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 39岁的刘乐飞将不再担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兼任这一职务。6月12日，中信产业基金内部开会通报了这一人事调整。刘乐飞自2008年12月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中信证券在中信产业基金的管理公司里持有3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在卸任董事长一职后，刘乐飞仍担任中信产业基金的CEO。           “刘乐飞不会离开中信产业基金，并继续管理基金的日常运营。” 接近中信证券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           另据接近中信产业基金的人士称，此次职位变动仅为内部人事调整，应不会影响中信产业基金未来的管理。“刘乐飞只是不再担任董事长。”他表示，中信证券作为中信产业基金的控股股东，由王东明兼任两者的董事长，容易协调两者的资源。           有关刘乐飞辞任中信产业基金的消息已经在业内流传一段时间，此前一直没有获得最终确认。前不久，刘乐飞曾与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一道和一些媒体高层小范围座谈，谈及中信产业基金的业绩，也没有流露出工作调整的迹象。           出生于1973年的刘乐飞在就任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兼CEO之前，曾担任中国人寿首席投资执行官， 负责近万亿投资资产的资产负债匹配、战略配置和投资管理，成功主导了南方电网、广发行、中信证券、Visa、民生银行、中国银联、秦皇岛港等一系列大型项目的股权投资，获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在资本市场上亦影响颇广。           更早之前，刘乐飞曾任中国人寿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冶金部中冶安顺达实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首创证券公司执行董事）等职。           刘乐飞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院，亦求学于中欧商学院MBA。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刘乐飞曾在财政部综合司工作三年。           2011年，刘乐飞入选《财富》杂志“亚洲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位列22名。           2008年6月成立的中信产业基金，近年来发展十分迅猛，以募资神速、项目又好又多著称，深受业界瞩目。旗下基金包括规模为93.63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一期（绵阳基金）、规模为9.9亿美元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二期（美元），规模为10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股权投资基金三期（人民币），以及规模为50亿元人民币的中信夹层基金一期。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to view the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3112217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Disqus

据通讯社报道，本周五，青海尖扎县一座武警军营附近，一名藏人自焚身亡。中国官方媒体及藏人流亡组织都已经证实了该消息。 [德国之声中文网]总部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权民主中心称，一名藏人周五(6月15日)上午在尖扎县一座武警兵营前自焚。藏人流亡团体称，自焚藏人是一名大约50多岁、名叫丹真塔的牧民。而新华社也确认了一名藏人自焚的消息，并表示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据悉，武警军官随后扑灭了丹真塔身上的火焰，并将其带走。最终，自焚者因全身大面积烧伤而不治身亡。遗体则被转送到远离县城的某处。 而在这之后，数百名藏人聚集在兵营前，要求武警方面归还丹真塔的遗体。数十名安全人员严密监视着这些聚集的藏人。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则称，丹真塔的遗体已经归还其家人，随后被送进了当地的寺庙。自由西藏组织负责人布利珍(Stephanie Brigden)说，这起自焚明确地表达了对中国统治的抵触态度，丹真塔的自焚地点恰恰展现了中国占领当局的血腥。 西藏人权民主中心则透露，丹真塔来自牧民家庭，数年前伴随着当地政府充满争议的定居计划，丹真塔一家迁入尖扎县，告别了帐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 自从2009年以来，累计已经有38名藏人自焚。就在今年，中共当局明显加强了藏区的安保力量。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本周表示，欧盟对藏区局势的恶化深表担心，对当局的藏区牧民定居计划尤其感到忧虑。 而中国政府则一直指责达赖团体背后支持藏区抗议活动，谋求西藏独立。但是，达赖则已经多次公开反对藏人的自焚举动，并一再表示他谋求的是西藏在中国宪法框架内更大的自治权。 达赖喇嘛开始为期 8 天的英国之行 同样在本周五，达赖喇嘛开始了他为期8天的英国之行。按计划，他将访问曼彻斯特、利兹、爱丁堡及伦敦。本周六，达赖喇嘛将在曼城斯特参加一个青年集会，并向数以千计的听众发表演讲，宣扬和平理念，促进对话与交流。而在下周五(6月22日)，达赖喇嘛则将在利兹出席一个国际商业公约会议，他的发言主题将是商业道德。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奥运代表团很可能将因此撤出设在利兹的训练营，以示抗议。按照原计划，7月初将有约220名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及教练进驻利兹的奥运村。而达赖则完全无视中国方面的这种抗议，他说，这是中国的惯常套路，他很高兴能来英国，他将在此行中宣扬宽容与谅解的理念。 就在一个月前，达赖喇嘛刚刚到访过伦敦，领取2012年度的邓普顿奖（Templeton Prize）。主办机构称这位西藏的精神领袖支持正统科学，研究情感的力量，为促进各宗教的和谐共存做出了贡献。达赖在领奖后表示，110万英镑奖金都将捐献给慈善机构。除此之外，达赖喇嘛还与英国首相会面，直接导致中国人大委员长取消了访问英国的行程。 综合报道:文山 责编:张筠青

对于中国佛教代表团的举动，曹溪宗除了表达遗憾，也要求中国佛教界道歉，并承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据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导，由于达赖喇嘛高级特使顙东仁波切出席在韩国丽水举行的「世界佛教联谊会韩国大会」，中国大陆佛教代表团拒绝参加12日的开幕仪式并擅自退席。 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曹溪宗发表声明说，这个宗派对于理应充满慈悲与和平的佛教徒国际交流活动，被部分势力利用为政治工具而深感遗憾。 曹溪宗表示，中国大陆代表团不接受已列为世界佛教联谊会正式成员的西藏代表团出席活动，与佛陀的慈悲思想背道而驰，也违背我们共同追求的价值。 报导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高阶特使顙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抵达韩国参与宗教活动，是西藏流亡政府高阶官员在韩国颇为罕见的行程。 据了解，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的金大中总统在内，韩国历届政府曾多次拒发签证给达赖喇嘛本人，支持达赖喇嘛的韩国宗教及社会团体一致认为，这是因为韩国政府担心触怒中国大陆。 曹溪宗说，各国佛教徒应搁置自己国家的利害和立场，根据佛陀的教诲，通过对话和沟通為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和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据报导，中国代表团曾于12日要求代表流亡政府出席活动的西藏代表团退席，引起非议。  

圖/Benson Tsang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 文/ 王超華　 六四二十三周年甫過，湖南邵陽八九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猝死，震驚了所有對中國維穩體制抱有疑慮的人，也首次將人們關注八九六四的目光聚焦在學生之外、北京之外，並讓我們再次注意到八九年的工運萌芽。這是一個海內外輿論都經常忽略的殘酷事實：二十三年來，因參與八九民運而遭受迫害的大多數人，並不是當時的在校學生。 學生佔據道義中心 八九民運震驚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學生佔據了天安門廣場，而各國新聞機構，因戈爾巴喬夫訪華，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聚集北京。他們去捕捉中蘇交惡二十餘年後的和解新動向，卻迎頭撞上八九民運。電波傳遞，天安門的學生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都獲得高度象徵意義，也成為統治集團必欲除之而發動血腥清場的對象。其後很多年裏，天安門、廣場、八九學運、六四，是可以互相指代的詞彙。中共當局費盡心力才逐漸使前兩個詞彙在互聯網上脫敏。 大學生成為運動的中心，與八十年代的政治氣候有關。改革開放的口號攪動社會人心，既支持了當局改變路徑也影響到中共獨斷的可能。 1983年發動「嚴打」，僅從網上不全的信息來看，就有數万人喪命，造成「社會青年」的寒蟬效應。大學生卻因當局強調科技和知識的重要性，仍有天之驕子的虛妄自豪，在僅僅一年後的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自製的「小平您好」橫幅。 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學生身份都是參加抗議示威時，相當有效的保護傘。六四後被捕入獄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受到的懲治遠比工人和一般市民為輕。當時為「殺雞儆猴」而從嚴從重從快處死的「暴徒」，沒有一位是在校學生。當時嚴判長達二十年徒刑者，也幾乎全都不是學生。近幾年，北京因六四入獄者陸續刑滿釋放，生活無著，貧病交加，家人也難以承受負擔，雖然海外人權組織多有呼籲，卻很少得到輿論重視。 屠殺者卻「一視同仁」 大學生參與政治抗議的相對優勢，也造成當時社會各界傾向於以「聲援」身份上街，而且大多以「工作單位」為依托。當時北京有「社會閒雜人士」嫌疑的摩托車「飛虎隊」，四處增援，傳遞消息，當局很快就將他們視為便於攻擊的薄弱環節，六四前已經在媒體上進行抹黑。 但隨著抗議擴展，民眾的憤怒和抗爭，已經超出這些長期積累下來的謹慎。戒嚴令發布當天，運載部隊的軍車就被成千上萬的民眾圍堵在長安街大北窯路口，雖然當時還沒有互聯網，震撼人心的現場畫面卻口耳相傳，人人皆知。宣布戒嚴後的兩個星期，廣場學生組織堅持固守，縮小範圍。北京全市範圍內的大規模抵抗，基本都是市民自發維持，並積極邀請各校學生加入，以壯聲勢。 事實是，從外地調入的戒嚴部隊，一旦得到指令，強行入城清場，開槍射殺抗議者時，無分老幼婦孺，遑論學生市民。即使是路邊住宅的高幹樓和外交公寓，也並不稍作區分。有證人目睹也有照片作證，當年倒在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或者從街頭和廣場周邊緊急送往醫院救治的，有不少學生，特別是外地赴京聲援請願的學生，但大部分是北京市民。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至今沒有確認身份。 這是政府針對平民百姓，濫用國家暴力機器的惡性事件。李旺陽本人生前遭遇，以及他因接受香港有線電視採訪而「被自殺」後，家人親友遭到控制至今消失不見的事實，在在顯示，當局既恐懼民眾的公開抗議，也害怕受害者揭示鎮壓真相，不惜濫用再濫用，使惡質更惡質，責任者作惡益發無所忌憚，官方幾乎完全沒有糾錯可能。 工人的聲音 六四開槍之後，很多省市地區的抗議，持續延燒了整整一星期。這是各地進入真正全民抗議的一周，也是很多地方工人力量取代學生成為抗議主力的一周。此前的工人示威，大多數還是以聲援姿態出現，成立工人自治組織的，只是極少數。李旺陽是少數先覺者之一，成為邵陽工自聯主席，並因此先後兩次入獄長達二十餘年。 如果說學生群體當時還有社會地位的優勢，八十年代的工人已經開始面臨遭到背叛的前景。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一心致力於引入市場經濟，除了挑戰以往僵化的意識形態藩籬之外，並無意鼓勵開放的思想交鋒，也無視對基本原則立場的梳理和辯論。在討論及試行破產法和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關注的只是效率和發展，工人的工薪保障、就業保障、福利保障，全都沒有進入議程。工廠內部改革，同樣只強調保護國家和企業作為資方的利益，並藉用以往意識形態，誘使工人以「國家主人翁」身份，勒緊腰帶為國家分憂解愁作貢獻，放棄自己應得的權益。 一些新左派學者，以此為根據，證明八九年抗議運動中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出於抵制當時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改革，希望返回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筆者以為，這是對當年工人狀況的一種簡單化誤讀。 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長達五十多天的八九民運，從來沒有造成工廠停工停產，更不必說工人集體罷工了。很多學生主動跑到工廠區，試圖策動，都沒有成功。以這種解釋來說明八九年自下而上、前所未有的民眾大規模抗議，毋寧說是事後為了立場需要而臆想出來的理由，可以安慰于一時，卻無助於揭示真相，還原歷史。 全國各地產業工人在六四鎮壓前並沒有大規模參與抗議，但在六四鎮壓已經發生後，義無返顧地走上街頭，參與堵路、封橋等激烈行動，其中重要而連貫的內在邏輯，正是以往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意識形態。六四前的按兵不動，帶有促生產不添亂的意味；鎮壓發生後的有限爆發，既有一種不能容忍的道義衝動，又有等待國家自己糾錯的猶豫。六四鎮壓後的黨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種心理狀態，極為便利地拋棄背叛了幾千萬曾為國家工業化付出幾十年心血的整整一代國企工人。 與此不同並意識到工人必須在主體意識上與國家資本切割的，有北京工自聯的韓東方等人，也有湖南邵陽的李旺陽。不少當時的學生和知識界人士，曾經與他們站在一起。他們才代表了當時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警惕。他們反對旨在剝奪工人權益的經濟政策，也公開主張工人必須自下而上地組織起來，獨立自主地參與政治事務。這使李旺陽遭到令人髮指的殘忍迫害，再清楚不過地揭示出，今日中共當局站在資本一方殘酷壓榨勞工的本質，揭示出中國崛起背後，勞工權益特別是政治權利被剝奪的現實。 中國政府必須追查李旺陽死亡真相，必須還李旺陽親友以自由！

要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文/ 長平 2007年6月4日，我寫了一首詩《活著是可恥的》，其中說道： 沉默是可恥的 影射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昨天是可恥的 今天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他們是可恥的 我們也是可恥的 活著就是可恥的   當 時我感到一種難以忍受的壓抑，一種不能擺脫的恥辱。我無法滿足於使用「8×8」、「5月35日」這樣的暗語來和記憶對話。我十分讚賞在暴力恐嚇之下堅持表 達的民間智慧，同時認為，如果我們為這樣的智慧有半點得意之處，都有可能成為無恥現實的同謀。我們必須意識到，「2398.46」這樣的股票指數，既是我 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恥辱。 直 到兩年以後，我第一次去香港維園參加燭光晚會，才稍微感到一點喘息的機會。後來我一再鼓勵中國內地人去參加這個盛大的聚會，首先是感恩於它對個人創傷的治 療。長期在黑暗中掙扎的眼睛，已經不習慣於光明。你會發現自己說不出話，喊不出口號。你必須一點一點地，先跟著香港人囁嚅幾聲，然後喊出一個詞，再喊出一 個詞，最後才能喊出一個句子。這時候你才知道，20年的政治高壓對你的精神傷害有多深。 最 嚴重的傷害是恐懼的內化。當局以暴力和謊言，將「六四」設置成高度敏感的話語，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我們內心是否認同和接受這種設置，是另一個方面。內 化與否的區別在於，在沒有任何現成威脅的朋友間的飯桌上，甚至一個人呆著的時候，你是否自覺地迴避這個詞？即便到了國外，你是否也對網絡上的「六四」材料 視而不見，本來是怕惹來麻煩，最後卻真的認為自己「對政治不感興趣」？ 我 先從自己的精神困境中，發現「六四」並沒有成為歷史，也遠遠沒有過去，鎮壓仍在繼續。隨後，我觀察當下的野蠻暴力，對民房的強制拆遷，將上訪者扔進精神病 院，動輒關押和毒打異見人士，無一不是「六四」鎮壓的延續。這種鎮壓邏輯是，為了社會穩定，當局可以不擇手段，而暴力是最可靠的工具；暴力雖然殘忍，遭到 全世界的譴責，但是只要放棄底線，就能保住權力，隨後還可以用金錢去贖買讚美。「六四」鎮壓最大的理由，其實就是維穩。 李 旺陽的慘痛遭遇和離奇死亡，讓更多的人看到「六四」鎮壓和現實維穩之間的關係。「六四」鎮壓的不僅僅是千百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還有億萬萬的普通市民、工 人、農民和其他社會人員。由於輿論焦點的缺失，當局對他們的打壓尤其殘酷。他們中間的活躍分子，成為當局誣稱的「反革命暴徒」的主要成員，受到最長刑期的 懲罰，出獄後貧病交加，繼續遭受肆無忌憚的迫害。今天，在成功地對學生進行去正義化教育、對知識分子的主體進行金錢收買之後，這些階層仍然是當局維穩的主 要受害者。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更有機會看透當局，不抱幻想。他們中的英雄李旺陽，雖折磨致殘，但至死不屈。與此同時，今年「六四」紀念日前後，在北京、上海、貴州等地都出現上訪者及其他普通民眾公開的悼念活動。這並非偶然，了解他們的故事，才知道「六四」的全部真相。 李旺陽的慘痛經歷所激發的天怒人怨，以及這些普通民眾的勇敢行動，讓沉默的「六四」開口說話。他們的故事將會被更多人講述，他們的反抗將會更有成效。 要 想理解當下中國的問題，「六四」必須被正面地、大聲地講出來。如果你感到難以開口，請先在心裏默誦，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開始，先講「六」，再講「四」，然 後講「六四」……直到你能流暢地講出任何「六四」故事。害怕警察就先對朋友講，不敢上街就先在家裏講。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六四」不再敏感。在民眾對李 旺陽的哀悼中，我看見這一天並不遙遠，它已經開始向我們走來。 （圖/Benson Tsang)

平壤今年4月举行庆祝金日成诞辰百年大阅兵时，运载新型弹道导弹的发射台车被国际军事专家怀疑是中国企业制造，但中国政府否认说“中国一贯严格执行安理会决议”。 日本政府如得到证据，是国际社会首次取得与朝鲜维持友好关系的中国违反安理会决议、提供朝鲜导弹物资的证据。报道当天已引起日本政界关注，在野党议员周三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追问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玄叶回避正面回答说，“这是涉及机密情报的问题，不能回答是不是事实”。 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周三在被问到中国是否向朝鲜出口运载新型弹道导弹的发射台车时回答说，中国公司并没有出口被联合国禁运的武器。 今年四月国际军事专家怀疑平壤在阅兵仪式上展出的导弹发射与运载车可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可能违背联合国有关禁止向朝鲜运送重型武器设备的1718和1874号禁运令。美国国务院当时声称已经从中方获得没有违背联合国禁令的“保证”。

今日，一则关于航天员所享受的特供食品的报道——包括经过隔离“排药”散养的奶牛、精心喂养的猪、天然生长的鱼等都无一不刺激到了网友们原本就因食品安全而紧绷的神经。更有不少网友质疑蒙牛公司所宣称的“中国航天员专用奶”表示质疑。截止发稿时，新浪微博内“航天员 特供 牛奶”的搜索结果已经超过一万多条：

挪威前首相邦德维克原定本星期前往中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普世教会协会活动，但是他的签证申请遭到中国拒绝。 邦德维克星期二对挪威报纸晚邮报说，中国驻奥斯陆使馆没有对拒发签证作出说明，他只能认为，他的签证遭拒跟中国对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有关。 邦德维克说，他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可能认为他对刘晓波的获奖持正面看法。 中国外交部没有对邦德维克的签证一事作出直接回应，但是在一份传真声明中说，每天都有中国人申请签证被拒，每个国家都有其签证政策，外界不应对此事件“过度解读”。 邦德维克星期二指出，他跟许多挪威人一样，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无法获得中国签证。邦德维克2002年出任挪威首相时受到中国的热情欢迎，他于2005年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