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掌杜大鹏怒目圆睁。这名中国武功高手一拳击穿了敌人身体，然后奋起神力，把那名日本兵从中撕成两片，鲜血如急箭般喷射开来，可是他身上却没有沾到一滴。 这是电视剧《抗日奇侠》中的一个血腥片断，和其它抗日剧一样，《抗日奇侠》主要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避而不谈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的巨大贡献。这些血腥场面明确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无论多么残酷的杀戮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正义的——只要对象是“日本鬼子”。 对《抗日奇侠》中的故事和情节，相信会有许多人信以为真，就像我曾以为抗日战争是用乡村地道和土制地雷打赢的，感谢《地道战》和《地雷战》，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两部经典抗日电影。 在电视机出现之前，电影放映员有时会到中国乡村放映户外电影。在十几岁的时候，我曾追随着乡村电影放映员的脚步，这两部电影至少看过十几遍，也许是因为热爱，但主要是没什么可看的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几乎全都是共产党的宣传。 现在我40岁了，偶尔打开电视，发现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当然，比起《地雷战》和《地道战》，现在的影视剧色彩更加丰富，演员也更加漂亮，但主要情节依然和30年前相差无几。在二战结束60多年之后，中国人似乎并没有摆脱那场战争，在电视屏幕上，日本兵依然横行在中国的大地上。 虽然广电总局明令禁止“煽动民族仇恨”，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2012年完成并播出的抗日剧多达七十多部，到2013年3月，仅在横店一地，同时拍摄的抗日剧就有48部。 这些反日剧集所造成的后果并不令人意外。2013年7月的一份皮尤调查报告(Pew research report)显示，90%的中国人不喜欢日本，而且中国人对日本的敌意正在加剧。皮尤称，喜欢日本的中国人比例自2006年以来下降了17个百分点。 媒体煽动的仇日情绪已经在网络上充分显现出来。在铁血论坛、四月网等“爱国”青年聚集的网站，“杀光日本狗”、“灭绝日本人”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有人甚至会提议发动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一万个日本人。） 与此同时，中国的军备不断加强，这让它的邻国极为不安。北京今年的军费开支将达到1480亿美元，高于2013年的1390亿美元。在2012年，中国启用了第一艘航母，目前正在打造一个潜艇舰队，力求超过美国潜艇舰队的规模。 2013年10月，中国军方制作的以反美、反资本主义为主题的纪录片《较量无声》在网上热播，这部片子足以说明某些中国军人对战争和对政治的热情，这些人也许还不是主流，但毫无疑问，他们的队伍正在壮大，他们的势力正在扩张。  关于日本，中国政府讲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军国主义势力”。 可是，当中国政府宣传对邻国的仇恨时，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军国主义当然应该反对，但在批评他国之前，中国政府更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教育和宣传，想一想铁掌杜大鹏的神功，以及它对未来和人类的影响。 现在，中日争议的焦点是东海上的一小串无人居住的岛屿。2012年，在岛屿主权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引发了一系列反日骚乱，西安的事件尤其引人注目，在那里，21岁的蔡洋用一把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 在接受采访时，蔡洋的母亲说明了这种狂暴的“爱国”情绪其来何自：“打开电视，大部分电视剧都是关于抗日的。怎么可能不恨日本人？”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纽约时报中文网

1992年之后，有见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迅速崩溃，体制确立了面向西方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将建立在此之上的经济发展作为维持统治的根本基础，一时间，”与国际接轨”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

经过复杂的2013年，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2014年有何期许，对中国的改革又如何去看？在1月10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新年期许》论坛上，许章润教授表示，2014年，应注意中国社会存在的四重紧张关系。本文系作者《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本人审阅授权FT中文网全文刊发。 　　 连续三年参加天则的“新年期许”。每年此刻，几度期许，几度凄惶。说“几度期许”，是因为信心和希望尤在，则愿心愿景依旧，痴心不改。而现实总是不如人意，可见转型跌宕，每多磨砺，需于长程谋划，故而“几度凄惶”。 　　 今天把脉，2014年将会如何？可见的未来改革前景可能怎样？在我体察，不论最后实际结果如何，也许均与当下中国依然存在着的四重紧张关系脱不了干系。 　　 第一重紧张关系，大家已经议论颇多。就是此刻的中国，一个高度空前的市场化改革方案与高度的政治集权方案，同时出现。如果说此次“三中全会”有何新意的话，可能就是赋予“市场”以基础性与决定性作用，以致经济学家们普遍欢欣鼓舞。 　　 但是，与此同时，某种普京式的威权主义登场，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再度燃情，可能造就一种高度政治集权，怕是我们更应关注且忧虑之所在。可能当权者认为，改革走到关口，必须令行禁止，解决“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顽症，一个强大的集权是必要的。 　　 但是，以“中国问题”之复杂，转型之千头万绪，欲恃普京式的威权体制包揽一切来推导改革，是否真能恪尽所愿，说实话，在下颇怀疑虑。实际上，过往三十年改革开放之颇有成效，关键之一，就在于容忍地方的积极性与创新精神。只要不脱宪政框架，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主权范围内生息，干就是了。而且，在此种紧张的深层，隐含的是“毛体邓用”式的理路。 　　 换言之，邓式全力发展经济、有限放开社会，但却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毫不退步的路线，其所造成并暴露出来的体制性内在巨大紧张，不仅在此未曾有所克服，实际上于今加剧了。照此走下去，一路紧绷，愈绷愈紧，总不是个事。到那时，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以爆炸性方式解脱。但不论是哪种结果，皆非所愿则一。因而，在肯认市场经济的“决定性”的同时，逐步放开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三个市场同时建设，以缓解并终将纾解紧张，才是不二选择。 　　 第二，当下中国，党国一体与党政一体推导下的吏治，雷厉风行，却与三十年来以法制建设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法治中国”这一主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运动式的整风，依赖强人的铁腕，可见效于一时，但如此行事本身可能就是在破坏规则，恰与制度建设上的法权主义整体追求自相矛盾。 　　 我们看到，最近半年来，清“四风”，娱乐业箫条，饭店鞍马零落，官员们不敢大吃大喝了，大家看在眼里，赞在口上，喜在心里。可是，明年此刻，也许又会出现宾客满堂生意兴隆的情景。盖因整风总是一阵风，风头过了，却无制度遗产，终究会反弹。倘若明年此刻还能维持今年的局面，乃至以后年年如此，可以说“整风”有成效，皆大欢喜。但在我看来，也许未必如此。 　　 人欲是控制不住的，靠强权的控制也维持不住，因为强权本身就是一种私欲。只能靠制度，以及，以文明涵养来逐渐化育。说到底，富强、民主与文明，是百多年来转型中国的主流历史意识和主流政治意志，就在于若无文明立国以为骨干，终究只见繁华，不见精神，脆弱得很。将“自由立国”与“文明立国”合而为一，才能造就一个现代中国。 　　 第三，目前基本的治道还是“以民生打发政治，以治安对付政治”，外加以行政吸纳政治，以政制反制政治。换言之，仅就前两项目来看，大众政治诉求焕然，要求循沿法权主义程序排遣，而现实政治既不愿、也不能提供这样的程序，于是，将它们归结为“民生问题”，结果出现了“以民生打发政治”这一治道安排。例如，从今年1月1日开始，退休人员养老保险提高了10%，全民欢呼。昨晚接到老家电话，据说不少老人家奔走相告，絮叨一定要多活几年。为什么？因为钱多了，尊严仿佛水涨船高，舍不得，人性之常，人情之常也。这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还是要说，这是典型的低人权情境下，以有限提升民生福利来转移政治关注，而终将政治打发掉的行政措置，近期有效，长期无效。为什么，因为福利和民生需求，是无底洞，永远不会餍足的。 　　 至于打击“大V”以及对于自由派和市场力量的打压，表现的是“以治安对付政治”这一脉理路，说明的还是不曾、不愿开放思想市场和政治市场，导致两相抵牾，有以然哉。 　　 而无论是“以民生打发政治”还是“以治安对付政治”，暴露的问题就是，公共权力的正当性来源没有解决，则一切悬吊吊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凡此提法饱含善意，但是根本问题未曾触及，那就是“权为民所赋”无着落。 　　 换言之，“主权在民”这一根本政治正当性如何落实为展现选举权的人民赋权方式，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则权力一天不得安生。其结果就是，中国有强大的政府，但却无稳定的政权，而时刻需要维稳，使得政权时刻处在权力正当性的恐惧当中。本来，以经由选举而赋权的“政府的周期合法性”，展现和换得“政权的永久正当性”，是大众民主时代最为精辟的治道，其基本的预设则是：这国家是人民的，主权在民，而非私人的天下。在此不愿松口输诚，却抱定“永葆红色江山”云云，则一切没法谈！ 　　 第四，由此造成的中国当下“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两相背离。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宪法及其基本政治制度，法理上的最高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总部在人民大会堂。而实际上的最高权力则在七人寡头政治，在中南海。由此造成“中南海”和“大会堂”一实一虚，一高一低的现象。这个问题来自于上一个问题，同样是一天不解决，则一天政权的政治正当性无着落。 　　 自1978年12月启动“第三波改革开放”至今，转眼35年飞逝，而这一波改革开放的势能和愿力，基本耗尽，亟需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此时此际，瞻望未来，我的新年期许是，尽快启动“第四波改革开放”，其重心在于落实“权为民所赋”，解决权力的正当性来源问题。此次三中全会“决定”，给我们提供了“谨慎乐观”的文本依据，仿佛有开启“第四波改革开放”的架势，就看执行力如何了。果真照此走下去，善哉！ 　　 问题在于，执行力愈强，则上述“毛体邓用”模式的内在紧张愈显，怕是一绷紧了，就会回头的。这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却又是它的内在理路所决定了的。当然，“权为民所赋”的政制和法制落实，乃至于“人民出场”式的落地愿景，属于远景，十年之内恐无希望。但前景在此，终究要解决才是。不说不快，但愿彼此好自为之，则生民万幸。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2009.html 文章来源：FT

忏悔、道歉，近来不断引起万众瞩目，尽管迟到了30多年，但有总比没有强。...

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政府对待外国媒体的态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折：2011年，阿拉伯之春展示了信息和组织对于那些看似稳固的专制政府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它使得中国领导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与此同时，由于外国记者报道了一些受中东事件激励的中国活动人士，因此政府当局对这些新闻从业者进行了公开批判和谴责。

到了2012年，随着中国国家财富的飙升，外国的新闻媒体逐渐开始细致地审视中国领导人及其个人财富，而通常外媒极少作这样的细致打量。当时有记者发表了温和袭家人如何通过职务之便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作为报复，政府屏蔽了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的网站，但此举反倒激发了新一波的调查热潮。当局还禁止中国的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再增加新的彭博终端设备，并拒绝外媒招聘新人或替换在中国的记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压制这些新闻媒体在网络压力下业已受到侵害的商业运作，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同样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