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爱国群众”等集体名词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成了毛左、愤青与社会底层争夺话语权并自赋“身份自信”的主要词汇。1月13日，作家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被掌掴、扔菜刀。打人者尹某说，他之所以打李承鹏，是因为李是“汉奸”、“随意抹黑爱国群众”。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的临终之语：“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中国，只要将“自由”改成“人民”二字，绝对适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近期为例，2012年9月中旬持续几天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游行者的打砸抢行为是“人民群众”出自爱国热情，韩德强掌掴老人也是基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朴素情感”。即使在推特、微博中出现痛骂各类精英的文章，不少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最近在《南方周末》事件当中，我因写文章支持南周，也被一些自赋“人民代表”身份的人缠斗了许多天。 　　 　　所有这些，让我这个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的各种罪恶，比如我曾亲闻亲历的湖南道县与邵阳县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就是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实施的——“文革”及“文革”前，在中共的政治序列中，贫下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主要代表，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高于革命干部。因为亲历亲闻了不少假人民名义以行的罪恶，我一直在思考，“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民”、“革命群众”等集体名词到底由何而来，代表什么？ 　　 　　“人民”这类集体名词被纳粹与前苏联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有政治需要时则实体化。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形而上的，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人民”这个名词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以下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 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 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 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就不由自主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宣判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时，是假人民名义以行；“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获“平反昭雪”，在纪念刘一百周年诞辰时，刘夫人王光美那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同样被广为传诵。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十余岁时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的一首诗（不记得是谁所写）：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轻易地解构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的虚无及其内涵之不确定性：上世纪80年代，我乘长沙至上海的火车，经过鹰潭时，火车上发生烟花爆炸，秩序大乱，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见人多拥挤无法下车，于是砸碎一块窗户玻璃，从窗户跳下去。车下的乘务员抓住他要其赔偿国家财产。男青年向其解释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但乘务员不接受他的自辩。于是他问那位乘务员：“国家财产是不是全体人民所有？” 乘务员答称：“是”；男青年再问：“我是不是人民一员？”乘务员稍稍犹豫后勉强回答：“算是吧”。青年从背包里找出笔，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声明他今后放弃属于他的那份国家资产，以此抵赔那块砸碎的玻璃。末了趁乘务员低头看纸条之机，窜进人流中溜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人民（包括群众）这类指称人群的集体名词是多么荒谬：它不可拆分，任何个人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却难以拒绝被代表。它也无法确权，中国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真正主人；但国企改制的时侯，国企工人就没资格拥有那一份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厂长书记却成了企业私有化之后理所当然的新主人。1982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全体人民”不仅失去了过去30年里他们曾经“所有”的公共土地，也失去了祖祖辈辈都曾拥有的宅基地，据说这一宪法条文也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增加的。当某人在电视采访中奉承政府及其官员时，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人民”；一旦他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反抗（如拆迁户），立刻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不止政府会滥用人民的名义，殴打李承鹏的人，就是自认为爱国的“人民群众”。 　　 　　在祛“人民”“群众”、“集体”这类极权政治下特有的集体名词之魅时，有两位欧洲学者的书不可不读，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指出，极权主义创造了许多集体名词和盛大仪式，以神化自身。书中对群众、暴民与菁英分子的结合有深刻理解。如果对书中大量剖析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感兴趣，可读台湾学者蔡英文早年的简译本《极权主义》。另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是法国学者勒庞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译者冯克利将其翻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勒庞是位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自由主义。他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被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熏陶，终于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 　　 　　在中国，“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反复使用时，使用者要借用的就是这一名词那神圣的内涵，强调“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正确性。但一落实到单个人即人民的某一分子上，各种糜烂就无法掩饰：上层的专制、贪婪腐败与纵欲，中层对权力的怯懦与谄媚；底层社会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生产有害食品、有的坑蒙拐骗，有的成为五毛，……将这样的单个人加总出一个神圣无比的“人民”，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举。 　　 　　 　　本文摘自《 何清涟 博客》 　　 　　 　　 　　 —白衬衫 　　 　　

原文地址：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原文地址：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 作者： 红学研究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的惊世缘由 潘汉年被打入死牢的惊世缘由：封存毛与汪精卫往来的历史 2008-11-18 08:59:52 来自 : 廖波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中共地下工作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1939年，毛嘱咐潘到上海、南京后和汪精卫取得联系…… 中共建政后，毛号召中共高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人在此时揭发潘汉年去见汪精卫一事，毛亲自下命“秘密逮捕”。潘汉年左右申辩，等到的只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潘汉年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 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授意潘去找汪，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对汪的致意。 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的恩师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儿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当面讲清楚。只要毛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亲自下的命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 潘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已死去大半年了。 ============================================================================== 原文地址：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作者： 土车阿里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潘汉年（1906-1977）         86岁的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许多大案要案。对他而言，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后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叹息。潘汉年案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其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囿于仍未解禁的一些档案，我们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但是下文彭树华的回忆则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曾汉周的秘书过来通知我，说曾庭长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有急事。那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曾汉周是刑一庭庭长。       见了曾汉周，简单寒暄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很郑重地说：“党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个案子。” 对这个事情，我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我，至少说明党组织和领导对自己很信任，一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问曾汉周准备什么时候开庭。曾汉周说：“我们先到秦城监狱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审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怕完成不了任务，是不是??”话还没说完，曾汉周打断了我：“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回到办公室，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仔细想想又犹豫起来。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潘汉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所以我们对里面的话非常熟悉。但至于潘汉年都具体做了什么，则是模糊一片。       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呢？曾汉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是开国时期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干；丁汾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当时任刑庭审判组组长，只有我是一个助理审判员，资历浅、职位低，好像跟这么重大的案子不相称。       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曾汉周，谈了自己的顾虑。曾汉周说：“党组让你参加这个工作，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你还有审判大案的经验。”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的秘书，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做关键性的工作，但是说起审判战犯，大家还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曾汉周最后又说，参加这个案子，是吴老（注：吴德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点的将。       曾汉周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广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给院长雷经天任秘书。那时候，吴德峰从武汉市长的位置上离开，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当政法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中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初期，火烧到了雷经天身上。在批判雷经天的会上，大家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替他辩解了几句。吴德峰听后说了句：“彭树华说的是大实话。”这可能是给吴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我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吴德峰调到国务院一办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当了副院长。吴德峰平时很严肃，我对他是敬而远之，也没有多少接触。没想到这一次是他点我的将。         走进秦城       潘汉年是1955年被捕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拖到1962年才审。他先是被关在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好后，潘汉年又被移送到那里。       接到任务后不久，我们便到秦城监狱审潘汉年案卷材料。       审阅案卷的工作完全由我和丁汾两人负责。周一大早，曾汉周把丁汾和我送到秦城，同公安部十三局的领导接上头后，当天他就赶回城里照常工作，丁汾和我在秦城监狱住下。每周六下午两点多，曾汉周再来秦城监狱了解我们审阅案卷的进展情况。每次都是由丁汾向他汇报，我在旁边做简单记录，有时也补充几句。傍晚，我们再坐曾汉周的车一起回城过周末。下个周一，曾汉周再把我和丁汾送到秦城。这样的工作安排大约持续了一个月。       我们被安排住在监狱外院的客房里。丁汾一个人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我则住在她隔壁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有3个床位，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住，偶尔也有公安部从城里来提审的同志住在这里，我们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但谁也不问对方的工作。在秦城，我们接触的人只有公安部十三局副局长姚伦和处长李子明两人，其他人一概不接触。那时大家都知道秦城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但究竟关了哪些人，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好向别人问。       有一天，十三局的工作人员还特地安排潘汉年出来劳动，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看一下他本人。我记得那一天潘汉年戴着一顶草帽出来，表情很淡然，看不出什么情绪，然后在太阳底下蹲着拔草。       潘汉年案的卷宗非常多，每个案卷都整理得非常好，页码索引都井井有条，笔录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整理得也很清楚，这是我从事审判工作以来，看到的最标准、最好的卷宗。我们阅卷的速度由此大大提高。我和丁汾两人分头审阅卷宗，重要的卷宗就互相交换着看，看完一本，退还一本，再要再看。十三局的同志负责给我们提供卷宗，他们绝口不谈案情，只是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材料。       提审潘汉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笔录上面，审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从审讯笔录上看，潘汉年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态度也不激烈，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很清楚。一边看案卷，我一边想：潘汉年不愧是做情报工作的，脑子不简单。我甚至通过案卷都对他有了一种好感，觉得他有能力，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对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要找证据。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后，共同感觉是：虽然案卷里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为证据、扎实的事实却没几条。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其实不用法律专业知识，仅从常识出发，我就感觉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共同抗日——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但一般人都有印象，知道潘汉年是“派回来的”。再比如给国民党提供情况“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到台湾才没几天，他们对上海的工业布局很熟悉，上海发电厂这么大一个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需要特务提供情报？       潘汉年被抓后，很多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几十本案卷里，涉及的证人证言特别多，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都写进去了，可见潘汉年被抓在当地所引起的恐慌。但即便如此，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比如，当年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和潘汉年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胡愈之，在潘汉年被捕后写过一份材料，说他和潘汉年从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两人谈话甚多，比如：“潘汉年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找旧小说来看，有些消极”；“潘当时对革命前途，似乎缺乏信心”。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证性意义。而胡愈之写的文字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想必有难言之隐。       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曾汉周把我们阅卷的情况向吴德峰做了汇报，吴老说，尽可能安排党组听一次我们的汇报——在接这个案子之前，我们都知道它的特殊性。因为“潘案”是作为内部处理的，不是院里的事，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向党的系统——院党组汇报。那时高法的院长、党组书记是谢觉哉，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谢老”。谢老年纪大了，一般案子交给吴德峰等几个副院长管。他虽然经常来院里，但一般只待半天，没什么大事的话大家都不怎么打搅他。因为要谢老签字的案子，通常都是涉及死刑这一类的重大案件，所以院里每个人都知道谢老有这样一句话：“要送给我签字，我必须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签字，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         听了曾汉周的汇报，吴德峰也同意我们暂时撤出秦城，等党组听完汇报之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到秦城审阅案卷。到了周六，我们收拾好东西，等着曾汉周来接。从秦城往外面走的路上，丁汾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其实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和丁汾在审阅案卷时，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是一致的。过了一会儿，丁汾说：“我们对潘汉年案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定了案，连判什么刑都定了调子，‘不判死刑’，那就意味着要判长期徒刑。下午曾庭长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向党组汇报，要不要提出我们的看法。”我回答说，汇报时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最后领导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办，也算是尽职尽责了。       纵论古今       曾汉周到秦城来接我们回北京时，告诉我们向党组汇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从秦城回到机关后，我就一直等着党组通知我们去汇报，可是等了两天仍没有动静。我觉得有点蹊跷：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让我们看完案卷之后，党组也不要我们汇报？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汉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办公室，说有急事要和我们谈。到了办公室，曾汉周说：“党组不开会听汇报了，只要副院长吴德峰一个人听。”曾汉周说，这是谢老的决定。谢老做事深思熟虑，这样决定想必是有所考虑的。       曾汉周的话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党组不听汇报，不表态，我们怎么办？       从曾汉周办公室出来，丁汾让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办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与丁汾很熟，谈话也比较随便。他见我们，就问了一句：“原先党组想安排听你们的汇报，现在不听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       丁汾说：“不敢说有意见，但这么大个案子，案情又那么复杂，党组不听汇报，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王德茂说：“有什么好糊涂的！这是中央定的案子，党组听不听汇报有什么关系？再说，潘汉年案涉及许多重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托吴老全权处理，我们有必要掺和进去吗？”       丁汾说：“你们都躲着，谁都怕沾这个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丁汾是1931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话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见他们俩顶起来，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丁汾回来了，很严肃地说：“明天汇报工作，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作为共产党员，要忠于党；作为审判员，要忠于事实。”过了一会儿，丁汾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接手潘汉年这个案子，有人吃醋，说我们是党组最信任的，但是个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谁知道？”我也无言以对。       第二天上午，我们如约到吴德峰那里向他汇报。一见面，吴老便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说，他谈的话，我们不能记录。       吴老很认真地听完丁汾的汇报后，问曾汉周的意见。吴老很了解曾汉周的情况，知道他曾被打过“右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后才恢复工作，所以特地说：“这里没人做记录，不会有人揪辫子、打棍子，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曾汉周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听到这时，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吴德峰曾在“中央农委”工作过，也是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和周总理关系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乡下采些桑葚，用中药和蜜糖熬好，送给总理一些，可见私交甚好。吴老说：“潘汉年的工作是周总理、康生直接领导的，长期以来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总理和康生对潘汉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也无法向毛主席解释。”       吴德峰对潘汉年也很了解，喊他“小开”，对潘汉年的处境，他的话语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无奈：“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最后说了一句：“对潘汉年案的其他问题，我不想说什么，中央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我们对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认真做好审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审判任务。”——他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到现在，我们都更加意识到这个案件的不寻常。吴老的秘书郑展，是连贯（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可是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也不能参加。谢老又决定党组不听汇报，不开会。现在看来，谢老的决定的确非常明智——如果开党组会，我们审判员把对案件的疑点提出来，传播出来，影响也不好。       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       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特殊法庭       高法最终决定将开庭时间定在1963年的1月9日，并上报中央批准。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做了很多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有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       除了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之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都没有这个先例。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录音设备，只能到香港购买，而且价格昂贵，加上关税，要花1万多元人民币。机关财务之前没有这笔预算，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后来还是临时报批中央财政部才拿到了这笔钱，从香港购买了一套录音设备。当时大家还都不会用，又专门请专家来操作示范，几经反复试录，电话员才学会。       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套录音作为绝密资料长期保存，现在还存在高法的档案室里。为了防潮，防止录音带被损坏，管理人员每年还要拿出来检查试放一下。       按总理要求，旁听人数限定在200人以内。旁听人员的组织安排，由中组部负责。因为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要机密，采取不公开审判，不许记者旁听、不公开报道。参加旁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全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一般干部是不能参加的，即使是高法的干部也不例外。由中组部出面组织人员旁听，这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旁听人员的职务之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可能大家现在难以想象的是，那时候高法还没有一个专用的法庭。我们机关三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厅，平时大家称“大礼堂”，我们决定大礼堂当成临时法庭。大礼堂里面既没有主席台，也没有固定座位。我们在礼堂前面放了两张条桌，上面铺着白布，设三个座位，每个桌子上放一个话筒，这便是审判长、审判员席。两旁分别是书记员席和公诉人席，中间是被告人席。为了录音，每个席位前都放置了扩音话筒。旁听席上整齐地放着200多个折叠椅。为了保密，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这便是审判潘汉年案的特殊法庭。       审判在1963年1月9日如期进行。       审判前，我们拟了一份审讯提纲，由曾汉周交给上面审查，至于他交给了谁、由谁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3个人也就潘汉年被指控的罪行进行了具体分工。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份审讯提纲，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的部分开始讯问，审讯提纲上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问。       那一天潘汉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理得很整齐，虽然已经被关了7年多，但从外表上看，仍不失高级领导干部的风度。他回答问题态度从容，声音清晰，叙述清楚，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极强，对涉及的人、事和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进行得很快，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制度，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大机密，除他本人外，别人无法代为辩护。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汉年都认了下来，没有进行辩护的程序。最后陈述的程序时，他也没过多讲什么。旁听的那些人都表情平静，没人交头接耳。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看得出，总理对这份判决书看得非常仔细，判决书上，从头到尾，每一句话后面都用笔加了一个“、”号，那些醒目的顿号似乎代表着他在看判决书时沉重的心情。总理在判决书上还改了一个字，可惜我现在忘了是哪一个。       当年，被潘汉年一案牵扯到的一共有46人，我也参与了其中几位的审判，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蔡秉贤。参与审判蔡秉贤的，还有一位公安部调来的同志，他看了案卷，很是不平，他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       正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了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他就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经被释放，所以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但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2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只是听说他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很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升级的“潘案”       完成潘汉年一案的审判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汉年案却再一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       1966年9月底或10月初的某一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到楼前有汽车停车的声音，然后一道车灯光照在我家阳台上，一会儿灯光就熄灭了。紧接着楼前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离我家越来越近，最后在我家门口停住了，我听见有人低声说：“就是这家！”然后就是“砰砰”的敲门声。       前几天我在院里刚刚被人贴了大字报，“革命群众”说我是吴德峰的“红人”，是最高人民法院“黑党组”的“黑班底”，是“修正主义苗子”，诸如此类。我以为这半夜的敲门的人是来揪斗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我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人压低声音说：“老彭，我是李明惠，你开门吧，有急事找你。”李明惠是民厅的助理审判员，当天晚上在院里值班。我听到是他的声音，心里踏实了许多，赶紧披衣起床开门。李明惠在门口说，车子就在前面等着，要我穿好衣服，马上同他到机关去。       我纳闷地问他：“深更半夜急着找我，什么事？”       李明惠说：“是谢富治派人来收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       我说：“潘汉年案卷早就归档了，他们为什么不找档案室要，来找我？”       李明惠回答：“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听他们说，凡是接触潘汉年案的人，都不许留有片纸只字，可能是要看看你的办公室，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已是深夜时分，所以车子很快就从西城洪茂沟宿舍到了东交民巷37号的机关办公楼。上了三楼办公室，那里早有人等候，不由分说，马上要我检查自己办公桌的每个抽屉，看有没有与潘案相关的材料。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些开庭前准备工作的材料，便交给来人带走了。       就在前不久，高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来到高法三楼大礼堂，说是来看大字报。当时所有大字报都悬挂在大礼堂里，数量也不多，他们一会儿就看完了，可是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好像还要找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一上班，这件事就在高法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来高法看大字报，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大支持。       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称高法曾派工作组到他们学校，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正在揪斗工作组组长王维纲副院长，所以他们有权了解高法“文革”的开展情况，也要来看大字报。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专政机关，是保密单位，总理很早就指示要“关起门来闹革命”，不允许外界看大字报。但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学生纠缠不休，非看不可。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把大字报藏起来。       但造反派学生并不罢休，他们得知大字报都藏在档案库后，就要找档案室的负责人给他们把门打开。此时档案室所有工作人员都躲在家里，不敢来上班了。造反派学生拿不到钥匙，竟然开始砸档案库。       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学生们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打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此之前北京还没有先例，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       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了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有不少负面之辞。         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主席，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有了恨意。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来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林伯渠去世不久，1961年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年，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为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况，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3个人被绑在一起。       因为潘汉年、扬帆都曾在上海工作，扬帆之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也是我为什么被半夜从家里叫走的原因。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机会。1967年3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把扬帆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的恨意之深。4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给项英提供材料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从197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81年的审判，前后花了3年时间。江青的案卷，公开的、秘密的，我都全看过了，没有发现江青被捕时有自首变节的问题。她是经组织营救释放的，这一点可以确认。所以在我负责主持、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决书》时，对江青的历史只字未提。       因为潘汉年、扬帆、饶漱石三人已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虽然这一次江青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扬帆，可是潘汉年不能幸免。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没有权利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偏偏也就发生了。        余音未了       1978年之后，为潘汉年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多。有的材料说，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是廖承志，但是从最终提交的法律材料上看，是陈云牵头的。陈云说：“当时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一共有3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我再不说话，将来再复查潘汉年案就更困难了。”                                                           1938年陈云（右一）和潘汉年（右二）       为潘汉年平反的材料，也是由中纪委牵头进行的。在他们后来提交给高法的材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的重要材料——比如潘汉年当年发给总理和罗迈的电报，证明他的行动都是经中央批准的。还有王明当年派潘汉年时，写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信里清清楚楚写着派潘汉年回来的目的是与国民党、第三国际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些材料都是中纪委出面找的，他们从哪个渠道补充进来的，我们也无从知道。         1982年1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但由于潘汉年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经院领导同意就把复审的一套法律程序简化了。我指定华东组拟写撤销原判裁定书，报经院长批准，撤销原审判决，宣告潘汉年无罪。       可是裁定书下达后，我们才知道，潘汉年早已在5年前离开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洣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4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年3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14日傍晚，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汉年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年，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人家，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年与潘汉年结婚，而且利用父亲的银行家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潘汉年被平反后，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扬帆最终也被平反。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很多干部做自我批评，交代与“高饶”相关的一些问题。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想借此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向党说清楚。因为陈毅是华东组的组长，潘汉年先找陈毅谈了相关情况，随即写了一个材料，委托陈毅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给了毛主席。       潘汉年被捕后，作为和他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的人，周恩来总理对此案非常关切。原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 罗青长回忆，“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最终周恩来、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是这份报告并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们在秦城审阅案卷时，甚至在给潘汉年平反之后，都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当时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有关部门为了保密，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以致错判。所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后，明确规定：凡是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认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材料，都要如实附卷，移送法院，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它可能会触犯了一些兄弟部门，它们往往以保密为名，不给我们提供相关材料。以潘汉年案为例，如果早看到潘汉年与中央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往来的电报，事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不尽思考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周日早晨我在住家附近的超市釆购食物。我看准了一包牛肉，刚把手伸过去，另一只黄皮肤的手也伸过去了。我顺着那只手抬头一看，一个清爽的东方帅哥。他对着我笑了。＂你是中国人吧？＂他直接了当地用略带南方口音的国语问我。 ＂是啊。这么巧，你也要买这块肉。＂我应着，感觉他乡遇故知。 我们俩开始一起购物。付完帐一起走出了超市。他推着自行车驮着我们俩的货物袋先送我回家。＂我叫周梅，北京来的，就在旁边那个学校上学。你呢？＂刚才在里面光顾着购物，还不知道彼此。一上路我先介绍了自己然后请他也自我介绍。 ＂我叫吴海竹。＂ ＂等等，你叫什么？＂还没等他往下说，我就想起了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也叫吴海竹。 ＂怎么？你知道这个名字呀。＂吴海竹知道我听清楚了，他奇怪我怎么会对这个名字有兴趣。 ＂你以前是跳芭蕾舞的吗？＂我想进一步求证。 ＂是啊。我现在也是。＂他毫不隐讳的回答让我确信他就是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叔叔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带领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到了意大利的第二天，一名叫吴海竹的团员失踪了。叔叔在当地报纸登了寻人启示，直到回国都没找到吴海竹的踪影。回国后这起丢人事件被定为团员叛逃的政治事件。叔叔虽然没有为此丢官降级，但也是焦头烂额，不停地写检查，仕途的政绩档案中有了污点。我到加拿大上学之后渐渐地把叔叔这件倒霉事淡忘了。没想到吴海竹这个失踪的人现在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吴海竹一九六五年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人家之中。他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棉纺厂工人。 海竹上小学的时候功课普普通通，平常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推荐他参加了长宁区少年宫的芭蕾舞训练班。 我们很自然地从他学芭蕾舞开始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家门口。我说这时候室友们都起来了请他进来坐一坐，他没有推辞，跟着我进来了。我们这座四间卧室的房子住了四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两对夫妇，两个单身。我为海竹介绍了我的室友们。他那天离开时已经和大家融洽了。以后他经常来我们这里聚会，他当年逃跑的事情成了我们单调留学生生活里的热门话题。慢慢的我把他叛逃的经过都弄清楚了。 他的故事是从少年宫开始的。当年上海长宁区少年宫位于愚园路上一个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洋房四周是石头䟙的平台，平台外边就是花园和绿茵茵的草坪。花园外是整齐的参天大树，再往外就是高高的围墙和黑色铸铁栏杆的大门。三楼的舞蹈厅里地上铺着斜纹交错的硬木地板，三面墙上固定着把杆，另外一面是大镜子墙。海竹从走进这个神秘的花园洋房，进入这间舞蹈厅，手扶住了把杆，看见了大镜子里的自己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虽然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刚刚开始接受芭蕾舞的启蒙训练。 海竹的训练班刚开始时有五十多个一样大小的孩子，四十来个女孩子，十几个男孩子。他们每星期都要去少年宫两次，每次做三个小时的基础练功。在悠扬的钢琴伴奏中他们先反复地练习脚的五个标准位置，手臂的八个位置，然后反复练习擦地，小踢腿，大踢腿，弯腰，小跳，中跳，大跳，转圈，劈差大跳，、、、。练习周而复始，单调，严肃。不去少年宫的日子也要在家里这样重复的练功。几个月下来班里只剩了二十几个孩子。两年下来，班里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还剩三个男孩子。练功的过程听上去很单调，海竹却说他就喜欢练功，每次他都迫不及待地赶到愚园路的少年宫去。 六年级的时候，军队文工团到少年宫征兵，海竹被选中了。他穿上军装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一张脸像女孩子似的眉清目秀，身高一百六十公分，痩得竹杆一样。参军三年之后他长到了一百七十三公分，四肢也有肌肉了。参军之后他连学都不用上了。 海竹第一次登台是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清的通讯员小庞。海竹告诉我们那第一次上台的感觉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舞台上的灯光一亮，他彻底忘记了台下的观众，也彻底忘记了他演的角色，眼前空洞洞的，他只是尽情地随着音乐跳着舞着抒发着，太陶醉了。我们问他抒发什么陶醉什么，海竹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他的四肢他的每一根神精都那样自如地在舞台上飘扬。用海竹的原话说＂那种爽快奔放是在舞台下无法想像的。＂他说：＂我知道鸦片和吗啡都是毒药，人一旦沾上就上瘾。我觉得舞台是我的毒药。＂讲这话的时候，他的的眼睛里聚集着一束神圣的光。我们都看得出来他真离不开舞台了。海竹在舞台上陶醉了几年，从演通讯员到演党代表，他觉得生活应该一直这样延续。可是他二十岁的时候领导让他复员到了区文化馆。他除了跳舞不会别的。他不想告别舞台。但那个年月，一个普通人想做什么和他被分配做什么没什么直接关系。海竹从十岁到二十岁这段少年成长为青年的生活中他除了芭蕾舞什么都没有学，二十岁的年纪海竹突然间变得无所适从，但是他周围没有人在意他的失落。 几年前我的叔叔奉命组织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八月十五日的罗马文化节（Ferragosto)。其中一个男舞蹈演员由于有亲戚在香港定居而不能通过政治审查。海竹做为替补团员被选中了。他接到通知的时候离出国启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 ＂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我知道这是我返回舞台的唯一机会。＂海竹向我讲述当年的故事时还在流露着几年前那种绝处逢生的激动心情。＂咱们国家什么都只能听领导的。我除了跳芭蕾舞不会别的。我才二十岁，领导就不让我跳舞了。让我坐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我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办公室里的垃圾桶有用处。＂ ＂你为什么二十岁就复员呀？＂听到这里大家的好奇心引发了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就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吧。有的老兵曾说是为了减少桃色事件。我们周围女兵比男兵多，还都是女文艺兵。年纪大了，想法就多了。我们男的多数都复员了，漂亮的女兵可能就被领导指定婚配了。＂海竹的语气不咸不淡，我听着总觉着有欺男霸女的味道。我细想一想，海竹是一个最普通的百姓，从小就生长在按权力分配的社会底层，适者生存的本能使得他毫无怨言地接受权势的不公平。我能理解他的麻木。相反，我自己做为一个权势阶层的后代，从小生活在特权的氛围之中，受着虚幻的共产主义教育，反而对不公平更为敏感，时不时还有打抱不平的冲动。 ＂我复员之后还是天天练功。因为除了练功，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现在眼前有了一线希望，哪怕机会非常小，我也不想错过。＂海竹接着讲他的故事。 ＂你一跑不要紧，可把我叔叔害苦了。＂我听着海竹说着他的故事，我猜他根本不知道我叔叔为了他追求舞台的自由而受的牵连。 ＂你叔叔是我们的团长，写写检查总是可以过关的。＂对为官做事不利的处理程序千古不变，海竹说得轻描淡写。他觉得领导都是高高在上的，再怎么样，他们还是有权力。他们的权力意味着主宰别人的命运。 我与海竹交往多了，对他简单执着的个性也算有所了解。那次我们室友北秀要去机场接她刚刚出国的先生。海竹说我开车带你去。我们大家都说不行。海竹直问我们为什么不行。他说我有车对机场又熟悉，我带北秀去接她先生多方便呀。大家都笑。海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后来我说：你看看你，不仅长得帅，还有舞台气质，你这么星光闪闪地站在人家的老婆身边，人家看见会怎么想啊？我这么问他，他还不明白。直到我室友告诉他这么做会使人家老公心里不舒服，平白无故给人家制造夫妻矛盾，海竹才算了。 有一次海竹给我们仔细讲了他出走的始末。＂我接到通知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我重返舞台的一线希望。我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我只知道外国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我知道欧洲有许多芭蕾舞团。我相信凭我的功力一定能找到让我上台的舞团。＂听上去，海竹对自己的芭蕾舞功底非常自信。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走就是叛国？＂我们都是受共产党的洗脑式教育。二十年前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出走的念头当成意念的叛党叛国。 ＂我没想到。＂海竹实在很单纯。缓了一口气，海竹接着说：＂我当时有了出走的想法心里非常煎熬。如果透出一点点口风，我就完了。＂显然，他说他没想，但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社会不容的事情。当时是一九八五年，中国的邓小平大人威信如日中天，老百姓愚蠢的忠诚依然铺天盖地。心存异念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因言获罪。海竹知道自己一家人都是本份的工人，他心里明白他的出走不至于给家人现状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他不忍心对妈妈隐瞒。这种不忍心和为找到上舞台的激动掺杂到了一起，使他临行前的几天精神高度紧张。他天天都想放松一下，在妈妈面前跪下来，他很想让妈妈再摸一摸自己的头。可是他不敢。妈妈看着他这个小儿子时关爱的眼神总含着忧虑，他连面对妈妈都紧张心虚。那几天妈妈忙着为他准备行装，什么都没有查觉。 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白天到达罗马。他们一行人提着各自的行李下了大旅游车，大家围聚在旅店门口等待着办理旅店的入住手续。海竹跟大家在一起有些心不在焉。队友们都知道海竹是替补空缺入团的，他已经脱离专业了，现时在团里也只是填补一个集体舞的角色。人情势利冷暖，队友们不把海竹放眼里，也根本不会没事找事地去关心他的情绪。而海竹也顾不得与这些刚相识的队友们交朋友，因为他的心思全用在了盘算着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出国之前团里规定他们不能单独外出访友游玩。他们口袋里只有够打电话的零钱。他们的护照由团长保存。海竹听见了隆隆的火车声，顺着声音望去，火车站就在前面。他远远地看着那些上下火车的人，心中朦胧地有了想法。 当夜住进旅店无话。第二天一早海竹跟同居一室的队友打了招呼，穿好练功衣和鞋，然后信步走到了旅店门外，开始练功。那是一个罗马的夏日，早晨的空气只有二十度（20℃）左右，和风习习，非常舒适。海竹重复着小踢腿大踢腿，举手投足，小跳、中跳、大跳、弯腰转圈、、、，他的眼神透着严肃一丝不苟，而实际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他在紧盯着火车站。 有一队友出来吸个烟，看到海竹一个人练功。＂早啊。你可真用功啊。＂队友漫不经意地和海竹打着打呼。 海竹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他以为人家已经窥视了他的企图。”啊。习惯了。＂海竹极力装着若无其事。 其实队友只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吸完烟就进去了。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海竹迅速地移步进了车站，直接上了火车。昨天他已经观察到了此地上下车不检票。海竹还没有想过第二步怎么走。他的第一步是一边想一边走成功的。现在他已经坐在了火车上。 ＂你可真行！想当年我们出国留学，手中拿着学校奖助学金的信件，包里装着护照装着几百元的美金，箱子里塞满了衣服，嘴上也能对付英文，可我对出国还是忐忑不安。＂我回想自己出国时的感受，实在是从心里面佩服海竹的勇气。 ＂我什么也不懂，因此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忐忑的。＂海竹只会跳芭蕾舞，做的出格事情也是为了跳舞。他所谓的什么也不懂使他没有顾虑。除了南方腔的国语和上海话，海竹当时听不懂讲不出任何其它的语言。坐在火车上，他没有想火车要去哪里，没有护照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没有认识人怎么办，不会讲意大利语怎么办。他为第一步出走已经劳神过度，现在只想睡觉。中途，检票员见到他穿着练功服酣睡的样子竟然不忍心叫醒他。如此他避过了验票这一劫。 七个多小时之后火车到达了米兰。海竹随着人流下了火车。身穿晨练的衣服，不知脚落何处的海竹东张西望。一个蓝眼睛的年轻人看见了他的迷茫，善意地问他要去哪里？海竹对着他做着各种芭蕾舞动作，然后又做出在舞台上对着观众鞠躬的动作，他又用手比划着他想找这样的舞台和芭蕾舞团。蓝眼睛年轻人被海竹的一连串肢体语言弄得稀里糊涂，他猜海竹要去米兰大教堂广场跳舞。虽然奇怪，但这个穿练功服的东方男看上去精神正常。蓝眼睛年轻人带着海竹走出了火车站，指给他前面就是广场。 广场在米兰大教堂前面。这个广场是米兰的市中心。广场的中央，是一个佩戴勋章授带手握长剑的元帅的骑马铜像。（意大利王国第一个国王维多利奥・埃玛努埃尔二世的骑马铜像，由埃尔科莱・罗萨于1896年雕成，描绘他在圣马尔蒂诺战役中骑马激励士兵冲锋的场景。）海竹到达广场是黄昏时分。他坐在铜像下乳白色大理石的石阶上看着雕像四周无数的鸽子在悠闲踱步，任人喂食、观赏。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肚子里空空的。他真羡慕鸽子。它们想飞就飞，饿了还有这么多人喂食。看着鸽子们蹦跳着啄食，海竹联想到他在舞台上的小跳中跳。他开始专心地想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芭蕾舞团。只要能找到芭蕾舞团，他就能为他们跳舞，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思。虽然饥肠辘辘，但这个想法使他兴奋。不知不觉广场里已经灯火通明。警察走过来对着他说了很多话，海竹从警察的表情知道了这是在盘问他，他就用芭蕾舞的动作回答警察，他想让警察知道他在找芭蕾舞团。警察一头雾水，海竹也倍受挫折。最后警察带着海竹走进了大教堂。 他们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位与海竹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妇女，她与警察聊了几句。警察离去后，她直接开车带海竹回了家。她用手比划着让海竹叫她妈妈。她为海竹准备了吃的穿的住的。几天之后海竹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和她交谈了。她是退休的教师, 孩子们都长大离家, 老伴也已经过世了。她要做海竹的教母，让海竹住在她家里，她教海竹意大利语和法语。她告诉海竹他们的教会要帮助海竹进芭蕾舞团跳舞。 看到了中国代表团在罗马当地报纸登出的寻人启示，并且在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已经回国之后，不久，台湾中央日报的记者在米兰找到了吴海竹并且对海竹进行了一次釆访。釆访过程中海竹一直告诉他们自己脱队就是为了跳舞，因为自己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可是后来中央日报登载了这件事，称之为中国大陆芭蕾舞演员的叛国事件。 ＂我觉得你不应该让记者把这件事写成叛国。从本质上来讲，你是逃跑的，但是你没有叛国，也没有叛变任何人。＂我对海竹说。听了记者釆访这一段，我觉得海竹当年就应该澄清自己。 可是与海竹相处久了我发现他基本上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日后中国使馆声称这份中央日报的报导给中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此中国使馆拒绝办理海竹为探母申请的回国签证。政治家们争夺天下之时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当他们得了操控普天百姓的权利之后，普通百姓的母子思念根本不在他们的政治利益权衡考虑之中。 由于意大利移民法律的限制，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加拿大魁北克移民法，两年后教会帮助海竹取得了魁北克的移民身份，并且加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芭蕾舞团。吴海竹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回到了舞台上。教母像对待游子一样，寄钱让他添置冬衣，寄钱让他买车。休演季节海竹会回到米兰教母家中与教母相伴。随着光阴流失，海竹越来越想念在上海的妈妈。每次在台上的强光之下，他眼前不再如同十几岁在台上之时那样空洞了，他眼前魔幻般地出现着妈妈和教母的重叠影像。 有一年春节海竹到我们家来包饺子。我们又议论起他整个逃跑事件的罪与罚。我分析海竹的天赋和他施展天赋的舞台只不过是媒介而已。我们生长在一个只能被领导安排命运的国度是这所有事件因果的源泉。海竹说当初老师把他送进少年宫芭蕾舞训练班是起因。我说后来他二十岁的时候被强行结束了舞台生涯是祸因。海竹说参加出国代表团是诱因。我们都同意结果有善有恶。善果是他得到了如同母亲一样关爱他的教母。而想念生身母亲而不得相见是恶果。海竹相信随着时间这颗恶果一定能转变。除了信念单纯，做事专一，这种永远的乐观心态也是海竹的一大特点。

原文地址： 接受教育的一天 作者： 小李飞刀717四世 大年初一，在父母家吃饭。 言谈中，我一如既往，对某组织极力抨击。而父母都是其成员。尤其父亲，文革前曾任某高校团委书记，回老家后当了一辈子中学校长。妻子，则毕业于政治系马列主义专业。当时无人和我争论。 待妻儿走后，母亲给我上课，说我思想太落后，父亲低头不语。母亲絮絮叨叨讲了许多，无非是让我以后在公众场合少说这些，以免跟二十多年前一样，差点丢了性命。我以无言对抗。于是，母亲求助于父亲，让他发言。父亲说了一句：以后，尽量少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五十年代时，我就学马列，比你懂得多，说人话不干人事的一套，现在，他们连人话都懒得说了。 到下午吃饭，不想惹二老不快，拿了几瓶啤酒，独自喝了，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