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网 |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文/肖锋 走着走着落入下水道被冲走,开着开着在二环被淹死,或不幸被禽流感击中……这是突发事件引发的安全感。而更深层的安全感是集体性焦虑和制度性焦虑,说和谐点,是社会转型焦虑。 按照任志强的说法:“移民的原因有许多种,但最重要的是安全感。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气的安全,教育的安全,权利的安全,等等,没有安全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解决了公民安全感的问题才能建立稳定的社会。” 休怪网民“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因为这个命、这个心、这份焦虑大家人人有份。 阴谋论和谍战思维占据主导思维。人们在大环境中没安全感,就越该到小环境、小世界中去找。因为安全感是互相给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网上人们忧这忧那,可关了微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喝个小酒或打个小牌、看场《泰囧》,或和家人计划明天到哪里玩一下…… 小区读《弟子规》、学国学的越来越多。我们从过去找智慧。对待世事变幻,古人的智慧还管用吗? 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不只情场,职场、商场、官场都在上演“甄嬛传”。 企业家商场上攻城拔寨,还要时刻提防仇富。冯仑告诫企业家要“后半夜吃肉”。因为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家玻璃。 企业家最担心的还是政府变卦。必需绑定一位大哥,但押宝押错了呢?远离权力赚不着钱,和权力贴太近会摊上事。万达掌门人王健林称,“万达只跟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不妨理解成肺腑之言吧。 重庆事件后有钱人最担心财产权和生命权。王维嘉在亚布力论坛上说,如果不是一位英国人的意外死亡,重庆模式会借助某种社会情绪在全国发酵并复制。他分析说,《宪法》第十二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什么公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前面要特意加“合法”两字?他呼吁企业家们不但要自救,还可以用智慧和法律手段让救助机制惠及更多的人。所以他们特别关注吴英案件。 贪官过去清贫,今天报复性索取。进去是随时随地的事。他们最没安全感。裸官是牺牲我一人,幸福全家人。 中产的担心要朴实得多,无非车子、房子、孩子。油价朝七暮八,国五条让以房保值和以房养老的落空。小孩上学赞助费明禁暗升。 股民担心证监会变卦。买白酒,整死你;买地产,国五条;买银行,又清理理财产品……股民终于给逼疯了,都跑去吃药。可上火药又出了问题……难道把钱存回银行当冤大头吗? 其实以上担心都不算什么。近2亿新生代农民工城里进不来、乡下回不去才是大问题。试想2亿人在城外转悠是个什么场景。 养老方面,未富先老其实是个伪命题。根本问题是未富先懒,整个民族没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和闯劲,财富的大饼越做越小,这才是整个民族的远虑近忧。 马斯洛需求五层次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下中国人在这五个层次同时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归属、尊严、自我实现。比如归属,转型期的中国人跌入陌生人社会,有如行驶在没有风向标的大海上。 有人指责媒体对人们的不安全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亚马逊森林中报警的吼猴,是泰坦尼克前端的瞭望者。 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蓝皮书还指出,“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引发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热议,表明为一种集体性焦虑。但蓝皮书没有指出对政府的信任跌至冰点,老百姓成“老不信”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安慰自己,你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对世界的态度。佛家以“诸行无常”来达到心态守常。面对世事无常须持一颗平常心。 想象一下三四线城市的生活。亲朋好友常聚,晚饭后广场跳舞,彻底与世界和谐。可你甘愿过这样的小日子吗?焦虑使人进步,焦虑使社会进步,导致变革发生! 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把这把伞做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商业周刊称“2017年中国经济或现拐点”:三条主要经济曲线要发生拐点。第一条是人口红利为零,第二条是基尼系数要突破0.6动乱线,第三条是投资转换率由在改革开放初期1: 3跌到1: 0.7。 我们赶上了中国三千年未遇之变局,就像中大奖可奖金总领不到。 个人的不安全感受制于社会大结构变量和制度变量及全球化变量。消除全社会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刘胜军感叹,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发现大家都是明白人,对社会局面的危险性、改革迫切性没有太大分歧。问题是,私下交流时每个人都无比焦虑、扼腕、摇头、拍案;但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难得糊涂。这是改革迟滞的重要原因。犬儒主义才是改革最大的敌人。 张维迎最近提问,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改革者?答案是可能的,第一是理念的力量,这是华盛顿的伟大之处。第二是安全感,真正的最不安全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特权者本身,他们有时候是人上人,但突然之间就可能变成阶下囚,时间长了他们认识到这对谁都不好。这就是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最终要实行法治,要实行民主的理由。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有安全感。从百姓到企业家再到官员。社会急需自上而下的共识,坐下来谈谈。 据说,缺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做大这把伞。 一个社会好不好,第一看人们有没有梦想,第二看个人梦想能否实现。 什么是中国梦?国家版的中国梦是国家强大和国际光辉形象,个人版的中国梦是更多的钱、环游全世界。两者是一致的,但先后顺序很重要。个人成功并有钱有房有车有尊严,国家才强大才被看得起。大国崛起没有大国民崛起,断难维持。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75660102e1ii.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埃里克•施密特:未来属于Youtube 最常吃的食物,决定着你的未来 未来游戏 什么是中国年轻人想要的未来 未来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未来世界如果是这样的,你喜欢么?!并非IP的广告哦! (@fun4hi) 未来投影仪,稀饭不? (@fun4hi) 5个免费的未来字体下载 (@uuhy) 未来同学会 (@jdxi) 初音未来Project mirai2 3DS平台秋季发售 (@hexieshe)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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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习总滑稽梦

— 中国1949年来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党党魁和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习总)在去年11月上台之初提出“中国梦”的说法。从“中国梦”提出的第一天起,许多中国公众和网民就觉得它怪怪的,觉得它突如其来,来去无踪,变化莫测,难以捉摸。 中国公众和网民一边担心它可能是中国的噩梦,一边发挥黑色幽默精神,对依然是难以捉摸的“中国梦”给予了各种解释,谐谑,嘲骂,玩弄,调戏,撩拨,切磋、搓揉,蹂躏,颠覆,糟踏,鄙夷,破解,给予它真心实意或虚情假意的赞美,或给予嬉笑怒骂或破罐子破摔的嘲弄。 中国公众和网民的这种情绪,显然也感染、传染、影响了世界媒体记者,促使他们写出种种报道,对莫名其妙、来源可疑、推销粗糙的 “中国梦”很是不恭不敬不感冒,讽刺挖苦不一而足。 *“中国梦”的比较文学* 如今的文学研究当中有一个庞大的分支叫“比较文学”。比较文学认为,要想完整地理解某国的某种文学现象,必须首先将它跟他国的类似的文学现象进行比较才算是及格,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其意义(因为没有比较就难以鉴别,难以确定什么是匠心独具的原创,什么是心有灵犀的借鉴,什么是拙劣矫情的抄袭)。 同理,要想理解世界媒体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报道,也必须首先大致了解中国媒体对它的报道,以便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跟世界媒体的报道进行一番比较。 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严密控制的媒体对习近平的高度笼统模糊的“中国梦”只是给予了同样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高度笼统模糊的赞美。 中共控制下的媒体以及众多的记者对这种“战略性模糊”(即批评人士所谓的“一塌糊涂”)安之若素,因为中国媒体及其记者从来不需、也时常不能或不敢对读者负责,不敢把很多话说清楚。 但雄心勃勃、力图打造可以跟世界一流媒体平起平坐的中国新闻机构的 财新网 面对这种情况显然是坐不住了,觉得脸面挂不住了,觉得必须有所动作,为自己、为中国媒体挽回一些脸面。 于是,财新网在5月6日发表记者林韵诗的一篇报道,试图帮中国读者把握比泥鳅、黄鳝更滑溜、更难抓住握紧的“中国梦” 。报道以习近平的相关讲话为基础,汇总了习近平近来对“中国梦”的一系列阐释。这些汇总是: 1)实现民族复兴是最大的“中国梦”; 2)“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实现“中国梦”将造福各国人民; 4)寄望两岸同胞共圆“中国梦”; 5)工人阶级要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 6)用“中国梦”打牢广大青少年的共同思想基础。 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人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阐释如同一团乱麻,言不及义,越阐释越让人糊涂。 但假如必须要矬子里面拔将军,似乎林韵诗汇总的阐释当中相对最靠谱的是1)。 然而,查习近平有关“实现民族复兴”的讲话,无非是高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之类的话。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话是绝对正确的绝对废话。(批评者所谓的废话,是指当今或往古世界没有任何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相信“空谈强国,偷懒兴邦,”因此习近平的话是完全不必要的废话,傻话,没头没脑的话。) * 《经济学人》 的阐释* 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雄心勃勃、力图打造中国本土的世界级媒体的财新网作出这种一团乱麻式的习近平阐释报道,到底是因为它的记者和编辑思想和文字表达一塌糊涂,还是因为中国国情特殊,财新网不需要或不能把话说得更清楚,不敢说皇帝的新衣的布料其实是四大皆空。 中国这种媒体和记者有话不能说、不敢说的特殊国情再次给了世界媒体记者压倒中国一切媒体和记者从而独领风骚的机会。 说起领风骚,英国老牌的《经济学人》杂志可谓长袖善舞,一向善于将严肃高深的新闻话题娱乐化,将娱乐新闻严肃化,夹叙夹议,寓教于乐,以深入浅出的俏皮语言,将复杂严重的问题给予一番清楚明了的解释。 5月4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长篇文章(该杂志在一般情况下文章都没有署名),题目是“习近平和中国梦”。文章开头一段就先声夺人,俏皮滑稽包裹着十足的严肃和严谨,足以让习近平及其左右重臣哭笑不得,尴尬难堪: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抵达中国皇帝朝廷,希望在中国开设大使馆。他随身带了一些新近正在实行工业化的英国所呈送的精选礼物。中国当时的国内总产值GDP占全世界的大约三分之一。于是,乾隆皇帝挥手赶苍蝇一样把马戛尔尼打发走了。他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写信说:‘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但天朝地大物博应有尽有,‘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但英国人在1830年又开着炮舰返回中国,逼迫中国开放贸易。中国虽又试图改革,但改革以崩溃、屈辱,最终以毛主义而告终。” *《经济学人》的弦外之音* 《经济学人》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所谓的受过高等英语人文教育的专业人士,尤其是处于决策位置的商界和政界领袖。因此,该杂志的行文总是话中有话,表面文章之下还有另外的可以让读者会心一笑的潜在文章。 例如,上面这段表面上看起来是平铺直叙的话除了明显地讽刺挖苦当年的“天朝”皇帝之外,显然还包含一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这就是揶揄当年的英国和当年以及当今的“天朝”—英国当年公然奉行的是炮舰流氓外交,如今英国已经不再流氓(至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咧咧地耍流氓),但中国依然还是一个自以为绝对能够并且应当统御天下的皇帝当家。 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一度公开声言自己比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还皇帝。《经济学人》在发表“习近平和中国梦”的长篇文章的同时配发的图画,则是身着清朝皇帝龙袍、表情怪异的习近平端坐在龙椅上。 《经济学人》杂志文图并茂的长文很是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即使是说最严肃的话题也让读者不禁要莞尔而笑,甚至要笑出声来。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中国的新国家主席对未来的构想(译注:即他的中国梦)应当是为他的人民服务,而不是打造一个鼓吹民族主义的国家。” 换句话说,究竟习近平极其统御下的宣传机器大谈特谈的中国梦到底是什么,《经济学人》也不知道;它只是在这里给习近平提出一种让他可以姑妄听之的建议,并陈列出一系列的担忧,其中包括, 1)习近平高调强调军队要准备打仗,假如他领导下的中国由当年受欺辱走向欺辱他国,将给东亚地区、包括给中国带来损害; 2)习近平的“中国梦”可能包括他领导的中共收揽更大、更多的权力(包括要求军队绝对一心一意充当中共的私家军),而不是给人民权力; 3)习近平对法治的态度暧昧不明。 *习近平两度上封面* 香港老牌的英文报纸 《南华早报》 注意到,这是在过去的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习近平两度成为《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要说引人注目,习近平获得了足够的注目。但该杂志给他的注目不一定是让他喜闻乐见的。 《南华早报》5月6日发表经济新闻编辑陈澍(George Chen )的专栏文章,在给《经济学人》杂志本来就够滑稽的文章再添油加醋,锦上添花: “北京可能对《经济学人》杂志5月4日一期的标题已经恼火了。那个标题是:‘让我们像1793年一样热闹一番吧。’北京还可能不赞同总部设在伦敦的该杂志决定把一幅习近平身穿乾隆皇帝龙袍的图画放在杂志的封面上。” 陈澍接着对《经济学人》的文章进行了这一样一番阐释性报道: “如今,习近平主席说,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当感到骄傲的‘中国梦’。《经济学人》大概是觉得习近平有些跟乾隆皇帝类似的想法。该杂志文章写道:‘习近平先生强调中国的伟大,这就让中共领导人成为18世纪清王朝的继承人。当时清朝皇帝要求西方使者下跪磕头(但马戛尔尼予以拒绝)。 “尽管中国当局大力实行网络信息屏蔽封锁,尤其是在中国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一些中国网民还是在中国当局互联网管制人员删除相关图像之前瞥见了《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 于是,这些网民大量转发了《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图像。 然而,假如现在读者想探寻中国的网民对《经济学人》的封面图画都有什么评论,便会面临一个难题—人们在中国的新浪微博搜索“经济学人”会被告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经济学人’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 每次看到这样的告示,都有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感到实在难以判定到底是当年中国“天朝”更可笑,还是当今中国更可笑。 *日本媒体不露笑*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很快就在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当中成为笑料,成为插科打诨的包袱或包袱皮。 就中国网民而言,“中国梦”的可笑之处在于习近平及其统领下的中共宣传部门显然是要中国人不睡觉的时候听从中共的号令步调一致,睡觉做梦也步调一致,一起做当局规定的梦。 对中国当局所大力推销的“中国梦” ,法语世界好像还没有太注意。用法语关键词rêve chinois进行网络搜索,还得不到多少相关的法语搜索结果。 但用英语关键词Chinese  Dream搜索,则可以得出许多有趣的英语搜索结果。《经济学人》和《南华早报》的文章报道只是最近的比较有趣、好玩、惹笑的例子。 英语报刊新闻报道的惹笑,常常能让读者感到写报道的记者也是在笑。相对而言,日本记者则总是在报道最好玩、最好笑的事情的时候也一本正经,让读者很难感觉到笑容。 例如,日本 时事社 对中国当局号令中国学生步调一致做梦的报道: “4月9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就习近平国家主席提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发出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宣传。习近平力图通过提倡中国梦高扬爱国主义,在贫富悬殊、干部腐败导致社会矛盾不断喷发之际再度打造对中共的向心力。 “中共通过主流媒体主导宣传。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许多以 ‘中国梦’为题材的视频与这一话题呼应。高歌‘中国的梦不是独裁的梦,中国的梦不是贪官的梦,中国的梦是民主的梦,是宪政的梦’的视频被认为是批判习近平,因而被一个个删除。” *中国网民的实干兴邦* 日本时事社在4月9日发出的上述报道虽然写得一本正经,看不出丝毫的搞笑或不露笑,但读者还是可以感到时事社记者的这种不露笑其实是善于说笑话的人让人笑、自己却不笑的那种不露笑,是更含蓄的搞笑。 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有许多人、许多网民在谈中国梦,并身体力行“实干兴邦”,一点也没有自己笑或让别人笑的意思。例如,在新浪微博上的这一位: @慕容雪村 :经营几年的微博,一秒钟就能删除殆尽,然后你转世重来,从每一个字开始写起。用一生建起的房子,瞬间就可以推倒铲平,然后你从瓦砾中站起,重新收拾每一块砖、每一片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对邪恶不抱幻想,而且明白它将更加邪恶,但不沮丧,也不绝望,坚韧生长,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从废墟中做起。 中国人对这种梦想叫“精卫填海”精神。 “精卫”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只神鸟。它原先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在东海被淹死后化为精卫鸟,不断衔草石投入浩瀚的东海,决意要将东海填平。 *“中国梦”是否是噩梦* “中国梦”自从习近平高调提出之后,可谓风生水起,引发许多人的遐想和梦想,引发许多人争相阐释。 中国广东的《南方周末》杂志在新年元旦之际试图将它解释为执政党权力应当受宪法和法律限制的“宪政梦” ,结果遭到当头棒喝,导致“中国梦”的说法也同时受重创,奄奄一息。“中国梦”顿时转化成一场不大不小的噩梦。 从那以来,中共官方的“中国梦”主要是以笑柄的形式在中国国内外流传,而中国民间的“中国梦”则属于官方打压的对象。中共宣传部门早先下令禁止媒体报道评论跟官方梦不一样的梦。 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习近平今后会抛弃“中国梦” ,弃之如敝屣,还是会坚持推广宣传“中国梦”,从而给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制造更多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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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 “乌有之乡”在朝鲜

4月13日至16日,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组织全国各地的网友自费赴朝鲜旅游。在半岛局势紧张的气氛中,毛泽东主义者们带着悲壮感,在这里找寻红色信仰。 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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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就《营商环境报告》向世行施压

以中国为首的国家试图淡化世界银行(World Bank)最受欢迎的研究报告。这是对世行新行长金墉(Jim Yong Kim)的一次考验。 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希望删除《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中的经济体排名。该报告比较了185个经济体的营商监管环境,比如开办企业的难度等。 此次纷争表明,中国面对国际机构已变得日益自信,并且愿于挑战国际机构开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在今年的《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第91位,其在建筑业官僚作风和税制方面的得分尤其低。 在中国和其他批评者的敦促下,金墉去年发起了对该报告的独立评审,由南非规划部长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任评审小组主席。 参与评审过程的数名人士抱怨称,曼纽尔将两名长期以来对该报告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任命为评审小组顾问。两人分别是国际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的彼得•巴克维斯(Peter Bakvis)和前经合组织(OECD)税务主管杰弗里•欧文斯(Jeffrey Owens),他们均出席了评审小组的会议。 巴克维斯表示,他担心的主要问题是,该报告似乎不重视劳动法规。他说:“基本上是那些没有劳动监管的国家……得分最高。报告确实存在偏袒放松监管的倾向。我认为,如果不取消这一排名乃至所有相关指标,这种倾向就不可能消除。” 欧文斯和曼纽尔拒绝置评。评审小组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已举行听证会并收到约150份建议。 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杨少林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去年秋天,他的副手韩斌表示,这份报告“使用了错误的方法论,未能反映出事实,误导了读者,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没有任何帮助”。 该报告的支持者辩称,报告是客观的、是经过详尽研究后得出的,并且促进了改革,各国正努力提升自己的排名。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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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救救拉萨吧!

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去拉萨的游客在新浪微博上写到:“今天搞清楚原来拉萨目标是要建设成丽江那样纸醉金迷鬼哭狼嚎的旅游城市,所有老城里的摊贩、客栈…低端服务都要搬出老城,取而代之高端古董工艺品店和酒店,而且所有老街房子要立面统一招牌统一,难道中国城市就只有这一种SB韩式美容的整改办法吗?” 注意到所发照片中,正在修盖的“拉萨八廓商城”(原城关区政府所在处)的“工程概况”介绍将建地下停车位1117个。而去年末开张的盖在拉萨老城边上的庞然大物、官商合作的“神力·时代广场”,因建地下停车场,日夜不停抽取地下水两年多,导致拉萨老城有裂缝、下陷甚至天坑的危险(事实上已经出现多处裂缝)。而今,当局又要在老城另一处盖大型商城、建地下停车场……这是不是意味着,拉萨被各种饿鬼卷入毁灭之势已难挡? 曾记得,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布达拉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和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度将大昭寺和罗布林卡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拉萨具有宗教、历史与人文价值的神圣之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获得理所当然的保护。 也曾记得,2007年,布达拉宫被世界遗产大会“黄牌警告”,批评因过分追求旅游收益、随意开发却不承担责任和兑现承诺,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 而今,不但布达拉宫继续被过度的旅游开发,在每年数百万计且不断增加的游客足下岌岌可危,甚至拉萨老城也在旅游化的过程中被改变面貌,不仅开肠破肚,还遭釜底抽薪,正如藏人艺术家邝老五的评价:“在物质引诱和权力诱招面前,文化的独特性在丧失,城市的相似处却在叠加,在这些看似蓬勃繁荣的背后,早被抽空了的内容的老拉萨城已是昨日黄花,再也找不到古朴的有着岁月痕迹的东西了。” 想起多年前一位致力于修复拉萨老城的德国人安德烈•亚历山大(Andre Alexander)和他的THF基金会,从1996年至2002年,拯救了拉萨以及附近76座历史性的传统建筑,并披露真相说,“于1980年始,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使老城区的古旧建筑和街区遭到了不断的破坏。”“从1993年起,每年平均有35座历史建筑被拆除。如保持这种速度,剩下的历史建筑将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消失殆尽。”由于他们出色的修复工作及见证,使得一心追求利益的西藏当局将他们驱逐出拉萨。 安德烈先生曾伤感地写到:“每去一次,老房都在明显减少——一石一砖,一巷一街,连狗也在‘失踪’……”而如今,一个被权贵者商业化的拉萨新城正在取而代之。正如网友痛斥:“拆古建,挖地道,建天桥,截吉曲(拉萨河),抽地下水。。。他们真是饿鬼投生啊,能带走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全毁掉!” 四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通过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时,认为“不论遗产属于哪国的控制范围内,这类罕见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是人类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类都是很重要的,很珍贵的,任何文化遗产或自然遗产的一旦坏变或丢失,都会产生使全世界遗产枯竭的有害影响,因而需作为全人类共同加以保护。” 在此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等全球相关组织,请制止如此可怕的“现代化”对古城拉萨的风景、人文和生态犯下不可饶恕的、无法估量的罪过! 在此呼吁全世界众多的研究藏学、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和机构,请关注现今眼下拉萨老城所面临的万劫不复的厄运。 期望各界人士展开拯救拉萨老城的行动! 我们的拉萨快被毁了! 救救拉萨吧! 2013年5月4日 注:以下图片来自网友拍摄今日拉萨老城—— 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帕廓。 转帕廓的藏人。 环绕大昭寺的转经道——帕廓。 帕廓街边的房子。 网友说:“东措对面拆了一大片,要建八廓商城,据说八廓街以前卖藏饰的摊位以后会集中搬这里,资本政治同化一切。” 拉萨老城将要盖成的“八廓商城”图。 拉萨老城将要盖成的“八廓商城”的“工程概况”中写着将建地下停车场。 前不久,拉萨河因被截留,出现干涸。由于在拉萨老城边上,修建一座由官商合作的巨大商场“神力•时代广场”,日夜不停地抽取地下水使拉萨人心惶惶,我曾向修复过拉萨的安德烈•亚历山大写信请教,这么做是否会造成破坏。他痛心地回信说:“水在西藏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到处都在兴建水电站。而拉萨本身的环境已被严重地破坏与污染,贪婪的开发商在贪婪的政府官员的支持下,使得拉萨河谷变得像一个大工厂。如果拉鲁湿地开始变得干燥,那么一切都为时已晚。” 拉萨河被截留,河水干涸,许多藏人自发地去余剩不多的水中救鱼。这其实是一个多么悲哀的、充满象征意义的场景! 拉萨老城藏医院路也在挖挖挖。文革“破四旧”时,就在这条路上,曾被埋了无数个从寺院中掠夺的佛像,以示对“四旧”的践踏。不知道此刻又被开膛破肚时,是否会挖出些佛像来。 拉萨老城藏医院路也在挖挖挖。文革“破四旧”时,就在这条路上,曾被埋了无数个从寺院中掠夺的佛像,以示对“四旧”的践踏。不知道此刻又被开膛破肚时,是否会挖出些佛像来。 拉萨街上。 拉萨老城街上。 拉萨老城的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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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重启怒江水电站大坝项目,怒江告急

中国丙中洛——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冰川,其源头是一条晶莹剔透的小溪,进入缅甸后缓缓流经该国的丛林,水面宽广,水流浑浊。怒江是亚洲最天然的水道之一,在流向安达曼海的途中,长达1700英里(约合2736公里)的河道不受阻碍。 但怒江作为该地区仅存的自由流淌的河流之一的日子不多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重启了在怒江上游修建一系列水电站大坝的计划,此举震惊了环保人士。怒江上游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认定的一处世界遗产所在地的核心地区,是世界上生态最多样化和最脆弱的地区之一。 按图放大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怒江位于中国丙中洛的河段。政府重启怒江水电站大坝计划,震惊了环保人士。 按图放大 The New York Times 拟在云南建设四座大坝。在西藏的一座大坝已经开工。 按图放大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地人赶着骡子经过一架正在清理发生在怒江峡谷附近的山体滑坡现场的起重机。 按图放大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怒江沿岸的一座水电站。 批评人士称,该项目将迫使数万名生活在云南境内高地上的少数民族搬迁,破坏20余种濒危鱼类的产卵地。地质学家警告称,在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修筑大坝可能对下游居民构成威胁——这里距离上月导致近200人丧生的四川地震的发生地不远。Unesco定于下月讨论是否将该地区列入濒危地区名单。 最大的输家可能还包括边境另一侧缅甸和泰国的数百万农民和渔民,他们依靠萨尔温江(怒江在东南亚的名称)维持生计。“我们在说的是一连串像小瀑布那样的大坝,它们会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系统和依赖这条河流的下游社区的资源,”倡导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的闫珂(Katy Yan)说。 2004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搁置了这个项目,今年3月卸任前不久,他又正式重启了这个项目。该项目加剧了长期发酵的地区紧张,其根源是北京方面计划在多条从中国流向其他缺水国家的江河上修筑大坝或让河流改道,以提振经济增长,并降低中国对煤炭的依赖。 根据中国最新的五年能源计划,政府的目标是启动全国大约36个水电项目的建设工作,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加起来将是美国的两倍多。 迄今北京方面基本上对邻国的关切无动于衷,这些邻国包括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缅甸和朝鲜。中国拒绝签署联合国的水资源共享协定,该协定将适用中国的13条跨境河流。中国前水利部部长汪恕诚曾在介绍中国的水资源政策时说,“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在背包客喜欢光顾的宁静的丙中洛,那些珍惜怒江快速流淌的蓝绿色之美的人说,拟在云南境内建造的4座大坝,以及西藏已经在建的那座大坝,将不可逆转地改变旅游指南所称的东方大峡谷。这个长达370英里的峡谷山高谷深,覆盖着厚厚的森林植被。这里栖息着中国大约一半的动物物种,其中许多是濒危物种,包括雪豹、喜马拉雅黑熊和红熊猫。 薄雾笼罩下的村庄不可思议地依附在卡斯特地形的峰峦上,村民包括该地区的22个土著部落,大部分部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个项目对当地政府来说是好的,但是对当地居民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42岁的万里说。2003年,他放弃了当会计的大城市生活,来这里开了一家青年旅馆。“他们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还有生活方式,然后就剩下一个平平淡淡的、毫无生气的水库。” 作为中国仅存的两条尚未被大坝截流的大河之一,怒江在环保人士当中拥有一批忠诚追随者,这些环保人士对中国许多水道遭受的破坏深感沮丧。3月,中国水利部公布了一项调查,称全国已有2.3万条河流完全消失,许多知名河流在污染之下退化。黄河在入海口处不过是一股发臭污水的细流,曾经水势磅礴的长江也因三峡大坝而变得平缓。三峡大坝项目耗资250亿美元(约合1541亿元人民币),迫使130万人搬迁。 对许多活动人士而言,怒江已成了最后一个阵地。“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一条不被人类破坏的河?”身在北京的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问道。近年来,她去过该地区12次。 反对者称,这个项目在温家宝退休前不久重新启动并非巧合,温家宝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当初他决定叫停施工,曾被视为中国初生的环保运动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胜利。尽管温家宝没有完全取消这个项目,但地质学家出身的他当时誓言,在彻底评估环境影响之前,该项目不会继续。 但是官方并未发布任何评估结果,同时鉴于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水力发电要占全国总发电量的15%,几乎无人认为该项目会因为环境方面的顾虑而放缓进度,尽管最初计划的13座大坝已减少至5座。环保人士杨勇称,“建大坝其实是关于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但是如果对项目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结果只能是场灾难。” 一些专家称,鉴于中国电力需求巨大,而过于依赖煤炭已经使北京和北方其他城市的雾霾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在怒江上建造大坝。但是,很多环保人士不接受政府有关水电是“绿色能源”的断言,指出大坝形成的水库吞噬了大片森林和农田。他们称,被忽略的还有植被腐烂所产生的甲烷和二氧化碳,此类温室气体是加剧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的水资源专家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称,“中国称大坝环保,是为大举建造大坝正名。”切拉尼表示,北京还未能考虑到大坝将阻拦大量淤泥,使下游农民失去传统上给过度种植的土壤带来的季节性养分。 中国已经在大多数河流上都修建了大坝,但怒江迄今未遭打扰,这突显出云南西北部的偏僻,这里离云南省省会昆明有两天车程,沿途的山路上新近发生的滑坡证明了这一地区地质的不稳定性。 虽然在2004年被暂停,但在怒江上修建大坝的工作从未真正停止,在北京移除了所有障碍后,国有水电巨擘华电集团开始加大规划力度。 本月早些时候,在暮色降临其中一个大坝选址马吉时,爆炸的巨响回荡在山谷中,工人们日夜不停地在峡谷壁上炸出深洞进行测试。33岁的工人李佳旺称,工程师们依然在尝试确定这里的岩石能否承受1000英尺(304.8米)高的大坝。 华电和水利部都没有回应采访请求,但是这个工程要继续推进的消息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这可能扰乱这里脆弱的少数民族社区。45岁的农民工洪峰来自湖南,他最近在马吉的路边开了一家商店,他称大多数顾客都是从中国其他地方来修大坝的工人。他说,“我们就是来赚钱啊,赚完了就走。” 在可能被迫搬离这些被江水泛滥冲刷出的肥沃低地的大约六万人中,多数人没有这种选择。他们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在几乎每一片平地都已被占用的情况下,很多人将被安置到人口密集的住宅小区,新小沙坝这个有124个单元的项目就是一例,该项目在大坝工程被暂停之前就动工了。 今年25岁的傈僳族人李甜一家被迫告别自己的土地。现在一个核桃加工厂打零工的李甜说,“以前我们自己种西瓜,多得吃不完。现在什么东西都要买。” 尽管地方领导对移民安置计划守口如瓶,但近年来他们努力将大坝工程包装为一件礼物,称其将帮助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脱贫。 但在濒临怒江、有着众多木房子的风景如画的茶腊村,26岁的农民余尚平不觉得自己和乡亲们贫穷。他说,“这里是我们辛苦修建起来的家园。但是如果政府要修坝,我们没有什么办法。” 杰安迪 (Andrew Jacobs) 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Patrick Zuo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张亮亮、陈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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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报道马三家酷刑Lens杂志“被停刊”

《Lens视觉》4月刊登的报道引起社会对中国酷刑问题的关注 今年4月刊登《走出马三家》调查报道的《Lens视觉》杂志,周日(5月5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告:5月号因故推迟一周左右上市。 微博并未详细说明推迟上市的原因,但据《Lens视觉》所属的财讯传媒一名记者透露,《Lens视觉》杂志因某篇报道被注销刊号,所以推迟上市。 此前,另有其他媒体报道称,财讯传媒集团旗下《Lens视觉》杂志因2013年4月号调查报道《走出马三家》反映辽宁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女性劳教人员被虐待的问题,被暂时停刊。 这一调查报告曾引发中国舆论的广泛关注。美联社报道,4月8日,该文在中国四个最大的新闻网站上都成为最多人阅读的文章。 在舆论压力下,辽宁省政府宣布对马三家劳教所进行调查。调查组由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驻地检察机关组成,并邀请“相关媒体”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4月19日,辽宁省当局宣布,经过十天的调查,发现“《走出马三家》一文存在严重失实的问题”。 新华网和法制网引述辽宁调查组的结论说:“《走出马三家》一文歪曲事实,大量使用境外‘法轮功’媒体恶意攻击的用语”。 对此官方结论,《走出马三家》的作者袁凌在新浪微博发表声明:“建议辽宁教养院起诉本人,双方当庭对质,出示人证物证。若我果然造谣污蔑, 尽可追究刑责。若报导属实,也请法庭追究教养所虐待者以及包庇的司法厅官员刑责。此外,要公开调查组成员名单,追究制造假新闻的调查组人员和法制网记者霍 仕明、新华网的诽谤责任,向本人赔礼道歉,消除恶劣影响。” 《Lens视觉》杂志隶属财讯传媒,是一本“深度关注社会、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的影像新闻杂志。” 该杂志创办于2005年1月,2012年,《Lens杂志》正式独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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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 | 《星期專訪》 吳介民︰以人權捍衛台灣生活方式

《星期專訪》 吳介民︰以人權捍衛台灣生活方式 記者鄒景雯/專訪 「民主平台」一群學者近期提出了針對台灣與中國交往的「宣言」,共同起草者之一的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說明,過去幾年的兩岸談判,重經貿而輕人權,馬政府不願意將人權問題攤開來與北京談,屈從中共的遊戲規則。因此《自由人宣言》嘗試開啟一條思想運動的戰線。這條戰線的武器是人權與人民主權。他強調,人權是「弱者的武器」,也是專制者與依附專制者的照妖鏡。 問:你們民主平台成員,為何選在這個時刻提出《自由人宣言》? 吳介民:原因很簡單,我們試圖將兩岸互動,從「國共壟斷」的「政商特權利益分配」解放出來,從人民,也就是「被統治者」角度切入。中國政府繼「人民幣攻勢」之後,對馬政府步步進逼,要求「政治對話」。「政治對話」說白了,在「九二共識」的緊箍咒底下,不允許「統一」以外的選項。當今兩岸談判,由國共兩黨壟斷,幾年來簽訂了十八項協議,滿足了特權政商利益,卻排拒了人民發言與監督的空間。特別是馬政府第二任之後,對岸在他們所設定的軸線上步步進逼,國台辦系統與他們屬意的團體不斷在營造「政治對話」壓力,逐步要跨越不可逆的點,我們感覺到這樣的氛圍逐漸在形成,因此希望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尋找脫困的方法。這其中勢必具有較高的理想性,但我們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陷溺於選舉遊戲當中。故而這份宣言跨了一大步,直接要求將「人民」、「人權」、「人民主權」納入兩岸和解的視野。我們主張:兩岸各自改善提升人權,之後簽署「基礎人權條約」,在這之前,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治」談判。易言之,《自由人宣言》嘗試開啟一條思想運動的戰線。這條戰線的武器是人權與人民主權。人權是「弱者的武器」,也是專制者與依附專制者的照妖鏡。既然是思想運動,我們看的不是眼前的立即成果,而是三、五年的持續,希望喚起整個世代的精神。 是民主傲慢 還是北京政權傲慢 問:宣言提出後,引起了多元的討論,有媒體批評這是「民主傲慢論」、「人權傲慢論」,你們如何回應? 吳: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與我們只有一海之隔,統治這個國家的政權,不讓主張憲政民主的劉曉波講話,判他重刑,軟禁他的妻子劉霞,國際媒體探視劉霞後,劉霞被毆打,然後我們在YouTube上看到劉霞這個勇敢的靈魂在鏡頭前失聲、顫抖;這個政權不讓一個盲人律師(陳光誠)講真話,將他監禁,出獄後每年花幾千萬人民幣對他進行「維穩」,事實上就是全家軟禁,不讓他們與外界聯繫、外出看病,當他逃出中國之後,這個政權繼續迫害他的親友;數以萬計上訪(請願)的老百姓,被當作罪犯,關進勞教監獄、精神病院…。現在,這個政權宣稱我們是它的一部分,制定「反分裂法」,部署兩千枚飛彈,對你展開「人民幣攻勢」,面對這個政權,我們要求它善待自己的人民,我們要求它保障台商、台生在中國的人身自由,這樣的要求傲慢嗎?我們從弱勢的一方,要求它節制「吞噬的欲望」。是我們傲慢?還是北京政權傲慢? 不過,談到「民主的傲慢」,我們很重視來自對岸朋友的善意提醒,例如王丹。社會與社會的民主對話,是兩種生活方式、兩種反抗精神的相互理解。我們知道,中國有無數為人尊敬的反抗者、維權人士,奉獻生命在爭取自由,因此,我們需要以「互為主體」的態度,推動兩岸間經驗交換,這是一個相互學習的歷史過程,不是「誰來指導誰」。我們宣言中「人權早收清單」有的項目,就是《零八憲章》主張的內容,這表達了我們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致敬。 輕率嘲諷 才是知識份子的犬儒 問:也有報紙諷刺《自由人宣言》是「道德經」,你們又怎麼看待? 吳:《自由人宣言》有基本原則(人權總路線),有步驟(短、中、長期),也有具體作法(兩岸政府各須改善的人權項目與人權早收清單),我們要督促我們的政府、政黨,朝這些目標前進,也希望我們的談判代表將這些議題放上談判桌,所以一點也不打高空。媒體刻意漠視我們提出的具體議程,這種輕率的態度、以「不可行」嘲諷我們的新思維,才是知識份子的犬儒。 以「務實」包裝「失敗主義」,只不過再一次重申「霸權的真理」,要求人民屈從,接受「中共限定」的兩岸交往方式。前述媒體較之更露骨(更急著向北京輸誠),在社論中如此作結:「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兩岸之間什麼都可以談…。」 嘲笑理想主義,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廉價的批評誰都會做,要提出alternative(替代方案)卻很難。我們絕不宣稱《自由人宣言》萬無缺失,但我們拋出理念,期待我們的社會多一點卡繆在小說《瘟疫》中主張的「正直」,為台灣提出突圍的可能性。卡繆說,只有正直可對抗「瘟疫」。正直就是每一個人,無論多麼渺小,各盡本分。我們也期待對中國人民(而非中共政權)有同理心,對自由民主人權有同理心的對手加入討論,而不是目前所看到的。 中國專買政策 侵蝕台灣根基 問:在這次的社會對話過程中,岔出了一個旁枝,也就是台獨有沒有市場的插曲,你們的態度究竟為何? 吳:有些媒體借題發揮,操作所謂的「台獨無市場論」,藉由這個被扭曲的說法來反駁我們。談到統獨,值得好奇的反倒是:統一有沒有市場?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不斷把子女送到國外,移民、置產,享受從人民搜刮而來的財富,讓自己成為隨時可以落跑的「裸官」。自己都不想當「中國人」的人,掐著你的脖子要你做「中國人」。這樣的一個國家,對你有沒有吸引力?請這些台灣的媒體,到大陸去做個民調吧。 好吧,談論市場,再讓我們看看,民主與人權在台灣有沒有市場?在大陸有沒有市場? 台灣過去幾個世代,多少人血淚犧牲,才造就今天這樣仍然脆弱的民主政治,這個體制還沒完備,還有缺陷,還值得深入追求,正因為過去的努力,了解到民主的脆弱,我們才看得懂中共的「專買政策」(專制收買)正在一點一滴侵蝕台灣的根基,才懂得更加珍惜得來不易的生活方式。守護「社會開放性」,絕不能輕易撤守。 中共怕談人權 台灣在怕什麼? 每到台灣選舉,中國民眾關注台灣選情的熱力不減,他們為什麼如此熱心?因為在他們生活的國度,沒有民主與選舉,所以中國網民不止是在「圍觀」台灣選舉,他們也在「抗議」中國政府,宣洩不滿。在台灣街頭抗爭中,經常看到陸生的身影,例如反核、反迫遷、反媒體壟斷,以及五一勞工遊行,他們知道民主不只是選舉,也和我們共同反思選舉民主的不足。 真相是:中國仍是一個沒有自由選擇的國家,人民渴望政治權利、要求節制政府權力。你說,人權與民主在中國有沒有市場? 最近,十歲女孩張安妮被「不讓上學」,因為她出獄的父親繼續搞民運;川震後調查校舍倒塌的譚作人,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拘留,至今還在坐牢;即將訪台的陳光誠,他在山東的家人近日連續遭到偷襲、恐嚇。他們處境如此艱難,依舊勇敢反抗,為了什麼? 說到底:中共怕我們談人權。那麼,台灣人在怕什麼呢? 問:你們希望當權者藉由這次的行動聽到什麼聲音? 吳:過去幾年兩岸談判,重經貿而輕人權,馬政府不願意將人權問題攤開來與北京談,屈從中共的遊戲規則。去年法輪功學員鍾鼎邦在大陸遭國安單位逮捕,暴露出中共濫權逮捕,台灣政府營救無力。在宗教信仰可以被政府宣判為「邪教」,家庭教會隨意被公安騷擾的國家,台灣人到此經商、就業、留學,不需要跟它談人權嗎?最後,我們要放任中共以它的人權標準拉台灣下水,還是要主動出擊,拿起「弱者的武器」,防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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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電子報 | 吳敬璉 憂大陸權貴資本主義

大陸市場派學者、被譽為「中國經濟學良心」的吳敬璉,日前在南京大學向兩岸企業家開講時力主,大陸經濟改革一定要提出一攬子總體改革方案,也就是不能單項,要有配套,且要精心挑選,進行系統性改革。他憂心,一味迷信靠海量投資達到高速增長的「中國模式」,會走上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      大陸為什麼能夠在過去20年從貧窮國家,躍升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有「吳市場」之稱的吳敬璉表示,關鍵是大陸在20世紀末已經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但「過渡尚未完成」,計畫經濟舊體制的餘蔭仍在。      吳敬璉說,市場化改革有兩條路,一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這是一條健康的道路;二是強化國家對經濟社會的管控,可能走上裙帶資本主義的歧途。他強調,如果無法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裙帶資本家和腐敗政府官員,利用政府干預市場的過程,從中漁翁得利,會走向官僚壟斷的資本主義。      改革開放 解放創新精神      吳敬璉曾在金陵大學就讀,1981年他還在大禮堂熱血參與了抗美援朝學生運動,時隔30年,他舊地重臨參加「南大系企業家名家講壇」,金陵大學已經併入南京大學,而大禮堂也在南大百年校慶時翻修。回顧過往,吳敬璉有感而發強調,中國站在新的路口,要往何處去?重啟改革會是答案。      吳敬璉說,過去國際間常拿「華人是天生企業家,但大陸人除外」,看扁大陸經濟封閉鎖國,但改革開放後,發現很多修鞋匠、農民……沒幾年時光就變成大老闆,這時才發現大陸人也有很強的創新精神,只是被舊體制壓抑了,但改革把創業精神解放出來。      吳敬璉認為,因為近20多年來大陸GDP平均年增9.6%,因此吹捧「中國模式」,說是靠強勢政府動員資源和海量投資,才造就中國崛起。吳敬璉說,這正是誤導視聽的「開倒車」說法。      吳敬璉指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鄧小平講過不改革死路一條,就像溫州動車事故戳破所謂「高鐵奇蹟」,一檢討發現鐵道部債務超過2兆(人民幣,下同),民意才開始覺醒。      加速城鎮化 根本改革體制      中共十八大宣示加快城鎮化,到底要怎樣城鎮化?吳敬璉認為,光靠土地和財政畫大餅造出來的城,是沒有價值的舊型城鎮化,必須改革體制。      他說,舊型城鎮化就好比2009年出台4兆投資政策一樣,打了強心針,只維持1年投資又下陷,還留下房地產追高不下的爛攤子;也像鼓勵地方公共建設,造成各地大興土木,但沒撐多久,貨幣超發問題也浮出水面。      吳敬璉說,由此可見,城鎮化體制改革要「一攬子」解決,要提配套,更要精挑細選。「系統化改革有2條路可走,一個是推出大家易於觀察到的改革項目,提高政府可信度,也聚集人氣;另一個就是創造更寬鬆的宏觀經濟環境。」      吳敬璉說,大陸目前的貧富懸殊問題的確在惡化,「主要是由於機會不平等,其中首要因素就是腐敗。」他說,因為社會不平等造成貧富懸殊,所以必須透過市場化改革,才能實現機會的平等。      他說,知識水準越高的人,就業機會越多,收入水準也就越高;相比之下,沒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或不具備專業技能的人,將面臨嚴苛的就業壓力,因而收入較低。      對於這種不平等,必須採取必要的社會政策措施,如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公益,甚至徵收遺產稅、資本所得稅等增加稅收的辦法來縮短差距。      證券市場 監管是不歸路      兩岸企業家高度關切大陸的證券市場改革,力主股市監管的證監會主席郭樹清下台,由肖鋼接任,企業主都嗅出市場風向球改變。      吳敬璉說,股市要監管是為了不讓少數人利用信息不對稱,損害大多數人的權益,畢竟證券市場不能只為國企服務。      以審批制改革為例,這種核准制讓證券監管部門繼續保留行政控制的權力,因此讓上海和深圳主板市場的「圈錢市」、「尋租市」無法扭轉,創業板也存在「三高」(高發行價、高市盈率、高募集),容易導致企業業績變臉、跌破發行價、發行人變現出逃等怪現象,這種股市大起大落的悲喜劇已經上演過很多次,會引起社會不安、大眾不滿。吳敬璉強調,治本之道還是要端正股市監管路線,要在法制基礎上營造健康的市場。      他說,從經濟學的角度,實質性審批是錯誤路線,取代實質性審批的監管路線「得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他力主,買股票是買企業未來的營利能力,所以股市監管,才能激發競爭力太差的企業,進行深化改革。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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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寻找大海的人两手白雪

人民有权知道 郭美美微博炫富门引发人们对红十字会的舆论狂潮,如今张海迪又深陷舆论漩涡,激起人们对残联巨额基金去向的质疑,其实让人感到疑惑的还包括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借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名义大量发售彩票,每年获利近千亿,而这些巨额资金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人民有权知道。 ——新闻台张婉 ★做人要有良心 4月27日是四川省哀悼日,嵩山少林寺延琳法师率领十余名僧人,在芦山县太平镇一处废墟旁举行慰灵法事。希望超度死难者早登极乐。内地多灾多难,但政府从不吸取教训,建筑质量一直被人诟病。悼念日不如改为“面壁日”,官员们应该面壁思过,扪心自问,怎么对待供你们吃喝嫖赌抽的父老乡亲?做人要有良心。 ——香港在线 ★100多省部级服刑官员大多获假释 全国判刑省部级官员共100多人,除个别判处死刑者外,服刑者大多数都获得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长江日报》 2012年4月16日)。广东江门原副市长林崇中因罪被判10年刑却一天牢没坐,还在审理期间就花不到10万元钱,办好保外就医,堪称经典。 ——彭三金 ★都是流氓 朝鲜又囚了一个美国人,这回哪位美国前总统去救呢?要钱,就绑架一个人;要物,再绑架一个人……吃定了人家对国民生命的尊重,要挟勾引人家来对话。这种国家不是流氓是什么呢?羞辱的是别人还是自己呢?可恨某国还有人为朝鲜唱赞歌,也是流氓。 ——北村 ★中国贪官对澳门贡献很大 澳门37%的GDP靠贪官赌资。原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主任金鉴培输掉2亿;原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挪用1.2亿豪赌;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宗海输掉1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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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30503】我们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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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巴菲特开通推特账户 曾公开表示厌恶科技且自曝不知如何查电话留言的“股神”巴菲特周四开通了推特账户,并发了第一条推特:沃伦来了。 比尔·盖茨在推上分享了一张他和巴菲特玩牌的照片 【18】美杜勒斯国际机场截获20只中国乌鸡 这二十只未加工的乌鸡是在上周被杜勒斯国际机场海关人员截获的,当时是在一名从越南飞往美国的57岁尼日利亚人的行李箱中发现的。乌鸡被封存在袋中,保存完整,已经被去毛,整体呈黑绿色,目前这些乌鸡已经被焚烧。 美国对于携带畜禽产品入境都有严格的限制,不论是鲜肉、肉干、罐头肉还是肉制品通常都不允许带入境。在周三记者招待会上,官员表示:没有美国农业部的允许,那些爆发禽流感、纽卡斯尔病以及其它禽类疾病地区的生禽都不准入境。 【19】唯一不为人所知的就只有你的想法了 曾成功破解苹果和安卓手机安全系统的大牛杰弗里曼(花名Saurik)说道:谷歌眼镜目前的设计很容易让它遭受黑客的攻击,而一旦被破解,你的一举一动都将不再是秘密。并且当你在一些隐私的场合使用时,比如说开门禁或是用笔做重要的记录,这些都会通过眼镜被黑客获取,到那个时候,除了你的想法,黑客将无所不知” 黑客入侵眼镜系统后的截图 谷歌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目前眼镜还没公开上市,“我们也意识到建立设备安全保护的重要性,我们也在不断的寻找解决措施。另外,用户个人MyGlass可以对眼镜看到的内容进行修改,如果你放错了地方,你完全可以删除设备上数据” 公民自由和隐私运动组织“老大哥观察”的主管尼克说道:想要这些装备完全不受攻击很不现实,虽然没有获得允许别人就能知道你的所见所闻非常的危险,但谷歌眼镜给予我们一个不同视角去看待生活,总会有人需要它的。如果想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隐私,不带就行了” 【20】史上最性感的电视节目? 丹麦有这样一款电视访谈节目:模特身着浴衣走进演播室,随后脱掉浴衣一丝不挂地站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任由这两位男性评头论足,评论内容多涉及女性敏感部位。 面对外界指责,节目主持人托马斯布兰切曼声明道,他这是在投女性之所好,因为“女性身体是非常渴望男性评价的”,并且他有着更崇高的目标:在不受色情和政治正确的左右下,来讨论女性身体之美。面对抨击他认为:“正是缺乏感恩,才会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天才心灰意冷” 批评者指责托马斯的声明简直一派胡言,这既是性别歧视又是对女性的羞辱。意见领袖洛特汉森也指责节目过火,并发起号召要求节目停播。制片人索菲亚则认为,“节目让我们看到男性是如何看待女性身体的,这何错之有?”,对于男女来说,到底什么才算是好的,这不是由评论家说的算的,节目会继续下去。 【21】这是媒体的未来,未来已经到来 【埃里克•施密特:未来属于Youtube】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网络视频取代传统电视的趋势已经显现,Youtube这个崭新的平台正代表着未来。近日,Youtube的月访问量首次突破了10亿人次,不过施密特认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潜力,这个数字可能会继续爬升到60至70亿。 电视的统治已经结束了 YouTube的重点放在其全球影响力,社区参与和巨大的观众,它使观众远离电视 【22】找狗去 @香港求职 : #香港兼职# 【找狗小分队】香港某富商,4月25日在旺角太子道走失了一只5个月大、身价1800万元的白色藏獒,现悬赏500万元寻犬。同学们,发达的机会到了,赶快请假,加入找狗的队伍中   【寻犬后续背景】寻犬的主人住九龙塘,低调不欲露面,遂靠小巴站长朋友代传讯息。站长表示,只要找到藏獒,他会通知发放500万酬金。据称,白藏獒市价2000万左右,配种一次便要收费20万元 【23】美媒:2.8万条河流从中国消失 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称,20年前,中国有约5万条河流。但现在,2.8万条河流不见了。就中国损失的河流而言,几乎相当于美国失去整条密西西比河。文章认为,把河流消失归因于气候变化符合政治口径,对地下水开采缺乏控制和经济发展过快才是罪魁祸首。 【24】“义和团” 拳匪式的“人民战争” 1966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奸匪正以其‘毛泽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 的‘人民战争’ ,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 !…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 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变局,原可以说,是以庚子之乱的拳匪,为我民族文化与历史,最可耻可痛的一页!然而他们所反对的,还只是教堂、铁路、电线、枪炮之类…他们的出发点,也只是出于愚昧、迷信、煽惑、愤慨,而并非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 ,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 【25】内战不能叫解放战争 美国也曾发生过内战——南北战争,可他们很快地意识到:不是南方军人死多少,北方军人死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死的是人,然后死的是美国人!然而,我们呢?60多年过去了,还在沾沾自喜地炫耀着共军打败国军,实乃是中华民族最悲情的惨剧。 【26】中美落差 @央视评论员 :【央视评论】近年,国内少数媒体对施一公的学术和教学成就并未做什么主动关注,反而热衷炒作施一公与中国科研体制的碰撞。尤其是一边重提施一公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一边报道施在美国获得双院士,两相比较,还向美方咄咄逼人地提问,竭力勾勒施一公身上的“中美落差”。这种炒作别有自己的一番目的。 @评论员杨禹 :我有一个焦虑是:为什么您那些反马克思、反毛泽东、反宪法、反对保卫钓鱼岛的声音,可以堂而皇之四散传播? 【27】这些改变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 @程苓峰-觉照当下 :接受新周刊采访说的:"互联网的每一次进步都改变了社会的组织形式,比如淘宝改变交易形式,微博改变交流形式。这些改变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自由。现在难对未来的社会做一个准确的描述,但自由贸易、自由分享这些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美国靠自由和民主吸引全球的精英。互联网也会靠这个吸引社会的精英。 【28】除了对捐款进行审计之外,没有别的路,别的路都是邪路 @作业本 :红十字会整天唧唧歪歪个毛啊,最快最有效的就是聘请一家备受信赖的国际审计机构,在第三方监督下查清每笔捐款使用去向,然后公布。你不是说没贪污吗?你不是说没黑幕吗?你不是说没腐败吗?你不是说要重塑公信力吗?那除了对捐款进行审计之外,没有别的路,别的路都是邪路。 画: @幸福漫画32 【29】全世界所有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 @范忠信 :前年我们研究中心成立时,请卫方兄来杭演讲助威。讲座前,有关部门人士多次打电话,要我取消讲座安排。我问何故,答曰:“贺教授前天刚刚在浙大讲过。有一句话很出格。”我问“什么话?”答曰:“他竟然说全世界所有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党委!” @贺卫方 :【没错】谢谢范夫子假日想到这件事。的确,这只是一个经验性观察。深入校政管理各环节,很明显,党委的存在对于学术自由及大学品格的提升是多大的障碍。只要它存在一天,所谓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就是一句空话。至多可以办成社会主义一流大学。目标若如此,那么北大清华已经是了,不必再争取。   【高等教育法】第39条: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所有重大决策权均归党委,所谓“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就是笑话。书记与校长常陷结构性冲突之中,无关人品,制度初衷如此。最可怪者,大学这种教育最高之地,何以不许民主? 【30】80年代的水彩中国 @视觉志 :80年代的水彩中国,斑驳的水彩描出久远的记忆。出自英国皇家水彩协会主席David Paskett。 【31】最可怕的是,我们相信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然后我们便心安理得地什么都不做。 http://t.cn/zTWMlsf  ( @喷嚏意图 )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那些孙子的。   GS 夏季 男士休闲百搭薄款修身个性天使字母图案圆领短袖T恤衫。 http://url.cn/HvJOdP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App】安卓版: dapenti.apk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公众微信号:penti_tugua   或扫描下图二维码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6656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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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 | 許知遠: 愚蠢.傲慢.貪腐 

不少香港人反對捐款給雅安地震,背後是不滿專制的擴張,及由此產生的愚蠢與貪腐。 倘若李子誦看到香港《文匯報》四月二十六日的評論文章,他會做何感?正是在他擔任這家報紙的社長時,該報在一九八九年以開天窗的方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個大字,以抗議北京的戒嚴令。 二十四年後,該報的評論文章宣稱: 「反對派以內地善款缺乏監督為由發起所謂『抗捐運動』,其實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藉口,其本質是將賑災政治化,對內地進行政治攻擊……這其實是『反國教』的延續,目的在於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 文章針對的是香港社會的新情緒。剛剛發生的雅安地震與五年前的汶川地震,在香港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應。在上一次,香港群情感沛,政府與民間捐助了一百億港幣,而這一次人們則發起了「抗捐行動」,反對民間與政府的任何捐助行為。 很多因素造就了這五年來的變化。最直接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官方機構的信任破產。香港人發現,他們的捐助被紅十字會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腐敗與無能所濫用,它化作了政府的豪華車與公款吃喝,援建的學校則不僅仍是「豆腐渣工程」,甚至還因地產項目被拆毀。其次,它與中國再度擴張的專制制度有關,經由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成功和隨後的西方金融危機,共產黨政權變得更為傲慢,它加緊了社會控制、打擊異議分子、卻面對一連串的社會危機毫無作為,它還把這「維穩」的思維與形式引入了香港,讓早前它作為中國復興者的形象大打折扣。 而在這五年中,也正是「中港融合」的加速期,北京原本以「輸血者」的姿態出現,開放「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未料到卻引發了新的衝突,內地人反而變成了香港資源的掠奪者,「蝗蟲論」不脛而走,一些香港人不僅厭惡中國的政治制度,甚至對「中國人」也表現出某種反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既是這制度的犧牲品、也是支持者。緊接著,在政治改革與特首選舉上,北京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干涉姿態,人們發現,香港不僅沒扮演未來中國的引領者的角色,反而有「內地化」的趨勢。 面對這新變化,《文匯報》的評論表現出的態度是,它不準備理解這一切,而準備把它置於新的「敵我矛盾」中,香港的「顛覆性」再度突顯出來。 從「痛心疾首」到「反對愛國、仇視內地同胞和對抗中央」的論調,從李子誦到此刻的社長總編輯,《文匯報》的變化再好不過的折射出這個政權的變化。在八十年代,不僅李子誦,還有許家屯、金堯如、李菊生等人物,他們或為北京派來的官員、或為本地左派機構的領導人,他們仍以一種開明的態度面對香港事務。這與中國內部的失敗有關,在經歷了無窮的運動與鬥爭之後,這一代共產黨員發現自己的努力完全錯了,他們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與中國大陸和香港兩地的差距有關,比起中國大陸的貧窮與落後,香港繁榮而先進,有他們無法理解的複雜性;也與他們的成長與教育背景有關,他們大多是在一種民國式的理想主義環境中度過少年與青春,但即使被政治運動摧殘,他們還保有個人特質。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跑馬地的新華社變成了西環的中聯辦,北京成了世界新強權的中心,《文匯報》與《大公報》依舊出版,一切風格卻變化了。天安門事件清除了共產黨黨內殘留的開明派,在中國經濟崛起時,一股嚴重的政治退化則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發生。除去眼前的權力與利益,新一代的官員們什麼都不在乎。新獲得的財富滋生了權力的膨脹,也鼓舞了他們的傲慢與無知。新貴們在一個文化匱乏、充滿無謂鬥爭的環境中成長,不要說中國情懷、理想主義,就連基本的理解他人的能力都缺乏。而為了獲取更大的資源,他們也傾向於誇大問題,以便為自己贏得更多資源。 或許,我們也不應誇大李子誦等人的理想性與重要性。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態度的轉變,不過反映出這個組織本質的根本特性,它是高度實用主義的,當它處於弱勢時,它要「統戰」你,當它強大時(哪怕暫時),它就要藐視你、踐踏你。 它的愚蠢也從不是來自於真的愚蠢,而是高度的傲慢與封閉,它也可能隨時因需要而放低姿態。香港的抗爭道路,註定曲折而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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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许知远:“贱民”之骄傲

“来,中国人,喝一杯苏格兰的威士忌”,他喊道,脸通红,满是醉意。我到来时,这小酒馆的二楼已挤满了面红耳热、东倒西歪的青年人,盘中的秋刀鱼、墙上的日本老电影海报,都如历史的风干物。我喜欢这家小店,它的装修与名字都透着股台湾式的波西米亚。当年,台北的学生运动者与党外人士出没其中,在台啤与清酒的助兴下大声咒骂、密谋颠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来,带着半是重温往日激越,半是颓唐的意兴——民主成功了,却与他们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馆成了另类的博物馆,是了解台湾民主历程的必经一站。   人群中的吴睿人散发着特别的活力,酒精让他更放松,神情更为恣意。这是他五十岁生日,前来助兴大多是他的学生,仿佛他仍是那个代联会主席。过去几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欢迎度节节上升,成了一场新情绪与新运动中导师式的人物。   这因2008年末的学生运动而起。马英九政府在陈云林来台时的高压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学生运动再度爆发,一些对现实政治与社会不满的学生占领了当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广场,自称“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会认定他们像“草莓”一样表面光鲜、却一碰即烂,禁不起任何挫折,他们就要用行动展现出某种“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过来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励,但没人比吴睿人更能抓住现场的情绪。   “有一种奇妙的想象在蔓延,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他的语言满是诗意与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并不吝把所有赞扬与希望都给予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从土地深处长出、蔓生,以一种温柔的坚定,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让野草莓团结我们吧。”或许看起来,这言辞不过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现场、在影像上看到,则很难不被它打动。吴睿人迷人嗓音与诚挚而热忱的表情,让这空洞的抒情变成了剧场式的感染力。这让人不禁想起朋友对他昔日的评价——这是很好的宣传,却不是知识的批判。   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卷入了各种青年人组织的讨论会,分享他对于台湾政治、民族主义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无表演式的真诚,轻易地俘虏了很多青年人的心。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对他人生的小小补偿。他总是错过历史现场,他尘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许释放。   当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论文回到台湾,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谁也未曾料到国民党政权竟这样容易地结束,昔日的战友则已纷纷成为新的掌权者。轻易的胜利常蕴涵着新的危机,他们又迅速被权力腐蚀。谁也未曾料到,陈水扁与他的幕僚们不仅没把台湾带入一个新时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让我们回到台大研究图书馆旁的草坪上,追忆陈文成博士对祖国台湾怀抱的梦想。让我们回到义光教会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孙对生活,对阳光的深刻眷恋……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有决心,要把民主运动从头做起。”吴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这样讲道,他与一群学者发起了“7·15宣言”,抗议陈水扁政府的政治与道德堕落。在发言中,他检讨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失误,他们误以为历史在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中就终结,他们可以回归正常,却忘记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断的监督与检讨。他还援引蒋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张——台湾人解放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台湾人“作为人的人格”的道德与文化运动。因此,他提出“进步本土”与“转型正义”的概念,期望用此来激励政治与社会改造。   这学者气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纷乱的媒体泡沫中。怀着乡愁归来的吴睿人,或许发现自己变成了永远的异乡人,他的情怀与思考,在现实台湾无处安放,唯有青春与记忆给人安慰。   小酒馆里太吵了,我们什么正经话也没说,只连干了几杯。这威士忌让我想起苏格兰的冷峻天气与热烈的独立情绪,它与秋刀鱼的滋味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   他的学生递给我一本由学生社团编辑的杂志,主题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这个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银发飘散、胡子花白,手举麦克风,不知正在讲什么。一种“先知”式的味道从纸面上飘散而出,就像《指环王》中的甘道夫。   当年震撼了吴睿人的异端人物,又传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触碰禁忌的恐惧与快感,却有一种新的陌生。于是,当年的禁书偷读者,变成了新的桥梁。翻到第28页时,看到吴睿人的文章,题目“启式与召唤”,“他们需要一个伊迪帕斯来向他们解释他们一无所知的自己的谜,向他们教导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的意义”。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吴睿人风格,充满了故作神秘的思想与诗意。历史以这样的方式传递下来,从台大医学院顶楼的复印本到此刻的纪念专号,史明期待的目标尚未实现,它仍激发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访吴睿人。位于南港的中研院像是台北城的一块飞地,充满异乡式的不合时宜,似乎在整个台北沉浸于那忙碌、浅薄、即兴的欢愉时,只有这里还坚守着那个庞大、厚重的中国传统与思想世界。它也是个混杂的世界,土地庙与胡适博物馆并存其中。上次来时,我见到了湘音浓重的张朋园,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说起目睹胡适猝亡的那一刻,也见到了中气十足、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哲学家钱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钓运动”干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断哀叹这个岛屿在思想上的堕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脐眼这么大”……   吴睿人的办公室在一座双子塔式大楼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脚下。他是台湾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这是个年轻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随着台湾的自由化与民主化陡然增强,在被大中华意识压抑了多年之后,台湾意识迅速的生长。   他的办公室拥挤却雅致,堆满了书,墙上悬挂了一张日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们坐下来喝乌龙茶,唱机传出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正是他当年在芝加哥翻译《想象的共同体》时的背景音乐之一。   单独相处时,他的态度更为诚恳,交谈也更显迷人,声音一顿一挫、充满节奏感。似乎没有他人的注视,他可暂时收起姿态。他先是为昨天的失礼抱歉,不该用半玩笑的口气叫我“中国人”,似有某种敌对的意味。是啊,在台北,人们用“中国人”,在香港人,人们用“强国人”,来表明自己与共产党中国的不同。   他说起缓慢、充满日本风格的桃园镇,他的那个英俊、受挫、耽于醇酒美妇的伯父,台北的师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与赫尔曼·赫塞,是他最爱的两位作家。   如那个时代很多不安分的灵魂一样,文学是他的逃避烦闷、寻找自我的主要途径。前者那压抑、疏离的喃喃自语,恰似那个暧昧、沉闷时代的象征,后者对青春与成长的着迷,能击中每个少年的心。他日后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趣,想必也是那个时刻埋下的种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滥情的语调是从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个“我爱黑眼珠”的“彷徨少年”。这样一个敏感的文学少年变成了学生活动家,再变成一个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义的阐述者,最后他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导师——用言辞鼓舞新的行动者……在这一连串角色中,文学特质始终没有离去,它带来了巨大的魅力,也成为了某种障碍,文学迥异于行动,当热情被保留、被延滞,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动人的文学特质,它是反行动的。   他注定是个渴望中心的边缘者,即使他身在故乡、身在台湾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他抱怨台湾社会的堕落、政治与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忆起1995年随林义雄竞选时,主题竟是托克维尔论的政治精神,如今想来,这是多么可爱又可笑的理想主义。他也说起“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这也是知识与思想廉价的象征。他也对日常生活感到压抑感。“我想搞丑闻”,他稍嫌夸张的说。是啊,他本是赫尔曼·黑塞笔下的哥尔德蒙,却被迫成为纳尔齐斯,用经院的理性来驯服他过分的激情。   三   即使对他的戏剧化表达有了充分的准备,当我听到他用“贱民”来形容台湾时,仍吃了一惊。这说法来自几年前那篇《贱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极端的绝望,台湾缺乏力量改变现状,它唯有通过自身的悲剧来提供某种道德启发,而台湾惟有在这种痛苦与绝望中,才能获得意义与新生,用自身的悲剧来映照出笼罩在它上方的帝国的黑暗。这帝国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国、美利坚,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国。   诅咒当下,是浪漫主义者的一贯方式。在一切被诅咒的对象中,最令人吴睿人不安的仍是台湾的在国际格局中的现状,它的“贱民”地位。台湾也与他的个人处境紧密相关,知识生产逃离不了政治权力的影响。他一心想把台湾送到世界知识的版图上,但倘若台湾无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图,他的努力该是多么困难。对他来说,中国代表“令人喘不过气的沉重”。“我们必须比中国学者更努力几倍,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湾学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气大胜吵,讲出自己的名字与认同,让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后,我们再开始聊”。他引用萨义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来证明巴勒斯坦的存在。于是,他一边批评台湾社会的浅薄时,一面又强调台湾所积累起的知识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国不该小看,它不纯粹是民主与市场这一套,它有更深的东西。他也不断的重复“驯服又不太驯服的台湾人”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自辩,他仍觉得一种被边缘化的惶恐与不满。   “我们都说蒋渭水的斗争精神,但他也是很绝望的“,他把这个时代与蒋渭水时代相比。在蒋渭水的最后几年,台湾经济起飞、教育与文化也不断发展,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帝国体制在台湾日益巩固了,台湾独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如今,台湾则处于一种新的固化结构中,动弹不得。在东北亚区,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强大、它要收复台湾,日本仍是美国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只能依附于美国,来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中国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独立变得日益困难,它只能变成国际格局中的“贱民”。   我听着他这些诗化、常过分自溺的谈话,多少有点意外。大陆正洋溢着“台湾热”,人们被台北雅致、悠闲的日常生活吸引,向往于这个岛屿的民主试验,而作为台湾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却在诉说一个世纪来的羞辱,对中国的抗拒。是否作为一个“帝国“来客,我从未试图去理解他人痛苦与感受。   他的表达不无夸张,却又无比真实。那种经济纽带可能带来浅层的融合与依赖,但一个社会深层的焦虑与恐惧,被压抑的自尊,随时可能转变成巨大的历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暂时的平静。19世纪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的印证了这一点,此刻的台湾,仍处于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权还是普通的大陆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两岸的症结,就必须倾听到这些焦虑与不安。   四   再见到吴睿人,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在人群中不无孤傲的坐在那里,我想上去和他说话,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场轰动一时的演讲。在一场反对媒体垄断的集会上,在很多人看来,台湾媒体正有被中国的红色资本吞噬的危险。   他煽动性十足地对着青年人说“我们台湾青年要搞一辈子的运动”。他的谈话充满了取悦的愿望,让我想起了他在将近30年前所说“新民粹主义“。他这一代是要反抗党国的政治压力,而新一代要摆脱消费与娱乐的世界,他们通过互联网、facebook联结成新的力量,从温室中走出,体验到政治、街头与权力。   几个月后,我读到一位左翼学者对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剧》中的人物,是知识上昙花一现的表演者,他沉溺与“政治的、道德的、美学”想象,把政治美学化与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构成吸引力,更有危险的诱惑,这完全是非学者式的,无法具体分析问题。   这批评或许有道理。但自始至终,吴睿人对我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总记得他为《想象的共同体》所写导读中的一句:“对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惟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存之道”   吴睿人个人经验与思考,正是帮助我这“帝国来客”摆脱中国这自我中心的解毒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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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共识网|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历史学家余英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匾淞俗约核?鲜兜睦鲜Γ?渲杏幸痪浠捌挠幸馑迹?ldquo;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W.Kluge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设置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奖项。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近年来,余英时依然健笔如椽,著述不断。2011年,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史学研究经验谈》在中国内地出版后,深受文化界关注。2012年,余英时最新著作《论天人之际》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即将举办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而中国内地也将出版多册余英时文集。   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26-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1945-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抗战其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多少年后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著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其间找老师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后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余英时正在排队,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余英时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受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礼堂倒塌的事件,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来到哈佛大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的学生后,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乃至精神崩溃。感慨杨联?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之际,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余英时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1975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余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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