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请各新闻网站包括互动环节立即执行 1.查删李天一案轮流发生性关系的相关报道。2.删除新疆和田骚乱的相关所有信息（包括：文字、图片、视频），并于半小时内向国新办上报删除情况。...

新疆鄯善县“6.26”血腥暴力事件继续引起外界关注。德语媒体指出，这个西北边陲省份暴力现象持续多年的原因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北京迄今的新疆政策是失败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官方媒体6月30日报道称，新疆鄯善县“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告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6月28日举行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要求对暴力恐怖活动实行“零容忍”。流亡海外的维族组织则要求指控北京当局实施新闻封锁，隐瞒真相，要求允许独立方面对事件进行公正调查。7月1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上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新疆形势不稳，民怨沸腾，其原因涉及政治、社会和人口分布，而只重改善经济，绝非灵丹妙药： 警方在鄯善县巡逻 “上周，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外界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能够确定的只是，上周三，在该省绿洲吐鲁番发生了4年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暴力事件；两天后，在和田又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事件。信息来源少而又少，仅以中国官方和维吾尔人流亡组织的宣传性质的声明为主。暴力事件现场被严密封锁，死亡数字也大有出入。……官方称，在鄯善及和田发生的是恐怖袭击。……有关和田的信息更少。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一些维族人在周五在清真寺做完‘主麻日’祈祷返回的路上呼喊宗教口号，恐慌的警方，向他们开枪，引发骚乱。 “本周五将是多年来最激烈、死亡人数最多的维族人同汉族人之间的‘7.5’种族冲突事件发生满4周年纪念日。自这一冲突以来，在社会的表层之下地火涌动。一个小火星就足以引发暴力事件。中国宣传机器试图让人相信，相关暴力行为都是同海外有联系的恐怖袭击行为。其实，真正的原因要深刻得多。在新疆，似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不信任，这一不信任感因中国政府以高压应对骚乱而不断加深。 “北京虽信誓旦旦地表示，尊重族群的多元和宗教活动，许多维吾尔族人却感觉受到占据了最重要行政机构位子的汉人的歧视。对宗教情感浓烈的维族人的袭击、维族农民成为牺牲品的土地争议、国家对戴头巾的女性等无辜公民表现出来的霸道，摧毁了维族人对国家机构的信赖。极端化成为其后果，并指向国家暴力机器的代表人物。北京对此的回答是扩大投资，以取得经济进步。…… 发展经济是北京新疆政策重点。 “维族人常常并非这一主流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人中普遍的种族主义最多将少数族群作为民俗的某种丰富因素，但并非将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和智力上平等的公民群体。一名高官不久前就说过，维族人是头脑简单的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从事暴力，因为，他们爱好唱歌跳舞请客。这种轻慢态度是歧视性的。即使在北京就学，维族大学生们也被置于普遍的怀疑之下；街边的商贩，甚至在华东地区高校任教的维族人，遭遇的是同样的命运。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维族人得不到旅游护照。只要这种蛮横、狐疑和不平等一天不消失，政府所称颂的新疆的现代化对和平共处就不会有任何助益。” 奥巴马姗姗来迟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27日起对塞内加尔、南非及坦桑尼亚等非洲三国进行为期一周访问。今非昔比，尤其是在南非这个当年肯尼迪发表过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性演讲的国度，奥巴马的来访并未引发人们的狂热。《法兰克福汇报》指出，同中国等新兴国家相比，美国在当前的非洲可谓姗姗来迟者： “南非没有出现‘奥巴马热’，也许有以下原因：这位有着非洲血统的美国总统既没有很多可说的内容，也没有很多可以提供的东西。上周日，奥巴马在开普敦虽宣布了一项总额70亿美元的取名为‘非洲动力’的项目，以帮助改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加纳和坦桑尼亚等国的能源供应。其实，这一为期5年的项目首先还是为美国能源企业提供补贴，以助其进入迅速增长的非洲电力市场。目前已在这一市场占有主导地位的是中国企业。” 摘编：凝炼 责编：李鱼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停止强迫藏人改造房屋、迁移安置 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纽约，2013年6月27日）－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 中国 政府的一项政策造成数百万藏人成为大规模改建房屋和迁移安置的对象，他们的生活方式遭到激烈改变，但卻沒有参与决定的权利。 自2006年以来，依据藏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西藏自治区超过两百万藏人被迫参与“住房改造”──由政府下令翻修或重建房屋，西藏高原东部的数十万游牧民则被迁移或安置到这些“社会主义新农村”。 这份115页的报告〈“ 他们说我们应该感恩”：中国藏族地区的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 〉记录了各种形态的人权侵害，包括未经事前咨询和缺乏合理补偿，而这两项都是国际法上合法迁移的必要条件。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政府提供的新房质量不佳、对于恣意裁量没有救济管道、难以复原居民生计、以及忽视中国法律明文保障的藏区自主权利。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 ）说：“这一系列大规模迁移和房屋改造政策重塑西藏农村人口的范围和速度，在后毛泽东时代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对藏人生活方式带来激烈改变，但藏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却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既有的高度压迫体制下──事后也无法提出质疑。 西藏自治区当局已宣布进一步的计划，将在2014年底前继续改造或迁移超过90万居民的住房。在西藏高原东部的青海省，当局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已重新安置30万游牧民，并已宣布要在2013年底前将另外11万3千名游牧民迁入固定住房。 中国政府宣称，所有的迁移或住房改造作业完全是自愿性的，并且做到尊重“西藏农牧民的意愿”。当局强烈否认过程中曾发生任何强迫迁移，并且为了表现其文化敏感度，强调所有新建房屋从设计到外观都符合“民族风格”。中国政府还声称，所有被迁入新居的人都非常满意，并且感恩政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有些藏人真心欢迎这些住房政策带来的好处，但许多藏人担心他们将没有能力长久维持生计。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能服从政策，无力表示反对或加以影响。 藏人一开始就担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可能伴随政府的干预深入基层社区，现在这种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11年，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计划，在西藏自治区5,400多个村中一一 派驻党政干部工作队 。依据相关政策，这些新成立的工作队将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建起一套政治监控系统，明目张胆地侵犯藏人的公民、文化、政治和宗教等基本权利。自2009年开始，已有119位藏人自焚抗议中国 政策 ，政府却报以更为严厉的压制手段。 不分来自农村或牧区的藏人，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接受人权观察访谈时都表示，大批被迁移或改造住房的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的，政府也从未征询他们意见或提供替代选择。他们说，许多人因为被迫迁居、变卖牲口或拆除重建住房而面临财务困难。他们认 为新的安置房有时比他们原来住的房子更差，而地方官员为引诱他们迁居而给出的承诺很多都没有兑现。 报告中详细引述的官方政策文件说明，与官方说词相反，藏人家户必须负担重建或新建住房的大部分成本──最高达到75%。中央政府的一项研究指出，“政府每补助一元人民币，住户必须自付4.5元。”为遵守政府命令翻修或重建住房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充分解释了为何接受人权观察访谈的藏人们无不忧心忡忡，担心未来没有能力维持生计，和保存他们独特的文化认同。 “中国政府宣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为藏人带来经济利益，”理查森说。“即使某些藏人可能真的从中获益，但绝大多数却无异于被迫放弃贫穷但安稳的生活，走进充满不确定的货币经济，其中他们常常是最弱势的行动者。” 中国政府借著拒不允许在藏区进行任何独立的事实调研，刻意掩盖其政策的全面影响。通往西藏高原──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道路，在人权调查的黄金时刻遭到封锁，自2008年3月抗议活动招致镇压以来，新闻记者、外交人员、学者专家、甚至外国游客至今仍几乎不得其门而入。但根据卫星影像开放资源的分析，仍可发现某些西藏社区地貌的重大改变。有些案例的 卫星影像 显示传统村庄整个被夷平，旁边则出现了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蓝图建起的排列整齐、一模一样的房屋。 虽然藏区住房改造与迁移安置政策的主要理由是经济性的，但中国政府同时表明，这些政策是附属于更大的政治目标，例如打击藏人中间的民族“分裂主义”情绪，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强化对藏区农牧人口的政治控制。 即使带有非自愿性和效益不均等问题，中央政府却将在藏区实行的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当作迁移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成功样板。2011年6月，中央政府指示各省级单位，包括四川、青海和甘肃，以及各自治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必须在2014年底前持续完成数十万游牧民的重新安置计划。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一切关于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的项目，并应允许对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进行独立的评估，包括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各特别报告员 早已提出的要求 ，让他们进入藏区视察。 人权观察说，要缓和藏区的政治紧张，中国政府必须正视长期累积的民怨，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赋予藏人的实质决策权力，包括在经济和文化事务方面，以符合国际法的相关标准。 “所谓藏人在中国统治下享有充分自治的说法，在大规模住房改造和迁移安置政策排除藏人意见的事实之前，已经不攻自破，”理查森说。“继续凭着全面压制的环境，强行实施大规模迁移和住房改造方案，只会造成紧张情势火上加油，使藏人与中国国家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 证言摘录 为保密受访者身分，以下所有人名均为化名。 农村的百姓对于要放弃自己的房子，被安置到其他地方，感到十分苦恼。他们除了种田别无所长，以后再也没有多少牲畜和土地了。下一代如何还能像藏人一样生存下去呢？ －丹增嘉措，西藏自治区江达（Gyamda）县村民，2012年7月 过去三年，27万户游牧民已迁入新居，没有一个人曾经抱怨房屋质量。 －官营报纸《青海日报》，2012年4月14日 这个活动是中央政府的命令。没人能反对。 －洛桑南嘉，西藏自治区昌都（Chamdo）地区的村民，2007年1月 我们搬进安置点以后，什么东西都要用买的，但我们根本没有收入。在这里没钱就没法生活。政府〔每月〕发给我们五百元，连交水电费都不够。你还得花钱买粮食啊。 －卓玛措姆，青海省玉树（Yushu）州的安置游牧民，2009年10月 有些新房子的选址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有些安置点建在泥岩床、土石流区域、洪水多发地带或松软的地基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2009年12月 安置前，牧民在吃、穿、住等基本需求方面大致是自给自足的。可是安置后，他们必须从市场购买这些必需品，开支显然要增加。他们现在只能依赖政府补助度日，困难数不清。 －一份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结论，2010年 至少6成游牧民“离开自己土地”以后找不到工作。 －玉树（Yushu）州三江源办公室主任明岳，2010 【转自： 人权观察 】 from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3/07/blog-post_2.html Shop Amazon – Top Holiday Deals Event

新疆警方星期天宣布已侦破上周发生在新疆吐鲁番鄯善县的暴力袭击案件，包括主犯在内的17人全部归案。乌鲁木齐市星期六晚举行自“7.5”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演习，百多辆警车、装甲车及运兵车在市内列阵。在南疆喀什地区，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占据主要路口，盘查来往车辆。此外，当局也加强了网络监控，公安拘留了发布未经证实消息的网民。...

被藏獒撕咬的女孩不幸去世 中国——来自各地的伴侣动物保护者的反对令广西玉林狗肉节受到注目，其中不乏认为吃养殖狗肉并无不妥的声音，而5月底至今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各地频发城市内烈性犬咬人甚至致人死亡的事件，令极端小动物保护者和负有责任的狗主人再次遭到网友的批评，在人的生命面前，城市越发严重的狗患使得人们开始赞同警方的限犬做法。 本月开始，围绕养狗就出现了各种讨论声音。6月2日，北京公安局出台限犬措施，要求市区内不得饲养身高超过35厘米的大型犬和烈性犬，规定引起宠物狗饲养者的反对，还有网友因造谣而被拘留。6月21日，广西玉林市民自发形成的狗肉节因夏至的到来而开始，也遭到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不过这种批评延伸到了对广西人的人身攻击等方面，更多的网友认为，狗肉节上普遍存在的养殖肉狗被食用并无不妥。 另一方面，各地频发藏獒等烈性犬伤人并致人死亡的事件，一些极端爱狗人士竟称“死者活该”，“不该去逗弄烈性犬”甚至上门殴打反对者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5月底，贵州遵义一小区内，两条大型烈性犬将一位上山锻炼的老人撕咬致死，进入六月后，一条体重近百斤的藏獒在四川泸州城区将一名妇女咬伤，在北京的昌平区和平谷区，也先后发生藏獒伤人事件。更广为流传的是，山西运城一名女孩玩耍时遭到一条藏獒的撕咬，路人出手相救女孩才得以逃生。另一名大连的女孩则没有这么幸运，27日，一名母亲带着女儿探望父亲，进入一工地的商店买水喝时，女孩遭到突然窜出的藏獒撕咬，母亲和店家将女孩救下，但她最终因气管和动脉都被咬断而不幸身亡。 大连女孩的遭遇引发讨论，上述事件中，多起发生在城市的市区，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禁止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饲养者也应尽到监护责任。大连藏獒咬人事件发生后，狗主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专家称犬主人已经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将可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大连女孩的事件中，竟有不少爱狗人士罔顾事实称，“女孩不该逗弄藏獒”，“活该死掉”以及指责母亲不施救等等言论，令人震惊。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医生“烧伤超人阿宝”29日更表示，因在微博上发表反对极端爱狗者“贵狗贱人”和动物保护恐怖主义行为，在医院遭到2名爱狗者的殴打，手臂多处受伤，甚至有人威胁要向他泼硫酸。 极端的做法令这些爱狗者遭到批评，在一则发布相关消息的媒体微博评论中，网友“手机用户3275588873”批评道“小孩被狗咬死了，狗粉没感觉，一听到有人说狗的不是，就一蹦三丈高，在要求别人尊重狗的生命时，请先尊重人的生命。以前对狗不反感，被你们这么一折腾，说实话，开始有些反感了。”甚至有人建立“中国狗粉研究中心”的微博帐号将一些发表极端言论的爱狗者转发出来进行批评。 对于爱狗者和反对者的论战中，媒体则呼吁尽快明确养狗人的责任，而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将烈性犬、流浪狗一并抄走，央视评论员称，“对各地政府来说，只强调依法行政，而不注重引导公共认知，’一刀刀’地抄狗打狗，是一种’懒症’。对养狗人来说，给自己的爱犬系上绳子是必要的，给自己系上约束的’绳子’也是必要的，这是法律之绳，也是公德之绳。”FMN

本列车纯属虚构。本来想的是个微博，结果越想越多，文思泉涌，挡都挡不住，改写了日志。 有一辆列车，这列车跟别的列车不一样，它每开一小时就收一次费，车上有很多要回家的客人和无良的列车长、乘务员。列车长找人偷偷将大家拖运的行李偷偷扔下车减轻负重，然后，一个小时后，乘务员向大家收费时说，天啊，这一小时我们的列车提速了10km，真要感谢我们的列车长带领大家！于是大家都对列车长感恩戴德，他们忘了列车的收费不合理，他们忘了他们是给列车长钱的，他们只记得列车长让他们的速度前进了一大截！ 乘务员看好了一排软座，想给它拆了改成软卧，卖给没有座的人，收取差价，于是他们给了软座乘客硬卧的钱算是补助，让他们让出位置，乘客很高兴，别的乘客知道了，巴不得自己的座位被看上，自己就赚了。后来，乘务员看好了一个车厢的硬座，可因为硬座和站票的价钱是一样的，就直接把人赶走了，大家很生气，反对的人被关到最后一节车厢，有的甚至被扔下车。大家都知道自己斗不过乘务员，于是 有的人默默忍受，有的人拿起刀子刺伤乘务员后自杀了。 但由于这只发生在几个车厢，所以别的车厢的人并不知情，还在期待自己的座位被看上。 车上卖的食物太贵了，于是有些带着吃的的人想到了赚钱的点子，他们把自己带的吃的以比列车食物便宜一点的价格卖给其他乘客，可是这是不被允许的，在车上卖东西就必须交钱给列车长，有的人办了手续交了钱，光明正大的卖，别人只能偷偷的卖，于是 车上的保安不抓小偷，被派去抓偷偷卖货的人，发现了就把你的东西扔下车。 车上的人病了，无良乘务员把3元的药60元卖给他，大家都觉得吃不起，于是，列车长提出，只要大家每小时多交1元钱，，当你病了，所有的药可以半价，大家又一次对列车长心怀感激，于是，大家感激地花30元买3元的药、 别问大家为什么这么傻，因为列车的所有窗户都封死了，大家看不到别的列车是什么样子的。 列车上有5号车厢里有有毒物质，【别问车上怎么可以托运有毒物质，1、我说了车是虚构的，2、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发生的就一定有原因，这种原因一般称作后台。】5号车厢里的人非常愤怒，他们要求把有毒行李扔下车，可是这并没有用，别的车厢乘客知道了，都去5号车厢声援他们，于是，他们开始严查去5号车厢的人，甚至做出把去5号车厢要看的路标挡死了（列车很长很长，所以需要看路标） 知情人只好通过列车固有的封闭式服务器发信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事，或者说有的人知道了这些事可迫于列车长和乘务员的压力装作不知道。 列车出故障了，可是列车长和乘务员们并不担心，他们已经做好所有的安全措施，自己可以随时跳车，而且有足够的钱转别的车，无良列车长为了多收大家的钱，总是说列车运行的很好，并且不断在提速。 纸包不住火，于是，一个晚上，有的乘客隐隐发现了列车的不对劲，然后大喊了一声：“列车长是恶霸，大家醒醒，听我说，他把我们的…”，他还没说完就被乘务员抓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乘务员说他是个疯子，侮辱我们的列车长，大家不要听他的，我们的列车长真是个好人..他开车带我们回家并不断提速…有的没睡着的乘客听到了隐隐觉得奇怪，于是开始默默调查真相。 那个人被扔下了车，可是大家并不知情，只觉得 奇怪他为什么要侮辱列车长 列车长为了巩固地位好继续赚钱就雇几个乘客替他说好话，于是大家觉得，既然有人夸列车长，那列车长一定是个好人。 后来，默默调查真相的人知道了一切，并且掀开被封死的窗看到了别的列车是不收取多余费用，只收取燃油费的，并且车上东西物美价廉，就算几个人想卖自己的货物，只需交一点点钱就被允许，他们继续调查更多的真相，并把这件事告诉其它乘客，可是其它乘客心里一直感激着列车长，又怎么会信他的话？ 于是，列车长又雇佣了几个乘客在替他说好话的同时诋毁别的列车，而他们，居然为了那一点点钱，接下了这个荒诞的工作。大家又相信了列车长，但是还是有几个人觉得不对劲，开始调查真相。 新的知道真相的人告诉乘客，硬座的人没有给钱就被赶下座位，大家不信，因为大家都知道软座的人拿到了硬座的钱高兴的站着； 新的知道真相的人告诉乘客 ，药的成本价是3元，卖了20倍，你每小时多交1元，最后还是花了10倍价钱买药，大家说，那你难道要我不交钱，病了花60元买药吗？ 新的知道真相的人告诉乘客 ，列车出了故障，大家不信，只知道他们的列车运行的很好，并且在不断提速。 看到知道真相的人说话了，动摇了列车长的地位，列车员把他们带到了最后一节车厢关着。别的知道真相的人无奈只能用手机登陆服务器发信息，希望别的人能够看见。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看到了信息，知道了真相，有的人看到了真相，却不敢确信，不会用手机收信息的人干脆不知道真相。列车长又雇了人在服务器上骂知道真相的人，说他们危言耸听，并且在服务器发信息歌颂列车长，而他们，居然为了那一点点钱，接下了这个荒诞的工作。又一批保安不去抓偷取乘客财务的窃贼，而是天天登陆服务器，发现说列车长不好的话就删除。 有的乘务员看不下去了，传播了真相，可是他还没告诉几个人就被其他的乘务员扔下了车——他不想赚钱了，他们还想呢。 车上很多人知道真相了，有的人想伸张正义，于是被关到了最后一节车厢；有的人有钱，也不想惹列车长和乘务员，干脆下车去换乘了别的列车， 剩下的人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用手机登陆服务器说一些隐晦不容易被发现删除的话语，想唤醒更多人。有的人明明知道真相，却装作不知道，因为他们想，这个列车就这样了，就算抓了列车长，没人开车，大家照样回不了家。有的人不会用手机收信息，仍然不知打破真相。 现在只有3种人不想把列车长抓起来：1是不了解真相的人，他们仍打心底感谢列车长是被洗脑的愚昧；2是被列车长雇佣的人，他们是不要脸 只看眼前利益，不顾大局，3是认为换了列车长列车就没法前行的人，我想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同样会开车的人修好列车故障然后继续带大家回家！我们不是没法换列车长！ 来源：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908282874&owner=341601606

香港泛民主派举行年度七一游行前夕，泛民阵营政客与媒体分别遭受恐吓。 “社会民主连线”党主席“长毛”梁国雄星期天（6月30日）到香港警察总部报案称，据他向BBC中文网所称，他在星期六晚接到匿名电话，警告他在游行当天离开香港。 与此同时，香港《苹果日报》一批送到中环等待配送的报纸星期天凌晨遭纵火，出版商壹传媒称有2.6万份报纸被焚毁。...

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如何解决？孙旭培所参与的新闻法草案因为种种历史机缘而未能通过，中国的新闻立法也悬而不决；他本人因为常常在公共媒体直言新闻自由，而招致打压，新作迟迟无法出版。 2013年6月，腾讯网新闻中心编辑沈洪在北京对孙旭培进行了面访，授权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采访文字版，这是文字首次发表。 以下是采访第一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文化有史以来如何看待新闻自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以及中国筹备新闻法的曲折与艰难。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你是如何走上研究新闻自由的学术之路的？ 孙旭培：我的特点是爱思考问题，思考是一种乐趣。常常思考、观察的是时事和政治形势。大跃进时期，报纸报道亩产几万斤，最高达十几万斤。作为农家孩子，我从小就知道一升米有多重？一斤稻能出几两米？根据这点知识推算，如果将十几万斤干净的稻谷摊在一亩田里，也有将近一尺厚。产量怎么可能有这么高呢？但是，面对报纸上不断批判“算账派”、“观潮派”的文章，我不敢说出来。 文革中，我在安徽淮北市工作，与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议论时政，我说，中央是被“海派”控制着，我说的“海派”一词，用来专指从上海发迹的那伙人，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正好也可以包括江青，因为她也混迹过上海滩。淮北市委成立了包括我在内的四个人的写作组，要求集中在招待所写批邓的文章，我挑开话题：“难道邓小平出来进行整顿不对吗？”马上勾起大家的心思，一层窗户纸捅开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说出了心里话，都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可批的。可这是个死任务，不写又不行。怎么办呢？无奈之下，我们来了个调侃之举。四个人齐刷刷跪在房间里的四张床上，朝着北京的方向，一边作揖，一边口中念念有词：“邓大人，我们对不起您老人家，现在要批判您了。”说完，找来几本《红旗》杂志，四个人在上面东抄西抄，拼凑了一篇交差了事。 在1978年考研究生之前，我就曾对单位里的女同事们讲：“你们将来都会烫头发、穿高跟鞋、抹口红。”她们听了，都露出怀疑的神情：“这怎么可能呢？”有意思的是，过不多久，就验证了我的预测。进入八十年代，淮北矿务局的老朋友，经常问我对改革形势发展的看法，我就直言不讳地说：“将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所有好方法，中国都会用，谁认识到这一点，谁就能抢占先机。”事后，朋友们都表示佩服。我的传记（王英著的《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记载了这类故事。 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我讨厌当时中国的新闻工作，却仍然报考新闻专业研究生，目的是研究和解释中国新闻的荒谬，第二年就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写了近七万字。 应该承认，我的运气很不错，没有因为说了许多敏感的话而倒霉，我的那些淮北朋友没有一个去告密。他们是我终生的好朋友。经过文革十年的经历，我悟出一个道理：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诡，总还有一种基本的民意在运行，顺着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无须悲观，社会终究会沿着民意走，那些张牙舞爪的势力终究会垮掉。这个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势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个人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摇。 问：你梳理过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从历史的大脉络来看，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了解吗？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生长出来的“自由”与国际社会的普世价值有共识吗？ 孙旭培：可以说，中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确切含义大多并不了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意味着自由放任，为所欲为，是不受限制的。西方从17、18世纪那么多启蒙思想家开始，就强调自由对法律负责。洛克说：“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可是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究其原因，部分是与传统文化对自由的理解有关，部分原因是与现代、当代的政治有关。 自由主义原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种平等思潮，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却把“个人意见第一”说成是自由主义，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观念当中，“自由”、“自由主义”等都是贬义词，它们同“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等概念相联系。特别是在当代政治中，一会儿说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没有自由的，新闻自由也是虚假的；一会儿又说那些要求民主的人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按毛泽东的解释，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彻底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是现在又说资产阶级是自由化的。对这些前后矛盾的理论，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会直摇头。由此可见，在一些权力者那里，自由主义、自由化都是打人的棍子，可以随心所欲地挥舞。 谈到新闻自由，即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也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由，所以他要求新闻立法，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不可以批评法律，传媒可以批评法律和建议修改法律，但不能煽动人民不遵守法律。 中国是一个与普世价值不接轨的国家，也使中国成了一个有点怪异的国家。世界各国都以宪法为最高准则，许多国家总统用手按着宪法宣誓就职，可是在中国，谁要提出依宪施政，按社会主义的宪法搞宪政，还是个冒风险的事；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媒体都认为这个词汇太敏感，极力回避。可见，与普世价值不接轨，就是与宪法不接轨。最近有个新闻，说深圳福田区三个干部上任拿着宪法宣誓的消息，使我们看到了落实宪法是人心所向。 问：似乎“一有自由就会乱”是共产党讳言自由的内里原因，一度，新闻自由还被贴上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属性标签。新闻自由阶级论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吗？ 孙旭培：“一有自由就会乱”，真的是这样吗？毛泽东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两三百年，英法三四百年没有发生政变？无人作答。这些国家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争论不休，但政坛上并不发生突然的大事变。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对报纸实行的政策是，党的喉舌，舆论一律，平常好像风平浪静，可经常发生举世震惊的大事变。我国宪法规定的接班人突然乘飞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一个省部级领导人跑到外国领事馆以求保命，这样的事为什么不会发生在自由民主国家呢？一方面，自由民主的制度设计可以消弭争执，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违反自由民主的制度也不可能取胜。现在从近处看，我国这几年，为了维稳，公民的自由削减不少，为什么还弄得七处冒火，八处冒烟呢？ 我国长期不提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民主可言。1952年我国还向革命年代的有功之臣颁发过自由勋章，自那以后60年里，我国政治生活中自由都消失了。好在十八大报告中，又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提了出来。 但我们要搞清楚，在各项自由中，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列宁、毛泽东有一个共同点，掌握政权前都称赞美国的民主和新闻自由。掌握政权后，只想搞专政，不想搞新闻自由，反而批判新闻自由。有什么妙方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搞阶级分析。说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搞那些形式，实际上不自由；无产阶级虽没有自由的形式，但有实质自由。人民没有地方去驳斥这种观点，这种诡辩就一直吃得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本应是全社会的，由某一个阶级实行自由是无法想象的。结果是，只有那些有资格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们才有自由，整个无产阶级仍是没有自由。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真实。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是指一切有中国国籍的人，这就是说，资产阶级也同样有言论出版自由。可见无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说法也是违背宪法的，可以休矣！ 问：很多人认为1980年代是思想解放、充满改革激情的年代，同时改革也很曲折，左右力量斗争激烈。能否讲讲您在80年代参与新闻立法工作的经过？ 孙旭培：新闻立法的经历更是充满斗争。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对媒体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闻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要求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说真话的权利。1984年中宣部新闻局起草了一个报告，建议筹备制定新闻法，由人大教科文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负责。人大委员长彭真、书记处书记胡乔木都批示：同意。我认为胡乔木是勉强同意的，这从他后来设置重重阻力可以看出。由于很难找到研究新闻法的人，胡绩伟要调我去全国人大，我不愿离开社科院这样的研究单位，于是教科文委员会与新闻所合办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招新闻法研究生，办《新闻法通讯》，编写《新闻法知识讲座》，跟胡绩伟到各地召开征求新闻立法意见的讨论会。后来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闻法草案。胡绩伟组织讨论，修改多次。我们的草案有两个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二是“报纸刊物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这招致胡乔木的不满。他做过许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闻立法的目的应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的创办，由出版法去规定，新闻法不要管；先出台出版法，再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结果很像个出版管理条例，在人大也很难形成统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过，新闻法就没戏了。 与此同时，上面还让上海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连同后来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个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闻立法，但总是被回答：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这显然不是真话。后来干脆回答：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胡乔木还通过中国社科院，撤销新闻法研究室，虽然我们上书当时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让新闻法室暂时保存下来，但很快又被合并到新闻理论室，无课题、无经费，还是名存实亡，最后连名也不存在了。与此同时，胡乔木还先后要求《人民日报》、新闻出版署兼并新闻研究所，经过多方努力，直到胡乔木1992年去世，我们新闻所才保下来了，但是也无法参与新闻立法了。只有我不时著文阐述新闻法治的意义，并进行各国新闻法的比较研究，出版了一本《新闻出版法学》。如此而已！尽管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但新闻立法从提出到现在三十年了，仍是有花无果。 问：当时您起草法案的主要诉求有哪些？ 孙旭培：作为主要诉求，还是保障新闻自由，当然是适度的新闻自由。我从来不认为，西方的，特别是美国那样的新闻自由度，适合于中国。我从不讳言，彻底的新闻自由与一党制是不兼容的。适度的新闻自由要靠新闻立法来界定。用自由度来衡量当前的状况，我国新闻自由度是不及格的。实行新闻法治才能达到及格线。 另外，我们拟出的新闻法草案规定，“除了战争和全国总动员时期，不得实行新闻检查。”新闻检查中，报纸印刷前的检查，这种检查《大清报律》就规定有。还有一种检查是事前就规定不能报道，这个做法是更彻底的新闻检查。郭学明所著的《纳粹模式的警示》里写道：“希特勒上台后，大搞意识形态灌输，由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所有媒体。每天都对媒体下达书面指示，什么新闻可以发，什么新闻不可以发，什么新闻怎样说，甚至连标题都给出了。”凡是要对新闻进行集权控制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这种办法。特别是我们的机关报、机关台体制，管得更死，面对无数禁令，许多社会问题哪怕已经很严重，媒体也不能报警，不能促成舆论，所以我们的问题往往是堆积成山难以解决时才能引起注意。 问：在新闻法的制订过程中，哪些问题上有过分歧？ 孙旭培：胡绩伟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按照他的总结有五条：其一，对制定新闻法的指导思想，一种意见认为是保护新闻自由，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其二，一种意见认为新闻法是为全国人民制定的，是为全国人民实现言论出版自由而制定的，新闻工作者要遵守，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也要遵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强调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加强道德自律，应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管理；其三，一种意见主张“报刊的创办也可以由自然人进行”（见新闻法研究室起草的新闻法草案），另一种意见则坚决反对；其四，一种意见主张反对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制度（战争和国家总动员时期除外），但另一种意见认为报纸的重要稿件，理所当然地要送党委审查；其五，一种意见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但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要强化监督舆论。 问：如今回头来看，您觉得8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新闻法有真正出台的可能吗？陈云的一段话流传很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孙旭培：新闻法在80年代有没有可能出台，很难说。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杜导正先生两年前还跟我谈起，当时总想把草案搞得好一些，错过了新闻法出台的时机。我对上层的不同意见毕竟了解有限，但就我所知，出台很难。因为胡乔木要求先出台出版法，再考虑新闻法，其目的很明显是想往后拖。但出版法草案像个管理条例，在出版法草案中，创办出版单位仍局限在要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的框架中，与宪法规定的公民出版自由有抵触，在人大常委会中一时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 关于陈云的那段讲话，我也引用过两次，不过是持批评态度的。在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驭民之术的角度去看是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 以下是采访第二部分。孙旭培畅谈了中国目前政治经济改革与新闻改革的关系，以及作为一名新闻自由研究者和倡导者的孤独。本文有所删减和编辑，经孙旭培确认。 问：在你的论文中提及：“美国那么高的新闻自由度对中国是不合适的”，那么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哪里才算合适呢？环顾世界各国的新闻法，您觉得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哪个？为什么？ 孙旭培：长期以来，我所探讨的是如何在我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现实国情下面实行适度的新闻自由。如果新闻自由度（这个词汇是我发明的）可以量化，单纯从法制的角度而言，美国或许可以定为95度，西欧则是85度。我国将来能达到70-75度也就很好了。即使不考虑现实国情，我也并不认为，太高的新闻自由度将适合于中国。 去年我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美国、西欧高度的新闻自由对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与集权的新闻制度相比表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弊病也不少。比如，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上推波助澜，美国媒体很少有反战的声音发出。在美国金融危机之初，有的大报不断预测哪几个大公司要破产，弄得更加人心惶惶。在更大范围讲，西方的新闻自由与多党政治、民粹民主交互为用，使政府依赖指数不断升高，以致有些国家债台高筑，影响国家进一步发展。我国需要新闻自由，但要适度，有所节制。我相信，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也会创造出新的新闻文明，即理性的、适度的新闻自由。 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又有很特殊的国情，完全学哪一个国家的模式都很难，要在吸收多个国家的长处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那么什么样标志出现，就算达到起码的及格线呢？那就是新闻实行法治。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新闻自由度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在及格线以下。换句话说，就是不及格。新闻实行法治，就先要从新闻立法做起。不解决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们永远只能在二三十度或三五十度之间徘徊，我国新闻想在世界上赢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说自话，是没有可能的。 适度的新闻自由的构想，会遇到来自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的挑战。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喜欢在两极中作选择：要么很不自由，要么完全放任的自由，没有中间境界。不过，中间境界的实现必须是在社会渐进改革中实现，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可控条件下实现。 问：当下的中国，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可期，另一方面又保持刚性的政治制度。因此流行一些观点：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其任务不在洗脑，而在维护党的正面形象和正当性。你怎么看？ 孙旭培：你谈到有人说媒介已经从原先的“喉舌”转变成为“党的公关公司”，我虽不完全认同，但认为毕竟是有了进步，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教师爷的说教面孔，变成公关先生的亲和的面孔，还是改进了对受传者的态度嘛。 关于“市场化绑架了政治改革的热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我认为，中国现在出现如此腐败和贫富悬殊，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们搞市场经济，起初没有做好理论准备，没有将政治改革、新闻改革的配套进行的理论准备，实际上是机会主义地采取了先叫一切改革让路，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市场经济由于其经济行为的复杂性、主体的多样性、利益的多元化，民主制衡、媒介监督就显得特别重要。 1992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王贵秀教授给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的课，我发言说：马克思主义讲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理，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搞自由经济，就应该是与民主政治相配合，而我们仍在搞集权政治，结果是：自由经济加集权政治，这样做行吗？王回答说，当然不行。随后，便笑了笑，不再作说明。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确信，自由经济如果加集权政治和集权新闻，就必然等于极端腐败，那是很危险的。当时中央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媒体监督很少、很弱，特别是在后来“抓大放小”的产权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官商勾结、行贿受贿比比皆是，但媒体只能装聋作哑，“以正面宣传为主”，留下的后遗症现在很难解决。美国在搞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媒体开展扒粪运动，竞相进行深度调查报道，我们却大搞正面宣传，压住舆论监督，一时间，人们惊叹：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难道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制度？说得尖刻一些，这种制度成了权贵资产阶级的摇篮。 1998年，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视察，讲了很多要求加强舆论监督的话，他甚至说，批评占49%，仍是“正面宣传为主”啊。他还说，我也是你们监督的对象。但是媒体在报道朱镕基讲话时，这样重要的两句话却被丁关根部长删去了。我们的新闻宣传部门不思改革，中央领导人出来支持改革，他们却不让媒体人和广大人民知道。后来央视的《焦点访谈》也被要求“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又大大弱化了。 问：你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和新闻改革的关系？ 孙旭培：新闻自由确实与国家制度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等中国政治改革了，才能研究新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思维方式：要其他领域改革作为先决条件，我所在的领域才能改革。每个领域的人都这样想，改革就没法进行了。 新闻改革一开始就力度太大，固然可能干扰政治改革，但新闻依旧管得很死，自由度太低，媒体不能为政治改革提供智力和舆论的支持，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从何而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道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著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真是不假！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问：你做了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什么样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还是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当然是真实新闻的自由，散布流言、谣言要受到追究。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出版自由就是新闻自由，英语里用的是同一个词。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当年说的出版自由都包含新闻自由，而且他们总是拿报刊说事的。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新闻自由，谈言论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样很难吗？你看我们的刊物发过几篇言论出版自由的文章？我们建国以来有哪个部门开过言论出版自由的会？连学术会议也不敢开。这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高百万倍”的说法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而我就是研究新闻自由的，所以常感，“我发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比发现真理本身还难”。但是，有宪法支持我，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支持我，还有一些有学术良心的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支持我，所以我还能伺机发出一些研究成果。 还有一点，我始终坚持新闻自由对法律负责，这是普世价值的新闻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没有对法律负责这一层认知，自由就是为所欲为，不受限制，所以民国初年的报纸上竟有杀总统、总理的言论，甚至号召军人倒戈反总统。现在有人反对普世价值，必然陷入这样荒谬的立场：要么反对新闻自由，要么就要不受法律限制的新闻自由。 我的研究成果，只要发出来，那些有权力的人面对宪法的规定，面对马恩的新闻思想，面对我的一环套一环的严格的逻辑论证，也很难批判。有位当年当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的领导人，2005、2006年两年都邀请我参加政协的座谈会，两次对我说了同样的话，大意是说：你的文章我每篇都看，你的观点我都同意，就是有点超前。我说，我不是政府政策研究室的，我是做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能只谈眼前好用的。 问：你曾自述：“我对新闻自由的研究和倡导，很像沙漠中的孤独的旅行者”，是怎样的艰辛“吓退”了你的同道？ 孙旭培：最主要的是新闻自由的研究成果难以发表。一些主要学术刊物，不但不发表新闻自由的论文（对新闻自由持批判态度的除外），连新闻立法的论文也被打招呼不能发表。我曾有一篇论文最后一部分因涉及新闻立法，被删除才得以发表。我当时编了个对联自嘲：年年难过年年过过得不爽；篇篇难发篇篇发发得不全。横批：难上加难。 其次，新闻自由、新闻立法的题目没有任何一级政府社科基金资助，可是评职称不但要有发表出来的成果，还得要有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我先后带出9个博士生，有7个是研究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他们毕业后基本上都改做其他题目。对于像我那样，写处处设防的文章，他们暂时也不适应，我理解他们、支持他们，人们总得先顾及生存、发展吧。但是我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写违心地批判他人的文章，这是能做得到的。 我自己到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以后，我做了一个各个有代表性的国家新闻法的比较研究的详细计划，请我的学生们汇集在一起，安排了10个题目，准备等到社科基金申请到以后就开始研究，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翻译费，就无法动手。而且中国学者花钱做课题，还要花几万元钱出版，因为出版社要靠上面限定的书号生存。但是我的申请再次失败了，我们的项目至今无法上马。有这方面知识储背的我的学生尚且如此，其他学人退避三舍更是可以理解的了。 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题目？ 孙旭培：我这几年都是忙于两本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我的自选集《通向新闻自由与法治的途中》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可是，我最重要的一本学术著作《坎坷之路：新闻自由在中国》，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本新闻学术著作，至今出版不了。我三十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怎么解决呢？许多问题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现在写出的这本书就是这些思考和研究的总结。这本著作，前年我就与出版社签了合同，但“南周事件”发生后，出版社干脆书面通知我，书不能出版了。原因有人告诉我，是为了出版社的生存。尽管他们也认为我写的是真事，说的是真话。 我多次要求出版社为我提供一份书面资料，说明我的著作违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项禁载内容（其中前10条都是《出版管理条例》上所规定的）中的哪些条文。还有违背什么其他规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认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供。秘密在于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载”，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而禁止发表或出版。他们凭长期在极为严格的管理中所积累起来的感觉，就知道什么东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霉，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条例》。他们为我举出多个因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而导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这些事虽不一定发新闻，但在出版圈子里会拿出来杀鸡儆猴，让大家晓以利害。可叹在我国，并没有”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凭有关部门琢磨“社会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无权对“社会效果”做出评判。不过，我并不灰心，因为广袤神州毕竟有出版自由的地方。 这两年我把这本著作中的一些内容抽出改写，作为几篇独立的文章发表，《炎黄春秋》上发的就是。你问我最近在研究什么，也只是做这件事，如此而已！ 问：从“文人办报”到“政治家办报”的转变，文人论政传统的断裂，除了制度以外，新时期的文人自身是否也有需要反省之处？ 孙旭培：“文人办报”是在有言论自由制度的条件下出现的，现在只有“党人办报”，而且是唯一政党的报纸。报人以党性原则为依归。只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对人民造成再大的祸害，也安然无事。大跃进、文革中一些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就是证明。他们是在既无新闻法，也无法有强烈的新闻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工作的。 现在，传统媒体的新闻人最需要反思的是，面对严重腐败，你们做了什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省部级，甚至厅局级的贪官是传统媒体先揭发出来的。我国出现许多严重问题，媒体不向国家和社会报警，不形成社会舆论促其解决。这当然主要应归咎于我国新闻管理上的弊端。可是，一些媒体在报道庸俗、低俗新闻方面非常起劲，表现为没有社会责任感。例如一些媒体报道母亲跟女儿争一个男人，争不过就投海，而被人救起。还有公公与儿媳妇通奸这类乱伦新闻也报。不断报这些新闻，会削弱人们的道德羞耻感。还有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一些人新闻理想破灭就一味捞钱。有必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不断上升，广告总值也不断增长，但由于国家几十年来实行媒体总量不变的政策，足以用高收入养活一批不求进取、只求保住乌纱帽的新闻贵族。他们对新闻改革不建言，对新闻自由度的提高更是不敢去争取，只怕失去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