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波恩前，我捧着一摞青花瓷盘，敲响了邻居老太太的家门。出来开门的却是老太太的女儿、一位70来岁的妇人。她告诉我，母亲昨天去了“home”。记得我刚到德国那年，她母亲已有90岁，还能在院子里走动，看看花、弄弄草，还总夸我用来摆点心的青花瓷盘——正因如此，我才抱着瓷盘去找她，想送给她留个念想。 老太太女儿所说的“home”，其实就是“老人中心”。目前，德国有3.8%的75岁至79岁老人、8.2%的80岁至84岁老人，以及17%的90岁以上的老人，居住在“老人中心”或养老院里。他们的入住原因，大多是健康情况相当差、家庭照料缺失，或是已完全无法独立生活。而我的邻居老太太，正是在被女儿照料了6年后、在临终岁月被送到了“老人中心”护理。 中、德国情迥然不同：德国人口8200万，而中国则有13亿。但有一个趋势是相同的，即社会老龄化。据联合国与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预测，到2050年，两国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都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趋势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政府和社会又该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呢？ 根据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化学院）网站介绍，虽然在现实中，德国65岁以上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中国却有三分之二的老人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反映出中西方在“老有所养”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不过，鉴于西方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此，仔细分析差异背后的共性及经验，或许仍能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到来提供一些启迪。 其实，中西方养老形式差异的成因，主要还在于经济基础，另外也包括一些家庭观念的因素。例如德国老人无论退休前后，都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险制度，说白了就是“不差钱”。他们有能力在退休后把自己送到机构养老。同时，在家庭观念方面，多数德国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便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虽然他们也会给予年迈的父母帮助，但照顾父母并不是子女们的道德要求和法律义务。 而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老人并不享受社会保障，家庭养老往往成为唯一的选择。即便是对于有福利制度覆盖的城镇家庭，机构养老也远未普及。一方面是因为设施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昂的费用也不是所有老人都承担得起。 需要指出，当前我国城市老人中的许多人，是在低工资、低待遇、低社保的情况下度过了他们的青壮年，现在老了，本身积蓄就不多，还要被高房价压迫下的子女们“啃老”，甚至将毕生积蓄拿出来为子女买房。与西方社会有完善社会福利保险制度保障的老人相比，我们的老人可以说是真正的“未富先老”。家庭观念方面的影响更不用多说，直至今天，中国的社会舆论仍常常把子女将老人送进养老院的行为，看成“不管不顾不孝顺”。 可是，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由子女养老的传统模式就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今，出生在70、80年代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纷纷成家，马上面临需要同时照顾几对老人的窘境。  从“由谁养老”的困局，就自然引出了“去哪养老”的问题。 西方社会老龄化比我们提前到来，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由私人开发商营建的、以养老为目的的社区，适合刚退休、能照顾自己的老人。据作者张卫国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5期上的《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介绍，其中一种是“退休新镇” (retirement new towns)，一般建在佛罗里达、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等南部各州。那里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且物价低廉，吸引了全美老人迁徙定居。最有名的当属亚利桑那州的目前世界最大的退休社区——“阳光城”，人口多达4.6万，内有满足老人健身、休闲、医疗等各种需求的服务设施。另有一类“退休村”(retirement villages)，规模较小，是在现有社区里再划出土地建老人公寓，利用社区内已有的医疗、健身资源。 还有一类就是“养老院”或“老人照顾中心”(congregate housing)了。它们不同程度地依靠联邦、州政府或其它民间机构的赞助来兴建，接纳对象多是年老体弱、需要照顾的老人。住在这类机构里的生活开销视具体条件而定，各级政府会提供补贴，宗教、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也会提供资金援助。 不过，退休后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气候宜人、生活成本更低的社区去住，这种养老方式在美国早就过气了；现在，老人们更愿在自己居住的社区养老，或搬到子女所住社区建的“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安度晚年。 于是近年来，在欧美的报刊上经常出现“自然退休社区”(Naturally Occurring Retirement Community)这个词。这类社区并不是刻意为退休老人设计的，而是鼓励老人退休后仍留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养老。《美国养老社区研究》一文指出，目前在美国约有27%年过55岁的老人居住在“自然退休社区”里，而只有5%至7%的同年龄段老人住在规划的老人社区。 一些私营公司也看到了市场机会，开始开发、建造新型“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主要供家境比较宽裕的老人选择。老人在这里住在拥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的套间，有专门服务人员上门清洁、提供穿衣、洗澡和膳食服务，利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提供优质服务，并通过社区志愿者的活动增加社区凝聚力，让老人们能继续在体面的“家”中安度晚年。 较之于传统养老院中通常由两、三位老人合住一间、中间以布帘隔开的居住形式，这种公寓令老人们生活得更自在。而且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活动和膳食都有严格限制，而在“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中，老人可自己开伙，或让服务人员提供每日三餐，更具灵活性。这些都是令“居家援助式”公寓一时风靡、甚至出现供不应求局面的优势。 当然，对于低收入老人而言，“居家援助式”老人公寓的收费比较昂贵，又因其是私人公司筹建的，不能像由地方政府兴建的养老院和老人中心那样，为低收入老人提供政府补贴，所以“居家援助式”的老人公寓，在入住老人的经济实力上，门槛还是很高的。 西方国家的养老场所和形式已经如此多样化和细分化，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回国后不久，笔者就去看望住在北京北郊“太阳城”（即“ 北京太阳城国际老年公寓 ”），中国国内最早专门面向老年人的房地产项目之一，简称“太阳城”）里的父亲友人刘叔叔。确切地说，是刘叔叔的儿子开车把我载去的。如果让我自己从城里坐公交车，恐怕至少要辗转两到三个小时。这一路过去，我接到无数通刘叔叔的来电，询问我们“到哪啦？”，可见他是多么盼望亲友的探访。 我原以为，这个从名字上令人联想到前文提及的“阳光城”等美国退休新镇的老人社区，会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到了那里，发现除了空气新鲜、地域空旷等郊区公寓的特点之外，对于老年人居住，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优势了。然而缺点却显而易见——离子女在城里的住处和老人的朋友们都很远。说起这里专为老年人居住所做的配套工程，叔叔、阿姨似乎并不很满意，而是“失望大于期望”：入住后的服务远没有开发商当初承诺的那样完备和及时。虽然根据一些媒体宣传，北京太阳城在中国的“养老地产”当中已算是走在前头且较为成功的范例了。 北京市老龄办2012年发布的《北京市2011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在北京市户籍总人口1277.9万人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247.9万人，占总人口的19.4%；而北京投入运营的养老机构床位总数仅7万张。也就是说，“机构养老”远远满足不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需求。 于是这几年，巨大的供需缺口也在中国催生出“养老地产”这类全新的概念及项目。同时，如天津等地方政府也曾试行一些扶持政策，推动这类地产的发展。目前，包括万科、保利、绿城在内的众多大型房企都已涉足其间，甚至泰康、新华等多家保险企业也携巨资进入了这一市场。然而根据许多媒体的调研，现实却变成了，由于目前中国的开发商们对于所谓的“养老地产”，尚未摸索出有效率、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做养老机构几乎挣不到什么钱；而相关政策和监管又有诸多漏洞，于是很多开发商做此类项目，都是先打着“养老地产”的幌子享受优惠来拿地、囤地，然后通过“变味”的商业开发高价售房赚钱。以这样的投机思维开发老年社区，房子卖完后的后续日常运转自然不可能真正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北京的“太阳城”也遭到过 此类诟病 。 其实，即便在发达国家，“养老地产”的开发也是在政府政策扶持与监督下，以微利、让利或者无利的模式经营的；后期的运营服务才应是“养老产业”经营者持续利润的来源，也是养老产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点。因此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那种想打着“养老产业”幌子开发房地产盈利的、“蚊子腿上劈三两肉”的想法趁早休矣！ 通过对中、外老年社区发展形势的观察、对比可见，中国相关产业目前仍处于初级而不规范的阶段。着眼未来，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开发者探索的方向是，在城区内的原有普通社区中，配建养老组团或养老公寓；或者在新开发的社区里，在建普通住宅的同时，拿出一小片地配建一至两栋“养老公寓”。这种开发模式尤其符合中国老人希望与子女相互辅助的生活模式，也较适合第一代独生子女需要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的需要。 而在这方面实践中，政府和非盈利机构尤其有许多事情可做。从政府层面看，可以从明确土地专项用途及出让政策着手。目前在中国城市规划领域，还没有“养老产业用地”这一特殊土地用途；于是商业型养老项目基本都建在国有出让用地、以招拍挂方式获得的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和医疗用地上，导致前期土地成本非常高、出售价格自然也就很高，令老人们难以承受。 而包括物业管理、社区服务等的后期运营，则可以由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的社区服务合同、经营社区养老产业。这不失为一种良好循环的运作模式。 谢芳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2013年2月12日，中国农历正月初三，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随即遭遇全世界的反对。3月5日，朝鲜宣布，不再遵守《朝鲜停战协定》；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朝鲜第3次核试验问题的第2094号决议。决议首次将从事非法活动的朝鲜外交人员、银行业实体以及非法现金转账列入制裁范围，并进一步增加了旅行限制。这是联合国迄今对朝鲜实施的第4轮制裁，也是最严厉的制裁。中方投赞成票。完全可以预见，以上事件将改写中朝关系。未来中朝关系如何？或许，我们从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教授的讲述中可略见端倪！] 最近10年到20年中国对朝鲜政策有一些问题，总是给人一种好像被谁牵着鼻子走感觉。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很大程度历史的神话束缚了我们的头脑，束缚了决策者的头脑。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神话？——中朝关系是历史上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中朝关系，“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形容词非常多，如此说法讲了60年，所以至今仍根深蒂固。 对此，我的学生对我介绍说，网上大家对这个问题提出很多疑问：真是兄弟关系？真的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吗？现在怎么凝不到一块去？这需要我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分析和深刻检查。这几年我看了很多材料，试图对中朝关系的历史脉络、外交特征、性质做出判断。如果我们判断比较准的话，对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过什么事，中国又是怎么处理的，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如果对这个历史过程有一个大致了解，可能会对今后、现在有一个借鉴作用。 我先从1940年代讲起，之前就不用讲。中朝关系很古老，到晚清前，朝鲜大多时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后被日本人统治了40年时间（1905-1945年）。日本人之后是苏联人，自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北朝鲜后一直到1949年苏联撤军，在这4年中基本是苏联人说了算；再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朝鲜战争，中国在朝鲜有很大的发言权，直到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走，朝鲜才真正说了算。所以朝鲜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很晚，具有自己独立地位的时间很短。一会儿我给各讲故事就会知道，他想做什么事，一会儿老大哥来了，一会儿老二哥来了，他做的事都不算数，都得重来。朝鲜现在有一些行为和心态得分析它的历史过程。 在中苏关系边缘的朝鲜 在1945-1949年，中国跟朝鲜基本上没有直接的高层关系，因为中国内战，朝鲜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在基层，主要是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被苏联占领，朝鲜执行的政策就是苏联政策。那时苏联对中共是支持的，但又不能公开支持，就通过朝鲜起作用。比如朝鲜是林彪的仓库、庇护所、转移基地，四野部队跟国民党打仗，打不过往就往两个地方跑：一是朝鲜，二是中国大连。如此国民党不敢追，因为朝鲜是另一个国家，大连则有苏联占领，所以它是庇护所也是仓库。军队打仗，没有一个稳定的基地不行。而战略物质放在朝鲜比较合适，用得着就过江拿，拿回来再打，要不然借道朝鲜绕过去，比走东北方便得多。包括伤病员都在朝鲜治病。所以在东北战场，朝鲜给了中共提供很大的帮助，但多大程度上是朝鲜本身做出的决定很难讲，因为那时是苏联远东军第25集团军驻扎朝鲜，整个朝鲜都在苏联军政府指挥下、安排下活动，以及通过大连港给中共运物资、武器、弹药。这时期，双方大体上保留在这样一个层面。出面联系的是当时的东北军区，至少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出面；而朝鲜跟国民政府更没关系。所以，这个阶段，与中国国家层面没有直接关系。 到什么时候有了高层的联系？那是1949年初夏。当时，金日成很想通过武力方式实现朝鲜民族统一。在1948年朝鲜分为两部分后，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统一朝鲜，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靠宣传、口号实现不了统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金日成很想通过苏联和中国的帮助实现此目标，所以派人到北平（北京）。那时，毛泽东刚进北平还没进紫禁城，于是金日成不仅见了毛，还见了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他希望把四野部队当中的朝鲜族放回国。因为1949年4月，驻扎朝鲜的苏联部队撤走了，留下了一部分武器给朝鲜，但没军队。朝鲜原来都没有国家，遑论军队？就只有打游击的，那也没有见过大阵势，只有四野部队中4万多人打过大仗，比如166师围困沈阳、164师围困长春，都是参加过大兵团的战斗。后来毛同意，另有一部分人跟着林彪南下到海南岛，打完后就给你送过去。就这样一个过程 金日成第一次到北京见毛是1949年5月13日。在此之前，他于4月20日至4月25日去了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希望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朝鲜统一，但斯大林临走时说：你必须到北京跟毛泽东谈，中共中央得同意。所以金日5月13日到北京，13、14、15、16日谈了几天，毛泽东同意了也接受了。这是金日成第一次跟毛见面。 在这个时期，朝鲜基本上是听苏联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看俄国电报档案：金日成问斯大林能不能跟中国建交？斯大林回电：当然可以，等我与中国建交后你再建交。金跟毛谈时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毛不同意，说同盟条约打完仗以后再签。这话有道理，但他们内心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可能毛泽东不愿意在法律上承担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毛问斯大林：金日成来想跟中国签同盟条约，我的意见是朝鲜实现统一后再签。斯大林回电说可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的时间里就这么一次接触。这是第一阶段。 值得怀疑的“血染的友谊” 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1957年。很多中国人都以为这个阶段是中朝关系最好的，朝鲜战争鲜血凝成了友谊。其实错了，这段时间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候。档案文献显示，在整个朝鲜战争过程中，中、朝两国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立场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说的战斗友谊、中朝之间密切关系是否存在？这个当然存在，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怎能没有友谊、怎能没有友好关系？当然有，但主要在基层。毛泽东对此曾经发过好几封电报：对朝鲜一草一木要爱护，跟居民搞好关系，志愿军违反军纪有枪毙、处分的。中国军队很注意，这些都是事实。可根本问题，即在重大战略问题上中朝两国领导人的高层考虑不一样，分歧非常大。 比如：中国军队到朝鲜应谁指挥？金日成觉得应该他自己指挥，你是外国军队到朝鲜作战不是我指挥吗？我是最高司令长官（那时金日成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应该听我的。彭德怀觉得中国怎么能听你的，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金日成对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的司令部是不是和我靠近一些，咱俩在一起好一些。”潜台词是我指挥你。彭德怀说：“没问题，咱俩就在一块。”结果合在一起之后，金日成突然发现是彭德怀想指挥他。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11月5日）打完也没有明确谁指挥谁，而且当时朝鲜军队几乎被打没了，剩下的跑到吉林修整，作战部队只有志愿军13兵团。但总体说来，这时还不存在大问题。 但是，随着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7-12月24日）打响，问题就陆续出来了–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因为他们的军队经过训练回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两个司令部之间没有沟通，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这无疑是指挥问题。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各管各，派个联络员联系。金日成想，他是一国元首，必须指挥自己的部队，把部队给中国人指挥成何体统？这个感受可以理解。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交出朝鲜人民军指挥权。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吵来吵去没有结果，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就是说朝鲜人民军要交给志愿军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这件事对战争当然有益，但对金日成的影响可想而知。有一段记录，记录了金日成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他说：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让我放弃总司令的职务对不对？苏联驻朝鲜大使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说：“对，是这样”。金日成默默无语地走了。想像一下这个情景，他心里肯定特不好受。 这个事过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38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怎么能修整？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就完了，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彭德怀说必须修整。细说起来，这件事有由来：那时，“第二次战役”还没结束，彭德怀就曾给毛泽东发电报：建议不越过“38线”。为什么？部队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打得非常艰苦。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所以彭德怀、聂荣臻跟中央报告说这个战争不能再往下打。毛泽东回电说不行，这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38线”一定要过，否则朋友们会不高兴。彭德怀回电说，“38线”过可以，能否保住不敢保证。所以说，这是彭德怀和毛泽东商量过的，而且实际情况要求只能修整，不修整怎么办？这样的决策与命令和朝鲜人的想法差距很大，朝鲜人当时一心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尽快结束这场战争。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网上盛传金日成让彭德怀煽了一大嘴巴，这个我不知道，但两个人的吵架记录我看到了，你一言、我一语用词非常严厉。彭德怀还说：“我就这样决定了，如果将来证明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可以枪毙我”。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3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话说得很难听，金日成脸上也挂不住，那点事都给斗出来了，他俩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彭德怀说：“你不是说现在风一吹就能把美国人吹到海里去了吗？你去吹风，我帮你去守后方，省得让人家抄的后路。”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电报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彭德怀是真正的军事家” （我没有看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回电，但斯大林的回电肯定是接到毛泽东的报告：到底是打还是停，听您说一句话）。当时，跟朝鲜领导人站在一起的还有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军事顾问，他们都赞成乘胜追击，所以斯大林还有一段话是冲着苏联军事顾问的，斯大林说：“以后军事问题你们少插嘴”。如此才把问题解决。这件事对朝鲜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我看1954、1955、1956年的档案材料，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当然这不是事实，真打也打不过，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朝鲜劳动党内之所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说明这件事对金日成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本来可以取胜，因为你下令停止进攻修整导致这样的结果。 夹缝中的金日成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也是中朝之间矛盾吵得“不亦乐乎”的–即铁路管理权。朝鲜铁路归谁管？开始一直是志愿军司令部管，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因为当时战事非常紧迫，双方还算相安无事。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中朝分歧也就出来了。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搞建设，朝鲜几乎被炸烂了，就要求运经济物资。但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大概有一年时间，双方在铁路问题上发生很多争执，彼此抢车头、路线、仓库，导致诸多事故。当时，美国轰炸非常频繁和激烈，一抢起来双方都在，美国轰击轰炸一下就炸毁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德怀几次给铁道部。最后，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跟朝鲜谈判，铁路到底谁说了算，他要求归中朝志愿军司令部。金日成呢，几次找中国政府交涉，说铁路权就是主权，不能丧失主权交给中国人管。最后周恩来出面跟彭德讲：算了，这不争了，朝鲜愿意管让朝鲜管，只要保证军事物资供应就行了。但是，周恩来电报发过去没两天，斯大林来了一个电报（大约是毛泽东打报告给斯大林）：“铁路必须军管”。没办法，铁路又交给彭德怀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郁闷了–为什么每次都是朝鲜忍气吞声。如此，关系越来越紧张。 我看苏联解密电报说得特别隐讳，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和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比如停战谈判，其过程非常复杂，变化太大，这里就暂时就不讲了，就讲一个时间–1952年夏天，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陷入僵局，因为有5个问题：中立国问题、边界线问题、隔离带问题等，前4个都解决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战俘问题，中国提出要全面遣返，抓你多少人还给你，抓我多少人还给我。美国不干，美国抓中国人多，中国抓美国人只有几千。美国人说按比例遣返，后来自愿遣返，谁愿意回就回去。双方争执不下，金日成给斯大林电报说：现在谈不下去主要是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搞的鬼，我不明白李克农为什么非要那几个战俘，战俘有什么可要的？本来也不是共产党人，都是国民党投降过来的。还说：中国人要回来的战俘没多少，但美国飞机炸死的朝鲜人比战俘要多很多，如此吵下去还会死很多人。当然电报表达得比较隐讳，但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坚持绝对不让步，金日成说应该接受美国条件签字停战。 1952年9月，斯大林把金日成、彭德怀、周恩来都叫到莫斯科，对他们说：你们说吧，到底什么意见？最后，斯大林同志又说了一句话：我看毛泽东同志的立场是正确的。金日成又默默无语地回去了。所以中朝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不一致。当然这可以理解，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想法，比如1951年6月要求苏联出面调停，到52年坚持采取强硬的立场等，变化过程非常大。不过在整个过程中，中朝高层的分歧和矛盾非常尖锐。 在此情况下，之间有多少友谊？鲜血流了不少，结果没有凝成友谊。所以战争结束后（1953年7月），朝鲜要恢复经济建设，但没钱。金日成没有到中国，而是去找苏联要钱。只不过当时斯大林死了，跟新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要到一点，因此金日成又准备到东欧去要。这时，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你到中国来，要什么好说。所以，10月金日成来了。具体怎么谈的我没有看到材料，但结果很清楚：中国无偿援助朝鲜8万亿人民币（币制改革后是8亿人民币），现在觉得没有多少，一顿饭几亿就出去了，但那时是很大一笔钱。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朝鲜，8亿给越南，剩4亿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分了（这都是无偿的）。那是什么情况？1953年10月，中国刚刚经历完战争，也是需要钱的时候，而且刚刚开始“一五”计划建设。中国不但给了朝鲜8亿，而且朝鲜战争期间所有贷款、贸易差额和朝鲜欠款一律撤销。毛做的决定一定是看着苏联做的，苏联减半，交50%就行了。结果毛一句话–全免！还有其它的，比如中国专家去是中国给钱，苏联专家去是朝鲜给钱。这样的差距很大。 我看苏联大使馆一个报告给苏联外交部，1953年底中国援助项目谈完后，觉得苏联政策应该变变，现在我们给朝鲜的援助比中国差远了，列了好几条。1953年底中国对朝鲜无偿援助的总和超过了苏联和东欧所有国家对朝鲜的援助，毛为什么要在中国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这么多的钱给金日成恢复家园？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补偿金日成心灵上受到的“伤害”（现场笑）。就中朝关系而言，朝鲜战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苏联主导朝鲜和控制朝鲜的态势转到了由中国控制朝鲜。在朝鲜战争这3年多过程中包括后来，前前后后七、八年是中国人说了算，朝鲜问题上只有中国有发言权。斯大林为什么一直顺着中国？因为毛泽东很多想法比较符合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从苏联的利益出发，毛泽东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首先是苏联的利益。毛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中苏关系、中苏同盟维持，中国安全、发展建设就有保证，所以在重大问题上中苏一致，受气的当然就是朝鲜。 “备胎”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心有怨气、心里不舒服，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鲜战争过去后毛必须安抚他。安抚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钱用完了，因为朝鲜1954、1955、1956年为恢复时期，要建设就需要钱，金日成又到苏联、东欧，这时朝鲜出事了。这得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朝鲜劳动党由很多党组合，主要是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又有很多派，总之朝鲜人团结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实1925年朝鲜劳动党就成立了，但不过3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朝鲜劳动党才恢复，但总部不在平壤而是汉城。 原来，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有一拨人，他们以朴宪永为主，称之为南方派；一拨人在北方坚持抗日，叫国内派；第三拨是苏联派，主要是20世纪初从朝鲜到苏联的移民。二战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数民族和外面勾结，所以就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都调到苏联腹地，整个村、镇迁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边界，匈牙利人不能在边界，全调到内地，其中包括朝鲜人。在远东所有朝鲜族人整村、整城、整镇搬到中亚哈萨克斯坦。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东北时，斯大林突然想起没个人带路话也说不通，于是到哈萨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语说得好、懂朝鲜语随军南下到朝鲜，这批人后来就留下了，这就是苏联派。还有一派是延安派，这是原来在八路军当中的朝鲜族干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朝鲜，他们被称为构成延安派；最后一派是游击队派（即金日成派），是原来参加抗联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这拨人在1940年日本关东军大扫荡时逃到苏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让他们回，否则没法跟日本人交代，于是留在远东，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建了营地。中国人是周保中、李兆麟、冯中云，其中也包括朝鲜人。周保中成立时叫抗联教导旅，后来斯大林给了一个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样可以领受军饷）。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国人跟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当向导。金日成当时是一营营长，他带队回朝鲜。金日成回去时还不是北朝鲜领袖，苏联也没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坚决反对苏联的托管政策，结果被放弃了，这样才换成金日成。我看到苏联给金日成的评语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当中很有威望，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能团结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鲜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他给斯大林写信推荐金日成。那时金日成年仅32岁，金斗奉、崔庸健都是比他高一辈的老革命家都没有被推荐，就推荐了金日成，说他有政治头脑、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来，不过很多人不服气，金日成就通过各种运动、手段陆续把一些派别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鲜统一、指挥被降职。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还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因为有苏联和中国在，就抓生活问题，比如贪污，找点原因给你降职。 但即使这样也容易引起这些干部的不满。1954-1955年，延安派跟苏联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两派就联合起来。南方派彻底跨了，李承烨一个案子枪毙了十几个人，后来朴宪永也被绞死了，朴当时是朝鲜共产党主席，从汉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后来说他是美国间谍。1956年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当时，共产党各党都传达了苏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从神坛被垃下来，赫鲁晓夫批个人崇拜。所以朝鲜劳动党内开始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特别是金日成去东欧要钱时国内出事了，这两拨人准备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借8月中央全会把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干部搞下去，开始批金日成的组织路线和经济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经验，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赶回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苏联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断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阴谋是延安派搞的。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体材料，看到的都是从苏联档案馆看到的，看的是汇报情况、大使谈话，材料非常丰富。苏联派群龙无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鲜人大委员长，地位很高但没什么权力，他也不争权，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证实金斗奉参与，至少默许了。他们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离开朝鲜，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装不知道。当然他不敢参与，也怕，因为真成事，岂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干掉。金日成来信问：朝鲜国内情况怎么样？崔庸健说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结果金日成回朝鲜，苏联派全部官复原职，主要对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还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开会，一个一个站起来批评金日成，但发言根本不能完成，一发言就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遍。时任副首相兼内务部部长戌辉被金日成贬为总工会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弼奎被贬为是工商部长。他们几个在中间休息时商量说不对劲，事情怎么会这样，觉得事情败露了，然后开车直驱鸭绿江大桥，跑到中国。中国边防军不知道，他们说是首相、政治局委员。边防军赶快给北京打电话，周恩来说“没错，就是，赶快送北京来吧。” 到了北京，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把具体了解后报告给毛主席。毛听后勃然大怒。他们跑过来是31日，9月中旬中共开八大，苏联代表团、朝鲜代表来都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派崔庸健过来。毛主席找米高扬说：“朝鲜出的事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是听主席的意见。”毛说：“朝鲜这颗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还说：“我看这样吧，你找崔庸健谈一次，我找崔庸健谈一次，我们要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你去一趟，彭德怀和你一块去。”后来毛把崔庸健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讲朝鲜劳动党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曾到中国大使馆（时任大使是乔晓光）要人，说朝鲜有几个人叛逃，中国必须引渡回来。档案里乔晓光说这不算叛逃，属政治移民。毛在谈话中讲，“这几个同志能让他们回去吗？回去还不被你给杀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杀人？”弄得崔庸健也没话讲，训了一顿，并说：“回去给金日成同志带一个话，过两天我们派人去。”几天后，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谈话“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为8月全会把中央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开除，被贬到基层工作，“必须撤销8月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弄得金日成一点办法都没有，马上召集人开会，说：“各位，8月全会的决议都是错的，我们要重做一个决议。”主要是恢复这些人的职位。米高扬说：“行了吧老彭，咱哥俩走吧。”彭德怀说：“不行，主席跟我说要看着金日成新决议登报，不登报不走。”后来彭德怀还是走了。后来我看到报纸上就登了一个小条：9月开了新的中央全会做了一些新决定。这引起了乔晓光的不满，他找苏联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应全文登在报纸上，怎么就弄这么一小条？ 这个事件后，中朝关系降到冰点，金日成当然非常不满，他这事做得对与否是另一回事，经济路线有没有错是一回事。作为一国之主、一党领袖，北京、莫斯科来了俩人，捏着我的脖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满，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地步。而且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算停火，没有签订合约，委员会不断地谈判以及第三国舰队等。中、苏、朝有一个中朝委员会。所以11月份朝鲜提出一个主张：以后有什么事应该在联合国直接解决。这个意见毛泽东看到后更火了：这还了得，岂不是想把中国踢出来？直接跟联合国谈？谁打你们的？是联合国军打朝鲜，怎么跟敌人去谈？让敌人决定你的命运吗？11月30日把苏联大使尤金召来：“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很可能就是纳吉。”尤金说：“怎么办？”“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愿意干嘛就干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说到第二条时，毛加了一句：“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尤金怎么跟赫鲁晓夫汇报的，赫鲁晓夫怎么答复的没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拨修事件”发生后，注意力被吸引到欧洲，此事搁置，一搁置就是一年，志愿军没撤，中朝之间断了联系。这一段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期，不过报纸上永远都是“中朝友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因为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了金日成，毛两次跟金日成谈话，上来就说：“金日成同志，我错怪你了，你还是很革命，是我偏听偏信。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让你放心。”第一次谈金日成有点懵，没答话，不知道毛想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实毛几次跟苏联人讲话：我有志愿军在那儿，说是防美国人的，但金日成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谈话金日成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大家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来过去制订了撤军计划，到1958年10月所有剩余在朝鲜的志愿军全部撤走，没有一兵一卒。那时候的中朝关系是真好。此后，金日成年年到中国来，那时正值中国大跃进时期，金日成拍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中国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发枪搞全民皆兵；中国办公共食堂，朝鲜在平壤也办一个大公共食堂，比中国还大，能装4万人。”毛特高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那时候中朝关系非常好（1959-1960年）。 为什么毛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态度？我分析认为他对朝鲜无外乎两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不行就软。这是第一；第二，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在196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后来看拉不过来，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帮穷兄弟。那时，毛泽东希望周边朝鲜、越南、日本，至少亚洲国家跟着我走，东欧拉几个（最后拉动了阿尔巴尼亚），出于这样的考虑对越南、朝鲜让步，要什么给什么。1959年、1960年中国困难时，金日成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都给。所以整个东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态度，这跟东欧国家不一样。 赫鲁晓夫也不傻，东欧都听话，金日成不听话不行，就说：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说：“你看一份文件”。什么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拍着大腿：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鲁晓夫，说朝鲜劳动党从来就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走的，你们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决不会听中国的话。回朝后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中朝关系下降。没到3月朝鲜经济困难，跟底下人说：再到中国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他看了什么，但朝鲜经济态势在那儿摆着，大量给援助给粮食。 共产主义者的礼物 最紧张时出了边界问题。中朝边界简单说到清朝时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大问题没有，图们江到日本海和鸭绿江到渤海有分界线。鸭绿江江源水深界线比较清楚，问题不大。但图们江水浅资产多，哪个算源头？争议非常大。有三条线，中朝边界确定了中间这条线。当时朝鲜内阁也同意。如果这个条约算数，中朝之间没有大的边界问题，有的是岛屿、河流改道、中心线位移。 但日本投降后，不管是北朝鲜还是南朝鲜都认为日本人逼着他们签的条约不算数，由此就出现边界到底在哪儿的问题。中国政府1958年边界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朝边界没有问题，从他们的观点看就是岛屿、边界线，这些好解决，而且都是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边界总比资本主义国家边界要好解决得。1958、1959年中国领导人就是这样的思路。但一直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缺资料，那时国民党把好多资料带走了，共产党接管政权后都不知道什么是麦克马洪线。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外交部紧急到南京调档案，一件都没找到，我看江苏省外师范给外交部写的报告：接到命令开始查找，但到今天为止一个文件没有找到。怎么谈的不太清楚，现在整个关于中朝条约谈判过程的文件一点都未透露。后来就签了这个条约。 《中朝条约》签订内容一直是个秘密，究竟是怎么签的谁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1967年韩国人在长春旧书摊上找到一个文件，里面记载了中国和签约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1962年中朝条约。那上面是怎么划的？基本是按照朝鲜线（黄线）走的，只不过天池划了一半，东南方向54%（斜着下来）是朝鲜的，西北方向46%是中国的。现在看天池从西峰、北峰可以看，对面是朝鲜，等于这块地都划给了朝鲜。这个文本由韩国人翻译成韩文公开发布出来。我们查阅外交部2006出版的《中外边界条约集》，中朝一卷那么厚没有这个条约，以及1964年的议定书也没有。中朝边界问题从官方角度来讲是一个秘密，没有对外公布。我考证过，韩国公布的文本是比较准确的，为什么？我查了跟这边界有关的地方志、事志和县志，别的没讲，就特别说明了那一段，我们这一段边界怎么划的，你那一段边界怎么划，连起来是一样的。当然，最后需要档案开放看这个条约是怎么签，不过我初步判断韩国公布的文本是准确的。于是，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基本是在那个基础上稍加调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变动非常大，出让了几百公里。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做？当时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很明显的直接原因是希望通过在边界问题上对朝鲜的让步取得朝鲜对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支持，在中苏分裂过程中，朝鲜能够站在中国这一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跟毛泽东的“天下观”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在谈到边疆、边界问题时，观念很像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央王朝的思想，像明清天子–周围都是藩国。所以中国原来没有边界但有边疆概念。边疆可以伸缩，你服从了，年年进贡就是我的。如雍正六年（1728年），安南王（现在的越南）黎维裪跟云贵总督吵架争120里的地，结果吵到朝廷，雍正大笔一挥：80里给安南王，40里给云贵总督。后来有奏折上来说安南王对此不满意，雍正不高兴：天下土地都是我的，想给谁就给谁，给安南王不过是外藩，给云贵总督是内地而已，有什么不满？给你80里还不满？刚说完，安南王奏折上来了，其实安南王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中央对地方照顾，一定好好守好这块地方，世世代代效忠中央。雍正高兴，大笔一挥：那40里也拿去吧，替朕好好守着。你都是我的，多给你点地算什么？雍正皇帝的意思是：“朕统御寰宇，凡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王土。”毛应该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看那个谈话记录，将其归纳起来想想：毛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我想是因为在他的头脑里没有民族国家、边界概念，这很像原来的皇上。基本上明清天子都是这么想的。古代中国用的概念是“天下”、“四海”，哪有边界？朕的力量到哪儿就是边界，所以中国古代是有边疆无边界。二战后，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有了新思维：世界革命。世界革命思维跟中国古代传统天下观不谋而合。共产党基本理论也是没有国家、没有国界、没有民族的，最后通通都要消失，国家也要消亡。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共产党、情报局都是这样。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先考虑的是要搞东方情报局，跟斯大林俩人说好：欧洲归你管，亚洲我管。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领导人脑子里民族、边界、主权的观念很淡薄，这跟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原来没有这样的观念。 再比如1959年中印发生边界冲突，毛泽东把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召到北京：现在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跟你们印度打起来，那个地方都没什么人去，打有什么意思。哪一天只要你们掌握了政权，我把喜马拉雅山都给你们。不要说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线来9万平方公里，你们都拿去吧。1930年代就发出“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吴”的毛泽东，把整个喜马拉雅山给别人也是很自然的事。当时在边界问题上，别说朝鲜，缅甸都这样，把一时的政治诉求和领土主权搞混，边界问题、民族主权是国家之本，不能拿临时的政治诉求去交换这个。这主要跟他们的观念有关，认为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实际对民族国家形成是很重要的。 还有1962年朝鲜边民外逃到东北，中国做了很大让步，这样中朝关系缓和了，一直到文革。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又是一个拐点，到这时中朝关系又开始下滑，主要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赫鲁晓夫下台，新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政策，积极拉拢，而且给援助给好东西；另外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左倾思潮骂金日成，那时中国觉得天底下就是中国自己最革命，其它全是修正主义，什么“朝修”“越修”，反正都是“修”，金日成很不满，而且贴小报：朝鲜发生政变，金日成被赶下台。金日成更不满，所以1966、1967、1968年中朝关系很紧张，《劳动新闻》直接写文章批评中国。到什么时候又恢复了？1969年，一方面美国和南朝鲜的压力对北朝鲜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承受着来自苏联的压力，中朝都需要接近。1969年9月30日晚上7点周恩来决定邀请朝鲜领导人邀请国庆大典，当日晚上11点崔庸健就到了北京，这说明双方都很急迫。从后到1976年关系都比较好。这时毛主席已经老了，1975年毛和金谈话说以后交给你了。金日成回去真当一回事，认为世界革命的班子要接过来。所以到处讲演，办金日成思想研究院。从金日成看，毛泽东去世后应该接管世界革命。但那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根本性调整。 结语 之后我没什么太研究，世界规定30年档案的解密期，再以后看不到档案材料。1980年代以后的事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都是报纸上登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朝关系是变幻多端、冷暖无常、时起时伏的，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或者传统的友谊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神话。第二，中朝关系核心在哪儿？我认为和中苏关系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一样：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之间的内在结构也不一样。第三，你要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鲜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至少可以摆脱被动。 1/1954年10月1日，中共主席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云及金日成在天安门。 2/1987年，邓小平和朝鲜金日成主席热烈拥抱。 4/1951年6月，北京，中共主席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就战争指导方针和停战谈判等问题进行商谈。 7/8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志愿军汽车兵。 11/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参战。 12/1953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于开城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据中国大陆方面统计，在这次战争中，志愿军共牺牲183108人，负伤383218人，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14/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图为周恩来总理与金日成首相在中朝联合声明上签字。 15/1958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向志愿军烈士献花圈。 本文来源《共识网》 —–白衬衫

    “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如果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公器，既不敬畏头顶的神明也不存有内心的道德律令，王法就是天理，怎么改也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有人那么怕宪政？宪政就是限制王法不得违背天理——不得侵犯人的自然/天赋权利。   张维迎 　　 从吴英案到曾成杰案 　　去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上，我的演讲从吴英案说起，今天的演讲我要从曾成杰案开始。有人说我去年的演讲对挽救吴英的生命发挥了一些作用，如果确实如此，我感到很欣慰。当然，无论我在今天的演讲中说些什么，对改变曾成杰的命运已没有任何意义。但我确实希望，我今天的演讲能对拯救未来的一些无辜的生命有所帮助。 　　曾成杰因“集资诈骗罪”被秘密处决这件事，在整个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企业家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兔死狐悲“的气氛。是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司法体制之下，一想到今天曾成杰所遭遇的不幸某一天可能落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有谁能没有一点悲凉之痛呢？ 　　这种兔死狐悲的情感，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孟子讲的“恻隐之心”，也就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讲的“同情共感”(sympathy)。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宣称：人无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中显然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心，就是当我们看到或想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他接着说，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的其他原始感情一样，绝不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最大的恶棍，最顽固的不法分子，也不会全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 　　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对我们理解社会的道德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子讲，恻隐之心就是仁。亚当·斯密认为，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正是别人的喜怒哀乐在我们心目中引起的共鸣使人类有了良知；正是对我们心中的那个公正的旁观者、那个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的尊重使我们有了正义。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整个社会舆论对他的同情，说明我们社会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理大还是法大？ 　　曾成杰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法”了，至少法院认为是这样。一个问题是，曾成杰当时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集资的时候，他是否知道自己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这一点我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法院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无知而免除他的罪行，尽管法官在量刑的时候会对此有所考量。我更关心的问题是，即使他真得犯了法院判决时所依据的那种法律，并且是明知故犯，对他的惩罚就是正义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法与理的关系。十年前我曾提出这样一个分析框架：衡量一种行为是否该做，有两个标准，一是合理不合理，二是合法不合法。这样，我们所有做的事情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既合理又合法，第二类是合理但不合法，第三类是合法但不合理，第四类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基本上都是第一类和第四类，也就是合理的就是合法的，不合法的也就是不合理的。 此时，人们做选择相对容易，遵守法律也就是遵守正义。但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属于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事情很多，有时其比例甚至超过第一类和第四类。这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之所以要改革的原因。 　　这里讲的“法”当然是指政府制定的法律，中国人传统上称为“王法”、“律法”，学术上叫“人定法”(positive law)或立法法(legislative law)。一件事合法不合法是相对清楚的，至少政府官员和法官认为是清楚的。 　　这里的“理”是什么？就是中国人讲的“天理”，“公理”，“道理”，“天经地义”，学术上叫“自然法”(natural law)。自然法在西方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法(the law of God)， 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它们是良知、正义、德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天理或自然法，就是人类以理性和情感所发现的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最一般的戒条或法则。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知恩图报，言而有信，每个人都有保全自己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 　　理大还是法大？当然是理大。理(自然法)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是历史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它与人的本性相符，反映在人的良知中。法(人定法)是政府制定的，组成政府的人与普通人一样，有自私之心，有偏袒亲朋故旧的倾向，有无知和傲慢的特性，有情绪化的时候。如果法律不受天理的约束，不以天理为准则，任何的法律都是“合法的”，就会导致不正义的法律，甚至“合法的暴政”。 　　理事法的“元规则”，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理大于法意味着只有符合天理的法律才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才应该得到遵守。人类之所以需要政府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天理(自然法)有些模糊性，只有原则没有细则，操作起来有难度。也就是说，人定法应该是自然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不是对自然法的否定。打个比方，即使我们都知道开车要靠右行，但如果马路上不划中间线，要判决谁违规了就比较困难。但如果政府把中间线划得太靠左或太靠右，以致某个方向行使的车辆不越线就不可能通行，这样的规则就是不合自然法的，不可能得到遵守。 　　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 　　 自然法(天理)的三条基本准则 　　自古以来，自然法就活在人们心中。但自然法的表述和论证，则是思想家的工作。英国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总结了三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第一条是稳定财产占有的法则，也就是私有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来自人类对生存、安定和和平的需要，以及可用于满足这种需要的资源的有限性，它避免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和相互残杀(害命通常因谋财引起)，使人们可以和平相安，因而是最重要的自然法。第二条是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法则，也就是自愿交易、自由签约权。财产的最初所有者通常不是能给其带来最大价值的人，自愿交易可以使财产的价值最大化，合作双赢成为可能。任何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他人交出财产是违法自然法的，除非这种暴力是为了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第三条是履行许诺的法则，也就是人要言而有信。人类的大部分合作都以言辞表示开始，以行动(履约)结束。如果人们言而无信，就不可能有合作的行动，人类的进步也就没有可能。 　　这三条自然法或天理也就是通常讲的正义的基本含义，违法了其中的任何一条，也就违反了正义原则。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所有发达的法律秩序的主要特征，都极其相同，都可以说只是对这三项基本自然法所做的详尽阐释。 　　以此来看，曾成杰的融资和商业活动并没有违反自然法。他没有使用暴力和欺诈手段获得别人的财产，融资活动是当事人之间自愿的交易行为；他也没有违反自己当初的许诺，即使在政府政策改变之后，他仍然与出资人重新谈判达成新的还款协议。相反，政府的行为却却实实在在违反了这三条自然法则。在法院判决之前政府就剥夺了他的资产并在未经曾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将其转移给政府自己的企业，违反了第一条自然法则；政府不允许他执行与出资人达成的还款协议，违反了第二条自然法则；政府一开始鼓励和支持他向民间筹集资金，后来却出尔反尔，宣布他是非法集资，违反了第三条自然法。 　　 自然法(天理)的普世性和永恒性 　　自然法(天理)是普世的，也是永恒的。看看那些伟大的道德思想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是生活在古代还是当代，他们所倡导的人类应该遵守的“天理”都大同小异，大致不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曾归纳出十九条自然法则，然后说：由于人们之中大部分都忙于养家糊口，其余的人则因过于疏忽而无法理解以上关于自然法的微妙推演。然后为了所有的人都无法找到借口起见，这些法则已被精简为一条简易的总则，甚至最平庸的人也能理解，这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条总则说明，认识自然法所要办到的只是以下一条：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即俗话讲的，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这也就是亚当·斯密讲的存在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想象的、公正的旁观者”所做的情感判断，同样也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基本推理方法，甚至也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正义论的推理方法。 　　显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总则本身就隐含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原则，因为只有平等的人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人格上的平等，“上帝”(“老天爷”)面前的平等。前面讲的大卫·休谟总结的三条自然法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总则推导出来：你不愿意别人剥夺你的生命和财产，你也就不应该剥夺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你不愿意被人强迫你交易，你也就不应该强迫别人与你交易，或者，你希望别人尊重你自愿交易的权利，你也就应该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你不愿意与言而无信的人合作，你自己就应该说话算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现在被称为“ 黄金 法则”(golden rule或 golden law)。孔子提出这个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确实非常伟大，但这一法则在2000年前的轴心时代的许多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中也是一个基本法则，有些人提出的可能更早，可以说是轴心时代伟大思想家的共识，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或宗教不包含这样的规则。比如希腊哲学家皮特库斯(Pittacus，公元前640–前568 年)就曾说过： “Do not to your neighbor what youwould take ill from him。”(不要对你的邻居做你不喜欢他对你做的事情)；几乎生活在同时代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Thales，前624 – 前 546)说过：“Avoiddoing what you would blame others for doing。”(不要做你抱怨别人做的事情)；佛法里类似的话也很多，如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treatothers as you treat yourself)；如果你不想被别人伤害，你也不要伤害别人(Hurt notothers in ways that you yourself would find hurtful)；耶稣也说过许多类似的话，如“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不喜欢别人对你做的事情，你也不要对别人做)；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些格言都可以翻译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基督教认为这一“黄金法则”来自耶稣。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文字，《墨子》和《道德经》的许多话都有类似的意思。 　　今天中国发生的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你可以否定“民主”是普世价值，否定“宪政”是普世价值，但你不能一般地否定“普世价值”，正如你可以说不想吃面，不想吃肉，但你不能说我不需要吃饭一样。 　　否定天理的普世性，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心，都是愚蠢的行为。儒家文化之所以能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就是因为它把天理放在王法之上。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文化就是自然法，这一点虽然在学术界有争议，但至少说明儒家是把“天理”放在第一位的。儒家的“礼法”体现了自然法的精神，这是儒家与法家最大的区别。秦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原因是秦始皇只讲王法，不讲天理。 　　 良知比法律更重要 　　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曾成杰犯了什么法？或许他真的犯了“人定法”，也就是政府制定的律法(所谓“非法集资”)，如法院所判决的那样；但他确实没有犯“自然法”，没有做违背天理、违背良知的事情。 　　处死曾成杰或许没有违反人定法，甚至在处死他之前不告知他的亲人也可能没有犯人定法(法院这么讲了)，但确确实实违法了自然法，违反了天理，违反了人类的良知！ 　　曾成杰的不幸既有法律的责任，也有法官的责任。法律主要是靠法官执行的。我们对法官的基本要求不是仁慈，而是正义！英文中，法官的含义就是正义(justice)。我们必须认识到， 对法官来说，良知比法律更重要，没有良知的法官比不懂法律的法官更可怕。 这是因为，一个法官只要有良知，即使不懂法律条文，他也不会做出违反正义的判决；相反，即使他懂法律，把法律条文背的滚瓜烂熟，如果他没有良知，正义就会荡然无存！约翰·马歇尔被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但他在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背景。这也是西方“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所在。陪审员都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判决是基于良知而不是法律。 　　 有法无天不是法治社会 　　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 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期，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天理和良知。 任何人都不应该以“法律”为托词行不正义之事。当法律不符合天理时，当你不得不在良知和律法之间挣扎的时候，你应该选择站在天理的一边。当然，许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性的私心，也因为人性的懦弱。通常来说，违反人定法的惩罚在眼前，违反天理的惩罚在以后，人们通常会遵守“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格言。但我们应该对那些宁肯违反法律也不愿违反天理的人持有敬畏之心，至少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小聪明而鄙视这些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制定的律法必须符合良知，符合天理！任何违反天理(自然法)的立法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法律，只能被称为“恶法”，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这样的立法是对人类理性的蔑视，是对人性尊严的践踏！它无助于人类的幸福！ 　　当今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不是法律(王法)，而是天理！或者说，最缺乏的是符合天理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开放前，最高统治者是既不讲天理，也不讲法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秃子打伞，无发(法)无天”。文化大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无法可能给每个人带来的灾难，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但曾成杰案件以及其他诸多案件说明，法治不等于律法之治。法治首先是“理治”(天理之治)。法律不符合天理，司法不讲良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无法无天不是一个好社会，有法无天也不是一个好社会！ 　　(本文是作者为2013年8月24日合肥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撰写的主题演讲稿，经作者授权本报发表。2013年8月19日定稿。) 　　

过去二十年，民主宪政的事业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大有进展1，而台湾及香港都是其中值得研究的宪政实验的个案。众所周知，香港的宪政实验乃建基于「一国两制」的概念。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这个概念时2，原意是促进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和平统一，但台湾方面拒绝接受这个安排3。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英国政府承诺于1997年把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香港成了实行「一国两制」的首个试验场4。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政府采用的是一种软性的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紧握于由伦敦委任的香港总督手中，全体立法局议员均为他任命。与此同时，香港沿袭了英格兰的普通法及司法独立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下半的暴动过后，香港的人权保障的水平也逐渐提高5。 　　与香港一样，台湾在被割让予殖民者之前也是在大清皇朝的统治之下。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香港岛于1842年割让予大英帝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再战败，台湾岛在1895年割让予日本。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也侵占了香港，但在战后，英国殖民统治很快便恢复过来；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则随她在二次大战战败而告终，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6。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国政府退守台湾，随后四十多年来，国民党一党独大，长期实施「戒严」。虽然具有宪法法院性质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也同时存在和运作，但其实际影响力不大。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港两地的经济发展蓬勃，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其中二员7，但当时台湾的人权纪录则较香港逊色。 　　在八十年代，香港及台湾同时出现自由化及民主化的曙光。香港的立法局在1985年首次有部分议席由选举产生8。在隔岸的台湾，蒋经国总统在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人民享有的自由和人权大幅度增加，公民社会亦日益壮大，而作为当时的反对党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势力逐渐加强。大法官会议开始建立它作为中华民国宪法的监护者的权威，并推动民主化进程；当时的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四十多年来均未有全面改选，大法官会议却在1990年裁定各中央民意机构的所有议席均须在台湾地区由选举产生9。 　　1990年，中国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此法将于1997年在香港实施。1991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开展了香港法制史上的违宪审查的时代，香港法院开始建立起一套关于人权法的案例。同年，香港亦举行了立法局选举，首次有部分议席由「直接选举」（全民普选）产生。1997年回归祖国后，新成立的香港终审法院领导下的香港法院继续在宪法性诉讼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立法会(相当于回归前的「立法局」)中由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席的比例则逐步增加。 　　在台湾，1991年以来，先后进行了了七次对《中华民国宪法》的修订。同时，大法官会议在违宪审查、法制改革、人权保障、厘清政府不同机关的权力关系等方面不遗余力，贡献良多。台湾更在1996年首次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并在2000年出现首次执政党轮替。一个全面民主化的政治体制已经建立，虽然民主宪政的文化（包括近来备受关注的廉政）仍有待巩固和深化。 　　宪政主义的主要元素包括法治、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及人权保障，尤其是确保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选举按既定规则进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力有序地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台湾和香港都在宪政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台港两地的宪政经验进行比较，从而探讨宪政主义在华人世界的发展前景。 　　在本前言之后，本文第二部分将尝试定义何谓宪政主义，并探索台、港两地宪政主义发展的背景和起源，叙述八十年代以前两地的宪政思想和实践的演变。第三部分研究八十年代以来两地的宪法性文献的制订或修订，包括中国制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港英殖民地政府在其统治的末期发动的政制改革，和台湾自1991年以来七次的修宪。第四部分探讨的是宪法解释。在台湾，这项工作由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负责；香港则没有一个集中的违宪审查制度，而是由各级法院负责。就类似的宪法性问题，本文会选取若干香港的案例及台湾大法官会议的宪法解释作比较。最后，本文第五部分对台、港现有的宪政实践进行比较和反思，并探求其中的意义。 　　 二、 宪政主义在台湾和香港的源起及演变 　　宪政主义虽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但与科学一样，它具有普遍意义，已广泛为全人类所接纳，作为政治和法律的理论和实务的典范。在过去两个世纪，宪政主义的运作模式已被移植到全球每一个角落。拥有一部宪法，成了现代主权国家的特征之一；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无论是奉行资本主义，抑或共产主义，都宣称其宪法在其国土上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宪政，就正如科学、民主、人权一样，被视为现代化的指标之一。 然而，近代史告诉我们，统治者经常对其国家的宪法和宪政主义口惠而不实。真正实施宪政，并不容易；不少发展中国家尝试模仿西方，在本土建立宪政，但却以失败告终。比较宪法学学者Karl Loewenstein10 在考察不同国家的情况后，曾把宪法区分为三种：名义性宪法(nominal constitutions)、文字性宪法(semantic constitutions)和规范性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s)。名义性宪法与该国的政治制度的现实脱节，仅为一纸空言；文字性宪法提供一些关于该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的有用资讯，但并不能约束从政者的行为。规范性宪法真正决定当权者如何产生，它能真正监督权力的行使和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从政者通过潜移默化，均认真地看待宪法的条文，并自愿接受其约束。由此可见，规范性宪法的存在乃宪政主义得以成功实施的重要元素。 　　正如Nino指出，宪政主义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其深浅度不一」11。这些含义包括(1)法治(政府依法施政)；(2)宪法性条文高于一般立法；(3)法律应具有某些特性，如普遍性、确定性、公开性、无追溯力和不偏不倚地执行；(4)权力分立和司法独立；(5)个人权利的保障；(6)司法审查；和(7)民主。可是，这个分析并未厘清宪政主义中上述各项元素的相互关系。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宪政主义可理解为以下两种制度的结合：一个奉行法治原则(包括上述第1、3和6项元素)的法律制度，加上一个实行权力分立和内部制衡的政治制度，而此两者的结合确保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12。宪政主义的实施有程度之分，因为人权保障有程度之分。公民的政治权利乃人权的其中一种，一个充分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政体，便是民主政体。从这个角度看，「民主宪政」是「宪政」的最高层次的体现13。 　　台、港两地宪政主义的历史根源有别。中华民国曾多次立宪及起草宪法，先有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后来又有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14，但当时台湾仍在日本统治之下。1946年12月，由中国国民党主导、并有一些其他政治势力(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参与的国民大会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5，这部宪法适用到当时已成为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台湾，成为宪政主义在台湾实施的基础。另一方面，香港的宪政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上述的法治、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纯粹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16。长期以来，香港享有的一定程度的宪政（但不是民主宪政）乃建基于一部殖民地宪法和殖民地政府的实践和惯例，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宪政的基础乃转移为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7。历史的吊诡是，今天，香港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8，而台湾人民仍就统独问题争论不休，但台湾的宪政发展却源于一部在中国大陆制订、并原为全中国而设的宪法，相反，直至1997年为止，香港的宪政发展乃源于英国的殖民统治。 　　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一样，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沿袭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模式，奉行国民主权原则，体现法治、宪法至上等理念，确立横向(即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和纵向(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并保障人权和人民的福祉。这部宪法中的政制设计以民主选举和多党政治为基础，又设立了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为宪法法院，负责解释宪法和审查法律或命令是否抵触宪法。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德国宪法法院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大陆法系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典范，但它在1946年时仍未成立19；由此可见，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所设立的大法官会议制度，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然而《中华民国宪法》毕竟无缘在中国大陆全面实施。在商讨订立《中华民国宪法》期间，中国已濒临内战边缘；制订这部宪法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国民党政权的认受性。1947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战败，于1949年退守台湾。《中华民国宪法》虽在1947年12月生效，但无法在中国大陆有效施行。1948年4月，国民大会(作为负责修改宪法的机关)以宪法增修条文的形式，制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下称《临时条款》)，暂缓施行宪法中若干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于大陆实施戒严20；1949年5月，台湾地区也开始实施戒严21。在戒严期间，被指干犯某些罪行的平民可被送交军事法院审讯22。公民权利受到戒严令和其他法律及命令的限制，不少异见人士被迫害或被控政治罪行，因而被囚禁、甚至被判处死刑。在台湾实施的戒严令最终在1987年解除，结束了现代史上最长的一段戒严统治。 　　虽然《中华民国宪法》的正文在上述时期未被修改，但是《临时条款》在1960年、1966年和1972年共修改了四次(1966年修改了两次)23。1960年的第一次修正取消了总统只可连任一次的规定，使蒋介石总统可连任第三任总统。后来，他又再连任第四任(1966-1972年)和第五任总统，直至他在1974年去世。对《临时条款》的其他修正的总体趋向是扩大总统的权力。1954年，大法官会议在释字第31号解释中裁定，由于「国家发生重大变故」，立法院和监察院的选举无法在中国大陆举行(按：国民大会的情况相似)，故立法院和监察院的成员的任期虽已届满，但仍能继续行使其职权。1960年，蒋介石总统要求国民大会就总统只可连任一次的问题修改《临时条款》；宪法规定，会议的法定人数是国民大会代表总额的三分之二 ，由于中国内战和民国政府搬往台湾的缘故，不少代表当时不在台湾，有些已经去世，但无法在大陆举行选举以填补其空缺。行政院声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决定如何计算国民大会的法定人数。大法官会议一如上述解释，作出释字第85号解释，宣布以「能应召集会」(即在台湾)的国民大会代表的人数为计算法定人数的标准，因而满足了政府的期望和赋予现政府其所需的合法性，。总括来说，在其成立的首三十年间，除了一项解释外24，大法官会议从未宣告任何法律或命令违宪25。对于批评者来说26，大法官会议沦为当权者的工具，其任务不外是提升国民党政权在宪制上的合法性和认受性，而非扮演宪法原理和公民权利的监护者的神圣角色。 　　蒋氏政权致力于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下的台湾是自由地区，实施法治和宪政，因此与「共匪」在大陆的暴政有天渊之别27。如果如上所述，宪政主义的实行有程度之分，而实行多一点总比不实行好，那么相比于当时(即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可算是比较尊重宪政主义。纵使台湾的法律严苛，沦为管治的工具，但法治仍得到有限度的实践。财产权受到保障，人民在经济领域和私人生活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政府容许有限度的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例如有举行地方层次的选举(适用于各县和除台北市和高雄市外的市)。1966年和1972年对《临时条款》的修正，容许中央民意机关(即国民大会、立法院和监察院)的部分成员在台湾选举产生。虽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游行等自由受到严厉限制，政府又不容许任何新政党成立，但一些不属于国民党、甚至反对国民党的人士(即所谓「党外」人士)仍能参加选举并在选举中胜出28。 　　与台湾在1945年并入中华民国版图前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的历史背景相比，(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比较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2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