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但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他们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 原文： Are China’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ally Multinational? 发表：2012年7月10日 作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布鲁金斯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编辑注：本文原发表于《东亚季刊》2012年4-6月期第四卷第二部分。 在中国政府号召中国企业应该”走出去”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下，许多观察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跨国公司将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消费市场上为自己锁定越来越大的份额。也许，这最终是会发生，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跨国公司离在国际商业界这个超级联赛中成为合格的一支参赛队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你能说出多少中国品牌呢？绝大多数人很可能只说得出十个不到或者甚至只有五个。我们都知道青岛啤酒，中国航空，中国银行和联想电脑，也许有些人还知道华为科技，海尔家电或者中国移动。但是，以上品牌没有一个进入了《商业周刊》和Interbrand（ 译注：国际领先的综合性品牌战略顾问和设计公司 ）汇编的2011年年度全球百大品牌之列。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最著名跨国公司离诸如可口可乐、通用电气、英特尔、麦当劳、谷歌、迪斯尼、本田、索尼、大众及类似的全球品牌巨人尚有遥不可及的距离。 然而，当你以总收入来衡量的话，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在全球排名中已稳步上升。在2001年的财富500强中，只有12家中国企业在列。仅仅是十年之后，2011年这个数字蹿升至61家（包含总部设立在香港的4家） 译注：2012年这个数字跃升至73家中国大陆和香港企业上榜，中国目前在这份全球榜单上位列第二，已经超越了日本，但仍远远落后美国。  在2010年，这61家中国企业总年收入折合2.89万亿美元，总利润估计达到了1761亿美元。当年上榜的57家大陆企业中，有49家为国有企业。 必须承认，《财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占有及排名显示了中国企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些企业就一定是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或者甚至我们得怀疑它们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跨国公司。当以境外资产及销售来衡量这些企业时，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除了极个别情况，这些中国企业仍主要在中国境内经营。换句话说，尽管近些年政府的”走出去”政策引导和金融刺激不可谓不出力，但那些领先的中国公司仍然在这方面不给力。 那么这些中国”跨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到底碰到了什么困难呢？我们觉得以下十个因素可能是其原因。 第一，很少真正有中国企业能够全球化运营。海尔，华为以及国家石油公司诸如中石化、中海油和中石油等可谓仅有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资本、经营及销售的公司。中国许多其他的跨国公司（银行、汽车制造公司、自然资源公司及IT公司）仅仅是在其他某些大洲有投资及业务，绝大多数离全球生产、营销、配送、物流、供应、研发及人力资源网络有很大的距离。 第二，这些中国跨国公司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人力资源，尤其是管理者能力。熟练使用多种语言及多元文化融合的管理人极其稀缺。所有针对中国公司的评估报告都把此项列为重要缺陷。由全球跨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主导的2005年研究报告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管理人才需求将达到75000人。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学生如潮水般涌向中国和外国的各大MBA课程。迎合中国市场的远程MBA教育也繁荣起来。但，仅课堂内的训练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训练不足以代替广泛的国际实际运作经验。有些中国企业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的时机雇佣（大多是年轻的）被原公司解雇的在纽约、伦敦、香港及其他地方的员工。例如，在2010年，《中国日报》报道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已经雇佣了总数大约为80万的外国雇员。 第三，与之相关的，中国企业及其领导层展示出来的是他们无力摆脱本国企业文化及商业运作模式。中国企业文化通常将人际关系置于组织机构关系之上，而且商业决策通常着眼于短期利润。其中往往也缺乏透明性及监管，这导致腐败问题高发。此外，中国企业高度的政治化：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内部有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及其成员。绝大多数的著名中国国有企业的CEO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部任命，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来说，亦是如此。然而，与这些中国竞争者不同，大多数西方跨国公司的自身运作不涉及任何政治性话题。当然，不同点还不仅止于此。西方企业文化侧重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团队及合作、详细可行的长期计划、运作透明度及监管、多元文化融合、对腐败问题的严肃惩戒以及企业内互相关系的系统制度化。 第四，正如上面所说， 中国企业的全球品牌影响力非常弱。而建立这种品牌需要的是对于广告及客户培养的巨大投资以及持之以恒的资源配给。拥有一个有特色的、非中文的名字会有所助益。 第五，中国企业喜欢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模式来实现走向世界的目标，因为这是达成获取先进技术、销售网络、已建立起来的卓著品牌和其他战略资产的速效药。更精确的说，鉴于中国企业中缺乏具有跨文化环境工作经历、掌握多种语言的员工，并且很多人对于当地工作环境亦不熟悉，对于中国跨国企业来说，更容易方便的是仅购买外国公司的部分股份，这样他们亦能获取这些要素并一举抵消自己的不足。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兼并和收购在数量和金额上有所飙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并不是非常成功。一份报告估计，在2008年至2010年的300个中国海外兼并收购项目中，90%都是失败的，而中国的企业在收购后丧失了他们公司价值的40-50%。这种情况对于在科技、通讯以及自然资源部门的企业尤其如此。 第六，尽管有些中国企业制定了全球化的商业计划及战略，但绝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这么干。说白了，走向世界的努力其实是由下列因素所驱使：被压抑的现金要寻求在中国这个已饱和市场以外进行投资；政府的”走出去”的强硬政令（对于这么做的企业予以奖励，对于不这么做的企业予以惩罚）；对于外国复杂性所抱有的天真烂漫的幻想；一种渴望尽快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非建立一种稳定的收益流的冲动；以及频繁的变更决策和方向的管理倾向。 第七，尽管中国企业确实是倾向于有明晰的业绩指标、激励计划以及提供职业保障，然而他们并不在其他管理领域取得高分。大型中国企业，包括中国政府在内，都有极度严格的等级体系。中国的组织文化强调纪律和服从，这种文化必然营造出风险厌恶和不鼓励首创精神的大气候。成为企业家（中国公司当然是企业）不同于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此外，中国观念中的团队合作导向的是紧跟领导的指示，而非在西方组织中普遍的平等主义及合议模式。对于明确界定职场角色和等级体系的偏好通常意味着中国人并不能很好的适应偏重权力下放以及个人首创精神的管理结构——并且这已经导致中国兼并西方企业后一再产生文化冲突。 对中国跨国公司来说，职业生涯中的（再）培训极为稀少，而对西方公司则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企业倾向于培训一个员工某一确定的技能和职业能力，并且希望他们能永远安分于这个岗位。然而，许多西方企业采取的是更为灵活的个人发展计划，该计划往往更侧重自我提高、再培训以及公司内岗位的流动及超越专门化技能的通才能力。这经常是或者通过公司内旨在发展新岗位技能的培训来实现，或是通过公司外的职业中期培训——通常称为管理者研修——来实现。管理者研修通常在为期一个月的沃顿商学院、肯尼迪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伦敦商学院或其他类似提供公司管理提升效果的机构进行。中国的商学院，诸如上海的中欧国际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或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在不断提高中，但这些机构离在国际一流水准中占有一席之地仍有一段距离。尽管职业中期培训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中是必须的，但这种组织文化在中国的企业界尚未普及开来。 第八，中国企业适应国外的法律、监管、税务及政治环境的能力尚有缺陷。透明运作及良好的公司治理并不是中国企业的特征，中国企业往往为人所知的是其不透明的决策机制、频繁的商业贿赂经营及欺诈性的会计手法。极少有中国企业配备有精通海外战略国家法律及监管体系的内部法务机构。对东道国监管体系缺乏耐心，对于公司的海外运作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当中国公司想要在国外股票市场上市时更是如此：很多中国公司在美国IPO前向证券管理机构提交了不诚实的信息。中国公司也常常和怀疑中国投资影响本国国家安全的外国政客发生冲突。 第九，中国企业在与国外竞争者过招时很少进行尽职调查，这意味着他们经常忽视潜在伙伴及对手的长处和弱点。结果，他们会发觉自己很难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最后，在寻找国外合作伙伴时，很多中国跨国企业在”互惠问题”上卡壳。许多中国企业寻求进行合作的国外跨国公司或者是已经在中国运作多年，或者是寻求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前者大多体验了多年的中国式官样文章、投资障碍，或者已经有了其他的令人沮丧的和成本高昂的经历（尽管可能他们仍有利可图）；后者往往想要拿到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场券。以上两种情况下，这些外国跨国公司都指望中国企业帮助他们把进入中国的事情简单化。也就是说，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商业利益交换：你帮助我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帮助你走出去。然而，问题是很多中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结构上是分叉的，意味着公司内国内市场部门和海外部门之间往往会有一个官僚化的防火墙，这导致公司内两者之间的沟通管道不畅。此外，中国商业伙伴其实并不必须要负责改善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境遇，或者解决其在中国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当地政府机构的领域。故，以上这些互相竞争性的动机通常只能导致中国和国外跨国公司之间期望的错配。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中国公司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障碍。他们面前有一条非常陡峭的学习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他们肯定会逐渐学习并适应，就像中国人在所有的职业领域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有活力和能力。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障碍绝非无关痛痒。换句话说，中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商业环境中，仍然在蹒跚学步。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中国官方媒体近期发表一系列评论，承认政府公信力下滑，网上反政府言论激增，并对这种趋势表示担忧。 在四川什邡抗议事件和天津蓟县大火之后，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警告，政府公信力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空前挑战”，网上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 什邡地方政府声称钼铜项目“零污染、零排放”，但当地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说法，走上街头举行抗议。蓟县大火后，当地政府说只死了十个人，但许多网民相信，网上流传的高得多的伤亡数字可能更接近真相。 《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在7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问道：“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 文章说：“给人的感觉是，以不具名id为主的微博如今成了中国人该注意什么、以及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决定者。官方公信力在微博上受到空前挑战。现在似乎几个‘马甲’彼此合作一下，就能对官方发动一次像模像样的信用攻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也在该报发表文章表示：“微博和互联网上的质疑常常让一些地方政府难以招架。往往是几个匿名的微博帖子，一些道听途说、无从辨别真伪 的说法就冲击了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网上舆论渐趋激烈 单仁平7月9日再次发表文章说，中国网上舆论正在“向着批判政府倾斜”，并呼吁政府抓紧应对。 文章说：“由于政府公信力弱，中国舆论场特别是网上舆论的‘反官方声音’似乎在失去控制，批判官方有了某种‘政治正确性’，只要持这个立场，连造谣都成了‘对的’。” 中国网民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仍有相当程度的风险，轻则被网管禁言，重则因“传谣”被抓捕。但在单仁平眼中，“一些网络名人”批评政府“只赚不赔”，因此“模仿者越来越多”。 各级政府雇佣大批“五毛党”在网上假装普通网民为官方说话，早已不是秘密。但单仁平却抱怨，支持政府的声音被人为减弱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支持政府或者认为批判者走过了头的人其实很多，但他们当中有些人因畏惧批判力量而不敢说话，尤其是一些名人不愿意因为追求事实而给自己惹麻烦。这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舆论场长时间向着批判政府倾斜。” 单仁平还认为，许多局部事件被放大，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公信力：“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个案，原本影响都是局部的，但后来纷纷闹成了‘全国性的’，被放大的那部分，都是朝着‘整个公权力’去的。” 单仁平强调，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十分艰巨的政治工程”，应予以“最高级别的重视”。 思想控制渐失效 这个“政治工程”可能将越来越艰巨，因为熟悉运用互联网的中国“90后”年轻一代，似已开始展现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的热情。 在什邡，大批中学生走上街头，在反对钼铜厂的抗议活动中起了领导作用，赢得包括韩寒在内的中国网民的赞扬。 《环球时报》7月6日发表社评，把什邡中学生与文革中被当局洗脑而滥施暴力的红卫兵相提并论，说中学生“冲动”、“容易被利用”，因此“决不应大张旗鼓赞扬中学生的作用，尤其不应鼓动中学生们今后也冲到各种群体事件、甚至政治冲突的一线”。 《环球时报》的态度可能反映了中共当局的担忧：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共产党对年轻一代的思想控制手段正在迅速失效。 正像知名中国问题评论家林和立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所说：“可幸今天的九十后虽然在中、大学接受奴化教育，但影响他们思想成长的不是党八股而是多姿多采的互联网与微博。” 来源：BBC

加入中央社粉絲團 17:31:40 陸經濟三馬車集體慢跑專題2（中央社記者鄭崇生上海14日電）「地區政府辦公大樓有豪華病」！中國青年報日前調查顯示，逾9成大陸民眾覺得官方亂花錢蓋大樓情況嚴重，大陸政府投資用在哪？對大陸實體經濟的發展有決定性影響。 大陸民眾說「安徽有白宮」，指的是安徽省阜陽市穎泉區政府大樓宛如白宮的豪華建築。除「安徽白宮」，各地區政府豪華大樓層出不窮，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日前就憂心，不少縣、市委大樓蓋得比省委還豪華，幹部進高樓、冬暖夏涼，就疏遠群眾。 大陸官方把錢投資在哪？輿論並非不關注，民眾也都看得到、有感受。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大陸官方宣布舉世矚目人民幣4兆元投資計畫（大陸稱4萬億計畫），當時新華社報導，這4兆元中，1兆5000億元用於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電網改造，僅3700億元用於自主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投資。 復旦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孔愛國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四萬億的後遺症現在正表現出來，政府與民爭利，獨厚央企與國企，導致大陸民企失去發展支持與活力」。 孔愛國說，看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和企業及學者召開座談會他「又喜又悲」。「找大家開會表示溫總理也意識到經濟問題的嚴重，但又說要搞大項目投資在能源、鐵路及市政上，作幾件鼓舞人心的投資，『這是弄錯了方向』。」 孔愛國直言，政府投資愈多、後遺症愈大，因排擠效應讓私人企業沒得投資、民間經濟失去活力，而政府投入公共建設，要不像鐵道部傳出貪腐問題，要不蓋豪華辦公大樓。 他批評「大陸各地方政府諸侯化」，拼命收稅、蓋豪華辦公室，是殺雞取卵，國家應該規範讓政府過「緊日子」、不要亂花錢。 孔愛國舉例，像公共投資如蓋馬路、鐵路就應擴大讓民間參與，不要獨厚央企與國企，且要蓋在真正有需要的地方。「市場經濟法則下，政府不該管這麼多、也不該這麼有錢」，他說，「美國政府窮到不如一間蘋果公司」。 大陸中央政府有多少稅收？據大陸財政部公布數據，2011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決算達10兆3874億元，超出預算預期達115.8%。 大陸的稅收收入中，國內增值稅占全大陸公共財政收入決算比最高約23%、達2兆4266億元；企業所得稅決算收入占約16%，達1兆6769億元，決算完成率超出預算達121.4%。 而大陸中央政府把錢花到哪裡？據財政部公布的「2011年中央財政支出決算表」，最高的為教育支出達1兆6497億元，占決算總支出10兆9247億元的約15%，而包括政協及人大在內的一般公共服務費用也高達1兆987億元。 國防為6027億元，外界認為與維穩有關的公共安全支出則逾6304億元，比國防經費還高。1010714

目  录 主要结论 第一部分  调查的过程、方法与对象 第二部分  基本政治认知 第三部分  政治参与 第四部分  中国问题 第五部分  性别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六部分  年龄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七部分  居住地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第八部分  收入对政治与社会认知的影响 主要结论 1．普遍认同民主、三权分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但对民主的理解仍然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为民做主等内涵； 2．期待政府切实转变职能，由发展经济转向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公民权利； 3．普遍关心政治但公开表达者有限，积极参与政治的意愿不高，具体体现为基层选举参与程度低，对基层政治的关心度低，社会缺乏组织、呈现出原子化趋势； 4．大多数人认为腐败非常严重，腐败超过民主化程度不够、社会不公，被认为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 5．对当前治理现状满意者不到一成，过半数人表示不满，其中满意度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逐级递减的态势； 6．大多数人认为官员已成最大利益者阶层，官员给人的印象普遍不佳，腐败、低效、冷漠成为受访者对官员最直观的感受； 7．较多数人对重庆模式持不赞成的态度； 8．对于官民冲突，情绪上有“一边倒”现象，多数人支持民众诉求，认为责任在政府； 9．男性要较女性更为关心政治，观点看起来更加激进，行为上要更为活跃，对当前现状持更多的负面看法； 10．一个有点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年轻网民反而比中老年网民要更为认同现状，其政治态度要更为保守； 11．农村居民对时政新闻、上层政治人物的了解相对有限，但他们对基层自治的了解与参与却城镇居民更多； 12．收入越高者越关心政治，越对现行政治制度、治理状况感到不满，较收入低者更加充满批判态度。 第一部分  调查的过程、方法与对象 一．调查背景与过程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国人对有关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从思想界的动态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思想标签：新左派、自由主义、儒家社会主义……，高超群则将中国当下的政治思想派别此划分为温和国家主义派、自由市场派、政治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高超群：《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二十一世纪》2011年8月号）。但是，这些标签或流派多以精英分析为出发点，忽视了普通大众的看法。而且，由于这类文献多取定性式的分析方法，从而无从窥见不同思想倾向的具体“版图”：何为主导？何为旁枝？涉及何种群体、阶层？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看法为何？等等。 个人相信，真正决定中国未来的，其实不是或主要不是少数精英的思想，而是大多数普通国人对于这个国家与社会的认知。他们尽管常常保持沉默甚至冷漠，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只要具备合适的条件，他们仍然很可能会登高一呼，通过各种形式为自己的想法投票（最典型的是层出不穷的群体性事件）。尽管个案无法改变中国，但当无数的个案汇集到一起，就很可能影响到中国的未来。 为了把握这种左右未来中国的认知脉动，笔者在今年3月份左右产生了进行一次较全面调查的想法。要以全体中国人为分析对象是困难的，最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根据性别、民族、地域、文化程度等进行分层抽样，然后对样本进行电话或当面访谈。但是，没有相应的经费作支撑，这样的调查是做不到的。在当前政治环境下，作为个体研究者，国内很难找到这样的经费来源。为了避嫌，笔者也不愿意去申请海外经费。为使调查在缺乏经费的情况下现实可行又能较准确地反映一些情况，笔者想到了通过互联网扩散调查的办法，并决定将调查放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上进行。将问卷发布在该网站上后，受访者只要登录该网站，直接在上面选择选项，该网络即可自动完成统计工作，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尽可能广地扩散调查，笔者采取了通过在本人新浪微博、所参与的各个QQ群发布调查消息以及通过邮件邀请联系人参加调查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自动转发、支持。调查时间从2012年4月13日0时起，至2012年5月13日0时截止，共计一个月的时间，共得样本4697份。 二．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原设定的对象为15岁以上中国人。根据笔者原来的设想，希望采取偶遇抽样与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最终搜集到5000个左右的样本，并使之反映全中国的人口构成，以对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调查。 所谓偶遇抽样，是指选择偶然遇到的人作为调查对象，或者仅仅选择那些离得最近的、最容易找到的人作为调查对象。这样的方法简单易行，也是在无法进行抽样调查时的现实替代之道。当然，由于偶遇抽样的代表性较低，必须辅之以其他的调查方法。本人设想的是配额抽样，即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根据中国的人口构成，随时有针对性地征集样本，以最终使样本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根据2011年4月28、29日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2号），全国人口构成情况如下： 表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性别 男性 51.27% 女性 48.73% 年龄 0-14 岁 16.60% 15-59 岁 70.14% 60 岁及以上 13.26% 民族 汉族 91.51% 各少数民族人 8.49% 文化程度 大学（指大专以上） 9.64% 高中（含中专） 15.15% 初中 41.88% 小学 28.92% 文盲人口 4.41% 居住地 城镇 49.68% 乡村 50.32% 但由于传播途径与方式的有限性，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后，所搜集到的样本主要局限于网民。在总共4697个样本中，不上网委托别人填写上传的受访者仅58人，只占样本总数的1.23%。所以，有必要将样本情况与当前中国网民的情况比一番比对，以了解样本的代表性。 根据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虽然人数很多，但也只占到全中国总人口13.7亿（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人的37.4%。特别是在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地等方面，网民与所有中国人的构成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那么，所搜集到的样本又是否符合当前中国网民的基本构成呢？ 下面将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CNNIC的最新网民数据以及本次调查的样本情况对比如下： 1．性别 本调查中女性样本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女性占到48.73%。根据CNNIC网民数据，女性亦占到44.1%。但样本中女性仅1150人，占24.48%，约为前两者的一半。   2．年龄 60岁以上老人的样本接近网民构成，但远少于该人群在全体中国人中的比例。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该群体占到全体中国人的13.26%，15岁以上中国人中的15.90%。根据CNNIC网民数据，60岁以上的仅占0.7%。样本中同类人群仅63人，占1.34%，近于网民构成，远少于中国人构成。在CNNIC数据中，60岁以下人群的划分与全国人口普查以及本次调查的划分不同，故无法进行比较。     3．民族 样本的民族构成与全国民族构成基本相符。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占91.51%，样本中该类人群比例为，92.25%，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计4333人。CNNIC调查中没有民族构成的数据。   4．学历 大学以上学历者（各学历层次均包括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偏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大学以上学历者仅占9.64%。当然，这是以全体中国人为基数计算的。如果去掉0-14岁群体（他们不可能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大学以上学历者在15岁以上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也仅为11.56%。 根据CNNIC数据，大专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22.4。如果仅计高中及以上人群（多在15岁以上），其比例则上升为40.14%。 但在本次调查中，样本中大学以上学历者达3915人，占到样本总数的83.35%，仍远高于CNNIC和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5．居住地 来自农村的样本远低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较低于网民数据。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数据，居住地（居住时间在半年以上，不一定是户口所在地）在乡村的占49.68%。根据CNNIC数据，乡村网民则占到26.5%。相比之下，本次调查中来自乡村的样本为501人，占10.67%。   6．职业 CNNIC数据和本次调查样本中的职业构成具有较大的近似性，最多的是学生（分别占30.2%和25.7%），其次是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分别为16.0%和13.05%）。以下各职业的分类不同，其在构成中各自排名也不尽相同，具体请见图10和表2。   表2：样本的职业构成   7．收入 所调查样本的收入要高于一般网民的收入。根据CNNIC的数据，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仅占8.8%，2000-5000元的占31.4%，2000元以下的最多，占到52.0%，无收入者占7.9%。而样本中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到26.78%，2000-5000元的占34.38%，2000元以下的最少，占到13.58%，无收入者占25.25%，与样本中的学生比例大致相当。 由上述对比可见，本次调查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高学历、高收入的男性中青年网民群体。他们当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甚至也不能代表全体网民。但也应该要承认的是，这一类人往往是网络上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意见与观点往往也是舆论中最突出的。由于这一群体掌握了充分的现代资讯手段，也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其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认知往往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由此来看，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分析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至少，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网民对政治与社会问题看法的一个管窥。 附：样本的其他情况   图14：样本的地域分布（根据IP地址统计，彩条后面的数字是样本数）     从地域来源看，包括了全国所有各省、市和自治区，甚至还有少量样本来自港澳台和国外。这是开放性调查难以避免的结果，从调查扩散的途径看，估计这些参与者多为在这些地方访问、留学的大陆居民。加上其数量不多，计为133人，仅占样本总数的2.83%，故未在统计中加以排除。 另外，来自湖南、广东、北京的样本位居前三位，这可能反映了本人、参与志愿者的工作与学习最主要的辐射范围，其联系人在这些地区最多。这反映了本次调查的局限性。但鉴于样本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4697人），虽然不尽科学与全面，笔者认为它仍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中兴通过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监控设备）路透社在今年三月报道，中兴通讯向伊朗最大电信公司TCI销售了一套能监控固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通信的监控系统，该系统包括了许多知名美国科技公司的软硬件产品，如微软、惠普、甲骨文、思科、戴尔、IBM和赛门铁克。FBI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连线》的最新报道，中兴在事情曝光后试图掩盖其非法行为，而向FBI披露中兴内情的是曾在华为工作过的法律顾问Ashley Kyle Yablon。他认为中兴设立了一家空壳公司北京八星购买美国公司的硬件，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 来源：奇客资讯

7月12日，香港社民连成员罗堪就与陈裕南启程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共当局彻查李旺阳事件，入关时遭国保盘查。今天上午他们到达中国国家信访局，信访局拒绝接收香港民众签名。明日他们将前往湖南邵阳。  7月12日，香港中通社通报了李旺阳死亡事件的调查结果，中共当局将其定性为”自杀”，香港公众对此表示强烈质疑。据香港《明报》消息，同一日，香港社民连两位成员罗堪就与陈裕南前往北京，要求中共当局彻查李旺阳死亡事件。 他们在离港前对媒体表示，随身携带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件及香港4000余市民的签名。其后在北京机场，二人被疑似国保人员带至一个房间，然后再 带往另一地点盘查，对方称希望与他们一起”商讨行程”，并表示他们可以去中国国家信访局，但不能到李旺阳的家乡­湖南邵阳，而且表明会随时跟随。   “他们明天到邵阳去找李旺玲” 香港社民连官方网站于7月13日午间发布了最新进展情况为：罗堪就和陈裕南已于7月13日到中国国家信访局递信，中国官员出面收下致信，但拒绝收下港人签 名，建议他们交予其它部门。两人的所有行动都有专人陪同和监视，并用一个没有车牌的车辆接送出入。目前两人计划明早前往湖南邵阳寻找李旺玲，并打算将香港 民众签名直接交给湖南邵阳公安局。 7月13日下午，香港社民连召开发记者发布会，向媒体和公众通报两位成员的情况。香港立法会议员、社民连主席梁国雄向德国之声表示，两 人一路都有国安人员跟踪，虽然很担忧安全，但二人还是决定于明天一早乘飞机前往长沙，再转往邵阳并到公安局提交香港民众签名。”他们昨天到了北京，有一些 国保的人，把他们拦住了，然后把他们安顿在北京郊区的一个旅馆内，也要求他们不能和传媒接触，也收走他们携带的条幅。我们要尽一份绵力去为李旺阳讨一个公 道，一般来讲是有一点风险的。我相信应该不会太离谱。” 6月10日,香港市民游行,呼吁调查李旺阳死因   “谁来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安全？” 梁国雄也表示，目前来看，香港民众几乎无人相信这个调查结果，他也认为透过这个结果，原有的对中国当局残存的希望和期待也已经破灭：”就象胡佳接受媒体采 访时所说，当局现在这样掩盖真相，（原本）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民众，相信政府会秉持公义，现在连这百分之一的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很难从法医的角度证明李旺 阳是怎么死的，但是从所谓调查结果来讲，这是开玩笑，这是对关心李旺阳的人的侮辱。” 照片中间为社民连主席梁国雄 梁国雄也指中共当局高层不可能不知道李旺阳事件，却任由湖南邵阳当局恣意而为，他质问，在中国由谁来保护中国国民的生命安全？”管理13亿人口的政府，不 能去查湖南省一个城市中，一个很明显的谋杀公民的命案，现在不能推说中央政府管这么大的国家管不了，这说不通，李旺阳的事情不能解决，难道要美国政府去撑一个人才行吗？要靠外国政府支持国民才能拿一个公道吗？对中共一向提倡爱国主义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真的很悲哀。”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德国之声

香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放缓的讨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以至于如今都有了这方面的行话：鬼城、幽灵舰队、火箭蛋、裸官。经济的衰退甚至产生了新的金融运算法则——中国压力指数。目前，这个指数正居高不下。 上周末，温家宝总理谈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时提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他断言说，欧洲消费需求疲软和国内房地产投机行为是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报道的一样，住房建设工程几近停顿。那些最近曾经一天三班倒，周末不休的施工场地，如今工作的时间已经减少到一周五天，一天一班。 分析人士以及政府规划者现在不得不承认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率将会跌至8%这个曾经的奇迹数字以下（这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目前，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以上才最紧急的任务，特别是今年秋天还要举行至关重要的第18届党代会。 日本金融服务公司野村证券（Nomura）发布了中国压力指数。该公司的分析师苏博文（Rob Subbaraman）周一确认说，野村预测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会“在2014年年底之前开始硬着陆。”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了一篇新的经济综述，名为“中国经济末日的5个迹象。”（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也加入了打赌的行列，并将上述数字乘以3，以此发表了题为“15个大家突然被中国吓懵了的 原因”的文章。） 外交政策杂志为其末日论提出的理由是，“公司减少贷款；制造业产量迅速减少；利率意外下调；进口持平；GDP增长速度预期将会下降，有些人甚至争论说中国可能已经陷入经济衰退。” 基思报道称，中国政府发布在周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6%，引发了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 与此同时，有些食物的价格增长迅猛（而且食品污染引发了极大恐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自己种菜，自己养猪。现在，中国大陆的鸡产的是价格迅猛攀升的“火箭蛋”。 在谈及中国稳健的国家银行系统以及北京对其高度管制经济的调控能力时，少数较为乐观的分析人士充满敬佩之情。而一旦开始谈到那些受到“深切关注”的领域时，他们也有些哑口无言。 比如，奢侈品在中国的销售放缓了步伐。包括政府官员和党内领导在内的大陆富裕人士疯狂的在海外投资，他们购买的房产遍布香港、澳门、澳大利亚、欧洲以及美国。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不稳定，他们在中国保留了少量（可没收的）资产。 在中国，煤炭、铁矿石和铜出现积压，致使之前热衷于沿海航线的中国货运业转向深海发展，以寻求新的业务。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埃文·奥斯诺斯(Evan Osnos)在其最新的博客帖子—“中国经济势头减弱了吗”—中写道“货运行业就像是走出森林寻找食物的小鹿。因为他们从中国经济放缓的阴影中驶出，货运行业人士称之为‘幽灵舰队’”。 有许多中国方面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到沮丧，有些甚至感到绝望。最近，在《巴伦周刊》(Barron’s)标题为“坠星”的文章中，乔纳森·莱恩(Jonathan Laing)分享了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看法。查诺斯是华尔街上“最直言不讳的中国怀疑论者”。 查诺斯说话从不拐弯儿抹角，他认为中国经济将在短期内硬着陆，其经济问题的规模也是世所罕见，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并不稳固，而对整体经济有重要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也即将崩盘。查诺斯告诉巴伦周刊，“中国房地产业即将崩盘，其规模会是迪拜的一千倍，我这是保守估计。” 最近结束了中国之行的罗斯玛丽·赖特（Rosemary Righter）在泰晤士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写道“几千万座房屋、公寓以及华而不实的公共建筑和工业园，而让人震惊的是，其中有很多处于空置状态。在全中国，从东部沿海大城市到更为宁静的西南部城市，从脏乱的河南矿业小城到内蒙古的鬼城，到处布满了无人居住的混凝土建筑。” 莱恩还引用了投资管理公司GMO的全球战略家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的分析。该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 “我无法告诉你经济衰退的具体时间，”他说。“没人知道。我只知道中国的诸项特征与典型的经济狂躁症完全吻合，而这一切最终会以惨淡收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商进行不合时宜的投机；盲目信任中国当局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能力；在信贷泛滥的帮助下，过度投资收益回报底下的固定资产 。” 把中国称之为经济的“梦想之地”——只要我们建了，他们就会来——，他提到了“交通稀少的高速路系统，半空的地方机场以及快速扩张的国家高铁网，堪称科技奇迹但却入不敷出。” 来源：墙外楼

自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新浪开办微博以来，其俏皮犀利的风格一直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南方人物周刊曾报道称“如果说起时下最火的涉外机构官方微博，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这两个微博一定不容错过。”但这样经常调侃时政的涉外机构一直是令新浪十分头疼的问题。 然而就在今天上午，有网友发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新浪关进了小黑屋。具体原因未知，据网友推测，可能跟它的“出格”言论有关。 在新浪微博上已搜索不到@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网友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遭遇封杀表示遗憾 >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近期“卖萌”言论

追踪薄熙来和谷开来案件的日本朝日新闻驻中国记者，近期到英国察访谷开来当年的旅英生活，以及和英商伍德、法国建筑师多维尔的生意布局与交往。 日本各界对薄熙来涉及贪腐、妻子谷开来涉及杀人的案件调查发展非常关注，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朝日新闻驻沈阳的记者石田耕一郎日前在伦敦对记者表示：薄熙来在大连市长任内，为了招进日资，很照顾日本企业，从经济面而言，他说薄熙来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好的政策。特别是为日商建设大连的基础设施，对引进许多日资很有帮助。石田耕一郎也表示，在中国内部的采访如在大连采访薄熙来案件，很遗憾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他说：在中国也有很多百姓愿意说一些事，但是都害怕而不敢说，而且很多国外的相关报道和资讯在中国也看不到。 日本朝日新闻近期对薄熙来案件的发展做了一系列的报道，也根据中共内部的文件独家报道谷开来就伍德命案已经向调查人员认罪的事情。石田耕一郎并没有透露太多在英国的采访进展，不过因薄瓜瓜就读而牵扯上薄家以及被杀的英国商人伍德的英国著名哈罗学校以及牛津大学，都表明不愿再就本案回应外界的采访。 目前中国当局依旧没有就谷开来涉嫌杀害英国商人伍德的案件进行司法审理，不过根据在香港的英国商会，近期和英国主管东亚的外交国务部长杰里米布朗的对谈，杰里米布朗对香港英国商会成员表示已向中国表示了英国反对死刑的立场，中国当局向英国保证会认真调查英商伍德的死因。在中国杀人罪要面对死刑，而近期有许多传闻指出，谷开来有可能会面对死刑，英国和欧盟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