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张千帆:要敢于面对中国的真问题

一早往窗外望去,只见一片雾霾蒙蒙,仅一两公里之遥的百望山几乎消失在视野中。上网一查,凌晨六点北京的PM2.5污染指数是368,属于重度污染。如果不刮大风,这个指数一日之内还将恶化。急匆匆送孩子上学,又忘带口罩;虽然标识着PM2.5的口罩未必真能发挥什么作用,但是聊胜于无,至少有个心理安慰吧。路上遇到成群结队赶着上学的孩子,不免为他们的健康担忧。这种天气对强壮的成人来说也许可以忍受,但是每天呼吸这种空气,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下一代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曾听一位城市白领说,她不愿意在国内生孩子,因为她无法为新生命提供一个基本健康的成长环境。听了这话,我很吃惊,但仔细一想,又颇能理解其中的无奈。   在这种心境下读重庆警备区司令朱和平少将的近作”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我只能说自己的感觉是”找不到感觉”。为什么?因为今天再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来说事,回避了当代中国的真问题。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远不止是领土主权或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需要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安全的食品,这些都是人作为动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们做到了吗?我们需要为下一代提供一个文明而宽松的教育环境,而不是用各种考试、补习、收费来压抑和扭曲一个个幼小的心灵,否则这个民族不可能有希望–我们做到了吗?社会贫富差距那么大,那么多农民和城市底层的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得不到法律保护,上访途中还遭遇各种迫害、虐待;贪官污吏那么多,每年流失的赃款就有多少?军队腐败那么严重,中央军委屡禁不止,不让吃酒席就用矿泉水瓶装茅台,请问朱司令有何良策?这些才是当今中国的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真问题,它们和”意识形态的上甘岭”不搭边,也绝不是回到遥远的”上甘岭”时代就能解决的。   在朱和平少将看来,似乎所有问题都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搞的鬼。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军队负责人,说话要负责任,不能夸夸其谈、胡编乱造。从目前那篇在说理上十分单薄的短文,我们还看不到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敌对势力”污染了中国的空气和水,制造各种有毒食品,扩大中国贫富差距,造成各种强征、血拆以及官员和军队腐败……当然,有些格局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是乐见其成,譬如中国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制造廉价产品,耗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的环境,还买别人的国债供他们免费享受,对于他们来说何乐不为?没有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也不会积聚居高不下的产能和输出型发展模式,但是归根结底,”中国模式”是中国政府自己的选择。如今不是鸦片战争时代,没有谁拿着枪逼咱们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中国的发展方向不对,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国际因素至多只是间接的”外因”,最终要靠内因才能起作用。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对问题和造成问题的原因视而不见。   文中还指责所谓的西方敌对势力”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攻击诋毁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句话更是莫名其妙,因为它把”自由”、”民主”、”人权”当作西方的东西,和当代中国对立起来;这些概念原先也许是西方的舶来品,现在则早已成为中国公民生活的主流话语。众所周知,现行宪法是在执政党领导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宪法序言有一处、正文有12处规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为代表的”民主”无疑是1982年宪法的首要特色,各级人大代表由选举产生并有义务监督同级官员,这不是民主是什么?”人权”以前被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符号,但这早已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2004年修宪之后,”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已明确成为中国政府的法律义务。这些话都白纸黑字写在宪法和党章上,不知朱少将为何视而不见,偏偏要把”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权”对立起来。难道他的意思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坚持独裁、专制、侵犯人权吗?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回到”上甘岭”的喧嚣究竟是出于食古不化,还是言不由衷。   在去年12月4号纪念宪法颁布三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在于实施”,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因为解决当下中国的真问题恰恰就是要把宪法规定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落到实处。毋庸讳言,现行宪法的实施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而正是宪法实施的缺陷产生了当代中国遭遇的现实问题。人大选举走过场,人大代表不尽责,导致政府决策不对民负责,”GDP至上”的发展模式肥了少数贪官和开发商,伤害了广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司法不独立,社会公正无从实现,人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正是落实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法治得以落实,人权获得保障,那么人民就用不着面临强征、血拆的劫难和颠沛流离之苦。如果各级政府通过人大对人民负责,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就会戛然而止,各级官员就会专注于环境治理、食品监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职能,而不是和开发商一起瓜分属于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呼吸新鲜的空气、喝上纯净的水、吃上放心食品、享受真正的”素质教育”。   反之,”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除了强化极左思维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事实上,这套思路是”文革”老调重弹,没有任何新意。就在不远的过去,重庆本地的”唱红打黑”就是前车之鉴,也许打了几只”耗子”,但与此同时却造就了薄熙来、王立军、雷政富等”老虎”。”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无非是”唱红”的一个加强版,而重庆恰恰是在震耳欲聋的一片”红歌”声中变成腐败重灾区。   就和任何人都会生病一样,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对待问题的态度。蔡桓公的”讳疾忌医”早已为天下笑,但可悲的是,这种笑话却在当代不断重演,”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就是一个版本。它只会让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忽视自己的真问题,并贻误通过制度改革对症下药、及时治疗的时机。 进入 张千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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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当局控制思想提出16条引网民炮轰

分析人士认为有越来越多证据证明习近平正在推行严格思想管控政策。 中国教育部官方网站最近公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共16条,要求强化大专院校教师政治思想工作,且对教师思想直接监控,引发网民炮轰。 这份文件要求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加强理论学习,“用青年教师的思想影响学生”,要求青年教师在网上发言要有责任意识,并且要求高校对青年教师的思想进行“直接监控”,师德不合格的教师会被“一票否决”。 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共“七不讲”文件,要求高校教师不能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 分析认为,这份文件不论是公布的时间点还是具体内容上,都被认为和稍早外界传出“七不讲”颇有神似,当时“七不讲”引发外界对中共集体左转乃至“阉割”青年公民意识的忧虑,而遭舆论炮轰。 网民纷纷在微博平台发文,表示他们的看法。 张鸣: 大学教师的思想政治考核,一票否决,谁定标准,谁来否决?会不会因此造成领导打击报复成风?原来听说你们要整党,党没整,先整大学老师。阶级斗争又开始吗? 谢轶群:你没看懂这个16条,尽说些大而无当的话。16条就是公开说要把青年教师管严,叫他们闭嘴。以前有些事只做不说,因为还有顾忌,现在肆无忌惮了。 李GG健:微问:哪一条法律,赋予一个没有登记注册的社团如此的特殊权力——对高校青年教师强制性实施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 吴伟bj:压是压不住、也压不服的。企图让国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那只能是做梦! 须生坛艺:16条一出来,必然是多数青年教师选择沉默不语,少数青年教师选择顺从话语,极少数会像猴子一样随着锣声表演起来,然后得到一个个糖果的赏赐。 谌红果:老师绝对在16条的监视对象之内,怕是您的课都安排在有监控探头的教室里了吧? 沂东旧客:“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钱钟书《赴鄂道中》,写于一九五七年初夏,全面反右运动前夕。想那时,牛棚已搭好,名单已圈定,大网已张起,16条已发布。 布董事:在琢磨官方如何落实《16条》,是否会要求高校教师像媒体人员一样登记微博帐号? 小童鞋_1009:高校思想政治工作16条,就是新的反右,新的小文革,连条数都一样,十六条.学校厕所免费手纸要一律换成毛概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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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渲染引反弹 拜登“自由呼吸论”火爆大陆

原文地址: 官媒渲染引反弹 拜登“自由呼吸论”火爆大陆 作者: 耕耘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官媒的报导着重强调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这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他们幼稚。(网络图片) 5月23日,美国副总统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国家的言论,在大陆引发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官媒报导中国留学生对此抗议,然而适得其反,在大陆微博和论坛,支持拜登这一言论的可说是一边倒,其中很多是名博大V。对于“抗议拜登”的留学生同胞,许多大V嘲笑其幼稚,并有很多包括著名媒体人在内的民众质疑其学生会背景。    很多大陆民众表示:拜登的话对不对,请张天璞同学自己思考一下即可。张同学在美国因为不喜欢美国副总统的讲话而写信抗议,抗议完了还能自由呼吸。假如张同学在中国的时候不喜欢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而写信抗议,他写完信还能自由呼吸吗? 官媒渲染留学生的抗议 引发反弹 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13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称中国是不能“另类思考”和“自由呼吸”的国度,香港《南华早报》22日报导,该校中国学生起草一封信,要求拜登做出正式道歉。到22日为止已有343人签名,信件将先被呈递给该校校长,然后转交到拜登办公室。 中共官媒新华网,特别是环球时报对此大做文章,有意渲染中国留学生的抗议行为,却引爆大陆民众的嘲讽。而且,大陆一些较为开放媒体也对此发出质疑。 南都:想起经典前苏联笑话…… 《南方都市报》评论官方微博23日发帖文如此调侃道:留美学生要求拜登道歉,提出了“另类思考”,享受了“自由呼吸”,更以正统的方式爱了一把祖国。不过,这也不禁让人想起那个经典的前苏联笑话,安~ 前苏联有个笑话说,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对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美国很民主,美国人可以在白宫门前骂美国总统。”勃列日涅夫说:“这有什么?我们苏联人也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前骂美国总统。” 网络截图 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寻求干净空气 转战伦敦 大陆还有很多民众表示,中国是不能“自由呼吸”,因为空气有毒。对此,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在同一天的官方微博转发这一消息,嘲讽的意味颇浓:【中国周刊:女医生为儿找干净空气 辗转多省无果只好送出国】17岁的天天从小患有哮喘,为了呼吸干净的空气,妈妈带着他从长沙搬到沈阳,再搬到广州。最后天天孤身一人去了伦敦,哮喘再也没犯过。“送到国外,想让他呼吸新鲜的空气,喝没有六价铬的水,吃没有地沟油的食物”。 朱大可:谁在用无耻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美国副总统拜登向中国学生表示同情,因为在他们国家,人无法自由呼吸。一言既出,摊上了大事:中国学生感到美国人羞辱了自己的国家,由此进行连署抗议。我的困惑是,究竟谁在羞辱我们的空气、土地、食物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谁在用无耻的谎言羞辱我们的思想、言论、尊严和常识?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 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清华大学清新时报官方微博也表示,“拜登称中国是不能自由思考的国家,中国学生要求道歉。先别给是否应该道歉下论断,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会被人称作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度。我们不能总视己为弱者,带着敏感而又脆弱的爱国情怀去看待一切。道歉不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空气,脆弱的爱国也不会成为强国之本,唯有反思才能进步。” 媒体人质疑留学生的抗议行为乃是中共使馆等指使 对于《环球时报》大肆报导留学生对拜登“自由呼吸论”的抗议行为,大陆很多包括媒体人在内的民众都对此表示质疑。 《中国改革》杂志社原社长李伟东在新浪微博发帖分析称 : 幼小心灵其实可能没那么受不了,他们在米国(美国)呆了四年,什么都明白了,心里有数。可能是使馆及爱国华侨组织受不了,让学生出头,个别学生对立功机会心领神会,其他人也不好不签,不签还要不要回国啊?在米国及欧洲发生的那点事,机制大体如此。 微博名为“松果森林”表示:美副总统称中国不能自由呼吸 中国学生要求道歉,这新闻标题后半部份是自己加的吧? 谢田教授:领馆操控学生会由来已久 这两天,在美留学生张天璞成了大陆网友人肉的重点,据网友搜索:张天璞是中国大陆黑龙江人,曾于哈尔滨三中读书,2009年来美进入圣路易斯大学,2010年转入宾大沃顿商学院,其父母家庭情况不详。他的个人微博也已经没有任何信息了。 还有美国学生提供的消息称,张天璞是学生会成员。 美国宾州费城爵硕大学(Drexel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谢田博士曾对大纪元表示,中领馆操控中国学生组织(联谊会、联合会、俱乐部等)由来已久,只不过现在的控制越来越精致化、隐秘化,越来越采用利益驱使的手段。 谢田曾经担任美国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美国中西部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第一任执行主席。 谢田表示,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现在的学生会主席一般都是钦点的。以前领馆操控的人不一定总是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出现,但都会积极参与学生会,现在他们一定要占据最主要的位置,因为学生们也不那么听话了。我那时参选只是个人出去的,没有背景,但很快发现,他们有一股势力在后面,就是那个‘党小组’在后面。他们内部决定谁出来,那个小团体的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煽动。” “当时,这些鼓动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主义’的理由,今天看来,随着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和名声越来越臭,这些学生社团头领的出头更多的是由于利益驱动的。” 谢田认为,现今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跟他们10年、20年前那个时候相比,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趋势更强,更关心自己,普遍缺乏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缺乏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心。“他们没有能够虚心学习西方社会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经常把中共的一些手法、手段带到民主社会里来,这令人十分担忧。” 大陆民众呼吁张天璞回国 很多民众对签名抗议的学生嘲讽道:强烈要求让我去换那些中国学生!让他们回国感受“宇宙真理”。 YeomanJoe:拜登说的在理,我看中国学生中要声援他的人多过抗议他的人。 杨浩宇Mason:反思,如果中国真能自由呼吸和另类思考,为什么又有那么多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甚至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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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5月27日,康区牧人丹增西热自焚牺牲

又传来一位藏人自焚、牺牲的消息! 5月27日,在康区曲麻莱(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31岁的牧民丹增西热(Tenzin Sherab)为抗议中共压迫自焚牺牲。他是2009年以来境内藏地自焚的第118位藏人,境内外自焚的第122位藏人。其中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据 报道 ,丹增西热的遗体被当地公安抢走,第二天他的父亲顿珠等亲属被当局传唤,遗体被交还。自焚前几天,丹增西热曾表示,中共当局的政策,对藏民族宗教文化的破坏,让我们无法活下去。 丹增西热是曲麻莱县秋智乡加巧牧委会第二大队人,父亲名叫顿珠,母亲名叫曲美,家有5个兄弟。 心痛!合十!祈祷! ******* 以下,是122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5月27日,在境内藏地有118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22位藏人自焚,包括18位女性。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已有106人牺牲,包括境内藏地104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有43位自焚藏人(境内40人,境外3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5月,21起自焚(境内藏地20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3月5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4月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3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 5月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96人,康20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今阿坝县)自焚藏人最多,为33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今夏河县)15人和安多热贡(今同仁县)11人,以及安多左格(今若尔盖县)8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8人:阿坝州阿坝县33人、壤塘县6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8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6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曲麻莱县1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7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5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6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104人,女性18人。其中有21位父亲,10位母亲,遗下年幼的孩子。 最年长的64岁,最年轻的16岁。大多数是青壮年,平均年龄约26岁。 僧尼:3位高阶僧侣(Rinpoche,朱古),31位普通僧侣,5位尼师,共计39位僧尼,涉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宁玛派、萨迦派,以格鲁派僧尼居多; 农牧民:63位牧民和农民,包括56位牧民,7位农民;其中10位牧民曾是僧人,遭当局工作中驱逐出寺;4人曾是僧人,属自己还俗离寺。其中1位自焚牺牲的农民,原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寺院僧人;6位自焚牺牲的牧民,属藏传佛教觉囊派所在地区。1位自焚牺牲的牧民,是著名的贡唐仓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3位男学生;3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4位商贩;1位木匠;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党员及退休干部;1位护林员;可以说,涉及藏人社会的多个阶层,其中这三个群体值得关注:僧侣;牧民;学生。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22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106人牺牲(境内104人,境外2人),其中77人当场牺牲,22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1人在家人送往医院后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寺院或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其中被军警带走的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报道他于数月前返回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自焚后,先是被僧俗藏人送到医院,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境内藏人竹钦泽仁于2013年2月13日在加德满都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遗体被尼泊尔政府扣留,拒绝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火化。3月26日,尼泊尔政府以“无人认领”为理由,在加德满都帕舒帕蒂地区阿里亚加特(Aryaghat)火葬场,将竹钦泽仁的遗体轻率火化,骨灰被清洗处理。】 5、自焚者名单: (1)118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20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贡觉旺姆,洛桑妥美,格吉,拉毛杰,贡确丹增,秋措,洛桑达瓦,贡确维色,丹增西热。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钦泽仁。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还有5位试图自焚或自焚未成的藏人,其中两人身亡,两人被捕无音讯。他们是境内藏地的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以及印度流亡藏人达瓦顿珠。 ——唯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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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为什么书生总会败下阵来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对个人的改造和驯服是斯大林模式类型的国家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颇感不快。斯大林就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某些原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他喜欢的是能够贯彻他的意志而自己没有想法的人。托洛茨基说,我们这个体制说的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真正体现的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叛就等于饿死。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成功后的重大转变。而且当初理想主义越是强烈的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做主的愿望也就越迫切,对权力的渴望也就越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别尔嘉耶夫说,强制社会主义者都有“小波拿巴倾向”的原因。革命成功以后,拿革命者与原来的统治者进行互换差别应该不会太大。列宁主义的政党从革命前的“灌输论”,到革命中的“忘我斗私论”,到建设时期的“改造论、驯服工具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思路展开的。   这样说似乎有点绝对,其实革命政党在地下斗争阶段,因为不占据政治权力,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争取民众,总是表现得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表现了对立宪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追求,表现了虚怀若谷知错就改的宽大胸襟。而一旦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支配性力量的时候,就会以一种新的统治面貌凌驾于个人之上,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剩下的只有服从。   这时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反革命”和“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和国家培养的奴性规律总是相冲突。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和精神创造性决定了他们是最难整齐划一的阶层,而且由于并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产生物质产品,在阶级划分中注定会成为有罪的阶级,要经过一次次地“脱裤子、割尾巴、洗澡、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种种改造运动,要在群众运动中经过一次次自尊心彻底扫地的检讨和“过关”,最后变成“提线木偶式”的螺丝钉和砖头。每次政治运动拿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刀祭旗就在所难免了。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在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政治家早已没有了道德感召力,由于他们对自己奉行的是另外一种思想和价值观,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导致苏联政治笑话满天飞,人们以各种段子嘲笑它、调侃它。即便是党政干部,面对麦克风的“党语”和厨房文化的民间语言也能转换自如。这就形成一种双重思想的人格分裂。   总的来说,苏联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没有那么封闭,毕竟在海外有大量流亡的俄侨,这里面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者,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像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孟什维克一直在美国出版《社会主义通报》到1965年,更不要说托洛茨基以及他的第四国际都有大量的言论针对苏联的现实,使得即便是苏联当局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种思想文化的传导表现出来的能量要远远大于具体个体的存在。俄侨文化的思想火种,到80年代末期便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填补国内的意识形态空场。   另外,对苏联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他们还有宗教,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有些人还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有不少学生问过我,为什么沙俄时代的知识分子敢于反对沙皇专制,而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却不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索尔仁尼琴早就回答过这个问题,沙皇的专制与斯大林的专制比起来太小巫见大巫了。沙皇时代的知识分子即便不端政府饭碗也有生存能力,他们本来从军队退伍以后就不爱从事文职,因为他们在乡间有领地,大不了退回去当领主也用不着受政府那份鸟气,他们吃政府饭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是为了找份事做,何况冬季居住在城市里也方便沙龙里的思想讨论。果戈理、屠格涅夫、赫尔岑都曾经辞官不做,专门从事反对沙皇专制的创作。托尔斯泰有427公顷(约6400亩)的土地和几百名农奴,即便不靠版税也完全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屠格涅夫因为异端写作被判处流放领地罪,也就是说他必须被圈禁在自己领地上,不能到城市里来。他刑满解禁以后《现代人》杂志社专门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这种刑罚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惩罚。   一般来讲,在具有社会缝隙的国家里,任何反对派的反抗都会义无反顾一些。比如团结工会在军管时期,工人领导者会前赴后继地涌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结工会的接力棒工作做得非常好,有超越世俗价值的教会存在,身为波兰人的教皇保罗二世就说过,工人们组织工会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谁也不能剥夺这种来自民间的呐喊,被捕入狱的人知道,他们罪不至死,而他们的妻儿老小会有人照顾,除了教会的援助以外,工会办的地下工厂也会接济入狱者的家属,所以他们的抵抗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杨奎松先生的这部专著,谈的是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个知识分子的个案,他从各种史料中还原出这三个人物与新政权的磨合过程和特点。这让我想起了另一类知识分子的经历,比如秦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他是清华大学左派学生出身,从文本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困难,但是到了延安一看,发现与他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便又退回到西安去,此后一直纠结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力量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不符。还有一类像我父亲,到了延安后被那种新气象所打动,但是后来过于认真于道统的责任,缺乏对政治动向的洞察能力和揣摩领导心思的本事,于是乎在某个节点上就会作为政治替罪羊被甩出去。实际上他们的心路历程在中国是有普遍性的。很多左派人士都经历过从反对国民党独裁到屈从于“本党”专政的转变。我特别注意到杨奎松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如果是换了我,我就一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吗?”因为我也曾这样质问过自己。我从我父亲的经历中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父亲故去以后留下了40年的日记,我闲来无事时会经常翻看,从读日记当中我有三个感受:第一,这40年是个性的自我萎缩、自我改造、自我克服的过程,日记中最有文采和好看的部分是1949年前,可谓喜怒哀乐尽行于色,爱憎笑骂皆成文章,是一个争自由的热血青年的政治激情和浪漫人生的多彩写照。最有意思、最令父亲尴尬而令我们好笑的是,在“文革”中抄家抄出的众多东西中,有父亲在1940年写的一封情书,现在想来文采极好,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以我们的眼光看那是一份充满了资产阶级气味很“酸”的旧文体,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而解放后的部分,越往后就越像一部流水账,言不由衷像是写给别人看的东西。我了解那时候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的日记可以随便被领导调阅以后,它实际上就已经不是日记性质的文体了,而是甘愿被异化为工具的记录。   这部分日记中,父亲一直在压抑、强迫自己,妄图跟上形势,跟上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必须给自己塑造出一个与政权一致的“崇高”、“宏大”目标,以说服自己把一切人的尊严抛弃。在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维度的情况下尽个人最后的努力,在不违反做人底线的原则下努力表现忠顺,却仍然得不到认可。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当时的社会氛围,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邪恶方向,“向组织靠拢,向党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知识分子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响应者。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毕之后很快就像旧履一样被弃置,变成下一次运动的对象。父亲庆幸1957年反右逃过一劫,但不过两三年就在反修运动中中枪。然而他虽然挨整,却一直不愿意与右派为伍,认为那些人是“真反党”,而他只不过是没有跟上形势罢了。他离开党校后,整他的那批反修战士在“文革”中也无一例外地被打倒。小时候我经常做梦帮助父亲与那些整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服那些人,父亲讲的是实事,并不是有意反党。到1980年代,我的专业知识和对史实的认知就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水平,完全已经对“九评时代”的讨论话语具有一种俯瞰的优势。等我再次见到曾经整过父亲的人坐在轮椅上流着口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每个人都是时代悲剧的牺牲品,只不过或早或晚,时间不同罢了。这里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在轮回上演。   后来我在阅读了一些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后,就是否可以坚守人性、坚守爱、坚守自己的理念问题和父亲讨论,我曾经问他,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被异化为工具?有没有感觉到你争取的理想距离你越来越远?你有没有想过在内心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坚守的支点?他回答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不能以你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当时的我们”;第二句问我“坚守什么”;第三句是,“几乎不可能”。他反问我,你记得你当初怎么顶撞我的?   我不知道父亲具体指的是哪件事,但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记得父母被贬到陇西后,因当地教育落后,把我送到天津姥姥家上小学。出身津门纺织世家的姥姥经常给我讲一些她家(今天被称为“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创业的事情,我认为她是对新社会不满,怀念剥削阶级生活,便常与她辩论。她说不过我,就给我父亲写信,说我的教育有问题,违背了一些常识。父亲来信责备我不尊重老人,我立刻就用阶级斗争的说辞反唇相讥。搞得父亲很矛盾,用常识教育我,显然就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冲突,但他又不愿意用流行思想把我变成丧失了亲情、人性和理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小造反派”,无奈之下只能把我从天津召回,就近上学算了。   还有一件是9·13以后,十大上王洪文一下子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我们私下里议论这件事。我告诉父亲说,听人说是林彪要害毛主席,而王洪文救了毛主席,所以得到毛主席的青睐。父亲脱口而出:这不是理由,那要是一条狗救了毛主席怎么办?可以给他任何东西,唯独不能把国家给他。我一方面觉得父亲的质问有道理,但同时又觉得父亲没有我那么无限忠于毛主席,就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毛主席的眼光呢?父亲可能觉得言多必失,立刻沉默不语。   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做得比他们好”,那我的结局一定会比他们更悲惨。而我是以现在的处境设想当时的问题,显然场景不同,出发点就会不同。如果换做那个时代的我,我一定表现得比父亲更激进、更丧失理性和自我思索的能力。   其实我个人也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父亲并没有做错,是被小人所害,但同时心底里有时也会埋怨父亲,为什么不看准风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呢?更过分的是,“文革”时风传此前台湾投奔大陆的空军飞行员徐庭泽原来是特务,嘴里装了发报机,用磕牙向台湾发报;而父亲恰好有早晨锻炼时磕齿运动咬肌的习惯,我曾经特意留心过他磕齿的频率,有一闪念想过,爸爸会不会是台湾派过来的人,牙齿里装了发报机呢?所以我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我在那个时代,不会做得比他好,如果我能够做得比他好,那我的结局将会比他更悲惨。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于抗衡权力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7730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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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 | 校长开房之后

2013年5月14日,海南万宁,涉事学生所就读学校。海南万宁二小校长涉嫌性侵学生事发后,涉事学生和家长均被各种压力包围。 记者_郭丽萍 海南万宁报道 5月19日,星期天正午,在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的校长办公室里,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正忙着把一些私人物品和文件装进档案袋。 这个办公室要换主人了。它的原主人,正是最近沸沸扬扬的“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的涉事者陈在鹏。 对于《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这个自称是陈在鹏家人的男子不愿搭理。“人都抓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话语里透着丧气。 办公室的门被沉沉地锁上,中年男子夹着牛皮纸的档案袋匆匆离去。办公桌左边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没有被带走,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厚德载物。 “身为校长,哪有人带小孩去开包厢、开房?”涉事学生的家长贾兴(化名)说,“以我们家长来说,枪毙他最好,警告其他人。” 和其他5位家长一样,贾兴被各种压力包围。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轮番上门给家长做思想工作,要求“不要事情闹大”;校长家属打来电话,希望能私了;而他最担心的女儿,已经怕了办案人员的“问这问那”,不想再打官司。 “不管怎样,我最希望还给我们小孩一个公道。”贾兴说。 鉴定风波 5月8日,星期三,贾兴接到学校老师电话,获知有6名六年级的女生,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学校上课,而自己的女儿正在其中。 唯一的线索,是其中一名女孩给家长留的字条,上面简单地写着“去海口玩几天回来”。老师、家长不停地给失踪的女孩们打电话、发信息,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寻找未果,当天下午三点,着急的家长们报了警。 5月9日深夜,在离万宁139公里远的海口,贾兴找到了女儿和其中3个女孩。第二天早上,另外两个女孩在万宁当地一家酒店被找到。 家长们在盘问后得知,6个孩子在“失踪”的5月8日晚上,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万宁市房管局职员冯小松带走开房,这让他们猝不及防。几名女孩子有的手臂和脖子还有青肿。 为了确切地知道那一晚发生了什么,5月10日,家长和警方带孩子们去万宁市人民医院进行法医鉴定。 贾兴找法医问结果:“法医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家长。他说,你是家长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们这个是不能外传的。我说你告诉我们,我们也有个心理准备。他说,你的女儿处女膜破了。” 当时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6名女生部分女生处女膜破裂、下体不同程度损害等。贾兴对这个结果仍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些女孩们都还未满14周岁,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讲社会上的防范问题。 但官方出具的说法跟他们所获得的结果不一样。在5月13日下午万宁市的新闻通气会上,警方称,经鉴定,6名未成年女生在与陈在鹏和冯小松接触期间,并未发生性行为。警方已经于12日以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罪,对二人进行刑事拘留。 因为家长们对这个“结论”感到愤怒,万宁警方决定请海南省公安厅法医对女生再次进行法医鉴定。5月13日晚上,由海南省公安厅法医专家和万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专家组成的法医鉴定组,对其中4个女孩进行了第二次鉴定。 第二次鉴定结果的却来了个180°的大转弯。家长们看到,鉴定报告上都写着“处女膜完整”。万宁市委宣传部的官方微博将这个结果进行了公布。 “我不相信这些鉴定,很不相信。”贾兴一字一顿地对《南都周刊》记者强调,“第二次检查时,其中一个医生告诉我老婆,你女儿处女膜破了,另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推开那个医生,说你女儿没事,你放心。” 家长们认为第二次法医鉴定不可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嫌疑,没有在第二次鉴定报告上签字。他们希望万宁警方能够对外公布第一次鉴定结果。 有记者获悉可能存在两个结果截然相反的医检报告后,曾向海南万宁警方求证。万宁市公安局副局长叶国彪透露,由于不允许对未成年人进行处女膜破裂的鉴定,法医只能对受害未成年人进行受伤创伤鉴定。当记者追问“如果未进行处女膜破裂鉴定,为何公布处女膜完整的医检报告?”时,叶国彪直接挂断了电话。 针对这些质疑,万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娇惠回应《南都周刊》记者的提问时,强调了三点:“我们要尊重公安局的办案;有新的进展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公布;我们要去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 “我觉得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情。”李娇惠说。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回应,家长们试图寻找更公正的机构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鉴定。 5月15日,贾兴与另外4名家长带着女儿前往海口的医院,希望进行再次鉴定,但是他们遭到了拒绝。“医院说要有法医、公安在场。” 不过,还是有两位家长托关系做了检查。贾兴说,他们做的结果跟第一次鉴定结果一样。 游说的压力 在家长们决定寻找一个公正的说法的同时,网上对于发生在海南万宁的这个案子,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壮大的舆论场,并延伸发展成线下行动。 倡导性别平等的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认为,警方仅通过法医对被害女生外阴的法医鉴定、未提及阴道DNA鉴定结果,以及证人证言的研究和分析,便草率下结论,是极端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的。他们在网上发起关于《至海南省公安厅关于万宁市公安局办理“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涉嫌渎职的公开信》的连署签名。虽然这封公开信屡遭删帖,但已有上千人签了名字。 广东省亦有7名律师组成律师团,特地赴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控告万宁警方作伪证和徇私枉法渎职,并要求万宁警方回避案件的侦查。 家长们与这些律师们的交集,始于5月22日。经过多天的考虑,他们拨通了律师团早前留在网上的联系电话。当天晚上,4位家长与陈武权律师进行了碰头,商谈委托律师代理案子的事宜。 家长们不是没有顾虑。“他们一直重复着说,这样委托律师会不会被‘打靶(当地的土话,枪毙)’,他们压力很大。”陈武权描述当晚的情景说。 事实上,在事发之后,家长受到的压力从来没有停止过,领导的“安抚疏导工作”也一直未间断过。 5月14日晚上,两位万宁副市长和万宁市教育局长会见家长,要求他们不要接触媒体。当天深夜,市长亦通过关系人联系家长,要家长打电话给相关媒体撤掉相关视频与报道。 “政府要求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慢慢来。教育局长跟我说,如果孩子以后上学需要他们可以提供帮助,我们说不需要。”贾兴说。 贾兴还接到了校长家属的电话。那人在电话里说校长已经知道错,愿意做赔偿,希望能跟家长们坐下来好好谈、私了。 贾兴没答应。这些身份多为农民的家长,前后只有一个朴素的目的——“希望这个案子得到公平、公正地处理”。 5月22日当晚,贾兴和3位家长在广东律师出具的委托书上签下了名字,另一位未到场的家长也在第二天晚上特地联系到律师团,委托他们作为代理人。“我们有担心,但是我们也不怕。作为受害者,我们有权利请律师,有权利决定请哪个律师。”贾兴说。 三天之后,也即5月25日,《南都周刊》记者联系家长卢先生(化名)询问进展。在5位万宁本地的家长中,卢先生在事发后,一直以家长代表的身份负责与政府交涉、接受媒体采访。但当时,卢先生表示不便回答,称自己不在海南。 贾兴后来告诉记者,25日当天上午,卢先生已经取消了委托。贾兴说:“我们5个家长当中,是他第一个提出退出的。他说现在压力太大,不想麻烦律师媒体。” 在律师们还没来得及介入案子之前,万宁的警方和司法局便找上签了委托书的5位家长。贾兴说:“政府叫我们请海南本地的律师,不要请外地的律师。”广东律师团赴海南后,也都接到了电话,受到相关部门的“关切”和“提醒”。 接下来,继卢先生之后,又有两位家长提出取消委托,5位本地家长的“统一战线”被瓦解。家长告诉律师,政府安排了12位当地的律师,打算让他们做家长的代理人。 “校长开房”案6位家长中唯一的外地人林浩(化名),因为“语言不通、工作忙”,一直游离于5名本地家长之外。目前,他已经接受当地政府安排的两位海口律师。林浩说:“政府说我们家是外地人,情况特殊,所以为我们提供‘法律援助’。” 5月25日晚上,当贾兴与另外一名家长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的采访时,他的电话在不断地响起。“公安局的,”贾兴解释,“现在领导知道我还要坚持到底,还要给我做思想工作,叫我过去跟他坐一下。” 担心孩子 政府的压力可以顶住,贾兴更多的是担心女儿:“我小孩说叫我们不要打官司,打官司人家又要问这问那,她现在很怕。我们很担心她,压力很大。” 到本文截稿时为止,受伤害的6个孩子前后各做了3次笔录。在做笔录过程中,孩子讲到事情经过的细节时,这些父亲会主动避开,让孩子的母亲陪在她们身边。 但这些父亲无法为孩子们屏蔽外边像嚼槟榔一般的“嚼口舌”。贾兴的女儿从5月21日开始试着回学校上课,但两天后的下午小孩回来对他说:“同学又说起这事,不想上了,以后都不上了。”以前孩子的作业、上学、放学,贾兴都会亲自过问,女儿有什么心事都会跟他说。但是“这事”发生之后,女儿“变得不爱讲话了。” 另一位家长也发现,女儿现在回到家脾气很大,不敢呆家里。他说:“以前没这样,那些邻居会说闲话,这对她打击太大。” “政府跟我们提过要给小孩找心理医生,但是现在我们也不想让他们去接触太多的外人。等到这个案子结了之后,到需要时再找。”卢先生早前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与事发之初积极接受媒体采访相反,现在家长们不肯轻易露面,网上亦有声音怀疑家长被封了口。5月20日,5位本地家长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态说:“家长没有收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封口费。我们这段时间不敢接触媒体,主要是怕对小孩打击太大。” 贾兴反映,之前有些电视台没按他们的要求给他们的脸打马赛克,以致暴露了身份,现在邻居、亲友都在问。 作为来海南打拼已二十多年的外地人,林浩比本地家长少了这些麻烦,但是仍有一拨拨的媒体找到他们租住的房子里。一天大早,林家才开门,便有自称是北京的记者扛着摄像机直闯进家里到处拍。 “我老婆拿棍子把他们赶了出去。她现在脾气很大,在家里不能提这事,她会发火。”林浩说。 林家喜欢音乐、娱乐、唱歌,以前一家人吃完饭会在家门口的空地打打羽毛球,偶尔会一起出去唱唱歌。现在,打羽毛球的活动依然如旧,林浩会把消沉、成天睡觉的女儿拉起来参加这项家庭活动。这位父亲希望受过伤害的女儿能尽快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在听闻万宁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以涉嫌强奸罪将陈在鹏与冯小松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消息后之后,林浩到公安局打听消息。当时公安局的人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审查公安局的侦查结果,离真正起诉还需要十天左右的时间。 然而就在5月24日晚间,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就公布了新进展,带6名女生开房的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当地房管局职员冯小松涉嫌犯罪案件,万宁市公安局已侦查终结,以涉嫌强奸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紧接着4天之后,万宁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件予以立案受理。据办案人员介绍,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和未成年被害人,根据有关规定,万宁市人民法院将择期对两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现在只能等结果。等结果出来之后,就像改卷子一样,我们受害者有权对结果打勾或打叉。本来3+3=6,你非要3+3=4,那肯定不行,我还可以上诉。当然,我也不会要求3+3=8。如果还不行,那我只有用生命换回这个公道、公正。”作为一个父亲,林浩的语气有着不可商量的坚定。 而贾兴既想为女儿讨回公道,又不忍心女儿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二次伤害。“看情况,看小孩子怎么说,先安慰好她。”5月28日,贾兴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来源:南都周刊 链接: http://www.nbweekly.com/news/china/201305/3324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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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美国称中国黑客窃得大量武器机密

美国政府报告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制造的F35联合攻击机等先进武器系统设计机密已被中国黑客获得。 一份最新美国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窃得至少20多种美军先进作战系统的设计机密。 澳大利亚媒体近日也报道称中国黑客窃取到该国新情报大楼设计图。 这份周一(5月27日)披露的,由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Defence Science Board)撰写的调查报告称,中国黑客已获武器系统设计机密中包括先进的爱国者路基导弹防御系统,海军宙斯盾(亦称 神盾)导弹防御系统,FA-18舰载黄蜂式战斗攻击机,V22鱼鹰式倾转旋翼机,黑鹰直升机和F35联合攻击机等等。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引述报告内容时还表示,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没有在呈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详细说明黑客是通过政府还是武器承包商的电脑系统窃得设计机密的。 报告指出,这些武器设计机密的泄漏一方面在发生美中冲突时将对美军大为不利,另一方面也将有助于中国研发和改进自身的武器系统。 报告认为中国黑客的后台是政府,特别是军方。 中国政府方面已公开指责美国这份报告“毫无根据”。 美国此前对中国的多次黑客指控也被中国政府斥为“毫无根据”。 重大情报疏漏 澳大利亚新建情报中心大楼从一开始就被工程延期和预算超支等问题困扰。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新建情报机关大楼设计图中国黑客盗窃的消息继续受到国际媒体广泛关注。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黑客通过侵入建筑承包商的电脑系统,不但获得了建筑设计图,而且也获得了新建大楼的电信和电脑系统设置图。 澳大利亚绿党公开指责事件是政府重大情报疏漏,并要求立案调查。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媒体报道有不准确的成分,但是拒绝解释如何不准确。 澳大利亚安全问题专家分析认为,获得建筑设计图的一方将可较容易地从外部对建筑物中某一部分实施监听,或秘密将间谍器材安装在建筑某些部位墙壁上。 新建澳大利亚情报大楼将成为与美国和英国情报收集系统联网的全球性大型情报收集系统的一部分。 大楼设计和建设从一开始就不断出现工程延期和预算严重超支等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当被记者问及此问题时回答说,中方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客攻击行为。 洪磊还表示,网络安全是世界性的难题,黑客攻击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由于它技术上的不可追溯性,很难找到黑客攻击的源头,也很难确认有关黑客攻击者。 所以不知道有关报道证据何在? 中国方面还重申了自己也是黑客攻击受害者的说法。 澳中关系 亦敌亦友 澳大利亚外长在新闻曝光后表示,黑客事件不会影响澳中两国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但是北京仍然视堪培拉为华盛顿在重返亚洲战略中布置在南太平洋的一个马前卒。 2011年,澳美联合宣布同意在澳大利亚永久性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 去年,大型电讯器材生产商华为因被怀疑可能为中国窃取情报而被排除在澳大利亚高速宽带网建设的竞标行列之外。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遭受黑客袭击,而黑客希望窃取的是有关G20国家峰会谈判的机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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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官员形像被“妖魔化”?

中国社会官民对立情绪日益恶化。而中国的基层官员普遍认为,民间对他们的负面看法是社会舆论将他们“妖魔化”的结果。在中共党报最近的一项问卷调查中,近82%的受访官员认为,舆论的“正面”宣传,是扭转他们形象的有效办法。观察人士指出,中国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不是舆论“负面”宣传的结果,而是现行体制导致官民对立加剧。 问卷结果:半数以上官员自认被负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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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词库】“高官子女回国”、“二十四周年” 等热点相关

网络热传的“王岐山要求高官子女毕业限期回国”被指为虚假新闻:
高官+留学子女
高官子女+回国

六四二十四周年纪念相关:
二十四周年
维园晚会
司徒华

其他(背景新闻:中国官媒报道李建国露面意在辟谣):
李建国+调查

备注:所有中文词语在测试时都为简体。繁体搜索结果偶尔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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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官网刊高官子女限期归国消息被删引揣测

摆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面前的反腐工作任重道远。 据中国媒体及境外亲中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即将在党内宣布,要求正部级以上干部在海外的子女学成后一年内回国。消息周二(28日)晚间突遭删除。此情况与最近习近平“打的”消息被删事件很相似,再次引起外界揣测。 王岐山将下令高官子女在海外学成一年后必须回国的消息,周二在中国青年报网站首先发出后,迅速在互联网热传,但曾经转载上述消息的所有大陆网站周二晚突然撤下该篇报道。官方未对此作正式解释,事件引起各方关注。 凤凰卫视曾在周二《凤凰早班车》节目播出,王岐山将会向全体党员宣布,正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如果有留学海外的子女,在完成学业的一年之内必须要回国,如果不回国,他们父母的职位就会被调整。到2014年的时候,这个规定会扩大到副部级官员,2015年扩大到正厅级官员,以杜绝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裸官”现象。 官方新华社5月28日接近午夜转载凤凰网的消息,题目是:香港某报“中纪委要求高官留学子女回国”报道失实。 报道说,“香港某报5月28日刊发报道,指中纪委拟要求高官留学子女毕业一年内回国。经了解,此报道失实,为虚假新闻。” “凤凰网未经核实审查,转发此不实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在此向网民公众深刻致歉,并将采取切实措施,加强重要新闻管理与编辑业务素质培训,维护网络媒体的真实性与公信力,更好地为广大网民及社会服务。” 这一消息突然被全面删除,使人们再次联想到最近习近平‘打的’消息被删事件,引发人们无限揣测。 今年4月中旬,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习近平“北京微服打的“的独家新闻,此文发表后被大陆网站纷纷转载。 随后《新华网》微博证实“确有其事”。但是几个小时后,《新华社》又突然声明此报道为假新闻,引发轰动。 “高官子女限期回国“消息突然被删也同样引发网民议论和揣测。 韩郁松:这个应该说果然是假新闻还是有意的故意的特意的?还是探路的? 该昵称已不存在了:总是发生什么事后才出台一个什么文件精神指示。 思远_Chris:正部级子女必须回国那条怎么瞬间就被删了?放假消息以试水?还是压力太大被顶回去了? 花儿在开—濛濛妈:相关的消息搜不到了,转发两次的原文均被作者删除。 EW吃苹果:貌似被删除了。不知事情真假。 逍遥sean:新浪头条新闻竟然自阉,不就是一个官员子女出国留学一年后回国的事吗?何必遮遮掩掩,有人害怕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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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 : 中国特权制度亟待改革

在中国,特权政治已经形成了“城堡政治”。有学者指出,特权制度不改革,中国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双输游戏。一旦财政危机来临,这个制度最终不得不改,但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不仅可以避免财政危机,也可以避免政治危机;晚改则有可能导致财政和政治的双重危机,甚至失去改革机会的危机,而演变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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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维吾尔大学生的中国梦:护照和就业

作者:Uyghuray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维吾尔族。最近,“中国梦”这个话题很热,大家都在纷纷谈自己的“中国梦”。但是,我的“中国梦”或许不像大部分人那样宏伟,因为我不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只想谈谈跟自己和当前维吾尔大学生们息息相关的两个重要问题:护照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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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声援叶海燕: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

5月27日,知名女权工作者叶海燕在海南省万宁市第二小学门口手举“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自制海报抗议该校校长陈在鹏性侵幼女一案。这一举动在网络上引来诸多声援,有部分网民效仿叶海燕同样自制“开房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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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王岐山反腐新动作:高官子女限期归国

摆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面前的反腐工作任重道远。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即将在党内宣布,要求正部级以上干部在海外的子女学成后一年内回国。否则,其父母的职务将受影响。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纪委计划2014年把这项政策扩大到副部级,2015年扩大到正厅级,以逐步杜绝裸官现象。 今年2月,网上爆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自己在美国哈佛留学的女儿习明泽返回中国读书。此举被认为是中共即将着手整治这一问题的前奏。 近些年来,中国各级官员纷纷将家人子女送往国外,民众对此极为反感,抨击官员自己都不爱国,又怎么能号召普通百姓爱国? 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裸官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己到国外留学,并把配偶子女带走。这些人主要是科研人员,留学归国后表现好的将得到提拔,但配偶子女仍然留在国外。 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有机会被派驻海外工作或学习深造而形成事实上的夫妻分居,其配偶和子女都在国外。 第三类是指官员在贪腐的时候利用职权将配偶子女送往海外,并把自己贪腐的财产逐步转移到海外。一旦事情败露,自己便逃往海外。 中国的反腐人士指出,目前最应当惩治的应当是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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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颗赤诚的心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楚形人:都是女人,一个天堂,一个地狱!都是警察,一个横眉冷对,一个卑躬屈膝!因倒水淋湿书记专车,13岁幼女戴手铐游街示众! 干露露2号深V爆乳亮相车展,警察人墙围护。某地警察,粗暴打人,狂言“打个人算什么”!祖国,您怎么了? 2013-05-27 18: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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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中产阶级与有恒产者

中产阶级是个外来的概念,在西方,这个概念歧义颇多,有的偏于阶层,有的偏于收入,有的看重意识。但大体上,无论何种标准,中等收入,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有恒产者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概念,自打孔夫子提出来之后,多少年来,大抵指那些有田产、房产和商铺之人。 说起来,所谓的中产阶级,就收入而言,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的,即便是在美国,如果跟大有产者相比,多数中产阶级跟低收入者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年收入十万跟年收入不足一万之间的差距,跟年收入几十上百亿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中产阶级的“中”,无论在什么国家,都是相对于底层而言的。前一段,王炼利先生著文指出,中国目前的社会,还是一个大头钉型的社会,就收入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阶层和少量的高收入者的组合,中产者并不多。应该说,这个结论并无不当。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中产阶级的确还相当微弱,整个社会形态,离中间大的橄榄差得还太远。但是,我们还是得承认,跟改革前相比,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有小有资产了,城镇居民中,有十几万和几十万动产和不动产的人,还是多了很多。即使身为房奴的白领,只要能咬牙把房供下来,几十几百万的房产还是他的。相对于居无定所,四处漂泊的游民,以及身在城乡两处游走,乡下房产不值钱,收入微薄的农民工,他们如果不是中产阶级,也是中国特色的有恒产者。因此,中国的社会如果是大头钉的话,钉子的部分,应该是锥形的。小有家产的人,无论如何都比少数富可敌国的权贵寡头多得多。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是孔子的古训,也是经过千百年检验过的真理。有恒产者的所谓“恒心”,是相对于秩序而言的。对比于中产阶级,这些人依然需要强力者的保护,并无今日所谓的权利意识。对于古代统治者而言,治下的疆土,有恒产者众,是一种稳定机制。因此,聪明的皇帝,总是刻意保持有恒产者的数量,刻意避免兼并的发生的。今日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国人的观念,却还相当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时代。所以,前一段中外学者热炒的中国中产阶级,其实至少大半个身子还属于古代的有恒产者。权利意识即使有,也是刚刚萌芽。 很多研究者,都对贫富差距表示了特别的担心。由此对中国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忧心忡忡,担心这种分化,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其实,即使在外界看来处在贫富迅速分化的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也不见得超过了美国,比之香港,也要差很多。显然,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使得美国社会没有中国这种稳定的忧虑,而香港虽然中产阶级并不强大,但由于多数人属于有恒产者,底层低收入阶层由于居有定所,也相当稳定。这个稳定,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基本不存在制度性的剥夺中间层的可能。 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社会的稳定,有赖于中间层的稳定,尽管他们只能算是有恒产者。这个阶层不仅要稳定,而且要持续扩张,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但是,改革到了今天,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仅一般有恒产者上升为大有产者的渠道变得不大畅通了,而且低收入阶层上升为有恒产者的渠道,也出现了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一部分比较富有的有恒产者,即使按西方的标准,也可以列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往往在市场中,变成了容易被吞噬的中鱼和小鱼,由于各种制度和人为的原因,沉沦下来,落到低收入阶层中去。 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国,众多低收入阶层地位的上升,存在巨大的可见与不可见的制度和社会障碍。对于众多的农民而言,增加收入改善地位,唯有打工的一条路是畅通的。即使打工,也只是简单劳动,稍微复杂一点的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种,一般也不对农民敞开门。通过做小买卖或者做白领、甚至有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人,逐渐发迹,晋身为中产,虽然未必完全不可能,但希望相当渺茫。一方面,制度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经过改革三十年的发展,由于国家在制度和社会变革上的滞后,目前城市居民,身份和阶层已经开始固定化。后来者改变身份地位的奋斗,变得困难重重,存在许多有形和无形的天花板。权威的数据统计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作为农民发迹的基本形式,个体户正在一年年地减少。一个进城的农民,要想像从前那样,靠着小本生意,一点点积累起来,慢慢做大,几乎已经成了不可能的事。城市管理者的管、卡、拿、要就会彻底毁了他们。这些年来,虽然经济状况时好时坏,但多数白领的工资,却一直在下降。大学毕业,不仅初始工资在大幅度降低,而且升为高级白领的道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相当多一部分白领置业,都是靠啃老——由父母支付首付。各种信息都告诉我们,眼下,进入有恒产者行列的门槛,愈见其高。有恒产者在缩水。中国社会向橄榄型发展的道路,遇到了坚硬的瓶颈。 不惟如此,已经进入有恒产者队伍的人们,还可能遭遇不同程度的“兼并”风险。如果说,在房地产开发中,遭遇恶性拆迁的人们,遇到的是明显的财产侵夺。而遭遇各种政策损失的投资者,则碰到的是暗中剥夺。大大小小投资山西小煤窑的民营投资者,很多人连成本还没收回,甚至开工没几天,就因政策的变动,被迫贱价卖给大型国企,以致血本无归。跟历代兼并一样,真正可怕的兼并来自官权力。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某个民营企业做的不错,就会有官方人士找上门来要求合作,或者是大型国企要求投资。但合作和投资的结果,往往是民企莫名其妙地遭遇官司,然后就丢了企业。有的地方,有权的官方人士甚至一分钱不投,生抢明夺。有的报刊,明明是民间人士创办的,仅仅因为制度规定,民营无权独立经营传媒,才不得已挂在某个媒体到名下。可是一旦这个报刊做大,做出了品牌,真正的拥有者和经营者,就可能被赶走,走的时候,只能拿走自己当初投资的那点钱。在现实生活中,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每天都会发生,但的确活生生地存在着。这些年,见了太多因为坚持在市场上打拼,原本身价千万,最后却因为各种制度和社会不应该存在的原因,变成穷光蛋的人。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不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有恒产者,一个有权利意识,一个没有。但都是社会的中坚,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稳定的决定性机制。正在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国,特别需要的就是一个日益膨胀的中间层,无论这个中间层处于何种状态,是中产阶级还是有恒产者,都是绝对需要的。 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还是现代政府,即使纯然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必须维持和扩大这个阶层。如果说,古代政府由于传统的惯性,无法长久维持局面,迟早都会走向挤压中间层的老路上去。那么,我们现在的政府,还迟迟不采取切实措施,改革迟滞中间层壮大的制度障碍,改掉自身种种弊端,采取强力手段抑制来自不良官权力对中间层的“兼并”,则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中间层,如果总是停留在古代有恒产者的层次上,迟迟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总是把自己的命运,放在明君清官的保护上。那么,这个阶层自身的壮大,也是没有可能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真正可靠的,还是中间层自身的维权活动。推动政府的改革,也需要中间层不懈的努力。处于中间层上端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为止,还把自己的安全和事业开展,寄托在跟当地个别官员的私人关系上,对改善制度环境,改善法律环境,缺乏起码的动力。从事中国中间层研究的外国学者,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缺乏政治意识。无疑,这将会成为中国中间层走向中产阶级的最大陷阱。不走出这个陷阱,中国的中间层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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