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最新制作、发布藏、中、英三个版本的纪录片《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近一小时长，探讨了自从 2009 年起在中国藏区发生的110 多起自焚背后的原因。这部影片结合了偷带出境的录像、 第一手资料、对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访谈，对于西藏近期的历史，对于历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动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观察。 藏文版： གངས་ལྗོངས་མེ་ལྕེ། བོད་ནང་གི་རང་སྲེག 中文版：《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 英文版： Fire in the Land of Snow a Documentary on Self-Immolations in Tibet 雪域烈焰 藏人自焚（美国之音纪录片全文） 转自： VOA美国之音 华盛顿 — 美国之音制作的一小时长的纪录片，探讨了自从 2009 年起在中国藏区发生的110 多起自焚背后的原因。这部影片结合了偷带出境的录像、 第一手资料、对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访谈，对于西藏近期的历史，对于历史上最大的自焚浪潮之一的核心动力所在，提供了深入和全面的观察。本片中某些现场画面可能令人不安，請收看時注意。 西藏，这片广袤、美丽的土地坐落在世界的屋脊之上，其文明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西藏以及周边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加起来的总面积大约和西欧的总面积相当。佛教在八世纪时传入西藏，并逐渐成为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其精髓是对众生的慈悲与尊重。 但是自从 2009 年以来，一些藏人选择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常常还吞下几口汽油，然后走到光天化日之下，以自焚表示抗议。 是什么导致藏人用这种最可怕和最痛苦的方法赴死，以此表示抗议呢?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藏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要以最强烈的方式来表达：我要以献出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表示，在中国治下的藏民族，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藏人的大规模抗议、起义，甚至与中国政府发生武装冲突，这在过去60多年里多有发生。 1950 年10月7日，解放军攻打西藏的昌都镇，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兵力弱小且装备简陋的藏军…从而开始了中国对西藏的占领。 八个月后，北京和西藏政府签署了 17 点协议，将西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该协定保证西藏仍然控制其文化、经济和自身的政治事务。这是北京和中国其他民族之间签署的唯一的这样的协议。 四天之后的5月27日，北京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不到四年，中国就开始摧毁今日之青海、四川、云南和甘肃等省藏区的社会和宗教体系。 《1959拉萨！》一书的作者，在纽约的李江琳说：没收财产，包括没收私人财产包括枪支。收缴民间的枪支，批斗头人、喇嘛，等等，因此激发了藏人的强烈反抗。那么，当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当时最先进武器的解放军，就动用了军事能力，对藏人进行了及其惨烈的军事镇压，甚至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轰炸巴塘、理塘和乡城的著名的寺院。这使得战斗进一步扩大，最后演化成为一场战争。光是在1958年，仅仅是青海地区，解放军就动用了400多架、近500架次的飞机，一方面是军事空投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同时也动用了飞机对逃亡的藏人进行轰炸和扫射，等等，导致了极大的伤亡。 战斗一直持续着，在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的压力下， 23岁的达赖喇嘛于1959 年 3 月 17 日流亡印度。 随后的几十年里，藏人继续抵抗中国的统治。最近的大规模抗议发生在 2008 年，当时藏人再次要求更大的宗教和文化自由，结束一些人所说的对藏人生活的集权式统治，这种近似文革时期才有的、在中国其他地区早已消失的治理方式在藏区却依然存在。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说：实际上这几年来，也就是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藏人的抗议一直都没有停止。刚开始，2008年是一种群体的抗议，引起世界的关注，等等。2008年的抗议遍及了全藏地。当局、中国政府的反应也非常厉害。是以一种镇压的方式，派大量的军警进行镇压。从08年之后到现在，整个藏区、尤其是像拉萨这些地方，几乎就是一个军管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体抗议势必已经很难办到。因为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几乎是当时，很快就把你镇压下去。 中国官方媒体对2008 年拉萨抗议活动的报道，对于改变汉藏关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与处理其他大规模街头抗议不同的是，拉萨抗议刚一爆发，中央电视台便指责抗议是所谓“达赖喇嘛集团”策划的。虽然在拉萨以外的整个藏区，发生了 150 多起和平抗议活动，但中国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这和它平时处理这些事件的手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平时，境内出现这样的事件其实很多，类似的群体事件都是封锁新闻。可是这个新闻它却是向全国国民反复滚动播放。它起到的效果就是极大地煽动了两个族群、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所以， 3.14事件我认为是一个分水岭。从3.14之后，原本两个民族之间属于民族的矛盾，变成了种族的矛盾。这个种族矛盾，就是不管什么，只要我们血管里流的血不一样，一个藏族，一个汉族，这就是对立的。在3.14之后这种情绪遍及整个中国。所有的藏人精英在出差、旅行、机场、住宿时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盘查和刁难。极大地伤害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2008年的事件可以说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中国政府失去了居住在青藏高原東部、佔藏族人口半数以上的藏人的支持。這些人在過去30或40年裏基本没有举行过抗議。這對中國決策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我認爲，人們將來會認爲，決策者，或者說中國領導人對2008年抗議活動的反應是一個錯誤。 在 2008 年抗议活动发生后,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王力雄和刘晓波，呼吁政府结束带有种族色彩的宣传和残暴镇压，并要求中国重新评估其在西藏的政策。其他人，如北京非政府组织“公盟”的许志永，发表了关于導致藏人不满的社会和经济根源的研究，希望以此帮助政府调整治藏政策，缓解紧张的民族关系。中国政府无视所有这些呼吁，反而针对这些个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和惩罚。 2008 年抗议活动后的镇压活动规模巨大，大批的人被拘押，对整个村庄进行突击搜查；同时加强了管制和再教育运动，许多寺院受到24 小时摄像机监视。僧众和高级僧侣遭到公开羞辱，被强迫批判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种做法终于导致一名名叫扎白（Tapey）的年轻僧人自焚。扎白是四川省阿坝州格尔登寺的僧人。2009年 2 月 27 日，他独自走到阿坝的集市点火自焚。 在北京的藏族博客作家唯色说：但是藏人的压迫和痛苦都在，而且更加厉害，程度越来越深。他势必要表达他的抗议。但是从09年到现在，我们知道，比如像甘孜县，就是四川省传统的康区的甘孜县。从09年到10年、到去年为止，几乎年年都有藏人上街喊个口号、撒个传单。这些藏人甚至会走到军警面前去撒传单。有两个月的时间（去年是，前年也是），天天都有。但是这些藏人一去就被抓。一喊个口号就被抓。抓了以后，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打死，有的救失踪了，没人关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藏人的个体抗议也就从仅仅是撒个传单，喊个口号，变成了自焚。 在扎白自焚的阿坝，2008年中国安全部队在镇压抗议示威时，射杀了至少 10名 和平抗议者，并且派人进驻当地寺庙进行直接控制。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扎白的自焚是第一个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对2008年抗议活动的反应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镇压方式催生了一场全新的运动。中国当局发现，对付这场运动比对付2008年的抗议活动更为困难。 目击者说，中国安全部队在扎白的身体仍在燃烧时向他开了数枪，然后将其带走。扎白所在的寺院被关闭，僧侣们被带走，整个地区被重兵把守。尽管中国外交部否认扎白抗议事件具有广泛的影响，这起在西藏发生的第一次自焚深深地触动了藏人，并开启了藏人表达不满的新范例。 在纽约的藏族作家，《卡贡》网站的编辑顿珠扎西说：扎白的自焚或许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次自焚象征着藏人的抗争进入了一个超越了抗议或请愿的阶段。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关键阶段的来临。其次，扎白没有见过中国人进入西藏，也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年轻的藏人会自焚，显示新一代正在参与抗争。第三，扎白的自焚并不只是与2008年的大规模抗议相关，其根源在此之前即已产生。自从1959年占领西藏到现在，中国一直试图系统地摧毁西藏文化、宗教，以及政治。所有这一切积累起来，才导致藏人自焚。 在扎白自焚一年之后，阿坝又发生一起自焚事件。自焚者是扎白所在的同一寺庙的20岁僧人平措(Phuntsok)。目击者说，他高喊达赖喇嘛万岁。当火被扑灭后，据称安全部队的军人殴打了这名僧人，直到他被其他僧人救走。不久，平措因伤重不治而死亡。 平措自焚后，该地区加强了戒备和控制。阿坝和其他藏区处于严格的戒备封锁状态，藏人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截止2011年底，又有11名藏人自焚。 自焚事件使西藏的僧侣界成为重点防备和打击对象。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从2009到2011年，可以说个个藏族自治州政府都对藏传佛教寺院的事务实施了具体管理措施，对寺院中僧尼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实行极为细密的管制。 当局对四川的格尔登寺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整治措施。从1959年就流亡印度的该寺住持被指责为自焚的背后策划者，并被指控为达赖喇嘛政府保安部长。 印度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住持格尔登仁波切说：中国政府指责自焚是由达赖喇嘛和我策划的。他们还把我说成是保安部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保安部长。所有的藏人都知道。我担任过宗教事务部长。他们指责我是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但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自2008年起，西藏地区处于一种实际的戒严状态，并且对作家和艺术家以任何形式表达西藏认同进行打压。由于外国记者被禁止进入这个地区，外界对这种镇压所知甚少。据曾经秘密进入四川藏区的外国记者描述，那里象是处于军管状态，弥漫着恐惧和紧张的气氛。随着越来越多自焚事件发生，他们的共同发出的呼声也变得更为明确。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我们听到自焚者呼吁西藏获得自由。这其中可能包括许多种意涵。我们听到他们呼吁让达赖喇嘛回归故乡。这是他们想要、但又知道是无法得到的。所以我确信，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挫折感。在我看来，这很可能是自焚者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 中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藏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纽带，也不承认达赖喇嘛三百多年来作为西藏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所起到的多重作用。这在1959年时得到过验证。当时，拉萨市民和数千名为躲避战火和迫害而从其他藏区逃到拉萨的人，围在达赖喇嘛居住的宫殿周围，保护他不受中国军队的侵害。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达赖喇嘛远不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导师。我相信，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是悠久、伟大和具有宏大文明的藏文化的象征。藏人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他是藏人的历史财富和当代认同合为一体的化身。 1959年3月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开始流亡后，藏人仍在誓死保卫拉萨和布达拉宫。 《1959拉萨！》一书的作者，在纽约的李江琳说：拉萨战役是一场非常惨烈的炮战。这场战役延续了不到48小时，藏人死伤差不多五千人左右，在拉萨被炮轰的地点多达17处。药王山上有几百年传统的藏医学院被夷为平地。 一位名叫吉柚权的解放军中校写到，有9万3千藏人被杀、被俘或者受伤。而中国军队死亡了1千5百名官兵，还有将近2千人受伤。 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国政府任命西藏位居第二的班禅喇嘛作为藏人领袖。班禅喇嘛花了两年时间对汉人控制西藏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写下一部翔实的报告。这部被称为《班禅七万言书》的报告是对汉人统治西藏的严厉控诉。毛泽东将这份报告称之为射向中共的毒箭。班禅喇嘛被打成人民公敌，在接下来的14年里遭到囚禁和软禁。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认为这是在中国的体制中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胆，可能也是最长，并且最有说服力的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他撰写这份报告的时候，大约95%的寺院已经被关闭，大多数僧侣被赶走。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3、4年。它显示出中国的政策体系已经转向几近盲目地打击它怀疑持有不同政见，或者不忠诚的藏人，在没有证据加以指控的情况下逮捕了数十万藏人。万言书还透露，有大量被捕藏人死在劳改营里。 有些针对藏人社会的暴行和攻击是班禅喇嘛无法收录到他写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的。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诺布说：  班禅喇嘛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七万言书》中明确指出，西藏境内的藏人不仅受到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巨大压迫，还有许多藏人被杀害—-实际上，数以千计的藏人被屠杀，数千座西藏寺院被捣毁。而他后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期间提交西藏自治区常务委员会的一份材料中说得更为具体。他在材料中具体地说，在整个安多地区，尤其在果落，藏人在草原上被围捕，被机关枪打死；当地人埋葬死者的尸体后，又被迫在他们的坟墓上跳舞；而他们接着也被汉人打死，用机关枪打死。当班禅喇嘛发表声明的时候，和他一起的西藏自治区其他藏人领袖不仅表示同意，甚至也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所在地区的屠杀事例。 中国军队在1959年后为了巩固对西藏的控制实施了更为严厉的措施，致使西藏社会和文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其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在藏区是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发生的。更多的人因此丧生，西藏文化受到更大的打击，西藏的宗教机构和民间社会遭到不可估量的损失。 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了西藏。他公开表示，过去30年中国治藏完全是失败的。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其中包括共产党应允许该地区全面自治，说藏人应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胡耀邦的指示给藏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得以松动。这些改变受到藏人的热烈拥护，也带来了一段从未有过的社会稳定时期。但是，胡耀邦的西藏政策到了1980年代末期又出现倒退。当中国其他地区清除那些在文革时期升官掌权的官员时，这类人在西藏却可以继续当权。强硬路线的回潮导致1987年发生另一次抗议浪潮。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目睹了1987年10月的示威。我认为，对于藏人还有我本人，那都是非同寻常的一刻。人们对自己能够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或独立的愿望而显得极为兴奋。而令人震撼的是，藏人并没有攻击汉人平民。他们只是对中国政府和警察表达愤怒。很显然，我认为那次示威对藏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确实让西藏所有的人，尤其是住在城镇的人，还有受过教育的人，让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过着双面生活。在公开的生活中，大多数藏人要表示拥护中国政府，而他们内在的生活却有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当局以实施戒严作为回应。士兵袭击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拉萨圣地大昭寺。僧侣在寺内遭到殴打并被带走，一些人被打得无法行走。这次镇压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到1980年代末，世界各地出现呼吁西藏自由的声音。198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说，“达赖喇嘛在争取西藏解放的斗争中一贯反对暴力。他倡导在容忍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保存藏人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说：这一奖项表达了全世界对西藏人民正义斗争的表彰和支持。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班禅喇嘛生前鼓励中国领导人抓住历史机遇，和藏人展开真正对话，解决抗议活动所暴露出的藏人关切的问题。但2008年后，北京的西藏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当局在关键地带的街道上部署军队，这种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动用部队控制藏人的做法非常过激，并具有歧视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局开始对寺院进行清洗；并安排干部在寺内常驻。这些干部按照要求为每一座寺院建立了档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藏区的寺院还被要求悬挂中国国旗，并且摆放毛泽东画像等等。总之就是采取一些中国政府对付不同意见的老套做法。 1988年到1989年间，达赖喇嘛先后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发表演讲 。他呼吁藏人和汉人展开对话，以寻找互利的解决方案。达赖喇嘛提议西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但应该享有更多文化和宗教自由。其后不久，北京和达赖喇嘛特使开始了对话，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当局只愿意讨论达赖喇嘛一旦返回中国后的个人特权和地位，而不愿意讨论西藏问题。2010年，谈判终于破裂。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有关西藏享有真正宗教和文化自治的呼吁是变相鼓吹藏独。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当对话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之后，我想西藏人最终得出结论，达赖喇嘛回到他们中间是毫无希望了。 一位老年妇女表示：我已经60多岁了，对我来说，能够在我有生之年见他一面，比100匹马和1000头牛更有价值。 两位女孩表示：我们只是牧民，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们想说的话就是，希望达赖喇嘛快点回到西藏。 一位老人指出：我的最大愿望是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但是，看来是看不到这一天。 中国政府拒绝和达赖喇嘛探讨解决方案的做法加重了多数藏人的沮丧和绝望感。到了2012年春季，更多的藏人自焚。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信众参与自焚。也就是说，自焚者当中的大多数不是僧人或尼姑。而且自焚事件也扩大到在四川以外的藏区。青海，尤其甘孜地区，以及西藏自治区都有发生。所以从人员构成上看，自焚已经从僧侣扩展到普通信众；而从地理范围来看，则从四川，尤其是阿坝自治州扩展到青藏高原更广的地区。 但是，普通中国民众对于2011年和2012年越来越多藏人自焚的情况基本上毫不知情。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对广大的汉人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基本上这个消息在境内在汉人里面传播的管道是被堵塞的。不能简单地说汉人不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当年成都有一个唐福珍，因为拆迁问题自焚，那时在网上形成铺天盖地的讨论。就是因为给它空间，至少没有马上切断。但是在藏人自焚的事情上，我们的一个朋友，在新浪微博上不敢转中文的、用中文来写，他转了一个日文推，就是有自焚的消息，当天就被国保来“喝茶”。有的人在推上说了几句话，马上半夜12点就来被敲门。这样的情况使得汉人当中这样的消息根本传布不出去。只有少量有翻墙能力的、能够真正关注这些事情的人，能知道一些。而这些人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士同情的。 2011年3月3日，在甘肃省玛曲县的一个菜市场，一位名叫茨仁吉的女中学生点火自焚死亡。她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在藏族学校中把藏语列为第二语言的政策。有报道说，她曾经对朋友表示，如果“我们不为西藏做些什么”，生命就毫无意义。 茨仁吉的姑姑表示：她曾经得过六次三好学生奖，主要是因为她功课好，表现好，积极上进。她特别喜欢学习西藏语言和文学。因为政府对学习藏语设立了新的限制，很多像她一样的学生都遇到困难。一些人被开除，还有一些人因为抗议而被拘押。校长和一些老师也因为抗拒当局政策而被解职。这些事情让她非常困扰。她在自焚之前说，眼下的状况让她生不如死。 更多的抗议和自焚导致当局对藏人生活实施更严厉限制，尤其是对藏人在自己土地上的旅行限制。 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说：青藏线有检查站，第一个检查站就要检查我们的身份证等等。警察发现我的身份证写的我是藏族，他就要进藏许可证明。他说“你是藏族，需要进藏许可证明。”我就非常惊讶，我就说：“我回拉萨，我的家人在拉萨、我的母亲在拉萨。”他说：“不行。你得要进藏许可证明。”我们有两个车，一共八个人，八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是藏人，其他包括我先生都是汉人。那个警察说：“他们可以进，你不能进。”我使我特别感觉到，作为一个藏人，你不能回自己的家乡，不能回到藏地，这非常讽刺。 事实上，北京对西藏采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管理方式由来已久。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内地社会它的自由化程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以及没有民族控制的需要，所以全民控制和全面的压制是短时间的。但在藏地，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直持续下去的。这种时候体现出一种文革式的风范就特别明显。对于中共来讲，多少年来在治理西藏方面，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有突破性的办法。 到了2012年春季，自焚几乎遍及所有藏族地区，并最终出现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2012年5月27日，两名餐馆员工，25岁的达吉和19岁的多杰才旦在西藏圣地大昭寺前点火自焚。1987年，曾经有藏族僧侣在这里被殴打。达吉的一位朋友这样回忆他。 达吉的朋友回忆道：我在2002年第一次遇到多杰。当时我们两人都在格尔登寺修行佛法。我们成了朋友。2011年，当我在印度的时候，多杰在拉萨自焚。他是个很踏实、很可靠的人。他是个你可以靠得住，可以信赖的人。 北京指责达赖喇嘛煽动自焚事件，或至少没有尽力阻止自焚发生。达赖喇嘛并没有公开发表讲话鼓励自焚，而是呼吁中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说：这些自焚事件是一些内在原因的表象。我感到很悲哀。这些人决定自焚不是因为喝醉了酒，或者是家里遇到问题，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这两三代人遭受了太多苦难。我要对他们说点什么的话，就必须给他们想出一些办法。可是我拿不出什么办法。我感到非常难过，只能为他们祷告。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中国政府本来是有办法的，但是他们总是诿过于人。这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应该现在就展开调查，看看自焚事件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必须更严肃地对待这些自焚事件。 2011年11月3日，在四川省以藏族居民为主的道孚县，35岁的僧尼班旦曲措成为第二名自焚的女性。她在自焚的时候高呼口号，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并在身陷火焰的时候岿然不动，以此表达自己的意志。 班旦曲措的乡亲洛桑晋巴表示：在她自焚的两天前，班旦曲措对另外一名尼姑说，中国政府加紧了对我们的压制，越来越多的自焚事件让她难过。她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西藏。她还说，只有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这里才会有和平。她在自焚的时候，帽子里放着达赖喇嘛和噶玛巴活佛的照片。她在身上着火的时候仍然双手合十，不停祷告。这些我们在视频上都可以看到。 大多数自焚藏人都是普通的僧人、尼姑、农民、学生或者家长。但其中有两起自焚事件的影响格外深远。一次是在青海省达日县发生的。当地一位倍受尊重的宗教导师索帕喇嘛在2012年1月8日自焚。40多岁的索帕喇嘛生前从事修建学校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工作。在自焚前，他攀上当地一座山顶焚香并散发传单。他对人们说，他自焚并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是为了西藏和藏人的幸福。 另外一起震惊藏区的自焚事件于2012年10月13日发生在甘肃省。这次事件也不符合中国政府关于自焚者年轻、有心理问题、误入歧途的宣传。旦丁多吉是西藏地区一位倍受尊敬的年轻转世喇嘛的祖父。他本人也在西藏享有崇高声誉，被视为西藏社会的精英。旦丁多吉在抗议中死去。成千上万名藏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他祷告，并表达敬意。 在纽约的藏族作家，《卡贡》网站的编辑顿珠扎西说：在西藏，人们对自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立场。这也显示出对自焚的支持。比如，来自西藏同仁县的自焚者索南达杰，他去世后不仅来自同仁县的藏人，来自果洛、青海和阿坝县安多地区的藏人也来表示支持。他们还给索南达杰的家人捐献了大量的金钱。除此之外，尽管他是一个普通公民，他的火葬仪式是在一个传统上只为高僧大德进行火葬的地方举行的。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自焚不是一种只和个人、家庭或者某一地区有关的事件，而是和整个西藏相关联。 中国当局把自焚日益增多归咎于“达赖集团”和境外势力，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和任何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的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这一段时期，在中国的有关地区发生了一些藏族人员的自焚事件。从目前侦破的许多起自焚事件来看，其背后很清楚，是达赖集团在进行唆使、蛊惑和策划。有关法院今天宣判的这些案子，也充分地表明了这样一种唆使和策划的背景。有关人员为了配合达赖集团搞分裂祖国的图谋，不惜将无辜的人员推向自焚之路，走上不归之路。这严重地违反了中国的有关法律。 洛桑森格博士在2011年被流亡藏人推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接替了达赖喇嘛下放的政治权力。他对这些指控做出了回应。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表示：由于严酷的现实，我们不鼓励在西藏境内举行任何抗议活动。只要你参加抗议，你就会被逮捕、被关进监狱，并往往会受到折磨虐待。我明知这样的后果，怎么还会鼓励任何形式的抗议呢？尽管如此，我们的立场是，西藏一出现抗议活动，我们就有责任与他们团结一致、支持抗议者的表达的愿望，因这是为西藏和藏人表达的愿望。 但是，满足西藏人的诉求并且谋求地区稳定可能并不符合西藏和拥有藏族自治州的那些省份的执政者的利益。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他们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对他们来讲，一方面这个事情出现了，他们把责任推干净。同时，他们又要利用这样的事件，为自己扩大权力找到理由和根据。既然你看，境外势力如此进行操纵、策划和破坏，更说明我们的维稳，我们的镇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需要中央更多地拨经费，扩大我们的权力，提高我们的地位。这不就成了“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这样一个官僚集团的逻辑。 至2012年秋，自焚事件急剧增加，仅11月份就有27起。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政府处理在西藏出现的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敦促北京，解决西藏人民长期的积怨，这种不满导致抗议和自焚事件升级。她说：西藏社会稳定将永远无法通过严厉的安保措施和压制人权实现，必须解决深层问题。 欧盟发表强烈的声明，支持联合国的立场。 美国敦促中国通过与达赖喇嘛对话来寻找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并调整其在西藏的政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卢岚表示：美国希望自焚这类悲剧事件不再发生。中国的一些政策引发紧张关系、威胁了西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我们继续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敦促中国各级政府调整在西藏和藏区的政策。 面对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担忧，中国政府的回应是：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界干预。中国政府称，在西藏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建立了学校和医院，极大地改善了西藏高原上的基础设施。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尼说：我们必须要承认并赞扬藏区在过去二、三十年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政治上是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中国人的做法好像是，只有一种发展模式、一种现代化模式，那就是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于是他们将这种做法强加给藏人。中国人本来不一定要如此。他们本可以把藏区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来发展，人的潜能增长，更好的教育、技能训练。这样做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低一些，但是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但是问题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好像在文化问题上历来一筹莫展。或者说，无法处理好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这尤其体现在宗教上。他们似乎无法有效地理解有宗教信仰、或者是在更深程度上珍视文化的人。这可能是共产党一直引发冲突的深层问题。共产党一旦被视为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的经济成就立刻变得一文不值。1994年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中共作出的对达赖喇嘛进行人身攻击的决定与这些都有联系。他们在80年代没有这样做，文革后也开始一直没有这样做。中国人一旦这样行动了，他们便立刻失去了与西藏人民建立成熟、开放关系的任何可能。他们的经济政策实质上已经毫无意义。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所以，藏人有时会这样说：你们给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是要杀了我们，难道我们会感谢你吗？他说的这个“要杀了我们”就是要扼杀他们的宗教。到底怎么扼杀他们的宗教呢？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你每天给我吃、给我喝，但你每天要骂我们的父亲，甚至要让我自己来骂我的父亲，我能高兴吗？对于藏人来讲，达赖喇嘛是比父母亲还要亲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你想想，不能简单地只用经济上的满足就能使他们感到幸福。 中国官方媒体把自焚者形容为易受影响，又缺乏自信心的年轻人。媒体说他们有社会和家庭问题，很容易受到来自美国之音等的新闻媒体播放的图像的影响。 中央电视台还提出有人选择自焚来结束自己生命的另一个原因，并把矛头指向那些被控鼓励自焚者的人意在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时事评论员高志凯：我认为最近的这些事件让人震惊并敲响警钟。我想最近的报道实际上揭示出这类事件正接连发生。我想那些进行自焚的人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受到他人的摆布。这些自焚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但是那些操纵他们的人，那些造成这类事件发生的人却想活着，想过奢华的生活，他们想让别人去死。 2012年8月，中国当局在全球发起媒体攻势，下令宣布自焚行动为非法，甚至惩罚为死者祈祷和超度的人。数百名藏人被捕并被判重刑，一些人被判死刑。这些严厉的惩治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对历史上被西藏人民奉为领袖的达赖喇嘛的持续攻击，进一步影响着藏人如何看待自身在中国的处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有关人员对他们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案例的宣判，国际社会应该认清达赖集团在自焚事件后面所采取的这样一些阴险、恶毒的手段，来谴责他们的罪行。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史蒂文•马歇尔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2月初很具体地说到，西藏问题与人权、文化、语言和宗教没有关系。而这恰恰是藏人认为的问题所在。我还想说，这也是政治上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既然中国现在认定了这个立场，认为西藏问题与人权、政治、语言、宗教和文化无关，那它就一定与别的什么因素有关。他们就会把这个“别的因素”指向境外，就是他们所谓的“达赖集团”。中国的党和政府把与达赖喇嘛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定性为达赖集团，不一定意味这是达赖喇嘛本人。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境外组织定为藏区发生的所有坏事的罪魁祸首。为了证明这个说法，当局就必须指出嫌疑人，并将他们投进监狱。他们声称这些人勾结境外势力，密谋从事违法活动，这要经过一个指认的过程，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掌握了达赖集团罪责难逃的证据。只要中国当局不愿考虑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就不会认识到，深层的因素是，藏人如何看待自身的遗产、文化、语言和宗教。 西藏流亡领导人在对待自焚者的愿望问题上表现得谨慎和有分寸。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领导人洛桑森格表示：他们在自焚时举的标语，或留下的遗言，或给亲朋好友留的信，从这些信息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要求和愿望，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西藏人民获得自由。我认为，这是境内藏人的愿望，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也已经被境内外藏人所普遍接受。 自焚者表达出的痛苦和挣扎让许多藏人感到深深的挫折。一些藏人把自焚看作是结束中国人统治西藏的呼声。 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藏族作家嘉央诺布说：  西藏自焚者的诉求是绝对清楚的。他们最主要的要求是西藏独立，这是明确的。藏族尼姑桑杰卓玛甚至在自焚前写在手上，还拍了照。她写的是：西藏是独立的国家。其他人也留下了这方面的遗言。但我认为，他们许多人总体上所说的要求达赖喇嘛重返西藏的诉求，也必须用这个角度来看待。必须要看到，这个要求不只是要让一个宗教领袖回到西藏，而是还要让西藏的主权领袖、藏人的王回到他的独立祖国。这绝对是西藏人所要求的。他们从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途径做出要求。这和南非人民要求释放曼德拉是一回事。非洲人民不只是要求释放曼德拉，而是要让南非获得自由。当西藏人呼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时候，他们要求的是让西藏获得自由。 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和学者王力雄说：现在自焚也在被一些方面解读为对西藏独立的一种诉求。如果将来的自焚真正被定义为对西藏独立的呼喊、一种诉求，给戴上这样一个符号的话，任何想从独立的位置上转向或后退，那都是对死者的一种背叛。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汉藏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能不能把自焚的问题解决好，这对未来汉藏关系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根据目击者的表述，自焚者发出的最多的呐喊，是在被熊熊火焰包围的时候，喊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我们要自由”。有19名自焚者以诗歌、录音和书面形式留下了较为完整的遗言。 但是，只有青海称多县扎多镇21岁的阿旺诺培，在和友人丹增克珠自焚后，留下一段视频。 阿旺诺培说：如果我们没有了自由、文化传统和语言，这将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绝对要学习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一个民族，自由、语言、宗教传统是必需的。我的朋友，要是失去了语言，我们藏族还算什么？我们该叫自己中国人还是西藏人？谢谢你。我是好不了了。我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被人看得起。我的朋友，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阿旺诺培于2012年7月30日死亡。 2009年以来已有超过110名藏人自焚。至少有100多名已被证实死亡。大多数幸存后被收押者的命运仍不得而知。

@badiucao：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而这辆车，继续开往一个危险的方向。 首名逃生者回忆：最先着火者在座位一动不动】成辉(化名)是第一个跑出公交的乘客。他依稀看到车辆中部左侧有个穿白衬衣蓝西裤的人身上蹿出了火苗，瞬间变成“火人”，乘客开始尖叫。成辉一直记得“火人”，后来他逃走时，隐约觉得“火人”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前面两个帖子介绍了老赵的”怀柔策略”，以及各方人士对亚行讲话的反应。今天来分析一下，老赵的策略为啥会失效。俺从朝廷、民间两个角度分别介绍。 ★朝廷方面的分析 ◇邓太上皇的立场 　　在朝廷方面，最关键的因素莫过于老邓的立场。 　　本系列前面的帖子，俺介绍过” 邓小平的政治路线 “，介绍过” 胡耀邦下台的原因 “。从之前的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老邓在政治方面的立场是很顽固的。在整个80年代中后期，老邓反复强调”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看来，北京高校学生借”悼胡”的名义搞学潮，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 　　赵.紫.阳是在5月4日发表”亚行讲话”的，这时候距离学潮兴起，已经超过两星期了。学潮过了两周还没平息，这就让老邓更加坚信”学潮是动乱”的观点。而老邓越是坚信这一点，赵.紫.阳就越难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因为这个定性是老邓亲口说的，要改变社论的定性，前提是让老邓改口。 　　还有一个原因，导致赵.紫.阳很难让老邓改变社论的定性，那就是邓赵二人的关系已经出现裂痕，邓太上皇已经开始不信任老赵了。请看俺下面的分析。 ◇邓赵关系的裂痕 　　87年上半年，赵.紫.阳刚刚代理总书记的时候，邓赵两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老邓才会力挺赵担任总书记。但是到了89年上半年，两人的关系已经有裂痕。从如下几个细节，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密切了。 　　根据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李鹏日记》、《天安门文件》这三本书的记载：5月13日上午，赵.紫.阳和杨尚昆一起去邓太上皇家中开会。大伙儿请注意：老赵是在30日上午结束北朝鲜的访问回到北京。从4月30日上午一直到5月13日上午，有整整2周的时间，邓赵二人没有见过面。当时的政局是瞬息万变，而朝廷的总书记和朝廷的太上皇却一直没见过面（甚至连通电话都没有）。是不是很令人奇怪？ 　　在《改革历程》中，老赵提到如下： 我当时急着想直接见邓谈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认可。我便打电话给王瑞林约邓谈话（ 编程随想注：王瑞林是邓小平办公室主任 ），王说邓最近身体很不好，很担心到时候见不了戈尔巴乔夫，那问题就大了。所以现在什么事都不要报给他，以免分心。 我当时以至今天，都认为他讲的当时邓的情况是真实的！当时邓的身体确实很不好。 　　这段话没有点明日期，从上下文推测，大概是5月2日到5月5日这段时间前后。 　　那么，老邓当时是不是真的身体不好呢？俺摘录一段《李鹏日记》的记载（请注意加粗体的部分）： （5月9日）下午4时，按照日程，应该由我与来访的哦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进行正式会谈。但是当伊总统听说小平同志不准备见他，很不高兴。我在大会堂等了又等，一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来。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从钓鱼台宾馆来电话说，伊总统要对双方会谈罢谈，以表示不满。 …… 为了不把事情闹僵，我亲自去钓鱼台拜会伊总统，向他说明小平同志遵照医生的安排正在检查身体，不能见他了，请他原谅。而且事前我方已经伊方说明了，伊总统也承认在他出发前就接到中方关于小平同志不能会见他的通知。伊总统到京后，知道小平同志不见他，但听说过几天又要会见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他感到无法理解。 …… 我向小平同志转达了 伊总统的恳切要求，为了维护两国关系，建议小平同志还是见一下为好。小平同志表示可以考虑。 当时，小平同志是因为准备中苏会谈，同时正在密切关注动乱事态的发展，而不想见外国客人的。 　　李鹏的这段记载，编造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涉及到外交事务，外交部有记录。而且涉及到让老邓会见外宾，如果不事先请示老邓，李鹏是不敢随便答应伊朗总统的。 　　从这段记载可以得到两个信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