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上水兵排字的照片曝光，这张照片上显示辽宁号上的中国海军官兵在航母甲板上列队排成“中国梦...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据《青岛晚报》的报道，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计划上马一套监控系统，监视该市的20几家星级酒店，所幸，监控的并非住客的卧室，而是酒店的卫星电视机房。山东青岛市的这家官方媒体的报道不以其为耻，甚至将其作为地方政府的业绩加以宣传，则是当下中国新闻行业病症的某种展示。 传统来说，中国的涉外星级酒店由于接待外籍商务客人，可获得特许，接入经过审批的几十家境外卫星电视，而这一范围外的卫星电视接入则被视为非法。 在网络视频、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越来越普及的当下，对这一政策的规避越来越容易，但官方并无意放松管制。 据青岛市文化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消息，为杜绝星级酒店违规收看境外电视节目的行为，他们计划在全市三星级或二星涉外以上酒店宾馆的机房内，安装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届时，该局人员轻点鼠标，就可以得知青岛二十几家星级酒店所入住客人的电视收看情况。 根据该局官员的介绍，目前中国官方规定，三星级或二星涉外以上的酒店和宾馆，可以申请办理接收境外节目许可证，官方设立了专门的平台，对经过批准的31套境外节目每天24小时专人监控，并且所有节目都延迟8秒播出，一旦节目中有“不健康”内容，工作人员就会立即关闭信号。 青岛部分商务酒店和旅馆因不具备申请资格，只能使用有线电视。最近，该局在全市范围内拉开了针对商务酒店和旅馆的专项整治行动，发现位于城阳区的两家宾馆，未经许可擅自接收境外电视节目。 执法人员当即进行了现场取证，制作了相关法律文书，并对涉嫌违法的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备予以登记保存，下一步将依据程序，对以上两家商务酒店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该局介绍，青岛一些星级酒店为了满足入住客人的需要，违规安装和使用非法接收装置。 为此，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利用全市文化监控平台，在符合条件的星级酒店机房内，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记录监视着机房里情况。该局官员说，“不管酒店怎么安装，都需要在机房里放置接收机，从接收机就能轻易辨别出酒店所收看的电视节目。” 该局还邀请《青岛晚报》记者参观了这套监控系统的运作情况。 该记者描述说，监控室内，一名执法人员正坐在电脑前，紧盯着面前的大屏幕。点开全市星级酒店技术监控平台，画面出现了一大五小6个界面，上面显示着中心假日酒店和颐中、海情等酒店机房的情况。画面上，密密麻麻全是整齐摆放着的各类机顶盒。 工作人员拉近监控探头后，机顶盒所显示的字样就能清楚看见。文化执法局的官员介绍说，“如果安装了非法境外电视设备，我们监控发现了就能第一时间赶往查处。” 据青岛市文化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负责人介绍，目前该系统已包含了市南、崂山和城阳等区域内的13家星级酒店或二星涉外酒店，下一步，他们将根据情况在全市逐步推广。 相关日志 2013/11/19 — 明镜：习近平家族拥百亿股权 彭博社禁声 2013/11/19 — 《纽约时报》彭博涉未刊发中国报道记者遭停职 2013/11/19 — 对驻华外媒自我审查的“审查” 2013/11/18 — 英媒：彭博记者泄露内情被停职 2013/11/17 — 彭博社或将解雇泄露自我审查丑闻的记者 2013/11/14 — RFI:因报道温家宝女儿曾秘密受雇美国摩根大通银行 纽约时报遭到中国网警封杀 2013/11/14 — 《纽约时报》彭博用特殊编辑代码自我屏蔽涉华敏感报道 2013/11/14 — 布隆伯格否认“自我审查以免惹怒中国” 2013/11/14 — 西方媒體在中國：順應“巨蟒” 2013/11/13 — 《金融時報》踢爆　撤中國首富報道 彭博社「自閹」疑涉習家財富 Shop Amazon’s New Kindle Fire

现正身系囹圄的中国异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将获得者刘晓波计划提起申诉，要求对其所犯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新进行审理，这一信息是刘晓波的律师披露的。最近北京传出改革本国司法体制的声音，而这一行动的目的之...

富二代的名声近来很响。在大众，是痛恨他们的张扬，轻裘肥马（宝马车），十步杀一人（斑马线上撞人）。在富一代或者富二代，则是犯愁如何接班，能不能接班。 　　富二代的接班问题，是个古老的难题。自古以来，中國富商的事业，总是传不下来。二世、三世即斩。因此，中國罕有像欧洲甚至日本那样七八百年的企业。资本主义，总也长不起来，老是萌芽。近代以后，海外的华人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中國学者就已经探讨过。从晚清到民国成长起来受过良好西式教育的一代企业家，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承之路，但是随着他们1956年因政治原因退出历史舞台，这一代人基本上被格式化了。因此，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代，依然要再一次面对传承的难题，而且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汲取。 　　同时，由于先富一代人出身参差不齐，很多人是出身草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而且忙于打拼，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因此，富二代的教育状况，有相当比例的人情况堪忧。惹人痛恨的飙车一族，也许还不算最糟的，吸毒嗑药者，也不在少数。很多富一代，对于子女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下一代不再像他们那样吃苦奋斗，能享福就享福，自以为已经挣够了可以让后代享福一辈子的钱。至于事业的传递，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所以，富二代之中，有相当比例的人，似乎注定要成为败家子，重演多少辈子，父辈创业，子代败家，崽卖爷田的悲剧。对于这样的富二代，即使有关部门或者某些社会团体急来抱佛脚似的强化培训，估计效果也不大。当然，富二代中，也有比较出息的。受过良好的教育，出国读名牌大学。而且有些人也有志接班，把父辈事业发扬光大。但是，他们又碰到另外的难题。有些人虽然受的教育不错，但志向却不在企业经营，也许热爱艺术或者别的什么。有些有志于家族事业的，由于受过新式企业管理，对于父辈老一套的经营方式不以为然，但回国后却水土不服，完全不能适应中國的社会和政治法律环境，不知道如何施展拳脚。同时，目前中國的生育制度，独生子女的条件，给富一代的传承问题，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课题，使得他们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难局。 　　比起富二代来，贫二代的问题，也许更加令人困扰。无可讳言。比起先富起来的第一代人来，现在白手起家的奇迹，越来越少见了。从一个小贩变成巨富的故事，现在似乎真的成了神话。现阶段的中國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在改革之初的那几代人中，上大学是个命运的分水岭，但是现在这种分水岭已经不明显了。也就是说，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 　　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的问题，实际上改革进程中，社会政治环境和制度滞后，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即便是改革的第一代人，对此也认识不足。以富一代为例，他们往往习惯于对于制度和法律的问题，通过给制度内的官员个人建立关系来解决。在转型的某个阶段，这种个人关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带来某种特权，方便地分享国有资产的流失，便利地压榨弱势群体，不担心有工会的干预，罢工的威胁。在身份阶层固化的过程中，富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往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权一代和权二代起来吞噬和侵夺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些民营企业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即使奔走呼号，也无法引起社会的同情。不考虑制度的变革和改进，只热衷借用腐败的润滑剂，通过建立个人关系牟取利益。这样的短视，势必会付出代价。最大的代价是，富二代和权二代被民众视为一丘之貉，丧失了作为精英阶层的威信和地位。 　　富一代事业的传承问题，只有靠现代企业经理人制度和资本社会化来解决。而这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只能是市场进一步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进步，才有可能。否则就只能守着家族企业的小摊子，一旦摊上不肖之子，家业就败掉了。同样，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贫二代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存在贫富差距不要紧，如果社会制度不能保证穷小子经过奋斗发迹，连一个都实现不了。那么，问题就大了。接代的贫困，就会产生巨大的绝望，最后的结果就是玉石俱焚。当然，可以预计，权二代如果普遍地接了班，那么他们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疯狂地吞噬财富，尤其是吞噬已经成为大鱼的富二代。而为了避免被吞噬，富二代则会跟古代富商那样，积极进入仕途，把自己变成权二代。这样的话，也许到了某个时候，社会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边是少数人上人的权二代，占有垄断所有的资源，一边是贫穷传代的贫二代，富二代极度萎缩，畸形的两极分化。到了这个地步，社会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其实，尽管富二代、贫二代和权二代势同水火，但从长远看，他们实际上是在一条船上。对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共同奋斗，改进我们的环境和制度，使得这三种人可以相互互换。只要个人奋斗，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社会不会因周期的动荡而财富尽毁，重演中國历史一次次从头开始的悲剧。 　　作者: 张鸣 中国报道周刊 , 2013-04-21.

国新办：各网不转载腾讯制作的重庆被劳教者忆往事专题的相关稿件，已发的请删除。...

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废止劳教。中国存在了长达58年的劳教制度走到了终点。重庆“唱红打黑”盛极一时，又随薄、王事发猝然而止。大多数冤屈者，在人海里沉默如铁。任建宇、谢苏明、方洪……他们是重庆...

随着二战的深入，纳粹对威廉·L·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主持的CBS电台节目的审查变得让他无法忍受。1940年9月20日，他在柏林写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这名美国记者希望，他的语气、停顿以及审查者并不完全理解的美国腔能够体现出，哪些是事实，哪些又是官方的谎言。“但是纳粹已经盯上我了，”他在日记中吐露。“如果不能继续进行相当精确的报道，我根本就没兴趣留在这里，”他在文中写道。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了公开发表的《柏林日记》(Berlin Diary)。那年12月，夏伊勒离开了德国。 让我们快进73年，横跨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一个压制国内言论、时而报复发表敏感报道的外国记者的威权国家。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在与员工通话的过程中 ，彭博社(Bloomberg News)主编温以乐(Matthew Winkler)把在中国做报道比作在纳粹德国做报道。温以乐其实是在考虑一个核心问题：记者怎样才能在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写出好文章，同时又保证自己不被赶走？ 彭博社工作人员上周称，编辑弃用了一篇关于中国某富豪和中国领导层家属间存在隐秘金钱关系的文章。这个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彭博社否认毙掉了这篇文章，而是说它需要在报道上花更多的功夫。去年，由于写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族财富，彭博社惹恼了中国政府。随后，彭博社的网站被禁，据称其金融业务也受到了影响。 彭博发言人崔普特(Ty Trippet)说，“温以乐认为，彭博在任何地方的报道都应当，并且必须确切、详尽、透明和精确，而这篇文章还没有达到这些要求。” 那么，把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公平吗？ 前《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著有《希特勒之国》(Hitlerland)一书的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Andrew Nagorski )说，中国和纳粹德国不同。 “从政治角度来看，纳粹德国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纳粹德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有着疯狂的种族理论、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并且热衷于以救世主的姿态征服”世界。 然而，他在电话采访中说，这种比较仍然能够引起共鸣。“在一些威权和极权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有其特定的方式，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 如果有外国记者的调查太过深入，或者他们的雇主惹怒了政府，这些记者就可能会被驱逐或拒发签证。最近，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陈嘉韵(Melissa Chan) 和 路透社(Reuters)的 慕亦仁 (Paul Mooney)就是这种情况 。 纳戈尔斯基说，在纳粹德国，记者的个性和新闻机构的态度很关键。 “谁愿意努力扩展边界，谁又天生谨慎？”他说。“编辑和发行人的态度有时也不一样。他们天生稍微谨慎一点，但是好的发行人和编辑会对他们的记者表示支持。” 他还称，出于留下来的愿望而进行自我审查，就才是最大的风险。 纳戈尔斯基提到了两名策略不同的记者，一个是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 Lochner)，另一个是《芝加哥每日新闻》(The Chicago Daily News)的埃德加·莫勒(Edgar Mowrer)。他说，与洛克纳相比，莫勒会更加直率地拒绝压力。 “我认为洛克纳非常小心，但他的确把老板的意思铭记于心：‘尽量报道事实，但是别被赶出去，’”他说。 “如果觉得这条讯息的真实意思是，‘你的首要任务是不惹麻烦’，那么你就有问题了。之所以说有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加入了自我审查的游戏，”纳戈尔斯基说，这或许比公然的审查更糟。1982年，纳戈尔斯基 被苏联驱逐出境 。 记者的自我审查是件大事。他说，往往在那些控制严格的国家，“政府知道，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外国媒体无论如何都会报道的某些文章，他们就会颜面无光。可是，如果外国媒体不敢这么做，那就另当别论了。”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新浪财经讯...

据法新社报道，至少13名试图逃往韩国的朝鲜“脱北者”在中国云南省会昆明被捕。韩国联合通讯社周一（11月18日）援引人权活动分子报道说，这些“脱北者”乘坐一辆巴士试图前往某东南亚国家时被逮捕，他们有可能...

“把书包收拾了，跟我走”，今天早上，正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杨某被校领导领出了校门。该校领导告知杨某，他被退学了。杨某的微博认证为杨辉，曾经作为“初中生发帖被拘”新闻事件当事人备受关注。此次被退学，杨某和其父亲怀疑与一周前发的微博有关。“我们已责成天水市教育局立即核查。”甘肃省教育厅发微博称已经介入。

发微博被刑拘少年被退学

11月18日早上7点半左右，送完儿子杨某上学的杨牛胡在学校门口，看到天水市育生中学的一位校领导带着杨某走出校门。他上前询问，被告知学校受到各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不能让杨某继续在该校就读。

该校领导对于退学的原因，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