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显示中国热火朝天的增长正在降温的数据越来越多，从德国裁纸刀生产商到印尼棕榈油出口商的全球各个产业面临着输赢地位改换的局面。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受益最大的那些产业如今受挫。而面向中国13亿消费者的其他产业要过得更好一些。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增长自2007年达到顶峰以来一直在放缓，但这种放缓最近有所加剧。政府的增长目标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显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是1990年以来最疲弱的，增幅在7.5%左右。 40岁的西托鲁斯(Maruli Sitorus)是印尼北苏门答腊的棕榈种植园主。他说，去年棕榈油价格下滑，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并说这明显是受到了中国需求疲弱的影响。棕榈油主要用于烹饪和燃料。 中国正试图实现再平衡，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中国希望重组经济，减少对建筑业和重工业的依赖，更多地倚重消费者开支，这让汽车厂商和食品生产商等行业看到了乐观的希望。 为了提振国内消费，中国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让民众手里有更多的钱，同时放松对利率的管控，让家庭储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它将税收和土地优惠政策向食品和汽车等迎合消费需求的行业倾斜，而炼钢和造船等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则不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 韩国鲜京集团(SK Group)本月签署了一项规模达1.6亿美元的协议，内容是在北京建立一家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合资企业。鲜京集团发言人Jung-min Yoo说，我们大多数在华项目都是针对中国消费者，而不是向其他国家再出口，我们将从中国新的增长模式中受益。 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但近年来个位数的百分比增幅较2007年14.2%的峰值大幅下降。 这样的减速对于大宗商品生产商来说尤其艰难，它们是中国经济繁荣最大的受益者。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对中国规模最大的90多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它们今年将削减总资本开支，这是至少10年来的首次。对工厂、装配线、冶炼厂和电信线路的投资往往会创造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中国需要进口这些原材料。 前述棕榈种植园主西托鲁斯的农场占地25公顷，他不得不将工人数量从12名缩减到六名，并推迟给田地施肥以及修理卡车。他说，我得非常节俭才行，而且已经放弃了买一辆新的摩托车或汽车的想法。 中国经济放缓让沃尔什(Anthony Walsh)这样的人遭到打击。沃尔什是Asuco Modular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这家澳大利亚公司在位于西北海岸线的矿业城镇卡拉萨(Karratha)等地为采矿工人修建临时营地。 他说，12个月前，卡拉萨一旦有房间空出来，马上就会有人入住。如今，曾经被澳大利亚东部来的矿工占据的房间有五分之一空置。租金下降了20%。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en Rudd)上周四在讲话中说，事实是，中国的资源热潮已经结束。身为矿业大国的澳大利亚失业率为5.7%，是四年来最高水平。 中国经济减速冲击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其它地方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而这反过来又压低了通胀。通胀缓和使各国央行有可能采取措施来刺激本国举步维艰的经济。 相比之下，家电、服装和食品等消费品生产商以及向企业出售精密设备的公司则更加关注中国日益富裕的消费者。位于德国科隆附近的迪能集团(Dienes Group)生产用于切纸机等机器的工业刀具。该公司对华销售额现为300万欧元左右（约合390万美元），是10年前的三倍。 中国市场如今在迪能集团4,000万欧元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8%。该公司执行合伙人迪耶纳(Bernd Supe-Dienes)说，除非中国经济完全崩溃，否则人均GDP还会增加，这会创造更多需求。 在南非，铬和锰的需求均有所下降。但官员们目前希望，这种影响会被食品需求的增加所抵消。南非农民协会Agri SA副会长德-雅格(Theo de Jager)说：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早上起床后的胃口。 美国之所以还没受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该国一些主要对华出口产品（如飞机和高科技计算机产品等）依然保持强劲增长。 中国今年对全球经济活动的贡献率将为13%，2006年这一比例仅为5%。因此，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中国经济如出现更为严重的下滑，将对世界各地产生深远影响。风险之一是，不愿裁员的中国公司将会被迫削减员工数量，这样既会影响国内消费，又会削弱中国向消费经济转型的目标。 消费需求依然强劲。不过观察人士提醒说，中国经济转型目前处于初期阶段，投资增长仍继续引导着中国经济。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再平衡若想取得明显进展可能需要多年时间。 亚洲最大服装零售商日本迅销公司(Fast Retailing Co.)说，中国消费者对优衣库(Uniqlo)品牌服装的需求依然强劲。这个休闲服饰连锁品牌正加紧在中国开设新门店的步伐。 迅销公司首席财务长Takeshi Okazaki上周四说，至少就我们而言，消费支出没有受到影响。 汽车销售仍很强劲。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上的汽车销量总计1,070万辆，增加12%。据汽车生产商预计，下半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将保持强劲。 此外，中国人还在海外大举消费。2012年中国赴海外旅行人次达到8,300万，是2007年的两倍。这也是泰国正对其三个机场进行扩建的原因之一。 在澳大利亚，大宗商品出口疲弱推动澳元兑美元下跌15%，外国游客赴澳大利亚旅游显得更为便宜，因此刺激了该国旅游业的增长。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前往澳大利亚的游客达到33.4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加19%。 澳大利亚凯恩斯酒店里夫港威豪庭(Reef Gateway Apartments)的经理埃利奥特(Russ Elliot)说，入住该酒店的国内外游客比去年增加了20%。凯恩斯是通往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的门户。埃利奥特说：我从未在这个时候见到如此多的法国游客。这真是不可思议，我敢肯定这是汇率的原因。 ALEX FRANGOS发自香港 / ERIC BELLMAN发自雅加达

湖南劳教妈妈唐慧起诉永州劳教委一案湖南高级人民法院星期一（7月15日）判唐慧胜诉。 湖南高院判决永州市劳教委赔偿唐慧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6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猜你喜欢 刘伯勤：红卫兵的忏悔 肖像中国：“草民”陈水总 肖像中国：左翼青年 崔卫平：“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冉云飞：时代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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