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内，中国连续发生了2起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被袭受伤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因为长期以来城管一直被视作强势群体。 3月16日，湖北省英山县城管执法局城东执法大队队长段金寅在带领队员制止违章建筑施工时，被当事人用锄头击中头部当即倒地送医抢救。3月20日上午11点左右，段金寅抢救无效身亡。 3月17日下午2时许，广州天河区车陂街道城管执法中队两名城管队员，对一占道经营的卖菠萝小贩进行劝导执法，小贩突然挥刀袭击，27岁的城管队员苏家权被砍伤7处，其中5刀在头部和面部，或致其毁容。 由于长期以来大量被公开的暴力执法事件，城管一直被视作弱势群体的“天敌”，二者间的矛盾历来是执法冲突的典型代表。 为了给城管形象去“妖魔化”，中国不少地方近年来开始聘用女性城管，他们认为女性的柔美形象能改变城管在人们心目中粗暴的印象。 然而最近一周内发生的两起“暴力抗法”事件，让传统的城管和弱势群体之间的角色关系对调。 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局长危伟汉表示，“对于城管系统来说，身中七刀的伤痛并不是最痛的，最痛的是社会的不支持、不理解”。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分析指出，目前城管与小贩是一个“猫鼠共存”的问题。城管担负着维护城市秩序、保证市民安全、顺利出行的责任，但小商贩由于处于弱势地位，更容易博得大众的同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辛苦维持城市秩序的城管就成了百姓眼中的“强盗”。 在他看来，要想缓解此类现象，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完善的社保体系，减少人口由偏远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大量集中。 也有分析文章指出，要解决暴力抗法的问题，城管只能与公安部门配合，建立执法保障机制，通过部门沟通，加强与公安部门的配合。

中国——3月22日，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播出对“3.15”的追踪报道，称苹果和大众是“傲慢的样品牌”，再次对这两家外国企业提出了批评。23日上午，苹果通过官网向中国消费者发出 声明 ，称各位消费者享有 Apple 最高标准的服务，政策完全符合本地法律法规。 3月22日晚，全国省级上星卫视都必须转播的《新闻联播》中，批评苹果在315晚会之后“始终没有对曝光的问题给予积极的回应”，并称苹果要求工作人员统一口径等等。报道批评“2012年，各地消协组织共受理苹果公司产品投诉，涉及售后服务的投诉占25.6%，高出家电全行业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节目引述消协法律部主任的说法警告称，如果企业服务措施不到位，“无论占据多大的市场份额，最终都会因为失去消费者的信赖难以走得更远。” 之后的《焦点访谈》中，节目称苹果和大众是“傲慢的洋品牌”。央视批评苹果在中国的整机交换售后服务不给用户更换后盖是歧视消费者的做法，以及违反中国关于“电脑整机保修1年，主要部件保修2年”的规定。当然央视没有提到令他们备受调侃的“820”事件。 对于央视一周内的多番批评，苹果中国官网23日发表声明澄清对手机的维修方式。苹果称， iPhone 4 和 iPhone 4S均用包括屏幕和天线在内的整套全新部件为消费者提供更换服务，并保留原有后盖，对于iPhone5则提供整机交换服务。维修后的 iPhone 随即享受 90 天的保修期或者延续其原有保修时长（以较长时间为准）。中国法规在这类情况下规定的保修期仅为 30 天。 苹果还在声明中说，“希望所有的中国消费者知道，你享有 Apple 最高标准的服务。我们的政策完全符合本地法律法规。” 苹果并非首个遭到央视大幅批评的外国企业，去年央视对百胜旗下肯德基所用鸡肉存在问题的报道，导致2012年第四季度肯德基在中国市场销售额下滑8%。不过网络上的评论显示，消费者对苹果的声明给予了一定肯定评价。 FMN

黄浦江+死猪（详见：浙江死猪事件专题）
彭丽媛+同款（彭丽媛首次以第一夫人出访引来热议的同时，其亮相时穿着的大衣与手袋也同时走红）
第一夫人+同款（同上）
彭阿姨（指彭丽媛）
习夫人（复测）
习+老（可能的组合有：习老大、习老板等）
江派

备注：所有中文词语在测试时都为简体。繁体搜索结果偶尔会有不同。

作者： 常识报刊亭   文/常识记者 耳朵 他山石 2013年2月27日，王克勤再次“失业”了。这是他第5次“被离开”自己所任职的媒体。这一次，顶了多年“第一揭黑记者”头衔，已经48岁的王克勤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其实，休息期间的他与之前状态的不同，仅仅在于他不再为某家媒体供稿，他的公益和揭黑调查之路，依旧在继续。 这是他记者生涯的第24个年头了，24年间，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有千军万马，作品屡屡震撼中国，2001年，王克勤即以一篇《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的调查报道，引起震动。《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山西疫苗乱象调查》等作品亦联翩登场。因这些报道而最终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就多达160多人。 关于王克勤，许多人对这样一幕记忆深刻，在2010年的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的领奖台上，主持人白岩松指着一张透明的玻璃椅和另一张黑色木椅，问王克勤：“你选哪张椅子坐？”王克勤选择透明的那张。他说，“正因为我期望社会透明，所以我要选择揭发不透明。” 媒体人笑蜀这样评价王克勤：当他西装革履地站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领奖时，不会有人想到，很可能在哪个城市的街头跟你擦肩而过的那个一副农民工打扮的匆匆旅人，跟他是同一个人。 《常识》记者初见王克勤，他正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为尘肺的农民奔波。面对我们，一身“农民工”打扮的王克勤剽悍热情，侃侃而谈，不时爆发爽朗的笑。而一笑，岁月在他脸上斫下的痕迹便更加清晰。 “颠沛流离”的真相挖掘者 1964年11月，王克勤出生于甘肃永登县的一个小山村。少年时代他经过两次高考，最终进入兰州市的一所市属商业学校学习企业管理。由于在学校表现出色，毕业即进入了兰州市委从事宣传工作。这是个和他现在从事的职业有天壤之别的差事，和自己的性子全然相反。尽管态度积极，但还是因为不能适应工作要求，而被发配到了一家地处山沟的外贸公司。因为受到上级的刁难，还曾动过“对科长下手”的念头。 因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血气方刚的王克勤与1989年1月回到甘肃省城兰州，进入《甘肃经济日报》，正式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在今后的岁月中，王克勤骨子里这种的“血性”气质，将逐渐升华成另一种深沉的情感。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后来中国最富盛名的调查记者在那时候干的工作却是写宣传稿件，回忆起当年采访省长的经历时，王克勤调侃道：“当时也是感觉无限荣光”。然而，一些似乎是注定为他的性格所设计的命运遭际，会慢慢让他变成现在这个王克勤。 在《甘肃经济日报》做记者的过程中，他经常都会遇到一些被剥夺利益的基层上访民众，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挽回自己的权利。面对这些许多媒体避之不及的群体，出生于山村的王克勤，“对这些上访者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看着那些与自己父辈一般年长的老农，涕泗横流地跪在他面前哀求时，王克勤感到了“难以承受的重量”，许多年后回忆起来，王克勤说：“当时的感情就是应该为这些人做一些理所应当的事情。”至此之后，王克勤便不再满足于写宣传稿时虚无缥缈的“无限荣光”，而是进行具有纵深性的调查，走上“揭黑之路”。 2001年对于王克勤来说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事情起源于2000年11月，王克勤接到股民们一系列关于兰州证券的控诉。他伪装成商人，频频潜入各大股市，随着不断深入的暗访，兰州证券市场的巨大骗局浮现水面，黑幕被缓缓拉开。2001年1月下旬，王克勤与受自己邀请参与调查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宏完成了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这一报道并未在《甘肃经济日报》上发表，而是在当年2月3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刊发。 报道一经刊发，甘肃省各个媒体和国内几乎所有门户和新闻类网站都进行了转载，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社会经纬》以及《财经报道》等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继续报道。 报道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连续重要批示，甘肃省委书记、省长部署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为兰州近万名市民挽回数亿元损失，甚至当年，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铲除证券黑市的运动。 巨大的影响力带给王克勤的不是荣誉。他收到的第一个“礼物”是2月9号的一个传呼——“我们已知道了你的家庭地址，晚上，我们来‘接’你的老婆孩子”。时隔多年，王克勤回忆当年风传一时的“江湖诏令”，调侃道，“当时有人传黑道的老大用五百万元买我的人头，我一下子成了中国最贵的记者”。收到传呼的那天，王克勤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那一晚，一家人便在4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 而第二个“礼物”就是被迫从《甘肃经济日报》下岗，原因是王克勤的报道“夸大其词”，“给甘肃抹黑”，民间也盛传此篇报道“断了省里某位领导的财路”。他转走《西部发展报》，担任报纸执行总监，但两个月后，报社的资金链条便宣告中断，王克勤再次流离失所。这年的8月，王克勤辗转到了《西部商报》，如果换了其他人，刚刚摆脱惶惶丧家，至少不会再不识时务，而王克勤将在这里走一步更险的棋。他将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灾难。 在《西部商报》上任之初，他便接到消息，甘肃岷县堡子乡政府以选举方式要求村民必须选出“劣迹人”，并对劣迹人实施罚款和送去劳动改造的处罚。王克勤的重磅炸弹在2001年10月4日投入了公共舆论场，这篇以《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为题的深度调查发表，甘肃堡子乡基层干部搞的“劣迹人”公选活动，横敛钱财、欺压百姓的奇特事件被一一揭露，舆论哗然。 “那时候北京正在召开十五届六中全会，触及到敏感的政治神经，一下子这个报道就炸开了，中纪委遂将报道事件作为重点来抓”。然而最终结果却是，省里专门成立的调查组做出了王克勤收受贿赂操纵报道的指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指控还细节到王克勤收了那家哪户几头猪、几头羊。按照惯例，这之后他就被《西部商报》扫地出门。 回忆那件事时，王克勤很是感慨。报道触动权贵已不是第一次，而因为自己顽固的坚持真相，颠沛流离于各家报社的遭遇，让这个血性的西北汉子由愤懑，委屈变成了无法承受的绝望。这一次，王克勤动了自杀的念头。 他到兰州市郊外的一座山上，在山崖边整整坐了一个下午。在面对悬挂当头的死亡之时，王克勤似乎是领悟了什么：“一种宗教性的情结涌入我的心中，我领悟到其他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只有内心的信仰才能帮助自己重新站起来。” 放下个人的愤懑与委屈，王克勤再一次执拗地做回调查记者，这一次“收留”他的是刊发过兰州股市黑幕的《中国经济时报》。 在这之后，他将凭一己之力把出租车垄断黑幕抬上媒介议程，将揭露震惊中国的定州血案和山西毒疫苗，同样的，他将再次流离失所。王克勤笑称，“被我‘干掉’的主编都有一堆了。”对自己因为报道真相而被屡次开除，却没有丝毫的顾影自怜。 先是人，然后是记者 在我们这群后生面前，王克勤当然要讲一讲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发展史，那是和教科书完全不同的一片天空。 在他眼里，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发展历程始于“亚洲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这标志着专业主义揭黑报道在中国落地”，王克勤说。这家杂志后来报道了“基金黑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谁的鲁能”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新闻报道，一经发出，便在国内财经界和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轰动。 在1999到2003年之间，调查性报道百花齐放。在王克勤眼中，2003年是调查性报道的第一个发展高峰——那一年，有《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采访报道的《公民孙志刚之死》，有央视记者冀惠彦冒死在伊拉克战争中抢拍最新镜头，有新华社记者朱玉披露服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当然，也有王克勤用半年时间深入采访，披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第一个把出租车行业改革提上媒体议程，并且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后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转折处现在2004年。是年9月18日，有关主管部门发布了业内称为的“两跨政策”——“不允许跨行业、跨地区报道”，这是对媒体行业调查报道的严重打击，“至此以后，05、06年调查性报道大幅滑坡，07年还有《财经》杂志的《窃国者》的报道，而08年奥运会，09年建国60周年，就几乎没有了。”他无奈道。 王克勤特意强调了孙志刚案的报道，以及他的朋友新华社记者朱玉的报道。在王克勤眼中，这些都是体现人道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报道，他们追逐热点，更追逐正义。同样的，他也举了一些反面例子，“2004年吉林某报，报道农民工跳楼摔死，它的标题叫《昨夜上演高空飞人》。江苏一家媒体报道农运车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头部碾过，压死了，它的标题叫做《汽车人中头彩：惨死》。这些媒体人，可见他们生命的漠视。”他几乎是非常生气地诉说了这些多年前的反例。 在王克勤看来，自己必须先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公民，最后才是记者。“有人说，克勤兄，你怎么经常做一些不属于记者范畴的事情？我回答说，我作为一个公民，看到那些苦难，我必须为弱者去争取他们的权利。” 数年后，他会因为记者本身的局限性而发起一项全国范围内的拯救尘肺病人的公益项目。而现在等待他的，则是发生在河北定州的一场血案，后来回忆此事，他感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没有不能发生的故事。只有你想象不来的，没有不可能的。” 新闻管制下的专业主义 2005年6月11日，是当年的端午节。原本应该吃粽子喝雄黄的定州市绳油村百姓，却遭遇了一场征地血案。“这次定州血案造成6名村民死亡，百余人受伤。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事件，就发生在端午节这一天。” 王克勤并不是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6月13日，王克勤在《新京报》上看到了记者刘炳璐的报道，便立即报告给当时《中国经济时报》的总编辑包月阳。包月阳当时就推辞，“老王啊，这个我们报不了，这么大的事情，肯定马上就封杀了。” “我当时就说，我知道报不出去，但是，有一个原理，我必须得给你讲：记者不仅是当下新闻的传播者，更是历史真相的见证者的记录者。”他举到了写作《古拉格群岛》的索尔仁尼琴和写作《墓碑》的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当下，我们的报道并不一定能够见报，但是可以作为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就这样，他说服了包月阳。在将来的某一天，包月阳将为他的担当付出代价，因为同意签发王克勤《山西毒疫苗事件》的报道，他被免去职务。 闻风而来的很多记者并未有效地突破当地政府组织的封锁线，而王克勤却是例外。他和《中国经济时报》的同事乔国栋一起在定州呆了五天五夜，期间，他让同事乔国栋跟着其他媒体的记者一起去采访当地政府，而自己只身一人进入绳油村——各个路口都被封锁，他在路口外面找到一位当地村民，与之一起从羊肠小道铤而走险，由于道路崎岖，几度摔伤。入村后，王克勤很快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不断往返于各个受害者家庭，采访了大量村民，掌握了包括血腥视频在内的很多第一手资料。 6月18日，采访完毕的王克勤，换上农民的衣服，搞乱头发，把笔记本电脑和相机藏在一个装满麸皮的麻袋里，和另外一个农民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装扮成到城里卖麸皮的农民。一路经过三个关卡，都有警察四处巡查拦截，他靠着一身农民装扮和抽烟的“云雾缭绕”，掩盖自己的相貌特征以及内心的紧张，终于成功逃脱。回报社后，包月阳为他举行了一次接风，听到他采访的出逃经历，竟然满座人恸哭失声。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王克勤也有话要说，“是中国的新闻管制逼出了我们记者的专业主义。”在王克勤的《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在《中国经济时报》头版刊发后的第三天，报社一位副总编接到宣传部门的电话，说“你们这个报道是严重的跨地区跨行业违规报道”，这便是上文提到的“918两跨政策”，而当时，“我们的副总编说话也很有艺术，他说：‘我们是《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我们到美国去报到那个可以叫跨地区报道。我们是综合的时政类经济类报道，土地问题既是时政类问题也是财经类问题，所以不存在跨地区的问题，也不存在跨行业的问题’——驳回去了！” 而几天后，总编辑包月阳又接到了来自宣传主管部门的电话，这一回杀气腾腾，怒不可遏，“你们这篇报道，严重的事实不真实，我们将通报全国批评！你们压根没采访定州市委，通篇写了采访定州市委的很多文字，定州和河北那边已经告到中宣部了。”包月阳只一句话，“我们的报道没有问题。”而电话说，“你们必须做深刻检讨”，包月阳又只一句话：“我们会写情况说明”。 撂了电话，总编包月阳打给王克勤，“你们到底有没有采访定州市委？你们没采访的话那就完蛋了。”王克勤道，“我们俩合作多少年了，我的做派你又不是不知道，未经我的查证与核实的东西，我绝不写在我的报道里。” 王克勤对我们讲到这里，微微得意，“同学们，给你们讲，这里就是我的报道成功出炉的玄机所在。我给我的记者助手说了，到了现场，别拿着你的‘破本本’‘破片片’，就是记者证和名片都别带。他说：‘老王，那咋采访？’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记者媒体很多，大家问的问题不外乎就那些，你扛着头，扛着眼睛，扛着耳朵，跟着混，有什么拿不下的’？” “这些年，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小组，就是专门负责宣传和媒体接待的，统一发布，统一口径，CCTV，南方周末，很多人找到宣传部，就被统一请进去，统一喝茶。宣传部部长和副部长来了以后呢，第一个动作就是统一地握手——第二个动作就是交换名片。轮到我的同事的时候呢，我的同事就说，名片用完了；对方又问，你是哪儿的，我同事就说，我们一起来的。” 彼时包月阳终于舒一口气，王克勤也对此报道写了一个书面说明给中宣部，最后他写道，“如果河北方面和定州市委方面还不能确认，请派定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副部长亲赴北京，前来确认，本报资料室留存此次报道的全程录音，欢迎河北和定州的同志们来本报共同欣赏。” 这件事情的解决是，定州绳油村血案最终真相大白，包括市委书记和风在内的27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长达数年的有期徒刑。 时至今日，王克勤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离开绳油村时，那位真农民握着他这个假农民的手，含泪拜托他的心酸场景，“作为一个人，我看到别人痛苦，我会跟着痛苦，记者就是要捍卫人道。”而同时让他引以为豪的是，在严苛的新闻管制下，他依然能凭借严谨的作风，真实到每一个细节的文字，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建立在专业主义的新闻真实之上。 在此之后，我们会看到邢台艾滋病调查、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河北大学飙车案调查（李刚门）、钱云会之死调查……王克勤的每一篇报道都一颗导弹，定位精准，威力十足。 让无力者前行 王克勤关心尘肺病人始于2009年河南农民“开胸验肺”的悲惨经历。他唤起了王克勤一段记忆。当年自己在《甘肃经济日报》工作时，曾采访过一位副矿长老黄，这位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副矿长几年后就被尘肺病活活地憋死。 他开始关注尘肺病，派出记者去甘肃古浪采访那里一百多位患尘肺病的农民，报道产生连锁反应，许多媒体竞相关注。随后王克勤又与网友一起推动对尘肺病人的救援行动。 2011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寻救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公益项目正式启动，然而遗憾的是，在与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第一次募捐活动却遭遇了尴尬的冷遇，三笔捐款中，还有两笔是来自参与活动的志愿者。其实在王克勤推动“大爱清尘”项目之前就有朋友奉劝过他，说这不是记者的本分，记者只是呈现真相，问题的解决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更严重的是，政府方面怀疑王克勤推动的这个救助行动有反华势力渗透，相关领导对其进行严厉的谈话，并多次召开党代会进行批评，媒体方面也是对他“骂声不断”。 “都是人！都是一样的生命，对于农民工兄弟的生死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王克勤当然理解做好记者本分工作的意义，但是他同时也认为，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在一些方面是不负责任的，他要拉一把那些在生命线上垂死挣扎的人。 好在2011年，民间公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且通过微博，“大爱清尘”有了起色。它开始成为被人们所熟知的公益项目之一。 运用新媒介自我推广是建立在扎实的救援工作之上的。“大爱清尘”成都区一位助理告诉《常识》记者，“面对全国至少600万的尘肺农民工群体，‘大爱清尘’的工作自然是杯水车薪。但是，它努力做到对每一个接受‘大爱清尘’帮助的尘肺患者尽心尽责，而不是追求救助数量上的辉煌。除了坚持项目本身的规范和原则，也会根据尘肺患者本身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为因病致贫的尘肺患者子女寻找助学资源、为需要在家吸氧的尘肺患者购买制氧机、为特别困难的家庭发起‘微公益’，募集指定数目的善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总算有所收获。2012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大爱清尘”中来，多位“大爱清尘”志愿者接受《常识》记者采访时，被问起其中原由，有很多是被王克勤的个人魅力所吸引而来，而更多的是则因为对“大爱清尘”所宣扬的理念的认同和对项目的信任。 一位曾经的成都区“大爱清尘”项目助理说：“作为发展如此迅速的公益项目，‘大爱清尘’自然需要面对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问题与挑战，但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只要怀着爱与正义、理解与信任，‘大爱清尘’便可以在问题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不是迷失方向。” 而王克勤，于2013年2月27日被迫离开了《经济观察报》。对于这次离职，外人不得其由，有新浪认证的报社记者“冯军槐溪先生”于微博中写道—— “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昨日离职经济观察报。2011年9月刘坚（经济观察报总编辑）三顾茅庐请王克勤组建调查部，推出了诸多有影响力的报道；后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惹恼相关部门，经观差点被封门，2012年10月8日部门终遭解散，记者尽数离开。手下无兵的王克勤本想2013年亲自操刀，结果腊月25，人力总监约谈他劝离。” 太阳恒常地照耀着大地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不再有黑暗的地方，人类自己投下的阴影，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受难者需要人心的大爱来温暖，王克勤不再供职于媒体，却仍然在记录和参与着这个剧烈摇动的大时代。 ———————————————— 《常识》为大学生自办新闻实践平台 微博：http://weibo.com/changshibaokanting 博客：http://www.my1510.cn/author.php?scenery 过刊：http://iask.sina.com.cn/u/1731594951/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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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专机离京赴莫斯科，开启为期九天的俄罗斯、非洲四国之行。下飞机时，习近平与彭丽媛挥手致意，随后挽手走下飞机。据悉，这是彭丽媛以国家主席夫人身份的第一次外访。彭丽媛此次亮相的着装在网上引起热议。更有淘宝卖家以“国母风衣”为噱头，立马推出与彭同款风衣，展示出的“政治嗅觉、商业敏感”，令网友大呼夸张。   以下为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络： 涯若邻家：优雅大方，终于有个拿得出手的第一夫人了。...

赵锡永所以行骗数年，未被揭穿，很大原因是他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市长、书记陪同，他出席的活动，甚至有副省长一级的同台演讲，地方官员对来自北京气势夺人，挥洒自如的高官，难以生出怀疑的勇气。 事实上，类似的案件在中国官场中并非首例，果戈里的名剧《钦差大臣》的故事，曾活生生地发生在中国当代官场。 1998年1月11日，因“涉及国家秘密”，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不公开开庭宣判了一起招摇撞骗、诈骗案，被告刘和平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此案中，刑满释放人员刘和平，打通关节，伪造档案，以挂职干部身份，成为中共柳州市委副书记，任职数年间，据称居然大刀阔斧政声颇佳。 该案由于涉及军队以及中共核心的中央组织部门，因此并未公开审判，外界所知甚少，在再加之发生在前网络时代，普通公众更是一无所知。事后涉及该案的几位高官，有的退休，有的被处分，但有的甚至仍然继续长期任职要害部门，甚至继续升迁。 该案的梗概，可以从知情人贴出的该案判决书大致厘清，但更有意思的是，柳州民间和官场流传的刘和平的种种轶事。 刘和平，男，当年年仅三十四岁，甘肃省清水县人，无业，有前科，八十年代，刘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刑二年。 据北京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刘和平于1990来京，结识了总参管理局局长刘世伦少将。 当时，刘和平冒充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干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副局长等身份，骗取了刘的信任。一九九四年，被告人刘和平谎称个人档案在部队期间丢失，通过刘的授意，伪造了军队驻京某部副局级干部的全套个人档案。 此后，刘和平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雷宇，将伪造的个人档案转到电子工业部，定为副局级干部，后经中组部调配局局长薛德堂、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付思和推荐，于1995年5月，被派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由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任命为柳州市委副书记。 除了官方的说法，柳州当地的传言对刘和平有另一番描述。 传闻称，刘和平“入仕”前纯粹是烂仔，早期在黑龙江的一个军马场做过。到北京后认识些在京的老乡，那帮老乡是北方人，讲义气几杯酒下肚，什么都敢做，这样就帮他弄了这个位置。 刘和平年轻气盛，大刀阔斧，对官场做派风俗并不熟悉，常年手持党章，动辄要求干部“背党章”。 据说，一次参加选举投票，按规定第一个投票的是市里的第一把手，然后是第二把手第三把手排队依次投票。但刘和平不管这一套，第一个抢到投票箱前投票。并摆好姿势让新闻记者拍照摄像。台下参会人员无不惊讶。当时柳州的第一把手也无可奈何。 当时，刘和平是分管政法、宣传、教育、卫生的副书记。一次他看到刘知炳的车子不按规定仃放，就叫自己的司机拿起子将刘知炳的车牌取下来。 当地传言说，刘知炳的司机看到有人取自己的车牌，就气垫汹汹的说，这是刘知炳的车子，谁敢动？想找死。刘和平的司机忙悄悄对刘知炳的司机附耳低言，说是刘和平叫取的，刘和平拿着刘知炳的车牌对刘知炳的司机说：“叫刘知炳写好检讨，到我的办公室来拿车牌！” 此外，刘和平在柳州时，身上带着的北京高官友人给他的中央领导电话号码本。他常拿出来亮相，给人感到随便打电话通天。因此柳州当地官员都以为此人“在中央有背景,是下来镀金的,所以在工作中作点秀也正常”，对其颇为敬畏。 根据检察院的认定，他以官员身份，骗得柳州市驻京办事处人民币六十万元、北京一家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并以“与他人合作出书、办服装厂急需资金及开办公司需验资用钱”等名义，先后骗得几家公司和政府的二百三十万元（未被认定）。 最后，北京市法院以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判处刘和平有期徒刑20年，由于和刘和平交好的一些高官目前仍在位上，很难想象刘和平获得提前释放，他现在很可能仍在监狱中。 当地传闻则说，刘和平把柳州驻京办“害惨了”,当时他从驻京办拿走了60万，导致市里面对驻京办的帐务进行审计，结果把时任驻京办主任在别个地方挪用公款的事翻了出来,坐好几年牢。 刘和平的暴露也属偶然，挂职期满后，刘和平不想离开，希望能继续在柳州任职。 1996年5月，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经过柳州视察，是据称因李佩瑶命案前往梧州李家慰问。当地市委领导为为刘和平留任的事请示分管组织人事的胡，称刘和平在柳州工作期间，政绩突出，希望中央能够同意刘和平留任柳州。 结果，这一请示后“查无此人”，反而让刘和平东窗事发。 此案案发后，刘世伦因为年龄到站，已经正常退休，开除党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处分；雷宇在此前的1996年2月，已辞去副主席职务；时任中组部部务委员、组织局局长的付思和此后更是官运亨通，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戈壁滩边缘，在建中的敦煌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 经过多年激动人心的发展之后，在经济乌云的笼罩下，美国的博物馆建设和扩张已放慢到几乎停滞的地步。欧洲的经济气候更是充满了风暴，这让那些历史悠久、曾由政府支持的博物馆到处去祈求资金。 相比之下，中国的财政可谓如日中天。 各种博物馆，大的、小的、政府支持的、私人资助的，正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仅2011年一年，就出现了约390家新博物馆。而且这种增长仍在持续。中国正在以超现实的规模开办博物馆。 许多博物馆都面面俱到，是历史、民俗、科学、政治、艺术和娱乐的大杂烩。以艺术为专题的博物馆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艺术博物馆的模式大部分是从西方舶来，中国仍在摸索其形式，它们往往处于时间范围的两个极端上，要么关注最新的，要么关注最古老的。 直到不久前，中国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仍一直由私人运营，或是作为商业公司，或是为了展示富裕收藏家虚荣心的陈列室。去年10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开张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这是中国首家由政府出资的展示最新艺术作品的博物馆。 如果说官方迟迟未认可中国艺术的国际声望的重要性，他们一旦重视起来，却是大手笔的。这座上海博物馆的建筑相当壮观。其英文名称是 Power Station of Art  (艺术的发电厂)，因为它改建自19世纪的一家发电厂。它以第9届上海双年展(9th Shanghai Biennale)开张，从一开始就带着全球主义的震撼，双年展遍布其广阔的展厅，也延伸到了周边地带。 此次双年展还剩下一小段时间，将于3月31日闭幕。与此同时，在上海以西约1600英里（约合2575公里）外，在戈壁滩边缘的绿洲城市敦煌，另一个博物馆，或一座像博物馆似的建筑，正拔地而起。这座建筑物远比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新潮，其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群众来观赏新艺术品，而是不让他们去触摸、损坏老艺术品，尤其是那些古老的、正迅速磨损的佛教壁画，它们遍布敦煌地区数以百计的石窟中。 这些壁画绘制于4至14世纪之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中心点，这些石窟组成一个近乎博物馆的整体，展示出跨越千年的受世界各地影响的中国文化。 尽管上海和敦煌的博物馆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具有中国新文化机构的一个共同特征：雄心。这通常简单地表现在规模上。 当修葺一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1年在北京开放时，官方的宣传多是关于其建筑规模，单就展厅面积来说，它是世界上各种博物馆中最大的，然而它所展示的中国历史却在关键的地方有所删减。 去年秋天，这种嗜巨症再次在上海表现出来。就在当代艺术博物馆于10月份开张的同一天，上海的第二家国家级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也开张了。这家博物馆主要关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派艺术，它所在的、外观希奇古怪的红漆建筑物，原本是为了2010年世博会建造的。艺术宫自称是中国新艺术博物馆中最大的。它也确实如此，然而每个人都能看出，它无所不包的展品将会从更认真的挑选中受益。 然而上海的这两家国家级博物馆只不过是这座城市新艺术冰山的一角，其他的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数量极其庞大。大多数小博物馆都属于私人拥有或出资。其中至少有两家，民生现代美术馆和上海外滩美术馆，声誉还不错。 民生美术馆是由一家银行出资，专注于当代中国艺术。该馆副馆长周铁海本人是一位知名艺术家，约10年前，他的讽刺画《乔骆驼》(Joe Camel)曾在国际上巡回展出。在他的管理下，这家美术馆为一些职业发展中期的艺术家组织了有价值的回顾展，这些人在国外名声并不大，但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 外滩美术馆于2010年开放，经营模式类似德语国家的一种艺术馆，只有流动展品而不拥有藏品。该馆以展示非中国艺术而闻名，这一趋势也已扩散到一些较大的博物馆。在中华艺术宫开放时，它推出了一个名为“来自世界的问候”的特别展览，展示了一些借来的顶级零星藏品，来自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Rijksmuseum in Amsterdam)，以及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最近主办了来自巴黎蓬皮杜中心(Pompidou Center)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展览。 对于数量不断增长的、为满足私人收藏家虚荣心而创建的博物馆来说，展品国际化是一条宗旨。 去年晚些时候，上海的亿万富翁、投资商刘益谦及其妻子王薇开办了他们的龙博物馆，馆藏展品包括古代青铜器、毛泽东时代的绘画和当代艺术作品。这对夫妇的关注点现在完全转向新艺术作品，而且作为热情的艺术品购买者，他们计划在上海开办第二家博物馆。 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一家筹建中的博物馆，它将展示余德耀(Budi Tek)的藏品。余德耀是一名印尼华裔企业家，他曾在2011年跻身于《艺术与拍卖》( Art & Auction) 杂志推出的国际艺术世界10位最有实力的人物。当时他加入收藏行列不足6年，但已经在雅加达建立起一家博物馆。现在，得益于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一项协议，他得到了一座供他支配的建筑物。那是一座旧飞机库，将被翻新和扩建成上海的又一家博物馆。 鉴于目前新艺术在中国所具有的门面价值，也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据《福布斯》(Forbes)统计，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名列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未来私立博物馆的前景似乎是无限的。这些博物馆将如何发展却是一个问题。盖房子容易，收集重要作品就不那么容易了。　 如今的许多私人藏品仅仅是世界市场推动的产品：来自同样的三位热门中国艺术家、热门欧洲艺术家，如此等等。虽然展示这类私人收藏品的博物馆与日俱增，但中国迄今仍没有一家博物馆，能把过去30年的国内当代艺术作品给观众做一个全面的历史性介绍。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比如学术研究、教育拓展，以及收藏的首要目的，在中国许多新艺术机构中或者缺乏、或者还处于萌芽阶段。 缺乏知识渊博的行政管理，如何能阻止未来由国家支持的新艺术博物馆无序地向着越大越好的方向发展？国立博物馆毫无疑问地会越来越多。又如何能阻止私人收藏家把博物馆的美名赋予他们的储藏空间呢？这些空间只不过是他们安放艺术品的地方，除了通过物质积累来炫耀个人实力，没有更崇高的目标。 更崇高的目标正是敦煌的项目所要实现的。而且不只是一个更崇高的目标：除了要保护历史，也要象征性地纠正过去的错误。 敦煌周边有几个地方都找到了佛窟，但其中的大多数（约700个）佛窟雕凿在一个叫莫高的地方的长崖上，莫高位于敦煌城外几英里处。传说称，一位云游的和尚在公元4世纪被闪耀的金光吸引来到这里。和尚认为这里是圣地，于是在山崖上挖了一个洞，住了下来。 后来来了其他和尚。他们挖了更多的洞穴作为寺庙和禅房，在洞壁上画满了画。还建了许多灰泥佛雕，并上了颜色以装点整体环境，其中有一些巨大的佛雕。莫高窟吸引了大批朝圣者，成了一个修行中心，拥有一个来自中国各个朝代、西方、印度，乃至更远地方的手写经文的巨大文库。 14世纪，随着贸易从陆路改为海路，过往这里的交通减少了许多，住在这里的和尚也减少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出于安全考虑，有人将共计5万部的一批手稿封存在一个洞窟里。后来，莫高窟的存在被人遗忘了。到了19世纪末，莫高窟又重新被发现。从1900年起，前后有欧洲、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的探险家来到这里。他们刮下墙上的壁画运回国。他们还发现了封存的藏书，瓜分后，将多数运出中国。清朝政府对此没有进行任何干预。 那以后很久，直到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府才全部收回这些石窟，开始修复它们。它们的传奇随着时间而增长。1979年，也就是莫高窟对公众开放的那一年，这里迎来了2万名参观者。几年前，这里每年游客人数猛增至80万。此时，壁画受损的威胁已经十分严重，因为它们长期曝露在人体散发出的潮湿和二氧化碳中。如今，差不多所有的石窟都不对外开放。 为了能既保护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又保留它作为游览胜地的价值，负责莫高窟的考古学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在这里盖一座游客中心，让游客既能体验石窟，又只在最小程度上触及洞穴。这项计划获得了批准。由北京的建筑师崔凯设计的游客中心由一组未来派的沙丘形穹顶建筑组成，将于今年对外开放。 游客中心将在细致的规范下运行。游客们来到中心后，将先看一部有关敦煌的丝绸之路历史的短片，然后他们将置身于几处保存最完好洞穴内部景观的巨型数字投影之中。这之后，他们将乘坐大巴车去几英里外的莫高窟，在那里他们能参观几个实际洞穴，以及一个展示莫高窟文物的博物馆，展品包括小件的雕塑、纺织品、手绘经卷，最后他们乘车回游客中心。 其中的一些藏品将自4月19日起在曼哈顿的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China Institute Gallery)展出，开启“敦煌年”活动，其间将有许多活动来吸引西方对莫高窟的关注，也希望吸引他们的资金。敦煌游客中心总投资5200万美元（约合3.23亿元人民币），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中国政府，其余的需要自筹。 这一项目不仅是中国唯一的以电子技术辅助保护遗迹的例子。一场名为“历史的回响：响堂山佛教石窟寺”(Echoes of the Past: The Buddhist Cave Temples of Xiangtangshan)的展览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案例，这次展出在2010年由芝加哥的斯玛特美术馆(Smart Museum of Art)组织。但是敦煌在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保护敦煌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沙漠的边缘实地看到这些石窟艺术，是一次深刻的体验。 但是在电子技术介入后，这种体验还会同样深刻吗？如果是，使用多少电子技术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与在当代文化方面一样，中国正在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关艺术的性质，也涉及博物馆的功能，而这些是我们很少考虑的。如今，我们自己的文化机构难以筹到资金，展示亿万富翁虚荣的博物馆在我们这里也呈上升趋势，而21世纪的博物馆观众沉溺于通过手机屏幕欣赏艺术，中国在博物馆学上的漫长求索会给我们很多借鉴。 翻译：曹莉、林蒙克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潘采夫：《不抱奢望的理由》：连脖子上的民主、领带上的自由都没有，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分享图片 2013年03月21日 07:47 V微动力：要是你感觉到被欺骗了你就默默地转发！（ via根夲原理 ） 2013年03月21日 12:42 鄢烈山：好玩吧，香港黑社会70年就搞选举了！ 2013年03月21日 12:52 李长太十九世：怒吼吧！ 2013年03月21日 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