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苹果公司收费下载从未缴税：涉嫌严重走私 「我国苹果用户数量庞大，苹果不仅通过销售硬件赚钱，还通过 App Store 下载付费获取数额可观的利益。App Store 中有十几万个中文应用，该笔销售收入却从未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 何山具体解释，按照民法规定，App Store 中的应用软件也属于物品范畴。按照我国海关法的规定，进口物品要缴纳关税。 来自沈一冰的回复： 首先，税种的适用，软件企业不归属消费品行业和制造业，向境内销售应当征收营业税和／或增值税。关税不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特许权使用费，应当视为与进口货物有关： …… （三）特许权使用费是用于支付著作权，且进口货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 1．含有软件、文字、乐曲、图片、图像或者其他类似内容的进口货物，包括磁带、磁盘、光盘或者其他类似介质的形式； 2．含有其他享有著作权内容的进口货物。 请注意其中的“货物”字眼，即货物“含有”特许权，即特许权是作为货物的附属存在的，不能对无形的特许权本身征收关税。 经查税则，结果如下： 除非你论斤卖软件，否则税率为0。 其次，假设关税适用，把软件看作一般商品或服务的话，itunes store服务器位于美国，服务或销售行为在境外完成，没有国内缴税义务。有朋友说国内CDN，但是国内CDN并不意味着通过Apple国内法人实体开票销售。假定认为在国内销售，那么自己开发的收不超过实际税负3%的增值税，代销的5%营业税。但这和走私有毛关系？ 最后，假设属于应税商品，但是海关规定5000元以下自用商品免税。各位买过5000元的软件？ 但企业可能需要缴纳营业税：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540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单位或者个人在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其境内代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在境内没有代理人的，以受让方或者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本次发难实际是针对itunes store，可能那啥不能对其进行内容审查，而又难以进行封锁导致的。因此狗吠不可怕，可怕的是主人的意图。 而且，就算要征税，也是我等代扣代缴营业税，苹果并不少一毛钱。不过我不觉得苹果会做漏缴偷逃营业税这种授人以柄的蠢事。 所以我对这种狗专家只有一句话：走私汝令堂啊。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苹果公司的11件趣事 苹果确认App Store大陆下载提速10倍以上 悲催苹果：从”APad”到”ZPad”都被我天朝占领 苹果市值6325亿美元，超微软等四家公司总和 在网页上体验使用第一代iPod播放器的感觉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苹果充电器标签：Whooz？ (@ixiqi) 苹果产品演化图，太损了~~~ (@fun4hi) 分析师预测苹果将成全球市值最高上市公司 (@yun) 监狱和公司的差别 (@fun4hi) 裹着苹果睡觉 (@ixiqi) 无觅

继早前中国学者姚监复透露，中央传出“七不讲”指示，目前再有学者证实高校接通知：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不要在教学中提及。...

中宣部：对各种自杀案件，各媒体严格按照司法权威部门发布的通稿刊播，不炒作渲染，不自行采访报道评论。...

原标题：斗法法门寺 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景区，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供养的明码标价。佛光大道两侧十大菩萨价格1000万，合十舍利塔内释迦牟尼的化身、报身、法身三尊佛像的供养分别是3000万、4000万、5000万。最贵的是装载着佛指舍利的舍利宝塔，标价一亿。 每一个功德箱都有创收指标，每一尊佛像都有天价的供养标价。清净之地成叫卖之所，其间充斥诳语与骗局。...

北京——中国官媒报道称，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因可能违反计划生育法规，正在被计生官员调查。周四，一位官员证实了该报道。  计生官员们正在调查互联网上进行的讨论。这些讨论称张艺谋与四名女性生了7个孩子。《人民日报》网络版的一篇报道称，如果张艺谋被发现违反了计划生育法规，他可能会被处以1.6亿人民币的罚款，近2700万美元，因为罚款是按违规者的收入计算的。《人民日报》印刷版是共产党的官方喉舌。 Chris Pizzello/Associated Press 张艺谋（左）可能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在电话中，江苏省计生委宣传办的一位官员证实了《人民日报》网络版周三报道的主要内容。该官员称，进一步的细节可能需要由无锡市计生委提供，因为张艺谋的第二任妻子陈婷的户口在无锡。 虽然计划生育法规一般限制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但许多农村家庭和少数民族家庭被允许生多于一个孩子而不被罚款。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周四称，当地的计生委会“尽快”发布他们对张艺谋调查的结果。 张艺谋最近的故事片是《金陵十三钗》，由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主演。此片是中国首部正式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影片。在张艺谋电影生涯的早期，他导演了一系列颇受国际电影节及外国艺术影院欢迎的影片，包括《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及《活着》，这些都是根据知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他凭借影片《英雄》取得商业成功，还受共产党领导人的委托导演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张艺谋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是个名誉立法机构，政协委员的位置通常是党作为政治奖励授予的。张艺谋的批评者称，近年来，张艺谋已经从一个具有不妥协视野的导演，变成一个迎合党内官员的导演。 2012年，《纽约时报》曾在北京采访了张艺谋。当时他说，审查制度“不可能被改变，而且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他补充道，“外国人认为，因为我执导了奥运会开幕式，所以我有某些特权，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在审查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我的电影可能被审查得更严格。管事儿的领导常常私下里跟我说，我的电影会被更仔细地审查，因为我在国内和国外有更多的观众。” 截至周四，无法联系到张艺谋对无锡调查置评。 最近，有些学者们在敦促终止独生子女政策。批评者称该政策导致地方计生官员进行强制堕胎及绝育。一些经济学家称，在未来几年，中国将面临年轻劳动者越来越少的问题，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已不再合理。而且，由于经济原因，中国人口出生率普遍下降，尤其在城市里。 没有可靠的公开报道给出张艺谋与女演员陈婷生了多少子女的准确数字。 中国网民最近对张艺谋子女数目的兴趣激增，这似乎是从周一开始的。当时《南都娱乐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这对夫妇有两子一女。这一断言没有得到独立证实，而且文章也没有给出该消息的来源。 该文章称，记者与一名摄影师在张艺谋多所京城住宅外蹲点，摄影师跟踪张艺谋的一辆车前往机场，看到看起来像是家庭成员的人从车里出来。 张艺谋与第一任妻子肖华生有一女。他与巩俐发生关系后，与肖华离婚。巩俐主演过张艺谋早期的影片，并凭借这些角色，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张艺谋与肖华之女名叫张末，现年30岁左右，曾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学习电影制作。她曾担任父亲的电影剪接师，也曾在《金陵十三钗》 拍摄 场为男主演贝尔担任翻译。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六一”儿童节又要到了。中国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向孩子们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中国梦”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中国梦是教育能教育出来的吗？ 中国这次部署“中国梦”儿童教育活动的中央单位除了全国妇联、中央文明办以外，还有共青团、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单位。这些单位以发出联合通知的形式，要求各地用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帮助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的时候，要歌颂“中国梦”、描绘“中国梦”、放飞“中国梦”。重庆从事过10多年教育工作的穆家峪先生分析说，听起来又像是一种运动式的宣传教育： “中国梦教育采取运动式的方式，意义不大。我们重庆前几年搞‘唱红打黑’，运动式的，我们知道。要实现中国梦，不是教育能教育出来的，不是宣传能宣传出来的，不是你高歌猛唱能唱出来的。” 全国妇联等单位要求各地“六一”期间开展的教育活动还包括“童心向党”歌咏活动、“学雷锋”网上签名寄语活动。这些活动过去几乎每年都有，今年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还是新内容。以前“中国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热词，直到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三月北京两会期间多次提到“中国梦”，这个话题在舆论中才突然热了起来。穆家峪先生认为，要真正帮助公民实现梦想，政府要提供制度性的基础，而不是光进行空洞的宣传教育： “宪政梦、和谐社会都是梦，要实现梦想，必须有社会基础。要提供一个环境、一个制度。” 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些都是习近平两会上谈到“中国梦”时所说的话。到底什么是中国梦，这个话题中国媒体上也有很多讨论。有民间不同的声音认为，保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真正依法治国、实现宪政民主，才是国民真正的梦想。湖北潜江市原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曾在当地一家实验小学工作过多年。姚立法先生认为，如果对孩子开展“中国梦”说教性的教育活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姚立法先生说，建立保证社会公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才是中国人的真正梦想： “法治社会是中国人民、知识分子100多年来的梦想。” 中国最近又爆出剧毒生姜、假羊肉等食品不安全事件。一位叫“静恋美衣吧”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表示，在这样一个速食时代，食品安全变成一个遥远的中国梦。另外，这几天，民间舆论要求北京警方重新调查1994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民间的一些议论和呼吁在新浪等中国网络上遭到封杀。一个叫王冉的网友就此评论说，朱令，一起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成了微博敏感词。我想，所谓中国梦，有或无，辉煌或崩溃，不是打一针或者喊一声就能改变的，它只能源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穆家峪先生敦促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为人民创造实现梦想的政治环境： “要有实质性的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实质性的改革。现在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能生成中国梦的土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报道。

5月4日是青年节。这一天，昆明的民众不顾社区干部不断给部分活跃的微博博主家长电话，警告不要煽动公众情绪，成功聚集于南屏街附近的小广场，抗议在昆明建PX炼化厂，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 大约在今年3月，微博中开始传出云南将在昆明上风口安宁修建具有重大生态风险的对二甲苯（PX的中文）炼化厂的消息，引发公众的震怖和不安。至此，包括安宁和彭州石油炼化在内的子项目、中缅油气管道主项目，已经酝酿和运作了至少三年，基本上已经竣工。重大项目在公众不知情、本地媒体噤声、政府消极回应的情况下上马，导致公众情绪和不信任爆发，进而引发大批民众“散步”以示抗议。 不少国际媒体把昆明的这次抗议等同于之前大连、宁波、厦门、漳州的PX抗议，认为属于同类型的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过，和之前的几个案例相比，昆明的案例另有其独特之处。 可以说，云南的PX环境抗争其实是公众针对政府多种不信任和失望的累积产物，其中包括云南连续四年干旱，虽然事实上昆明已经把清水海、掌鸠河、牛栏江的优质水源尽数调往昆明，但云南高层仍然坚称是工程性缺水；另一方面，云南诸多地州（自治州）仍然在进行大规模的单一作物工业化种植，加剧了生态破坏和旱情。而昆明近十五年来治理滇池彻底失败，对老昆明和新昆明建设的灾难性设计，把昆明弄成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化、黄土灰尘漫天、道路破烂拥堵的城市，都是引发公众对政府不满的因素。我曾亲眼看见昆明政府为了迎接南博会，在机场入城高架沿线，把破旧房子刷上土黄油漆“美化”，并用橘黄铁皮集中遮挡民众架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装置。 云南在产业升级和生计改善方面的落后和乏力，造成了另外一种凋敝之感，即使修好了一个体量全国第四的长水机场，也因为选址、配套、服务等原因遭致公众的强烈抱怨。 五四昆明抗争之后，一位积极参与者在微博上感叹：云南烟草全国第一了，送给中烟。云南航空盈利了，嫁给东航。铁路给成都，水务让高卢，煤气拱手中石油，电网送南方，公交给香港。云铜嫁中铝，昆钢赠武汉，云内动力予长安，昆明机床归沈阳，昆明制药去浙江。余下的空气和阳光用来生产PX，毒害下一代。 另外，许多公众已经无法忍受昆明官员整体表现出来的漠视、傲慢和颟顸。因为深处多民族聚居、次中心的西南边陲，云南的官场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熟人社会”，在那里，大学校长、宣传部长、教育厅长、地州州长、部门局长、媒体老总基本上是同一种“官阶货币”，可以通存通兑的，这也造成凡是出现大事，彼此能做的就是心照不宣。 相较而言，在我看来，之前大连等地的PX工厂环境抗争，并没有昆明这次负能量累积之巨和成分复杂。同时也没有昆明如此典型和强烈的生态对比，大连、厦门、宁波皆是美丽的滨海城市，但是在文化、民族、生态多样性方面，和昆明还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昆明建造大型PX化工工厂，其实类似于把“大背头”的“总经理弥勒佛”修建在布达拉宫广场。从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来说，尽管多年的人为灾难之下，昆明早已名不副实，但和以往PX“垂青”的城市相比，昆明相对来说仍是中国生态多样性最为多元的城市之一，因此它更能衬托出失当产业布局的问题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昆明的PX工厂还存在一个国际维度。 昆明是中缅油气管道的终点。2009年1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与缅甸能源部签署中缅油气管道权利与义务协议，协议规定，缅甸联邦政府授予中石油作为控股方的东南亚原油管道有限公司对中缅油气管道的特许经营权，并负责管道的建设及运营等，总投资额25.4亿美元。昆明的安宁PX项目，正是中缅油气管道化工类项目的自然延伸。而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在缅甸境内已经演变为一个生态政治事件。 2010年，我曾作为独立观察员参与了泰缅边境的昂山素季释放运动，考察研究生态、政治和族群是如何在一个具体话题中被动员起来的。我在泰国北部、靠近缅甸的难民居住区考察时，发现当地人，无论是泰国本地族群还是跨境民族，都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认为它是一个明显、具体、强大、无所不在的生态阴影；中国人和中国资本，通过和“不道德政府”和宗派势力的合作，掠夺了当地资源、激发了当地矛盾，同时带来了生态的崩溃。 除了抵抗中缅油气管道项目，当地人也发起了抵抗中国在缅甸的水电投资、中国在海外传统罂粟区进行替代种植的负面生态效果抵制、生态难民的利益维护、对中国跨境资本的宗教性抵制等。这让我发现，族群和民族性问题往往具有先天的“生态性”，民族的裂变和反抗体制，往往伴随着对具体自然生境、原住地、生态文化、自然神祇等自然因素的强调和守护，同时通过具体的政治事件，这些生态性会逐渐具象为公众熟知的生态政治事件。 由于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中国水电集团、中国海外投资资本的项目区域，与缅甸、西藏、云南、四川、金三角这些政治动荡、族群众多、民族问题交织的政治离心带高度重合，使得中国在获得资源、利润、国际存在的同时，也将这种动荡和不安引入国内，并进入中国政治语境。 事实上，早在昆明五四抗争之前，缅甸境内以及中缅边境的战火和抗议就接连不断，许多抗议也直接和中缅油气管道、水利设施、矿藏开采等“中国资本”因素相关，缅甸政府军对反对力量克钦邦和掸邦的“热战”，已经把炮弹扔到云南边境，并造成大量的难民逃亡至云南境内。 可以说，昆明这次PX抗议活动并非一个孤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而是整个川滇藏及其毗邻国家民族问题严重区域，围绕一系列“中国项目 ”引发的生态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因为地理接近、发展状态相似、族群的共同性、相似的灾害类型（地震带和旱灾地带），以及这一区域的资本逐利模式，使得这里的社会问题也容易形成共振。比如，围绕水电的非理性开发、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不当开发、金沙江调水等区域调水、中国水利集团逐利尼泊尔、陆地冰川退缩、中国内地庸俗旅游地产开发模式（“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侵蚀）、神圣宗教区域世俗化等现象的中国“大三江并流区域”生态问题带，传统的民族问题、生计待遇等经济问题或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因为经济侵蚀和资本剥削带来的民众边缘化和贫富分化，传统文化生境的破碎和消失等问题，逐渐形成了问题的总爆发，滋生出各种不满情绪，而且所有这些情绪都有一个具象的生态和自然退化证据和肇事者。 以中缅油气管道为例，云南当地政府为了油气利润，几乎放弃了多年以来，至少在口头上不断强调的通过生态、民族多样性、文化多元来谋取当地政治地位的博弈路径，而全面发展以农业单一工业化种植（橡胶、能源植物、香蕉、麻、烟草等），能源化工等高污染产业、裹胁土地资源的旅游工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相对封闭、民族众多、具有自然神性的丽江东巴教、西双版纳南传佛教、滇西北藏传佛教等区域，全部受到这种“去自然化”的发展路径影响。 云南当地人正开始使用我在泰缅边境少数族群中看到的反抗中国资本的模式，进行社会话题的组织、讨论和有限抵抗。这些抵抗，开始逐渐弥合了具体的族群所指，而指向一个因灾而生的“族群利益共同体”。尽管这个生态灾害“新族群”(disaster ethno)，具有复杂的传统民族基因，但是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所谓的“生态复国主义”，各自寻求和希冀回到自己一度拥有、掌控和享有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境。 在2010年众声喧哗的释放昂山素季的运动中，中国和中国资本时常被当作一个共同话题来使用，正是由于这个具体的生态和政治意义上的威胁存在，使得这场运动不是抽象的政见表达，而是清晰和真实的生计诉求；不仅具有反抗专制、反抗资本的正义性，还有具有保护原住民家园的生态正义。 中国的主政者也将会看到西藏人、新疆人、景颇人、昆明人，甚至上海人（死猪和新型禽流感引发的公共环境危机和政府监管失责，随之产生的群体性生态心理危机）逐渐可以在生态正义等问题上找到话题融合，尽管彼此的“民族认同感”正逐步丧失。从缅甸若开邦、伊洛瓦底江的反坝者、瑞丽的难民到中国民族地区的分离运动、丽江的电解铝微弱呐喊、昆明人对安宁二甲苯工厂的腹诽、西南旱灾的农民呻吟、城市中下层居民对城市化大跃进带来的逼仄生活环境的不满，凡此种种，自然开始动员。

成都一些公务员2012年底突然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不翼而飞。而更多的人多年前是在领导要求下，被迫签署了由公务员转为“参公”身份的自愿申请书。这些人的公务员身份到哪去了？ 有人把王倩的身份偷走了。 2012年12月的一个早晨，她发现能够证明自己公务员身份的文件，无缘无故地在人事档案里消失了。 　　这一天她发现，她的考核记录也已经连续三年为空白。王倩又气又急，找街道办的领导查问此事。领导答复说，你的公务员身份在2006年就没有了，你现在的身份是“待定”。 　　1999年10月，王倩通过公务员考试，以成都市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2001年12月，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载明：“经竞争上岗并考核合格，成都市人事局同意录用王倩为国家公务员。”但在这里工作13年后，王倩得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待定”身份。 　　在国家行政单位工作，身份既不是国家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员”（简称“参公”），那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她的公务员身份去哪了？ 　　王倩按程序逐级向武侯区人社局公务员管理科、人社局局长、区委办、区政府办寻求解释，得到的回复都只有一个：这是组织决定的。 　　公务员身份“被征用” 　　2013年年初，在武侯区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王倩在为自己莫名消失的公务员身份奔走之时，遇到了有同样遭遇的梁军。 　　梁军曾在部队服役十六年，在1996年转业任职成都市武侯区审计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调入武侯区人民政府晋阳街道办事处工作至今。1997年、1998年、1999年梁军连续三年参加过武侯区人事局的人事工作培训，并拥有公务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但这位在政府工作了17年的老共产党员，突然也发现自己的公务员身份没有了，变成了不明身份之人。 　　梁军称自己向武侯区人事局领导寻求解释，对方这样回应：“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党委要求及成都市人事局文件规定，你俩的公务员身份被征用了。” 　　公务员身份还能被征用，梁军当时就震惊了。梁军要求人事局负责人出示相关文件规定，对方只口头答复说：“你们两人早在2006年以前就由你们各自单位按人事局转发中组部、人事部《关于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意见》组通（2006）27号中央文件的精神，将你两人档案身份改成‘参公’了。这在2009年就叫你们填写”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原因是给你们交代清楚了的。” 　　这份“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武侯区13个街道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公务员“被自愿”填了。一位1996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考进的公务员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在2009年9月，他们街道办书记拿着这份自愿书，挨个找他们谈话，以不填就“降职、今后不能晋升、甚至开除”等话，强迫他和街道办其他十几名公务员签字。有不少签了字的同事感觉非常屈辱，去上级部门上访了，当时武侯区其他街道办也有不少公务员上访的现象。 　　但在晋阳街道办事处，一切都风平浪静。那段时间有朋友问梁军，别的街道办都上访去了，你们街道办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梁军才知道“被参公”一事，当时他还跟朋友打趣，自己是部队转业过来的，不占街道办公务员编制，街道办领导一定不会让他“被参公”。 　　梁军没有想到，当时的晋阳街道办领导竟然直接帮他代签了“自愿改为参公”申请书。直到好多天后，当时的领导才把他和其他13名“被参公”的公务员叫过去开会，称2006年党工委按武侯区党委指示，根据成都市人社局文件要求，一些干部的身份根据文件要求，已经改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简称“参公”），这些在2006年已经确定改为“参公”的人员，要追加补填个人自愿申请改为“参公”的申请书，并在人社局事先准备好的自愿改为“参公”的申请书上签字，梁军也在必须“自愿申请”的名单之列。 　　梁军回忆，这个消息一公布，许多女同事当场就哭了。王倩也称，当时书记开会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没有任何文件公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事也号啕大哭，“谁愿意自愿放弃公务员资格？但无能为力”。 　　梁军和王倩始终没有在自愿申请书上签字，“2006年已经偷偷把我们公务员身份改了，2009年才叫我们填自愿申请书，这是想方设法把2006年的违法违纪行为合法化。”梁军称。 　　“参公”背后的玄机 　　武侯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领导当时一再对这些人安抚称，转为参公后，他们待遇和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2005年4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实施后，开始对公务员编制进行严格规范，不少单位分配的公务员编制很少，但需要公务员做的工作却很多，于是诞生了中国特色的参公人员的事业编制。 　　严格意义上讲，参公人员不是公务员，编制上也非行政编制而是事业编制，但在录用、晋升、考核、离退等方面按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成都一位负责人事方面的政府人士称，参公最多只是在工资待遇上参照公务员，但是政治待遇完全不一样，不能够往行政单位上调动交流，提干晋升空间相对公务员也较小些。 　　该人士同时称，除非国家机构改革，把公务员改为参公需要统一政策，制定公开透明的规则，分流要实行自愿原则，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搞暗箱操作，像王倩本身是国家行政编制录用的，梁军作为复退军人，政策上符合“免公开考试、不受编制限制”，都不应该强行取消其行政编制资格。 　　但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武侯区启动了针对公务员及参公人员的登记工作，不少像王倩、梁军这样的公务员都被悄悄地改为“参公”。在王倩所在的金花桥街道办事处，64个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公务员编制只有28人（基本都是领导），参公人员19人，工勤人员7个，其他9个为部队转业或者事业单位的编制，只有王倩的身份最特殊，“待定”。 　　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王倩和其他18名同事一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领导“参公”了，而在梁军所在的晋阳街道办事处，亦有14人被“参公”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成都市前市委书记李春城主政期间。一位四川地方法制局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李春城主政成都期间，破格快速提拔了不少领导干部，占用了大量公务员名额。 　　据《新京报》一篇报道称，在随李春城来到成都之前，其妻曲松枝只是某医院勤杂人员，随后李春城升任成都市市委书记后，成都市卫生局专门设置一个科教处并以处长职位委任之，曲就此从工勤人员摇身变为国家行政编制的干部。 　　四川一位负责人事的干部称，关系户想进政府部门做公务员，一般的途径就是先进政府行政部门做参公，再想办法挤占别人的行政编制转为公务员，而这在中国权力部门的神经末端街道办事处尤为盛行。 　　成都市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内部人士透露，从2012年开始他们就不断接到关于公务员被参公的信访函，其中以武侯区的社区干部最为严重，还有干部因为暗箱操作此事而被处分，“这么搞肯定是不合理的”。 　　不仅仅是成都 　　在将梁军等人的公务员编制资格变更后，武侯区一些街道办在2007年年初就开始在内部悄悄分配这些公务员编制。 　　梁军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会议纪要的复印件，上面显示：在2007年2月1日，武侯区晋阳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召开会议，审议街道公务员登记有关事宜，将郑勇等29人登记为公务员，其余人员待国家政策明确后办理，会后由党政办按规定上报区人事局、区委组织部审批。 　　直到2009年9月，梁军才弄明白当时的街道办对他们做了什么。他找到晋阳街道办负责人，负责人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改不了，签字吧。 　　王倩称，当时的区委常委甚至还打电话给她威胁说：“你如果不签字就把你调走，取消你的奖金、津贴，甚至开除你！” 　　2012年12月，在反复上访后，武侯区一位区委领导接待了梁军，该领导称，这些名单和决定都是2006年街道办领导一手操办的，“我现在恢复你的公务员资格，其他三百多人怎么办？” 　　有一段时间梁军和王倩想借助法律手段来申诉。但是在征求律师意见后他们才发现，他们这属于内部事务，应交由人事部门仲裁，法院根本不受理。连打官司的希望都破灭了，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情况发到网络上去。令他们诧异的是，此后接到很多有类似经历的政府工作人员电话。 　　五一期间，一位湖南人给王倩打电话，说他在网上看到了王倩的事情，发现他们也是在2006年被强制改为参公人员，略有不同的是，改为参公后他连待遇都降了。 　　一名湖北科员则抱怨自己报考了公务员职位，录取后才发现编制变成了参公，当地人事局的解释是“工作失误，没办法再更改了”。 　　5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给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副书记余麟发了条短信询问此事。武侯区委宣传部外宣科的负责人随即打来电话称，他们会找相关部门了解情况。 　　（应被访者要求，王倩为化名）  

广东，中国——据共青团云浮市委员会 5 月 7 日的消息，叶剑英的曾孙、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叶仲豪当选团中央十七大代表。这是本月继邓小平孙子、 28 岁的邓卓棣被任命为广西平果县副县长后，又一名受到公众关注的中共元老的后辈。 共青团云浮市委员会 5 月 7 日发文称， 4 月 24 日至 26 日，共青团广东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团市委书记叶仲豪同志当选为共青团广东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团中央十七大代表。 叶仲豪是叶剑英的曾孙、原广东省长叶选平的孙子， 1983 年 2 月出生， 2006 年 2 月参加工作， 200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EMBA 。 叶仲豪曾任广东省体育对外交流中心综合部部长； 2009 年 7 月挂职任罗定市市长助理； 2011 年 6 月任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兼任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服务中心主任； 2012 年 8 月任共青团云浮市委书记，为正处（县）级。 FMN  

官方在对京温女孩坠亡事件在网络及媒体进行全面信息封锁的同时， @平安北京 在3小时前就该事件发布了一则简短的通告： 针对安徽女青年袁某坠楼死亡及社会反映，市公安局及时组织侦查、技术专家对现场勘查、尸体检验进行了认真复核，并再次梳理商城全部监控录像、走访调查当晚京温服装商场内人员。综合上述工作，袁某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 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 通告中尤以“自主高坠”和“家属无异议”...

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消息，2013年5月3日5时许，丰台分局接群众报警，在京温服装商城地下车库出口处发现一女性死者。接警后，属地派出所、刑侦、治安及法医技术人员迅速到达现场开展工作。经核实，死者为袁某，22岁，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人，生前在京温服装商城务工。经调查走访并调取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反映该人员于5月2日晚单独进入商城内，次日5时许坠楼，未发现与其他人接触；现场勘查、尸体检验亦未发现可疑情况。目前，警方正进一步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