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广州《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行介入，引发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在南周大楼外亲历抗争行动的人士在洛杉矶表示，多位民主维权人士被当局秘密抓捕，至今去向不明，委托律师依法行使探视权也被当局拒绝。 今年1 月，《南方周末》事件为中国官方干预媒体、打击新闻自由再添伤痕。在广州，亲历南周事件始末的成秋波，把当时群众在南州大楼外为言论维权高举“民主中国”的那面旗帜带来洛杉矶，旗面留下一百多人签名，记录一场曲终人未散的抗争行动。 成秋波说：“当时在广州街头抗议行动中有两面旗，一是’民主中国’，另一是’自由中国’ ，我把’民主中国’旗子带出来，希望海外多关注因广州南周事件被当局抓捕迫害的群体。我到美国才一个月，离开之前感受到广州言论氛围非常紧张，特别是参与民运人士，自刘远东参与反朝鲜核爆抗议被抓以后，就开始了习近平执政后对政治犯和民运人士大规模打压行动，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公开被抓捕者已超过百人，另外还有一些因维权被抓捕的人。郭飞雄在8月8日被秘密抓捕至今已三个多月，委托隋牧青和蔺其磊两位律师去探视未得允许，后来换成来自北京的两位律师陈建刚和赵永林到狱中会见，同样也见不到人。最近另有广州维权人士孙德胜、徐青，以及在江西的廖佳华被抓，通过律师前往探视也被拒绝，当局没给任何理由就把人抓走。” 眼下中国当局借召开三中全会大举向世界展现反腐、亲民等攸关“国家形象”的信息，但成秋波直言由习近平全面掌权的中国，媒体言论自主性仍继续往更坏方向走去。 他指出：“今年召开人代会，习近平全面掌权以后，打压言论自由的情况就非常严重，很多在微博和网络活动人士被抓捕，甚至在甘肃有一个初中生也被抓捕，今年七月份，湖南在一天之内就抓了十七个网民。” 声援南周的民主维权人士陆续被当局秘密抓捕，广州和外地的抗争群体转入网络和地下活动。过去十个月期间，成秋波在广州和岳家湖南两地都是当局监控看管对象，几经思索，他选择离开。 成秋波表示：“说实在的，(参与街头维权)虽说是克服了恐惧才决定站出来，但我真的不想去坐共产党的牢，共产党牢房里面迫害人的手段比盖世太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的，我很多朋友坐过牢，说过在牢里受到迫害，特别是郭飞雄跟我说过，上次他在广州被抓，之后被送到沈阳，在沈阳看守所被用电棒电击生殖器，这种惨无人道的事还能做得出来，这种暴行到现在还在发生。” 今年初在广州发生声援南周和抗议朝鲜核爆等群体事件，近期还有《新快报》在头版以“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大标题，其后迅速逆转为记者承认收钱写稿，报社改口道歉、高层被撤职收场之事。成秋波在广州近距离观察以上事件， 他认为，其中还有许多被官方封锁，境内媒体被迫沉默的疑点。 他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认罪程序是非法的，假如他真的有罪，也应该由法院判决定罪，不是由央视来判决有罪。由此可知现在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于是零，情况之坏更甚文革时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在洛杉矶报导

《新华网》报道说，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设立安全委员会...

财新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中国将放开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所谓“单独”家庭）生二胎。而生育政策调整的方案将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公布。...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正在北京举行闭门会议，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主流媒体近来一直在大力宣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将是空前的”。然而，中国公众对中共宣传了30多年的“改革”已经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十分憎恶。

国新办：不转，不评，不自采有关新疆八钢钢结构有限公司加工车间事故的报道；各网站已发的要删除。...

“中国至宪党”发起人王铮接受BBC驻北京记者电话专访说，中国近几十年改革方向违背宪法。 以下文章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问：为什么要成立“中国至宪党”？ 答：我们一年多来一直在为薄熙来这个事情努力，过程中发现薄熙来案明显是个政治问题，不是刑事问题。而公民个人呼吁都没有起到作用，所以，既然政治问题就要用政治手段解决，而且要用组织的形式”。 问：“中国至宪党”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区别？ 答：按照宪法，我们是参政党，跟其它八大民主党派一样。执政党是共产党。按照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们是属于参政党。我们强调的是，从字面上就显示， “至宪”是宪法至高无上的意思。我们完全遵守宪法，而且维护宪法。宪法里规定的中国政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我们也必须遵守。 问：“中国至宪党”和薄熙来有什么关联呢？ 答：薄熙来在重庆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恰恰和宪法相吻合。这几十年中国的改革方向和路线实际上违背宪法。最明显的，宪法第一条规定的就是：中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是共同富裕。但这几十年强调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导致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 薄熙来在重庆做的最典型的、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恰恰是这一点，他强调的是共同富裕。所以从宪法高度上说，他和党内的其他高级领导人所做的相比，（薄熙来）是完全按照宪法、实际上是宪法回归的行为。所以我们在成立政党的时候会从宪法的角度去主张。 问：请介绍一下“中国至宪党”现在的具体情况。 答：具体情况现在不会给你介绍，因为刚刚成立。有关情况国保肯定都知道。不过可以告诉你，申请的人数现在确实比较多，说实话有点管不过来了。 问：“至宪党”成立以来，你从公众方面得到什么反应？ 答：开始的时候，10月8日第一封信写出去后有不少人反对。但是现在应该说支持的还是比反对的多，我说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因为大家有误解，觉得成立政党是违法的，长期以来有这个误解。所以认为这对薄熙来影响不好。后来（对薄熙来）二审判决之后，反对意见就很少了。后来10月6日正式成立、8日宣布，宣布后报名的人非常踊跃。我已经接不过来了。 问：我们现在知道都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参加这个党派，现在他们都是哪些人士？ 答：各个阶层的人士都有，普通老百姓，个体经营者相对多一些。如果从职业划分的话，教师比较多，银行职员，教授等。从政治派别划分的话，还有一些党员，因为我们不排斥其它政党。更普通的还有农民。但现在的方式局限在网上。 问：从其它报道中我们看到你明年将召开党代会，选举党的副主席。请介绍一下有关计划。 答：对。我只是负责人，并不是（副主席）。我们按党章设立主席和一个副主席。薄熙来现在没有自由，我们要有一个副主席按照党章规定来代行职权。（副主席）要选举产生，不是指定。按照宪法规定，中国国家主席是选举产生的，但实际上并不是选举产生的。选举至少要两个候选人，要有差额才叫“选”。而且我们现在的成员互相并不了解，除了知道我。所以现在不具备选举条件。等大家熟悉了以后就会有不同的候选人。 问：“至宪党”现在的宗旨是什么？ 答：宗旨就是维护宪法。对所有的组织必须在宪法框架内活动，尤其是执政党。必须在宪法框架内领导我们。凡是违背宪法的，我们坚决抵制。虽然法律这么规定，但实际上没有人去做。多年以来，执政党经常违反宪法做的一些事情，八大民主党派并没有去反对它，并没有阻止它。所以新的政党要有这种使命。 问：你成立“至宪党”是因为薄熙来案，还是之前就看到各种不满意的事情促使的呢？ 答：确实是因为薄熙来的事情。而我的出发点是要强调中国的社会问题要用法制的手段解决。中国现在的混乱的问题都是因为有法不依导致的，不是无法可依。所以成立“至宪党”就是这个宗旨。薄熙来这件事情最具有代表性，大家最关注，当然这不是为了炒作。（薄熙来）他是中国人大代表，又是政治局委员。这样身份的人都不能得到法律保护，他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维护的话，其他普通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这是一方面。 另外，对薄熙来本人还有一方面，即他的行为的象征。他在重庆所做的除了宪法意义以外，在社会价值理念上也是：他实际上为老百姓做事，按共产党党章上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这种理念上升到理论认识，和西方的利己主义是相反的，是利他主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很高尚的。 如果他这样的人是这种结果的话，这个社会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念会整个颠覆。 问：“至宪党”成立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很多人都说你是个勇敢的人。 答：“至宪党”成立之后，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反响。因为10月8日成立的信发出后，也有反响，但没想到这次的反响这么大。我觉得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确实在增强。另外，慢慢在树立法律观念。 我从一开始介入这件事，因为原来一直在学校，没有怎么关注社会上的事情。现在一年多来一直用法律来说话。人们态度的变化也说明他们对法律态度的变化。 问：“至宪党”里大多数是薄熙来的支持者，还是有些人是因为推崇制宪理论加入的？ 答：有原来就一直比较关心政治、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原来单纯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原来是在宪法里写进去的，维护宪法其实就等于维护毛泽东思想地位。这些人的政治主张和我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还有一部分普通老百姓，他们原来没有什么政治意识，就是因为薄熙来对老百姓这种朴实的感情，认为这样的好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命运，希望为他做一些事。 老百姓的政治意识并不需要从上到下的、没有选择的硬性灌输。从教育角度来说，现在老百姓这种自发的更好。 问：在你之前有没有做过成立“至宪党”这样的事情呢？ 答：没有。我八大政党一个都没有加入。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抱负。我只是在做老师的讲课的过程中比较有教学方法。在社会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具体的办法，不是只是喊口号，说理论，我觉得那些都没有用。要有具体的办法把事情解决了、做好了。 问：你的学术研究主要偏重哪个领域？ 答：我们主要是职业院校，谈不上研究，主要是经贸问题。我讲国际贸易主要讲政府的行为。（我们学校）国际贸易分两块，一是企业进出口，另一块是政府的管理。我讲这块就涉及到横向的知识面，比如政治，宏观经济，法律等。我也给中央党校的学员讲过宪法。因为我们学校有个中央党校的函授分院。在讲授宪法的过程中，就对政治和法律有一些更多的认识。 在中国的法律这方面，对司法考试那一系列的书我专门学习过。所以基本上来说，对法律知识有比较完整的学习。 问：你为什么觉得宪法如此重要呢？ 答：任何一个讲法制的国家首先是用宪法来确定法律框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框架都是用宪法来确定的。所以宪法其实说是法律，其实是政治，真正的政治就是宪法。只不过它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不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既然要讲法，首先要讲宪法。如果你宪法都没有讲明白，讲其它的法律应该说是舍本求末。 问：你成立“至宪党”以来，有没有对政府或国保这边的反应感到害怕？ 答：没有什么害怕。其实，可能是有种自信吧，因为我做的事情确实没有违法。接触的这些人，包括国保等方面的警察，我认为都是不错的。只不过他们长期没有依法的习惯。我去年对九常委、现在对新领导班子这样，普通领导都服从惯了，所以一下子有点不适应。 但这一年多来，我觉得很多人都可以理解我。会有压力，也会有一些风险。但我觉得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 相关日志 2013/11/10 — 多省低调召开薄案通报会 传达5点原因6个教训 2013/11/10 — 薄熙来支持者成立“中国至宪党” 2013/11/09 — 左派的逆袭! 11月6日“中国至宪党”成立，薄熙来被推举为“终身主席” 2013/11/04 — 《蘋果日報》薄熙來當庭咆哮「是非顛倒」 2013/11/02 — 左派视角:薄案二审实况旁听者追记 2013/10/25 — 薄熙来案没有让国人清醒，反倒成了一剂迷魂汤 2013/10/25 — BBC：薄熙来案二审公开宣判 预料维持原判 2013/10/21 — 陈破空：薄熙来家书 暗示复仇 习掀权力保卫战 2013/10/17 — 習仲勛百年誕辰 薄家拒捧場 2013/10/15 — 英媒指涉10亿资产安排 薄熙来家人在港密议

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政府放松独生子女政策 在中国，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的呼声日益强烈。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周一在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正组织开展大量的调查研究，将提出完善生育政策的思路。 调研主要是研究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的关系。 毛群安还称，所谓完善的生育政策就是既要考虑维持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也要考虑民众的生育意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因素。 不过，毛群安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呼声 中国平均生育率（女性一生所生孩子数量）目前是1.7，远低于维持人口正常状态的2.1。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越来越明显加剧。 许多分析人士称，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防碍了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劳动人口大约为9.3亿，但在2025年将开始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专家和学者不断呼吁当局放松一胎化政策。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去年11月的中共党代会上，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在讲话中去掉了“保持低生育率”这样的字眼，认为这显示中央希望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卫生计生委发言人毛群安虽然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他所做的“政府正在组织调研”以及“关注群众生育意愿”的表示更加吸引了注意，也体现出中国政府的确在对目前的一胎化计生政策进行反思。 fullrss.net

11月10日，百名新人集体乘坐“韶山一号”列车来到红色圣地韶山，参加“2013中国(韶山)红色集体婚礼”，在毛泽东铜像前许下“拒绝婚姻随意化”的誓言。被誉为“中国第一幸福伉俪”（编辑注：原文如此）的蒋...

  图为彭博社曾刊登过的习近平相关报道 一天傍晚，挤在香港某会议室的四名记者接到了一个电话决定。电话来自12个时区之外的纽约，打电话的是他们的老板、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华盛顿 — 路透社派驻北京的一名资深记者申请常驻记者签证，近日被中国政府拒绝。他成为最新一名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申请的外国记者。 *被中国拒签 没说明理由* 路透社驻北京资深记者慕亦仁（Paul...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室里的工作。”魏都申（音译）说，他是前官庄村居民，现在居住在华明镇。“那种工作是读书人做的。” 华明镇居民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能找到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地位低下，比如打扫街道或者当一般的保安。这些岗位的工资差不多每月有150美元。 就算是这样的工作岗位，竞争也非常激烈。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贫困农民工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常常因为他们生活成本更低。比如，华明镇几乎所有公共花园里的园艺工人都来自内陆省份河南，他们在这里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就会离开。 举例来说，在华明镇精心管理的公园里，正在修剪灌木丛的工人说，他们的工资是每月100美元，对此他们很满意。 “跟河南的标准比，这就是好工作了，“今年58岁的庄伟说，他跟其他5个人合住一个房间，吃的饭菜很简单，是委派他来华明镇工作的公司提供的。“我还会在这里待几个月，然后就回家。” 其他地方的农民工——多数来自山东——则主宰了华明镇的出租车行业，因为他们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技工、司机和调度员。 “你竞争不过他们。”本地司机魏真说。“他们都很专业，干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 华明镇的村民本来应该通过再培训掌握技能参与竞争。官方文件显示，政府为每个居民拨了1500美元的再培训资金。但是，根本找不到接受过再培训，或者谁听说过有人接受过再培训的居民。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 大多数居民都说，即便他们能找到那种收入不错的粗活，每月薪水150美元，生活还是入不敷出的。上托儿所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需要100美元，这就占去了一对普通收入夫妇薪水的三分之一。和在农村不一样的是，很多家庭不是住在彼此邻近的地方，所以很难把孩子留给他们的祖父母照料。 生活成本也很高。通胀导致米价上涨了将近一倍，有些居民对此格外恼火，因为在以前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种的。 很多年轻人似乎已经放弃找工作了。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人。虽然它们本来都只能开在商业街，但很多住宅区里也有用公寓改建的网吧。 28岁的张伟在一间网吧里说，他花了4300美元用于装修房子和装配电脑。公寓里原为客厅的房间现在挤着很多趴在电脑前的年轻人，其中有不少是在玩《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之类的游戏挣钱。 “他们都是本地没工作的人，但是没有文凭他们能干什么呢？”张伟说。 62岁的刘宝华（音译）住在附近一套房子里，他原本是农民，现在也没有工作，他说这些楼到了冬天几乎是不宜居住的。 “这些房子外面看上去挺现代，但其实不行，”刘宝华说。“这是质量最差的房子了。” 刘宝华的公寓天花板漏水，他说维修队的人说没办法修，因为墙上有裂缝。窗户用了双层玻璃，但是质量很差，密封条已经破了，导致窗户上面结了一层雾。他说暖气片里基本上没有热水。他还出示了一月份维修队上门时留的单据，证明当时朝北的卧室温度为55度（合12.7摄氏度）。 “我们要去买取暖器才能在这里活下去，”刘宝华说。他的妻子是马路清洁工，两夫妇另外还拿着社保，每个月有额外的60美元。 对很多人来说，失望的情绪已经促使他们产生自杀的念头。居民们说，最近有一个患有癌症的19岁男子在早上5:30从自家的三楼阳台跳了下去，落在楼下的停车场上，旁边停着两辆卖早点的面包车。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靠社保维持生活，家里实在太穷，无力承担进一步的癌症治疗费用。此事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先后从多位居民口中反复听到。 荒芜的良田 老年人无法适应新生活，没过多久就病死的故事就更为常见了。新住宅楼的居民们反复用的一个词叫“憋死”。 “我很累，太累了，”一位只愿意透露自己姓魏的老太太说。在过去，中国农民希望要儿子，因为他们会住在家里，而女儿会嫁到别人家去。如今情况出现了反转，因为帮儿子找房子或工作是一个负担。魏女士说他儿子用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车，但开车是亏钱的。家里的积蓄已经快耗光，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养个儿子太困难了，”她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说。“真希望是个女儿。” 有的居民表示不理解，既然几乎看不到什么开发，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周折。在镇子外，原来的老镇大多是空荡荡的。机场物流中心附近造了一些酒店和办公楼。但多数时候看到的还是一片片的空地——这些曾经是耕地，现在都闲置着，有的地方会用铁皮栅栏挡住，上面刷着繁荣和发展之类的宣传标语。 “看看这些空地，”原官庄村村民魏乃巨说。“这些都是良田；很容易种的。” 驾车和前村民一起穿过一片片被毁的村庄格外令人神伤。有些街道还能用，但多数看到的都是已被拆除、炸毁的地基，上面长满了杂草和小树。 从这么多的荒地来看，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影响的说法是很难相信的。官方宣传材料上可以看到种蔬菜的温室。事实上的确建造了一些温室，但六月份去那里看到有数十座温室是空置的。门在风中剧烈摆动着，为了采光而使用的透明塑料膜已经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有两座温室看起来是在用的；当地人说里面种的东西是用来送给前来视察的领导的，作为一种波将金(Potemkin)式的证据，证明这里的农业生产依然充满活力。 镇上建了一座博物馆，用来纪念昔日的村镇生活。这座博物馆很少开放参观，但今年夏天里的一天，它的大门虚掩着。里面有原尺寸的村屋和人物模型，重现了旧乡村的生活，精细到挂在屋檐下的风干玉米都没落下。一块牌子上写着序言：“沧海桑田。” 黄淑琳(Sue-Lin Wong)自天津华明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陈亦亭、经雷 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