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进口商来说，头等大事就是让海关里的人高兴，因为他们能随意决定货物是否过关。标签上的一个小毛病就能扣你十五天，让你破产。但如果他们高兴，你有问题，他们会很快帮你解决。要请他们吃饭，给他们上海世博贵宾卡或赠送产品。这里就是这样，要么从胯下过，要么就回去。”何塞（化名）说道，他通过一家中国进口商供应西班牙高档食品。“让他们高兴”是在中国做生意的海外企业家常用的一句话。 “让警察高兴能令你内心感到平安，这就好像是可以预防问题的遮雨伞。真正要付钱的是从事非法生意的人。如果你开妓院，那肯定要付，而且要付很多。在其它情况下，都是人情可以解决的。每次都会冒出一个不要脸的普通小官，打电话通知你他要到你餐厅来吃饭了，暗示要你请他。”另一位在中国的西班牙企业家胡安（化名）说道。 “这里卖的好的都是便宜货，所以要跑量。想要跑量也得有人帮忙，如果想在餐厅里卖红酒，就得给服务员每软木塞5元。你帮我，我帮你。” 今年七月，中国政府拘留了跨国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公司（GSK）的四名高管，理由是他们贿赂了医生和医院，使其选择他们的产品。据警方调查，此案始自2007年，数额高达30亿人民币。于是，GSK称，其严谨的道德行为制度忽略了某些箩筐里“烂苹果”，但如今调查却指向公司策略。 全球媒体用这起事件描述了一个恶劣情况：医生工资低下，公共医疗投资不足，法律存在缺陷甚至被忽略，导致腐败必不可免。还有其它多家跨国企业被调查，如今形式非常像2010年英澳矿业巨头力拓集团的四位高管被监禁时那样。腐败再次成为最高行为原则。 不是严谨人的国家 据说，在中国做生意，一定要跳入泥潭，沾上淤泥，才能和本地企业家在同样条件下竞争。另外一个办法是放弃这一个拥有14亿顾客的市场。中国不是正人君子或严谨人的天堂。GSK事件的起因主要源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内部因素导致的。被捕高管之一透露，他们的薪水是根据盈利发的，他们被要求完成每年销售额增长25%的任务（这比之制药业的增长高了7%），不利用“暧昧企业行为”是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的。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腐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际透明组织将中国排在176个国家中的第80位，透明度指数为100分之39（0为绝对腐败，100为完全无腐败），在全球最大28个经济体收受贿赂频率排行榜中，中国位于第27位。 这一问题源于对腐败的基本定义，如果做一个各国法律的比较，矛盾显而易见。西方法律将许多中国视作普通合法的行为列为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涉及不同方面相同的利益时，向自己或与自己相关人士作出偏袒或优待的不当行为。 中国式“关系”穿插纵横在整个社会中，将其变成了一个人情交换的杂乱场所。无论是在家庭企业，跨国企业还是银行，想要出人头地的人明白大部分还是得靠关系。为了结交关系，从基本的礼貌到最无耻的腐败手段都能用上。 “我没有降低我的道德水准，我把它抛了” 纽约时报八月发表，摩根集团因雇用中国重要官员子女，与其父母交涉而被美国司法部调差。铁道部的前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就在这场暴风雨的核心，他现因受贿接受调查。蹊跷的是，在摩根集团雇用其女儿张西西之前，铁道部从未与摩根集团有过交易。 在日常小买卖中这些还是比较含蓄的。小礼物，请客吃饭，卡拉ok都属于商业惯例。“平时会有本地收购代表问我要一部分，装进他们自己口袋里，他们威胁说我不同意就要找别家。在西班牙我也遇到过一次，我拒绝了。这里我总是接受，因为这里就这样。我没有降低我的道德水准，我把它抛了”电子供应商彼得（化名）说道。 GSK高管被捕并不令路易斯（化名）感到稀奇，他是从事过药业和石油业的企业家，如今受一家西班牙上市公司聘用。他说：“十年前，就可以看到他们乘坐豪华轿车，提包里满是钱。他们在上海医院里进行临床试验。他们会给预付款，再按销售数量算酬金。这些行业是受外国经济主体主导的一个大腐败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然而，他不认为逃避贪腐的触角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对，这里可以正当做生意。”他说道，“腐败是捷径。中国人付诸腐败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懂企业文化，不知道什么是行政、管理和国际化。45岁以上的人，也就是和我做生意的人，他们是农民出生，书读得很少。当他们学习后，他们就不会再付诸贪腐了。” 跨国企业的卑鄙行为 六个乳业跨国企业因私定价格而在八月受到了记录性罚款：6.68亿人民币，其中包括美国美赞臣，新西兰恒天然，和法国达能集团。中国监察机关发改委，以违反反垄断法而对其制裁。这些企业承认其违法行为。然而，其余的三家企业避免了罚款，据政府说，原因是“他们迅速地改正了，并提供了宝贵信息”。 从商业角度看，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从道德角度看，是卑鄙的。这些国外企业利用了自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后中国人对于国产品牌的恐慌，当时，该事件导致了6名婴儿死亡，几千婴儿中毒。 近日，中国强大的发改委中的一位官员向30家国外企业施加压力（通用电气，微软，IBM，英特尔等），在一次会议中要求它们公开承认违反了中国反垄断法，并为此向它们展示了几份其它企业签署的认罪书，威胁说如果它们要请律师辩护，罚款会增至原先的三倍。这些强制性道歉令人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仇外心理。 根据这一些事件，有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向企业腐败行为宣战，但目的只是为了攻击跨国企业，保护国内产业。这种说法并不荒唐，却也有许多人持不同意见。重要的是，一个实质性问题被忽略了：有许多国外企业正在反复地违反法律，违反道德准则。 “许多外国企业参与腐败行为，这已得到充分证实。…这些犯罪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惩罚。”偶尔发表靠谱文章的中国日报写道。该文也提及GSK在商业环境更健康的新西兰和美国受到过的巨额罚款。 中国承受着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猖獗腐败。腐败方面的法规一直都很宽松，只是在近几月出现了新的势头。然而，腐败已经深入人心，将其铲除需要很大的代价。 通往健康环境的路是漫长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令人疑惑的是，西方企业家在其中又将担任什么角色，那些出生并非农民，而是收集了诸多大学、硕士文凭的学者又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面对一个污秽环境中看似不可胜的惰性或企业的无理要求，我们始终可以做出个人的私密抉择——支持腐败还是打击腐败。

2013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通过了辽宁小贩夏俊峰的死刑，并已在当天执行。2009年，辽宁小贩夏俊峰因杀死两名城管而被叛死刑。夏始终坚称是遭到暴力执法后又被城管殴打而最终被迫拔刀自卫。城管队伍...

中宣部：辽宁省夏俊峰故意杀人案死刑复核已审结，将于9月25日执行，各媒体如作报道一律依据法院发布的权威信息刊播，不评论, 不链接，不渲染, 不炒作。...

辽宁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案据传可能获得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夏俊峰死刑，甚至有消息称，9月25日将对他执行死刑。互联网上，许多网友表示关注，有人担心当局可能在执行夏俊峰死刑后再公布最高法院的决定，从而使他成为另一个被秘密处决的曾成杰。   夏俊峰的妻子张晶25日凌晨对美国之音表示，她没有得到法院通知，因而不知道最高法院是否已经核准夏俊峰死刑。但是24日晚上有媒体朋友传出风声说，当局下令，有关夏俊峰案的报道一律以官方媒体的消息为准。   张晶表示，这可能意味着，夏俊峰将面临不好的结果。她说，今夜她将彻夜不眠，明早孩子上学后，她将跟沈阳当地的律师朋友一道前往辽宁省中级人民法院询问情况。张晶说，她已经和夏俊峰的代理人陈友西律师通过电话，对方也没有收到法院方面的任何相关通知。   张晶表示，如果夏俊峰真地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依法他有权见家属最后一面。她说，中秋节前，她去探视过丈夫，当时夏俊峰还说，感谢大伙儿的支持，他会坚持下去。   夏俊峰案的辩方证人说，2009年5月16日，辽宁小贩夏俊峰被城管暴力执法后带到城管办公处暴打，被迫拔刀自卫，杀死两名城管。夏俊峰被判死刑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fullrss.net

作者：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 郝铁川...

据香港《南华早报》今日爆料称，中国当局将解除上海自贸区的网禁，“区内人士将可自由浏览多年来一直被内地政府视为政治敏感的一些国外网站，其中包括全球两大社交媒体...

英国《金融时报》驻京记者吉密欧（Jamil...

9月21 日，《中国经营报》的一篇 报道 称，该报 从财政部湖北专员办获得的一份名为《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债务余额为2037.05亿元，债务率已经超过美国最高警戒线的1.5倍。 该报从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获得的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出武汉市这座中国中部最大的省会城市满城建设的热闹图景：2013年武汉的工地数量高达11012个，这座面积为8494平方公里的城市，工地密度达到1.3个/平方公里。 今年8月底，中国另一份经济类报纸《经济观察报》已经获得了上述报告，该报据此的报道还显示，武汉市的债务余额对比该市政府综合财力1058.22亿元，得出的债务率数字高达185.64%。其中直接债务1448.45亿元，担保债务588.51亿元。 财政部湖北专员办那份报告还显示，2013年和2014年是武汉市政府的偿债高峰时期，其中，2013年偿债规模为310.59亿元，2014年偿债规模为311.76亿元，这就意味着最近两年武汉市政府每天都要偿还大约1亿元的债务。 而武汉市也只是中国30多个省会级城市城市建设大跃进的缩影。 今年8月初，《中国企业报》公布了一个“中国内地省会城市债务压力排名”的排行榜，该排名是基于专业财经资讯网站环球老虎财经的统计口径。排行榜显示，15个目标省会城市中债务压力排名最高的10个为：南京、成都、广州、合肥、昆明、长沙、武汉、哈尔滨、西安和兰州。 随即，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表示，不清楚这份所谓榜单的数据出处，其可信度存疑。 江苏省内的一份报纸《扬子晚报》也采访了南京市政府，南京市政府称此前市政府已经自查家底，在这一轮城市大建设大发展中，政府债务高位运行但风险可控，偿债能力较强。 “债务风险是否可控”只是该市单方面的回应，并无具体的数据证明。但地方债务压力尤其是省会城市的债务风险已经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今年8月1日，中国展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地方债审计，审计范围囊括县级城市。 今年6月份，中国审计署已经发布过一份引起普遍关注的审计报告。该报告源自审计署针对中国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一次审计。其中就包括武汉、天津、上海、重庆等18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审计署的这份报告还强调了一些省会城市债务突出，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可达到188.95%，但审计署并没有具体说明是哪9个城市。 有报道称债务率居高的省会城市还有云南省昆明市。据《理财周报》的报道，昆明的负债率数字超过122.9%。这个数字是通过加总包括昆明交通投资公司、昆明城建投资开发公司、昆明自来水集团和昆明产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几个主要地方政府投资平台的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作为债务总额。 目前，中国并没有关于全部二线省会级城市的权威债务统计数据。但这些城市的债务现状能清楚显现出中国地方债务压力沉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近日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称，中国通过大量举债来刺激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在短短两年内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翻了一番，达到约人民币20万亿元。他指出，当前这种依赖大量借债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武汉市目前的财政与债务状况，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给纽约时报中文网要求采访的回复邮件中称，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导致武汉债务率高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武汉市上马了多条地铁项目。”叶青说。根据《长江商报》今年2月21日的报道，武汉市今年同时有10条地铁在建设当中。 而该市的“城建攻坚五年计划”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的5年时间内，武汉市计划投资8000亿元，全力建设城际铁路、港口、机场、地铁、四环线、二环线、排水等基础设施。 武汉市的投资狂热发生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中国很多城市都犹如一个个个巨大的工地。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对纽约时报中文网分析说：“中国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地方的财力被削弱，但事权仍集中在地方。地方政府不但要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又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地方官员还需要追求政绩，但各地投资资金普遍紧张，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寻找筹措资金。而在财政收入不能满足需要时，地方政府就只能发债。” 但随着债务规模如滚雪球般膨胀，债务风险不断累计。并不断被认为有引爆危机的可能。 但今年8月初，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前景等情况举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作出明确回应，并称我国当前的债务问题为财务困境并非债务危机。他还称，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底特律式的破产。 但宋立作并没有说清楚财务困境与债务危机之间存在哪些本质区别。 而中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台解决危机的一些措施。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讨会上表示，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优化整个改革蓝图，未来地方政府收支责任与其所拥有的财力不相匹配的状况将得到调整。 显然，债务重压之下的地方政府更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出台匹配地方财权事权的改革措施，缓解地方债务压力。 但中国需要更进一步反思的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中国著名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今年6月初于天津举行的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上就指出，政府海量投资拉动经济的模式难以持续。 吴敬琏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转型。他说，有人认为，强势政府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现在看来这条路是有问题的。 9月14日，在一个由某媒体举办的“读书会”上，吴敬琏强调中国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吴敬琏认为，所谓体制性障碍，一是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制资源的权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不但没有加强，而且反过来弱化了；二是把 GDP 增长看作政绩的主要标志。所以各级政府都要运用自己手里配制资源的权力，去投资，用资源投入去拉动GDP的增长。 吴敬琏说：“各级政府都变成了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他们决定发展什么产业，运用什么技术路线，支持哪些经济活动。这样一来，当然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转变。” 席治通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纽约时报中文网

内地政府日前做出一项重大决定，将解除上海自贸区的网禁，区内人士将可自由浏览多年来一直被内地政府视为政治敏感的一些国外网站，其中包括全球两大社交媒体...

中国大陆正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几十年来大搞工业化和建造大型水利工程，导致了中国水资源的严重污染和流失。 路透社9月23日报道，对中国政府来说，气候变化已成为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北京总是把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归咎于气候变化。但有专家却指出，中国几十年不顾一切的工业化发展和建造巨大的水利工程，才是造成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水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 今年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将于9月23日到26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联合国所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日前表示，中亚地区和喜马拉雅山一带冰川的加速融化，将影响下流区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的水资源。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气候变化将在本世纪引发更的多热浪、干旱和洪水。持续上升的气温将会进一步加速喜马拉雅山冰川的融化，从而先带来严重的洪灾、随后再导致干旱，随之还将出现季节性雪融化的减少，从而达到无法填补中国河流流水量的地步。 中国今年8月份公布的水资源普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有2万8千条左右政府记录的河流已经消失了，剩余的河流数量还不到2万3千条。虽然中国水资源普查没有对这些河流消失的原因作任何解释，但中国气象局透露，中国包括黄河在内的几条主要河流，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不断缩小，而且这个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环保专家、“公共和环境事务研究院”主任马军表示，中国不同地区雨量的大幅度上下起伏，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复杂化，一些地区的水资源已经相当紧张了。 但是，气候变化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路透社援引南京大学环境问题专家邹磊（译音）的话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更多地是由于中国不顾一切地大搞城市化以及对水资源的不良管理而导致的。在美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专家武业钢表示，他同意这个说法： “中国的人均地表水只相当于世界人口人均数的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目前中国西部大开发，滴水贵如油。中国东部虽然水分布比较多，但黄河、长江、珠江等河流的水都污染非常严重，许多水资源由于污染而无法使用，使得农业和工业用水，以及饮用水都非常地危险。这当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和GDP的发展。再加上森林的毁坏、以及很多地方因为要种植农业产品而导致水面积缩小、湿地的消失、湖泊的消失等，失去的水资源又得不到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需要水，生活也要用水，那么，你怎么能水不紧张呢？” 在即将举行的斯德哥尔摩气候会议上，来自195个国家的官员和科学家，将对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有关气候变化的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表示，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非常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可能性至少为95%；确信以燃烧化石燃料为主的人类活动，引发了海洋升温，融化了冰雪，提高了全球海平面均值，并改变了一些极端天气。武业钢就中国的水危机问题进一步表示： “中国天然的水资源就没有保护好，人口有那么多、又要发展经济，不缺水那才怪呢。此外，再加上中国雨水的分配不均匀，而且中国在储蓄雨水和洪水方面做得不够，中国的水利工程都只是为了泄水、排水，而不是设法把洪水储蓄起来，这样很多的水资源又被浪费了”。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草案指出，如果各国政府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全球气温可能上升4.8摄氏度；但如果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气温可能仅上升0.3摄氏度。各国政府已经承诺，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图据天水市公安局官网)张家川县政府门户网站截图21世纪经济报道#突发# 【张家川县公安局长白勇强，被停职】据甘肃省张家川县政府网站消息：9月23日，张家川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根据市纪委建议，决定停止白勇强担任的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1995年至2005年期间，白勇强在秦州公安分局工作期 ……

中国灰色收入剧增是否反映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 财新杂志《新世纪》刊登题为“收入的真相”的专稿称，2011年中国灰色收入达到6.2万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12%。 专稿援引一项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情况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 调查还说，顶层家庭的收入是底层家庭的20倍；社会保障向高收入者而非低收入者倾斜。 这项调查是基于2012年对全国27个省份市、县、镇、建制镇的城镇5344户城镇常住居民的家庭情况和最新统计数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发布。 此前，课题组分别在2005年-2006年和2009年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过两次调查，并形成了2007年和2010年两个研究报告。 三大看点 基于2012年调查数据，作者完成了新的研究报告，得出三大发现： 1．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集中在部分高收入居民，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说明腐败对社会的影响面在扩大。 2．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501，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0.9倍，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6倍。 3．相对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和灰色收入总量仍继续扩大。 文章在分析调查结果传达出的几个重要信息时说，灰色收入进一步膨胀，以及从最高收入家庭相中高收入家庭扩散的趋势并不是一个积极现象。 文章说，这可能也意味着腐败之风向全社会扩散，意味着维持社会正常分配秩序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瓦解的危险。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居民共同从腐败中受益，受益者仍然是少部分有寻租机会的人群，他们在中高收入阶层中也只是一部分人。 腐败蔓延 文章说，这种情况导致的居民收入比重上升，说明国民收入总量中来源不明收入（灰色收入）继续增加，通过隐秘的途径流向少数人的腰包。其主要部分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的其他生产要素（资本、人力资本、土地等）报酬，而往往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以及其他类型寻租的结果。这意味着收入分配格局混乱，腐败情况非常严重，必须认真应对。 就在《新世纪》刊登有关中国灰色收入报告的同时，《南方都市报》报道称，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涉嫌严重经济违纪被立案查处。 该报引述广州市纪委通报称，张新华通过贱卖国有土地、物业收取私人老板巨额贿赂，涉案金额约3.4亿元。 报道还说，该案为广州近十年来查处单个干部涉案金额最大案件。 体制问题 《新世纪》文章在分析过去几年灰色收入膨胀的原因时称，这一增长趋势与2009年-2010年政府实行的过于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大规模政府投资有关。 文章说，在公权力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大规模介入资源配置，是导致公共资金流失、腐败泛滥的重要条件。 文章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主要是体制原因造成的。其中，公共资金管理不善、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分配不当、要素市场缺乏规范、行政垄断扭曲分配、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公共服务部门腐败高发等六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 文章最后说，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使用一切必要的行政手段反腐，还需要以渐进的方式坚决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推进法制化和民主化建设，形成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基础。 （撰稿：尚清 责编：董乐） fullrs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