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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可能希望自己被视为经济改革家，但中国政府的内部人士说，其下属部门之间政治斗争激烈，加上市场化改革政策遇阻，都限制了他推行真正变革的可能性。 李克强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甚至可能是投行人士所称的「李克强经济学」：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丶去杠杆化及结构性改革。 了解李克强想法的人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李克强已意识到他的改革思路如果被捧得太高，反而可能会阻碍改革进程的风险。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在中国，高调可不一定是好事。俗话说树大招风。」 这阵风，很可能会在下月召开的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三中全会）上越加猛烈。 今年3月，中共完成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李克强接班之後，外界对改革的预期一直甚高。 近期有迹象显示内地经济难以维持过去三十年的增长势头，这使市场对改革的期待变得更加强烈。 内地以往一直奉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出口和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模式日渐受到产能过剩丶效率低下丶污染严重和收入不平均等问题困扰，令内地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面对重大挑战。 这些问题已变得极为严重，只有通过深度经济改革才能解决。 对李克强来说，雪上加霜的问题是，他的下属也可能抵制改革，其中包括两大金融监管机构。 当李克强披露计划在上海建立类似香港的自由贸易区时，遭遇保守派官员的强烈反对。这些官员担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服务业，会威胁国内金融业安全。 李克强提议上海自贸区向外资放开银行业，最初曾招致中国银监会的反对，经过数月磨合後尚福林才妥协。 上海自贸区已於上月末正式启动，但李克强与下属意见不一的事宜并非仅限於自贸区项目。 据信，李克强还支持改革银行系统，允许民营企业成立银行，与四大国有银行竞争。银行业人士认为，银监会肯定不乐见民营银行进入市场。 市场人士最初预计首批民营银行可在今年年底前开始运营，但现在看来可能推迟到明年年初或之後。 在证券业改革方面，李克强也必须与下属展开拉锯战，其中包括今年早前上任的证监会主席。李克强曾提议解除对国外商品交易所的限制，允许它们在上海自贸区设立期货交割仓库，但这一构想遭到萧钢反对。 李克强办公室7月向证监会下发的一份纪要文件称，上海自贸区的交割仓库若建成，将替代韩国釜山和新加坡期货交割仓库部分作用，降低国内企业的交易成本。 但此建议并未纳入上海自贸区最终规划方案。来自政府官员的全部迹象都显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项禁令仍将维持原样。 这对港交所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港交所去年斥资22亿美元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LME)，其中一个理由就是LME进军内地具有重大经济意义。 李克强近期关於经济前景的讲话依然坚持改革，但在细节上却一带而过。这说明许多改革问题可能要留待三中全会解决。 一位消息人士说：「政府内部这些复杂反覆的谈判，令人质疑李克强是否已掌控住权力。或许三中全会过後，我们会发现期望越大失望可能越大。」

香港——三名受审人权活动人士的两名律师和其中一人的女儿称，周一，在律师挑战法官审理权限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之后，中国东部一家法院对三名被告的庭审暂时休庭。 前述三名活动人士是刘萍、魏忠平和李思华。作为判断中国共产党在打压全国性新公民运动上会走多远的测试，支持该运动的 这三名被告的审判 备受关注。周一，在江西省新余市进行的庭审吸引了新公民运动的支持者和三名西方外交官，包括一名来自美国的外交官。 新公民运动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寻求扩大法律权利，促进中国的公民参与，其采取的方式是要求公布官员财产，呼吁让所有孩子接受平等的教育，并为志趣相投者举办聚餐活动。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称，自3月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拘押了18名新公民运动的成员，其中一些人还遭到了正式逮捕。 新余市的三名被告是首批受审的运动成员。他们被控非法集会，依据是他们在4月和朋友一起参加了一次集会并当场拍了一张集体照。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到了网上。照片显示他们举着标语，敦促官方释放被关押的抗议者、公布官员财产。周一上庭的时候，三名被告均拒绝认罪，刘萍和魏忠平也否认了针对各自的其他指控。 刘萍的律师张雪忠说，长达一天的庭审气氛激烈，辩护律师试图质疑三名法官审理此案的适当性、检方处理案件的适当性和拘押被告的法律依据，但未能成功。据张雪忠和魏忠平的律师庞琨所述，当日傍晚，三名被告表示他们要解雇自己的律师，迫使法庭延期审理此案。 刘萍的女儿廖敏月出席了庭审，她说，这是被告采取的策略性步骤，旨在表明被告对庭审的公平性缺乏信心，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律师不满。 廖敏月在新余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当律师举手要求发表观点时，主审法官视而不见。被告发现，法官不允许他们的律师说话，为他们做出有效的辩护，所以，律师同意了这一步骤。” 张雪忠和庞琨说，审判很可能会在延期至少15日之后继续，被告可以选择重新聘用同一律师。 欧盟(European Union)驻华代表团一等秘书杜海飞(Raphael Droszewski)说，他和美国及加拿大使馆的外交官一道从北京赶到新余，希望旁听此次审判，可是周一，他们被法庭拒之门外。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薇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一辆吉普车昨天中午闯入长安街便道，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并起火。事件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肇事车内3人死亡。事件发生约两个小时后，北京警方做了最初证实，这是官方对天安门地区突发事件反应最快的一次...

父亲刚刚经历过一场中国最受瞩目的审判，母亲因为杀人等罪名还在监狱服刑，曾经围绕在身边的权贵朋友纷纷涉入到父亲的案件中，一直神秘而低调的同父异母哥哥被父亲承认并公开露面——对于马上就要年满26岁的薄瓜瓜...

北京警方对10月28日中午发生在长安街便道，撞向人群，撞死撞伤多人后，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的疑似自杀性袭击事件的调查已经有所进展。...

继二零零九年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第二次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几十个欧洲人权组织在日内瓦和欧洲各地举办活动谴责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德国支援受迫害族群协会亚洲部负责人德利奥斯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严...

冀中星案二审将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山东访民冀中星的辩护律师刘晓原星期一（10月28日）披露，东莞法院受理了冀中星诉东莞市政府一案。 同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冀中星因爆炸罪被判刑六年一案的上诉予以立案受理。 刘晓原星期一早晨发布微博称：“今天收到东莞中院快递，冀中星起诉东莞市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在十月二十五日受理。此前，冀中星在八月一日向东莞市政府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其控告的殴打致残案复查结论。7月20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爆炸案发生后，东莞市政府召开会议并成立专案组说要对殴打致残案进行复查。” 而在此前一天，刘晓原接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称对冀中星起诉广东省公安厅一案不予受理。 爆炸 来自山东的冀中星指控东莞治安队员在2005年将他殴打致残，导致下肢瘫痪。而东莞方面此前一直坚持他是因事故致残。 冀中星今年7月20日在北京首都机场散发传单表达诉求，在遭警员阻止后以自制爆炸物相威胁，随后爆炸物爆炸，导致他左手严重伤残。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在10月15日以爆炸罪将他判刑六年。 冀中星的代表律师刘晓原在8月分别要求东莞市政府以及广东省公安厅公开对冀中星是否遭殴打致残调查的结果，但至今未获任何信息。 刘晓原在冀中星一审被判罪后分别对东莞市政府和广东省公安厅提出诉讼，指责这两个机构未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 （撰稿/责编：伊人）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反馈 联络办法 姓名 国家、城镇 你的电邮地址 * 电话号码 你的信息 评论 * (最多字数：300字) 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fullrss.net

台湾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日前和香港工党主席李卓人、“占领中环”发起人之一朱耀明及真普联召集人郑宇硕举行记者会，表达对“占领中环”的支持。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及北京《环球时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评论，称...

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患者杀害一名医生，医患纠纷不断的情况下，加重了医护工作者对自身安全的担忧。28日，被害医生出殡日，该医院的数百名医生、护士在医院中集会抗议暴力事件，呼吁政府保障他...

三名草根维权人士将于周一在中国东部接受审判，对他们的主要指控源自他们在一栋公寓的院子里抓拍的一组照片。拍照的那次短暂集会，将成为判断中国政府在打压新公民运动上会走多远的第一次法庭测试的核心，该运动敦促...

10月2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对陈永洲事件发表评论称，这宗发生在企、警、媒之间的公共事件，简化为四个环节，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这个局中没赢家。 　　在他看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披露如此大量细节，远非触及新闻伦理，而是公权力违背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很遗憾，在这个局中，似乎除了微博与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斩获，没有谁是赢家，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事件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能在谈判与妥协中共赢。 　　全文如下： 　　这宗发生在企、警、媒之间的公共事件，简化为四个环节，派生出四个问题，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但核心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个局中没有赢家。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消息出现的当天，我正在香港大学访问，新闻前辈钱钢老师问我：“这个事情你会声援吗？如果记者真收了钱怎么办？” 　　对此，不少新闻大佬选择沉默，至少不太愿意直接评价案件。我将此称为“声援的困境”——这是新闻界不止一次出现的现象，通常，当整个业界都在替你呐喊时，你自己不仅屁股不干净，反而置集体声援不顾，直接认输了。 　　在见钱钢老师前后，我对此已有诸多评价，归纳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未放弃对记者及报馆的驰援；二是追问长沙警方在此案中存在的程序问题、疑似利用报案企业轿车跨省抓人，也包括中联重科一贯的行事风格、湖南的商业环境等；三是对《新快报》头版出现大幅“请放人”设计持有保留意见，这引起部分网友的围攻。 　　今天出版的《羊城晚报》（《新快报》的母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受人指使收人钱财 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文，等于自打耳光，也可知声援者的尴尬。 　　上述三个方面的先兆发言，存在某种“分裂感”，也被人说成是“理中客”。这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发？也许只有还原事件全貌，方能准确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复杂性。 　　其实，这个事件反映的是一条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遵循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丛林原则。目前来看，当事各方包括中联重科及其竞争者、《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不排除进一步蔓延的可能）、长沙警方、央视等，还有一些高层权力资源。为便于讨论，我将事情简化为四步—— 　　第一步：中联重科与竞争者在过去展开了超越市场规制的危险竞争，因政治资源略逊于中科重科，竞争者因此背井离乡。如此商商竞恶的环境中，搬迁的竞争对手显然是弱者，也为它的日后反击提供了前提； 　　第二步：弱者引入媒体，试图通过广告投入定向监督中联重科。自2012年9月29日至2013年8月8日，《新快报》18次报道中联重科，其中14次署名陈永洲。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个时间段里，中联重科成了弱者，从其登门沟通被拒可以看出报馆的傲慢。多数人尤其是媒体人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那些对中国媒体环境深有体会的民企老板，相信都会认同。 　　第三步，就像之前的交恶一样，在回击媒体的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引入警方，立即转成强者。在警方的强制权面前，报馆的监督权不值一提。报纸头版两次“请放人”的抗议，在于管理层借势扩大影响，有人想防止自己被抓。我对此表示反对，是认为不带情绪的律师函件要优于这种版面抗议。事实上，这样的版面语言与之前18篇报道的风格一脉相承，这绝非一个记者所能决定。 　　第四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披露如此大量细节，远非触及新闻伦理，而是公权力违背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对应这四个环节，派来出不同的四个问题：①记者有没有收钱？②报道属不属实？③警方是不是被收买？④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 　　四个问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得不承认，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 　　更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死结。比如，中联重科与竞争对手的恶斗没有在市场规制下进行，即使出现了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对于央视的伦理谴责，不妨也将《新快报》一并列入，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受制于权力，后者受制于金钱，或为权钱的交叉作用；同样，中联重科对于媒体行为的约束，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而是以警察权与监督权双管齐下。 　　从中可知，无论是对个体还是机构，建议一个独立并权威的司法，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这中间有小恶与大恶之分，但光有大恶构成不了整个事件，也正是大恶与小恶的并联，形成了反市场与反法治的行为合力。这也许应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古训，也吻合“你就是体制”的今话。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滥权越大伤害越大。如果一定要以次优轻重进行排序，媒体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体的监督毕竟是定向伤害，而警权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媒体审判，则是全局伤害。正如南方日报原社长范以锦的观点：“果真有敲诈勒索等行为应该追究。但执法的目的性、合法性和‘先抓后审、审出问题’的程序问题必须质疑，并对由此造成的记者‘人人自危’的局面深表忧虑。” 　　一个无所不往的警察系统，两个瑕疵不断的上市公司，几家难被尊重的新闻机构，以及隐身其后的高层权力对赌等，构成了这宗企、警、媒公共事件的关键要素。显然，两家公司的商业互斗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公权力在这里面介入太深——至少调动省城警力与央媒资源，非一般人士可为——深得几乎让外人看不清楚。市场精神与法治精神被蹂躏，被遗弃。 　　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很遗憾，在这个局中，似乎除了微博与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斩获，没有谁是赢家，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事件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能在谈判与妥协中共赢。 相关日志 2013/10/27 — 传蓝色光标涉贿赂媒体被查 北京警方称“未获证实” 2013/10/27 — 王思想家：陈永洲招了，长沙捞到救命稻草？ —— 抓记者大戏进入高潮之10大看点 2013/10/27 — 新快报案 更多幕后人士曝光 2013/10/27 — 新快报事件的内幕 2013/10/26 — 多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认罪 舆论声援戛然而止 2013/10/26 — 德国之声:“请放人”事件记者央视“认罪” 2013/10/26 — 不出意外的逆转了，央视称新快报被抓记者承认收钱发失实报道，记协、新快报老板羊城晚报同时反水 2013/10/26 — 信息量超大!陈永洲的笔录上供认了谁?

在刚过去不久的九月下旬的最后一周，中国集中宣布了五起舆论热点要案的一审结果或审结执行结果：9月22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薄熙来获无期徒刑；9月25日，夏俊峰故意杀人案被核准死刑，被沈阳中院执行，家属未能收尸，只得到一堆骨灰；9月26日，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一审宣判，李某某获刑十年；9月27日，与聂树斌被冤杀案缠绕达八年之久的王书金故意杀人强奸案二审宣判，判处王书金死刑的一审判决被维持；9月29日，龚爱爱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宣判，获刑三年。   在这五起案件中，薄熙来、夏俊峰和王书金案，因人们无论对其实体结论还是司法程序过程，都充满了不信任和质疑，而遭到舆论的诸多批评。 薄熙来案最受关注，官方破例微博直播庭审纪录，在程序方面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与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滥施劳教、黑打劫杀企业家、迫害律师等诸多恶行相比，济南中院对他涉嫌受贿、贪污所涉区区数千万元（这是现在一个村长就可能涉案的钱数）以及搧属下耳光之类滥用职权等三项罪名的审理，实是九牛一毛。这种将实体控诉标的严重压缩的选择性司法，可以说是中国权力斗兽场里的日常布景。 夏俊峰案里，从一审到二审到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三级司法中，对夏俊峰有利的六位证人一直未被允许出庭作证。核准死刑的裁定书上写道：“本案中，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害人张旭东、申凯殴打了被告人夏俊峰，被害人张伟没有与夏俊峰发生任何冲突，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不具备。因此，辩护律师提出的夏俊峰的行为是正当防卫的辩解不能成立。”这两段话都表明最高法院在核准死刑时的司法逻辑是：夏俊峰必须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才能免罪。 若按照国际司法界通行的无罪推定理论与实践，检方要证明夏俊峰故意杀人，必须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即排除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致死、过失杀人这四种可能。因此，在无罪推定理论下，并不是夏俊峰要证明自己正当防卫，而是需要检方证明夏俊峰不可能正当防卫。但检方在承认双方对发生冲突均有责任的前提下，且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两位死者和一位伤者没有殴打夏俊峰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排除了正当防卫的可能。 无罪推定是一项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国际司法界基本原则，无罪推定是贯穿于整个司法程序的，有着相应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例如相关的不自证其罪原则所致的沉默权制度等，也就是说控方在指控嫌犯犯罪时，只有将其他可能性排除之后才能证成他们所控诉的罪名。而中国刑诉法第十二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一条似是而非的条文，并未明确提供整个司法程序对嫌犯的公平保障制度，只是说只有法院才可以定罪，其他人和机关无权定罪，至于法院怎么定罪，要遵循哪些保障人权的原则，则在所不问。换句话说，如果法院对嫌犯进行有罪推定也是可以的，这就是导致中国大量冤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实践中，虽然近一年内，法院有过强调无罪推定问题，但实际上只有在有目的地袒护嫌犯时才会振振有词地宣称无罪推定。 城管作为一个千人怨万人恨的非法制度，已经造成成百上千侵害人权的恶性事件，城管打死人的新闻时有耳闻——但城管们并不因此被判处死刑。比如，在2008年1月7日发生的那起湖北天门城管集体殴杀魏文华案中，最后四名主凶孙代榜、熊巍、鄢志明、胡落红分别只被判了六、五、五、三年有期徒刑。可见，官方对于城管打死人与城管被平民打死的司法处理方式本来就是双重标准的。这样的制度原本就是一个制造官民矛盾人际冲突的制度，具体的城管工作人员和普通摊主在这扭曲的制度中被设置为敌对双方。因此，在越出个案是非的更广泛人权意义上，夏俊峰在城管勤务室刺死两位个头一米八以上的城管并刺伤一位，具有某种政治象征意义，即人民对暴政的正当反抗，而三级法院一致阻止有利于夏俊峰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承认冲突双方均有责任基础上无证据排除正当防卫，将夏俊峰处死，处死夏俊峰后不许家属收尸只给骨灰……这一切同样具有政治象征含义，即官方绝不允许任何反抗城管等暴政制度的行为发生，一旦出现即严厉镇压，决不怜悯。 王书金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原因是王书金自陈犯下聂树斌案中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罪行，聂树斌是被冤杀的。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迄今已有八年，在此八年中，河北司法当局曾声称欲调查，但一直未有结论。此次河北高院维持邯郸中院一审判决外，还强调了王书金自陈玉米地奸杀案中证据链上的诸多疑点，因此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王书金自认的玉米地奸杀案予以否定。这一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正确地适用了疑罪从无原则。然而，与此同时，河北高院并未就聂树斌案以同样的疑罪从无原则宣布纠正错判，这一不作为的司法行为是十分恶劣的。对于河北司法当局来说，现在最要紧的事绝不是深入调查聂树斌案并早日作出结论——如果真要调查并作结论，那么在王书金自认玉米地奸杀案后的八年里时间已经足够充分，而是尽快了结王书金案，这样才能死无对证、一了百了。为此，此次河北高院对王书金下达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貌似遵循合法的程序，但依然难掩急于复核、急于杀人的急切心情，他们杀王书金不会有什么心理障碍，因为王书金不但自认了多起奸杀案，而且也与刑事司法调查的结果吻合。 中国曾在1998年10月5日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民权公约》），但至今未在国内生效。没有《民权公约》约束的中国刑事司法，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司法目的并不是保障人权，确保公正，而是保护某种党权利益；2.司法机构由这种特别受袒护的党权集团设置，依附于它；3.具体的刑事司法过程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对条文的解释完全服从上述第一条；4.错案通常由袒护性司法和侵害性司法两部分构成，即为了袒护党权利益而侵害合乎公正原则的私人或集体利益；5.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议会，错误的司法无法得到纠正。司法不公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无序状态。 从司法本身谈司法，是一切讨论当代中国司法问题的局限，讨论司法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立法是否合法公正，或是对司法程序的检讨，即只从法的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探究中国司法的问题，因为这些都仅仅是表现出来的后果，而非真正的根本原因所在。没有独立司法权的司法，仅仅讨论司法一定是不够的，就如奴隶制下，奴隶受主人下令作恶，仅仅惩罚奴隶并不能阻止奴隶主通过其他奴隶继续作恶。部分法律人致力于就法论法的法律实证主义讨论时，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仅仅是法的问题，而在于中国没有能够严肃讨论的制度基础，部分法律人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撑出一片天，就回避了那些缺乏学术与现实环境的领域，久而久之，他们就遗忘了法的制定与适用奠基于具体的政治制度，法的制定的合法性来自于政治制度，法的适用的正当性同样与此相关。当这种遗忘足够稳定时，这些法条主义鸵鸟也就对自己就法现象的技术性处理方式深信不疑，而这也成为了一个畸形的法制度得以成就的重要支柱。 中国的司法问题，尤其是刑事司法问题，根源都在于政治制度，这是无法否认的。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果想要保障人权，司法独立都是无法回避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今日中国司法乱象，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于缺乏制度性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受制于其他权力部门，遑论法官断案之独立。然而，这样的老生常谈并不能使人满意，只是，即使是部分人的老生常谈，也是很多人的盲区——在一个被意识形态洗脑了60多年的国家里，有多少人听说过“司法独立”四个字？这个国家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只有当越来越多人逐渐醒悟过来的时候，能够看清社会问题制度乱源的时候，良性的政治制度变革才是水到渠成并且有着坚实基础的。否则，正如有人说：“司法已经这么腐败了，再给它独立那还了得！”——其实这一精彩的误会里意味着司法必须独立的同时，当然需要整体性政治制度合理的权力制衡——制约并且平衡。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倘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制度支持和保护着诸多人权理想，穿行于大脑和天空的这些理想无法落实到制度上，那么它终究还是空洞的。   2013年10月16日于追远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