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和25日，两天内，在图伯特就有三位藏人——一位农民、一位僧人、一位牧人——自焚！ 24日是安多亚孜（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彭毛顿珠在夏琼寺自焚；25日是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桑德在阿坝县城自焚，安多碌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的才松杰在西仓寺自焚！ 从2009年至今，藏人在境内自焚109人，在境外自焚4人，总计113人！ 而2013年两个月不到，就有12位藏人自焚：1月3人，2月9人。 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实行连坐，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燃得更多。 107、彭毛顿珠（Phagmo Dhondup） 安多亚孜（今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藏族乡人，年约20岁。 2013年2月24日（藏历新年初十四，中国农历正月十五），晚上约9点半，彭毛顿珠在查甫乡夏琼寺中的辨经场点火自焚，重伤。他的家人闻讯赶至，立即驱车将他送往西宁市医院，这之后他的父母、兄弟等人情况不明，有消息指已被当局控制。 夏琼寺（格鲁派）。 这之前，青海省和化隆县的干部及公安到夏琼寺召集僧人开会，强调“爱国维稳”、“反对自焚”，并在寺院张贴“反自焚通告”，要求僧俗藏人欢庆藏历新年。同时，僧舍被搜查，供奉在大殿中央的尊者达赖喇嘛法像被没收。 彭毛顿珠自焚当日，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格鲁派名寺——夏琼寺依传统举行了年度祈愿大法会，并展示了酥油花。但他自焚时，因夏琼寺被安装的有摄像头等监控设备，现场目睹者担心被当局报复，未敢拍照。 彭毛顿珠是查甫藏族乡萨嘎贡瓦村农民，他的父亲叫夏吾，母亲叫卓玛，大哥叫夏吾才让。 据悉，他自焚前留下一份遗书，写着“西藏独立，西藏要自由，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 因暂无他的照片，以酥油供灯替代。 108、桑达（Sangdag） 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德普寺（萨迦派）僧人，年约19岁。 德普寺（萨迦派）。 2013年2月25日（藏历新年初十五），上午约10点，桑达在阿坝县城南路大街上点火自焚，并喊了口号，但口号内容暂不清楚。军警很快赶到现场，扑灭桑达身上火焰后将他带走，据悉先是带往阿坝县医院，然后又被转移，目前生死不明。 桑达是阿坝县河支乡独洼村人。家人情况暂不详。 桑达出家为僧的德普寺，全名叫德普格勒德佐林寺，位于阿坝县德格乡境内，是一座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萨迦派大寺。桑达是第一位自焚的萨迦派僧人。 因暂无他的照片，以酥油供灯替代。 才松加在西仓寺自焚现场。 109、才松加（Tsesong Kyab） 安多碌曲（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双岔乡牧民，27岁。 2013年2月25日（藏历新年初十五），下午约1点半，才松加在西仓寺经堂大殿外点火自焚，当场牺牲。其时，寺院正在举行祈请未来强巴佛的佛事仪轨。才松加与2012年12月8日在西仓寺自焚牺牲的白玛多杰是表兄弟。他也正是在表弟白玛多杰自焚之处自焚的。现场目睹者众，并冒死拍下自焚照片。虽有大批军警迅速到达，但藏人僧俗没有让军警抢走才松加的遗体，而是将他的遗体送往家中。 才松加是传统西仓十二部落之青科人，即今双岔乡青科村牧民，父亲名叫次仁顿珠，母亲名叫旦真措。 以下，是113位自焚藏人简况——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3年2月25日，在境内藏地有109位藏人自焚，在境外有4位流亡藏人自焚，共113位藏人自焚，包括15位女性，已知其中94人牺牲（境内92人，境外2人）。 目前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33位自焚藏人（境内31人，境外2人）专门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而每位自焚藏人，在自焚之时发出的心声是最响亮的遗言，包括“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祈愿尊者达赖喇嘛永久住世”、“西藏要自由”、“西藏独立”、“民族平等”等等。 1、自焚时间以及自焚地点： 2009年1起自焚： 2月27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第1起。 2011年14起自焚（境内藏地12起，境外2起）： 3月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1起。 8月1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 9月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 10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1起。 11月3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1起。在印度新德里1起、在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 12月1起——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昌都县1起。 2012年1-12月，86起自焚（境内藏地85起，境外1起）： 1月4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1起。 2月6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1起，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3月1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5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2起。并且，3月在印度新德里1起。 4月4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2起（注：这两起自焚迄今未被藏人行政中央承认，原因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2起。 5月3起——拉萨大昭寺前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1起。 6月4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2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1起。 7月2起——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1起。 8月7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6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府合作市1起。 9月2起——北京住建部门口1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1起。 10月10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那曲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5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2起。 11月28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9起、泽库县3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3起、若尔盖县2起；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1起；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比如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2起、夏河县3起、碌曲县3起。 12月5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1起、碌曲县1起；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1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1起。 2013年1-2月，12起自焚（境内藏地11起，境外1起）： 1月3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1起。 2月9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2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2起；尼泊尔加德满都1起；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2起；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1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1起。 2、自焚者籍贯（包括4位流亡藏人的籍贯，其中3位原籍在境内康地和安多，在以下记录之内；另一位出生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的，不在以下记录之内）： 按照图伯特传统地理：安多89人，康19人，嘉戎3人，羌塘1人，卫藏1人。而安多藏区中，安多阿坝自焚藏人最多，为31人；其次是安多拉卜让13人和安多热贡11人。 其籍贯按照今中国行政区划—— 四川省藏区54人：阿坝州阿坝县32人、壤塘县4人、马尔康县3人、若尔盖县5人、红原县1人；甘孜州甘孜县2人、道孚县3人、康定县2人、色达县2人； 青海省藏区25人：果洛州甘德县1人、班玛县1人；玉树州称多县2人、玉树县2人；海西州天峻县1人；黄南州同仁县11人、尖扎县1人、泽库县4人；海东地区循化县1人、海东地区化隆县1人； 甘肃省藏区25人：甘南州玛曲县1人、夏河县14人、合作市5人、碌曲县5人； 西藏自治区8人：昌都地区昌都县2人；日喀则地区聂拉木县1人；拉萨市当雄县1人；那曲地区比如县4人。 3、自焚者性别、年龄及身份： 男性98人，女性15人。 最年长的为64岁，最年轻的是16岁。 僧尼：3位朱古（Rinpoche，活佛），28位普通僧人，5位尼师。这当中大多为格鲁派僧人，1位原为噶举派僧人，3位是宁玛派僧尼，1位是萨迦派僧人；需要说明的是，在安多壤塘自焚的4位藏人，属觉囊派所在地区。 农牧民：58位。有些人曾有出家为僧的经历，但多人属被当局工作组驱除出寺，也有人属还俗离寺。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有一位是著名仁波切的外祖父。 其他：2位女中学生；4位男学生；4位在拉萨、康区或青海某地的打工者；3位生意人；1位网络作家；1位唐卡画师；1位出租车司机。1位退休干部。其中数人是儿女的父亲或母亲。 还有两位是流亡藏人，是社会活动人士。 4、自焚者状况： 113位自焚的境内、境外藏人中，已知94人牺牲（境内92人，境外2人），其中68人当场牺牲，23人被军警强行带走之后身亡，2人在印度新德里医院和尼泊尔加德满都医院重伤不治而亡，1人在寺院治疗六个多月后绝食牺牲。 另有15人被军警带走，其中7人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2012年5月、12月和2013年2月播的官方宣传片中有在医院治疗的镜头，但并未回到家中，更多情况不明，他们是： 2009年2月27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扎白； 2011年9月26日的格尔登寺僧人洛桑格桑（尕尔让）和洛桑贡确（贡确旦巴）； 2011年10月3日自焚的格尔登寺僧人格桑旺久（尕尔让旺修）； 2012年11月7日自焚的阿坝俄休寺僧人桑珠和多吉嘉； 2012年12月2日自焚的夏河牧民松底嘉。 还有7人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明。他们是： 2012年2月13日自焚的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洛桑嘉措； 2012年5月27日自焚的在拉萨打工的阿坝人达吉； 2012年6月27日自焚的玉树妇女德吉曲宗； 2012年9月29日自焚的昌都嘎玛区农民永仲； 2012年10月25日自焚的那曲比如小生意人丹增； 2012年11月26日自焚的色达学生旺嘉； 2013年2月25日自焚的阿坝德普寺僧人桑达。 还有1人，即2012年2月8日自焚的青海省玉树州称多县拉布寺僧人索南热央，据说他已回到称多县拉布乡的家中养伤，双腿被截肢，遭警方严密监控。 还有1人，即2013年2月24日自焚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县农民彭毛顿珠，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中被当局控制，目前情况不明。 两位境外的流亡藏人在自焚后获得救治，已伤愈。 但在境外即加德满都自焚的竹泽朱古，于2013年2月13日自焚，当晚牺牲于当地医院之后，至2月26日，他的遗体仍未被尼泊尔当局交给流亡藏人社会依照传统西藏葬俗处理。 两位境内藏人（甘孜寺僧人达瓦次仁和隆务寺僧人加央华旦）在自焚后，先是被藏人僧俗送到医院，后又从医院接回寺院，由藏人们自己照顾、救治，出于担心自焚者被军警从医院强行带走，一去不归。据悉，目前达瓦次仁在艰难恢复中，但落下残疾，生活困难。加央华旦本来在恢复中，但他决意赴死，绝食一周多，于自焚六个多月后牺牲。 5、自焚者名单： （1）109位境内自焚藏人： 2009年（1人）——扎白。 2011年（12人）——彭措，次旺诺布，洛桑格桑，洛桑贡确，格桑旺久，卡央，曲培，诺布占堆；丹增旺姆，达瓦次仁；班丹曲措，丁增朋措。 2012年（85人）——达尼，次成，索巴仁波切，洛桑嘉央，索南热央，仁增多杰，丹真曲宗，洛桑嘉措，丹曲桑波，朗卓，才让吉，仁钦，多杰，格贝，加央华旦，洛桑次成，索南达杰，洛桑西绕，其美班旦，丹巴达杰，朱古图登念扎，阿泽，曲帕嘉，索南，托杰才旦，达吉，日玖，旦正塔，丹增克珠，阿旺诺培，德吉曲宗，次旺多杰，洛桑洛增，洛桑次成，卓尕措，角巴，隆多，扎西，洛桑格桑，旦木曲，巴桑拉毛，永仲，古珠，桑吉坚措，丹增多杰，拉莫嘉，顿珠，多杰仁钦，才博，丹增，拉毛才旦，图旺嘉，多吉楞珠，丹珍措，多吉，桑珠，多吉嘉，才加，格桑金巴，贡保才让，宁尕扎西，宁吉本，卡本加，当增卓玛，久毛吉，桑德才让，旺青诺布，才让东周，鲁布嘉，丹知杰，达政，桑杰卓玛，旺嘉，关曲才让，贡保才让，格桑杰，桑杰扎西，万代科，才让南加，贡确杰，松底嘉，洛桑格登，白玛多杰，贡确佩杰，班钦吉。 2013年（11人）——才让扎西，珠确，贡去乎杰布，洛桑朗杰，珠岗卡，南拉才，仁青，索南达杰，彭毛顿珠，桑达，才松杰。 （2）4位流亡自焚藏人： 2011年（2人）——西绕次多，博楚。 2012年（1人）——江白益西。 2013年（1人）——竹泽。 （另，还有1998年自焚牺牲的图丹欧珠，2006年自焚受伤的拉巴次仁。） 补充： 4位自焚未成的藏人是成列、多吉热丹、卓玛杰、久谢杰。其中多吉热丹、久谢杰身亡。 ——唯色记录。

记者 周群 陈宝成 “我愿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向因我告发而冤死的母亲忏悔、道歉；我愿意做一个反面教材，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数年来，当年的红卫兵，年近六旬的张红兵一直在努力，试图将在文革中遇害的母亲方忠谋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 这是他自己的忏悔与反思，同时他也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记住“文革”期间的残酷真相。 　　为此，张红兵打了一系列的官司。最新的一场官司于2013年2月20日在安徽省蚌埠市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张红兵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固镇县法院的一审判决。该判决维持了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下称固镇县文广局）作出的一个决定，该决定认定方忠谋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条件。 　　1926年出生的方忠谋,曾是解放军卫生员，专业后曾任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1970年2月13日晚，她因支持刘少奇、毁坏毛泽东画像等言行，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方忠谋被平反，宣告无罪。 　　当年的红卫兵张红兵后来成为一名律师。从2009年开始，他为母亲方忠谋墓走上了诉讼之路。 　　“我愿意把这件事情向社会公众公开，原原本本地公开，让大家品头品足。目的是让人们了解文化大革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夫妻成仇、兄弟姊妹反目，母子相残这段文革的事实真相。”张红兵如是说。 “大义灭亲” 　　“我从小在学校里受教育，喝的都是狼奶。”张红兵说。 　　现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张红兵，原名张铁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十多岁的张红兵被特批为红卫兵，是县里的典型。1966年，他自己改名为“张红兵”。他父亲张月升，当时是固镇县卫生科科长、党总支书记，在“文革”一开始即被打倒，成为固镇县里卫生系统的头号“走资派”。 　　据张红兵回忆，“文革”刚开始的两年，张月升被批斗最多，方忠谋也被“陪斗”，张红兵本人还写过批判自己父亲的大字报。 　　到1970年，对张月升的批斗逐渐冷却，但他的妻子方忠谋却“遭了罪”。由于被固镇县医院造反派认为是出身地主家庭，有“国民党特务”嫌疑，方忠谋被隔离审查很久后，才允许回家。 　　方忠谋返家后依然要被家人批斗。当时，遵照毛泽东的倡导，家庭辩论、家庭批斗是常见现象。张红兵回忆说，当时主要是他这个16岁的中学红卫兵在斗母亲，父亲和其他家人则说话不多。 　　更大的悲剧始于在1970年2月13日晚。方忠谋当晚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话。当时“一颗红心”的张红兵马上意识到这是“现行反革命”，张月升则让方忠谋把自己说的话写下，然后拿着字条出去报案。 　　张红兵甚至担心父亲没有真去报案，又写了个纸条，和自己的红卫兵胸章放在一起，塞在同住一大院的“固镇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家的门缝里。 　　张红兵记得，当晚方忠谋将卧室里的毛主席画像等烧毁，张月升发现后喊“打反革命分子”。当晚，军代表赶到张红兵家中，将方忠谋押走。 　　方忠谋被抓走后，张月升和张红兵等人也被要求写材料，这些材料后都被作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的最后写道，应“判处现行反革命方忠谋死刑，立即执行”。张红兵后来说：“我当然知道后果，按照当时的《公安六条》，肯定是这个结果。” 　　所谓“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共六条，1979年2月17日被中共中央宣布撤销。 　　1970年4月8日，张月升与方忠谋离婚。同一天，方忠谋被固镇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判处死刑。三天后，方忠谋被执行枪决。这年春天，张红兵的事迹被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在县里教育革命展览中展出。 平反和反思 　　方忠谋被执行死刑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当时根红苗正的人或是进了工厂，或是升学，或是进部队当兵，‘黑五类’子女只能去农村。” 张红兵告诉财新记者。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已经和张红兵断绝关系的姨母主动找到他，提出要给方忠谋平反。 　　此时，张红兵已经返城成为一名工人。他说，那时的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后张红兵写了方忠谋案件的申诉材料，向各级法院申诉。 　　1980年，固镇县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同年7月，安徽宿县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关于方忠谋现行反革命一案的批复》，明确指出“此案是一冤案，应予以平反昭雪”。 　　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在确认方忠谋遗骸掩埋地的大致位置后，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这块土地，并建起一座土坟，作为方忠谋的永久性墓地。 　　张红兵告诉财新记者，多年来他一直在痛苦煎熬，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往事，常常让他从睡梦中哭醒。他先后当过工人，当过司法局的公务员，后来做了律师，曾在安徽、广州和北京执业。 　　1993年，他发现1992年出版的《固镇县志》将其母亲的案例收录，其中一些事实有出入。张红兵多次联系固镇县政府、固镇县法院和中国城市出版社要求纠正，一直未收到回复。 　　时隔16年，也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期快届满前的2009年，张红兵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固镇县志》所刊载的《〈方忠谋“现行反革命案”复查平反〉案例》涉嫌侵害名誉权，但因管辖权问题未被受理。固镇县志续修编纂委员会则答应在第二轮《固镇县志》修编中予以修改。 　　张红兵表示，起初他并不愿让社会公众知道这件事，但2009年他在网上发现，对早已被否定的文革，竟有人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已近耳顺之年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向公众表明态度，“用现身说法来批驳那些无知、别有用心的谬论，用维权个案来对抗对文革的群体性遗忘”。 　　2010年，张红兵遇到了更加实际的问题。当地一居民在方忠谋墓地附近建造房屋，堵住了通往墓地的通道。经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该房屋被认定为非法建筑，须自行拆除，但该户一直未履行，相关部门也未予强拆。为此张红兵曾向政府申请过行政复议，还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 　　在官司对抗中，固镇县政府方面的人士还提出，方忠谋的墓也是有问题的。根据《安徽省殡葬管理办法》，“禁止在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以及水库、河流堤坝两侧建造坟墓。上述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因此，方忠谋墓不在保留范围。 文物认定争议 　　张红兵产生了将方忠谋墓申请认定为省级文物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使墓地得到保护，又是“文革”历史的一个见证。 　　2013年2月20日的庭审，已经是他第三次和固镇县文广局在公堂见面。 　　张红兵于2011年8月分别向安徽省文物局、固镇县文广局提交《关于将方忠谋墓地（遇难地）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请书》，称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徽省内重大历史事件，是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一处现代重要史迹。请求把方忠谋墓地（遇难地）列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作为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登记，依法将其确定为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固镇县文物管理局（隶属于固镇县文广局，下称固镇县文物局）于当年9月作出回复，称方忠谋墓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 　　张红兵不服该认定决定，向蚌埠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蚌埠市文广局维持了固镇县文物局的认定。 　　之后，张红兵向固镇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固镇县文物局关于方忠谋墓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认定决定，并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对此事做出决定。 　　2012年5月，固镇县法院认定，“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没有证据证明其通过听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故固镇县文化广电体育新闻出版局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判决撤销固镇文广局的决定。 　　上述判决生效后，当年5月，张红兵再次向固镇县文广局提出文物认定申请。同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了听证会。 　　张红兵在听证会上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倡导家庭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直接导致他告发、批斗自己的母亲，并将她送上刑场被枪决。应当汲取历史教训，避免这种灭绝人性的悲剧重演，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反面教员”，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用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和相关受害者忏悔。 　　2012年8月，蚌埠市固镇县文广局回复称，经再次实地调查和专门研究，对照相关法律法规，认定方忠谋墓不具备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条件，不能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张红兵不服，于2012年9月向固镇县法院再次起诉固镇文广局，但之后败诉。张红兵于同年12月向蚌埠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2013年2月20日，该案二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持续了约两小时，张红兵和被上诉方代理律师参加了庭审，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法庭中，双方就方忠谋是否属于历史人物，其墓地（遇难地）是否为能够反映具有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史迹，是否具有史料价值、重要教育意义等方面进行辩论。 　　固镇县文广局的代理律师表示，“文革”中像方忠谋这样遭遇的类似案件众多，所以她的墓地也不具备典型性和历史价值。他们认为，张红兵由于自己的特殊经历对方忠谋墓有自己的观点，但毕竟只是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们指出，方忠谋墓捧坟于1982年，在1949年之后，不属于近现代文物。 　　张红兵表示，方忠谋案件是否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而不是由现在的固镇县文广局说了算。他指出，方忠谋案件在1980年安徽省高级法院《安徽司法简报》、《固镇县志》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另外， 1949年之后的墓不属于近现代文物的说法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拒绝遗忘 　　民间学者丁东认为，张红兵的努力，只是民间拒绝遗忘“文革”记忆的典型之一。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应对那场动荡心怀警惕。应超越该案中的文物认定的法律争议，上升到历史的维度来进行更全面的认识。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5年后，1981年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了定性：“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但长期研究“文革”的人们发现，对“文革”的主流看法，后来多有变迁。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否定“文革”一直在主流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当时谁为“文革”招魂，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之后更多的是低调和淡化处理。1996年是“文革”爆发30周年。当时民间对“文革”的反思，已开始受到掣肘，至少是不受鼓励。此后传媒对“文革”有意无意地回避，“躲躲闪闪，避重就轻”。 　　民间反思“文革”的呼声与行动虽规模有限，但一直持续至今。1986年，巴金在《随想录·“文革”博物馆》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思，但这个设想至今未实现。 　　巴金的四川老乡，地产商人和收藏家樊建川，试图把上述“呼吁”付诸实践。他奔波数载，耗资数千万，于2005年打造了“文革艺术品陈列馆”。同年，位于广东汕头澄海区莲上镇塔山风景区的文革博物馆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兴建的文革博物馆。 　　在与四川毗邻的重庆，官方为保存“文革”记忆也有所作为。1968年重庆“文革”武斗的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市区20余处。随着岁月变迁，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丁东指出，判断一个物件是否属于文物，不能仅仅从时间上划界，还要考察其是否具备特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例如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安徽小岗村十八个手印的文书。 　　据丁东研究，“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因思想和言论问题而被判处死刑者估计不超过千人，方忠谋这样的个案具有典型意义，但更多的类似的个案还没有进入公共视野。 　　应该认真对待“文革”历史，民间保护“文革”记忆的努力，理应受到官方的善待。■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2-22/100493286_all.html#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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