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决定免去《新快报》社长、总编辑李宜航和副总编辑马东瑾的职务(编者注：另据羊城晚报最新消息，未提及对副总编辑马东瑾免职)。由《羊城晚报》社社委孙璇担任《新快报》社新社长兼总编辑。11月1...

周四，一部由中国军方制作的影片在互联网上四处流传，这部充斥着阴谋论思维的影片时长100分钟，指责美国正在设法削弱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控制，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称，北京天安门日前发生的撞车事件是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幕后策划。 孟建柱是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之际对香港凤凰卫视透露东伊运策划这起恐怖袭击的消息。...

“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我是“有家才有国” 南方周末：你所代表这一代人，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想法，还是已经产生了分歧？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具体到我们这个圈子的、大院里的人，多数还是在政府机关和国有单位，从商的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人，更多在考虑“小家”，考虑社会和大时代的东西少一点。比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做公益的比例比较高，年轻人的比例就比较低。有些人反驳说那是因为年轻人还没钱，我要说的是公益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有没有认识到公益的价值。 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争论的是马克思那些过时的东西。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晓都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两者不冲突吗？ 任志强：最一开始我可不相信市场经济，或者说最初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场。“文革”之后我们开始有反思有怀疑，再后来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大量引进国外的经济建设方面的书籍，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慢慢地发现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怎么会冲突？一个是理想，一个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好比人们信仰上帝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上帝一样。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但是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还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搞。几十代人是什么概念？孔子到现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晓等等，是你们那一代人那一个圈子中的少数派么？ 任志强：我不认为是，我认为我们是这一代人里的多数人，只是媒体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大多数人。我随便就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衣锡群（原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比如何迪（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银中国原副主席），我是因为行业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体关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你们这批“多数人”，比如你书中就曾记录，去给“文革”中你押送过的“反革命”道歉，这个心理过程是怎样的？ 任志强：我们跟很多人道过歉，只是觉得从良心上来说，我们该这么去做。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的时候吧，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当时的高年级学生做得更过分一些，他们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给“反革命”道歉，是一种反省，一种怀疑，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 任志强：应该说当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造反队就开始出来了。红卫兵时代，真正加起来，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初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 先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打倒，紧接着我们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班级5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40个人的父母受到影响，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响以后，整个班里的情绪就不一样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还能进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陶铸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南方周末：怀疑不是领悟。你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远和华润的合资、上市、路演。那段历程对你现在的思想是否有决定性影响？ 任志强：是有影响的。走过那一段历程，看过资本主义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强烈的感受是我们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场的东西了。而我们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落后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中国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怎么会变成需要依靠投资拉动等等。 南方周末：这个制度单指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了政治体制？ 任志强：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我微博里面写到过，很多人问，取消粮票背后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表象。 表面上不触及政治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上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参与者才要按手印。后来这项改革推动了法律的变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制。 我们现在争论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话，企业家根本用不着谈政治。 美联储主席是四百多个企业家联名向总统提名的，这是关心政治还是关心经济？他们认为这个人做美联储主席的话，可能对经济制度更好。他有表达渠道，有这种表达渠道的话，大家也就不需要谈政治了。 南方周末：这些转变，是你现在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的思想基础吗？感觉你做这项公益活动的目的是唤醒，唤醒什么？ 任志强：“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特殊的渴望。再进一步讲，当时我们只看见镜子光面，没有看到镜子反射出来另外一面东西，我们不希望现在仍然如此。中国这个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要唤醒，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你们可能认为多元和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多元最终可以不和，共和最后还是要达到“和”，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 你会看到，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思想一致；甚至有时候坐在台上两位嘉宾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陈志武和许知远同台的那次。我们是挑起战斗的，就是要不和，不和才有多元，多元才能有想法，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你和王巍在做的书院，是在更广泛地影响民众，秦晓在做“博源基金会”这种智库，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怎么理解你们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和路径？ 任志强：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渠道，我参与的“50人论坛”就是专门做政府智库，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可能会在那里说，并且不完全对社会公开。 推动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工具和方式，相比较而言，我现在更担心整个社会的、民众的想法。如果仅仅在圈子和少数人之间讨论，然后推行，同时没有唤醒民众，可能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50人论坛”或者“博源基金会”提出一个好的改革政策，如果让民众产生了误解，一个好的改革措施就会产生不好的反作用。 公益推动改革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许多人在问，改革的动力在哪？你怎么看？ 任志强：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今年的演讲也都在表达这层意思。在不动体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动的部分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墙上了，改革红利的空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动力，从中国来说，目前还是以危机为主。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危机倒逼机制而形成改革。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实行不实行更彻底的市场化的问题，否则下一步的危机就该连续爆发了。比如民营经济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企业家都移民了，怎么办？经济增速7%就叫底线了，要是突破底线变成5%怎么办？危机感之下，我们乐观地讲，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问题了。 南方周末：中国不少企业家做公益做慈善，是赚了钱之后求心安，你是出于什么层面的考虑？ 任志强：我怎么可能是求心安？人们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公益，那是因为他们想改造这个社会。公益很多时候是要弥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无法完成或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这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对公益的认识也是从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安排慢慢转化过来的。先是明白靠雷锋是不行的；然后慢慢的以企业为单位去奉献爱心，有些企业甚至最初可能就是政府分派的任务；慢慢到现在，才进一步从企业脱胎出来，完全转变成社会活动，几百个企业上万个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比如阿拉善。人们认识到要想这个社会更加美好，必须有更多的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南方周末：这是另外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吗？或者说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不单单要靠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力量。 任志强：其实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本来是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来实现的，但政府服务有空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填补空白作出改变，这就需要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作出突破，有需要的话最终再得到政府、法律或制度的认可。 小额信贷就是如此，尤努斯做的就是政府没有动力去做的事情，但他最终获得诺贝尔奖，推动了小额信贷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环保也是类似的方式，三江源保护就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推动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公益，事实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体制的改革。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你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有效果吗？ 任志强：有很大的效果。比如，很多人在复制“书院”和“读书会”的模式，这就是最大的效果。我知道在很多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和我们一样组织这种活动。如果做来做去还是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复制扩大，说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什么人都没有叫醒。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第一次见到老柯的时候，他戴着钢盔，拿着擀面杖，在小城往来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人们喜欢叫柯尊年老柯。老柯在这座小城里是半个名人，跟西安的很多记者都打过交道。...

男孩家属到学校大门拉布条抗议。 成都一名10岁男孩因为无法完成老师罚写的检讨而从30楼高跳下自杀身亡，震动社会各界。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下遗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据报，这名小学5年级的男孩因为在班上说话而被老师罚写1000字的检讨，疑似因为写不出来而跳楼自杀。 中国媒体报道引述邻居和亲戚的话说，男孩的老师叫他如果写不出来就去跳楼。 跳楼身亡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现场勘验发现，男孩从自家住宅楼的30楼楼梯窗户坠楼，砸到楼底一辆停放的车上。 男孩家属星期四（10月31日）在学校大门外绑上布条，要求“还我儿来，给所有家长和孩子一个交代！！！” 法新社报道说，当地一名官员表示“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严格管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教条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不能挑战师长代表的权威。 微博关注 10岁男孩疑似无法完成老师要求的1000字检讨而跳楼身亡的事件在微博引发广大回响。 一位网友发帖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他有什么权利要学生这么做。” 也有网友感叹，中国学生“盲目”遵从老师给予的命令。 “为什么学生要这样盲从？” （撰稿：陈书敏 责编：路西） 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fullrss.net

10月26日，香港影星温兆伦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则涉及星巴克的微博，在该条微博中，温表达了自己在沈阳机场看到一所星巴克咖啡店的欣喜之情。然而，该消息发布后仅一小时不到，温便再次发布了一条暗示自己支持“官...

中国的审查制度素来严厉。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吓退越来越壮大的,寻求到中国发展的外国作家队伍。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作品，很多作家选择向”本地规则”妥协。

  国家信息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鲁炜致辞 10月30日上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此间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网聚正能量...

10月29日，有网友在安徽省宁国民政局官网上发现一张PS图片。这张民政局领导陪同当地副市长看望百岁老人图片中，领导图像被放大且身体悬空，而老人只能蜷缩一角。官员视察PS照曾在网络上出现过多次，此次尤以...

中宣部：再一次强调对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吉普车冲撞金水桥栏杆事件，各媒体必须严格按照新华社通稿报道，淡化处理，不炒作，不渲染，不上头版和网站首页，不作其他任何报道和评论，不配图，加强媒体所属微博和所...

美国情报机构“监听门”事件引起人们对国家间相互监控做法的进一步关注。德语媒体强调，中国是对内对外均实施电子监控，这在中国政府那里是传统行为。 （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29日一期《 法兰克福汇报 》刊登一篇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对中国政界人士而言，准备被监听是自己必须具备的一种心理的和专业的基本素质，在中国，监听、监控无所不在，内外一致，其原因便在一党专制本身： “在一个强权无处不在、且首先经由监控手段得以体现的社会，人们对何人有权监听何人这一权威的细微区别有着敏锐的感觉。……谁监听谁？在中国，这一问题很自然地被理解为一个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独掌权力的问题（在中国，首先是党享有专权），及国家主权问题。谁掌握监听器，谁就拥有主权！ “一名政府顾问在党报《人民日报》上这样概括道：‘在数码时代，保障国家信息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新内容。’这一表述既概括了中国的审查和监视机构拥有专权的对互联网的内控，也表达了它（中国）在全球网络战中拥有同其它大国交手能力的决心。” 位于上海的61398“黑客部队”大楼 文章在回顾了11年前中方发现美国交付的江泽民专机被安置了窃听器而中方当时未采取任何报复措施的历史后写道： “今天，（中方的）反应可能会大不相同。不过，中国依然放弃指控美国政府机构直接从事网络间谍行为，相反，它还不断地对自己在技术上的落后表示遗憾。外交关系学院的一名专家写道，‘我们目前的保护措施还很不够，其范围远不及欧洲和美国。军事科学院的一名专家也认为，中国的网络是‘别国操控的目标’。 “此类谦虚的表态符合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老要求，其义是，不张扬自己的能力，同时又表达了不惜一切代价摆脱技术落后状态的决心”。 天安门 “ 10.28 ” 事件 北京天安门“10.28”事件也引起德语媒体关注。在当局迄今鲜少提供事件背景的情况下，德语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不约而同地对中国官方媒体语焉不详的报道提出质疑，强调指出事发地点的政治敏感性。 《每日镜报 》这样写道： “天安门广场是中共权力的象征性中心。毛泽东纪念堂便位于该地；广场北侧，明天早晨举行升旗仪式，紧挨着广场西北侧的是公众不得进入的政府驻地中南海。一再有绝望的请愿人和示威者不惧无数的监视摄像头、人员检查和大量警察的存在，试图在这个敏感的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举行示威。大多数人在前往该处的路上就遭到逮捕。……在被问到天安门城楼前的这起奇怪事故是否可能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时，中国外交部的女发言人以信息不足为由拒绝置评”。 “10.28”事件发生当天 当天的 《日报》 认为，有关方面在事发后的所作所为暴露了当局的紧张和害怕心理： “中国当局担心事件有可能被赋予政治含义的害怕情绪有多大，从审查当局的反应中也可看出。中国互联网上的照片数分钟内便被删去。安全力量还一度扣留了美联社的两名外籍摄影记者，并销毁了他们相机内的摄影底片。游客也被扣下，并不得不交出相机。一名来自美国的女游客通过推特报告说，被扣押两小时后，她才被放人。 “成为鲜明对照的是，消除痕迹十分迅速。事发后，警察在一小时内便大范围封锁了现场，并搭起3米高的遮挡棚。近旁的一个地铁站被关闭了数小时，平时川流不息的长安街上的交通一度停顿。到15时30分，封锁解除。那辆燃烧的车辆和被撞得支零破碎的铁栅栏踪影全无”。 摘编：凝炼 责编：叶宣 [ 摘编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

在一辆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撞倒几十位行人，在中国最神圣的标志前爆炸，并造成5人死亡后的一天，当局似乎正将目标锁定在来自新疆的嫌疑者身上。新疆位于中国偏远的西部，近来爆发过针对北京强硬政策的愈发暴力的...

中国政府今年三月公布在全国范围逐步实施20%的房地产交易所得税新规。法新社星期二的一则报道说，这一新规让北京和上海两个中国最富有的城市离婚率从三月到现在飙升了40%左右。 中国政府近十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调控基本最终都变成了有人戏称的“空调”和“调戏”， 因为中国房地产，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越调越高。然而，20%的房地产交易所得税新规才出台不到一年就显现强大作用。 不过，这一作用的表现却让人颇感有中国特色：今年头九个月北京有近四万对夫妇离婚， 同比比2012年窜升41%； 上海也不示弱，同比跳升近40%。对此，中国上海独立地产评论人士顾海波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就像一个赌场， 不是拉斯维加斯， 胜似拉斯维加斯”： “实际上老百姓全疯掉了。中国在地产上从上到下的疯癫实际上由政府引起， 既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也是无奈和很可悲的现象。 现在社会上说‘不是二婚三婚就不算成功人士， 没有二奶三奶就不要说我是官员”来讽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不良现象。 为了规避房地产交易所得税而离婚总体上是一不正常的现象， 它使中国政府的地产调控再次变成 ‘调戏’”。 根据中国政府的新规，“对个人转让自用五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一般来说，家庭是指配偶关系，也就是说夫妻俩的第二套住房在转让时就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了。为了避掉这部分税费，许多夫妻通过假离婚的形式进行避税。如夫妻俩为了避税，开出了离婚证明后，将自己名下的两处房产中的一处以赠与的方式转到妻子的名下，这样就可以省下几万元的税费。而离婚后再复婚，两道手续的成本却不足百元，这与税金相比，要省很多。深圳杂文家朱建国先生表示，地产交易所得税使离婚率窜升只能说明中国近些年来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失败： “因为一个好的调控政策必定有利于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繁荣和共生。如果一个政府促使那么多家庭离婚和破裂，一些假离婚最后可能弄假成真。弄假成真的事例很多。征收20%的地产交易所得税在时下的中国是个只见房子不见人的政策， 肯定会失败。 中国政府这么多年调控地产不奏效实际上根本的原因还是背后的腐败”。 朱先生表示，调控房地产的症结在于打击官员腐败，打击官员腐败在于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官员财产公开就会使中国房地产在一定程度回归正常。朱先生强调，实行“稀奇古怪的政策”自然产生“光怪陆离的结果”。顾海波先生分析说， 中国房地产中三大需求的最大需求就是腐败性需求， 苦就苦了有刚性需求的广大老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因地产交易所得税催生的高离婚率有没有可能从北京和上海波及到其它城市，离婚风潮席卷全国？顾先生对此表示： “总体上讲， 离婚率在全国会因为20%的地产交易所得税而上升， 但不会像北京和上海这么夸张。 政府会不会取消这一新规， 现在还是个谜。 我一直反复强调的是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变， 就像变色龙。 这就在百姓中造成一种恐慌和一种紧张。中国从2003年调控地产以来就不正常， 调到2013年就更不正常了”。 有律师分析，为了规避地产交易所得税而假离婚，双方在办理离婚手续时对财产的分割不会作认真和周全的考虑；因此，离婚后一旦出现一方为了私利而拒绝复婚的话，另一方就很难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这种方式来避税的风险较大。对此，朱先生表示： “我想， 当局在今后在执行20%地产交易所得税政策时可能有所放缓， 但绝不会取消。 究竟如何具体实施， 这要看下一步情况的发展。” 中国几年前有个很火的电视连续剧， 剧名是“中国式离婚”。几年后的今天，中国地产市场的现状可能使我们能够看到新版的中国式离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