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现代快报记者获悉，江苏省淮安市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正式出台了《关于同步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的暂行办法》（以下称《暂行办法》），决定自2012年8月1日起，对淮安市、县两级拟提拔乡（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实行财产申报公示。 《暂行办法》规定，财产申报公示的对象包括全淮安市拟提拔的乡（科）级以上干部，一律要公示财产。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财产申报公示的地区和部门，要追究主要领导及有关人员的责任。据了解，具体操作细则尚在研究制定中。此外，干部财产公示的内容暂不对公众公开，只在内网公示。 　　新规 　　公示事项包括房产、存款等 　　《暂行办法》由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于7月10日正式颁布，将于8月1日起施行。 　　《暂行办法》规定财产申报公示的对象包括全淮安市拟提拔的乡（科）级以上干部，一律要公示财产。 　　“实行市县两级联动，提拔即予公示。”昨天，淮安市纪委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按规定，“市委拟提拔担任正、副县（处）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市直单位党组（党委）拟提拔担任正、副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各县（区）委、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工业园区党工委拟提拔担任正、副乡（科）级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在公示范围之内。” 　　据悉，《暂行办法》规定的财产申报公示事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 　　“需要说明的是干部的财产类型可能有多种多样，《暂行办法》仅列出一些重点、常见的事项，主要是考虑便于操作。”该工作人员表示。对上述五种财产类型之外的其他财产，《暂行办法》还设定了“其他需要说明的财产情况”的“兜底条款”。 　　背景 　　前期进行了广泛调研，多次修改 　　淮安市纪委相关人士向记者阐述了《暂行办法》出台的背景。“近几年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已成为历届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民间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国内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 　　去年9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出席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逐步推进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的落实，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 　　《暂行办法》对于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个就是制度保障作用。”《暂行办法》的出台实施，强化了制度约束，为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其次，要充分保障群众对干部财产状况的知情权，从而有效行使监督权，真正落实‘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最后，有利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记者从淮安市纪委办公室了解到，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联合下发的《暂行办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前期做了广泛的调研工作。”从今年5月起，淮安市纪委会同市委组织部开始着手起草制定《暂行办法》，并在起草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了全国各地的相关经验。“在起草过程中，我们既借鉴吸收了外地的一些经验做法，又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在此过程中，淮安市先后召开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直单位主要领导和县（区）纪委、组织部负责人等座谈会，反复研究，多次修改。“文稿（讨论稿）形成后，淮安市纪委常委会进行了专题审议，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于7月10日印发全市。” 聚焦 　　暂不向外网公布；对拒绝申报者不予提拔 　　《暂行办法》规定了财产申报公示的程序和渠道。8月1日《暂行办法》施行后，淮安市党委（党组）决定拟提拔人选后，将由组织人事部门通知被提拔人选填写《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表》。财产公示表格填写完后，分别报纪委（纪检组）和组织人事部门。“公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表》与干部任前公示同步进行。” 　　记者从淮安市纪委办公室获悉，“市委拟提拔的人选，将在其任职单位和淮安市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市直单位拟提拔的人选，在单位党务政务公开栏予以公示；县（区）委拟提拔的人选，在其任职单位和本地电子政务平台同时予以公示。”这就意味着，被提拔人选的财产情况只是在内网公开，老百姓暂时还不能在外网上看到。淮安市纪委、市委组织部还在进一步研究规定的具体操作层面。“随着8月1日《暂行办法》的施行，市县两级在提拔干部过程中，将会出台相关细节内容。”办法施行后，淮安市会将干部财产情况录入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信用管理系统。 　　《暂行办法》对拟提拔干部申报财产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为把《暂行办法》各项规定要求落到实处，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将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加强对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要求进行财产申报公示的地区和部门，要追究主要领导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对拒绝申报的拟提拔人选，建议党委（党组）不予提拔。拟提拔人选在公示期间或提拔后，有群众反映和举报的，将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对隐瞒重大财产且在公示期间的，建议党委（党组）不予提拔；已提拔的，建议党委（党组）取消其任职资格；涉嫌违法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淮安市纪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拟提拔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政治性强，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高，一定要将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五大事项需公示 　　一、拟提拔干部及其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情况，包括拥有住宅和非住宅的所在位置、建筑面积和房产性质等。规定特别强调，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时间、名称和投资总额也在必须公示之列。 　　二、车辆情况，包括购置时间和价格等。 　　三、投资情况，包括投资或持有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金融理财产品本金或市值、账户余额，和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投资或注册公司、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时间、名称和投资总额等。 　　四、存款情况，包括在各类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含外币）。 　　五、债务情况，包括在各类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向其他组织和个人借款总额等。 大公報

薄熙來案傳將拖到明年3月兩會後才有結果。 資料照片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4月遭去職調查，至今未公開露面，外界好奇他處境如何，最新一期香港政論雜誌《明鏡月刊》披露，被軟禁在北戴河的薄熙來心臟病發作，3周前被緊急送回北京市治療，據傳他瘦了不少。報導指出，他曾要求面見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人，但都遭拒絕。 報導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薄熙來因涉嫌貪腐被革職後，一度被軟禁在北京市懷柔區祕密地點，隨後被轉往河北省知名避暑勝地北戴河。薄被大批武警兵力看守，但未上手銬，在住處範圍內可自由活動，近親可以探視。他除要求面見胡、習，還要求見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以及被視為他的靠山、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等人，但都被拒絕。 本月3日是薄熙來63歲生日，重慶街頭赫然出現「薄書記生日快樂身體健康」標語，但事實上，當時薄熙來已在北京住院多日。報導指出，3周前薄熙來心臟病發作，被緊急送往北京301醫院治療，見到薄的人透露，他明顯瘦了不少。 港媒披露薄熙來心臟病發，3周前被送往北京301醫院治療。資料照片 薄案恐拖到兩會後 博訊新聞網昨引述消息人士稱，薄熙來在審查期間，身體的確出了問題，已去過北京301醫院好幾趟，檢查和治療後再送回軟禁地點。由於他政治局委員的特殊身分，住院期間家人可以探視。 薄案處理結果究竟何時宣布，全球高度關注，一度傳言可能是本月下旬，即中共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後，但《明鏡》引述消息人士稱，薄案複雜棘手，牽涉層面極廣，本月恐無法有結論，極可能拖到明年3月，即中國政協和人大會議「兩會」後。 至於涉嫌殺害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的薄妻谷開來，及夜奔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引爆薄案的薄心腹王立軍，將比薄熙來先行處理，可能在今秋中共十八大會議前夕審判。 網傳薄姊遺書喊冤 就在薄案渾沌未明之際，網路近日流傳一封自稱是薄熙來父親薄一波的養女、76歲婦人于書琴的「遺書」，為「三弟」薄熙來喊冤。于婦堅稱「三弟」無辜，「說他們倆口子會殺人，就好比有人告訴我說一隻小羊吃掉了一隻老虎，一隻小雞吃掉了一隻老鷹一樣荒唐。」她將絕食展現對中共的忠誠。薄案各種消息滿天飛，博訊指出，不排除有心人士試圖影響薄案調查。

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始于1971年，堪称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演习。 今年的演习是第23次，从6月29日开始，到8月3日结束，为期5周。参加者包括22个国家，42艘水面战舰、6艘潜艇、200余架飞机和2.5万名军人。首次参与的有俄罗斯、印度、墨西哥、菲律宾、新西兰、挪威、英国和汤加等八个国家。 令人注目的是，美国没有邀请中国。在这一地区，没有获邀的三个国家是中国、北韩和巴西。 多年前，这一军演开始时，每年一次，主要针对当时的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以及中国与台湾可能出现的台海危机。苏联解体后，台海关系也出现缓和，军演改为每两年一次。 早在2010年，美国就明确指出，近年来，这一系列演习的目的就是针对亚太地区新崛起的军事力量，包括中国。今年的这次演习所针对的目标就更加明确，其遏制中国的意图也更加明显。特别是，不断升温的南海冲突，可能出现的北韩问题，都在军演的视线以内。 面对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中国军方公开地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实际上，这一次，对于极好面子的中国人来说，颜面尽失，心里窝着一把火，只是故作镇静而已。 即将接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近日也一再表示，中国会和平崛起，不会对这个世界，特别是周边国家构成威胁。 可是，美国有个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最近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80%以上的商业和舆论菁英认为，中国在军事上的不断强大，对美国构成一种潜在的严重的威胁。同时，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不能相信”或“根本不能相信”的。 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演习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呢？西方国家为何惧怕中国呢？  中国可怕在那里呢？我们可以简单地列出几个原因。 黑箱作业的集权体制 中国是个集权国家，或者说，是个“没有独裁者的独裁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既无民主程序，又不透明。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情况下，都是黑箱作业，让外界猜不透。这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感，更增加了外界的担忧。 和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还是有进步的。从“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毛去世后，经过一个短暂的华国锋时期，然后，邓小平接班，大事小事，基本上就是邓小平一人说了算。 现在的中国，有所变化。不再是一人独裁，一人说了算，而是几个人独裁，几个人说了算。所谓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仍是橡皮图章，不起任何作用。 举例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中国政府及早出手，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从而避免了可能的经济震荡。 面对同样的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试图刺激经济。可是，在费了很多周折，大刀阔斧调整以后，才勉强获得通过，还只是一个很温和的方案。 集权有集权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集权政府的办事效率高，面对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譬如，在地震、水灾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集权政府常常表现出高效的组织和办事能力。 这些年，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各种危机不断之际，中国的经济实力令世人瞩目。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领导人所拥有的权力，特别是他们在制定政策时的自主性，让西方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羡慕不已。 民主制度下的决策程序，保证了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约，避免了滥用权力，可是，往往议而不决，拖延时日，降低效率。 印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早几年，经济发展渐上轨道，以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可是，低效的政治领导，漫长的决策过程，很多良机错失，以致经济发展迟缓，贫富悬殊加剧。 整个二十世纪，人类都在试验的是，独裁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以“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试验，到1991年，以苏联的解体告终，冷战也告结束。目前的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寥若晨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同时进行的，还有独裁与民主的试验。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泽东，从西方，到东方，从“十月革命”到“茉莉花革命”，人们逐渐发现，民主，不管是哪种形式的民主，相对来说，是一个较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就连官方的学者、胡锦涛总书记的“文胆”俞可平也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 一个简单的，为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是：一个人（独裁者）发昏或者发疯的情况是常见的（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几个人发昏的情况也时常会有（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几百个人（国会议员），甚至一个社会同时发昏的情况，就不多见了。这就是民主的长处。 在民主国家，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而是一帮人说了算。因为新闻是自由的，所以，政治是透明的，政治决策的过程也是透明的，公开的，时时受到监督的。民主制度下，整个社会，通过自由的新闻媒体，通过自己的议会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均参与了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中国，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不是一帮人说了算。再加上没有新闻自由，政治决策是黑箱作业，没有任何的透明度，没有任何的监督，那么，这一个人，或几个人，会不会发昏，就让人觉得可怕了。 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的可怕之处还在于，那些经常发作的、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人很重感情，情感丰富，有时，又非常地情绪化。在中国这个地方，有史以来，产生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比任何地方都多。“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从那以后，无论是朋友离别，官场失意，还是塞外戍边，都要有诗词唱和。即使是白话文学作品，故事发展到高潮，也要“有诗为证”。 因一时冲动，做出可笑的事情，或改变历史进程的事情，都不鲜见。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为博得褒姒一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只为爱妾陈圆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更使得几亿中国人神鬼颠倒，几近癫狂，像是中了邪教的魔咒一般。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义和团”。这个属于‘白莲教’的民间秘密组织，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活跃在山东、河北一带，初时，反对满族统治，打出的口号是“反清复明”。鸦片战争后，国势衰落，打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后为清政府招安，利用，口号改为‘扶清灭洋’。他们设立神坛，请神画符，认为自己‘刀枪不入’。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也是几经改变。开始时，认为他们是乱民，以‘剿’为主，后来，发现可以用来对抗横行霸道的西方列强，改为“抚”，再后来，引来“八国联军”入京，发现这些乱民实在是不可利用，政策也就变为“弃”。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义和团 ”使整个中国北方大乱，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也成了压垮大清江山的最后一根稻草。 “义和团”运动很好地说明，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是，这种情绪，有时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又会出现失控状态，出现极端的疯狂的民族主义行为，反而会成为政府的负担，甚至对政府构成威胁。 历史上，这种情绪失控，导致社会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疯狂的“红小鬼”们，为了一种虚幻的理想，为了一种飘渺的梦境，在领导人的唆使下，表现出的那种狂热情绪，那种颠覆行为，外人看来，不可思议。如果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之下，就不难明白。 这些疯狂的‘红卫兵’，不仅打翻了毛所谓的“北京阎罗殿”，也闹的全中国乌烟瘴气。在眼看就要失控的情况下，毛泽东采取及时行动，把这些‘小将们’哄到农村那个‘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因为第一，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毛不再需要这一工具了；第二；若让他们留在城市，继续闹下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现在的中国政府，对于民族主义，也是既爱又恨，既想利用，又心存疑虑。在许多的问题上，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新疆西藏问题，中美关系，等等，中国政府有时也很想利用一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总是慎之又慎。因为，他们又担心，一旦这种情绪爆发起来，会形成冲天大火，不仅难以扑灭，甚至可能将自己吞没。 “百人会”的研究还发现，在当下中国，将近60%的普通民众认为，中国将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同一问题，却不这么乐观，认为中国会在20年内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不到30%。由此可见，在中国，对这同一个问题，普通大众与精英阶层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宣传。这些年，因为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改善，政府的宣传一方面拔高取得的成就，同时，又掩盖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多数的普通大众，信息不灵，真相不明，慢慢有一种身处“天朝”的感觉。个别的人，似乎又找回了从前的那种“中央帝国”的“尊严”。 他们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很快地，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老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地被西方列强欺负，受尽了凌辱，现在，我们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来了。 政府的宣传，在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中产生不同的反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中国没有不同的声音，没有西方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更没有思想独立的学术界。 没有不同的声音，如前所述，因为中国是一个集权的政府。中产阶级则是一个社会的脊梁。他们收入稳定，观念保守，思想理性，操守稳健，在各个方面，都对社会发展贡献良多。没有独立的学术界，导致许多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还是国际的，没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分析。 这些年，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自《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以来，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打着爱国的旗号，打着历史传承的旗号，暗潮涌动，随时可能爆发。 这就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天朝”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了不得了，快要像“义和团”一样刀枪不入了。不仅过高地评价取得的成就，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实力，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也会出现偏激行为，会认为，在被欺压了一百多年后，我们报仇雪恨的一天终于来了。 同样是落后挨打，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是不同的。日本从1853年江户湾的“黑船事件”开始，面对西方列强，选择的是对外开放，学习西方，使自己变得强大。今日，神奈川县还有纪念黑船事件的“黑船祭”，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写的“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 中国则不同。一百多年来，中国政府从不把落后挨打归咎于自己的无能，归咎于政府的领导不力。而是一味地引导普通大众去恨那些比我们强大的西方列强。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能有何作为呢？一切都是政府干的：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强大是政府有为，落后挨打是政府无能。 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面对西方列强，中国政府所应做的，是检讨自己的无能，带领中国人们，学习他们，发愤图强，超过他们，一味地要老百姓去恨那些比我们强大的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可是，政府的这种作为，可以将老百姓的不满引向外界，对于自己的统治，还是有作用的。问题是，会不会再出现类似于“义和团”那样的事件呢？ 这也是中国可怕的地方之一。历史证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极端疯狂的民族主义，最后所伤害的，不一定就是原来的目标。 一阔脸就变的民族特性 中国人是一阔脸就变的。 刘邦建立汉朝，当了皇帝后。一次，在朝上，对自己的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你说我不如老二，今天看看我的产业，跟老二比谁的多？） 毛泽东住在延安窑洞时，是他事业的转折点，也是最低潮。常和文人雅士谈古论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和黄炎培探讨中国社会的‘周期律’问题，和梁漱溟探讨整合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共合作问题。毛的谦虚好学，不耻下问，为许多人称赞。建国后，很快地，就变了。到了1953年，甚至公开地羞辱梁漱溟了，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梁所要的那么一点点“雅量”了。 皇帝如此，政客如此，普通人也一样，一阔脸就变。 我的朋友的朋友，做房地产的，听说很有钱。一次，来墨尔本，我受朋友之托，接待这位富人，在唐人街请吃饭。刚一坐定，这位富人就掏出烟来，要抽，我马上制止，说，‘不行的。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建筑物里，都不可以抽烟’。富人不解，问，‘抽了又怎样？’ 我只知不能抽，却不清楚，抽了会怎样，于是，随意说道，‘罚款两百’。 谁知，对方信以为真，‘两百就两百’。掏出打火机，还是要抽。 我很肯定地说，‘你如果坚持要抽，我就走了，不请客了’。于是，对方才怏怏作罢。 这顿饭，吃的气氛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说，这位富人，十多年前，穷的连条裤子都买不起的。 这几年，中国人富了，开始旅游世界。在很多地方，中国游客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参观时大声喧哗，吃自助餐贪得无厌，走在街上目中无人，花起钱来更是很招摇，很挥霍。从他们挥金如土的行为，你绝对看不出，十几年前，他可能是‘连裤子都买不起的’穷小子呢？ 北韩是我们的邻居，盟友。从前，我们说两国是“血肉凝成的”“唇齿相依”的友谊。现在不这么说了，可是，每年中国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无偿援助 – 从石油到粮食 — 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北韩人心目中，中国人是个什么形象呢？ 前英国驻北韩大使,John Everard,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Only Beautiful, Please. 作者在美国的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讲，推销这本书时，特别提到, 北韩人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如俄国人，德国人，甚至他们的头号敌人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傲慢，自大，目中无人。 留意一下中国的媒体，就会发现，这种“一阔脸就变”的事例，比比皆是。官场里，更是如此，一阔脸就变，人走茶就凉，更加普遍，相信很多的人身有体会。 自己也不知要去哪里 经济发展了，军事强大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中国要去哪里呢？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去年以来，澳大利亚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允许美国军队驻扎达尔文，引起中国方面强烈不满。中国的官方和学界，正式或非正式地，数次警告澳大利亚，必须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不可以“脚踩两只船”。 实际上，这些年，澳洲的政界、学界、甚至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并争论这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澳大利亚该怎样选择，如何踩好这个跷跷板？ 就这个问题，澳洲一位著名的专栏作家说，跟着美国，你知道要去哪里。美国人不进行殖民地拓展，却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比如民主，比如人权。为此，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以战争作手段。可是，跟着中国，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几十年，我们走过的路，确实如此。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时，我们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79年，搞改革开放，我们发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到了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一片混乱，苏联面临解体，我们说，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我们又高兴地发现，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 自1949年以来，我们走过的路，曲曲折折；实行的政策，朝令夕改；中国这个巨人的身影，总是摇摇晃晃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总是虚晃一枪。明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还残酷，却硬要说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变化无常的政策，连我们自己的老百姓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如果你做了世界的霸主，让别人如何跟从呢？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让他们觉得中国可怕。 首先，中国有庞大的人口，让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像对待一件明清时期的旧瓷器一样”。 中国的十几亿人口，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那四处逃命的难民，比蝗虫要可怕的多。到那时候，全世界就会出现小说《黄祸》中描述的景象。 其次，美国人不会轻易退出历史的舞台，让出霸主的地位。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怀特教授，极力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堪培拉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应该越来越靠近北京。可是，这位教授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无论是学界精英，还是街头民众，对于中国的崛起，大多是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考虑。。 还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认为，对方是自己潜在的敌手，而且，冲突不可避免。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就会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方的一些言语和行动，即使没有任何的敌意，也可能会被解读为敌对行为；第二，既然认为对方是自己潜在的对手，就会为可能出现的冲突做各种准备，包括军事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另外一方会认为，对方的准备是针对自己的。军备竞赛就是这样产生的。进一步，双方会发生剑拔弩张的情况，，甚至可能出现差枪走火的情况。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在欧洲的实力不断增长，随之，便在一切场合积极主动地寻求取代英国的利益。很快地，欧洲分为两大阵营，并开始激烈的军备竞赛。这种情况下，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演变为大规模的冲突。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遭暗杀，只是引起燎原大火的那根火柴而已。 类似的情景正在东亚地区出现。这些年，因为“反恐”，因为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美国陷入中东，难以自拔。无形之中，其对亚太地区的注意，有所转移，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也有所削弱。可以说，“9.11事件”引发的“反恐”，给中国提供了十几年宝贵的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军备开支不断增加，军事实力不断提高。对于许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区性问题，中国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态度也比以前强硬。台海两岸关系的缓和，更让中国增加了底气。许多以前在视野之内却无力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成为热点，例如，南海问题，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这些热点问题，随时可能导致局部性的地区冲突。 恰在此时，美国开始高调重返西太平洋地区，加强与其亚太盟友的关系，重新部署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就会日趋复杂和微妙。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中国通”，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会讲中文的领导人。作为总理，陆克文访问中国时，说要做“中国的诤友”，说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访问回去不久，在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会面时，又郑重地告诫美国，要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因为他认为，美国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你考虑到中国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国人的为富不仁，为富不义；中国人的“一阔脸就变”；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凌辱；中国的崛起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若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会明白，在西方国家，有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话说回来，历史也多次证明，中国对别国是没有领土野心的。中国人傲慢，自大，目中无人，实际上，都是一种“要面子”的表现。自古以来，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去扩张，去占领别人的领土，可是，中国没有。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只是要“秀”一下，炫耀一下，要别人尊重自己。中国是吃软不吃硬的民族。几句好话，恭维话，她就可能忘乎所以了。 问题是，中国和西方，如何才能有效地沟通呢？

核心提示：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但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他们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原文： 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发表：2012年7月10日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布鲁金斯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编辑注：本文原发表于《东亚季刊》2012年4-6月期第四卷第二部分。 在中国政府号召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许多观察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消费市场上为自己锁定越来越大的份额。也许，这最终是会发生，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跨国公司离在国际商业界这个超级联赛中成为合格的一支参赛队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能说出多少中国品牌呢？绝大多数人很可能只说得出十个不到或者甚至只有五个。我们都知道青岛啤酒，中国航空，中国银行和联想电脑，也许有些人还知道华为科技，海尔家电或者中国移动。但是，以上品牌没有一个进入了《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 译注：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品牌战略顾问和设计公司 ）汇编的2011年年度全球百大品牌之列。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最著名跨国公司离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英特尔、麦当劳、谷歌、迪斯尼、本田、索尼、大众及类似的全球品牌巨人尚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然而，当你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在2001年的财富500强中，只有12家中国企业在列。仅仅是十年之后，201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61家（包含总部设立在香港的4家） 译注：2012年这个数字跃升至73家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上榜，中国目前在这份全球榜单上位列第二，已经超越了日本，但仍远远落后美国。  在2010年，这61家中国企业总年收入折合2.89万亿美元，总利润估计达到了1761亿美元。当年上榜的57家大陆企业中，有49家为国有企业。 必须承认，《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占有及排名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就一定是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或者甚至我们得怀疑它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当以境外资产及销售来衡量这些企业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除了极个别情况，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换句话说，尽管近些年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引导和金融刺激不可谓不出力，但那些领先的中国公司仍然在这方面不给力。 那么这些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呢？我们觉得以下十个因素可能是其原因。 第一，很少真正有中国企业能够全球化运营。海尔，华为以及国家石油公司诸如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等可谓仅有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资本、经营及销售的公司。中国许多其他的跨国公司（银行、汽车制造公司、自然资源公司及IT公司）仅仅是在其他某些大洲有投资及业务，绝大多数离全球生产、营销、配送、物流、供应、研发及人力资源网络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这些中国跨国公司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者能力。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管理人极其稀缺。所有针对中国公司的评估报告都把此项列为重要缺陷。由全球跨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导的2005年研究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人才需求将达到75000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和外国的各大MBA课程。迎合中国市场的远程MBA教育也繁荣起来。但，仅课堂内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训练不足以代替广泛的国际实际运作经验。有些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机雇佣（大多是年轻的）被原公司解雇的在纽约、伦敦、香港及其他地方的员工。例如，在2010年，《中国日报》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雇佣了总数大约为80万的外国雇员。 第三，与之相关的，中国企业及其领导层展示出来的是他们无力摆脱本国企业文化及商业运作模式。中国企业文化通常将人际关系置于组织机构关系之上，而且商业决策通常着眼于短期利润。其中往往也缺乏透明性及监管，这导致腐败问题高发。此外，中国企业高度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内部有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绝大多数的著名中国国有企业的CEO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部任命，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来说，亦是如此。然而，与这些中国竞争者不同，大多数西方跨国公司的自身运作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当然，不同点还不仅止于此。西方企业文化侧重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团队及合作、详细可行的长期计划、运作透明度及监管、多元文化融合、对腐败问题的严肃惩戒以及企业内互相关系的系统制度化。 第四，正如上面所说， 中国企业的全球品牌影响力非常弱。而建立这种品牌需要的是对于广告及客户培养的巨大投资以及持之以恒的资源配给。拥有一个有特色的、非中文的名字会有所助益。 第五，中国企业喜欢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模式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因为这是达成获取先进技术、销售网络、已建立起来的卓著品牌和其他战略资产的速效药。更精确的说，鉴于中国企业中缺乏具有跨文化环境工作经历、掌握多种语言的员工，并且很多人对于当地工作环境亦不熟悉，对于中国跨国企业来说，更容易方便的是仅购买外国公司的部分股份，这样他们亦能获取这些要素并一举抵消自己的不足。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兼并和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有所飙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非常成功。一份报告估计，在2008年至2010年的300个中国海外兼并收购项目中，90%都是失败的，而中国的企业在收购后丧失了他们公司价值的40-50%。这种情况对于在科技、通讯以及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尤其如此。 第六，尽管有些中国企业制定了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及战略，但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这么干。说白了，走向世界的努力其实是由下列因素所驱使：被压抑的现金要寻求在中国这个已饱和市场以外进行投资；政府的”走出去”的强硬政令（对于这么做的企业予以奖励，对于不这么做的企业予以惩罚）；对于外国复杂性所抱有的天真烂漫的幻想；一种渴望尽快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建立一种稳定的收益流的冲动；以及频繁的变更决策和方向的管理倾向。 第七，尽管中国企业确实是倾向于有明晰的业绩指标、激励计划以及提供职业保障，然而他们并不在其他管理领域取得高分。大型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有极度严格的等级体系。中国的组织文化强调纪律和服从，这种文化必然营造出风险厌恶和不鼓励首创精神的大气候。成为企业家（中国公司当然是企业）不同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此外，中国观念中的团队合作导向的是紧跟领导的指示，而非在西方组织中普遍的平等主义及合议模式。对于明确界定职场角色和等级体系的偏好通常意味着中国人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偏重权力下放以及个人首创精神的管理结构——并且这已经导致中国兼并西方企业后一再产生文化冲突。 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职业生涯中的（再）培训极为稀少，而对西方公司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企业倾向于培训一个员工某一确定的技能和职业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永远安分于这个岗位。然而，许多西方企业采取的是更为灵活的个人发展计划，该计划往往更侧重自我提高、再培训以及公司内岗位的流动及超越专门化技能的通才能力。这经常是或者通过公司内旨在发展新岗位技能的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公司外的职业中期培训——通常称为管理者研修——来实现。管理者研修通常在为期一个月的沃顿商学院、肯尼迪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或其他类似提供公司管理提升效果的机构进行。中国的商学院，诸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在不断提高中，但这些机构离在国际一流水准中占有一席之地仍有一段距离。尽管职业中期培训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中是必须的，但这种组织文化在中国的企业界尚未普及开来。 第八，中国企业适应国外的法律、监管、税务及政治环境的能力尚有缺陷。透明运作及良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特征，中国企业往往为人所知的是其不透明的决策机制、频繁的商业贿赂经营及欺诈性的会计手法。极少有中国企业配备有精通海外战略国家法律及监管体系的内部法务机构。对东道国监管体系缺乏耐心，对于公司的海外运作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公司想要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时更是如此：很多中国公司在美国IPO前向证券管理机构提交了不诚实的信息。中国公司也常常和怀疑中国投资影响本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政客发生冲突。 第九，中国企业在与国外竞争者过招时很少进行尽职调查，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忽视潜在伙伴及对手的长处和弱点。结果，他们会发觉自己很难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最后，在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时，很多中国跨国企业在”互惠问题”上卡壳。许多中国企业寻求进行合作的国外跨国公司或者是已经在中国运作多年，或者是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前者大多体验了多年的中国式官样文章、投资障碍，或者已经有了其他的令人沮丧的和成本高昂的经历（尽管可能他们仍有利可图）；后者往往想要拿到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些外国跨国公司都指望中国企业帮助他们把进入中国的事情简单化。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商业利益交换：你帮助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帮助你走出去。然而，问题是很多中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结构上是分叉的，意味着公司内国内市场部门和海外部门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官僚化的防火墙，这导致公司内两者之间的沟通管道不畅。此外，中国商业伙伴其实并不必须要负责改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境遇，或者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当地政府机构的领域。故，以上这些互相竞争性的动机通常只能导致中国和国外跨国公司之间期望的错配。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他们面前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逐渐学习并适应，就像中国人在所有的职业领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有活力和能力。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障碍绝非无关痛痒。换句话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商业环境中，仍然在蹒跚学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系列评论，承认政府公信力下滑，网上反政府言论激增，并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 在四川什邡抗议事件和天津蓟县大火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警告，政府公信力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空前挑战”，网上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 什邡地方政府声称钼铜项目“零污染、零排放”，但当地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说法，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蓟县大火后，当地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但许多网民相信，网上流传的高得多的伤亡数字可能更接近真相。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在7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 文章说：“给人的感觉是，以不具名id为主的微博如今成了中国人该注意什么、以及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决定者。官方公信力在微博上受到空前挑战。现在似乎几个‘马甲’彼此合作一下，就能对官方发动一次像模像样的信用攻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在该报发表文章表示：“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 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网上舆论渐趋激烈 单仁平7月9日再次发表文章说，中国网上舆论正在“向着批判政府倾斜”，并呼吁政府抓紧应对。 文章说：“由于政府公信力弱，中国舆论场特别是网上舆论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批判官方有了某种‘政治正确性’，只要持这个立场，连造谣都成了‘对的’。” 中国网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仍有相当程度的风险，轻则被网管禁言，重则因“传谣”被抓捕。但在单仁平眼中，“一些网络名人”批评政府“只赚不赔”，因此“模仿者越来越多”。 各级政府雇佣大批“五毛党”在网上假装普通网民为官方说话，早已不是秘密。但单仁平却抱怨，支持政府的声音被人为减弱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支持政府或者认为批判者走过了头的人其实很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畏惧批判力量而不敢说话，尤其是一些名人不愿意因为追求事实而给自己惹麻烦。这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舆论场长时间向着批判政府倾斜。” 单仁平还认为，许多局部事件被放大，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个案，原本影响都是局部的，但后来纷纷闹成了‘全国性的’，被放大的那部分，都是朝着‘整个公权力’去的。” 单仁平强调，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十分艰巨的政治工程”，应予以“最高级别的重视”。 思想控制渐失效 这个“政治工程”可能将越来越艰巨，因为熟悉运用互联网的中国“90后”年轻一代，似已开始展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什邡，大批中学生走上街头，在反对钼铜厂的抗议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赢得包括韩寒在内的中国网民的赞扬。 《环球时报》7月6日发表社评，把什邡中学生与文革中被当局洗脑而滥施暴力的红卫兵相提并论，说中学生“冲动”、“容易被利用”，因此“决不应大张旗鼓赞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 《环球时报》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担忧：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共产党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手段正在迅速失效。 正像知名中国问题评论家林和立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所说：“可幸今天的九十后虽然在中、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但影响他们思想成长的不是党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联网与微博。” 来源：BBC

加入中央社粉絲團 17:31:40 陸經濟三馬車集體慢跑專題2（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14日電）「地區政府辦公大樓有豪華病」！中國青年報日前調查顯示，逾9成大陸民眾覺得官方亂花錢蓋大樓情況嚴重，大陸政府投資用在哪？對大陸實體經濟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 大陸民眾說「安徽有白宮」，指的是安徽省阜陽市穎泉區政府大樓宛如白宮的豪華建築。除「安徽白宮」，各地區政府豪華大樓層出不窮，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日前就憂心，不少縣、市委大樓蓋得比省委還豪華，幹部進高樓、冬暖夏涼，就疏遠群眾。 大陸官方把錢投資在哪？輿論並非不關注，民眾也都看得到、有感受。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大陸官方宣布舉世矚目人民幣4兆元投資計畫（大陸稱4萬億計畫），當時新華社報導，這4兆元中，1兆5000億元用於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電網改造，僅3700億元用於自主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資。 復旦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孔愛國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四萬億的後遺症現在正表現出來，政府與民爭利，獨厚央企與國企，導致大陸民企失去發展支持與活力」。 孔愛國說，看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和企業及學者召開座談會他「又喜又悲」。「找大家開會表示溫總理也意識到經濟問題的嚴重，但又說要搞大項目投資在能源、鐵路及市政上，作幾件鼓舞人心的投資，『這是弄錯了方向』。」 孔愛國直言，政府投資愈多、後遺症愈大，因排擠效應讓私人企業沒得投資、民間經濟失去活力，而政府投入公共建設，要不像鐵道部傳出貪腐問題，要不蓋豪華辦公大樓。 他批評「大陸各地方政府諸侯化」，拼命收稅、蓋豪華辦公室，是殺雞取卵，國家應該規範讓政府過「緊日子」、不要亂花錢。 孔愛國舉例，像公共投資如蓋馬路、鐵路就應擴大讓民間參與，不要獨厚央企與國企，且要蓋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市場經濟法則下，政府不該管這麼多、也不該這麼有錢」，他說，「美國政府窮到不如一間蘋果公司」。 大陸中央政府有多少稅收？據大陸財政部公布數據，2011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決算達10兆3874億元，超出預算預期達115.8%。 大陸的稅收收入中，國內增值稅占全大陸公共財政收入決算比最高約23%、達2兆4266億元；企業所得稅決算收入占約16%，達1兆6769億元，決算完成率超出預算達121.4%。 而大陸中央政府把錢花到哪裡？據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中央財政支出決算表」，最高的為教育支出達1兆6497億元，占決算總支出10兆9247億元的約15%，而包括政協及人大在內的一般公共服務費用也高達1兆987億元。 國防為6027億元，外界認為與維穩有關的公共安全支出則逾6304億元，比國防經費還高。1010714

目  录 主要结论 第一部分  调查的过程、方法与对象 第二部分  基本政治认知 第三部分  政治参与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五部分  性别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六部分  年龄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七部分  居住地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八部分  收入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主要结论 1．普遍认同民主、三权分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对民主的理解仍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为民做主等内涵； 2．期待政府切实转变职能，由发展经济转向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公民权利； 3．普遍关心政治但公开表达者有限，积极参与政治的意愿不高，具体体现为基层选举参与程度低，对基层政治的关心度低，社会缺乏组织、呈现出原子化趋势； 4．大多数人认为腐败非常严重，腐败超过民主化程度不够、社会不公，被认为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5．对当前治理现状满意者不到一成，过半数人表示不满，其中满意度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逐级递减的态势； 6．大多数人认为官员已成最大利益者阶层，官员给人的印象普遍不佳，腐败、低效、冷漠成为受访者对官员最直观的感受； 7．较多数人对重庆模式持不赞成的态度； 8．对于官民冲突，情绪上有“一边倒”现象，多数人支持民众诉求，认为责任在政府； 9．男性要较女性更为关心政治，观点看起来更加激进，行为上要更为活跃，对当前现状持更多的负面看法； 10．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年轻网民反而比中老年网民要更为认同现状，其政治态度要更为保守； 11．农村居民对时政新闻、上层政治人物的了解相对有限，但他们对基层自治的了解与参与却城镇居民更多； 12．收入越高者越关心政治，越对现行政治制度、治理状况感到不满，较收入低者更加充满批判态度。 第一部分  调查的过程、方法与对象 一．调查背景与过程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国人对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从思想界的动态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思想标签：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社会主义……，高超群则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此划分为温和国家主义派、自由市场派、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但是，这些标签或流派多以精英分析为出发点，忽视了普通大众的看法。而且，由于这类文献多取定性式的分析方法，从而无从窥见不同思想倾向的具体“版图”：何为主导？何为旁枝？涉及何种群体、阶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为何？等等。 个人相信，真正决定中国未来的，其实不是或主要不是少数精英的思想，而是大多数普通国人对于这个国家与社会的认知。他们尽管常常保持沉默甚至冷漠，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他们仍然很可能会登高一呼，通过各种形式为自己的想法投票（最典型的是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尽管个案无法改变中国，但当无数的个案汇集到一起，就很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为了把握这种左右未来中国的认知脉动，笔者在今年3月份左右产生了进行一次较全面调查的想法。要以全体中国人为分析对象是困难的，最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根据性别、民族、地域、文化程度等进行分层抽样，然后对样本进行电话或当面访谈。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费作支撑，这样的调查是做不到的。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作为个体研究者，国内很难找到这样的经费来源。为了避嫌，笔者也不愿意去申请海外经费。为使调查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现实可行又能较准确地反映一些情况，笔者想到了通过互联网扩散调查的办法，并决定将调查放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上进行。将问卷发布在该网站上后，受访者只要登录该网站，直接在上面选择选项，该网络即可自动完成统计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尽可能广地扩散调查，笔者采取了通过在本人新浪微博、所参与的各个QQ群发布调查消息以及通过邮件邀请联系人参加调查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自动转发、支持。调查时间从2012年4月13日0时起，至2012年5月13日0时截止，共计一个月的时间，共得样本4697份。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原设定的对象为15岁以上中国人。根据笔者原来的设想，希望采取偶遇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搜集到5000个左右的样本，并使之反映全中国的人口构成，以对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 所谓偶遇抽样，是指选择偶然遇到的人作为调查对象，或者仅仅选择那些离得最近的、最容易找到的人作为调查对象。这样的方法简单易行，也是在无法进行抽样调查时的现实替代之道。当然，由于偶遇抽样的代表性较低，必须辅之以其他的调查方法。本人设想的是配额抽样，即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的人口构成，随时有针对性地征集样本，以最终使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根据2011年4月28、29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2号），全国人口构成情况如下： 表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性别 男性 51.27% 女性 48.73% 年龄 0-14 岁 16.60% 15-59 岁 70.14% 60 岁及以上 13.26% 民族 汉族 91.51% 各少数民族人 8.49% 文化程度 大学（指大专以上） 9.64% 高中（含中专） 15.15% 初中 41.88% 小学 28.92% 文盲人口 4.41% 居住地 城镇 49.68% 乡村 50.32% 但由于传播途径与方式的有限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所搜集到的样本主要局限于网民。在总共4697个样本中，不上网委托别人填写上传的受访者仅58人，只占样本总数的1.23%。所以，有必要将样本情况与当前中国网民的情况比一番比对，以了解样本的代表性。 根据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虽然人数很多，但也只占到全中国总人口13.7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人的37.4%。特别是在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等方面，网民与所有中国人的构成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那么，所搜集到的样本又是否符合当前中国网民的基本构成呢？ 下面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CNNIC的最新网民数据以及本次调查的样本情况对比如下： 1．性别 本调查中女性样本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占到48.73%。根据CNNIC网民数据，女性亦占到44.1%。但样本中女性仅1150人，占24.48%，约为前两者的一半。   2．年龄 60岁以上老人的样本接近网民构成，但远少于该人群在全体中国人中的比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该群体占到全体中国人的13.26%，15岁以上中国人中的15.90%。根据CNNIC网民数据，60岁以上的仅占0.7%。样本中同类人群仅63人，占1.34%，近于网民构成，远少于中国人构成。在CNNIC数据中，60岁以下人群的划分与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本次调查的划分不同，故无法进行比较。     3．民族 样本的民族构成与全国民族构成基本相符。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占91.51%，样本中该类人群比例为，92.25%，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计4333人。CNNIC调查中没有民族构成的数据。   4．学历 大学以上学历者（各学历层次均包括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偏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大学以上学历者仅占9.64%。当然，这是以全体中国人为基数计算的。如果去掉0-14岁群体（他们不可能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大学以上学历者在15岁以上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为11.56%。 根据CNNIC数据，大专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22.4。如果仅计高中及以上人群（多在15岁以上），其比例则上升为40.14%。 但在本次调查中，样本中大学以上学历者达3915人，占到样本总数的83.35%，仍远高于CNNIC和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5．居住地 来自农村的样本远低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较低于网民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数据，居住地（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不一定是户口所在地）在乡村的占49.68%。根据CNNIC数据，乡村网民则占到26.5%。相比之下，本次调查中来自乡村的样本为501人，占10.67%。   6．职业 CNNIC数据和本次调查样本中的职业构成具有较大的近似性，最多的是学生（分别占30.2%和25.7%），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分别为16.0%和13.05%）。以下各职业的分类不同，其在构成中各自排名也不尽相同，具体请见图10和表2。   表2：样本的职业构成   7．收入 所调查样本的收入要高于一般网民的收入。根据CNNIC的数据，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仅占8.8%，2000-5000元的占31.4%，2000元以下的最多，占到52.0%，无收入者占7.9%。而样本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到26.78%，2000-5000元的占34.38%，2000元以下的最少，占到13.58%，无收入者占25.25%，与样本中的学生比例大致相当。 由上述对比可见，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中青年网民群体。他们当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甚至也不能代表全体网民。但也应该要承认的是，这一类人往往是网络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意见与观点往往也是舆论中最突出的。由于这一群体掌握了充分的现代资讯手段，也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其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认知往往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由此来看，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少，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网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看法的一个管窥。 附：样本的其他情况   图14：样本的地域分布（根据IP地址统计，彩条后面的数字是样本数）     从地域来源看，包括了全国所有各省、市和自治区，甚至还有少量样本来自港澳台和国外。这是开放性调查难以避免的结果，从调查扩散的途径看，估计这些参与者多为在这些地方访问、留学的大陆居民。加上其数量不多，计为133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83%，故未在统计中加以排除。 另外，来自湖南、广东、北京的样本位居前三位，这可能反映了本人、参与志愿者的工作与学习最主要的辐射范围，其联系人在这些地区最多。这反映了本次调查的局限性。但鉴于样本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4697人），虽然不尽科学与全面，笔者认为它仍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