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天下 | 看看二会有多二?

【 成龙首赴两会无提案,称还不知道怎么做】刘植荣: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国外叫议员,是立法者,被称作政治家。在天朝,懂法的人成不了立法者,唱歌就能当代表,跑步也能干委员,艳星都当政治家,简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闹剧!
[都是写什么货?]网讯:新当选的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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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香港特区政府为限制奶粉措施辩护

胡汉清说,港政修订进出口条例,限带奶粉出口的作法涉嫌违反《基本法》条文。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发言人表示,限制奶粉出口措施是暂时性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 此前,身兼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汉清律师表示,香港政府修订进出口条例,限带奶粉出口的措施涉嫌违反《基本法》第115条有关保障自由贸易的条款。 为此,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回应说 ,根据世贸组织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不得就出口任何产品,制定或维持任何禁制或限制,关税、税项或其它收费除外。 但与此同时,有关协定也明文容许暂时实施出口禁制或限制,以防止或舒缓对出口成员非常重要的食品或其它产品的严重短缺情况。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也强调,由于香港婴儿奶粉短缺问题严重,香港特区政府不得已才实施限制奶粉出境的措施。他还表示,希望香港与中国内地民众能够理解和谅解香港特区政府的做法。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也对记者表示,此前奶粉短缺的情况,已经影响到香港幼儿基本需要,因此,香港特区政府被迫采取相关措施。 他还否认有关措施考虑不周的说法,并指出,新措施并非不准带奶粉离开香港,只是希望使供应链恢复正常。 黎栋国同时也透露,自3月1日实施限制奶粉出境措施以来,共有87人涉及携带超额奶粉出境而被捕,其中40%是中国内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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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再论“雷锋”的倒掉

3月5日是学雷锋日,但今年有了新状况,令发起者始料未及的是,借助新媒体工具,公众把学雷锋日变成了一场解构的狂欢节,雷锋不幸成了童话里那个出巡的国王,街边站满了哈哈大笑的围观群众。   人们对雷锋的恶搞集中在两点,首先对“学雷锋”活动的讽刺,“一到学雷锋日,老奶奶都不够用了”“老奶奶被搀扶得都回不了家了”“今天我扮演了一回老奶奶,帮助了15个雷锋”,这些搞笑的语录,是对形式主义的辛辣嘲讽。20年前,我在小学作文里就经常扶老奶奶过马路,现在我女儿上小学,我跟她提学雷锋,她第一反应还是扶老奶奶过马路。运动式的学雷锋,几十年不变的老套模式,已经把行善变成了突击造假,把温情异化了虚伪表演。今年对雷锋大规模的恶搞,不过是一次公众情绪的一次爆发。     第二点,是雷锋这个形象本身。最流行的一条雷锋围脖,是“那些年,摄影记者神一般地存在”,雷锋忆苦思甜、捡大粪、扶老太太过马路甚至夜里打手电读书的时候,摄影记者都“碰巧路过”,拍了下来。这条围脖用简单的归谬法,揭穿了大量雷锋图片是怎么来的。水到渠成地,有人披露了组织当年如何成立雷锋日记小组、摄影小组,对雷锋这个人进行宣传的。于是,网友仿佛发现了“雷锋是怎样炼成”的奥秘,出于对“制造英雄”这一模式的反感,“雷锋的新装”这出剧目就诞生了。     这情形有点像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这位至圣先师,作为专制社会的符号,被吴虞、胡适他们拉出来批判,以达到摧毁旧体制,普及新思潮的目标。将近百年过去,我们回头再看,发现那场运动对孔夫子其实是一件幸事,他终于以一位喜欢辩论的老师、一位理想不得施展的思想家、一位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而为我们所接纳,所喜爱。     其实雷锋也是,在这场大规模的狂欢中,雷锋的真形象、真性情反倒浮出了水面,他追求姑娘,喜欢新潮,有点虚荣,迷恋开车,这些个性的断片被展现出来,并慢慢拼接成一个很有人性的小青年。不少网友还表达了对雷锋的喜爱。所以,我们反感的,其实一种远离真实、远离正常人性的运动,雷锋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 我们这样做,借用鲁迅那句老话,也是“救救雷锋”。     这几年,学雷锋越来不招人待见,可能还有两个深层原因。第一是提倡者公信力下滑,当提倡者失去公信力,它所推行的一切措施,都会被人们本能地怀疑,并深深质疑其动机。第二是双重标准问题,以雷锋的标准要求人们,要求人们无私并听话,提高道德水准,但当推行者自己做不到,甚至与雷锋背道而驰时,要求人们去遵守就显得过分,会被理解为动机不良。     雷锋不会倒掉,但供奉雷锋的那座塔倒掉了,有些人应该明白,神化雷锋,把雷锋当做意识形态工具的时代过去了。在尊重常识成为常识的今天,还用这种过时、反智的运动去凝聚人心,不仅起不到作用,反倒会暴露组织者的社会管理水准。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残联主席张海迪说了一句话,“质疑和恶意诋毁过去时代的英模,是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英雄有的只剩下远去的背影,还有很多在网上被无情地解构。董存瑞炸碉堡是假的,刘胡兰面对屠刀是假的……更有人专门找英雄的所谓“破绽”,英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和象征。人们一味地否定英雄,其实也是否定我们自己。”     如果去掉“恶意诋毁”四个字,我完全同意张海迪的观点,英模的确是一种怪现象,否定英雄正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有什么不对呢?英雄是一个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它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那么,组织者推出什么样的偶像人物,才能为什么民众所普遍接受?从历史来看,政府推行偶像最顺利的时候,就是政府与百姓达成高度共识的时候,而偶像被人们抛弃的时候,正是政府与百姓的共识出现鸿沟的时候。所以,政府应该去问老百姓,他们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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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吉林:”3.04″案件省直及长春市媒体报道要求

吉林省委宣传部 1. 控制总量,报纸不发一版,内版总量严格控制在半个版以内,不得大字号炒作,广播电视简要报道,不作专题或组合报道。

2. 关于案件本身和侦破情况发长春市提供的通稿,加强言论引导,报纸转发新华社中国网事评论《网络传播雷锋精神凝聚中国正能量》,或按此基调组织言论,引导群众认识到婴儿遭遇不测让人惋惜、犯罪分子恶行令人发指,但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缺彰显了公安部门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度关切和积极作为,传递了社会爱心,凝聚了社会正能量,这些仍然是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的社会财富。电台、电视台以主持人播报或短评形式体现这一内容,在严格控制总量前提下,报纸可围绕这一主题配发自采报道,体现人间真情,传递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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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成龙“炮轰”内地执法不严,莫言无言

据中国媒体报道,早前因入选中国政协委员而获公众嘘声的香港影星成龙,昨日首次亮相政协会议即“炮轰”中国内地执法不严,现场一片沉寂,莫言无言。  一年一度的两会上,成龙、赵本山、莫言等所在的文艺界别委员格外引人注目,据中国媒体《钱江晚报》报道,昨日首次参加中国两会的香港影 星成龙放出两会”第一炮”,在其发言时,激动的拍拍桌子,直指 “内地执法太不严了”,其原因是”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吸烟,但在珠海,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抽”,他还请在场传媒将此话传出,报道还称,成龙”炮轰” 之后现场一片死寂。 在今年2月,成龙进入中国政协名单时曾招致公众一片嘘声,其近年”爱国言论”也被热议,如2004年,成龙指责台湾选举是个笑话,发表中国统一论,; 2009年4月,成龙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称”香港和台湾太自由,中国人是要管的,否则就会为所欲为”并公开支持中国的审查制度等。此番政协开炮在微博上 收获了部分掌声,但德国之声发现网友”删繁存简”只剩一句”成龙炮轰内地执法不严。” 中国青上报记者曹林在其个人微博上表示,媒体报道的成龙炮轰桥段更象一个小品;也有其他中国网友指成龙避重就轻,并未敢触及中国包括贪腐、高房价、环境污 染等真正的社会问题,从”抽烟”引伸出的执法不严说,与他早前的”维护中共审查制度”等并不矛盾。网友”大眼猫MYOO”用指成龙为”九型人格”中的第三 型人格”注重形象和外表,喜欢参与事情,不喜欢做旁观者,喜欢’不小心’告诉别人,自己要比别人强一点”;网易新闻在昨日还刊登出成龙陷”军国门丑闻”, 该报道称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成龙座驾奥迪A8的车牌属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军牌车,网友认为”这也是中国执法不严”表现。   代表委员们是不是来打酱油?   另据多家媒体”两会报道”,面对记者提问政协委员带来什么提案时,宋丹丹对媒体表示”还不懂,来学习”;冯小刚干脆回答:”没有准备提案,先吃饭”;张国 立哀求:”大家都是朋友,不要为难我”;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则惜字如金,即使是在昨天的小组讲讨会上,依然无言。3月3日政协会议开幕前,中 国知名歌手韩红曾表示:”不交提案的委员可以回家了。” “政治需要,他们要把这场戏演完” 3月5日,就在成龙”炮轰”之后,德国之声查阅成龙新浪微博认证账号,成龙表示刚刚开完会,在研究提案中,而且很享受当学生做功课的感觉,同时他上传了一首爱国歌曲《国土》,并写出其中的歌词”再大风浪也不停止站岗,精忠报国不只刻在肌肤之上。”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成龙并未对中国社会问题”破题”,特别是成龙以香港委员进入两会,更有其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成龙基本上属于’屁股决定脑袋’。看他是不是从体制内得到好处,如果得到好处,他唱唱颂歌完全有可能。” 他也认为纵观大多数明星委员的集体表现,与其在专业领域的熠熠星光相比,在委员位置上他们并未能发挥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把这个位置当作一种荣誉, 并没有真正把这个作为一份需要尽责的工作来看,这本来就是对他们不合适的工作,因为政治上的需要,所以一定要让他们做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当一个人不适合他 现在所做的工作时,他甚至无权辞职或离任,一定要在这个位子上到这场戏结束,就使我们白白的陪他们等五年甚至十年。”   莫言两会无言?   “代表委员是不是来打酱油?” 中国知名作家阎连科告诉德国之声,今天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评论文章《代表委员不是来打酱油的》,提议把不带提案的委员”轰出去”。他认为委员们应该在 自己所熟悉的领域提出问题,如果不能提出就是不称职的委员:”参加了就应该有提案,尽管他们不能解决,解决不解决是一回事,你提不提是另外一件事。每一个 没有提提案的委员不如回家喝稀粥。” 对政协委员莫言的无言,阎连科表示莫言以其”独特生存之道”走到今天,在其作家协会副主席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名之下,不仅是作家这样一个符号意义,还有无法切割的”政治压力”,因此他也将更加谨言慎行和爱惜羽毛:”他可能把头上的压力考虑得更多。”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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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 我的“毛粉”外婆(上)

作者: 郭宇宽   我的“毛粉”外婆(上) 郭宇宽 我的外婆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光里,我非常痛苦,一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这是我心里长时间无法直面的创痛。我的外婆居然是一个“毛粉”,很长时间,我无法和她有任何深入的思想交流 。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造反派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49年钱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89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李鹏”,“小平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李鹏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六月四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北京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李鹏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北京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坦克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北京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89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量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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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谢幕?新浪微博严格审查过滤温家宝相关评论

中国北京时间3月5日上午,温家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后以向台下三鞠躬的方式告别自己的总理身份。除了这三鞠躬让许多网民再一次对其影帝外号进行调侃外,诸如“实践证明四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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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两会语录(2)

3月2日,北京,莫言被摄影机围在当中。 3月2日,北京,毛新宇被记者们堵住。 3月5日,一记者剃有PM2.5字样的发型现身两会采访。 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习近平出席会议。 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在大会堂东门外采访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陈剑不小心摔倒,路过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伸手搀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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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原文地址: (转载)资中筠: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作者: 信力建 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微博说今后要“努力说真话”,引起热议。《 中国 新闻周刊》 600 期策划也提到,一直在“努力说真话”。我特别欣赏的是“努力”二字。如果哪家媒体底气十足地说:“我们一贯说真话,今后也将保证只说真话,不说假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就足以让人对它以后所说的每一句话的真实性发生怀疑,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已存在的事实,以及今后可以预期的现实条件。所以,承认需要“努力”,就是面对现实,至少这话是真诚的,进而决心为此而努力,那就更值得赞许。 那么,为什么说真话这么难 ? 首先,这里指的是对当代社会,乃至后世都会有影响的公众话语。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在日常生活中,一辈子百分之百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恐怕很少。即使在家人、亲人之间,有时也难免有所隐瞒。有的是善意的谎言,有的却有损道德。有人“实诚”,有人“狡猾”,私德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媒体是“公器”,话是说给广大公众听的,所以称作“舆论”,会产生一定的力量 ; 而且,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以对后世也有影响,其真、假的分量自然非同小可,所负的责任也无法和私人交往关系相提并论。 为什么要说假话 ? 对谁说假话 ? 首先是对敌人。“兵不厌诈”,古今中外皆然。现在充斥电视屏幕的谍战剧,里面的英雄人物都活在自己和他所属的组织的信仰中。他欺骗的是心目中的敌人,自信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心安理得。还有一种情况是外交,虽然打交道的对方不一定是敌人,但是国家之间只有利益,今天是友,明天就可能是敌,“防人之心不可无”。有一个不知何人发明的对外交官的经典定义:“一个诚实的人被派到外国,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说谎。”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还是有基本的信誉规则的,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靠谎言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发达的今天,说假话越来越难,必须限制在非不得已的范围,而且要拿捏分寸和策略,不能“瞪着大眼说瞎话,否则非但不能维护国家体面,反为天下笑。 写史者的标杆 那么,对本国的公众呢 ? 为什么不能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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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中国网络观察:二会一笑话

进入3月,随着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名义上的最高政治质询机构全国政协会议(简称“两会”或“二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政治和网民舆论又进入一年一度的充满笑话的娱乐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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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分析:中国迎来习近平时代

西方政客、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常常带着一丝嫉妒,观摩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体制。胸怀5年、10年甚至20年规划的中国领导人,多么具有远见。若不受民选或者恼人的个人自由顾虑的妨碍,体制的效率该有多高。 这些景仰者中,有很多人也许期望中国的年度全国人大会议将出台富有远见的政策。全国人大年会今日开幕,并将在3月17日闭幕前正式任命习近平为今后10年的国家主席。但是,除了在边缘作一些小打小闹的调整,并对部委官僚机构进行一轮重组外,如果有人期盼本届人大会议将推出对中国政治或经济结构的认真改革,那是很可能要失望的。 习近平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指挥官的大权在握的儿子,他父亲也曾在中国政府高层任职。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最好把他想象成一家庞大企业集团新近任命的首席执行官,他迄今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劳,而他父亲是当年创立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终身高管。 他要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级和中级管理层的支持,而他从年轻时刚加入公司开始,就认识其中许多人。 他还将对付一个影子般的董事会,其成员是高级和退休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及其家属,他们对重大政策措施保留否决权——即便他们已退出政治舞台。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习近平抱有彻底改革中国体制的秘密心愿,这是他被选中出任国家主席的一大原因。但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策划推行重大改革,他能够克服任何利益集团的几率也极小,这些为数甚多的利益集团遍及几乎所有领域,他们反对改变现状。 最能说明习近平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很可能是他在去年12月视察中国一个军事基地时所说的话:“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自去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高超地对不同群体说了不同的话。 对民族主义者,他发表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言论。对自由派人士,他谈到了宪政。他在讲话中赞赏民营企业,还谈到要重振薄弱的福利制度。他发起了一场迎合民意、但迄今流于表面的反腐行动。 但与此同时,他提高了中国各界对改革的期望,这些改革的幅度远远超出他和他领导的新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一点很可能带来不快。 中国各类政治倾向的人都把自己的期许和梦想寄托在习近平身上,但现实是,当今中国的权力远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么集中。中国中央政府根本不是西方某些人所敬佩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庞然大物,而是往往无效和无力得令人诧异。 一个略显琐碎、但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政府在2004年出台的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自那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几乎增至原有水平的4倍。说到底,中国中央政府出台很多意图可嘉的法律法规,但往往得不到实施——除非这些法律法规符合下级政府官员的利益。 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举全国之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它每一次这么做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 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花很多时间发表积极的讲话,但只是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才真正投入行动。近10年前爆发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好的实例。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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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 温家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日上午9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第十次在开幕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也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全文如下: 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过去五年的政府工作,并对今年工作提出建议,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过去五年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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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黑客袭美动机何在?

旧金山——去年9月,负责北美一半以上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监控的泰尔文特公司(Telvent)发现,中国黑客攻入了公司系统,该公司立即关闭了对客户系统的远程访问。随后,公司领导层和美国情报机构对一个基本的问题却困惑不已:中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涉嫌在背后主使黑客组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目的是在试图将系统漏洞植入系统,从而在美国和中国一旦在太平洋发生对抗时,能切断能源供应、关闭电网吗?或者中国黑客只是为了获取工业秘密,试图窃取技术,并将技术转交给中国自己的能源企业?泰尔文特同时还监测着一些公用事业单位和自来水处理厂,该公司最终成功阻止了黑客侵入其客户的电脑,但黑客的动机依然不明。 “我们仍在试图弄明白这一点,”美国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上周说,“两者可能都是他们的目的。” 当前,美国企业身陷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避免可能会破坏美国最关键系统的大规模攻击,另一方面还要阻止国会责令私营部门投入数十亿美元,来防范这种风险。在美国企业看来,这是两场不同的噩梦。此时,泰尔文特公司的经历不啻是一次对不确定情形的案例分析。 对一些人而言,这有力地证明了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讲里所强调的那种威胁。当时,奥巴马警告说,“我们的敌人也正在寻求破坏我们的电网、金融机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的能力”,而这可能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奥巴马再次呼吁进行立法,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去年,在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和其他一些商业团体进行了集中游说后,共和党动用 拖延战术 ,阻止了立法。 但泰尔文特的安全系统遭遇入侵的事件(中国政府对此予以否认),也让人们怀疑这些恐惧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被过分夸大了,人们是否误解了这种威胁的具体性质。在研究机构每周发布的报告、证词,以及国会的研究中,这种恐惧已成为了主题。 美国情报官员认为,本国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更大威胁可能来自伊朗,而不是中国。因为伊朗曾公开宣称,要对由美国和以色列研发的“震网”(Stuxnet)病毒作出报复,这种病毒曾被用来打击该国的一处核设施。但这些官员表示,目前伊朗技术能力的局限性还制约着这种威胁。 毫无疑问,各种攻击都呈现了上升趋势。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该部一直在应对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石油管道和电力公司遇袭事件。去年,国土安全部收到了198宗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系统遭受攻击的报告,次数较2011年增加了52%。 安全公司迈克菲(McAfee)的研究人员在2011年发现,五家跨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遭到了中国黑客的攻击。研究人员怀疑,被他们称作“夜龙”(Night Dragon)的中国黑客组织已经影响了能源行业的十多家企业。就在最近,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在1月证实,其网络受到入侵,不过该部门并未透露,入侵是否造成了损失,或造成了何种损失。 不过,安全研究员说,大部分攻击和泰尔文特经历的攻击一样目的不明。这些攻击似乎更多地与网络间谍活动有关,意在壮大中国的经济。如果攻击的目的是摧毁管线,或者搞垮美国的电力系统,那么攻击可能就是另一种性质的了。 位于爱达荷州福尔斯的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关键情报”(Critical Intelligence)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对手”针对北美的能源企业发动的数次网络攻击,似乎意在盗取水力压裂技术。这反映出,随着页岩能源革命使全球能源平衡转向对美国有利的一面,这样的前景令中国政府感到担忧。该公司在报告里说,“这些事实很可能是这一波老练攻击背后的一个重要动机,这一波攻击涉及从事天然气业务的公司,以及依赖天然气为原料的行业,包括石化行业和炼钢业。”报告补充说,对泰尔文特和“大量”北美管道运营企业的攻击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美国情报专家们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对美国基础设施实施攻击,主要理由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实,即任何破坏美国金融市场、交通系统的行动,都会对中国自己的经济产生影响。会干扰中国向沃尔玛(Walmart)的出口,危及中国在美投资项目的价值。目前,这些投资项目包括了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一宗新的大型投资。 然而,伊朗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威胁。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承认,“中国在盗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其频率达到了猖獗的地步。”但他在上周五的一次采访中补充了一句警告,他说,“中国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而伊朗则不是。” 最近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认定,除了中国之外,能从让美国经济部分停摆的能力中获利的其他行动者中,就包括伊朗。这份保密文件还未在美国政府内部公布,不过文件的副本正在传阅中,以供官员做出最终评价。与中国不同的是,伊朗在美国没有投资。正如一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所述,“对他们来说,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完全是有利无害的。” 尽管伊朗新建立的“网络军团”的技术能力受到怀疑,但是伊朗黑客还是因为以往的一次行动,在技术圈里赢得了一些声望。去年8月,他们搞垮了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沙特阿美(Saudi Aramco)拥有的3万台电脑,用焚烧美国国旗的图片替换了电脑上的内容。那次攻击没有影响该企业的生产设施或炼油厂,不过,它已经清楚地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沙特阿美负责企业规划的副总裁阿卜杜拉·萨丹(Abdullah al-Saadan)对沙特新闻频道(Al Ekhbariya)表示,“那次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公司向国内外市场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感谢真主,他们没能达到目的。” 奥巴马总统对于美国会如何应对这种攻击一直态度暧昧。奥巴马政府中没有任何人主张美国应当以网络反击或实体反击,来报复窃取秘密的行为。司法部长小埃里克·H·霍尔德(Eric H. Holder Jr.)已经阐明,将会通过刑事法庭应对这种行为。至于总统能否,或应否,下令对威胁美国公众的重大攻击行为予以军事反击,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一些人呼吁政府授权军方,来保护私人企业的网络和关键的基础设施部门,如油气管道和供水系统,”为杜鲁门国家安全项目(Truman National Security Project)研究该问题的坎迪斯·于(Candace Yu)说,“那是不现实的。军方既没有针对性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军方只需要应对最紧迫的威胁。” 然而奥巴马政府未能说服国会,阻止灾难性网络攻击的第一条保障线,是要求私营的产业界建立强有力的保卫措施。私营企业控制着手机网络,以及金融和电力系统,这些都是基础设施受攻击时的首要目标。 去年,美国商会及其他机构通过大量游说活动,挫败了一项包括这种要求的议案。游说者的意见是,成本过于高昂,根本无法实施。一些主要的国会议员说,他们预期这个议题在未来几个月会被再次提出,不过政府的保护职责和私营产业界的保护职责边界何在,却并不清楚。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国土安全部前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上周表示,“多数基础设施由私营部门控制,政府不能像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一样管理这些基础设施。我们必须要得到大量独立人士和机构的帮助。” 尽管通过多次闭门模拟,政府向议员们演示了发生灾难性袭击后的状况,但政府去年的网络安全立法还是以失败告终。 其中一次模拟演示里,国土安全部允许《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到该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一处设施进行观摩。一名女子扮演了“邪恶黑客”的角色,她突破了电厂的网络。为了进入网络,这名黑客利用了一种称为“鱼叉式钓鱼攻击”(spearphishing)的手法,向电厂的一名员工发送邮件,诱导该员工点击链接,查看“可爱狗狗”的图片。 员工点击链接时,就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黑客赋予访问这名员工电脑的权限,让她轻而易举地开关电厂的闸门。 尽管进行介绍的官员承认这次模拟有点简单化,但其中传达的消息十分清晰,美国全国各地脆弱的关键基础设施体系极多,这种攻击很容易发生,而且后果十分巨大。无论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当前的动机是什么、能力如何,谁都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网络安全专家、前政府官员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安全会议上说,“有12个国家正在开发攻击性网络武器,伊朗就是其中一个。”他说,这些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但他也说:“但就像核武器一样,最终他们能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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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包蓓蓓:在美国学习中国

我没有想到,2009年8月那个下午的面试,会改变我审视祖国的角度。 那天,我刚刚被《纽约时报》上海记者站通知录用为研究助理。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上海分社的记者从长三角、珠三角、重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甚至内蒙古的煤矿发回了近百篇的报道。 作为一个在北京生长的孩子,我在中国的旅行并不算少。然而和大多数在城市长大的八五后一样,我对中国的了解局限于“城市中国”里的琐碎体验;对于“乡村中国”,或者说超越日常生活高度的宏观运行,并没有太多的认识。 譬如说,我可能在北京的各个火车站见识过春运的壮观人潮,却没有和其中的任何个体相识,没有到过那些他们一天要站上十几个小时组装零部件的车间,也没有看过晚上十几个人挤一屋、上下铺互相不问姓名的宿舍。而中国30年平均10%的GDP增长,相当一部分是落在这些农民工瘦弱的臂膀上。再譬如,我可能知道一线城市拍出过一个又一个“地王”,却不会想到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对土地出让金和各种与之关联的税费产生的重度依赖。 在外媒工作的时间里,一方面,我用我对中国的感性体验给外国记者解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种种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另一方面,我也开始学习用他们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政权、经济规模排名第二的国家。 从小在北京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对于一些事情几乎是不加分辨地接受。和西方的记者在一起工作,有悖于我学校经验的思考不断产生:如何将共产党和中国分开来思考?如何将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糅在一起观察?中国的总体财富高速膨胀,但是怎么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分开来计算?如果是按政府所得、企业所得、个人所得划分,大家真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吗? 这些思考不断迫使我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在接受了所谓的十几年精英教育后,对于自己国家的认识仍然少得可怜。当然,也许这是我们教育系统的目的之一,因为没有足够的了解,就不会形成有力的批判,对于上层可能形成的影响也就越小。 于是,离开中国去学习中国,成了我脑海中强烈的念头。我渴望了解自己的国家,渴望这种了解能够超越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层面。我知道西方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庞杂的体系、掰开揉碎从各个角度进行解读。这种解读,有时候像欣赏抽象派作品一样,你站得远一点,反而能将全局看得更加清楚。况且,我高中学的是理科,文史方面没有太多教科书的痕迹,一切可以从头开始。 2011年8月到达哥伦比亚大学不久后,我就查了学校里所有和中国有关的研究生课程,并且为自己制定了四个学期、每学期一门中国课的学习计划。第一学期,东亚所吕晓波教授的“中国比较政治”;第二学期,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的“中国外交”;第三学期,彼得森研究所研究员荣大聂(Daniel Rosen)的“中国和全球经济”;第四学期,前《纽约时报》驻沪记者Howard French的“报道中国”。 现在已经是我在哥大的第四个学期,也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回顾过去两年密集学习中国的时光,我确实感到在谈论中国的当代史时,比两年前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底气。这种底气不仅仅来源于成千上万页的阅读——美国的大学重视阅读,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现在所上的“报道中国”课,每周的阅读是一本数百页的书,有时再加上一些分析评论文章。这些阅读很好的弥补了我在中国学校里接受的过滤式的历史教育——你当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教育也是过滤式的,但是美国的阅读并不是某种教科书,而是各界人士的书作:学者、记者、目击者……有时教授还会特别选取观点对立的作品让我们阅读,然后做品评。 这种底气还源于课上针尖对麦芒的辩论。在我所上的四节课上,教授都会特别选取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这些国家一般都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或地缘政治关系,或经贸关系,或二者兼有:美国、日本、新加坡、南非……当然,还有台湾和西藏的学生。国家背景不同,谈论中国的角度自然不同。有些角度初听起来“刺耳”,却能迫使我去就这个话题做更深的阅读、拓展自己的观点,并对自己原来的想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是不是我思考的面太窄?是不是我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评价全盘接受了中国教科书上的说法?习惯了这种自我批判,对于各式有悖于中国社会主流认识的观点便不会觉得大惊小怪,也便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和辩论了。 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总会带着中国教育赋予我们的一种受害者情结。从小我们就会被教育:中国的近现代史是百年的屈辱史,列强蹂躏中国的土地、肆无忌惮地瓜分我们的财产。“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坚信,今天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应该没有任何理由再被打了。万一碰到中国被批评的场面,我们总会潜意识地充当中国的代言人。一胎政策、贫富不均、没有普选……仿佛被批评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 初出国门的中国留学生,若是认真参与这种讨论,往往会陷入一种失望的境地,因为大多数西方媒体和对中国没有切身体会的西方学者,在谈论中国时,还会带着一种发达国家弯腰俯视的态度,这让中国人、中国政府都非常不解:我们的经济都已经庞大到这个规模了,我们的国有银行盘踞市值最高的榜单,几次金融危机我们稳当过渡,你们怎么还是这个态度? 有些事情无关经济。对于坚挺的经济数字的自豪,大概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在西方世界,主宰议题的更多的是个体的命运。你说GDP持续30年两位数增长,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有没有同步增长?你说中国是和谐社会,那么藏区的自焚和黑监狱里的访民怎么解释?你说中国是和平崛起,那为什么东南亚的小国要寻求其他国家的庇护?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或者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正是这种发散的、对抗性的讨论,迫使我一次又一次审视自己的立场,审视我的国家和国家政府的立场。这种自我批判,能够在我的头脑中逐渐建立一种平衡,用西方的观点去平衡我的中国观点。很多我们不加思考便接受的所谓常识,比如中国深受儒教影响,不会穷兵黩武,有时只是一种过滤式历史教育的结果。1979年的中越战争(大陆称“对越自卫反击战”)就经常被西方人士引来反驳中国不黩武的观点。 大量的阅读和激烈的辩论也越来越让我认识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在大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能够毕生致力于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少,而由于谈论的不自由,少数严肃学者的观点也无法在社会进行渗透。而在美国,这种情形正好相反。我所熟识的几位汉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纹理的深切理解,远远超过一般的中国学者。和他们讨论,用他们十数年、甚至数十年观察中国的经验对比中国今日的发展,迫使自己去思考中国未来的走向,是促使我不断研究中国的重要动力。 离开中国,学习中国,是将自己拔离感性观察的土壤,置身于强调批判性思考的西方社会中,将中国抽象成一个体系来进行解剖式的学习。我注意到,一些大陆的媒体会有意无意渲染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指摘,应该说,这只是发生在西方社会的讨论的一部分。中国的执政党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从最初的“翻身农民闹革命”,到今天掌控数十万亿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执政党本身的自我更新能力不可忽视。这些声音在外媒上不是主流,但是媒体人私下确实会这样讨论。第五代领导人上台后,徐徐揭幕的一些变化受到世界瞩目。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快速如中国的国家,世人对其政治上的进步有更高的期待是符合情理的事情。 2月初,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在线杂志“中参馆”(ChinaFile)的上线仪式请到了六位在不同年代驻华报道的《纽约时报》记者,讨论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中,从90年代末开始驻京六年的伊丽莎白·罗森索(Elisabeth Rosenthal)说了一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深刻的共鸣: “你永远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故事总是会徐徐铺开。大概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对人产生如此持久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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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温家宝任期末段形象受损

本届人大标志着胡温作为最高领导人任期的终结。《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从北京发来一篇报道,对温家宝两届、10年的总理任期作了一番评价,称他是德国的朋友,政绩不少,但在任期末段形象严重受损。 (德国之声中文网)温家宝曾希望能以“人民的总理”之声誉留名青史。随着《纽约时报》去年年底前关于温总理家属聚敛巨额财富的揭露性报道问世,温家宝孜孜以求的“勤政清廉”形象遭受重创。3月4日一期的《法兰克福汇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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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imes | 两会手记 政协开幕:政治高调民间无感

中国的”两会”之一,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昨天在中国北京开幕了。这个并非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协商”机构的开幕会虽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的风光,但”换届之年”的光芒还是让它比往年更吸引眼球。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具象表现,往往会有些”墨守陈规”,就和昨天的政协开幕会流程一样。被推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的俞正声主持了会议,这位家世显赫的中共领导人在台上展现出了足够的自信。在他主政上海期间,坊间对其看法不一。上海市民因为工资涨幅的问题而感到不满,用一种豆类制品的名字称呼其人;但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和学者认为,综合上海市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负债水平,俞正声是一名合格的地方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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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5)——“请自觉放弃一切自由”

【年终专题】“尽量与审查赛跑,不断接力与审查赛跑的接力棒”……2025年度播客

【404文库】“至于划拨给了谁,调剂去了何方,答复中没有说明”(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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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立了这个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持续记录全国各地的无差别袭击案,并纪念和哀悼这些案件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