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路透社派驻北京的一名资深记者申请常驻记者签证，近日被中国政府拒绝。他成为最新一名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申请的外国记者。 *被中国拒签 没说明理由* 路透社驻北京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黄淑琳(Sue-Lin Wong)自天津华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纽约时报》报道，彭博社因为担心再次激怒中国而进行了自我审查，主编毙掉了多篇记者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完成的中国调查报告。彭博社因为去年的一系列调查报告而被中国屏蔽，中国业务也因此历尽重重磨难。彭博社最重要的收入源是金融信息终端订阅，据称一些中国公司收到命令不要订阅彭博社的服务。彭博社新闻主编Matthew Winkle在上月底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告诉香港的记者和编辑，刊登敏感的调查报告可能会导致彭博社被驱逐出中国。Winkler表示，他阅读了大量记者在第三帝国的工作经历，希望能制定尽可能长的留在中国的策略——也就是实施自我审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薄熙来的支持者成立“中国至宪党”。 “中国至宪党”的发起人、女教师王铮是闻名的公开“挺薄”者，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副教授，她曾因公开号召挺薄被拘。...

三中全会开幕，当局不断加强安保工作。各地维权异见人士及作家遭当局上岗盯梢，互联网相关讨论也被维稳筛选。另有大批访民深夜被关久敬庄。 星期六，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将讨论新一轮的改革方案。而当局针对此次会议的安保也是做足了工作。据了解，天安门靠近人民大会堂路面都有许多警车和编队的警察在巡逻，周围也都有警车随时候命。 维权异见人士连遭上岗 因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当局针对全国维权、异见人士及学者加强的监控。在湖北的目前仍被取保候审的作家杜导斌，近日国保和警察频繁造访他们家，要求其最好在三中全会期间不要出远门以及不准在网络上发表文章。 杜导斌周六告诉本台记者：我现在去哪里都要通过警方，他们具体就是说三中全会期间，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写什么，意思就是小心注意点。今年比去年感觉宽一点，去年我这里的话会被旅游，和他们一起去宾馆住起来，感觉比去年宽松了点。现在我可以自己在自己家中，还没有警察站岗，但我本身就是被管制的状态，出门还都是被监控的。 广东维权人士徐琳也被警告要求呆在家中，周六开始他的住宅楼下有两名国保人员对他进行盯梢，要求其活动范围都要在其监视下进行。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周六也遭8名当局人员上岗，若要出门只能乘坐驻守人员的的车。 另外据了解在广东的作家野渡、北京学者张祖桦、维权人士李海及李智英、湖南维权人士黎建军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 网络皆遭维稳 有关三中全会的网络消息也都十分火热。在新浪微博，财经相关话题中“三中全会”获得热搜榜的第一名，而相关内容却是遭到审查和过滤，本台记者透过“自由微博”网站检索出大量与之相关的讨论遭到了删除和屏蔽，这些内容有的在批评继续经济改革，完全忽略民主、民生的诉求。还有的则质疑习李新政领导下得共产党将会更腐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告诉本台记者，政改实现保障人权是当局唯一的出路，一味的经济改革将加深中国社会矛盾：他们（当局）造了很多舆论，就是要在经济上改革。中国要改革必须在政治层面，就是司法、社会层面。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会非常的困难，也不会持久。经济的发展必须在一个保障人权，法律能够公正，法治的环境中，而这些都牵扯到政治改革。 当局紧急抓捕访民 另一个被当局视为最大“隐患”的访民群体也都趁着三中全会期间到北京上访，本台日前报道当局集中遣返一批关押在黑监狱的访民。据维权网的报道，从周五开始，北京警方及保安又大规模的在北京南站，访民集聚最多的地方进行统一抓捕，据悉有150人于周五晚间被关进了黑监狱久敬庄。本台记者周五多次致电，被关押在久敬庄包括陕西访民康素萍等人但电话一直都无法接通，不少人认为他们可能会被拘押到三中全会结束后。 此外，六四天网以及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也都有报道近日间有大量访民在北京被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文：八面玲瓏 核電爭議（Nuclear Controversies） 導演：Wladimir Tchertkoff｜製作：Feldat Film｜語言：烏克蘭語、英語／中文字幕｜2004／烏克蘭／51分鐘／彩色 「核電爭議」這一套電影，是討論切爾諾貝爾核電廠發生事故後，各個國際機構如何看待及處理事故為主題的紀錄片。對於核能，大家的印象總離不開「高效、潔淨」，而只要有效控制發電過程確保安全，則更是全球能源短缺的能源出路。但大家有否想過，核電真的是「高效、潔淨」嗎？一旦核電廠失控會做成多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會被如何處理？ 切爾諾貝爾事故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電影聚焦事後科學家及政府等如何處理事故產生的問題。官方論述指核電事故的傷亡十分有限，但民間科學家及醫生的調查卻發現很多問題：當地畸型兒童的出生率大大增加，兒童會因攝入被污染食物而出現「體內照射」的問題等。官方則堅持這些資料「不專業」，不但沒有正視這些問題，發現問題的科學家更在沒有充足證據情況下被控以貪污罪名入獄，也有主張在事故後疏散居民的科學家被撤職。此外，在電影中如此種種掩蓋事實的情況還有很多：比如說世衛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密約，世衛不能進行對輻射對人體健康的獨立研究。那麼究竟官方的說法有多大程度可信？ 除了展示官方資料有可疑之外，電影展示的其實是一種知識壟斷。比如剛才說的「體內照射」，大家可能已經不知道是甚麼。平日我們會把科學看成是中立、客觀，最可信的方法去判斷問題。但在電影之中，卻不難發現爭議雙方都會聲稱自己證據科學，然後批評對方不專業、捏造證據。科學在這裡其實用作包裝雙方的論點。透過這樣的知識壟斷，當權者只要持續對外宣傳核電「高效、潔淨」，就可以順利將核科技的風險轉嫁到平民身上。 官方的單一論述固然有問題，電影中反官方的立場其實也不過是另一種論述，不可能是事實的全部。電影一方面批評官方以偽科學宣傳及掩蓋事實。但其實電影同樣也可能有自己的利益隱藏在背後。它所代表的反核立場聲稱的科學證據，同樣有機會是偽科學。面對雙方的知識壟斷，缺乏專業知識的我們其實是很無力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專業的知識分辨孰是孰非。 其實香港附近也有大亞灣核電廠，核電安全問題距離大家並不遠。核電廠到底有多安全？早前天兔來襲，已引起很多人對大亞灣核電站的關注，大家都會發現這些問題實在是避無可避。但面對知識壟斷，我們真的只有任人宰制嗎？其實我們可以嘗試建立對核電的基本認識，並嘗試思考他們背後的權力利益關係，這樣至少可以理解他們立場根據的一點端倪。那或者就能以一個相對理性的方式去處理及判斷那些科學論據的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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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本周三，太原市的山西省委大楼外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案，加重了人们对安全的担心，尤其在前一周，北京故宫的入口处刚刚发生了一起大胆的袭击事件。目前，警方已将太原爆炸案的一名嫌犯抓获。...

尽管中国目前急需一场全面的改革，但是，过分期待中国将在11月9日至12日期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具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并不现实。在会议日益临近之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此次会议只能推出有限的改革。 表面上看，此次会议将迈出的改革步伐不小。早在今年8月份，中国一家证券机构海通证券通过一篇前瞻性报告透露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价格、财税、金融、行政、土地、户籍等六大领域推动改革。该报告还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十年定调。 随后的两个月里，各大咨询机构、投行以及经济学家们，纷纷表示他们期待中国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出重大经济改革举措，甚至期望习李能开启自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深圳讲话以來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改革。 就在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确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之后，中国官方高层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对外公开了其为全会提交的一份被称为“383”改革方案总的报告。这份报告因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牵头而备受瞩目，刘鹤的另一身份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关键智囊之一。 该报告勾勒出一幅详尽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并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开放市场、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等方面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设计。该报告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期。 各界的热烈期待并不难理解。此次会议毕竟是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宣布他们为中国今后10年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层会议。这些大政方针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走向。 而且，由于中共历史上历届党的三中全会的示范效应，各界一直对三中全会抱有较高的期望。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结束了阶级斗争，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经济开始了长达多年的高增速阶段；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启了中国走向商品经济之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 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能够出台一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比如进一步的国企改革、限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大幅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关系、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终结养老制度的双轨制等。但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信息看，此次改革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在各个领域，基本还是在原来基础上的调整，并未触及深层次改革。 英国研究机构Capit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和朱利安·埃文斯·普理查德10月31日联合做出的报告认为，不能指望三中全会提出更多改革细节，因为那不是党的职权范围，党只能在方向性问题上给出指导意见。 上述报告说，不应对本届会议出台激进改革措施抱太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就会越大，特别是由于牵扯到太多、太强的既得利益阶层，任何对国有企业伤筋动骨的重大改革举措都很难出台。 确实，外界普遍对国企领域的改革并不抱过多预期。在经历了国企重组、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看似眼花缭乱的改革后，国企的既得利益已经根深蒂固、盘根错节，要撼动极为困难。 欧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瑞银集团在今年9月份的一份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报告中也认为，三中全会将为未来几年的改革制定方向和框架，但不太可能公布太多细则。该报告还预测，政府不太可能在近期对地方政府债务和财税体系动大手术，也不太会在土地和国企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以土地改革为例，瑞银认为由于牵涉到诸多复杂问题，政府不会马上实施“同地同价”原则，土地改革只可能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这一判断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的《中国房地产报》在今年9月份报道的内容相一致。该报援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位官员的话称，若集体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势必破坏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平台，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声音比较强烈。道理很简单，在农民没有被赋予土地流转权利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征地，农民利益没有任何根本保证。土地流转改革后，地方政府再也难以像以前那样暴力强征了。所以该报认为，新土改难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突破。 上述这份由瑞银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牵头研究的报告并不是非常悲观，该报告虽然提醒人们不宜对改革期望太高，尤其对未来十年所有重大改革措施的路线图或具体时间表、立即重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税关系、对过剩产能和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重组以及土地改革出现重大突破等不要抱有太高期待。但报告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新一届政府不能现在推出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将走向崩溃。 瑞银的理由是，预计未来两年里政府将会逐步启动许多改革措施，包括金融市场改革和放松服务业管制，之后再推进更加艰巨的改革，但报告并未具体解释具体是哪些方面的改革。瑞银判断，未来1-2年里，即使没有重大改革出台，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城镇化的推动以及仍然充裕的国内流动性，中国经济仍能实现7%以上的增长。 中国现代史学者、曾经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吴伟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持不同看法。他接受纽约时报中文网采访时说：“在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单方面的经济改革措施不可能深入进行下去。” 吴伟参加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工作，是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执笔人之一。他认为，不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在改革上取得突破，关键之一在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在改革上都具有普遍共识，且当局包容并蓄，心态开放。 “ 但现在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环境完全不同，现在的社会是撕裂的，社会各阶层对于改革的期待差距很大，甚至截然相反。而当局在意识形态上收得越来越紧，却极力在经济改革上释放宽松的表象。这很矛盾，30多年的改革历史证明，要搞改革必须要有一个开放宽松的舆论环境，”吴伟说。 他认为，在当前这种政治气氛下，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市场化的改革是必然的，三中全会最后通过的改革方案，必会在既得利益集团狙击下搞得虎头蛇尾，即使能出台一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措施，在执行中也大多会半途而废。 但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又不得不考虑改革推进不到位所造成的巨大隐患。现在，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依靠投资拉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高层认为不可持续，而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前进的人口红利也已经不存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层也清楚，未来，也只有依靠进一步的改革才有可能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 在这个时候，高层面临着挑战，只有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不陷入危机之前向纵深推动改革才是唯一的路径。否则，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承诺就只是表面上的信誓旦旦。 很多人还记得，李克强在其成为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说的话：“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 人们当然期望有意外发生。正如《经济学人》最近的文章称，当初人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能拿出怎样的改革措施，以拯救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也不抱希望，但结果却是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解放了中国生产力。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