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郊区一片破败的街区，主要的建筑物是一栋12层的白色办公楼。这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的网络作战队伍的一座基地。...

他们说中国将未富先老。你可能得再加上一句：增长速度再快一些，它就会噎死。...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先省份，近年遇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广东近年被迫进行产业转型，但并不成功。有专家认为，这显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靠低端产业难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加工出口，广东省是这一增长模式的领先指标。香港《明报》日前报道说，中国农民工春节之后是否回来工作，最近成为广东各企业关注的焦点，而面对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广东如何应对，将预示着全国经济改革的方向。 报道引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说，2012年，中国全国劳动人口下降三百多万，预计未来七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会减少三千万人。广东省某政府部门的黄先生表示，外来人口一直是广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过去两三年，外来劳动力持续下降，已经对广东既有经济模式构成了很大压力。 “现在农民工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比如在长江三角洲或者在家乡也可以找到工作。另外就是，广东打工的工资比其他地方高不了多少，那他们当然宁愿在当地找工作了。” 黄先生透露，劳动力减少的另一个结果是工资上升。由于加工出口企业利润率低，许多企业开始向外迁移。 “企业外移明显，一个是向内地迁移，一个是向东南亚迁。” 居住在广东社会学者刘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目前广东遇到的问题是正常和必然的趋势。广东普通工人工资和内地的差距不断减小，是广东缺乏劳工的主要原因。 “比如2004年，四川最高的最低工资是280元，广东是680元，广东比四川高一点五倍，2013年现在四川是1050元，广东1550元，差距只有百分之四十多。而且，广东物价比四川高很多，刨除生活费之后，在四川打工最后剩下的钱可能比在广东还多。” 刘先生解释说，除了工资差距减小之外，其他因素也影响劳动力流向，比如户籍歧视、子女教育、家庭团聚和社保问题等。他认为，如果加上这些因素，目前广东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内地省份劳工的优势。事实上，类似的问题不只在广东存在。近年春节过后，山东青岛某大型企业高管，为迎接员工回厂上工，在门口列队鞠躬，这种过去罕见的现象引起了大陆媒体热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预测，促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将在三五年后消失，届时中国经济增长必须另寻动力。香港媒体有报道说，五年前北京派汪洋主管广东，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使广东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经济增长寻找另外出路。 广东官员黄先生表示，汪洋主政广东期间确实提出了许多政策，但实施起来并不太成功。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不是笼子腾出来鸟就进来了，它有很多配套，包括基础设施，包括政策，包括人文环境。人文这个东西看不到但非常重要，涉及吸引高科技，和人才引进。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 刘先生认为，产业升级换代无法单靠引进，中国人文环境的改善不可能靠一省一地政策的改变而达成。 “因为升级换代涉及到新产业，新产业不是单靠引进，要本地培养。这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包括人才户籍，包括金融支持和税收支持等一系列政策，这些都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说了算的。再加上广东的软环境，比如科研能力一向比江浙更弱，所以广东后劲不足，有这个问题。” 香港有媒体认为，现在胡春华主政广东，将延续汪洋的经济政策，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无法配套，阻碍了广东省的经济转型。报道质疑，广东无论在财力和改革意识方面都领先其他省份，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广东转型都没有成功，如果没有体制方面的改革，全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令人担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导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日前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做了最新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其中，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

　　中国每年一度的春节人口大规模流动，给了客居大城市者观察家乡(一般为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机会。如果将全国各地的回乡见闻汇聚起来，可以形成对中国现状整体上的感性认识。当然，这种短时间的观察和交流可能流于表面或片面，但仍然是窥视中国真相的一个宝贵窗口。 　　笔者综合全国各地的春节回乡见闻，来自诸多朋友以及网友，也有本人的家乡感受，得出一些初步的个人主观判断，但区别于正式的调查和研究。 　　最直观的判断是，三四线城市(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部分发达城市之外的所有地区级市和县城)的房产购买热潮已渐熄灭。有相当部分城市的商品房滞销，这些城市的政府与国有部门人员，大部分拥有多套相当于特供的住房(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单位住宅)，也有富人或动迁户大量投资住房的现象，这形成供给过剩和空置现象，虽然很多农村人口在城市置业，但这个过程已经放慢，显然需求高潮已过，空置住宅需要长期消化。在一线城市，还有大量刚需存在，但因房价过高而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大约有1/3左右属于投资并推动了价格上涨，形成了真实居住需求与供给间的断裂，积累泡沫。 　　经历缓慢的增长之后，汽车消费迎来了高潮。在三四线城市，私人购车已相当普及并在加速，汽车正在取代地产成为新的消费点。如果说住房是必需的话，汽车消费还有“面子”因素推动。三四线城市旧城区道路规划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自行车时代，完全不能适应汽车运行，因此交通反而比大城市更加堵塞。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市都规划和建设了宽阔的新城区，拥堵主要发生在旧城区。行驶成本低的新能源汽车适合在小城市使用，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引导和迎合这种需求。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在未来几年可能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石油供给、环境治理以及保护耕地带来挑战。 　　子女教育是与住房、汽车消费并列的三大消费之一，这也是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县城、县城去市区等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由于大规模并校，农村学生上学成本上涨(午餐费和校车费)，且教育质量非常低，大部分有钱人都为孩子寻找最好的学校，学区房和借读费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读书无用论”也大有市场，因为大学生就业困难，也找不到好工作，工资收入甚至可能低于农民工和小经营者。对于教育的两极态度或许表明中国的教育质量、经济结构都存在问题。 　　住房和汽车等消费使得人们日常生活品消费能力大幅降低，因为前者吸收了大部分收入和储蓄，甚至透支未来，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们的省吃俭用，只有在节假日或家庭重要活动时才会有“面子消费”。不幸的是，三四线城市由于需求不足导致商品周转比较慢，大部分品牌商品价格远高于大城市和电商，最近几年人工和租金的上涨助推了这一趋势。因此，这些城市除了有特色的餐饮业比较繁荣之外，其他商业与服务业并不发达，为了压低商品价格，三四线城市的商品“去品牌化”(山寨货多)，质量较低。 　　考虑到住宅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满足，而汽车也逐渐普及，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增长并使国民收入持续增加，中国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消费能力将逐步增加和释放，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等也将成为消费的新增长点。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依靠国民消费拉动的经济体，而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但是，笔者对转型能否成功持悲观态度。因为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都不具有优势产业，经济增长几乎都是依靠建设新城、基础设施、地产开发等投资拉动，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正如前所言，中国的地产业开发正随着需求减少而降温，这又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进而削弱政府的投资能力。目前，大部分三四线城市政府背负巨额债务，由于基础设施与新城建设基本完成，这表明政府投资将要面临既无需求、也没能力的困境。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投资拉动从供需双方看，均已动力衰竭。 　　这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工资大幅上涨发生在2008年后，这不是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结果，除了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之外，主要是货币放水的功劳。即为了应对国际危机，中国政府依靠信贷大规模投资吸收过剩产能，并导致劳动力供应紧张，尽管随后开始执行收缩计划，但货币政策已经被展开的政府投资“绑架”，必须渐进的以“软着陆”方式退出。 　　中国很难继续依靠债务和投资推动增长了。因为中国的产能和基础设施已经全面过剩(部分城市在投资地铁)，而地产业的市场空间也在收窄。尽管政府致力于有名无实的收入分配改革，但没有经济增长，何谈收入分配的调整。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投资拉动经济，必然会制造通胀、更大的地产泡沫(人们依然会将购房作为保值储备)，以及债务(金融)危机。庞大的政府隐性债务、民间愈加混乱的集资、房地产泡沫等几乎是大多数城市的现状，政府是否有勇气、有能力让经济软着陆还是一个疑问。 　　一个被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各地过去数年造新城(包括开发区)运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之一，由于政府将权力部门向新区搬迁，也带来大规模的公共设施配置与资源的转移。这个过程提供了大量以建筑为主的就业岗位(短工性质)以及各种衍生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新城占用大量耕地以及住房拆迁，让郊区农民得到占用(拆迁)费暴富。但是，这种增长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一次性的。一旦完成建设周期，将没有其他产业替代来提供就业。 　　更让人忧虑的是，“造城运动”人为地制造了两个世界——破落的老区和现代化的新区。尽管老区暂时保留着商业的繁荣，但随着公共优势资源向新城转移，老区将逐步沦落为“贫民窑”，甚至荒芜。而那些到处圈占的开发区最终也可能被遗弃。这是因为，中国近些年制造业成本的上涨，让污染严重且能偷工减料的小作坊和小工厂有了低成本生存的空间，这些企业大都是三四线城市开发区的客户，也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工业支柱。毫无疑问，广泛的污染存在于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大部分人的回乡见闻中，普遍惊骇的是癌症患者急剧增加，这显然与污染有关，医疗费用的大幅增加将使得增长变得没有意义。中国必须逐步关闭这些早该淘汰的重污染企业，否则经济转型与环境治理根本无从谈起，这将对三四线城市的经济造成打击。 　　笔者并不理解目前政府力推“城镇化”的目的，农民入城是已经启动的缓慢进程，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一个个被弃置的“老城”，农民实际上最有可能成为老区的新主人。笔者认为目前不宜让农民“并村上楼”，因为有能力的家庭均倾向于到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多的城市置业，即使在农村也大部分盖了新楼房，“并村上楼”不仅浪费资源，假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尤其是以基础设施与地产投资为主的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和市场萧条，意味着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消失。这时候农民大规模聚集于社区，而不是分散在与耕地临近的村庄，并生活在熟悉的社会关系中，那么，“贫民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应该重点关注的是“漂泊者”，即大量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工业区打工的产业工人，以及在大城市就业的异乡人。他们以具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年青人为主，既不愿返乡，而相对于高房价的低收入水平和户籍制度又不能让其扎根城市，成为进退两难的一群。尽管家乡拥有较低的房价和暂时吸引人的收入水平，能够实现买房买车的愿望，但文明程度较低，让这些人更愿留在大城市。这些人在春节期间很容易被家乡发达起来的人看作失败者。 　　羡慕大学生留在大城市有体面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很多家乡人在财富方面已经追赶上来，甚至生活可能比大城市的中产阶级还舒服。在过去数年，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缓慢上涨的工资赶不上房价和物价的涨幅，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可能还不如农民工收入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回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城市的服务业价格将因人工和租金而持续上涨，中产阶级的日子并不好过。富人则在为移民忙碌，似乎他们比底层民众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悲观。 　　当人们为家乡的一些进步而感到惊讶的时候，家乡那些原有的暗淡的部分并没有消失，而且仍然占相当比例。在农村，大部分家庭仍然处于贫穷的状态，只有那些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才变得繁荣，西部农民的贫穷更加普遍，那里似乎是被遗忘的世界。而在城市，很多低收入家庭在过去十数年并没有享受经济增长的红利，但承受了通胀，这意味着贫富差距在原本较为平均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也开始加大。 　　春节社交放大了中国人正在蔓延的某些“品性”，比如攀比、势利以及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人们都在不择手段的努力赚钱，并视贫穷为失败，社会关系变得令人恶心的势利，权力和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炫耀和攀比风气对很多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迫，刺激他们对社会不公与歧视产生愤怒，其破坏力随时可能被某些群体性事件所点燃和释放。令人震惊的是，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似乎对发动一次打击贪官、黑社会以及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的“文革运动”感兴趣，从谈话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肃清这些人产生的革命快感。 　　在最广阔的三四线城市与农村，人们已经普遍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种种不公，并遵循各类“潜规则”生存。因为最近几年卖苦力的底层民众收入快速增长，这种乐观的情绪冲淡了政府腐败与社会不公带来的愤怒。即使自身遭遇不公正的对待，大部分人也会以没有社会关系或能力不够而自认倒霉。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很容易给人一种幻觉，即具有公民意识的人在中国很多，事实上，除了发达城市有少部分以青年人为主追求公民权利的人之外，中国绝大部分国民仍然是传统社会的臣民。 　　有理由担心，一旦经济增长的速度慢下来，贫富差距将急速放大。当普通人失去希望的时候，腐败、法治不彰、阶层仇恨、社会不公、价值混乱等问题就酝酿政治与社会危机。因此，在经济可能无法持续高速增长的现实面前，中国最紧迫的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让人人权利平等，遵守法律与规则，让中国人活的有尊严、有灵魂、有信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唯利是图、以邻为壑、弱肉强食，像是未走入现代文明的“野蛮人”。

当地环保局下发的通知 图片来源于网络 网易财经2月18日讯...

一条由公关公司、门户网站中高层联手操纵的灰色产业链曝光。...

教育革命 KEITH BRADSHER 报道 2013年02月18日 Chang W. Lee/The New York Times 2006年，吴曹英在父亲监督下学习英语。她现在是大二学生。  中国罕井镇——在他生命中的每个工作日里，吴业兵几乎都要下到煤井里去，为了每月500美元（约合3115元人民币）的收入，在不见天日的坑道里那令人窒息的烟尘之中，费力地端起电钻，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供他女儿上学。 在苹果成熟的5月和6月里，他的妻子曹渭平每天在果园里从日出辛苦工作到日落。她每天挣12美元，工作是把树上的约3000个新鲜苹果逐个包裹在塑料袋里，使它们免受昆虫危害。一年里的其他时间，她兼职做商店店员，每天挣几美元，全部都用于他们女儿的教育费用。 按图放大 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业兵和曹渭平夫妇不确定他们的付出会有汇报，尤其是上大学的女儿现在想辍学。 按图放大 Forbes Conra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业兵在家门外。对于中国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每年的高等教育花销，相当于他们6-15个月的工资。 按图放大 Ryan Py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曹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业。这名19岁的大二学生说，她所在的专科院校，去年春季毕业的学生有50%-60%还没找到工作。 中国西部的许多家庭为让自己家孩子上学而做出牺牲，为子女的大学教育攒钱，希望能迈向更好的生活。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低收入农民，正忍受着无可比拟的沉重经济负担，只为努力让他们的孩子能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 然而，大学学位已经不能再保证一份高薪工作，因为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在过去十年里翻了两番。 吴业兵和曹渭平在中国西部的小村庄里长大，他们成为了到处寻找较好报酬的民工，在精打细算中度过一辈子。在将近20年里，他们住在一座200平方英尺（约合19平方米）的拥挤而漏风的房子里，头上是茅草屋顶。他们从未拥有过一辆车。他们从不度假，也从未见过大海。为了节省公交车费和送礼钱，也为吴业兵能够在煤矿里挣到额外的假日加班费，他们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回老家的村庄过年。尽管他们非常节俭，却基本上没有退休储蓄。 多亏这些付出，他们19岁的女儿吴曹英现在成了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她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数千万大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他们父母在小时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尽管吴曹英的父母如此努力地工作，他们却不敢保证这笔钱够用。他们的女儿对于继续上学感到很矛盾，因为学费和食宿费用加起来超过了他父母年收入总和的一半。作为一名成绩中等略微偏上的学生，她想要辍学，去找份工作挣钱。 “每次我女儿打电话回家，她都会说，‘我不想继续上学了，’” 曹渭平说。“我会说，‘你得继续学下去，我们老了之后得靠你照顾’，她就说，‘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不愿去想所有这些责任。’” 吴曹英梦想着在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知道许多毕业生都最终失业。“我想自己或许能开一家小公司，”她说，但她承认缺乏这方面的资金和经验。 对于中国的农村父母来说，每一年的高等教育要花费6到15个月的劳动所得，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拿到奖学金或其他政府财政补贴很不容易。在美国，私立大学平均每年所需费用，差不多等同于一年的平均工资，而州内公立大学的开销相当于6个月的收入，但是获得财政补贴往往比在中国要容易一些。此外，一个每年拿出一半收入供一名孩子上大学的美国家庭，其另一半收入所具有的购买力比一个年收入少于5000美元的中国农村家庭要强。 压在中国父母身上的重担不仅仅是大学的开销，他们还面对着送他们的孩子进入小学、初中和高中所需的费用。许多家长还聘请了家教，令他们的孩子可以在高考中拿到足够高的分数。在孩子的学费上大力投资的美国家庭，在他们晚年时可以依赖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社会安全福利(Social Security)和其他社会福利项目生活。而中国公民把他们所有储蓄都压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如果子女在毕业时不能找到工作，他们也就没有太多其他的出路了。 《纽约时报》已经追踪报道了吴曹英的家庭7年，她的经历是一个窗口，令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各地家庭所面对的扩大的教育机会和资金障碍。 她父母为女儿受教育所做的付出，揭示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制造大学毕业生的速度如何远远地超过了美国。现在每年有800万中国人从高等教育机构拿到学位。 但高额的教育开销，正巧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近期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飙升的时刻。像吴曹英这样的年轻人，是否在毕业时是否能够找到一份足以养活自己，甚至是一家人的工作？这个问题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考验中国保持高经济增长速度并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离开村庄 古老的村庄木竹坝村位于深处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在北京西南900英里（约合1448公里）处。村庄处在一座陡峭的山上。那里树木茂盛，俯瞰着一个险峻的山谷。在谷底的小溪旁，有稀稀拉拉的几英亩平地，直到最近，还被分做花园大小的耕地，种植稻米、玉米和蔬菜。 村民们是靠种地糊口的庄稼人。除了年幼的孩子，每个成年人都从早劳作到晚。他们种植、除草、手工浇水，并收割稻米、玉米和蔬菜来养活自己。在山谷弯曲上升的地方，他们也建造了并维护着三英尺（约合0.91米）宽的梯田。梯田的上方是高耸入云、覆盖着森林的山峰。 无休无止的劳动使人极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曹渭平现在39岁。她在村里读小学一二年级时学认了一些字。但是，三年级以上就得去山谷另一端的一个大村子上学，要走七英里的路，于是曹渭平在三年级就辍学了。 曹渭平的丈夫现年43岁。他在山另一边一个同样贫困的村子里长大，完全没有上过学。 他们很早就结婚了。曹渭平生吴曹英时，才刚满20岁。夫妇二人每月仅挣25美元。吴曹英蹒跚学步时，父母开始担心，如果她每天也得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的话，她难免会辍学。所以，就像过去20年里几亿中国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决定离开老家和亲戚。 曹渭平说，“村里所有父母都想让孩子上大学，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吴曹英读中学时，对于木竹坝山区清澈空气的记忆就很模糊了。她家搬到了陕北平原上的采煤镇罕井，在他们老家东北近300英里处。 挖煤工的女儿 吴业兵自己动手，修建了自家的一室一厅砖房。他们买了第一台小冰箱，一个煤炉，一台二手立体声收录机，还给客厅和卧室各安了一个电灯泡。 这座房子位于该镇远郊。穿过一条两车道的铺面道路，就是吴业兵工作的小煤矿。在那里，他学会在地下很深处的狭窄空间里，肩上扛着一个45磅（约合20公斤）重的电钻工作。他工作时间很长，回家时一身煤灰。那时他一个月赚近200美元，有更多的钱供女儿上学。在家里的卧室（墙上贴着演员章子怡的挂历张贴画，以改善保暖），曹渭平细心存放着女儿的全部试卷。吴曹英在读初一，村里学校教的几何和代数，比美国多数七年级学生学的都更难一些。她还在学习地理、历史和科学，作业本上的字迹很优美。 但是英语是个问题。这门科目越来越重要，想要读稍微像样的大学，就得学好英语。 村里曾有一名英语老师。吴曹英从四年级开始学英语。但是后来老师离开了，所以她在五年级和六年级都无法学英语。 到了初一，吴曹英又开始学英语了。但是她妈妈很担心，开始给孩子聘请代课教师充当英语家教。 曹渭平说，她相信这样就能帮助女儿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们要是没来这儿，她就会待在家里，帮忙砍柴做饭。” 但是他们的财政牺牲才刚刚开始。 吴曹英上了高中，就去离家两英里的公办寄宿学校上学。中国许多高中都是寄宿学校。这种安排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向家长收很多钱。学费是每学期165美元，伙食费每星期8美元。书本、补课和考试都要额外收费。 寄宿学校 吴曹英和其他七个女孩子住在一间窄小的宿舍里，睡的是双层床。她比别人穿的好。她穿着一件蓝色修身外套，是过年时妈妈给的。 她每天早上5:30起床学习，7:30吃早餐，8:30到12:30，下午1:30到5:30，晚上7:30到10:30都在上课。学校偶尔放映爱国电影作为娱乐。周六和周日的部分时间，她也要学习。但是她也参加了一个探望老人的志愿团体。在美国，这种社会工作可能有助于申请大学，在中国却不会。中国最重要的是全国高考。 吴业兵已经不在街对面的煤矿上工作了，由于安监员的关注和煤层枯竭的双重影响，那座煤矿已经被关闭了。他再次成为了一名民工，在北部荒漠的一个煤矿找到一份工作，从他家到那里需要坐13个小时的火车。吴业兵最多要连续上30天的班，每天工作10个小时。新煤矿的安全标准更低；每年，煤矿事故都要导致数以千计的中国挖煤工丧生，并使更多挖煤工致残。 然而，新工作让吴业兵的收入翻了一番，每两个月，他带着收入回家一次，交给他的妻子来支付女儿的教育费用。 他们主要担忧的是女儿的学习表现；他们认为，女儿学得不够刻苦。“她喜欢和男孩子说话，尽管她没有男朋友。” 曹渭平说。 在班里40个学生中，她女儿的成绩排名第16位，还算不错，不过在他们眼中仍然不够优秀。然而，当吴曹英周末回家时，夫妇俩对无法帮助女儿感到绝望。“我们只受过小学教育。我们不太知道她在学些什么，” 曹渭平承认道。 几年前的一天，就在女儿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吴业兵坐在家里说，他对女儿的表现失望透了，以至于他并不介意女儿辍学，之后坐上30个小时的火车，前往沿海的广东省，在那里的某家工厂找份流水线工作。 农村青年面临的不利因素 2011年春季，在吴曹英迎接全国高考之际，她面临着极大的不利因素，其结果是她的父母将迎来沉重的代价。 在中国，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支付的学费，一直比来自富裕城市家庭的同龄人要高得多。而据教育财务专家表示，前者就读的学校要差得多。 原因在于，没有几个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获得高分。所以，他们被排挤到了质量较差的学校，这些学校得到的政府补贴最少。 结果，高等教育正迅速丧失其作为中国社会平衡器和安全阀的作用，这个安全阀本可以让贫穷但有天分的年轻人有机会脱贫。“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倾向于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中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继平说。 中国的一流四年制本科院校顶住了扩招的压力。所以现在大约有半数大学生就读于数量不断增多、但声望较低的三年制专科院校。 这些专科院校类似于美国的社区大学，不过，它们提供更加专业的职业培训，而较少提供一般知识课程，比如历史或文学。 专科院校附属于省级或地方政府，或者由民营企业经营，它们收取的学费最高可达一流本科院校的两倍，后者由中央政府拥有和运行，并得到中央政府的大量补贴。尽管专科院校收费高昂，但它们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教学费用比本科院校要少得多，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补贴。 尽管中央政府向四年制本科院校的学生提供范围广泛、按需给予的助学金和贷款，但专科院校的学生几乎无法获得任何资助来帮着承担更高的学费，尽管后者更有可能来自穷困或者农村家庭。中国教育部透露，去年，专科院校中有80%的学生是家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高考严重偏袒富裕的城市考生。集中分布在北京和上海的一流本科院校优先考虑当地的中学生，针对本地生的考分标准低于外地考生。农村学生必须获得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录取。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高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考核学生在一门外语（通常是英语）上的能力。像吴曹英所在的那种农村学校，就连找到英语教师都不容易。 中国最富盛名的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富裕家庭，去年夏天，研究人员不得不暂停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对撰文叙述家乡变化的学生提供二等座火车票。学生们开始拒绝写文章，因为他们对二等座不感兴趣，而更喜欢价格更高的新型高速列车车票。 对于来自相对贫困的家庭的吴曹英来说，进入一流大学的挑战将被证明实在太大了。 大城市的学生 吴曹英通过了高考，然而仅仅是勉强通过而已。 满分750，她得了300，比大专线280略高一点，远低于进入中国最好的四年制本科院校所需的600多分。就这样，她进入了陕西省会西安市的一所专科学校。 考试中拖她后腿的科目是英语。相比之下，她的语文等科目表现良好。 她介绍说，罕井镇上的小学如今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并表示，希望下一代在高考中表现更好。 吴曹英一直在尝试借助好成绩实现专升本，但迄今尚未成功。那所四年制本科院校与她的学校有关联，学费低25%。 中国政府对专科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不过发放标准主要基于学习成绩，而不是财务需要。最优秀的学生往往来自更富裕的家庭，在其成长过程中得到家庭更多的学业帮助。他们获得的奖学金最多能负担四分之三的食宿费。 像吴曹英这样的普通学生得负担全部费用，为此常常听到父母的抱怨。曹渭平说，“我跟女儿讲，要更努力地学习，这样就能减少学费了。” 但是，吴曹英几乎花了所有时间来学习。她说自己还没有男友。“我的一些朋友有男友，然后时间全花在了吵架上。太麻烦了。” 对吴曹英及其家人而言，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是个大问题。她选择的专业是物流学，学习如何配送货物。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从商场转向网上购物，该产业不断增长。 但是，这个专业也是她所在学校最热门的专业，这可能意味着将来该领域的人才将供过于求。这一前景令人警醒，目前，由于工厂岗位比办公室岗位更为充足，中国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是那些仅读过小学的同龄人的四倍。 吴曹英了解这些不利因素。她说，去年春天从她所在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50%到60%的人还没找到工作。” 曹渭平已经在担心了。他们在废弃煤矿马路对面的家，在大风和刺鼻污染的侵蚀下，已变得愈发破旧，而由于积蓄很少，他们无法翻修房子。曹渭平的丈夫找到一份工作，在罕井镇一个新开发的煤矿做钻井队队长，这样他就能搬回家住了。由于承担着额外的责任，他现在的报酬几乎能赶上他在那座荒漠煤矿干活的收入了，但是在这样的年纪，肩扛沉重的电钻越来越难了，他不可能一辈子做苦力活。女儿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我只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得确保我们老了之后她能照顾我，” 曹渭平说。“一想到万一我们把这么多钱花在教育上，她还找不到工作时，我就头疼死了。” 翻译：黄铮、林蒙克、梁英、张薇、谷菁璐

千年古国的大门打开了，中国人来了。后面发生的一切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所向披靡。” 黄皮肤的中国人就像黄河之水般地坐着飞机从天上就下来了。国际歌里怎么唱来着，对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早来的各国移民（微博）看着中国人很新鲜：个子不高，眼睛小小的，但是特别发亮，据说从来不揉沙子。无论任何生意，只要被那双小眼睛瞄上，其它国家的人就别想再干了。可惜，当外国人发现这一真理时，已经晚了。 一位苦大仇深的菲律宾移民说：崔哥，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够了钱要买房子，结果中国人一来，把美国房价炒上去了.他们一买买两套还嫌便宜，我还得再干十五年才能重温我的美国梦。我招谁了我，这就是你们中国人常说的“坑爹”对吧。 一位老实巴交的墨西哥移民说：崔哥，我装地板干了三十年，每间房收费三千，比白人少一千；中国人一来，连工带料收两千，干得又快又好，还请客户吃中餐。我们南美人哪里斗得过懂孙子兵法的中国人，得了，认倒霉，还是给中国人打工去算了。 一位吃苦耐劳的日本移民说：崔哥，我开亚洲快餐快十年了，每份午饭卖六到八美元一份，生意还可以。中国人来了，就在我餐厅对面开了一家，打出招牌“一美元中餐店。”没错，是一美元，一勺一美元。身高马大的老美要想吃个半饱，少说也得在盘子上来十一勺菜（就说这勺有多小了），再加个春卷，等于吃一顿饭20美元。数学不好的美国人逢人就说，“去过那家一美元中餐店吗，便宜极了！”我想起这事死的心都有。 一位感觉良好的印度移民说：崔哥，在亚洲移民里，我们印度人聪明，勤奋，英文好，应该算是二等白人吧。中国人一来，比我们还聪明，还勤奋，还能吃苦。往我们身边一站，比我们谁都白，知道悲催和悲愤交加是什么滋味吗？我反正是懂了。 2012年，对于各国移民来说是彻底的世界末日，他们几十年积累的在美国的猫腻，捷径和旁门左道，随着中国人的插手全都一个个崩塌了。 首先，假结婚。别国的移民比较低调，移民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人一来，一年整出五千例假结婚。夫妻们先假离婚，再各自找别的人假结婚，每结一次婚收费两万美元。见没人管，马上明目张胆在报纸上打广告，国内找上家，国外找下家，产业链很快就形成了，不少公司还开始全球连锁。移民局实在忍无可忍，严打，搜捕，驱逐，很快就把漏洞堵上了，就此宣判了假结婚的“末日。”各国移民泪眼相望，得，啥也别说了，中国人来了。 第二，到美国生孩子。既拿国籍，又吃救济，还可以全家移民。这条道本来是墨西哥人踩出来的，每年成千上万的孕妇就指着这个机会呢。得，中国人来了。先是在豪华住宅区买下三层高的公寓楼，让老墨一顿装修，隔出一百多个套间，每个套间里住一个高价来美的中国孕妇。 等到某一天太阳出来了，本县城的美国人突然发现，大街上徜徉着上百名挺着大肚子的中国孕妇，不少人脑门上蒙着白手巾，看上去既像本拉登那边的人，又像敌后武工队。一到开饭的时候，“月子楼”飘出折磨人的香味；一到深夜，几百个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中国大喇叭里的广播体操。美国人民愤怒了，纷纷举报给移民局，卫生局，防火局，税务局，经过一通严打整顿，月子楼查封。今天，孕妇们即便有了来美签证，在口岸也可能被拒绝入关。中国人把“生孩子”这条路也堵上了。 最后就是政治庇护。在过去十年里，只要中国人说自己练过法什么功，信天主教，或者生二胎，就立马可以得到美国的政治庇护。撒这点谎对于中国人来说太不算什么了，于是十年之内几十万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拿到了庇护绿卡。 美国移民局如此关照中国大陆来的人，目的很简单：几十万政治庇护的案例，说明中国人权记录糟糕，这就是数据和证据。但是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美德是“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政治庇护得绿卡的消息一传出，中国人就山呼海啸地涌来了。于是，报纸上开始出现头版广告—- 庇护绿卡，不成功不收费，全程培训，买二送一。洛杉矶机场开始出现律师举牌子：申请庇护的跟我走！ 美国移民局开始忍无可忍了，在2012年圣诞前夕，纽约上百名警察出动，搜捕查封几十家涉嫌造假的庇护律师楼，抓捕多人。据说几十万庇护案例中，90%全是假的。那就是说，美国关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报告，90%全是TM瞎编的。完了，这回完了，政治庇护的漏洞也被堵上了。 这也不能怪美国政府。大部分申请庇护的人，前脚被移民局批准，在法庭上哭得跟泪人似的；后脚就举着五星红旗高唱国歌参加十一游行，这，这也忒不给美国人面子了吧。要不就是说自己信天主教遭迫害，被批准庇护后，马上就去佛堂给如来佛上香，这也太TM忘恩负义了吧。 一位罗马尼亚移民问我：北美崔哥，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干什么事情都那么邪乎？不把这件事干死不罢休？我让他举几个例子，他眉飞色舞地说：　　“你看，所有国家都在食品里放添加剂，包括美国。可是你们中国人一开始放，就在所有食品里面放，放添加剂不解气，后来直接放化学药物。让人吃死才罢休。听说你们国内的食品一吃里面全有毒药，就直接吃人还安全点。” 一位埃及移民说：“你们中国人干什么都追求世界之最，盖楼要盖世界最高的，生人要生世界最多的，下雨要能下淹死人的雨，建高铁要世界最快的而且得是能追尾的。你们打兵乓球，要囊括所有奖牌，不给别的国家留一块，直到让奥运会不得不取消这一项；你们出国要占最多的留学生，出口要占世界头位，你们怎么就不能中庸点呢？ 一位加拿大移民说：崔哥，中国其实用不着和美国打仗就能征服美国。你们只要把新建成的航母装满了人，往美国运几船人来，美国就彻底完了。 黄河般的中国人奔腾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世界末日”的美景。 采访完后，各国移民开始手拉手缅怀一个中国伟人，她的名字叫慈禧。世界人民从内心怀念慈禧太后，觉得她老人家当年闭关锁国，不让中国人出来，就是不忍心给世界人民添堵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中国延吉——中国春节假期的一天上午，朝鲜称其进行了一次核试验，进行核试验的地点距离延吉这座与朝鲜毗邻的城市不到100英里（约合161公里），当时，延吉民居的床铺摇摇晃晃，茶具咣当作响。...

我看今天虎嗅上各种回乡见闻。我这也有一个，给大家八一下。不过不是在家乡见闻的，是在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