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的深入，纳粹对威廉·L·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主持的CBS电台节目的审查变得让他无法忍受。1940年9月20日，他在柏林写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这名美国记者希望，他的语气、停顿以及审查者并不完全理解的美国腔能够体现出，哪些是事实，哪些又是官方的谎言。“但是纳粹已经盯上我了，”他在日记中吐露。“如果不能继续进行相当精确的报道，我根本就没兴趣留在这里，”他在文中写道。这些文字后来成为了公开发表的《柏林日记》(Berlin Diary)。那年12月，夏伊勒离开了德国。
让我们快进73年，横跨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一个压制国内言论、时而报复发表敏感报道的外国记者的威权国家。知情人士透露， 最近在与员工通话的过程中 ，彭博社(Bloomberg News)主编温以乐(Matthew Winkler)把在中国做报道比作在纳粹德国做报道。温以乐其实是在考虑一个核心问题：记者怎样才能在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写出好文章，同时又保证自己不被赶走？
彭博社工作人员上周称，编辑弃用了一篇关于中国某富豪和中国领导层家属间存在隐秘金钱关系的文章。这个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彭博社否认毙掉了这篇文章，而是说它需要在报道上花更多的功夫。去年，由于写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族财富，彭博社惹恼了中国政府。随后，彭博社的网站被禁，据称其金融业务也受到了影响。
彭博发言人崔普特(Ty Trippet)说，“温以乐认为，彭博在任何地方的报道都应当，并且必须确切、详尽、透明和精确，而这篇文章还没有达到这些要求。”
那么，把中国比作纳粹德国公平吗？
前《新闻周刊》(Newsweek)记者、著有《希特勒之国》(Hitlerland)一书的安德鲁·纳戈尔斯基( Andrew Nagorski )说，中国和纳粹德国不同。
“从政治角度来看，纳粹德国和今天的中国根本不具有可比性，”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纳粹德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它有着疯狂的种族理论、对领导人的狂热崇拜，并且热衷于以救世主的姿态征服”世界。
然而，他在电话采访中说，这种比较仍然能够引起共鸣。“在一些威权和极权国家进行新闻报道有其特定的方式，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
如果有外国记者的调查太过深入，或者他们的雇主惹怒了政府，这些记者就可能会被驱逐或拒发签证。最近，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的陈嘉韵(Melissa Chan) 和 路透社(Reuters)的 慕亦仁 (Paul Mooney)就是这种情况 。
纳戈尔斯基说，在纳粹德国，记者的个性和新闻机构的态度很关键。
“谁愿意努力扩展边界，谁又天生谨慎？”他说。“编辑和发行人的态度有时也不一样。他们天生稍微谨慎一点，但是好的发行人和编辑会对他们的记者表示支持。”
他还称，出于留下来的愿望而进行自我审查，就才是最大的风险。
纳戈尔斯基提到了两名策略不同的记者，一个是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的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 Lochner)，另一个是《芝加哥每日新闻》(The Chicago Daily News)的埃德加·莫勒(Edgar Mowrer)。他说，与洛克纳相比，莫勒会更加直率地拒绝压力。
“我认为洛克纳非常小心，但他的确把老板的意思铭记于心：‘尽量报道事实，但是别被赶出去，’”他说。
“如果觉得这条讯息的真实意思是，‘你的首要任务是不惹麻烦’，那么你就有问题了。之所以说有问题，是因为你已经加入了自我审查的游戏，”纳戈尔斯基说，这或许比公然的审查更糟。1982年，纳戈尔斯基 被苏联驱逐出境 。
记者的自我审查是件大事。他说，往往在那些控制严格的国家，“政府知道，如果他们完全不理会外国媒体无论如何都会报道的某些文章，他们就会颜面无光。可是，如果外国媒体不敢这么做，那就另当别论了。”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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