   新一代領導人的改革   面對民眾愈來愈多的不滿和要求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警示,習近平與其他高層領導人或許應該開始著手進行更大膽的改革計劃。   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認為如果習近平要推動改革,他只需要看中國的報紙就可得到靈感。十八大開幕前,官報《環球時報》的民調顯示貪腐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因此民眾表示他們支持政治改革,也就是由媒體和人民一起監督政府。在中國極受歡迎的《財新》雜誌發表了 18 項改革建議給十八大,包括司法獨立、地方官員限權以及掃除住房市場的貪腐。   習近平還沒有提出政治改革的願景,但是易明認為根據習過去的發言和行動,即使有政治改革也會是非常有限的。改革或許會包括黨內民主,即讓更多候選人參與選舉,但候選人只會涵括對黨表達忠貞的人。改革還可能包括審議民主,即發展一種讓輿論得以進入政治程序的機制,但政策決定還是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   習近平申請入黨申請了很多次才成功,易明表示也許現在希望他限制黨的權力是有點難為他。但是很難想像有限的改革有能力改變這個以金錢換取權力、權力換取金錢的政治體系、或是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習近平或許沒辦法第一次就做好改革,不過沒關係,已漸漸感到不耐煩的中國人民或許會以行動表示讓他下一次能作更成功的改革。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cfr.org/china/next-chapter-chinas-rise-reforming-corrupt-system/p29469 2.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2/1113/From-taboo-to-hot-topic-China-leadership-talks-about-corrup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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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闻 | 迫于舆论压力俏江南董事长张兰申请退出政协

据《北京晨报》的报道,1991年,张兰从加拿大回国后,开办了第一家餐厅,2000年创办俏江南品牌。日前,张兰被爆因一起合同纠纷案,在户籍地派出所注销了户口,并被怀疑已加入外国国籍,“变更国籍”一事使她朝阳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备受关注。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实,爱国自在人心,何况更改国籍是公民的个人自由,但作为名人,改变国籍就要敢于承认,这是起码的光明磊落。张兰的儿媳大S是台湾人,她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只是不能担任政府公职要员,所有公务员必须是单一国籍。大名鼎鼎的诺贝尔获奖者李远哲要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就主动放弃了美国籍;台湾“立委”李庆安,被发现拥有美国国籍后立即宣布辞职;不仅国籍,连绿卡也不能拿,马英九曾被揭发有美国绿卡,后来查证,他曾经拿过,早就放弃了。 博客中国专栏作者风青杨的文章说,但中国对于这点并没有法律规定,比如大陆首富宗庆后,当了人大代表后,才发现他有美国绿卡。其实,只要不涉及“裸官”家眷携巨款出逃等问题,改换国籍纯粹是个人的选择。即便换了国籍,甚至把财富和家庭成员都安置在海外,然后又继续留在中国发财致富,也是个人的选择,外人实在没必要说三道四。在张兰的案例中,有争议的是她同时也是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界别属于“台胞台属”。但张兰所在的北京朝阳区政协对此竟然毫不知情,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裸官卷款出逃,政协没有对委员国籍状况进行摸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政府官员,如果连国藉都换了,谁能保证他们还能为这个国家做事,为人民说话呢?张兰加入外国籍,成了又一个“裸商”。得关注的是,张兰不是第一个“裸商”。近年来,企业家移民的现象趋于增加,据《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大陆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还有47%正在考虑移民,其中,不乏像张兰这样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成功人士。换句话说,有74%富人都想离开中国移民他国,可见改换国藉正成为中国富人的大方向。 作者蔡慎坤的文章反问道,什么原因让中国如此众多的人选择改变国藉?是对现行体制的失望?抑或是对未来发展的忧心?抑或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为了信仰的自由,为了清新的空气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为了吃穿住行和晚年的福利保障……也许,每一个换国藉的人都有过一番深思熟虑或一番挣扎。这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富人换国藉己经成为一股风气甚至成为一种趋势,过去只是名人、艺人换个国籍,现在是富人和权贵都在争先恐后改换国藉。 这也无疑触动了国人最敏感的神经:富人都在跑路,穷人怎么办?移民既可以说是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用脚投票。 网易文化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共有10234人次参与了调查,其中有64%的人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这个调查让号称已经“崛起”的中国多少会有些尴尬和不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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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平 | 左中右的博弈推動中國制度轉型

榮劍,1957年出生於浙江定海。1975年春自舟山中學畢業,當過兵,當過農民,1978年考入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1983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馬列發展史研究所,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碩士論文研究《青年馬克思的國家和社會理論》,1986年獲碩士學位後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馬克思的國家和社會理論》2001年發表在中國權威刊物之一《中國社會科學》。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開除黨籍,取消博士答辯資格。   在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間,榮劍在理論界嶄露頭角。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專著《超越與趨同》。198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政治學專著《民主論》,這是國內第一本系統論述民主理論的著作,並在《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刊物發表許多論文。   1989年時,榮劍成為當時中國理論界著名的關於新權威主義辯論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新華文摘》曾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全文轉載他的《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和《論所有制的開放》二文。 1989年在美國的中國旅美經濟學會組織的全球論文競賽中,他以一篇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獲競賽第一名。   由於1989年的遭遇,榮劍1990年赴海南,進入《特區時報》工作,在海南投機大潮的推動下,開始與別人合作辦公司。1993年開始獨立創辦自己的公司,經營房地產開發。從1999年起,開始涉獵藝術品收藏和投資,主要方向是中國抽象油畫。2006年在北京享有盛譽的798藝術社區開辦了一家大型畫廊——北京錦都藝術中心,並擔任北京錦都藝術中心董事長。   1989年之後,榮劍在專注商界生意的同時,也常有理論成果問世。200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馬克思的國家和社會理論》,1993年,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馬克思晚年的創造性探索》,199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社會批判的理論與方法——馬克思若干重要理論研究》,2008年在《文史哲》發表《中國封建主義問題》,201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論歷史觀與歷史價值觀——對中國史學理論若干前提性問題的再認識》,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發表《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現代轉型的思想路徑》。   儘管榮劍著作豐收,但再次被中國思想界和公眾矚目是在他2012年決定“把思想和理性注入到網絡世界去”的大轉身之後。從2012年,他開始為網絡創作,在中國有影響力的“共識網”撰寫“回望重慶系列”文章,對“重慶模式”進行了批判和反思,以及撰寫“關於中國下一步的思考系列”。文章發表後,影響巨大,被譽為中國國內最深刻的時政評論之一。以下是他接受《內幕》記者採訪的問答全文:   “向韓寒童鞋學習”   《內幕》:用你的話說,“二十年間,我沒有介入理論界的是是非非。”在我的印像中,1989年後,大批知識界人士下海,你是其中的一個。1990年之後,你就“下海”了,先在北京、山東、浙江、天津等地做地產,現在則是中國抽象油畫的收藏家和投資人。一般來說,但凡“下海”的知識界人士,很少有捲土重來,而你是例外之一。而且,最近寫的一些文章,如“回望重慶”系列,“關於中國下一步的思考”系列,發表的演講,如《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等,海內外都比較矚目,有讀者說是“篇篇俱佳”,周舵說“老友榮劍君近來在敏感話題上發力甚猛”。你能先解釋一下1989年之後的“下海”與當今再次捲入理論界的是是非非這兩個華麗轉身嗎?   榮:這都談不上是什麼華麗轉身。“八九”之後,完全是走投無路了,當時的情況你也是清楚的,體制外的空間很小,只能在體制內混。原來是要在搞完答辯就準備去社科院蘇紹智的馬列所上班了,人家為了要我,破格給了我一套房子,也算是對我的器重。   “八九”之後,這些都沒了,體制內是沒法混了,那時也沒什麼民營企業,就一個牟其中,我去他那里呆了幾天,馮侖也在那裡,還有王功權、王魯湘、韓志國等都在那里呆過,牟其中那裡成了一個大客棧了。因為牟其中心血來潮,要給海南的一家民辦報紙《特區時報》投點錢,剛好我已在海南的同學周文彰介紹我去該報,這樣,我在處理我的決定出來後,也就是在1990年的11月,去海南《特區時報》上班。   剛去時還殘留著一些政治熱情,寫評論,和韓志國一起為該報搞了一個開放專論的系列訪談,請了不少名家在那里高談闊論。但很快就辦不下去了,一是海南的宣傳部有點緊張了,都是些什麼人啊?一查背景,那怎麼行啊。結果就不讓寫了。再就是海南投機大潮已經起來,據說全國百分之九十的“騙子”都跑到海南了,各顯身手,各盡其能,像我們這些原來以文章立命的人,也抗不住誘惑,一頭扎進去吧。先跟著人家幹,學了幾招後就想自己當老闆。那時老闆也好當,都是稀里糊塗地掙錢,來得快去也快,留不住錢就被淘汰,能留住的就起來了,像馮侖、潘石屹這批人都是大浪淘沙留下來的。我幹的不成功,只能做甩手掌櫃,管理不細密,鋪了幾個攤子,廣種薄收。當然,個人的原始積累解決了,九十年代末轉向藝術品收藏,後來藝術也成產業了,就轉為推廣和投資,因為偏好抽象藝術,對那些政治波普藝術不感興趣,在投資上也不見得成功。   下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確二十年不問理論是非,對於學界在這期間發生的若干爭論,還感到好笑。2000年曾在廣州參加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會,真是有“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感覺,還在那裡煞有介事地爭論什麼本體論問題。我當時對他們發表的意見是:1,理論家一沉思,世人就發笑;2,真理就是常識;3,讓哲學回到課堂去。我總的感覺是,教授們都差不多被廢掉了,這不光是在哲學界,在其他學術領域也基本如此,有深度的研究很少,近二十年,我認為只有兩三篇好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汪暉寫的,我認為他提出了真問題。   大概就是學術界的這種不堪現狀,也時時讓我蠢蠢欲動,想寫點什麼東西。 2003年北京鬧“非典”,呆在家裡沒事,那就寫文章吧。先寫了一篇《論中國封建主義問題》,三萬多字,找不到地方發,拖到200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上發表,《文史哲》主編王學典看到後,興奮異常,輾轉找到我,又放在該刊2008年第4期的頭條上發表。這篇文章我自認還是很重要的,對中國傳統制度的性質及其變遷有一個系統的論述。從這之後,我對自己定的任務是,每年寫一篇好文章,後來還寫了《論歷史觀與歷史價值觀》,發在《中國社會科學》上,《中國史觀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發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上,這都是中國頂級刊物了。   去年來美國時,老是聽到別人提到韓寒的博客文章,評價很高。說實話,在這之前,我還真沒看過他的任何東西,我對網絡話語也不感興趣。回國後去韓寒的博客裡瀏覽,感覺還真是不錯。我在考慮,一個年輕人,點擊量這麼大,傳播效果驚人啊,而我們這些“50後”,文章寫得再漂亮,大概也只有幾百個閱讀者,這不是自絕於人民嗎?我注意到,一批教授學者,在公共領域基本失語,不會說,說了也沒人聽,也就是說,只會專業寫作,不會公共寫作。這是一個大問題。另一方面,韓寒的寫作在網絡話語中代表著最高水平了,但這類寫作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一種平面化的即時性的表達,缺乏歷史性的維度和理論的深度,這是知識背景和個人風格所決定的。除此之外,網絡話語大都陷於情緒表達,快餐文化,圖一時之快,難以沉澱下一些有分量的東西。至於那些謾罵式的文章,搞網絡街頭政治,更不值得一提。所以,我想做一個嘗試,向韓寒童鞋(網絡語,“同學”的諧音,編者註)學習,對自己以往的學術話語和學術風格做一個轉型,從學術寫作轉向公共寫作,盡可能在公共寫作領域,形成一種理性的、客觀的、獨立的和深度的寫作風格,我的想法是,把思想和理性注入到網絡世界去,重建理性的話語力量。   一種非常危險的思想主張   《內幕》:雖然晚輩問“這位博士為何方神仙?”,但我知道,你在89年以前寫了大量文章,例如,《新權威主義在中國是否可行?》, 發表在當時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上,與吳稼祥先生就“新權威主義”進行論戰。你說你是“主張民主的”,在經歷了1989那樣的場面和20多年的商海風雲之後,你還仍然把自己定位於“民主派知識分子嗎”?   榮:我還能自稱是“知識分子”嗎?我已不是以知識來謀生了,我只能算是個寫作的“票友”吧。 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開闢新權威主義大討論,發表了我和吳稼祥的文章。吳稼祥在他的文章裡是把我視為新權威主義者的,他在後來還提到這事,因為我對中國國家力量在歷史和現實中的作用一直持客觀評價的立場,直到我現在寫有關中國封建主義問題,我對中國中央集權化的制度安排,是在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兩個層面上進行論述。中國國家力量對中國發展起到的作用之大,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中國一直是在國家主導的社會發展模式中運行,至今依舊沒有改變。因為我堅持這樣的看法,蕭功秦先生給我戴了個“國家主義”的帽子,這是朋友之間故意誤讀,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我在今年寫了一篇文章,《國家主義還能走多遠》,提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絕對的國家主義”走向了“有限的國家主義”,現在應當是“去國家主義” ,圍繞著“去國家主義”,當然要建立起一整套憲政民主制度。中國當前的主要制度弊端,是黨國一體,是黨天下。我理解的新權威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包括蕭功秦現在主張的“新保守主義”,也是一種過渡性或策略性的制度安排,而現在何新等人所公開主張的國家主義,則是要把國家主義作為一種永久的制度安排,包括現在那些北大教授鼓吹的“中國模式”,核心是想把中國自秦以來一以貫之的中央集權的統治模式永恆化,甚至普世化。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思想主張,是企圖在價值判斷上予以中國制度以永久的合法性。這和“打天下坐天下”、“紅色江山萬世傳承”的觀念都是一脈相連的,當局當然樂觀其成。 榮劍與朋友拜訪黎安友教授自左往右:榮偉,榮劍,黎安友,王軍濤。 理論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內幕》:在你最近為“共識網”寫的系列文章中,“回望重慶”系列是不是可以說重新開啟了民主派與新權威主義的論戰?你也直呼蕭功秦,指出蕭認為“重慶模式”即是“新保守主義”的現成模式,而蕭功秦在接受明鏡《外參》記者採訪時說:“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兩級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 你屬於他批評的右派嗎?   榮:新權威主義在學術意義上可能已經終結,現在沒有人被認定為或自稱為是新權威主義者,蕭功秦也改換門庭,換了一個新詞:新保守主義。其實這兩個是一個東西,也可以看作是國家主義的一種制度現象,儘管是過渡性的制度現象。大家都知道,鄧小平是主張搞新權威主義的,他也是實行新權威主義路線的最佳人選,政治強人,利用自己無人制約的權威,強力推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92年沒有他的一己之力,中國恐怕早已陷於災難。但即使這樣,他也不會說我是新權威主義,一個學術界的說法是不能為他路線的合法性提供正當性的支持的。   觀察中國改革的第二期(1992—2002)和第三期(2002—2012),可以發現,新權威主義不是主張和重提的問題,而是實際的制度安排,簡單地說,就是政治上高度壟斷,經濟上充分開發。薄熙來的重慶新政對於所謂的新權威主義沒有增加什麼實質性的東西,他實際形成的福利主義路線是和發展主義路線相對立的,這是他的一個創新,但不是新權威主義的創新。福利主義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肯定要提出來。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民意支持,說明福利主義在中國已是大勢所趨,是執政黨重建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切入點。當然,搞福利主義必然要依靠國家的力量,要搞轉移支付,要搞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這和西方左翼政府一樣,是離不開政府乾預,但這種政府乾預和新權威主義已是兩回事了,不能混為一談。重慶之爭的核心在於“唱紅”和“打黑”,對此左右涇渭分明。左派是因為重慶的經濟政策而全面認可“唱紅”和“打黑”,右派是因為堅決反對“唱紅”和“黑打”而否定重慶的經濟政策,兩者不可能形成共識。楊帆、蕭功秦想超越左右之爭,都是一廂情願。就我本人而言,在反思重慶模式時,我是試圖秉持理性客觀的立場,但不諱言我的價值傾向,我對自己的定位是:理論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破僵持。   執政黨六十多年歷史,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始終是一個難題,所謂條條塊塊的矛盾,不是統的過死,就是一放就亂,在收權和放權之間輪流轉,沒有制度創新。改革以來,地方權限擴大,有了財權和事權,但地方總體性的改革一直沒有突破,人事權掌握在中央手裡,使地方最終放不開手腳。薄在重慶已經無所顧忌了,他當然有特殊優勢,只是沒有用好用對,利令智昏,缺少戰略眼光。學者們如何總結重慶經驗,也應當有一個更高的視野,民生經濟可以談,但其意義遠不如地方自治重要。地方自治是未來中國轉型的一個重要突破口,應當鼓勵地方向這個方向運行。   中國還沒有擺脫革命的宿命   《內幕》:如同你自己說的,從今年開始,你的網絡寫作主要是兩個系列,一個是“關於中國下一步”的系列思考,建構憲政民主制度,主要是著眼於解決三大政治元問題,即權力來源問題——通過人民授權確立公權力的合法性,權力監督問題——通過分權和制衡防止公權力腐敗,權力歸宿問題——通過權力回歸社會以實現社會自治,為解決這三大政治元問題,你是否也有一個像蕭功秦那樣的路線圖呢? (蕭功秦提出從威權體制進入民主體制的5步驟是: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目前中國正處在第三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榮:社會發展的大致路徑是可以抽像出來的,李澤厚有一個社會演化的四階段論,即經濟發展、個人權利、社會正義和憲政民主,現在中國大概就是處在社會正義階段。如此劃分,當然有助於頂層設計者清醒地估計中國發展的最終目標。但實際上,社會會按部就班地演化嗎?現在的問題是,執政黨是否意識到在實行憲政民主時對他們意味著什麼?這可能意味著他們喪權,他們能接受這一點嗎?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一直強調的是,統治者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用毛的話說,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才是問題所在。如果執政黨按上述社會進化程序公佈一個憲政時間表,我估計社會能接受,問題是,它根本不想公佈呢?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現有的體制是比西方憲政更好的體制,它就這麼認為,你怎麼辦呢?中國政治轉型的具體形式和方式究竟怎樣,現在的確難以猜測,劃幾個公式很簡單,也很學術,但有用嗎?   《內幕》:在你歸納的三個轉型模式中(台灣模式,緬甸模式,阿拉伯模式)你認為中國最可能朝那個模式發展?   榮:台灣已有先例,當然是中國的榜樣。有人已經說過,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從一個娘胎裡出來的,從組織架構、運作模式、話語方式、意識形態建構、領袖體制,如出一轍,有所區別的是,可能就在於國民黨有兌現憲政的真實動機。蔣經國主動或被動地開放黨禁報禁,最終救黨救國,兩不耽誤,這是一個很划算的政治買賣。現在我們這邊的說法是,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這怎麼可能呢?改革是會換來新生的,憲政可以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礎。執政黨現在手頭有這麼多的資源,掌握這麼多的人才,你還怕打選戰?我在和黎安友的對話中,他就提到,既得利益集團在未來的政治轉型中並不一定會喪失其利益,你畢竟掌握資源,是強勢的力量,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下,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也是那些大的利益集團,共產黨為何要害怕憲政改革呢?阿拉伯模式在中國可能是最壞的一個選項了,這個選項並非沒有現實性,我現在擔心的就是事態往那個方向發展。現在很多人都在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我也專門為此寫了文章,我的看法是,中國目前還沒有擺脫革命的宿命。  “三個代表”是向普世價值靠攏   《內幕》:讀你的文章,我發現一個評價兩代領導人的巨大反差:你說最近這十年是“改革裹足不前,制度毫無創新,思想死氣沉沉”的十年。從你的解釋看,你認為這十年“是我們對未來的發展沒有一個清晰的方案。”反過來,你似乎強調“重新開發江澤民”。你的演講《當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狀況》提到,江的“三個代表”理論,是要與世界文明接軌,往普世價值靠攏。此外,在私下交流中,你也強調江比胡強,例如,“科學發展觀”是工具理性,缺乏“三個代表”的價值理性。最近,《明鏡月刊》也有報導說,江澤民在北京玉泉山會見了除胡錦濤之外的數位現任政治局常委。他在談話時指出,要解決“六四”問題,不要再拖下去了。 “六四”平反問題要拿出方案,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我想問的是,江澤民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是不是國人可以有所寄託的?   榮:江實際執政十三年,功過是非如何評價,還真是一個問題。在這個位置上的人,是在乎歷史評價的,不是下屬寫幾篇文章說好那麼簡單,他請庫克來寫他的傳記,是希望自己能被人們普遍認可,被歷史認可,他是期望能夠成為像鄧那樣的歷史性人物。在我看來,他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他在黨內的地位不說一言九鼎吧,但基本上可以掌控全局,完全擺脫了胡趙時期來自政治老人方面的摯肘,可以按自己的意願來做些事。   他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在執政黨意識形態框架內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了,從中你可以解讀出全民黨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系列思想,是力圖向普世價值靠攏的,但他的表述過於簡單化,缺少理論的嚴肅性和整體性,綱領化,教條化,宣傳化。就“三個代表”這個說法吧,可能就是他自己定的,估計幕僚會給出幾個方案,最後由他選擇拍板。因此,這個理論剛出來時,學界並不重視,右派認為講的不夠,講的不徹底,還要往前走;左派則是罵聲一片,“萬言書”都是衝著江來的,斷言他是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烏有之鄉對江的批判是指名道姓的。由此可見,江的“三個代表”理論直接觸及到了左的命脈。   在這種壓力下,江顯然缺少歷史的擔當和勇氣,他自己退回去了,不敢再往深裡講了,半途而廢,使得“三個代表”流於空話,成了一個標籤。左中右都對他不滿意,也算是個悲劇吧。國外一些輿論對江完全是妖魔化,缺少理性冷靜的分析,不足為憑。在現在的形勢下,江可能還會有些影響,但他已經徹底失去了貫徹自己思想和主張的制度條件,“三個代表”理論不會再有任何理論動員的作用了。   對“黨內民主”持懷疑態度   《內幕》:你認為,英國沒有絕對的權力,大家都要妥協——英國的《大憲章》就是這麼來的。幾方勢力比較均衡,大家就要講民主。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九常委也是沒有絕對的權力,均衡。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今年7月4日在《人民日報》的文章甚至說“九常委制度是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為什麼這種頂層結構下中國仍看不到民主憲政的影子?   榮:我在和黎安友的對話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一般來說,威權體制是要依靠政治強人才能存在,政治強人一旦消亡,威權體制就開始分崩離析,比如南韓政治轉型,幾個政治強人完蛋後就立即轉入憲政體制,台灣的蔣經國晚年開放報禁和黨禁,也是考慮到了在他之後沒有人再能維持威權化統治了。中國制度的複雜性在於,鄧之後,沒有政治強人了,最高執政者的權威是處在一個遞減的過程,一代不如一代。現在的胡,你說他還是個強人嗎?看起來軟弱得很。大家都在說,這屆政府是最弱的一屆,我看中央也不強。但就是這樣幾個看起來幾乎毫無作為、甚至毫無政治個性的領袖人物,卻掌控著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機器,而且還能大致有序地進行權力交接,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制度有效性的一個方面,也就是說,中國式的威權體制可以在非政治強人的條件下運行,黨取代了個人,在制度的運行中起到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以前,黨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說到黨,人們理解的就是鄧小平,現在不一樣了,黨不是哪一個人,而是一個執政集團。從個人向一個集團過渡,意味著執政黨的威權化管理方式可能要發生重大變化,因為執政集團內部必將存在博弈,有了博弈就要有相關的規則和程序,這個時候,所謂黨內民主就有可能展開。至於所謂“集體總統制”,完全是御用文人的一廂情願。   《內幕》:俞可平寫《敬畏民意》,鼓吹黨內民主,以黨內民主來帶動社會民主。而你似乎不認同這種思路。為什麼?   榮:共產黨是一直講黨內民主的,俞這樣講有合法性。按我上面的分析,黨內民主肯定是大勢所趨,沒有了大家長,幾個兄弟一起當家,當然要坐下來協商,協商不好,那就是分家嘛。從十三大以後,黨內民主基本上處在停頓狀態,誰都不想碰,幾個關鍵人物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能管住自己的一攤就可以了,大家盡可能地相安無事,利益共享。現在要搞黨內民主,觸及的首先就是這些人的利益,他們願意嗎?十三大時試行差額選舉,是因為鄧和趙都意識到共產黨必須這麼做,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是執政黨的政治任務,現在的領導人哪有這樣的意識,他們沒有主動改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不到一定份上,他們是不會主動改的。因此,在脫離了社會要求民主的巨大壓力時,黨內民主能否有效展開,我是持懷疑態度的。憲政民主,是一個政黨政治的概念,說穿了,就是一個多黨制的概念,為此,有人以黨內派別制來設計黨內民主,如真能做到這一點,那就不是黨內民主了,而實際就是多黨制的民主了。我不知道執政黨能否接受這樣的黨內民主?   左中右各抒己見是好現象   《內幕》:現在看來,很多人對習近平充滿期待,在你的三大政治元問題思考中,你對他有什麼期待嗎?蕭功秦先生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榮:中國新的一代領導人即將出場時,人們都充滿期待。這表明,人民是希望中國繼續在改革的道路上前進,希望新的領導人以對歷史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勇於接受挑戰,直面問題,按人民的意願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中國當前的確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問題,社會深層潛伏著各種危機,這對領導者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能否成為中國歷史性的人物,大概就在未來的十年裡。   《內幕》:因為中南海的寡頭格局,導致中國各派政治勢力出現。例如,你提到“紅後”、企業家、軍人集團、左派群體以及北京自由派等,這些群體在中國將來的轉型過程中會扮演什麼角色呢?  榮:就在近幾年裡,因為面臨著中國新一輪權力更替,當然也是因為中國社會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局,各方勢力都出來發表政見,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雖然當局從維穩和大局出發,對各種相關言論多有限制,但互聯網還是為各種言論的存在創造了無可遏制的條件。我注意到,左中右的分歧儘管巨大,但要求中國進一步改革,尤其是按憲政原則來安排中國制度,大致已形成了共識。延安兒女聯誼會關於黨內差額選舉等一系列建議,是非常積極的,各方都認識到了,黨再不民主,再不從根本上制止腐敗,這個黨肯定要完了。這些不同的力量,正在互相博弈,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我認為,他們都會在客觀上推動中國的制度轉型。   《內幕》:最後一個問題,在中國,知識分子出來說話,與企業家出來說話,都可能面臨監獄的危險,你做了這麼多年生意,難道不怕人家因為不喜歡你的文章和觀點,最後說你偷稅漏稅送你進監獄?   榮:這種可能性是有的,任何人在為人處事時,都會有一個風險評估。執政黨按傳統方式管制言論,現在也面臨著巨大風險。為控制風險,不致把老本都賠光,是需要理性的評估。我相信,理性的力量最終會戰勝非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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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网友提供的新浪博客删帖记录 201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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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山东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属实

图:山东农业厅副厅长为情妇写离婚承诺书被确认属实 山东,中国——据成都全搜索网的消息,一份据称为山东一官员写给某女子的承诺书在网上流传,该承诺书写道:“我单增德承诺,自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与张风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媛结婚,特此承诺。单增德,2012年11月21日。” 由于该承诺书的结尾,还有见证人署名“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史访”等字样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关注。据悉网络上和该消息有关的新闻、网帖均遭到删除,单增德也变成了微博的搜索敏感词,媒体向山东省农业厅办公室求证此事时,他们回应事件正在调查,有最新的信息会向社会公布。 根据资料,山东省农业厅确有一位副厅长名为单增德,其分管财务处、机关服务中心、农业影视中心、招待所、农业实业集团公司、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公司。该厅办公室亦有一位副主任名为史访。 30日,新华社报道,针对近日网帖反映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给情妇写离婚承诺书一事,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公布。 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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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协助巴基斯坦政府实行网络审查 巴网友致信中国网民

我代表很多巴基斯坦网民写这封信,是因为希望你们了解我们正在与政府限制访问互联网信息的举措进行抗争。 巴基斯坦超过2000万网络用户正处于被监控、过滤和噤声的边缘。我们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监控技术公司也帮助了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希望你们知情和支持。 一些中国公司,例如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都有辅助官方的审查计划,在利比亚和伊朗的网络审查中也被揭参与。虽然很难追查他们的具体参与细节,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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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独裁萌物

昨日(11月29日),イカロス出版社推出新作 《世界独裁者列传》(世界の独裁者列伝) ,用萌系少女化的角色讲述20世纪多位知名独裁者的故事。 其中所涉人物包括了太祖爷、金日成、萨达姆、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铁托、卡斯特罗等角色。以下是各角色截图: 太祖爷 ,不多说了,你懂的…… 检阅萌卫兵的太祖爷……现场盛况点 这里 金日成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2012年在世最性感男人金正恩他爷爷。 萨达姆·侯赛因 ,从1979年至2003年,任伊拉克总统、伊拉克总理、伊拉克最高军事将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与伊拉克复兴党总书记等职。 阿道夫·希特勒 ,1934年至1945年为德国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兼任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 斯大林 ,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 波尔布特 ,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总书记 约瑟普·布罗兹·铁托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南斯拉夫总统、总理,南斯拉夫元帅。 菲德尔·卡斯特罗 ,前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前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 拉斐尔·特鲁希略 ,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独裁者(1930年—1938年、1942年—1952年)、大元帅。 穆阿迈尔·卡扎菲 ,前任利比亚实际最高领导者,为利比亚1969年9月1日革命的精神领袖。 奥马尔·巴希尔 ,苏丹军事领导人、政治家,曾任救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从1989年起担任苏丹第7任总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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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 張文光 – 燃燒的西藏

明報     2012 年 11 月 30 日 中共十八大的西藏代表團說:「拉薩是全國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但在中國的藏人區域,自 2008 年 3 月,拉薩騷動至今,接連有 77 名藏人自焚,抗議中共的宗教逼害。 即使十八大期間,青海連續有 4 名藏人自焚,更爆發了 6000 人遊行示威,政治形勢險峻,超越星星之火。 中共西藏副書記向巴平措,還火上加油,批評自焚者說:「這其實是一種非暴力的暴力行為,利用宗教令自焚者走上不歸路,既不符合宗教教規教義,也不道德。」 然而,他有沒有想過:為甚麼藏人選擇自焚作絕望的反抗?為甚麼自焚竟成為藏人反抗的武器,短短 4 年燃燒了 77 個生命? 藏族作家唯色,曾整理部分自焚者的肖像和遺言,有僧人也有平民,更有年輕的學生。其中一位自焚者索巴仁波切,在錄音遺囑說出他的信念:「如佛陀當年捨身飼虎一般,為了真理和自由而捨身取義。」 捨身飼虎,原是佛陀著名的故事,流傳於佛教典籍與壁畫中:釋迦牟尼前世也是王子,在叢林遇到飢餓的母虎,餓得要吃掉自己的小虎。 王子遂起大慈悲心,自殘身體,用血肉餵飼母虎,拯救虎群,感動人心,流傳千古。 故事的意思分明,佛教雖不殺生,但為普渡眾生,也可捨身取義。 當 2008 年的騷動被鎮壓,藏人追求自由而不得,深感宗教壓迫之苦,自焚成為絕望的反抗,舉世矚目。 2012 年 3 月,南韓記者用隱蔽鏡頭,在成都阿壩大街,拍到自焚的實況:一團火紅烈焰,人在火中燃燒。大火過後,燒得扭曲的軀體,如焦炭伏在地上,驚心動魄。 記者問僧侶,怎樣看自焚? 僧侶說:「自焚,不是示威遊行暴動,不會傷害別人,犧牲的只是自己。」 顯然,絕望之心、信仰之志、殉教之念,導致自焚的浪潮,試圖喚醒世界的關注。 畢竟, 77 個燃燒的生命,震撼人心,其慘絕人寰處,讓人聯想到南越: 1960 年代,僧人釋廣德自焚,抗議吳庭琰政府壓迫佛教徒。 結果,釋廣德一人自焚,導致吳廷琰失去國際同情,成為垮台最後的一根稻草。 西藏,不過 4 年光景,已有 77 人自焚,人非草木,無論漢藏,怎能視若無睹,讓人類自焚之火,在西藏絕望地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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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网 | 陈克贵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有期徒刑

陈光诚大哥陈光福 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周五开庭审理陈克贵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当地时间傍晚,法庭宣判,陈克贵被判处三年零三个月有期徒刑。作为父母的陈光福夫妇措手不及,被拒之门外,无法旁听。 周五,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闪电开庭。作为被告父母的陈光福夫妇却被拒之门外,不能在庭审现场旁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北京时间下午17点45分左右在推特上发布信息称,陈克贵一案庭审已经结束,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 据胡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提供的信息,陈家是在距离开庭时间还有四个小时的时候,才从代理律师王海军那里得知今天开庭的消息。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该至少提前10天通知被告以及家属。 儿子受审,父母被拒门外 在抵达法院之后,一些原本与法庭审理并无关系的公安人员出现在门口,将陈光福夫妇阻拦在外,称他们俩被列为本案的证人,所以不能进去,要在外面等候传唤。但是截至记者与胡佳通话时,并没有法庭相关人员前来传唤陈光福夫妇上庭作证。但即使是要作为证人,法院也没有提前发出任何的通知。通过这样一种手段来将作为被告父母的陈光福夫妇拒之门外,但山东沂南县法院还自称审理是”公开”的,”欢迎媒体记者采访”,胡佳认为司法机关的这种处理方式简直就是”荒谬”的。 这一案件显示,即使在陈光诚离开中国,远赴美国留学数月之后,当局对于其亲属的压力丝毫未减。据维权人士胡佳透露,由于开庭时间是在美国的夜晚,陈光诚无法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通知华盛顿国务院,因此委托胡佳在北京帮忙联络美国驻华大使馆、欧盟使团以及欧洲国家驻华使馆中一直关注陈光诚以及陈克贵命运的官员。胡佳说:”就是通过舆论,以及国际社会的外交渠道,加大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这个多多少少会给陈克贵带来一定的保障,而且当局在判决上肯定会有所顾忌。” 闪电开庭为淡化舆论影响 记者还联系了陈克贵家人自己原先聘请的辩护律师丁锡奎的电话,但由于当局通过指定别的律师为陈克贵辩护,丁锡奎已经被排除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之外。丁锡奎对德国之声表示,根据他先前跟陈家的联系,以及掌握的材料证据,陈克贵应该是正当防卫。不过,陈光福夫妇事先对儿子被判刑的结果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目前,丁正在联系陈家人,与他们就下一步的打算交流意见。 当局选择周五这一天作为”突击开庭”的日子,可谓煞费苦心。今天刚好是陈光诚和陈光福的父亲去世10周年的忌日,作为家中长子的陈光福必须要尽孝道,先去为老父亲上坟。同时选择在星期五下午开庭,临近周末的时候,媒体曝光的程度又要小于平时。维权人士胡佳还提醒道,年底将至,今天庭审宣判之后,陈克贵可能不服判决申请上诉,而等到西方国家都在忙着过圣诞度假的当口再进行二审宣布判决,又会很大程度上减弱国际主流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淡化其影响力。很多人应该都还记得,中国知名异议人士、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就是在2009年的圣诞节被宣判。 作者:雨涵 责编:叶宣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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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1912”演讲全文

大家早安,我从十八岁开始就有演讲机会,今天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一次,我看到“中枢”两个字就要晕倒了。马克吐温的写作里有个手法──当写到一个严肃到不行的场合,譬如今天这种场合,他就会让一只小土狗,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突然奔跑到前面,把演讲的人撞一下,然后那份严肃就被瓦解了,我不知道今天我拿这严肃怎么办,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我原来给的题目就是《一九一二》,后来觉得这个题目太大,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所以想缩小范围,谈《孙逸仙这个人》。更接近演讲日期的时候,觉得我真正要讲的,是那个时代的气氛,我也不是孙逸仙研究的专家,所以还是不要都以孙中山先生为主体,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观察,于是最后还是把题目改回《一九一二》。      列强瓜分的中国      1912是甚么样的时代?第一个浮出的意像,可能就是,那是一个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当时一个法国杂志所刊出的漫画,桌上有个大饼,写着“CHINE”,列强拿着刀分割这个饼。整个的十九世纪,是这样弱肉强食的时代。      残酷的时代      那是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沈从文自传里头有段文章题目就叫作〈辛亥革命的一课〉。沈从文生于一九○二年,住在湖南的乡下,在一九一○年最混乱的时代,他还是七、八岁的小孩,从他的眼睛看出:当时满清政府到处搜捕革命党员,但是到底谁是革命党呢?乡下官兵于是就抓人头充数,成千上万的,五花大绑的被抓去砍头,基本上都是乡下的农民。在沈从文的村子里每天大约有一百多的农民被抓去河边砍头,砍到后来,人实在太多了,官兵就把成堆的农民抓去大王庙面前掷?,如果丢出来的是两面都向上或一阴一阳的,就到“活”的这一边,如果两个都覆盖住,就被分去“死”的那边,等砍头。运气不好的农民掷完?,也就乖乖地去排队等砍头。   每一天在河边,都有很多的围观者去看砍头,所以他从小的数字学习,是从数尸体学来的。围观者嘻笑不已,有时围观的人太多了,官兵也搞不清楚到底谁该杀谁不该杀,有的“该”被砍头的不小心混到嘻笑的人群里,也就被当作路人给放了。   一张奇特的邮票可以充分表达政局的不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了,可是我们也都知道,十九世纪到廿世纪初的中国,海关和邮政全部由外国人主控。当时的邮政总办是一位法国人叫帛黎,当中华民国成立时,他非常不甘愿,不认同。邮票上面还是写着“大清邮政”,可是孙中山都已经在南京宣誓就职了,怎么办?他就在邮票的中间,印上了“临时中立”四个字。到了三月的时候,孙中山严重抗议,他才再加“中华民国”四个字。从一张小小的邮票里,就看得出一个动荡的时代。   一九一二年前后,不只是军事动荡,不只是政治动荡,其实更是改风易俗、整个价值观在翻转的时代,服装、缠足、包括发型,剪辫子这件事情,都是严重的大事。      价值的翻转      钱穆先生生在一八九五年。一九一○年,风声鹤唳,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时代要变了。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在他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一本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晚上去翻人家的枕头。他翻出来的书,你猜是怎样的一本书?是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这位前进的思想家的书,给钱穆这位十五、六岁的孩子看到了,钱穆最震动的是甚么呢?竟然是谭嗣同在《仁学》里头谈头发的部分。他把人依照发型来分,谭嗣同说,全发戴冠的,是中国人;把头发剃光的是印度人,把头发剪短的,是西方人;第四种,前面都刮光,后面留个猪尾巴的,叫做满州人。   少年钱穆,那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自己的辫子给剪了。问题是,他辫子才剪了,没几天要放假了,意思是说他要搭火车回家了,朋友就警告他说,你现在没有辫子,一上火车一定会被官兵抓起来被当成革命党给杀了。事情非常的危急,怎么办呢?没有辫子无法搭车,于是他就把剪下的辫子缝到瓜皮帽上,伪装辫子。在历史大转换的时代,一个小小的“脱线”很可能就送了性命。   其实,钱穆不需要缝辫子,因为在一九一二年前后,已经出现“改良帽庄”,有现成的帽子加辫子的改良帽可以买了。那个时候,道士服突然贵了,因为很多人买道士服来穿,道士的高帽子可以把不剪的辫子藏起来,可收可放,端看你遇到的是官兵还是革命军。   一九一二年之后,守城门的革命军,到处抓留辫子的人,抓到就是咔擦一刀。那时候关于剪辫子的漫画特别多。价值的大翻转,辫子可以代表。   我们讲到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就联想到革命、战争、动乱、割裂,彷佛没有任何其他的大事了。事实是这样的吗?譬如传染病,会因为革命而暂停爆发吗?      伍连德这个人      一九一一年在东北爆发的鼠疫,死亡人数六万,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战。那个时候,东北的铁路,东清铁路是俄国的,南满铁路是日本的,然后从奉天到北京的,才是华人的,所以连治理权都是分开的。当有传染病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潮从火车来往上下,传染病也迅速蔓延扩张。当革命在南方蔓延的时候,哈尔滨是一天死一、两百人。当时医学的常识,大家以为这是跳蚤咬老鼠然后传人。在恐怖而人人自危的氛围里,北京派了一个人赶赴东北处理紧急疫情,这个人叫伍连德,马来西亚出生、剑桥医学院的毕业生。他赶到哈尔滨,经过解剖和观察,断言这是一个飞沫空气传染的肺鼠疫,是人对人直接的传染,因此它的严重度、传染速度,远超过人们,尤其是当时西方专家的认知。   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动用了三千名士兵、警察、医师、护士,投入防疫。借用了俄国铁路局一百廿辆列车,做为隔离医院。我们在SARS时也有经验,大家都要戴口罩,口罩怎么来的?伍连德在一九一一年时,认定肺鼠疫是飞沫传染,因此他严格要求所有人都戴厚口罩,当时就叫做“伍连德口罩”。一位法国专家不接受伍连德的判断,坚持不戴口罩进入疫区,没有几天就染病死亡,震惊了国际。   冰原上堆积了两千两百具尸体,装在成千的薄棺内。伍连德说服了清廷,做出一件空前的措施:火化。他说服清廷“解剖”的医学必要,使得现代医学有了开始。当革命在南方动荡延烧的时候,伍连德在冰天雪地里默默开启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建立。   辛亥革命到高潮时,伍连德的工作是否停顿下来?没有。他计划向英国募款,组一个红十字会,然后由他率队到辛亥革命的武汉前线去为伤兵治疗。他说,不管是清军或革命军,他想为两边的士兵裹伤。   伍连德所做的事,基本上叫做不动如山。价值可以翻转,世界可以颠倒,革命可以席卷,他一心一意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      詹天佑这个人      另外一个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很熟悉的詹天佑。革命了,战争了,时代要换了,天要变了。在大动荡里,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停摆?是的,很多原来的秩序都停摆了,革命的意思就是原秩序的停摆和替换。但是有些事情,不因革命或战争或改朝换代而停。詹天佑在1909年时完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铁路,途经八达岭,技术之艰难,当时也是举世惊诧的。   之后詹天佑又成为粤汉铁路的总工程师,或称为总理。粤汉铁路从一八九六年核准动工,到一九三六年才完成,经过了几乎半个世纪。   在一九一一年时情势非常不好的时候,詹天佑曾在一封写给同事的信件中提及对时局的忧虑。“广州正处于愤激的形势中,我希望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可能会有巨大的悔恨。”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以一生的投入推动国家基础建设的人,对于革命所可能带来的中断和破坏,会非常忧虑。   广州是一个革命的核心地,当战争要在广州爆发时,詹天佑人在广州。几乎所有管铁路系统的人都逃难去,列车停驶了,甚至也开始发生抢劫。在这样一个不安的时代里,詹天佑怎么做?他把所有粤汉铁路的主管找来,告诉大家革命就要爆发了,所有要离开的人都来跟我登记,我可以让你们走,但是每个人都要先做好工作细节的移交。后来发生的情况是,当街头因革命而沸腾时,詹天佑手上的那段粤汉铁路工作,始终是照常运行的。      孙逸仙这个人      1912年5月17日,孙中山先生就到了广州,詹天佑以粤路公司经理的身份接待孙先生,这已经是1912年的5月。诸位熟悉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就知道,孙先生很快地就担任了全国铁路总监,他提出了要为中国建设20万公里的铁路,后来变成了我们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提出的宏伟基础建设蓝图包括要在十年内为中国修建16万公里的铁路,160万公里的公路。这个梦想距离现实有多远呢?一直到1949年,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加起来不到2万公里。到今天距离1912年一百年之后,现在的中国,真正营运的铁路里程是8万多公里。公路就远远超过了孙所擘划的,有360万公里。   孙先生当时有一个澳洲的顾问叫作端纳。端纳在1912年6月底时,见了孙中山先生之后对他很不满意,给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澳洲记者摩里斯在七月四日写了一封私人信,发了一堆牢骚:“孙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决定要尽自己毕生的精力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就磨了他好一阵子,他最后拿出一张6英?占?降拇蟮赝计淘诘厣希?诱庹诺赝伎梢钥闯鏊镏猩较壬?裢??耍?蛑笔歉龇枳樱??耆?牟磺惺导剩?杂谒?壳翱?吹氖乱得挥凶罨?镜牧私狻!   这是端纳私下对孙中山的批评。端纳说,“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以及中国西部最偏远的地区,孙中山煞费苦心地用笔在各省及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条线,他用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着海岸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重山峻岭直达拉萨到西藏,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弯沿曲折的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线是从上海经过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过戈壁边缘到达蒙古,他还画了许多从北到南、从西到东许多条线遍布全国,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怎么会这么愚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真的疯了。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与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即使是更多的线都有可能建成,可是问题在于他竟然会以为外国资本家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给他,在5到10年内把这条铁路建成。”   端纳接着写,然后孙中山就问他,“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为此而投资吗?”端纳回答:“那要看什么条件。”孙中山说,“喔,我们可以给他们四十年铁路的使用权,不过期满时他们要将铁路无偿的还给我们,而且保证运行良好。”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BOT吗?我们现在不是在做这个事情吗?   端纳说,“我就告诉孙,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恐怕也得不到外国的一分钱。”端纳总结说,“孙中山太幻想了,他幻想十年后中国满布的铁路,你想想看从越南的老街到中国云南的小铁路就花了八百万的英镑。凭良心讲,一条从云南要拉到拉萨的铁路要花多少钱呢?除了到世界屋脊,就是拉萨,去做夏季的游玩,或着供达赖喇嘛逃跑的时候提供方便,这条铁路一点用都没有。”   这是1912年孙中山先生身边的澳洲顾问私底下的一个说法,有趣的是端纳提供了那么一个活泼的孙中山的侧写轮廓。1912,民国初始,孙中山对于政治的权力,可以放弃,但是对于建设中国的那个梦想,他紧紧的、紧紧的抓住,为之燃烧。从端纳的叙述里,你看到“孙逸仙这个人”,四十六岁的革命家,弯身趴在一张敞开的大地图上,拿着笔,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画下他心中的建国蓝图。孙逸仙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大梦想家。当端纳用轻佻的口气说:“铁路从云南去建到拉萨干什么?”一百年后,回头来看,是的,还真的就是要让全球的人到世界的屋脊去做“夏季的游玩”!   孙中山先生是个大梦想家,因为他所想象十年内要做的事情,要到一百年之后才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你可以从负面去说,哇,他实在是太不切实际了。可是换个角度去看,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真神奇,他的梦想,竟然都是对的,只不过他的梦想太大、太早。他的梦想的实践所需时间,不是十年,是百年。但是他在地上画出的那个梦想的蓝图,后来的人用一百年的时间去验证,他的方向和愿景是伟大的。   想象着趴在地图上的孙逸仙,我就开始思索,孙逸仙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梦想家,一个热情燃烧的梦想家的?我就想到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那场英语演讲的题目是:我的革命思想来自哪里?   他是这么说的。二十出头的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看见香港“秩序井然,建筑宏美,无有干扰,向往不已。(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龙应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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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中国式血荒

【中国式血荒】近两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血荒”频频出现,医院无血可用已成常态。伴随着“血荒”现象的不断蔓延,“互助献血”一词又逐渐为人所知并频繁地刺痛人们的神经,“血荒”要命,但“互助献血”能否成为“血荒”的救命稻草呢?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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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微信被曝易被监视 专家建议慎用为妙

异见人士亲身披露中国网络社交工具微信存在向当局提供内容的嫌疑,腾讯相关产品销往港台引人担忧,中国互联网产品普遍存在配合当局主动审查情况,专家建议慎用。 中国大陆去年开始兴起一款语音社交软件,微信。 网民只要通过手机等移动设备就能够与好友轻松完成对话。但这一切都暴露在当局的监视之下,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称他与好友通过微信的对话曾被当局人员准确的引用,他们也使用聊天内容对胡佳的朋友进行询问。 胡佳周四向本台表示:当局会因此去找那些朋友。而在他们被“喝茶”的过程中,当局人员可以完整的复述出我们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国保在我们面前展示过他们资料内容的来源。我的微信可能是被严密监控的,所以那些和我有过微信交流,和我商量一些维权行动,或者和其有关的异见言论的朋友都很可能会被监控。现在全国大陆的微信用户数量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用户数量还在增长。微信的确是一个相当方便的交流工具,在语音短信和图片传输这些方面都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是国保的监控对象的话,那么你的交流内容就会暴露,就要小心了。 今年9月份腾讯公司公布的微信注册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两亿,不少网民的手机中都会安装微信,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腾讯公司被指对产品存在审查的情况。今年下半年开始微信产品逐渐扩展海外市场,许多东南亚国家也都陆续开始使用,在香港和台湾也有不少广告宣传微信,不少网民也担心中国的社交产品进入香港和台湾,也让中国政府更容易和方便监控当地居民的通信情况。 网络技术专家立里告诉本台记者:对于即时消息服务,特别是国内的,都是存在被存档很久,并被监控的。而且这很容易做到。 记者:如果发信者很快就把所发内容自行删除的话,还会不会被监控呢? 立里:这种服务都是通过服务器传输的,那么这些内容在服务器上是肯定都有存档的。即使用户删除,服务器上仍然是有保留内容的。我看到过公安部门曾经有规定,要求他们必须将这些内容保存很长时间。 腾讯产品配合当局审查并非首次,该公司的开山软件QQ曾被无数次证实存在侵犯用户隐私的情况。例如福建三网民案件中,当局人员以QQ聊天记录作为证据。此外,也有校园学生说他们发表所谓“不和谐”言论,学校保卫处也会以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腾讯公司也被微软和360安全公司发现产品客户端存在扫描用户后台的行为。 胡佳对此表示:腾讯这家公司实际上和中国的安全部门合作的非常紧密,包括他们的qq群等类似产品,都带有监控的职能。无论他们在例如腾讯微博,还是QQ、微信、邮箱,这种点对点的领域,都是向国家安全部门开放查询的。现在的中国不只是腾讯这一家公司,像新浪微博,如果你是一位身份敏感的人士,不管你是否以海外身份注册,但是如果在你的发言中透露出你是谁的话,那么你发表的微博,还是互相发送的私信都是在当局眼皮底下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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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声名远播

近期,央视记者赴各地针对 就交通违规等问题进行街头采访。在见到一位市民后,央视记者说,同志你好,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市民答:哦,我知道。记者: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市民:我很幸福,我很幸福。 点此 观看视频 @IBTimes中文网官微 :央视真是碉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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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四位自焚藏人留下遗言、遗书;藏人自焚数激增至94人

第92位自焚藏人:桑杰扎西 11月27日这天,除了在安多若尔盖(今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24岁的牧民格桑杰在降扎乡政府前自焚牺牲;当天还发生了另一起自焚,是在安多拉卜让(今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桑科乡),18岁牧民桑杰扎西自焚牺牲,遗下父母。 而他在自焚前给堂兄打电话说:“今天我要为民族事业自焚。”之后,以身浴火。这句话应该是桑杰扎西的遗言。 第93位自焚藏人:万代科 而11月28日,晚上7点左右,在安多黑措(今甘肃省甘南州州府合作市),21岁的牧民万代科自焚,高呼“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西藏要自由”、“语言和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场牺牲。他是合作巿佐盖曼玛乡的牧民,遗下父母和兄弟。 第94位自焚藏人:才让南加 11月29日下午约两点,在安多碌曲(今甘肃省甘南州碌曲县),31岁牧民才让南加在双岔乡政府前自焚牺牲。他是双岔乡洛措村牧民,遗下父母、妻子和两个女儿:7岁的多杰吉,3岁的格桑卓玛。 在这个11月,从4日-29日,26天之内有27位藏人自焚:青海省藏区13人,甘肃省藏区8人,四川省藏区5人,西藏自治区1人;15位牧民,3位农民,3位僧人,1位尼师,2位小生意人,1位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中学生;18位男性,4位女性。 现有三位自焚藏人的遗书被当地藏人送出,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下面是中文译文: 第71位自焚藏人:桑珠 第71位自焚藏人——桑珠:安多阿坝(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俄休寺僧人,16岁。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前夕,在阿坝县各莫乡派出所前自焚,被军警拖走,生死不明。 桑珠在自焚前留下遗书:“把这世上最仁慈的祝福,献给我的兄弟姐妹、特别是我的父母。我为西藏而自焚。祈愿达赖喇嘛常驻于世,愿幸福之光照耀雪域大地。” 第87位自焚藏人:桑杰卓玛 第87位自焚藏人——桑杰卓玛:安多泽库(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多禾茂乡尼师,17岁。11月25日在村里自焚,当场牺牲。在阿尼桑杰卓玛牺牲后,从她家里发现她留下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首诗和一张照片。以下是遗诗译文,由桑杰嘉译成中文: 出走了 博巴们请抬头,看蔚蓝色的高空,悬崖峭壁的殿堂里,我的上师出走了 博巴们请抬头,看雪山之颠,雪狮出走了,我的雪狮出走了 博巴们请抬头,看茂密的森林,看绿茵的草原,我的猛虎出走了 博巴们请抬头,看雪域大地,雪域的时代开始了,博巴是自由和独立的 嘉瓦丹增嘉措,在遥远的地方,履足世界时,祈愿苦难下的红脸藏人,从黑暗的梦中醒来 班禅喇嘛,正在监狱里遥望远天,祈祷我的雪域,升起幸福的太阳 为了雪域福祉 雪的宝贝儿女们,不忘雪山的勇士们才是博巴。(这句话是写在照片后面的) 博让赞国(这句话是写在信封上的) 桑杰卓玛 公元2012年11月(看不清具体日子 )日 【注:1、博巴:藏人。 2、嘉瓦丹增嘉措:尊者达赖喇嘛。 3、博让赞:西藏独立。】 第91位自焚藏人:格桑杰 第91位自焚藏人——格桑杰:安多若尔盖(今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降扎乡)牧民,24岁。2012年11月27日晚上,在降扎乡政府前自焚,当场牺牲。 格桑杰留下遗书:“永别了,世上恩惠无量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要为雪域西藏的福祉利益用火点燃生命,祈愿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永久住世,希望雪域西藏的幸福之日尽早到来。” *  *  *  *  *  *  * 94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9日,在境内藏地有91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94位藏人自焚,包括13位女性,已知其中76人牺牲(境内75人,境外1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24位自焚藏人(境内23人,境外1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8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县和甘孜县3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县1起。并且,2011年11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2012年1-11月,79起自焚(境内藏地78起,境外1起): 1月4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在拉萨大昭寺前2起,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1起——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7起——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1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3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两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71位,康17位,嘉戎3位,羌塘1位,卫藏1位。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46位:阿坝州阿坝县30位、壤塘县4位、马尔康县3位、若尔盖县1位;甘孜州甘孜县2位、道孚县3位、康定县2位、色达县1位; 青海省藏区21位:果洛州甘德县1位;玉树州称多县2位、玉树县1位;海西州天峻县1位;黄南州同仁县11位、尖扎县1位、泽库县3位;海东地区循化县1位; 甘肃省藏区18位:甘南州玛曲县1位、夏河县9位、合作市5位、碌曲县3位; 西藏自治区8位:昌都地区昌都县2位;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位;拉萨市当雄县1位;那曲地区比如县4位。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81位,女性13位。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5岁。 僧尼:2位朱古(Rinpoche,活佛),24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2位是宁玛派僧尼;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48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1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2位在拉萨的打工者;1位在康区的打工者;3位小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中的俗人。 4、自焚者状况: 96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78人牺牲(境内77人,境外1人),其中55人当场牺牲,21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1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牺牲。 另有13人在当局手中,3人已身残,却被禁止家人探访和照顾,他们是: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2011年9月26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贡确、2012年2月8日自焚的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 被军警带走的10人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阿坝人达吉、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人永仲、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人丹增、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唯色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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