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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新华社旗下“新国际”援引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早前发表的报告，指来自中国大陆移民血液中多种金属含量高于亚洲其他地区移民。中国官方称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13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新媒体”新国际”援引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称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报告称，这一情况令人堪忧。并附上了该报告的英文版照片。中国内地人口已经成为纽约新增移民的最大族群。这份报告将中国内地移民的健康状况与其他亚洲移民后裔做一比较，得出相关结论。 该报告指中国移民体内金属含量高可能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报告也指镉和铅可在人体内留存数十年，也许这部分超标的重金属来自中国内地。正值中国多省市近期频发”镉大米”丑闻之机，加之早前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由于海洋污染导致海产品重金属超标消息，因此该报告发出后颇引公众关注，并再引向对中国土地污染、重金属超标的讨论。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在2010年发布报告：中国五分之一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 其中镉污染的耕地涉及１１个省２５个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土壤中重金属本来底值就偏高，加之多年来大量工业”三废”排放，加剧了土壤重金属污染形 成。官媒新华社6月12日报道，镉米背后与中国土地污染紧急相联。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透露目前正在推进一个调查项目，以尽快绘制出中国重金属污染’人类污染图’。” 工业污染引发的民众抗议频发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向德国之声表示，”镉大米”事件曝发，并非偶然，而在早前中国湖南、湖北等中国水稻主要产区也曾曝出多起铅中毒、汞中毒事件等。中国在急速的工业发展中，排污治理并未跟上，长期的污染恶果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呈现：”大家都认为土地污染形势很严峻，也很着急，主要是工业污染、矿山污染等。但现在污染数据还没公开；最关键的一步是先把污染地图搞出来，哪些地方污染了才能清楚，下一步才能采取措施，但这个措施很难，土地污染很难治理，需要很长的时间。” 北京董正伟向中国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今年2月20日中国环保部书面答复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董正伟再向环保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5月5日，环保部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再称相关数据暂时按照国家秘密进行管理。很多网友认为，官方重金属”人类污染图”能否顺利完成，数据是否真实还有待观望。 作者：吴雨 责编：苗子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期待中国梦不要成为“中国噩梦”。 这一公开信写于端午节（6月12日），周四（6月14日）在推特微博上发布和转帖。 刘霞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致信习近平，谈及她从2010年起失去人身自由，质问“作为刘晓波的妻子，莫非也是一种‘罪行’”。 公开信还对其弟弟刘晖9日被判重刑表达不满，质疑“整个公权力系统是否在正当行使权力”。 刘霞说，中国梦是“要通过每一个公民来实现的”，“我期待中国梦不会让我们这些个体变成‘中国噩梦’。” （撰稿：高毅 责编：李莉）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入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奇怪的村子 这些在城市制造的垃圾堆里谋生的人们，很少进入城市里光鲜的那一面。他们工作在垃圾堆，也住在垃圾堆，而垃圾堆往往都远离城区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老冯眼里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来到这里，偶尔来一两个，故事就像《桃花源记》反过来讲一样。 在堆成一道巨墙的垃圾山下面100多米处，就是工人们的住处。两行简易的砖房，外面还用铁皮搭出一个个小间，就是他们的厨房，一户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说一户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都是夫妻搭档，一同在垃圾场工作，只有开推土机的小陈是单身。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村民”来自五湖四海，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然而大家都自顾自地操着乡音交流，基本不说普通话，各种乡音一句来一句往，居然毫无障碍。有一些夫妻，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的学龄前儿童，在这里玩耍，从破屋子玩到垃圾堆，喧闹嬉笑伴着鸡犬之声。 村子里养着鸡鸭，白天自己出去，到垃圾场里找东西吃，晚上各自归巢，回到主人家。卖了废品拿了钱，或者过个什么节日，大家就会把鸡鸭杀来吃。 对于鸡鸭都是吃垃圾长大这一事实，“村民”们一点也不介意，他们说，归根到底自己也是靠垃圾活着，除了不直接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其它都是捡来的，考虑到食物也是捡垃圾换的钱买的，也可以算是来自垃圾堆。据说不但他们自己吃垃圾鸡、垃圾鸭，外面的不少居民，也会不时到“村子”里来购买，说是这些自由自在生活的走地鸡鸭，比养禽场里出来的味道好很多。 像鸡鸭一样自由自在的是人。“村民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而不去工厂上班，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自由。想干活就干活，想休息就休息，在破屋里睡一天，也没人找麻烦。水电都不要钱，老板全包，偶尔还送来几箱啤酒以示犒劳。大伙儿或坐或站一起喝啤酒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就像在老家一样。 垃圾堆里也有梦 第一天见到小王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铁皮房门口剥着铜线。 小屋里放着一张简单的床，床对面有个大肚子的小电视，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光的节能灯泡，灯亮着，屋内依然幽暗。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台CD机，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一只大老鼠从墙角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小王看了一眼，继续剥他的电线。“有老鼠太正常了，晚上下床，一伸脚就能踩到一只。” 妻子和他一起，住在这个人与老鼠共同的家。2001年，15岁的小王来到东莞打工，在桥头镇一家工厂里，一个月领400多元工资。一桥之隔的惠州博罗一间工厂里，流水线上坐着他未来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结为夫妻，结婚那一年，小王18岁，所以年仅27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原本父母也在东莞打工，2007年孩子上学，他们就回云南文山带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条件不允许。上幼儿园，一年下来一个孩子就得1万多块钱，根本吃不消。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在家都是免费。 小王在老家修了一幢两层小楼，花掉了他和妻子打工10年的全部积蓄。楼修起来了，但没人住，一直空着。用这么多钱盖个没用的房子，为何不干脆用来投资做生意？小王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没那个命。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盖，没什么道理。 小王夫妻俩在这场子里干活，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刨去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都能存下来。去年，他在东莞考了驾照，小本本一直放着。如果出去当个司机，收入也能比现在高，而且相对体面，但小王说，自己开车还是个“菜鸟”，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人会请这么没经验的司机，从对别人负责的角度看，也不要去祸害人。 他收着小本本，存着钱，就是想将来自己买辆车。“商务型的小面包，空间够大，舒适度也不错，还能拉货，价钱也不贵。”说起车来，小王眼里放光，性能、外观和乘坐感受都说得头头是道，忽然又眼神一暗说，那只是梦想，说多了不好意思呢。 真有钱买车，他也要回老家文山去买。他已经打定主意，再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家里修公路，能找到活干，有钱就承包一段，挣得多点，没钱就当工人，一天也能拿100多元，比在垃圾堆里混要强。 小王身边，丢着一张捡来的影碟，《大侦探福尔摩斯》。封面上印着小罗伯特·唐尼的脸，他以为是钢铁侠。“钢铁侠，那家伙有钱啊，做人做得潇洒！” 被害怕的未来 小王还可以回家，但他的许多同行，则似乎走不了这样的回头路。 随着垃圾填埋场日渐没落，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深深的隐忧。按照东莞的计划，去年就应该对垃圾实现80%的无害化处理率，主要方式是生物发电，所以这几年在媒体上，传统的垃圾简易填埋场，都被称为“城市的毒瘤”。 老板黄先生是广东茂名人，去年包下了旧飞鹅这个场子，投入百余万，但第一年就亏了本。黄先生说，垃圾里有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废品的价钱又越来越低，很难赚钱，也看不到起色。这种业务状况，暗示着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命运。 虎门镇远丰村的垃圾场，比旧飞鹅垃圾场要有名得多，因为垃圾山下的远丰村，成了“癌症村”，5年前被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现在远丰垃圾场的作业已经规范得多，先要铺上防渗膜，然后一层垃圾一层土地压实，最后还要种上树。垃圾场下面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和生物发电厂，远丰村已经闻不到臭味，搬走的村民也陆续回迁。工人们在垃圾场，已经逐渐不准捡废品，专心作标准化处理。 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工人，都换过几个场子，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变得“不景气”。未来几年，这些填埋场都会被逐步关闭。那些在垃圾场干了许多年的工人，感觉对前途有点害怕。 远丰村填埋场，四川达州人老陈已经50岁，在多个垃圾场干了一共10几年，除了垃圾场，不知该往何处安顿。 垃圾场就是他的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跟他一起住在垃圾山旁，天天与恶臭为伴。老母亲身形佝偻，头发斑白，仍然闲不住，在垃圾场里养了一大群鹅，养得肥大，站起来有自己半身高，还养着一群黑山羊，天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这里，俨然已经成了老人的牧场。 老陈的谈话中，处处表现出对垃圾场的感情，不说它一句坏话。 和老陈处境相似的，还有同为达州人的36岁的妇女蒋家成，她在东莞的垃圾场已经干了14年，也就是说，除了垃圾场的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做过，也不会做。 她从不嫌脏，也不嫌臭，甚至不在乎对身体的危害。她和丈夫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很少时间呆在一起，她也不介意。一出来工作就进了垃圾场，一干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业，她说这就是缘分，也是命。然而现在渐渐变成了“宿命”，她不知道还能在熟悉的垃圾场里干几年。 天气很热，记者请工人们每人喝了一瓶啤酒，他们就都爽快地答应来张合影，爬上废品堆成的高墙，挤出一点笑容。看着照片里每个人脏兮兮的模样，小陈竟然还说了一句颇具深意的话：我们是很脏，但城市因此很干净。 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474490102enbq.html?tj=1

美國中情局前技術人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是英雄，還是叛國者？這種爭議不只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中國。只不過，斯諾登能獲得西方輿論、美國部份民眾支持，是因為他「不想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記錄的世界」，是因為他被視為維護公民自由的英雄。但是，中國五毛黨呼籲當局保護斯諾登時，是視他為批判美國式民主、背叛美國的英雄，是視他為支持中國封殺網絡自由的重要證人，恰恰與斯諾登的志向背道而馳。 斯諾登踢爆美國政府監控民眾電話及上網紀錄，還逃到香港以求保護自身安全，在令美國政府尷尬之餘，也削弱美歐支持中國網絡自由的道德力量。但同樣引人矚目的是，為甚麼美國國會共和、民主兩黨與白宮對此案罕見地步調一致，共和黨籍的眾議院議長博納也指摘斯諾登是叛國者？為甚麼美國民調顯示逾半民眾覺得政府監聽可接受？可以說，當局在處理通訊監控、網絡監控涉及的國家利益與公民私隱平衡問題的機制是關鍵。 中國五毛黨盛讚斯諾登的英雄義舉，並不是因斯諾登為維護公民自由而捨得一身剮，而是因他們認為斯諾登「把美國邪惡的一面真實地告訴全世界人」、因為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很需要斯諾登這樣有勇氣背叛美國的人」、因為他們可以藉此批評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和美國政府對中國妨礙網絡自由持雙重標準。在他們的邏輯裏，誰背叛了美國中情局，誰就是受中國歡迎的英雄，只要能證明美國也在實施網絡監控，就能為中國的網絡監控找到合理化理由。 其實，中國網絡監控的「防火長城」之所以臭名昭著，至少在監控手段、約束機制、監控目標等方面都有異於美國。其一，中國無論是屏蔽海外網站，還是搜尋網站、微博等設立敏感詞屏蔽，都是為着阻撓民眾取得公開的政治訊息，如此妨礙資訊流通自由，完全無關反恐等公眾利益。如果美歐的網絡監控出現這類情況，毋須斯諾登踢爆內幕，主政者早已被轟落台。 其二，中國通訊監控、網絡監控缺乏法律和公眾制衡機制。國安、公安等專政機構，甚至主管網絡的宣傳部門，都可以隨意截取網民資料、上網紀錄，毋須經過法庭批准，連接受人大或政協等所謂民意機構的監察都欠奉，毫無忌憚地侵犯人權。而博納之所以在斯諾登事件上力撐奧巴馬，是因為國會早已得到通報，相關監控得到國會批准與限制。 其三，中國網絡監控屢屢犯下以言入罪的惡行，截取網民批評當局的言論，作為檢控網民顛覆國家罪或煽動顛覆國家罪的證據。湖南《當代商報》編輯師濤被判囚十年、江蘇副教授郭泉被判囚十年、湖北作家杜導斌被判囚三年，都只因為在網上發表異議文章。 由此可見，中國網絡五毛黨再如何讚賞斯諾登背叛中情局、再如何以泥漿戰術拖美國落水，也改變不了中國濫用網絡監控以侵犯人權、為一黨專政服務的事實，也堆砌不出中國繼續毫不受制衡地濫用網絡監控的理論依據。無論斯諾登最終會否被引渡回美國、最終會否被定罪，但他始終會是眾多輿論與民眾支持的勇於維護公眾私隱的理想主義英雄，始終會觸動西方國家更慎重地平衡國家利益與公民自由，始終是中國五毛黨愛不起的英雄，除非五毛黨為英雄斯諾登歡呼時，是在呼喚中國的斯諾登式英雄的誕生。 李平

北京——20世纪7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贫困国家。而今，中国挑战着美国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这背后原因何在？廉价劳动力？勤劳？威权制度？人民的致富渴望得到释放？ 新书《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Chinese Industrial Espionage)的作者称，还有另一个因素：大规模的技术转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在将发达国家的科技转移到中国来，手段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有的属于“法外”——因为它们躲避了检查。同时，中国政府把孕育这些科技进步的民主体制及自由教育挡在门外。 作者威廉姆·C·汉纳斯(William C. Hannas)、詹姆斯·莫维农(James Mulvenon)及安娜·B·帕格里希(Anna B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英国杂志《新政治家》2012年10月22号出版了一期中文版中国特刊，由艾未未担任客席编辑，主题围绕中国以及中国的未来展开，内容包括陈光诚访谈，唯色谈西藏，程益中谈中国媒体控制，刘晓原和滕彪谈中国法...

华盛顿——随着数字通讯量在过去10年中爆炸式地增长，追踪恐怖分子的美国分析师为了寻求处理大量电话记录、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的新方法，求助于硅谷的计算机专家，这些专家曾建立了复杂的方程，阻止了俄罗斯黑社会进行信用卡欺诈的企图。 为此，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和其他情报界部门与技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就是其中的一个，帕兰提尔由一群来自贝宝(PayPal)的投资者创建，他们正忙于解开“大数据”(Big Data)的秘密。 如今，软件技术的革命使对规模巨大的数字信息进行自动及瞬时的分析变成可能，也给NSA带来变化，使其成为美国人乃至外国人数字资产的事实上的拥有者。这些新技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国间谍能跟踪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人的活动和往来，而无需实际监视他们或监听他们的对话。 新的爆料揭示，NSA一直在秘密地获取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还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得到外国人的电子邮件、视频和其他数据。爆料为了解美国这家最大的情报机构不断增长的能力提供了罕见的一瞥。 为了能利用每天产生的堆积如山的新数据，在几乎没有公众讨论的情况下，NSA在迅速扩张。在过去10年里，政府给该机构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犹他州的山区修建了一座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约合10万平方米）的城堡，显然是用来无限期地存储巨量的个人数据。前业界和情报官员称，NSA在美国各地建立了窃听站，并帮助建造了一台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以破解保护信息的编码。 有人曾一度认为互联网流通的数据量太大，以至于超出NSA的分析能力，然而，最近的爆料显示，该机构的能力远比大多数局外人所认为的要强。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计算机科学和通讯专家赫伯特·S·林(Herbert S.

陕西，中国——延安城管猛踩商户头部一事经过网络曝光，引出该市城管部门诸多违规事件，近日网络流传一则公开信，信中被殴打的商户称，“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但多家媒体证实，这封并非商户本人所写。 近日，百度贴吧流传一则自称是延安被踩踏商户所写就的公开信，信中称，“在这个事件中，打人者固然不对，但客观地说，我也有一定责任，我想，当时我如果能冷静处理，不要太过冲动，也许可以避免肢体上的冲突。在此向在这件事中受到伤害的人们道歉。” 公开信中还说，他和家人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而事件也引发了网上“部分不切实际的传言，对一些人造成了不公正的伤害，也引起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同时也对延安的城市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中一句希望网友“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人们纷纷质疑此信并非当事人所写，而是当地政府为消除不良影响发布的。 6月12日，《城市信报》报道截图在网络上流传，报道中，延安被踩头商户刘国峰接受采访时称：“信不是我写的，不代表我的意思。”报道标题还写道，目前刘国锋仍在医院住院，身旁有延安市城管局安排的专人陪护，“不方便多说”。 FMN

北京政府不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香港特首。 彭博通讯社引述香港特首梁振英说，香港民众不断增长的民主要求有可能导致中国拒绝任命港人选出的特首。 梁振英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说，北京偶或也会拒绝接受香港选择的官员。这表明，它在特首问题上也会采取相同做法。 梁振英说：“目前存在着北京和香港民众在特首问题上不合拍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在一国两制情况下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彭博通讯社的报道称，梁振英将是香港最后一任由以富豪、议员和专业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的特首，到2017年，香港将实行全民普选。 梁振英说，一国两制并非“自然形成”的制度，需要进行管理。但他承认，实行普选仍然是“民众的愿望”。 梁振英强调，这正是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说，目前尚未能确定具体的普选日期，这还需要同香港民众进行协商，但实行普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3月24日曾发表讲话，阐释了北京对普选香港特首的基本立场。 他说，管理香港的人不能与中央对抗，不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乔晓阳说，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香港行政长官。 香港实事评论员林和立说，很明显，中央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态度趋向保守，为2017年特首选举设置限制，从实质上说是一种倒退， 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表示，北京不相信香港民众在选举特首问题上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她说，如果明天让港民投票，他们很可能会选举一个反对中央政府的特首。

中国当局星期天6月9日对中国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庭审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引起了公众和网民至少已经持续了四天的纷纷议论。在许多中国公众看来，当局对刘庭审与其说是审判腐败，不如说是腐败的审判，因为他们认为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结束了他们之间第一次长时间、非正式的深入交流。他们在加利福尼亚一座度假庄园散步吃龙虾，宾主可谓尽欢而散。很显然，双方都希望这次外界密切关注并寄予希望的会晤能为中美今后若干年甚至更久的互动打好一个互信的基础，而两位领导人面对记者的时候，也表达了认为这个目标基本可以实现的乐观态度。 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称这次加州之会，是两国邦交的一个创举，“取得了丰硕成果”。奥巴马也说他与习达成了重要共识。 这似乎给世界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乐观信号：中美两个大国看到了它们之间存在某些相互需要，合作比对抗要好。但是，真的如此吗？ 历来对中美关系持相对乐观态度的人，都会举出他们认为的有利因素：两国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而对抗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的。然而，仅有这些是不能确保大国间不发生冲突的。20世纪初不是也有人欣喜于商业与科技带来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趋势，坚信世界和平的日子不远了么。紧接着发生了世界大战，天下大同的梦想破碎了。 不仅如此，中美之间还存在一种更独特挑战，比欧战前夕大国关系中的潜在障碍更复杂，远非深度的相互依存就能化解。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会注定了中国仍将继续视美国为敌对力量，而美国也不会把中国当作盟友。 这个矛盾就是基于理念和国体的矛盾。相互依存、核战争两败俱伤的威胁和社会的开放都要求加强合作而非冲突。但是，一个民主体制和一个中国这样的体制（且不管它叫什么）到底怎么能有互信？美国怎么才能消除中国对它的敌视？这恐怕不是“为了共同利益放弃分歧”之类的老生常谈能解决的问题了。 一个发明了Facebook的国家，和一个发明了防火长城的国家，怎么交朋友呢？ 乐观看待中美关系的人，往往只看到经济、甚至全球战略上合作的利好，而忽视、或者故意回避这两个大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仿佛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不存在了。其实这才是中美之间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最不能容忍的，不是美国的经济实力，而恰恰是美国的文化实力。 这种以言论自由、宪政、选举所代表的美国软实力，让中国感到威胁，又由惧生恨。这种惧与恨，常常有十分生动的表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封杀Facebook和YouTube的国家。世界上多数国家致力于用科技把人与人更紧地联结起来，让信息和知识更自由地分享，中国却利用科技（还有人力）制造了防火长城，要把人与人隔离开，阻断信息与思想的交流。 中国还限制国外电影（主要是美国）的引进，每年最多34部，这其中的意识形态考虑，至少与保护本国电影业的考虑同样重要。 2011年秋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个国家，当它面对一种截然不同的理念时，那种焦虑与反抗，可谓跃然纸上。 当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一篇学习大会《决定》 的评论写道：“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科技优势、营销手段以及政治推动，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严重影响这些国家的文化安全。……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开始谈宪法，谈“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可是去年年底《南方周末》新年致辞事件很快又被官媒定性为“被境外势力干预的阴谋”。民族主义报纸《环球时报》1月7日就发表社论，说南周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是已经赴美读书的人权律师陈光诚。 据说《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事后曾发微博辩解 ，声明自己没使用“境外势力”这样的字眼，但随后微博即被删去，那篇社论在环球网上也被莫名移除，不过 新华网上 仍然可以看到全文转载。 这种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心理在中国是有“群众基础”的。我曾和北京的一些青年人谈及此事，发现普通人中，认定《南方周末》被“外国势力”操纵的还真不少，殊为可惊。 中国人可能自从近代以来，就很难再把“洋鬼子”当朋友，但是，近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更有现实的忧虑。也是2011年，新任大使骆家辉衔命来华，有关他如何轻装简从，平易近人的报道一时为坊间热议， 以至于《环球时报》为此写了评论 ，指骆家辉接受了美国的“新的使命”，“到中国舆论的内部纠结中积极扮演什么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预中国舆论”。 《环球时报》从不否认中国有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外国人直接或间接地来评论这些问题，那就是阴谋！说白了，一个政治文明的“他者”的存在，被视为中国的威胁。 当然，猜忌是双向的。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多年来进入美国市场受阻，就与美国国会怀疑中国企业图谋不轨、威胁他们的国家安全有关。中国也不被欢迎参与西方国家的太空计划。近来，最让美国人警惕的，还有中国人是否在攻击他们的计算机系统。至少美国的军方相信这是一定的。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担忧有多少是情有可原的，我不得而知。反正双方互相都不信任，这是事实。从中国方面来说，对来自美国的威胁的担心绝对是真的。“用夷变夏”，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噩梦。 历史上，大国间化干戈为玉帛的先例不可谓少，但鲜有两个意识形态如此水火不能相容的大国能冰释猜嫌。中美之间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历史在这方面帮不了今天的领导人。在加州，习近平说对了一件事，他们要做彻底创新式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