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布369条微博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布了他们开设微博的消息，蜂拥而至的网民纷纷要求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卫计委微博因此大规模删除评论。 卫计委的微博名为“健康中国”，今年“两会”后，卫生部与国家计生委员会合并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因此民众对计生政策的不满转移到了卫计委。人们批评卫计委代表的并非“健康”，而是剥夺他人生育权的“刽子手”，更有激烈评论称“祝计生工作者断子绝孙”，在中国文化中这是相当严重的诅咒。暴力计生行为在需要达成计生指标的地方普遍存在，比如诸多被强制流产的母亲就是极好的证明；在发达地区，强制计生手段更是多样，比如开办校园餐厅需要出示校长的计生情况证明，孩子入学、落户需要家长进行绝育手术并开具证明，未婚妈妈需要缴纳近十万的社会抚养费等等。与严厉计生手段形成对比的是，超生现象普遍，甚至党员、知名人士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而当初响应号召的父母成为失独父母，政府养老不力令这部分人群陷入困境。计划生育也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等等方面。 声称聆听意见却遭到大量反对的卫计委选择大规模删除评论，有网友肯定卫计委主动与民众交流的做法，但卫计委似乎成为了继红十字会之后再一个遭到普遍批评的部门。FMN 部分网友评论： 西楼茶坊：取消让千万人痛苦的计划生育法！ 建筑电气设计师：取消计划生育，取消这反人类的措施！ 罐头外的梨：取消计划生育！关注失独老人！ 小月金夆：80年代：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90年代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新世纪后，养老不能靠政府！一个孩子的倒三角人口结构下，独生子女的一生将是：无比幸福的童年、无比沉重的中年、无比凄惨的晚年。还有就是：再老也得养政府！ YoungComa：不平等便是计划生育的本质   小兔儿麻麻：一个以杀死中国妇女腹中胎儿来赚钱的部门。大家可以来骂娘了。 胡萝卜土豆师：习总刚刚讲话，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看看计生委微博的评论就知道党的人心向背了。这还只是一个部门。   秋日枫叶1980：希望杜绝必须上环才给孩子落户口，应该自愿的 来自广东惠州的网友“寻找美好的梦”：我们这里要罚1万元啊，剩下的罚款10多万分3年还。大家说靠谱吗？ 徐歪歪歪：请公布超生罚款数目和去向   丹在动： 这是来帮红柿子会分担压力的？ 黄山殷志丁律师： 和红会的微博有一拼了，336条评论，几乎都是反对声！

中国双峰——一般来说，这样的照片会通过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过来，或者是老办法，一个没有寄件地址的信封。 而且很少会是什么好照片。 照片拍下的常常是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官员和一个女人之间的龌龊行为，而二人并非夫妻关系。或者是一名穿戴整齐的官员，但却戴着一款靠他的政府工资永远也买不起的昂贵手表。 紧随其后的便是要求：给钱，或者成为下一个在网上大范围传播的轰动事件的主角。 近来，中国很多官员发现自己落入了勒索阴谋的陷阱，这些阴谋利用了公众对官员不当行为日益强烈的不满。但即便是那些抵挡住诱惑，不做坏事的官员也难以幸免。在计算机软件的帮助下，勒索者有时会利用复制黏贴的手段将勒索对象的形象嵌入到那些工作场合不宜的照片上，其中的图像往往代表了对权力的滥用。 这一波勒索风潮的出现，正值许多共产党员极不情愿地参加一场由习近平主席本人推动的节俭运动之际，这一运动要求党员不能再用纳税人的钱享用昂贵宴会或配有司机的豪车，而这些曾被看做是中国官员的天生特权。根据中国最高反腐机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消息，从2012年底运动开始到今年4月底，已有2000多名接受调查的官员因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 现在，公务员除了要小心反腐人员之外，还必须与勒索者周旋，后者则利用了美人计、摄像头，或者更糟的：Photoshop。 在湖南省农村的双峰县，当局已经逮捕了几十个勒索者，其中一些人利用了真实发生的官员违法行为来进行勒索，而另一些人则只是利用电子手段来伪造罪行。 陕西某省级部门的一位副职官员说：“当官真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为了避免引来关注，他要求不具名。 这名官员说，多疑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很多同事都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自己被抓现行的照片会出现在网上，断送了前程。 他说，那些参与伪造照片这一地下行业的人，有的是肆无忌惮的、想快速赚钱的犯罪团伙，也有试图取得有利商业合同的个人，而追逐权力的官员勒索同僚，以榨取政治利益，也“很常见”。 这名官员说：“最可怕的是，一旦有人说你干了坏事，政府什么都不能说。到最后没有人会在意是真是假。” 而一系列高调的勒索案更加突显了这种担忧。 上月，《郑州日报》报道，河北省警方破获了一个由80个假记者组成的犯罪团伙，他们在过去五年中利用要发布负面消息来威胁官员和企业，牟利110万元人民币。 4月份，有关部门发现，湖南省三名公职人员给当地县委书记胡佳武办公室的饮水机上安装了窃听设备和秘密摄像头。之后，他们被起诉。检方称，他们录下了胡佳武“违反党纪”的行为——这通常是受贿的一种委婉说法——之后威胁胡佳武，如果不提拔他们就要公开这些录像。胡佳武没有屈服，而是举报了他们。目前，他仍然在任。 双峰县政府已经开始打击这种勒索行为。多年来，似乎没人在意那些给当地带来恶名的电话诈骗者。直到2011年，当地的诈骗者开始用Photoshop软件改进诈骗手段，并将目标瞄准官员，人们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3月份，当地政府开始张贴海报和标语，用以前宣传计划生育和歌颂共产党的言辞来为这次打击行动造势。 “全社会行动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他们大声疾呼。 这场宣传攻势拉开序幕的同时，双峰县警方还宣布，他们抓获了与127起敲诈案相关的37人，涉嫌敲诈的金额达730万美元（4500万元人民币）。据双峰县政府网站的信息，在策划这场打击行动的会上，当地县委书记发誓要“背水一战”。 虽然他们打造的口号为网络上的讽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地居民却承认，这场打击行动很成功。但没多少人认为这就会彻底根除这一产业，当地人认为，多亏了这一产业，双峰县的郊区才出现了许多新建的三层住宅楼。“这被称为一场‘人民战争’，但老百姓为什么要帮助政府？”一名商店店主说道，据他估计，这里近一半的村民都与敲诈勒索有关。“谁都知道，政府官员沉迷于美食、性和金钱。”他补充道，“这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 去年11月，一位中国调查记者在网上发布了一些视频截图，其中是重庆一位区委书记、54岁的雷政富与一位18岁的女性发生性关系，从此敲诈官员案件开始进入公众的视线。 她后来告诉调查人员，是当地一位房产开发商付了她300元人民币，要她秘密录下他们发生性关系的过程。这位开发商后来企图利用这些视频来勒索雷政富，要他给出建设合同。 随之而来的丑闻至少让10位官员下马，其中包括雷政富，他涉嫌腐败，正在等候判决。 “‘艳照’敲诈缘何成为官员的‘软肋’，”这是重庆事件后，一家党报网站上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 据首先发布这些图片的记者朱瑞峰说，社交媒体的急剧扩张令这种困扰中国官员的敲诈勒索变为可能，给了反腐人士和那些不太走正路的企业家一个绝好的平台，来曝光公职人员道德上的过失。 对于那些成为这场大众运动目标的官员，朱瑞峰并不是很同情。“如果他们没干什么坏事，为什么会成为勒索的对象？”他说。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还补充了一句生动的中国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他和其他一些人表示，可能成为目标的那些人已经改变了他们娱乐活动的方式。官员们已开始亲自预定午间幽会的酒店房间，并在脱衣服之前，搜查女伴的钱包，看是否有录制设备。“官员们现在越来越警惕了，”他说。 以兵马俑闻名的西安市的一位中层官员近来透露，最近出现了一张对他不利的照片，显示他戴着一块自己很少在公众场合佩戴的豪华手表，这使他提高了警惕。 随照片还附有对封口费的要求，慌张的他悄悄地找了一位信任的同事，而那人则感到很惊讶，这竟然是他第一次收到敲诈信。“你才收到敲诈信？”那位同事问。 这位官员要求匿名，以免他的话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该官员表示，最终，他决定对勒索者的要求不予理睬，但他在显露财富和关系时已变得愈加小心。 那块问题手表已经安全地藏起。甚至他的家人也尝到了自律的苦果。当这位官员的儿子最近准备结婚时，他决定，一场规模巨大的豪华婚礼风险太大。“那样做太公开了，”他说。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习近平担任中国新任领导人之后，提出“中国梦”的说法，让国人耳目一新。但是，很快几个月下来，不少人是失望大于希望。6月18号，习近平在一个会议上要求党员“洗洗澡治治病”、扭转不良风气，又被民间舆论批为“空话套话”。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月18号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 习近平说，人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现在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为“四风”，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提出，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进行“大扫除”，自我净化，摒弃不良风气。 海外中文媒体从习近平讲话嗅出新动向，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活动是习近平整风运动的开始。 原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政治分析人士俞梅荪先生表示，中国每届新领导人上台都会开展整风运动，结果党员干部的风气是越整越糟糕。 “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整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什么的，当时也都提出过的。包括江泽民三个代表等等，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是越整越遭。权力左右整风。” 俞梅荪先生以陈希同案为例说明，中共高层历次开展的整风和反腐败运动往往沦为权力斗争，被揪出来的贪腐官员不过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陈希同1998年因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16年刑期，后来保外就医，今年6 月初去世。 俞梅荪先生说：“陈希同贪污治罪，他实际上是因为他是六四打手，或者跟江泽民之间的权力斗争失败了，被经济治罪了。陈希同的罪实际上是激化学潮、镇压人民，那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所以靠党自己整风，是不行的。包括陈良宇，不是因为经济上的罪，而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了。” 记者18号晚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发现很多网友对习近平的讲话嗤之以鼻，认为他的讲话是“搞形式”、“空大假话一套一套”，与习近平“中国梦”说法刚出来时的很多赞赏之声截然不同。 对于习近平这次提出的“大扫除”、扭转“四风”的说法，有的网友发微博问道，大家彼此彼此，谁扫？扫谁？ 还有的网友感叹说，已经病入膏肓了，想治好谈何容易！ 197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俞梅荪先生说，当年朱镕基刚担任总理时，也曾发出“准备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的豪言壮语，但几年下来结果党内不良风气更严重了。 俞梅荪先生认为，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才可能根治当前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 “只有宪政、民主才是国家的出路。习近平刚上台时说宪政梦、这梦那梦，现在都过去半年多了，大家越来越看不出希望了。习近平看来是回到老路上去了。” 习近平上台后，还提出过“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要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这些高官贪腐案件涉及资金之巨大，令人瞠目结舌。 甘肃兰州曾独立参选社区人大代表的余男先生认为，只有允许百姓和反对党监督政府，中国才有希望。 “习近平说的这些，是新鞋走老路，不可能有效果。靠自己整自己、靠威慑力，没有监督、没有其它政治派别的监督，是没有效果的。” 也有小部分新浪网友对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6月18号要求党员“洗澡治病”讲话的微博表示赞赏。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与陈光诚关系密切的人周一说，他现在处于相互矛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斗争的焦点。此前，中国这位盲人异见人士认为自己即将离开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是中国当局向校方施压所致。...

香港——在未来几周，创纪录的700万学生将从中国各地的高等院校毕业，但他们的就业前景却一片黯淡——这是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最新迹象。 企业表示，由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虽然简历铺天盖地而来，它们却无法提供多少岗位。国内与Twitter类似的微博站点上满是就业前景黯淡的毕业生的抱怨。 中国政府十分担心，认为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已要求学校、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至少在短期内多雇佣毕业生，以帮助减轻失业压力。“他们担心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唯一比这更让他们担心的是受过教育的人失业，”哥伦比亚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经济学家魏尚进说。 由政府支持的精英机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本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迄今为止今年毕业生中找到工作的还不到一半。 除了几所顶尖高校，中国所有大学的毕业生都表示，在他们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人找到了工作，那些的确在冬天收到了录用通知的人，由于近几周经济形势的低迷，他们又眼看着机会失去。 “许多公司根本不招人，当公司意识到，它们根本支付不起这些工资的时候，我有一些同学在一个月里找到工作，又失去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劳动与人力资源专业的毕业生闫爽说。 闫爽表示，冬天的时候，一家体育服装公司答应给她一份工作。但随着经济下滑，这家公司在三月份取消了所有的雇用计划。 在过去10年，中国各级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翻了四倍。但是中国经济仍以制造业为驱动，多数工作为蓝领岗位。5月15日，总理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并产生了针对学校、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通知，要求它们雇佣更多毕业生，这一策略的使用频率近年来持续增加，用来吸收没有工作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 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Wah Ching Center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in China)主任白杰瑞(Gerard A. Postiglione)称，“任何一个国家，中产阶级不断扩张，失业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都会遇到麻烦。” 去年冬天发布的一项全国调查发现，在21-25岁年龄段的人群中，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占16%。 但其中只有4%的失业者是小学毕业，这也表明企业最迫切需要的始终是蓝领工人。过去四年中从农村到城市工厂工作的工人工资激增了70%；而白领阶层年轻人的工资勉强维持不变，甚至还有所减少。 经济学家很久前就预测到，中国经济需要每年以7%或8%的增速增长才能规避大规模失业。但这一经验法则在最近几年随着劳动力市场分裂而变得不那么可靠。 相对较慢的增长依然在为中国的蓝领工人制造足够的全职工作机会。但是要为大量大学毕业生创造白领工作或许还需要更快的增长速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为7.75%，虽低于2008年以前10%到14%的增速，但却依然比西方快。中国的主要问题在于大学毕业生的增长；美国每年有300万毕业生，而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在短短10年间就增加了500多万。 一项得到国务院支持的应对措施是，呼吁更多毕业生到小型私人公司就业。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一代在政府“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人是不喜欢冒险的，不情愿加入或者创立新公司。 闫爽说，“我不会去私企工作，没有安全感，只想去国有企业。” 看到就业机会有限，许多大四生选择了考研。而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正在迅速扩大。北京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杨怡说，一冬天找工作未果之后，他准备考研。 他说，“希望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时经济能恢复过来。读个硕士怎么说都比在小公司工作强。小公司可能朝不保夕。” 有些专业学术要求不高，但是可能能让学生进银行工作。中国学生对这种专业趋之若鹜。经管及经济学专业的激增，跟中国众多的新私立学校认为这些专业的教学成本低有关。而工程及其他科学学科，由于需要昂贵的实验室，增长较缓慢。 和近年来西方世界的情况一样，金融服务业极受大学毕业生的欢迎，他们纷纷求职于银行、经纪公司及该领域的其他公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银行职员的平均年薪为1.45万美元（约合8.7万元人民币），两倍于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薪资水平。 名校毕业生仍然很好找工作，尤其是当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高时。在北京的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贸易专业就读的毕业年级学生林印毕（音译）说，他获得了一家供暖公司及一家超市连锁公司的工作机会，但是仍然在申请报酬丰厚的银行工作。 他说，“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工作？专业对口吗？薪水高不高？员工有发展前景吗？” 中国知名主持人王志安在微博上有逾20万粉丝。今年春天，王志安建议大学毕业生去作搬运工，此言论引起震动。 他说，“如果毕业暂时找不到称心的工作，先干两年搬运工。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先生存、再谋发展、不靠父母，这应该是非常基本的价值观。”

互联网已成为全球网民表达思想和抒发情绪的空间。不过，中国共产党的党刊《求是》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互联网目前负面信息弥漫，不良情绪蔓延。作者提醒人们警惕网络“负能量”。 政治新词汇：正负能量...

凤凰网文化：包括您还有赖声川，还有李安，都有旅美的背景。您觉得在纽约的这些经历的话，会赋予到我们这些华人艺术家一些什么样的气质？ 　　陈丹青：重要的不是旅美的经历，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再老是中国中国，当然我也不喜欢老是世界世界。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强国，然后也已经告别了一个完全孤立的隔离的状况，现代是一个传媒的时代，世界因为传媒已经变得区域和国家的这种隔阂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它的距离，不同价值观、制度这绝对还在，但是艺术就是做这个事情的，重要的是不管哪个国家在演戏，在画画，它里面表达的就是生存经验，就是大家都是人，喜怒哀乐，就这点事，然后找到各种方式来表达。 　　我想，中国终于开始有那么好几代人在国外。此前我们都有个民族情结，他最后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对祖国是什么态度，这个时代应该告别了，有点小气。不要老想着怎么中国中国，一个德国人，一个荷兰人，不会到哪儿都我是一个荷兰人，我为我的荷兰骄傲。这就是木心《文学回忆录》里讲的，就是童年的衣服穿不上了，你别老披在身上。 　　那天我跟黄磊谈话，我有点吃惊。他说我做所有的这些事情，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女儿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他还是没过这个关，我客气一点说，这还太浪漫主义。没有人欺负我们国家了，中国人在洋人面前那种低三等九等，这个时代过去了，理所当然我应该出去玩，你们也过来玩。 　　我昨天晚上看到五个法国人就弄成高跷，弄成鬼样子，另外一个世界的像精灵这样子，在乌镇的深夜，就在街上走了一圈，我很感动。因为我相信他们比我们更高兴，你叫我扮演成一个高跷，忽然出现在西班牙一个小城里面，我会非常兴奋。人家没有这个概念，我是法国来的，我为法国骄傲，没有，他很高兴。我还看到一个男的在水巷当中，不知道是德国人还是哪国人，北欧人，跟个疯子一样，在那儿讲那种根本不通的中文，在演他一个人的戏，完全像个神经病。他很高兴，他在一个他根本不了解的国家，他可能第一次来，但只要在他面前是人，他就完全就疯掉了。人的天性都是这样的。 　　咱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就是到世界任何国家，放声把我们自己唱惯的那个强调唱出来，然后自己享受。没有，我们总是在想中国，外国，然后文化交流，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是人，都无聊，都想找刺激，度过一个比较不无聊的晚上。 　 　中国有钱人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人相对有钱了之后，可能需要一种更大的身份认可，或者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所谓追求，比如买字画附庸风雅。你怎样看待这些先富起来的中国人？ 　　陈丹青：你要是认识很多有钱人，你会发现，他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在任何热闹面前，他一个人在他家里面，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非常享受。所有能够在公众场合看到的人，他其实一定无聊，他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这句话背后就是说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你年轻人也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不知道这条命怎么办，低层次的就是活下去，高层次的就是他妈我都有了，然后我怎么办。每天要打发过去，每个钟头，然后你忽然发现自己老了，你要死了。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现在是否处于一个智识逐渐开启的年代？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在追寻那种内心的文化自觉的东西？ 　　陈丹青：我跟你说，人的欲求永远在那儿的，不管什么欲求，性欲求，物质欲求，然后虚荣，然后抵御无聊，抵御死亡恐惧，这个所有时代的人都是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就是这个社会提供大量的娱乐，让你生活显得不那么枯燥。再有一个就是更高层次，我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当艺术家，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是很多聪明的人，他会找一种方式，让自己活得更有意思，不一定是艺术，种花、养鱼，或者是做志愿者，或者是到医院里去，种种这些，其实他不完全是出于道德，出于所谓咱们叫做爱。就是他想过得有意思一点。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各得其所。 　　陈丹青：太多无聊的生活，上班挣钱，吃饭睡觉，结婚生子，这都是太老一套的事情，一部分是责任，一部分是一个秘密，人类要延续下去，此外你怎么办，你如果不马上死掉，你总得活下去，每天你要过。我不会把它说成是文化需求或者是怎样怎样，这都说大了。 　　凤凰网文化：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况。 　 　集权控制让中国人信奉“活下去就好” 　　凤凰网文化：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当时说了一句脏话，然后说中国人最大的信仰就是活下去。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我想说的是，其实在物质上，我们其实已经到了该怎么活的阶段了，您说的这个活下去，是不是还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所指？ 　　陈丹青：我这个话当然是有点偏激，不对，说的不好。但是我想指的是，其实是这个政权，这个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控制方式，后现代的控制，后极权的控制方式，它最后让你很低程度的一个感谢，就是我能活下去就好，然后不反抗，不怀疑，承重，然后忍着。 　　所以最后如果你脑子很清楚，你就发现，我他妈不就跟条狗一样，就只剩活下去这件事情，其他我都没有权利。他恢复了你一部分权利，你经商的权利，出国的权利，都可以，问题是你要让它做东，一天到晚他做东，你有想法你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也没用。所以最后你就发现，就像托克维尔那本书一样，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发生在相对民众其实生活好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拿到了一点权利，最后发现不行，我这条命不能这么过，我还有其他东西，我要尊严、自由、自主。 　　反而在最糟糕的时候不会有革命，文革不会有革命，全国就是个集中营。所以现在这样是对的，就是各种欲求开始抬头，它有多强烈，它有没有效果，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这个意识已经抬头了，种种方式表达出来。 　　 中国国家富强了 人却没有醒过来 　　凤凰网文化：高晓松曾经说过一个话，他说现在是一个粗鄙无文的时代，然后前两天有一本杂志，《中国周刊》它的封面标题也叫粗鄙时代。而且还有我一个观察，就是我们拍的电影里面，我还要提到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中国当代的电影，很难让人找到高贵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发现一个很好的题材，但是我无法看到他拍得高贵。甚至某一个高贵的题材在我们这儿会拍得猥琐，更多电影则直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猥琐。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存在，谁该为这个所谓的粗鄙的时代去负责？ 　　陈丹青：我还是一个老的论点，就是五四完全是一个失败的运动，它启动了一个国家转型和一部分文化转型，但是文化转型原来的方向，就鲁迅早年说的立人，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就是集体性地进入一个现代人格，就是人权，人的自尊。但现在强国的目的达到了，然后国家转型也差不多可以算做到了。但是一个制度转型，然后价值层面的一个确立，反而更远了。 　　所以这个问题会变得很荒谬，一方面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真是崛起的一个大国，经济实力非常强，很有活力。但另一方面，人没有跟进，人的状况没有跟进。就是夸张一点讲，一个政策富强的一个国家，人应该跟这个富强是对应的，文艺复兴远远还没有像今天这种富强，在科技物质层面，可是人醒过来了已经，我们就是人没有醒过来，人的意识没有醒过来，可已经住在非常好的房间里面，太高级的会所，太豪华的消费，但你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内心到底怎么想，那你会很沮丧。 　　我去过这种会所，有钱人会请我去吃饭，有官员也有富商，我不好意思扫他们的兴，一点不好玩，一点不好玩。有酒有女人，然后有封闭起来的，车转好几个弯，全是门卫，要跑进去一大间。会所，所谓会所就是官商勾结之地，附庸风雅，跟艺术家交交朋友，也挺诚心的。人那都是一时之选，都是人精，但是我不觉得他们真的很充实，然后我非常尊应羡慕他们，这人说到这个份上真精彩，一点都没有。因为当然我接触有限了，我非常希望在官员或者富商里头，有很精彩的人在，我相信一定有，我可能没遇到。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的理想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应该是什么样的，对中国来说？ 　　陈丹青：我不知道，我见过美国的欧洲的中产阶级，或者是若干真的是有钱的人，大腕儿真的是见过。他们第一给我的印象其实非常有礼貌，非常低调，他们其实很诚实，说的都是实在话，咱们叫不摆谱的，根本不摆谱的，人家都没有想到有什么谱。 　　第二就是你说的所谓高贵，就是你到他们的会所去，你进入他们的社交场合，你不自在是因为我英文不够好，交谈不太可能深入，但我旁观，旁观就觉得，当然他们也没落了，跟他们早先的文脉比，他们也没落了，尤其是欧洲。但跟咱们这儿比，就是一个教养，一个趣味，自然得多，真实得多。他们真的在一个有品质的生活里头。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崛起的这些阶层，还在极力享用这个…… 　　陈丹青：太快了，我们没有准备好，没有真正好，另外我们的启蒙是失败的，比较正常的情况是经过五四、清末这些折腾，就是人的观念和价值观应该改变，事实上已经在民国时候，一部分人知识分子或者实业家，其实已经在改变。但是以后就给毁了，给玷污了，等到想回到一个良性的状态，回不去了。年轻人上来了，年轻人的教育又是一个失忆的教育，它不让你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连很近的过去都不让你知道。 　　可年轻人的欲求又特别旺盛，他太好奇了，然后又在一个相对他应该说开放的世界，至少他上网他能看到很多讯息。但问题就会出来，他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他知道的时候，他正在过的生活，他将来可能的命运和这个国家许诺的一个前景都不对称的。 　 　革命就是最无耻的人掌权后继续糟蹋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您上次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您说，革命的时代和反抗的时代都过去了，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有文化就好。这算是一种智慧的妥协吗？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最好的一个选择方式？ 　　陈丹青：不，这个是说反话了，第一我真的不希望革命，因为我见到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一群最无耻的人最后上来，然后继续来做革命者痛恨的事情，就奴役别人，利用这个国家，然后糟蹋这个社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三论”，他看得很清楚。至于反抗，我指的是用革命方式反抗，暴力方式反抗，这个时代真的不但过去了，而且应该过去。 　　事实上反抗，比方说把自己的意志说出来，哪怕很克制的，被控制地说出来，每天都在发生，老百姓为了自己的利益，所有权，地，然后你不要在这儿建化工厂，这些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还要时间，还要走很长的过程。 　　中国人太能干了 反而该少做点事情 　　凤凰网文化：现在好像大家也不太谈左和右了，但是可能现在还是新左派跟自由主义还是在辩论当中，然后我们在微博上看到很多的乱象。所谓的公知们的时而聒噪，时而中肯。您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而言，做些实事是不是应该更紧迫，而不是去讨论这些主义或者是倾向？ 　　陈丹青：是这样，其实新左派，自由主义我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很关心，我关心的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好，然后有了声音以后，我关心他说的好不好，我嫌他说得不够好，说得不够迷人。那些新左派，如果你非常会说，你迷得进去的，自由主义也一样，就是他是个叙述策略，你要讲得好，也有人听。但目前总的倾向太学术，太学术一下子你读的人就少了，你能不能像五四那代人，都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那深入浅出，非常平白的语言。 　　凤凰网文化《年代访》：应该让木心先生来讲。 　　陈丹青：木心都是用家常话在讲宗教，讲哲学。至于公知也好，所谓代表社会良知，代表在思考的这代人，这群人，当然总是会有这个批评，就是你们空口说白话，你们做了什么，来一点什么可行的事，做事情，这个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问题是，很多事是不可以做的，你想做就做了，不可以的。连文章发表都不可以发表，都屏蔽，说话都是问题，说话也是在做事，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太多太多限制，而且越来越严，你教我怎么做事。

中国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郭嗣平周一（17日）接受官方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电话核实时表示，该司副司长范某目前已辞职，单位已就相关情况进行了处理。...

互联网的发展，正以惊人的深度和广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自觉不自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数字化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