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三动画 | 哐哐哐之六一节

6月1日,动画系列“哐哐哐”推出了最新一集《六一节》的动画短片,讲述了哐哐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儿童节庆祝大会时的故事…… 视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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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罗昌平:我为什么实名举报

罗昌平是我在《财经》杂志时的同事,一个以调查报道见长的记者。他有颇为广泛的人脉资源,调查风格则稍显激进和勇猛。他专注于反腐调查,曾利用业余时间写就《递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样本》一书。他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三年多前,当《财经》创始人胡舒立在和投资方“联办”谈判未果决意带整个采编团队离开“联办”另立门户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同事选择追随胡舒立加入财新传媒。昌平当时是法治组的骨干之一,也是舒立看重的一名记者——她为他的《递罪》作序,称昌平身上有“不少新闻人淡忘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本来是准备一起走的,但在最后时刻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留在《财经》。他说他对这个事件产生了很多疑问,遂开始进行调查(职业习惯),最终将天平倒向了另一边。换句话说,他并不依赖对某个人的忠诚。  所以当他在去年底以个人名义在新浪微博上实名举报时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时,我并不感到特别的惊讶。其实,早前,我还在财新传媒时,另外一个离开了《财经》的前同事就曾将相同的材料转给过我和财新的同事,但我当时上网一查,发现这些材料在一些论坛上已经详细公开,加之难以夯实和刘铁男之间的联系,故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和调查。而昌平则依托那些材料继续追踪做出了两篇稿子。这两篇报道也成为他日后实名举报的起点。 对刘铁男的实名举报在微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议论后,我曾约昌平吃过一次午饭。他说到刘派人去他的湖南老家调查,让我觉得举报有一定的个人因素;同时,他说他也利用了十八大之后出现的一段真空和网络反腐的高潮。应该说,昌平对时机的把握是恰到好处的。期间,有不少人猜测昌平此举的动机、是否上层授意,以及“联办”与王岐山的关系是否起了作用,等等。但我始终相信这是昌平的个人行为,符合他的性情,虽然其中的风险也很大。 但我不能完全认同的是,记者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直接做举报人。在我看来,一个独立的记者的本职工作当是以扎实的调查采访写出好的报道来获得影响力,而不是通过让自己成为新闻的主角获得某种效果。我担心这会有损于职业规范。而且,我并不看好和赞同网络反腐,因为没有机制性保障,网络反腐最终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走过场。这点,昌平是同意的。而且,我也相信,如果刘铁男的上层关系足够的硬,那么,无论昌平如何利用十八大之后的那段真空,或是公开化压力,刘并不会倒,充其量是软着陆。 5月12日,官方发布正式消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罗昌平一时成为“英雄”。5月23日下午,我和他在悠唐广场三层,伴着响亮的商场背景音乐,做了一次对谈。他说他已经跟网易签了独家协议,将他这次实名举报的全过程记录下来在网易连载。他本来已经开通了一个微信公共账号准备连载的,但刚开就被封了。和网易的合作尚未受到干扰。回顾这次经历,罗昌平感慨人算不如天算,众多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刘铁男落马。但这一经历不可复制。他也不建议其他记者效仿。 以下对话为录音整理,经罗昌平本人审核并补充修改。 纽约时报中文网 :刘铁男被调查之后,大部分人把原因归功于你的实名举报,你自己是否认可? 罗昌平 :这件事一共有四个步骤,三轮实名举报,一次媒体报道,而我的这个微博实名举报是压垮刘铁男的最后那根稻草。 第一个步骤是,刘铁男和倪日涛早年的政商联盟,是一个人员庞杂的小利益集团,可能因为分配不均或其他变故,集团内部分化出一些实名举报人。这个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左右。这些“内部人”如李某、徐某、张某联手向媒体报料、向纪委举报等,持续至今。就像中国无数的实名举报一样,他们的举报石沉大海,只有少数线条被个别媒体报道了。 我是在新浪微博中无意间发现了这些报料,跟踪研究了一周,觉得原来媒体释放的信息有限。所以,我安排了《财经》杂志三名记者跟进调查,一个是法治组的张鹭,一个是金融组的曲艳丽,一个是上海站的凌馨。我们的记者出差黑龙江、吉林与四川等地,另从加拿大获得了大量司法材料。2011年11月,杂志发表了《中国式收购》《倪日涛沉浮》这组报道。 报道一出来,刘铁男就派了当时的国家能源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到《财经》编辑部来说情,对方态度很客气,说“你们的报道很严谨,也处理得非常好”,虽然点了刘铁男的妻子郭静华、儿子刘德成在倪日涛的公司持股,但没有点刘铁男的名字。不过,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些事情,消除这件事的影响,毕竟刘局长还在任。综合考虑,我们做了让步,把文章改成收费阅读模式,刘铁男则通过其他方式把网上的相关信息全部删除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不过,《中国式收购》并没有在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和没有点他的名,一般人看不出来有关? 罗昌平 :是的,这组报道没有公众影响,但在行业内尤其是能源系统影响非常大。所以刘铁男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灭火。 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但到去年年初(2012年1月),刘铁男又派人去湖南调查我和张鹭的家庭情况,我们俩都是湖南人。刘后来通过下属和中间人向我们“放”一些话。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把这样的行为理解成恐吓,但是觉得这个官员的品性实在不好,容不得批评与监督,心胸太狭窄。然后详细问了一下,发现不管是行业内还是公众形象,他的口碑都不好。 到2012年4月份,国家能源局的一些老干部拿着《财经》杂志那两篇报道去中纪委举报,其中包括能源局第一任局长张国宝、国务院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 老干部手上没有增量的证据,他们通过一个中间人向我和张鹭索要我们掌握的材料。当时我和张鹭都没给,因为我不确定他们的背景、意图,包括行事风格。接连问过20来次,我们都拒绝了,我不想跟任何人建立利益联盟。 没过多久,徐某从加拿大给我打了一个国际长途,说她受到倪日涛和刘铁男的死亡威胁。她第一次跟我讲她是刘铁男的情人,还跟我讲了很多关于刘铁男的事情。 这次电话长达几个小时,其中谈到的内容也是我们在《中国式收购》中没有掌握的,我当时觉得这件事还蛮有意思的。原来报道的方向是“事”,现在或许可以考虑刘铁男这个“人”了。我是做调查记者出身的,所以对此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想对背后的故事进行彻底的调查,等待机会发表。  十八大之前肯定是不可能有机会报道的。十八大之后出现了一个网络反腐高潮,加上对之前三个“步骤”的判断,到12月6号,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还可以。 其实在微博实名举报的前一天,我还在想,能不能争取在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但这可能性非常低,一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二是我们能不能直接报道一个副部级官员?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是记者的身份,你本来的工作应该是调查、写文章,但是你现在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当事人的角色。 罗昌平 :这个确实有很多争议的。一方面,有同行认为你是在用一种道德、舆论绑架的方式在监督,你可能无辜伤害;第二就是对《财经》团队有影响,有伤害。 我跟刘铁男无怨无仇,整个事件中唯一与我有关的就是刘铁男曾调查过我老家的情况,其他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而且,我不是当事人,我举报的证据也是来自别人。我做这个实名举报,确实是混淆了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前存在很大的不同,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技术赋权提供了更多可能。我当初的想法就是,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个尝试?到底能不能在模糊的边界上寻找一个突破?这个事情如果放在十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我每走一步都谨小慎微。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是抱着试验的一种态度? 罗昌平 :我觉得有试验这个因素。一是试探高层反腐的决心,二是拓展媒体传播的方式。至少在我最终行动之前,这是两个认真思考过的动机。 纽约时报中文网 :当然我们也知道刘铁男只是千千万万个腐败官员中的一个,如果做试验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举报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想看高层的反腐决心的话,这时候是你举报的这个人重要还是这个行为重要? 罗昌平 :举报谁不是我能选择的,因为掌握一个部级官员的腐败铁证,这比登月还难。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碰巧所有的时机似乎都还合适,我觉得可以做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在做这件事之前有没有事先跟单位通气? 罗昌平 :没有,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包括家人和公司。其实这种事情是没法商量的,一商量就做不成了。我始终认为“技术赋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微博这样的工具,也不会有这么一个机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这个过程中单位还是很支持你的? 罗昌平 :我想公司的老板是很矛盾的,他不可能鼓励员工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会想你都能对部级高官作出这样的事,没准儿哪天对他能做出什么呢?这风险很大,后果不可能预测。不过,老板们后来觉得这对《财经》品牌本身也是一个利好,也觉得不是一个坏事。只说“如果和我商量就更好了”,但真要商量,这事就办不成了。 我也跟团队道过歉,因为我确实对不起他们,我在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大家一条船上,我在晃船。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觉得这件事对你职业身份产生的影响你充分的考虑了吗? 罗昌平 :当时我想到的最坏结果是被免职、解聘,我倒没觉得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足够透明了。我自己又没有什么把柄可供别人来查的,没有这个信心,也就不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对方反弹翻盘,那我就很危险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所谓的反弹是指什么? 罗昌平 : 刘铁男具备强大的公关能力,他所在的利益集团会总体上对我反扑,这个我肯定扛不住的。现在有不少同行包括外媒都在猜测《财经》跟高层的关系,从心底来讲,我肯定是考虑了这层关系的,但没有授意。如果真有授意举报,事情的查处速度就不是接近半年了,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波折。 出乎意味的一个细节,在我举报的时候据说刘铁男正在飞机上,他随同王岐山书记出访。下午落定莫斯科,刘铁男给他的新闻发言人打了一个电话,说这是造谣诽谤,要报案报警,通过《新京报》发布了这个立场。当然这给我很大的压力,但现在来看,这真是救了我。因为我3条举报微博只有一些大V转了,罕见有官微敢动,等新京报的这个消息一出来,就达成了一种平衡,所有的官微开始转发评论,因为新京报的报道意味着这事成为正式的官方回应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刘和王在一起的照片被挂在国家能源局的官方网站头条。我当时觉得,这给王出了一道难题,让他在国际场合很尴尬,我当时想,如他不高兴,责备我的老板,老板们又给我施压,那我真完了。这两波反弹带来的巨大压力,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你想想,两名部级干部领头的实名举报,在长达八个月也没有撬动刘铁男,我真能成功? 纽约时报中文网 :那是哪些因素导致他们从刚开始的反攻(否认,造谣)到后来的变化的呢? 罗昌平 :12月6日(举报当天)下午三点多,我在电话中跟老板解释情况,我不敢见他,只好在电话里说。他非常吃惊,问我妻儿持股、情妇的事可不可靠。打完这个电话,因为来电来信的太多,我关了手机.第二天凌晨,开机收到老板的三条短信,约我中午一起吃饭,我只能赴宴,在饭桌上跟他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纽约时报中文网 :之后呢,中纪委找过你? 罗昌平 :隔了三天才找我。去之前,我发了一条微博,说这是个人行为,我正式聘用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我和家人的律师。我一个人开车去的,走完受理的全过程。 当时我列的第一条举报理由就是刘铁男去调查我的事情,其实举报也不必须是当事人,只要你发现了任何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就可以举报。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中国,我们知道,如果有强硬的关系是可以阻止这个调查的,举报人受到威胁,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的也很多。 罗昌平 :对,但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把事情完全公开化的。他把我灭了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运作、施压。在这件事中,我至少被两次打压,一是辟谣报警,这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有重大威慑力的;二是两次封我的微博账号,我跟纪委说你们不是鼓励实名举报吗?那应该帮我把微博解禁了,我又不是什么敏感人物。他们什么也没有做。现在可以说我的举报是成功了,当然,老干部的那个实名举报肯定起了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如果我拿到了一个部长的腐败证据,硬生生地去实名举报,那样我不知深浅。虽然我没跟老干部建立联盟,但它成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尝试的一个判断依据。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微博里说3、4月曾经是你最困难的时候,能说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罗昌平 :我当时劝说一些知情人配合调查,其中一个人就是徐某,她从加拿大回国协助调查,但后来因涉及直接利益与污点证据,她拒绝在笔录上签字,导致案件一拖再拖,甚至又要重新找证据。那时候我父亲查出癌症,而案子很艰难地推进,他们问这个问那个。我只是举报人,都快成了调查员。父亲的事情也让我很伤心,我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了,家事才是我的全部。 我以为,刘的事情在春节之前、两会之前会有一个结果,可两会之后,虽然他不再担任能源局局长,但还兼任着发改委副主任。这时候我心慌了。因为他如果平安软着陆的话,对我也是很不利的。 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这中间具体是什么因素导致刘铁男被拿下,我不清楚,上层估计也有博弈,但中纪委应该是获得了一些新的证据,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 纽约时报中文网 :所以当你看到那条新闻(刘铁男被调查)出来的时候什么反应,如释重负? 罗昌平 :没啥反应,麻木了。当时我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下午有个四个小时的考试,我当时就想完了,这考试怎么办?于是关了手机,恢复情绪,当天拒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其实3、4月间的时候,我以为这事不会有结果了。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运气不错。 罗昌平 :恩,运气太好了。似乎每一个环节对我都太有利了。因为自己不是在做恶,所以不必担心下一步会如何发展,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刘铁男在我实名举报的时候在国内,结果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新京报那篇报道,结果更不可能这样。  有人问我今后会不会再来一把?我认为这件事没法复制。 权力具备双层隐性,行权者想在密室作业,受权者会躲避权力,这次我与权力来一个硬碰硬,在阳光下交锋,是想释放一个信息,其实权力没有那么可怕,至少它怕阳光,老百姓不怕。    纽约时报中文网 :我想讨论一下记者应不应该去举报。我觉得我们以前接受的训练要求记者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而是通过你的报道,如果报道引起麻烦,应该是单位帮你承担而不是个人去承担,这个边界问题你怎么看呢? 罗昌平 :年初去英国考察新媒体,发现关于媒体的边界问题,其实是全球新闻人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我想,既然规则在重新形成,边界或许也不一定与原来的重合。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你的团队不反对,老板不反对,绝大部分同行与公众都还赞许,为何不能做呢?  这件事情至少可以引起几方面的讨论,一方面是反腐的问题,包括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与举报人保护制度,这两者都需要完善;二是腐败欠账的赦免,如果有赦免,刘铁男不必为早年的罪错耿耿于怀,并陷入“递罪”;三是官员们应该适应一个相对透明的新媒体环境,能有接受监督的度量;四是给新闻发言人及相应制度的一次启发。。 另外,在整个过程中我注意规范,我觉得可以供大家讨论,这不光是国内媒体,国际也可以讨论。 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举报和普通人去举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罗昌平 :从程序来看,是一样的。但我利用了职务身份,存在一个“举报信誉”,抗压能力是不同的。 纽约时报中文网 :所以这个职务身份在新媒体下也是一把双刃剑吧?  罗昌平 :肯定的,我不主张大家都去这样做,我觉得每个人尽到本份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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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 | 9名脱北孤儿被从老挝遣返回朝鲜

韩联社 5月29日消息称,韩国判断有9名朝鲜孤儿被老挝政府驱逐出境,并在28日经由中国在朝鲜官员的陪同下被遣送回朝鲜。 报道称,9名朝鲜孤儿本月9日逃离中国前往老挝,但第二天被捕,被扣押在老挝移民局。老挝方面当初向韩国表示要把希望前往韩国的人引渡至韩国,但后来改变态度将9人驱逐出境。报道称,朝鲜可能积极介入了此事,而且朝方陪同这9名孤儿回到朝鲜被认为非常罕见。 报道称,被老挝驱逐出境的9名朝鲜孤儿在朝鲜高级官员的陪同下离开老挝,经由中国昆明于出境当晚11时抵达北京。他们进入中国时持有合法的护照和有效期10天的团体旅行签证。韩国因此得出9名朝鲜孤儿28日已被遣送回朝鲜的结论。 韩联社30日报道称,韩国政府已通过外交渠道直接联系了联合国难民署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有关机构的高层人士,韩国方面强调遣送脱北孤儿的行为是反人权行为且违背《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国际法所规定的“禁止强制遣送”的原则,同时还指出这些孤儿被遣送后可能会遭到刑罚等。据悉,联合国相关机构表示会在确认相关情况后考虑具体的应对方案。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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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印“帐篷对峙”为何没有闹大?

钓鱼岛主权之争,让中日关系降至冰点。中国与印度间存在争议的领土至少有12万平方公里,是钓鱼岛列岛面积的数万倍。然而,边界分歧并没有成为中印关系升温的障碍。5月19日至22日,李克强访问印度。作为就任总理后的首次出访,李克强对首站选择印度的信号意义并不讳言:“我此次访印就是想向全世界表明,中印政治互信在增加,务实合作在拓展,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李克强访印期间与辛格总理两度会谈,两国发表 “ 中印联合声明 ” ,内容长达35条,涵盖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共识和合作意向。声明特别强调,“双方视对方为互利伙伴,而非竞争对手。” 李克强访印受到印度方面的热情接待,气氛融洽。然而,不到一个月前,中印军队还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紧张对峙。印度方面称,4月15日中国一个排级建制的小分队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并搭起帐篷。印度边境警察快速反应小组出动,并竖起了中英文条幅要求中国军队退回实控线中国一侧。中国小分队并没有撤离,而印度军队也在附近搭起帐篷,在中印边境线上出现了奇怪的“帐篷对峙”。 在此之前,中印边境经常存在“你来我往”的事件,但双方都没有正面对峙,更不要说持续十几天的“帐篷对峙”。中印边界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印军高层频频做出强硬表态,参谋总长前往边境地区视察,国防部长声言保护领土与主权完整,还有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精于山地作战的部队向对峙地区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22日至25日,连续四天对中印边界地区局势发表谈话。华春莹的表态明显意在给中印边界对峙降温:与对钓鱼岛问题的表态不同,她没有誓言中国对争议地区的主权主张和捍卫领土的决心,也未使用“抗议”等严重的外交交涉语言,却明确传达了两个信息:中方尊重和遵守中印边境地区的实际控制线;中国边防部队没有越过实控线。 印方随即对中方的温和反应“投桃报李”。4月25日,印度外长库尔希德就“帐篷对峙”表态称,中印已经启动了边境事务磋商机制,相信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他把边界对峙比作中印关系这张脸上的“小痤疮”,“敷一点膏药”即可。4月27日,印度总理辛格就“帐篷对峙”打破沉默,他强调这是可以被解决的局部问题,同时警告印度媒体不要恶意炒作和挑拨中印关系。处在严格管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对中印对峙的报道显得更为克制。 中印双方的外交沟通迅速取得进展。5月5日,中印军队后撤,结束了长达三周的对峙,恢复了4月15日以前实际控制线存在的状况。路透社报道,印度军队从对峙点后撤了约一公里。5月20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指出,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中印将共同努力,根据已签协定,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进一步确认了中印双方谋求管控边界分歧的共识。 据《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5月7日报道,中印沿实控线恢复原状,不仅是双方从德普桑撤走部队,还包括印方放弃拉达克楚马地区的一个要塞。中国军队4月15日搭建“帐篷”营地后,印度也加紧整固楚马要塞。《印度快报》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虽然印中两军都撤回原营区,但有关楚马的条件是关键。中方明确向印方表示,印军必须放弃楚马要塞。 印度在楚马地区修建哨所,是近年中印边界摩擦的一个焦点。印度在楚马的哨所,本为季节性。夏季为印度控制,冬季为中国军队控制,其哨所设施冬季会被中国军队拆除。2012年,印军试图将楚马哨所永久化,中国军队高度警惕并加强了对该地区巡逻。这也是此次“帐篷对峙”的重要诱因。 中印关系在“帐篷对峙”面前,为何能实现从危到机的轻松转身? 首先,中印双方边界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1962年两国边境冲突后,两国搁置争端已有半个世纪。中印西段边界争议的阿克赛钦地区和东段边界争议的藏南地区(即麦克马洪线)均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关。繁杂的历史因素加上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理念,要厘清2000公里的边界线并非易事,双方历经15轮谈判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 中印1962年爆发的边境冲突是双方的一个心结,尤其被印度陆军视为耻辱。即使回首那场小规模的战争,也可以看到这是两个邻国之间发生一场有限战争——持续时间短,投入战斗的部队少,中国还归还了印军的俘虏与武器,这与中日历史上的全民族战争不可同日而语。 正视现实,中印都没有能力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共识是,维持现状对双方都有利,两国还为此还建立了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即使出现“帐篷对峙”,两国政府也会采取措施降温。双方的对话机制也为防止冲突升级提供了制动闸。 其次,中印“文官统军”的体制对遏制冲突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军人政府或军方掌握实权的国家不同,中印军队都受文官政府(执政党)节制。印度建国之后除了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曾实行紧急状态,民主体制一直比较稳定,与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邻邦巴基斯坦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党指挥枪”,解放军虽有少数少壮派军官频频发出强硬言论,但是军队高层更强调绝对服从——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 “文官统军”原则之下,军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文官负责战略决策时,倾向于从国家整体利益而非军队部门利益的出发。中印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军事冲突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更受文官政府青睐。 印度边境警察部队的指挥权归内政部,警察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而国防军是为了抵御外敌。4月“帐篷对峙”期间,印度陆军高层要求获得拉达克中印边界地区边境警察部队五个营的指挥权,印度内政部则一如既往地拒绝了陆军的要求。辛格内阁对陆军鹰派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中印双方都认同经贸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大局。2012年双边贸易额达660多亿美元,2015年将会达到1000亿美元。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周边环境,不管是印巴关系还是中日关系,中印双方各自都已经面临地缘政治难题,与四面八方的邻国制造摩擦,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与印度同是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013年第五届金砖国家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库等多边合作机制,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寻求多边治理的“试水之举”,但是只有共识与信任才会真正推进这一机制的发展,中印不愿意看到边界问题成为强化金砖国家合作的障碍。 最后,中印关系也是全球大国政治的延伸。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从实力与潜力而言,两国足以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大国需要有独立的外交战略目标与手段,不会甘心成为他国的棋子,同时,还需要大国地位被其他大国认可。此轮“帐篷对峙”及其化解显露出中印两国的大国心态。 在亚太格局大调整的“窗口期”,中印都有自己的抱负,中印交恶不过重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剧而已。在中印陆上边界对峙的同时,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的争端趋于白热化,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访问了印度,暗示日印联手制衡中国。然而,中印边界对峙很快化解,李克强访印未受影响。 印度外长库尔希德5月访华期间表示,亚洲世纪不可能单单是印度的世纪,亚洲世纪将属于印度和中国。同样,对中国而言,要在亚洲“一枝独秀”也是不可能的,周边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提。印度近期又宣布推出美日印三边联合军演,更愿意将军演限于双边。美日印三边海上军演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也使印度介入太平洋地区面临与中国的海上竞争,这并不符合印度的整体利益。 成熟的外交需要中庸与克制。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决策者都已认识到,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源经营中印关系。“中印大同”可能是一种过高的理想,而“中印一战”注定是一场噩梦,危机管理和风险管控才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承认中印之间的矛盾,发掘两国的共同利益。李克强与辛格最新一轮良性互动的基础正在于此。 孙兴杰是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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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香港支联会弃用“爱国”口号向丁子霖致歉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五决定,今年六四烛光晚会弃用引发争议的“爱国爱民,香港精神”口号,聚焦“平反六四,永不放弃”。支联会还同时向“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致歉,希望继续合作,促进调查六四屠杀真相和问责。 支联会5月31日发表的声明说,支联会尊重丁子霖和许多港民的意见,明白“爱国”已被中共扭曲为“爱党”。为避免争论,团结市民力量,将聚焦“平反六四,永不放弃”及五大纲领,即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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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富翁、精英和穷人为啥都要送孩子出国?

近日同一帮老 友聚会聊天,没想到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西方的教育。说起美、欧、澳等国的教育质量、大学排名与专业出路,简直如数家珍。听得我这个海外归来的博士都插不上 嘴。席间偶尔有一位说自己不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桌子一圈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盯他一眼,仿佛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只靠宇宙真理生活的外星人。 最早是有权有钱的人最先送孩子出国留学,后来轮 到各行各业的精英与中产,到现在,凡是能够凑足学费与路费的,几乎都在到处打听如何出国留学,到哪个国家留学更容易找工作与方便留下来。连一些身无分文的 读者和农民工朋友也纷纷来信向我查询:有没有办法把我弄出国?放在你箱子里,或者塞在船舱下面,也行啊。 觉得有些疯了。既然要送孩子们出国,自然都是有 理由的。记得多年前曾经做过富人们为啥出国移民的调查,虽然这些富人们说出了多个理由,但最后几乎都承认:移民后自己的生命与财产会更安全。我们穷人可能 无法理解这个理由,但对富人来说,这无可非议。家大业大,可如果私人财产与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你的财产一夜之间可以充公,你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坐牢。这 种事每年在中国都有几百起甚至上千起。可是,瞎子也能看到,在那些实行了“宪政”的国家里,剥夺富人财产的事,十年里发生一两起,还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可 见,聪明的中国富人要比我们的党媒更先发现,“宪政”是资本主义的特产,是用来保护资本家与富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 现在的问题是,精英与中产也开始移民了。问他们 为什么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教育太差劲了。送孩子出国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例如许多家长对孩子们学的功课不满意,有 些认为孩子在中国太辛苦,一位哥们告诉我,大陆的孩子,要用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分之一时间在校学一些没用的、过时的甚至有害的“知识”,出了校门还得靠关系 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而且,更悲催的是,接下来三分之二的人生里,不但需要忘记,甚至必须克服在学校时学到的那些“知识”才能混成“人上人”。 因“教育”这个理由送孩子出国完全说得过去。中 国大陆的教育强调灌输“知识”而不是培养能力;教育你相信宇宙真理却不教会你去讲人间的道理;教会你耍小聪明,却培养不出大智慧。最糟糕的是:教育与现实 脱节,学校灌输的那些东西,早就被社会抛弃,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学的都死活用不上。 但自己一想,又觉得不对劲。我的这些朋友几乎都 和我一样,是中国教育的“受益者”,高考进入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这些年,又都成为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受益者”。虽然比上不足,比 下却绰绰有余。这些“受益者”却要送孩子到国外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虽然了解国外学校的排名,但对国外的教育真正了解多少呢? 他们至少应该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教 育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分不开。西方教育出来的孩子适合在西方生活与工作,中国教育出来的孩子更适合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你送孩子去西方得到所谓“更好的教育”,难道是为了回到中国来生活与工作?要知道,那样同样是无法适应的。这也是为什么真正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回到中 国来几乎都成了废物。在这里,1加1不一定等于2,至于等于几,你得看领导的意思;“普世价值”不一定行得通,上面还有宇宙真理。就凭这一点,几个外国学生能够适应? 我心中的疑问也就越来越大。好在都是哥们,在我 “威逼利诱”,甚至拿出了特工“套话”的绝活后,终于让他们大多数向我说出了实话:不是为了教育,其实他们确实不知道外面的教育到底哪里好,看到一些不能 适应国外生活的“海归”硕士、博士,有些还比不上国内“土鳖”本科生。他们送孩子出国的理由不是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而是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 方”:人权得到保护,自由得到保障。绝大多数父母送孩子出国留学,都不希望他们学成后归国。 这样说我就明白了。说送孩子出去是因为教育,对 很多公务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中国教育可以批评可以攻击,但如果你直接说送孩子留学只不过是作为跳板,为的是让孩子今后生活在西方,恐怕就不是 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我问一些朋友,你凭什么认为孩子们到国外就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你们不是大多数都不支持我推广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吗?你 们送孩子去的国家,同中国唯一不同的几乎就只剩下这两样了 结果我遭到的是白眼和嘲笑,一些亲一些的哥们就 开始对我不客气了:你别以为自己比我们聪明,你以为你在西方住了几天,就比我们知道更多?我们为了孩子大多专门去考察过西方。只是不象你这么张扬,到处宣 扬,把别人都当成了傻瓜。——言外之意,他们对“普世价值”的了解比我还深,只是他们直做不说,一边把孩子送到西方国家,一边在这里继续赚钱当精英。不象 我,看到什么后,就跳起来到处宣传,唯恐有傻瓜还不知道。结果把我自己这个傻瓜弄成了体制的对立者,几乎沦为人民公敌。 富人们为了“宪政”、精英们因“普世价值”而把孩子往西方国家送,那么,穷人又是为了啥在瞎折腾?其实,如果凑得起一百万(维持孩子读完大学本科四年到找到工作的费用),送孩子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项不错的投资。我这20年,从1993年 在香港协助送走某省第一批赴美国留学的省、厅领导的子女至今,对一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有持续的跟踪观察。我发现,只要孩子不是特别的失败,家长咬紧牙 关拿出一百万送他们出国留学的,几乎都得到了相应的“投资回报”。大多孩子在毕业五年内就能帮家长收回“成本”。如果考虑到孩子们从此以后将有尊严低生活 的西方国家(例如澳洲),看病养老等都由政府负担的话,这个投资回报率就远远十倍超过中国房产投资了。 写到这里,我能够理解那些既凑不够一百万,也没 有门路的朋友,包括比较贫困的家庭或者青年人,例如农民工与农民、工人与普通市民,其中一些可能会像往常一样痛斥我文章中提到的这些送子女出国的家长,甚 至骂他们的是裸官,转移资产等等。我想告诉大家,他们并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种人,他们都很勤奋,靠自己的努力,以正当的,以及这个体制赋予他们的不那么正 当的途径赚了一些钱,然后想方设法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他们认为最安全、最和谐、最能带给子女幸福的地方。这一切,都是基于他们对“宪政”民主与“普世价 值”的认识。 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不同之处是,他们一边把子女往 外送,一边告诉你“宪政”是骗人的,“普世价值”没有宇宙价值好,我则认为,那些实行了宪政与推崇“普世价值”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坚信中国迟 早会超过那些地方的,只要一些人不愚蠢地排斥“宪政”,不践踏“普世价值”。 移民留学大潮可能还会持续,中央不会也不应该让 人家成年的海外子女回国。最后我想对那些没有钱也没有路子的青年人说,福建沿海倒有一些穷人偷渡到美国,最终几乎都取得了某种成功,可那是冒生命危险的 啊,老杨头不主张大家走这条极端的路。其实,还有其他的路子,风险要小很多,那就是:和老杨头一起,把你所在的中国努力变成一个法治、自由、民主与富强的 国家。不用背井离乡去追寻“美国梦”、“澳洲梦”,只需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 杨恒均 2013.5.31 祝全国的儿童快乐!希望你们长大后不用去美国、澳洲和欧洲追寻“中国梦”。 相关日志 2013/03/05 — 《新世纪》中国富人资产海外转移:现状、趋势与对策 2011/11/08 — 富人忙着移民,穷人忙着过冬 2011/06/17 — RFA: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浪潮-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2013/05/23 — 一个非京籍考生的华丽逆袭: 非京籍被拒高考 获美绿卡后可直接参考加分 2013/02/22 — SAT:考试经济新魔咒 2013/01/29 — 一个同事去西南支教回来,聊聊当地情况,唏嘘不已 2012/12/18 — 报告称中国超15万人去年移民海外 2012/11/29 — 五岳散人:俏江南的主人终于走了 2012/11/29 — 人民日报:中国富豪移民太轻松 不妨加道门槛(不妨称其为剥皮税) 2012/11/28 — 震惊!中欧EMBA课堂师生对骂 from 墙外楼 http://feedproxy.google.com/~r/letscorp/aDmw/~3/Wymh0sJs1pU/51034 Shop Amazon – Top Holiday Deal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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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诚 | 捞月亮的猴子

我一直觉得最近几篇反对宪政的文章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不知道为什么微博上哀鸿遍野,一副宪政已死、改革无望的样子。好像以前宪政没死、改革有望似的。以前虽然“要改革,要民主,要宪政”的呼声一直不断,各种关于宪政的必要性、可行性乃至顶层设计这种路径问题的讨论都数不胜数,但其实迫于敏感性,很多关键问题根本就没有点到,甚至还刻意回避,大多讨论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比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宪政之后,党怎么办?是要一直一党专政下去?还是“训政”一段时间再鼓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还是马上就要换党换人,全民直选?这些问题几乎没人认真讨论,因为大家都觉得如果你提出了后两个选项,可能就离山巅罪不远了。可是这又是最根本的问题,绕开它回避它而讨论宪政,就很像雾里看花,让人看不明白,你的宪政主张究竟是怎样? 而现在党率先出牌了,把事情挑明了,宪政和一党专政不可共存。这其实很好啊。如果党不先抛出这个话题,追求民主的公知们可能永远也不敢讨论宪政与党的去留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在此问题上不知还要耗费多少无谓的口水,表面上很多人都在追求宪政,但他们追求的不过是一个模糊幻象的镜中水月的宪政。现在好了。党把这个最耗费时间精力谁也不敢捅的窗户纸给捅破了,大大减少了中国人在此问题上做无用功的时间,直接告诉追求宪政的人们,别绕圈子了,直面现实吧,直面问题的本质吧。 于是呢,有些人意识到了党的底线——党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唯独执政权不行,哪怕暂时给一下下都不行。于是有些人就很“聪明”的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我们想要宪政,党想要永久执政权,那好啊,这二者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嘛,给你永久执政权,你给我们宪政,不就好了么?于是,社宪派应运而生。 表面看,社宪派的主张是很中道平和老成持重的,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认识,这种“老成”一般都代表着智慧。说白了,他们的主张是,有宪政无民主。也就是说,党和政府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党的领导干部们都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执政,我们的国家呢,言论自由要有,新闻自由要有,学术自由要有,人民监督要有,司法独立要有,总之宪政国家的人民享有的权利我们都要有,唯独民主选举权我们可以暂时不要有,让共产党永远执政下去。 这样好不好呢?至少对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能实现。毕竟作为一个没什么大的追求的普通青年,只要那些基本权利享有了,社会公平公正了,就足够了,没必要非自己去当主席总理啥的。而从历史经验看呢,这似乎也是可行的。至少英国在几百年间都是有宪政无民主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可问题就在于,它现实么?社宪派的这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其实是一种幼稚的书生意气,他们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他们看到了,党归根结底最不愿放弃的其实是执政权,所以就天真的以为,那把执政权给你不就得了么?只要大家没有政治野心,大家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可他们似乎却没想过,人家为啥最不愿放弃执政权呢? 让我们来试图列举一下究竟是党内哪些人不愿意放弃执政权,又为什么不愿意?首先,肯定有一些人是因为感情因素。想到父辈祖辈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政权抛头颅洒热血,奋斗了一生,作为他们的接班人,要守住祖上基业,不能当亡国之君呐什么的。其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执政权给予了他们个人和家庭太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需要绝对权威、可以调动一切资源的执政权来保障的。第三,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世上只有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中国人就过不上好日子了。所以人家不愿意放弃执政权的目的是为了能为老百姓服务到永远。 我想来想去,只能想到这三个原因了。不知道社宪派的老师们认为人家不愿意放弃执政权主要是出自什么目的?如果不幸是由于第二个原因,那你所主张的宪政和人家想要的永久执政权不就在目的上根本性的冲突了么? 如果你的宪政实现了,老百姓的人权和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了。那政府就不能强拆血拆了,靠卖地为生的政府就赚不了那么多钱了。而且,即便政府赚了很多钱,这钱往哪花花多少,都得被人大和社会舆论严格的监督者,官员们没有机会中饱私囊。政府想收钱时,不再是发个红头文件就能堂而皇之的收钱,必须得提交议案,人大通过,人大呢,又得能正儿八经的代表民意,这不得宪政嘛!政府收税不能想收多少收多少了,都得先做预算打报告,收上来的钱打算怎么花,一分一厘都得先在人大会上公开,让人大通过,一经通过,就得严格执行,不能随随便便就增加预算或更改预算了。政府违法、官员犯罪的时候呢,得有独立的司法来审判,政法委不能再一手遮天,常委会更不能干预司法了。那些国有企业呀,红二代的企业呀,都得规规矩矩的守法经营,不能再官商勾结了,即便他们想寻租,那也得是公开透明,要人大通过,要经得起社会上流言蜚语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让我党永远的一党专政,岂不是要把我党的权力永远的关在笼子里?岂不是要让我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为人民服务?而且是做牛做马到永远?这得觉悟多高的人才做的到啊?换个觉悟低点的,你这种有宪政无民主的方案其实是让永久执政者只得虚名而不得实利,人家能愿意么?那不是傻么? 我还想再举一个小一点的例子。假如说宪政了,那么学术该自由了吧?高校该去行政化了吧?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该退出国民教育了吧?学校该什么有用教什么,什么真理教什么了吧?那么还会有学校把马哲马经毛概邓论三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作为必修课来教么?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研究这些理论研究了一辈子的学者教授,岂不是很多人都要失去工作?这种砸人饭碗的事,人家能不反对你么?所以,说到底,人家要的一党专政,不是你所想的宪政下的一党专政,而是一定要现在式的一党专政。说白了,你所想的“一党专政”不过是个形式,而人家想要维持的其实是“一党专政”下得到的实利。而你所想的宪政却和人家的实际利益根本对立,也就和人家想要的“一党专政”格格不入。 规规矩矩,遵纪守法的一党专政,天天被放在火上烤所有人盯着的一党专政,恐怕是世界上最苦最难的差事了。所以事实上,社宪派比普世宪政派更加不体贴我党。人家普宪派还觉得,要是哪个党做牛做马做累了还能换下来歇歇呢,社宪派太狠了,直接要让我党一辈子做牛做马。 所以,社宪派其实就像那在井口捞月亮的猴子。好像月亮就在那里,明晃晃的,多么可爱多么美丽,触手可及。等到你把井里的水捞干了才会发现,月亮从未在过那里,在那里的不过是月亮的虚像。 那为什么英国可以有那么几百年“有宪政无民主”的日子呢?让我们看看历史。很多人喜欢把《大宪章》的订立当做宪政的起点。首先这个《大宪章》在最初的几百年里根本没有严格的执行过,后来历代的国王都在不断地删减对自己不利的条款。其次,即便如此,当初订立《大宪章》之时,也是国王在受到各个地方诸侯的武力威胁,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订立的。而奠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权利法案》更是光荣革命的直接产物,革命者在胜利后赶跑老国王,找了个新国王来继位,这其实是相当于革命派对国王的一种施舍。在这种胁迫下,从荷兰来的威廉国王敢不签订这么个城下之盟么? 所以呀,立志于“有宪政无民主”的社宪党人若想真正的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也得是等自己掌握了立宪大权之后,施舍给一个永久的执政党,在人家永久的执政党还牛逼哄哄的 情况下,仅凭你喊几嗓子、抹几把抒情的眼泪,就想让人家感动,然后乖乖的自己的把自己的权力关在笼子里,还一关就是一辈子,世世代代给你做牛做马,不觉得图样图森破,sometimes nave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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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 | 文革重现:五星红旗插上大昭寺

5月28日,在新浪微博上看到 @西藏商报张静 的微博称“拉萨老城区八廓街一带的路面改造已基本完工……”,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条微博的内容,而是这条微博配的图片显示的是大昭寺的外观。确切地说,正是大昭寺的正中心,那高高的、金色的祥麟法轮的一侧飘扬着的血红色的五星红旗,把我一下子拉回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文化大革命。 再看下面的两张图片—— 这张五星红旗插上大昭寺的照片是最新拍摄的,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大昭寺那高高的、金色的祥麟法轮的一侧飘扬着的五星红旗。紧挨着红旗的,是一排人头幢幢出现在大昭寺顶上,不知道是游客还是便衣。大昭寺跟前的蓝色凉棚上写着“拉萨市公安局110便民警务站”,早已是此地再常见不过的一景。曾燃着千盏万盏酥油供灯的灯房,仍在原址,正在粉刷,面积似乎是有所扩容。 看见了吗?历史果然在重复:这张黑白照片记录的是1966年8月24日的暴行,拍摄者是我的父亲,发布在我的图文集《杀劫》一书中。 看见了吗?不过四十八年的光阴,就已经发生了轮回与重现,不同的是:老照片上,祥麟法轮已被红卫兵砸烂,毛泽东的画像与五星红旗一起被立在大昭寺的顶上……不同的是:新照片上,那画像上的人如今已由一个变成了五个,且驻寺进殿、进每一间僧舍了。 四十八年了。这四十八年来,至少有三十多年,他们不再敢把这血红色的东西挂在寺院正中,而是遮遮掩掩的,但这两年又露出了真面目,就像文革妖孽复活,再一次占领了图伯特最神圣的大昭寺,来宣示他们的野蛮和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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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中国食品安全困扰美国消费者

如果你最近吃过罗非鱼,那么你吃的这条鱼很可能来自中国。还有你刚才用来做饼干的人造香草精呢?它很可能也是从中国运到美国,千里迢迢来到你的厨房里的。 如今,有越来越多美国人日常消费的食品——从金枪鱼罐头、橘子罐头,到鲜蘑菇和苹果汁——都是中国进口的。据美国农业部(Agriculture Department)统计,截至去年年底,美国总共从中国进口了41亿磅(约合18.6亿公斤)的各种食品。 本周三,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猪肉生产商之一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Smithfield Foods)同意由 双汇国际收购 ,后者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之一。于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受到了更多关注。 在中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历史上,这项价值47亿美元(约合290亿元人民币)的交易是迄今最大的一笔。虽然史密斯菲尔德公司强调,这项交易是为了向中国输送更多猪肉,而不是为了相反的目的,但是这件事还是加剧了人们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的食物供应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且还可能会对美国的食品安全造成影响。 “我们从中国进口的食品越来越多,同时我们也听到了越来越多涉及中国公司的食品安全丑闻,”食品与水观察组织(Food and Water Watch)助理主任帕蒂·洛韦拉(Patty Lovera)在国会关于中国食品进口的听证会上 作证时这样说 。中国一直饱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比如故意在宠物食品和婴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还有镉含量超出安全水平的大米等等。最近的一次食品安全事件中,商家用明胶、色素和硝酸对狐狸肉、老鼠肉和貂肉进行处理,然后拿来冒充羊肉出售。 “我们绝对应该给中国人颁发一个食品掺假的创意奖,”食品安全专家杰夫·内尔肯(Jeff Nelken)说。“他们在食物造假方面真是足智多谋,例如有些蜂蜜产品中似乎没有一点花粉成分。” 美国农业部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官方正在努力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和对食品生产的管理——要求中国为数不多的食品出口企业取得检验凭证——但是从中国进口食品仍然问题重重。研究报告说,“出口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出问题,而对各种产品和问题进行监控,对于中美两国的官员来说都是个挑战。” 美国政府仍然对中国食品出口感到担忧。美国国会本月举行了以“中国不安全消耗品的威胁”(The Threat of China’s Unsafe Consumables)为题的 听证会 ,这就是最新的例证。“不仅美国人和欧洲人,甚至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质量,”负责欧洲、欧亚大陆和新兴威胁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Hous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Eurasia and Emerging Threats)的主席、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达纳·罗拉巴克尔(Dana Rohrabacher)说,“由于挑战实在太艰巨,监督和检验中国商品的任务,根本超出了各国政府的能力。” 在杂货店和其他食品商店出售的进口食物必须标明原产国,但是相当一部分进口食品,最后都在餐馆和餐饮服务机构变成了烹制的饭菜,消费者根本无从得知这些食物的来源。 此外,根据政府规定,进口食物一旦经过任何形式的加工,就无需再进行此类标注。 因此,进口的冷冻豌豆和胡萝卜如果分别包装就需要贴产地标签,但如果混合在一起包装出售,就不需要贴标了,洛韦拉说。鱼排必须贴标签,但是进口的炸鱼条或者蟹饼就不需要。 许多围绕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产生的丑闻,所涉及的产品都属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管辖范围。FDA负责监管进口到美国的海鲜、水果和蔬菜。 从中国进口的食品,美国人已经吃了很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经济体,在农产品出口上也位居前列。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去年向美国运输了41亿磅重的食品,其中包括美国人全部苹果汁消费量的近一半,80%的罗非鱼和超过10%的冷冻菠菜。 中国也是食品原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国,如糖果甜味剂木糖醇、人工合成香草精、酱油和叶酸。 但美国不允许中国向美国出口新鲜猪肉或牛肉,因为中国仍有口蹄疫爆发。 史密斯菲尔德的决定提醒了很多人今年春天看到的一些视频,其中成千上万头死猪漂浮在一条作为上海主要饮用水水源的河上。那些漂浮死猪的来源至今是个谜,但有人认为它们标志着中国政府打击售卖病死猪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 2011年,这场整治行动就曾让双汇陷入麻烦,中国政府官员发现双汇出售含有瘦肉精的猪肉产品。瘦肉精是一种禁止用于人食用动物产品的兽药。 周三,史密斯菲尔德和双汇强调,这一收购的目的在于增加中国高质量、安全猪肉的供应。 艾奥瓦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中心(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主任詹姆斯·罗思(James Roth)说,他不担心这一交易会给食品安全产生问题,因为任何在美国加工的猪肉都必须通过农业部的检验系统。“他们这么做是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因为他们需要为中国人提供安全肉,而不是将中国猪肉运到美国,”罗思教授说。 他说,像熏火腿、香肠、培根这样的加工猪肉制品有可能从中国进口,但它们必须要达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设置的标准,这要求以高温对猪肉进行一定时间的烹制。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争取获准向美国出口家禽。家禽不会感染口蹄疫。 艾奥瓦州农场主尼尔·凯皮(Neal Keppy)将大约3周大的小猪,一直饲养到送进屠宰场。他说,他相信史密斯菲尔德归中国所有后,仍会继续产出高品质、安全的猪肉制品。 “我认为更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史密斯菲尔德属中国所有,当食品供应紧张的时候,谁知道猪肉是不是会留在美国国内?”凯皮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很多猪肉将会流向中国,而不是给美国人吃。” 他说,他希望监管机构在审查这项交易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一点。 翻译:曹莉、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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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校园猥亵案

中宣部:对于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猥亵案,各媒体版面处理不要太突出,要重点报道党委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的处理和保护措施,并从建设性角度探讨如何更好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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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天安门母亲:对习近平失去希望

“六四”事件难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六四”24周年前夕发表文章,表示已经对新领导人习近平失去了希望。 天安门母亲星期四(30日)在由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代为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年2月28日天安门母亲致函两会,表达“六四”难属的良好祈愿。到现在仅仅过去三个月,“希望”已渐渐消失,“绝望”正渐渐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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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年轻人会接过我的理想,继续前行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和其它监测渠道,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李学鹏:现在,我们也老了。 2013年05月30日 21:57 青青翠竹168节:验证码,我算对了吗?[蜡烛][蜡烛]–图片:http://t.cn/zlKCmgD;[蜡烛][蜡烛]–视频:http://t.cn/zHMdgJx;[蜡烛][蜡烛]–音乐:http://t.cn/zHJmq5Q;[蜡烛][蜡烛] 2013年0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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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疯子”医生:你砸医院招牌 医院砸你饭碗

无需讳言兰越峰的性格缺陷,这也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能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四百余天。 但同样不能回避兰越峰所举报的问题:用震后捐款以高出市场价近50%的价格购买已经停产的过时医疗设备。 如何善待病人?如何善待善款?也许可以从一个被医院领导赶到走廊里“办公”的“疯子”身上寻找答案。 50岁的超声科前主任兰越峰在绵阳市人民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年零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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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等着瞧吧,微博上的大v最后一个也好不了”

近日,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张治龙因维权遭拒而在微博吐槽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对该报及其记者几乎一边倒的嘲讽。作为环时主编的胡锡进在新浪微博上并未就张治龙维权一事有正面表态,而是以一句莫名其妙的“自信更能帮助人保持涵养”来做为回应。

当天深夜,胡锡进发表了一条抱怨自己挨骂的微博,并发出“等着瞧吧,微博上的大v最后一个也好不了”的威胁。这条微博现已在其页面消失(截图来自新浪微博 @整事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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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嗅网 | 陈季冰:正在逝去的“中国梦”

30多年前,当年轻的李克强在安徽凤阳县的田埂上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一个灿烂的“中国梦”在他的面前徐徐绽放。 现在,眼看着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临近,几乎每天都会有亲戚、朋友、同学……找到我,话题只有一个:想办法帮他们今年毕业的儿女一份工作。有些人还干脆希望我所工作的报社能够录取他们的孩子,哪怕他们所学并非新闻专业,其中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生。 我总是想要先善意提醒他们:纸媒并不是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行业。但转念一想,其实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们何尝不明白这一点?由此可见当今大学生就业之难,更可以想见,要想在金融、电信这些吃香的行业谋一个岗位,需要经历怎样激烈的“拼爹”过程! 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全国将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需要求职,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本月中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到访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传递出决策层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称,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前面临一个“空前挑战”。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历史经验看,更是一个社会严峻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前两天与妻子谈起那些托我找工作的父母们,她将问题归咎于如今父母们的溺爱和独生子女们的无能。的确,20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一家全国闻名的大报工作,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我父母甚至到现在都从踏足过这家报社,也不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然而我认为,客观地说,父母的大包大揽和孩子的娇气幼稚可能的确是眼下这种就业全靠“拼关系”的普遍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一篇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中涉及的话题,文章称,80后一代青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本该朝气蓬勃的他们现在却变得暮气沉沉。不管党报文章以及目前正在其版面上开展的大讨论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提出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的确相当值得深思和讨论。 从“大学生就业难”到“年轻人凡事拼爹”,再到“80后一代暮气沉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苦努力——可能也不能遗漏一些运气成分——来寻求上升的机会之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 每当和中学、大学同学谈起时下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根独木桥的景象时,我们都不由得感叹:20多年前我们毕业时,读书成绩比较优秀的、稍微有点出息的,有谁愿意去当公务员或进国企?时代真的变了! 按理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长期高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意味着应当孕育数不清的重大机遇)时代,中国却反而出现近来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尖锐问题。 其实,用“阶层固化”来概括目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多少是有些不准确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成千上万地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成为令左邻右舍羡慕嫉妒恨的“先富起来”的“万元户”,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挣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又可坐享无穷收益。 总之,稍微好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轮不到平民百姓了。 归根结底,社会阶层的固化或上升通道的堵塞,背后其实是利益格局的固化。 的确,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中国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因为各级政府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垄断,轻易地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务实(《人民日报》文章称之为“暮气”)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根源——今日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多分得一些蛋糕,最好成为那个执掌切蛋糕刀的人,而不是做蛋糕的人。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正是由于行政垄断之下的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在当代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近来,从“微信收费”到“禁止打车软件”……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假借“规范市场”之名,对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行打压之实的事情,我们实在已是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寄生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者说它们本身也在快速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故事。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但在今天,这样的美梦也正在被无情地掐灭。 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显得如此不公平,但又令人无可奈何。我相信,这才是“80后一代暮气沉沉”的根源。从我这样一个“60后”的眼睛里看出去,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原本属于让我们这代出生于文革中的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一代”,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更未能站在进一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的潮头,反而未老先衰了。 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田头和车间里再也走不出明天的李克强们? 写于 2013年5月27日,发表于2013年5月29日《中国青年报》,有删节;见报标题:不“拼爹”才能青春飞扬; 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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