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 继承危机与中国的转型
继承危机与中国的转型 张鸣 关于中国政治，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尽管到了 21 世纪，其实中国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政治的阴影。而中国传统政治最大的困惑，就是继承问题。换成现代政治学的术语，就是政权难以和平移交。用中共熟悉的话语来讲，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 在西周的封建制时代，继承问题相对简单。因为整个封建王朝都是按大小宗的宗法结构建构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基本保证了继承的稳定性。只要按以嫡以长的原则选择即可，因为这种选择，是唯一和绝对排他的。但是，在传统帝制制度里，虽然理论上嫡长继承原则还在，但由于宗法制已经破碎，基本上没法按老规矩来了。皇帝储君的选择，概括起来，大抵有两种程序，一种是血缘认证，一种是权威认证。第一必须在老皇帝最近血亲关系人做抉择，如果皇帝有儿子，就在诸子之中选一个，如果没有儿子，就在血缘较近的下一代宗室选择。是为血缘认证。第二，选择之权掌于权威。如果老皇帝在，由老皇帝亲选，如果老皇帝不在，则由太后或者朝中权势最重的人组成的重臣集团来选择。是为权威认证。最佳的方案，是趁着皇帝健在，预立太子，确定储君。让储君在皇帝的卵翼下，逐渐学习如何治理国家，等到老皇帝一死，就可以平稳地交接。 但是，皇宫里的父子关系，比不了山野的村夫。父子基本上见不到面的，说感情都是理论上的。也就是说，因为奉行儒家伦理，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实际上更可能的是父也不慈，子也不孝。如果储君长大成人，而现任的皇帝依旧不死，父子间就难免生出嫌隙。一个着急接班，一个还没做够。年轻的嫌老的昏庸老朽，年老的嫌少的少不更事。弄的不好，就会起冲突，不是老的换了太子，就是少的提前抢班，把老的供为太上皇。所以，尽管大臣们都认为预立太子，是早定国本的百年大计，但还真的就不一定能保证稳定交班。更何况，即使皇帝没打算换人，后面还有想抢的，皇帝其他的儿子，冲上来抢班夺权的事也不鲜见，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康熙两立太子，都在诸子争夺中中道而废，最后留下了雍正继位的千古之谜。 中共建政，实际上延续了传统政治的继承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共没有像许多东方国家那样，搞家族传承。于是，传统政治中的两项继承程序，只剩下了一项，即权威认证。由现任权威还活着的时候，预先挑选接班人，用逐渐树立接班人权威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接的过渡。显然，我们看到，由于缺少了一种程序，这种方式动荡更大。只要接班人被确定下来，就会跟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产生矛盾。毛刘之间的矛盾，甚至要靠毛发动一场摧毁体制的革命来解决。但新立的接班人，几乎不旋踵就和毛产生矛盾，需要再次付出重大代价后被搞掉。此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接班人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邓小平在后毛时代当家做主，显然不是毛属意的接班结局。 邓时代，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最高当局。作为没有最高领导人之名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屡次受挫。由于他的权威强度，要比毛泽东低一个档次，因而增加了权威认证的难度。他选择的接班人，即使在党内合法性都不够充分。这也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次政治风波，两次继承危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邓之后，中国进入后威权时代，党内实际上不存在过去那样的权威。虽然在退出舞台之前，邓指定了两任接班人，但两任接班人的地位，其实主要是靠邓最后启动的经济腾飞获得的经济成绩来稳固的。尽管如此，比较而言，胡温结构比起当年的江朱结构，威权更低，已经不是权威的江泽民，依然能够部分地发挥作用。 虽然依照新时代的惯例，经过大佬们的协商和博弈，中共提早选择了下一代的接班人，即今天落地的习李体制。与此同时，“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再次甚嚣尘上。人称“太子党”的势力从商界转向军政两界，大有卷土重来，全面接班之势。太子党凭借革命时代的家世资源当家做主，似乎成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种选择。 显然，在后威权时代，这样的选择，是存在隐患的。依照中国传统，贵族结构，已经中断了差不多2000多年。对于一个自秦汉以来就已经非贵族化的国度而言，这样的再贵族化，等于断了众多平民或者中等阶层的出路。其效应，跟晚清新政后期的皇族内阁同，属于自杀政策。更何况，时代已经是 21 世纪，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很不习惯形式上的帝制。朝鲜的金家父子王朝，从反面败坏了父子相继的红色继承制的名声，从而使得新式的红色贵族制复活，更加困难。显然，一直以来甚嚣尘上的红二代全面接班，至少在表面上，没法名正言顺。如果有人真的敢大张旗鼓这样干，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难以收拾的溃局。反对者就不仅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中共党内的官僚阶层。改革三十余年，党内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各个权贵集团形成，利益集团也形成了。跟老一辈不同，新一代人已经变成了有钱人，在国际市场上见过世面。对金钱有概念，有认识，同时也掌握大量金钱的人，在后威权时代，没有最高权威镇着，权贵之间，官僚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势必白热化。固然对党内高层领导集团而言，团结一致，利益共享是最佳选择，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从历史上看，这种理性往往很难达成共识，达成共识也遵守不了，竞争是必然的。竞争趋于激烈，甚至白热化，也是必然的。在这里，囚徒困境，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梦魇。 按道理，走到今天这一代。通过选举这个国际通行的程序，确定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必须的选择。这种选举，尽管还只能是一种中共党内的程序，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在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党内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后威权时代的竞争，不通过党内选举，是无药可解的。如果还是传统的最高层协调，权贵协商，权威指定，这样的选择，接班人连党内的合法性都不足。留下的后遗症之大，远非我等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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