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的城市化，不少人都将中国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引以为傲，并以此作为中国专制政治优于印度民主制的主要论据。 中国剥夺了数亿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

天涯网“知无不言的十大尖锐批评” 2013-02-11 20:45:49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14579 次 | 评论 22 条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该讲话被外界视为一种信号，更引起中国网民巨大反响。 习近平2月6日在与党外人士会面的迎春会上说，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一讲话引起网民巨大反响，有的人期待，有的人疑惑，更多人以实际现状提出质疑。微博公知对习总讲话纷纷提出见解—— 中鑫集团副总裁田玉峰微博说：“上面嘴巴说要容忍尖锐批评，下面手还不断捂别人的嘴；也不知是嘴巴说假话，还是脑袋指挥不了手？” 作家韩松在微博如此写道：“纠结了一晚上的问题是：什么叫“尖锐批评”？谁来带头一试？分寸到哪里？火候如何把握？以前可有过？怎样了？” 许多网民表示，合法发言的评论也被删，那“尖锐”批评的尺度究竟为何？律师于洋向众人举例“尖锐”界线称：某领导夜生活过渡，白天开会精神不振说话颠三倒四。一下属正色曰：象您这把年纪这样高的职务，还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还是要批评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一定要注意休息呀！领导大喜：这位小同志的批评很好很尖锐，我一定虚心接受，希望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下面一片掌声。 作家肖雪慧表示：能不能“容得下批评”，是中国特色问题。在政党政治条件下不成其为问题，容不下批评，等于自毁前程。但在现有政治格局下，是否不再搞因言获罪，是否释放因言获罪的人，是能否容忍尖锐批评的一个标尺。 老徐时评道：连个小小的微博都容不下，还谈什么尖锐批评？只有内心真正强大的人才能听得进尖锐的批评。作家亦忱“尖锐”呼吁：赶紧安排各级政法委在两会之后，清理一下各大监狱，先把那些因言获罪的人给放了吧。 一些人担忧又是一次“阳谋”。知名学者章立凡表示，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整风运动中，应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他说，“能否容得下尖锐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网友在章立凡的评论下跟帖回应，1957年“大鸣大放”不久后转变为反右运动，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当年有55万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许多人在接下来的20年中被迫害至死。“阳谋”的历史问题不解决，这次难保不是钓鱼耍流氓”、“先直面历史，勇敢说多一点真话，才比口头动员更有意义。”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和草军书以近日庭审深圳警察王登朝的案子为鉴，指其敢于说真话却遭当局下重手打击。“深圳的一个警察，因为公开宣传民主思想，主张全民免费医疗，被当局抓捕，被法院判刑14年。”作家何三畏评：只要敢真批评的，出来一个灭一个，就没什么尖锐可怕了。 《美联社》报导并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专家林和立的观点说，习近平这一讲话并未偏离中共的一贯表述。在新春佳节之前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是中共领导人传统的做法。习近平讲话所指，是中共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党派，绝非包括普通公民和被当局视为非法的民主党派。温家宝总理也讲过许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但是这些声音，尽管也得到中国推动政治改革人士的拥戴，最终也没有落到实处，因为党内的阻力太大。因此，他认为，中国公民能公开对共产党提出尖锐批评，不会因领导人开明的讲话就能发生根本的变化，需要民间社会和体制内的改革派共同努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不仅给网民获取官方媒体报道以外信息的多种渠道，也为包括主张宪政改革人士在内的网民提供了发表信息和意见的平台。要想让人民说话，就必须有一个机制，一个平台，而且不能因言获罪。 上海独立学者赵楚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要听“尖锐的批评”，应该是有一条红线作为界限，而不是民众的畅所欲言：“这个尖锐的声音的界限是什么，也就是过去所讲的‘建设性的’、‘和政府合作的’，站在政治反对和政策反对立场上的声音，是不在‘尖锐批评’之列的。但他也有真实含义，他有重建公信力的需求。” 天涯论坛的墨黑纸白 “知无不言的十大尖锐批评”中说，习近平的话绝对没错。在此，提出十大尖锐批评，看有没有请喝茶的上门—— 十大批评一：去神化。神化这个词，在中国向来是所有意识形态的主流，就刘邦那地痞动不动就扯淡自己母亲和河龙暧昧过，所以自己当了皇帝。朱元璋那流氓也敢满口胡诌说自己的母亲梦到了太阳，所以他当了皇帝。我其实就很纳闷，一条河龙至于让你刘邦这么得瑟？至于说太阳，这个还靠谱的，有首诗是这么说的：日，太阳啊！怪不得朱元璋长得如此四不像。其中最甚的要数武则天了，那造神的能力不可小觑，写书立传，又傍河神这个大款，以神之名，为登基荡平一切，所以慈禧这娘儿们根本没法跟武则天比。关键这一个个大神给中国人的腰压得太过弯曲了，中国人喊了千年的万岁，到现在你不用称皇帝，中国人照样喊万岁，难道自比母亲、大救星的也被蒙蔽了双眼，搞得自己是神，恩赐中国人幸福的？去神化，对于现在的中国尤为重要，因为你自己立的神早晚是要倒得，不能正确面对历史，还要搞一个牌坊做最后的遮羞布，始终碍手碍脚。放一个假神的枯骨供奉着，并不能有神马神力保佑这个国家，反倒会产生一大顿脑残分子们对神的膜拜，动辄喊神马汉奸，其实都笨的要死，现在是马列时代，哪有什么汉奸？最多是马列隔壁的奸嘛！ 十大批评二：去全能化。我对中共虽说没什么好感，但还是挺“心疼的”。你说你什么都要管，做生意的你管，玩诗词的你管，摆个小摊你追着喊打，日本那货玩钓鱼，你就不管了，其实是不对滴！你应该多管管那个钓鱼的，少管点做生意的，玩诗词的，摆小摊的，自己的国民无非就是想活得好一点，活得自由一点，这符合一个国家国民的基本权利，你都给剥夺了，岂能不累？累坏了，中国怎么发展？累死了，中国岂不是要大放鞭炮了？所以一个政党的根本任务不是管理国民，而是做好国家的奴仆，不是嘴上的奴仆，而是实实在在的，为这个国家履行一个政党的基本责任！而不是打着国家的旗号，让自己全能化，这样会很累，俺会很心痛的啦！ 十大批评三：去官员福利化。其实人民网上次凭吊年轻去世的官员们，我一直很悲痛，我们的官员们福利太好了，太好了啊！开着小会，抽着小烟，玩着小妞，喝着小茶，突然就一命呜呼了，这让我等做国家公民的怎能不“心疼”？怎能不拍手叫好呢？所以为了官员们的健康，为了官员们的身体，一定要去官员福利化，要让官员们劳动，光坐在办公室里拍脑子做决定，这人就算不死，那脑子也得大出血啊！我等公民岂能如此残忍？尤其是累死在床上的官员们，他们太“无辜”了，他们本想多玩几个的，但他们却累死在了床上。如此深入裙中，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我等国人岂能不“汗颜”，岂能不“怜悯”？岂能不感恩戴德乎？所以曲官员福利化，尤其是去玩女人的福利，势在必行啊，否则当官的为求生只能当太监，这显得我们国家多么不人道啊？最关键的是像雷政富这样的焦裕禄，摔倒在石榴裙下，真可谓“一女功成万官枯”啊！多么悲壮的现实！ 十大批评四：提升公民社会福利。作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勤劳民族，中国人的腰弯了太久了，所以中国人从不抱怨，勤勤恳恳累如牛，累死累活二千多，还扛着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喝不起油，弄不了墓地的大旗，一直走在世界的最前沿，外夷估计要笑指国人曰：中国人才是野蛮人。连他么享受都不会。所以为了不让我中华礼仪之邦成为外国小儿口中的野蛮人，提供公民社会福利，将税收与福利对等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如果完成不了，抱歉，请不要跟我说纳税光荣，我只能说纳税可耻！ 十大批评五：去民主党龙套化。你别看现在周星驰是个大腕，曾经不也就是个跑龙套的？但这哥们很争气，愣是从跑龙套的变成了大碗，才能和香港影坛的周润发、成龙形成三大星党的争霸局势，而且仅仅是周星驰就为香港影坛这个社会赚取了大把的钞票，也让上亿的观众笑呵呵。所以龙套这玩意你不能一直让跑，如果香港没有让龙套成为大腕的机会，周星驰就是有多个脑袋也不能帮香港影坛赚那么多钱嘛！影坛如此，政坛依然如此！所以给龙套一颗弯脖树的机会，它一定会还你一个大森林，这样的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与其不舍放权，被赶下来，为何不能洒脱一些，跟大家一起玩呢？装老大很苦逼的，何必自己为难自己呢？ 十大批评六：去纳粹新闻化。温相说，咱们的新闻是要管的，但不是像纳粹一样的去管。这年头歌功颂德的太多了，就像我，如果很多人夸我，我特么就不知道我是谁了，就要得瑟了，就要出门脸上贴着卫生巾到处装逼了，那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所以不能老听歌颂，不怕闪着腰啊？蒋光头敢做的，你们有什么不敢做的呢？你们自称比他有先进性，称他是“民贼”，你们不是，如果你们连蒋光头的都做不到，那岂不是比民贼还民贼，是民贼的工头了嘛，能这么干吗？不能，所以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监督者，省的哪天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十大批评七：去教育市场化、官场化、娱乐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可以没有强大的武器，但绝对不能没有强大的教育。我不知道现代人怎么看教育，但我所知道的民国，哪怕是当时的军阀都不敢轻教育，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国家挨打的根本原因，除了制度的糜烂，就是教育的扯淡！就现在的教育而言，之所以不用太多的GDP投入，估摸是市场化的缘故吧？自己都能赚钱，何须投入呢？但这样的教育，岂不是只能教育出只会赚钱，不懂人格的机器吗？官场化就更他么扯淡了，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学校比的不是学术，而是官衔吗？说真的，丢人到了极致！娱乐化就更牛了，学生们对知识早已没有了渴求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除了数字和字母，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东西学了还不得像怀孕了一样天天吐，最后来个难产，有的学生甚至为此都成了书呆子式的脑残！ 十大批评八：去官员非奴仆化、去公民百姓化。前段时间有个官员说自己不是奴仆，这是赤裸裸的站在人民公敌的位置上。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国家的官员不想做奴仆想做老爷，这不是就是公然说十二亿两千万国民是奴隶吗？难道这不是公敌的丑陋嘴脸？对于这些对衣食父母毫无敬畏之感，花公民的钱，还想做公民老爷的人，不惩治，哪来的神马新风？何来所谓的政改？我看政改第一刀就从这哥们头上刮起吧，刮他个栩栩如生，刮他个一日千里，刮他个半身不遂，看还有哪个官员敢明目张胆的做老爷？这件事意义深远，不得不做呀！ 扯淡的是我们口口声声说打倒皇帝很多年了，却还有国人自称百姓，这些国人在阻碍社会的进步，在阻碍中国的发展，一群连民主最起码的身份公民都不知道，这群人到底是被谁奴化的？到底是被人教唆的回归到了皇帝时代的身份？到底是被谁忽悠的高呼万岁，比皇帝时代的万岁之声喊得还响亮？必须严查，到底是谁这么恨我们的国家！ 十大批评九：去天老大，我老二的扯淡心理。中国人向来习惯天老大，我老二的心理，这种心理就玩起了闭关锁国，闭门造车，闭着闭着就被欺辱了很多年，一个只会装逼的人肯定是被打的头破血流，一个只会装逼的民族最终自然也是被当头喝棒，一个只会装逼的政党那自然是最终作鸟兽散，狠点的会被挫骨扬灰！所以谦虚一些，不要玩一个人说了算的把戏。你问问现在的老人们，谁在家里还会有他是一家之主的实质？中国家庭大部分早已经“民主化”了，那种老式的“我是民你是主”的扯淡民主早就名存实亡了，何必自欺欺人呢？ 十大批评十：正视历史，不可亵渎！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似乎只有恨，看不到我们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就清朝而言，输的真的是洋枪洋炮？不是，慈禧那娘儿们玩大寿的钱当时能买N辆新式作战舰，关键是这娘儿们把国家的钱当自己的小金库，你能怎么办？所以中国当时北洋水师是全世界第六，而日本实力并不占多少优势，但没有炮弹，没有保养，最终只能全军覆没。所以中国输的并非完全是科技，而是制度，是专制！中国不会亡，哪怕被日本占领，依然会华虽三户，亡日必华！但专制必死，死的是王朝，死的是不长眼色的政党，这是最为现实的现实，还望肉食者莫以身试规律！我不认为一个政党可以阻碍社会的发展趋势！ 墨黑纸白说，我对对习近平抱有希望，所以知无不言；我不畏惧什么阳谋，哪怕因此被查水表，被喝了茶水，甚至被组织赠送一套单间楼房，我都无所畏惧。谨以此篇，抛砖引玉，望真正的有能之士可以言说，这个国家真的容不得我们沉默了，哪怕爽一把就死也比唯唯诺诺、卑躬屈膝一辈子要荣耀百倍！  

2月12日，朝鲜在离中国吉林省不到二十公里的北部边境进行他的第三次核试验，这次核试其威力是前二次的数倍，相当于四级以上的地震，中国长白山池北地区居民，感 到有长达一分多钟的晃动，其核幅射所带来的影响尚未测试。朝鲜在中国边境的核试，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他直接影响到了邻国，是对一个国家的核威胁与核侵入。朝鲜在核试前中国对此表达过强烈的反对态度，“环球时报”在其社论中甚至发出警告：如果朝鲜一意孤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中国将不惜付出与朝鲜断绝关系的代价。但是，一个被中共连续三代娇纵惯了的恶子，依靠敲诈父母为生的流氓如何会听规劝呢，果然朝鲜按照预定进行了核爆炸，给新春的中国放了一颗特大的炮仗，给中国新一届领导来了一个大拜年。这一着真让中国领导“蔫”了，不但“断交”二字吞进了肚里，连一个措词强烈的抗议都没有，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召见朝鲜大使时只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这个态度实在温和的可以且词不达意。什么叫“反对”，人家都爆炸完了你还反对，反对是在没有发生前的行为与措词，人家不顾你“反对”爆炸了，那就应该是抗议，是谴责。外交部的声明更是屁话不如“我们强烈希望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朝鲜已经以实际行动毁灭了你的希望，可你却还在希望，朝鲜的核试已经使局势恶化，你却还在说可能恶化的行动。中国外交部怎么会到了连一篇准确表达词意的外交文告都 写不出的地步，当然不是，文告只是反映了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又气又急，又不敢撕破脸这的心情，只能以这样一种词不达意的辞令，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朝鲜不会因中国反对就放弃核试爆，以中国与朝鲜打交道的经验，用屁股都可以想到的。既然已让“环球时报”放出不惜“断交”的言论，就应该有了断交的准备，但事到临头有没有了这个胆气，只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朝鲜核爆让中共脸面一扫而光，不但显示中国对朝鲜毫无影响力，甚至连维护自己国土与人民的安全都 做不到，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任随朝鲜金家玩弄的大笨蛋。中朝之间所谓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只不过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朝鲜不但不卖中国的账，且处处让中国下不了台，让中国自煽耳光，里外不是人，还得陪小心，不能发脾气。这几年金家父子真的是把中国欺侮到家了，想在你头撒尿就撒尿，想在你头上拉屎就拉屎。金正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上台仅仅几个月就把中南海一帮老人玩得团团转，玩得连脾气都 没有了。为何中国一个泱泱大国，在朝鲜金家手里会有如此下场呢？只要对中朝关系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看出，中共出于政治原因有求于朝，被金家捏住了睾丸，以中国目前的国内外形势来看，差不多连命都捏在金家手里了。一当朝鲜反目，不会是当年中苏论战那样而打打嘴仗，玩玩笔杆子那样简单，这个流氓没有了供养，没饭吃了，什么事都 做得出来。中国有一句话，赤脚的不怕穿鞋的，金家不怕朝鲜被灭，但中国怕，中国好歹也穿上了鞋。金正日在世时曾经说过一句令世界胆寒的话：如果朝鲜生存不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中国政府对朝鲜的无奈是既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共产党国家在历史上与朝鲜形成的关系，及中共为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需要有一个专制联盟，而在世界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除了朝鲜这个小兄弟以外，几乎成了这个世界的专制政治孤岛。因此，这些年来，不管朝鲜对中国如何敲诈无度，且又不仁不义，但中共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依然宣传中朝“友谊”加强两国关系，胡锦涛上任伊始，竟然表示朝鲜政治正确，要向朝鲜学习，使朝鲜更为姿高气扬，有持无恐，认为中国这些年走弯了道路，还是我们正确，老大哥要向小兄弟学习。     中国有一句谚语“养虎成患”今日中国之于朝鲜正是如此。中共新一代领导习李，能否有勇气了断朝鲜的关系，如同能否了断中共权贵集团的关系一样，事关中共生死存亡与国家生死存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 近些年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激化，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引起多方面的关注。许多研究或明或暗地预示，如果这些社会矛盾得不到缓解，某种形式的社会动荡就可能会发生，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动荡的边缘。因此，如何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稳定的形势，就成为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社会动荡与“不稳定幻像”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国人关注的一大焦点问题，与长期以来在我们社会中形成的一种“不稳定幻像”是有直接关系的。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换言之，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前些年有人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一开始我就很不同意这样的观点。200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但社会治安会明显恶化。对社会不公的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 　　近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的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而是要当做一个利益的问题来处理，这是我们把握这些社会矛盾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导致社会抗拒或社会动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主要还是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利益问题。 　　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究竟是什么，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利益矛盾。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应当说是我们社会当中的一种惯常现象。 　　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宗教的矛盾、文化的矛盾、政府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民族的矛盾，经常是一个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东西。而利益的问题不一样，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的问题。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不稳定幻像”的形成，与我们对这种新型利益矛盾不熟悉、缺乏有效应对手段而产生的担忧心理有直接关系。我个人看法，和世界的其他国家比，我们的社会矛盾冲突虽然越来越多，但并没有到一个我们明显比其他国家要更严重的程度。 　　 　　中国社会的弹性 　　 　　过去的20多年中，人们曾经多次对中国社会做出过危机与崩溃的预测，但事实上，这些预测都没有得到事实的应验。于是，有人甚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国的预测为什么总是测不准 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人们往往看到了那些能够酿成危机甚或崩溃的因素，但却对这个社会自身的弹性，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能否认，我们这个社会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的是，这个社会本身也具有相当强的弹性。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经济迅速增长更进一步增强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弹性。 　　这个弹性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第一，三七开或者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我们有一个很大处理矛盾的空间。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矛盾和危机分散化的效益。比如说像劳资关系，这个现在跟政府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第三，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第四，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具有很强的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五，不同群体的追求出现更大的差异。第六，上层的精英结成了比较巩固的联盟，从坏处说有可能在利益分配上拿到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联盟的出现也有利于稳定社会。第七，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就是一种自我归因。第八，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八个方面赋予中国社会很强的结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使得这个社会往往能够在面临严重危机的紧急时刻化险为夷，尽管一些问题被拖延下来后形成更严重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存在着一种“社会矛盾严重——民众会起来造反”的惯性推理逻辑，其实这种逻辑往往是缺乏分析的结果。强调危机的威胁有积极的一面，即敦促政府解决某些问题;但也有有害的一面，即导致政府“过分反应”——不必要的控制，同时用“维持稳定”挤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 　　 　　跳出“社会维稳怪圈” 　　 　　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 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但正如有人说的，“稳定”压倒腐败了吗?压倒贫富差距了吗?没有。最后被压倒的是民众表达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 　　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当前，不同的群体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方面出现了不平衡，有的群体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有的则没有能力为自己争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通过权力的均衡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同时，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 　　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绝对稳定的问题，而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时的太平，而是长治久安，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 　　说到底，某些群体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稳定，用稳定的问题来绑架社会。我们不应当夸大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自信，以正常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判断和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高瞻远瞩，进行制度化建设，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出路。 　　 进入 孙立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维稳   

对当下中国社会的认知，有种种思路迥异的表述。不同的认知角度和表述方式，反映着不同的心态和诉求。在这种种表述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这里的“转型”，粗略说来，有这样两个面向：一从大传统来看，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已历经百年沧桑；二从小传统来看，是走出后极权主义，通往公民社会。三十余年来，人们围绕转型问题，有过不少讨论，参考过许多方案。而在种种方案之中，东欧转型因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而受到较多关注。   　　在这样的思想境遇中，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关于转型问题的种种意见，引起中国知识人的关注和共鸣，当是可以理解的。崔卫平编译的亚当·米奇尼克文集，书名为“通往公民社会”，标识出其思考的大致方向。有关思想与实践，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某一历史时刻，这一说法，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将此看作“真理”，则不过是另一种教条。因此，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尝试对亚当·米奇尼克的思考，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至于是否可行，则并非我所能回答。   　　波兰跟中国的一个相似点，是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即使在共产党员中间，已丧失其魅力。但是，意识形态的威力在于，它在少有真诚信仰者的情况下，仍能发挥效力。而且，长期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们，即使早已不相信这一套说辞，但其思维方式，仍受其制约。意识形态的幽灵，笼罩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共产主义作为一套意识形态，有其迷人的外装，它承诺一个童话般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人平等而自由。为实现这种绝对的平等，人民必须让渡出很大权力，让党来打击自私的资产者，进行资源再分配。但权力的过度集中，不仅没实现早先承诺的平等，反而走向极权主义。而在极权主义秩序中，人们只能按伟大领袖的教导，甘当小学生。亚当·米奇尼克就此写道：“在极权主义秩序中，国家是一个教师而社会是学校里的学生，而有时候它就转变为一座监狱和一个军营。”但与此“相反，在一个公民社会，人们并不想要成为一个学生、战士或者奴隶，他们像公民一样行动。”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国家，人民被当作毫无自由意志的未成年人或奴隶。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生活毫无责任感。而“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六十余年来，无论在哪个领域，中国人都鲜有创造性的成就。   　　党的领袖维持权力的一个手段，是不断制造敌人，将反对者逐出“人民”的队伍。共产主义的维系，必定基于某种隔离制度。正如亚当·米奇尼克所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特殊形式的种族隔离之上的一种制度。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因为有色人种而存在着歧视。在共产主义制度之内，歧视是因为政治观点、宗教和党派所属所造成。”在共产中国，政治异见者、宗教徒和一些其他党派的人，不仅被隔离在“人民”之外、遭受制度性歧视，甚至遭肉体消灭者，亦有数十万之众。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任何自主性。   　　极权主义的逻辑，以严密而高强度的社会控制为其特征，以种种不同方式运动群众，是其基本的统治方式。极权主义统治的方式，在根本上是不能持久的。群众被当作傻子，但总有不满或觉醒的一天。一旦到这一天，之前那种严酷的统治方式，就不得不有所调整。文革之后，中国社会有限觉醒，因此而步入后极权时代。参照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他说：“为什么是后极权的？因为权力仍然是全面控制的，但是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已经是反对极权的，它在反抗和创建自己独立的机构，其结果导向一个我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某种东西，即托克维尔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但在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因为强大的权力不让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官方有意将民众视线引向金钱。私人生活领域的相对进步，和公共领域的极度萎缩和封闭，成为后极权中国的鲜明标识。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的心灵极度扭曲，道德感极度败坏。亚当·米奇尼克说：“这个极权制度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它把败坏人类道德和群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同这一制度进行斗争，要求对于道德的一种有意识呼吁，以及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照此说来，就个人而言，反对后极权制度的有效方式，是在重建社会的行动中，成长为一个公民。从一个市民或农民，成为一个公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学习的内容，则包括话语，行为方式等。更进一步，成为一个公民，也就意味着一个自由人的责任和担当；因为公民社会的诞生，一定是理性抗争的结果。   　　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角度讲，公民社会的诞生，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度的确立。而在经济领域，则是建成健全的市场经济。但无论哪一方面，都面临着激烈的反对。亚当·米奇尼克在《灰色是美丽的》（1996）一文中指出，反对的力量来自两方面：   　　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有着强劲的对手。我们可以用“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象征性的词来为之命名。对保守派来说，民主的秩序是传统的负面–是由贪得无厌的虚无主义所导致的基督教精神的溃退：是相对主义战胜了经过考验的和绝对的价值世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产生永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制度，并富有伪装性。保守派视人为野兽般的存在，不可能由理性的呼唤所支配。只有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将其约束。相比之下，社会主义视人为善良的存在，是非人道的社会条件将其憋为动物般的举止。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反对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上的自由运作，反对建立在财富和金钱的统治之上的自由秩序。 　　保守主义认为，这种自由主义解放了人内在动物性的贪婪，而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呼唤一种动物性的挑衅，于是就建立起了两种宏伟的乌托邦：一种是回溯性的，一种是展望性的；保守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等级制度的和谐上面，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建立在平等的社会和谐上面。   　　二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进步有限。与亚当·米奇尼克所言相似，在此期间，种种保守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共一方面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另一方面反讽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泽民执政后期，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也是从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规模干部教育培训。不言而喻，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上述说法，跟亚当·米奇尼克的分析，相当接近。亚当·米奇尼克说的“保守派”和“社会主义”，则对应于中国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大传统方面，“国学热”及各项“盛世修典”的巨大工程，以及官方宣传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类的修辞，极具迷惑性；一些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亦迫不及待地加入这一“声浪”之中。在小传统方面，“国进民退”已成事实，更有“新左派”为其提供正当性辩护。陈子明指出：“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   　　将社会变革诉诸于传统价值，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幻想。中国政治的大传统，从制度层面讲，早在一百年前已经崩溃。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因其显而易见的反人类特征，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东西。理查德·皮普斯（RichardPipes）分析说：“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达成一片的缘故。”   　　针对上述分析，对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彻底抛弃它。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面对历史真相。亚当·米奇尼克告诫说：“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悲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法再次纠缠他们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正给予惩罚和对于说谎者表示蔑视，不管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从这一角度看，虽然公民社会的建设指向未来，但一定以对历史真相的充分认知为条件。   　　作为一名波兰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强调抗争者面向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充当权势者的策士，他就此说：“必须对独立的公众发言，而不是对极权主义的权力说话。这样一套方案必须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而不是告诉掌权者怎样改良自身。没有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在他看来，这是波兰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选择：“波兰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天主教的–是为自由而斗争和站在弱者一边。” 从下往上看，这一看待问题的视角，表明亚当·米奇尼克们最为关切的，始终是公民社会自身的成长。这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以给高级领导人讲课为荣的心态，截然不同。从公民社会着眼，意味着一种更为深长的视角，而不在于个人一时一地的荣耀或得失。亚当·米奇尼克坚持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立场，意味着既不屈从于权力，亦不去讨好民众；针对后一种“诱惑”，他这样反思道：“道德很容易转变成一种狂热和变成一种手段，凭借它虽能达到目的却并非高贵。”“群众语言是一种民粹主义话语的语言。”于此可见，警惕因道德狂热和民粹话语而丧失独立性，亚当·米奇尼克相当自觉。而在《革命散记》（1990）一文中，他对民族主义的狭隘性，有这样的批判：   　　民族主义是地方主义、个别主义的结合，是盲目仇外和不宽容异己的根源。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学说，同时也是一种方法，用于自我辩护：一种途径，以逃避某种责任感的窒息，即感到要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与羞耻负责。 　　民族主义总是导向自我中心和自我欺骗。所谓自我中心，在于它可以让一个人无视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漠然对待他人的价值观和理解方式。所谓自我欺骗，在于它只关心自己所受的伤害和保留那些创痛的记忆，却无视同时也被伤害的其他人。   　　在亚当·米奇尼克，民族主义不仅意味着盲目仇恨和封闭，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不负责任。这与建设一个自由、开放、负责和有创造力的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想想中国的情况，过剩的民族主义激情，其所带给民众的，无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式的虚脱，而鲜有机会转化为正能量。着手重建社会，充实社会的力量，是摆脱恶性民族主义的基本途径。   　　建设公民社会，亦意味着自由公民自身的成长。人们在行动中，学习与他人交流、合作，学会独立思考。而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不仅意味着理智上的成熟，甚至在情感上，亦应有能力摆脱他人意志的操控，哪怕对方是以和蔼可亲的方式。亚当·米奇尼克本人，就曾投票反对瓦文萨，他为此解释道：“什么叫做个人魅力？魅力是一种控制人的情感的能力。在情感上的从属以及对于领袖特殊能力、天赋的认同，在领袖与普通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普通人对领袖的盲信导致了他的顺从。在普通人看来，领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最好。领袖的权力是无节制、无规定的，他个人的条件与能力不再重要，法律也不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有魅力的领袖随意作出的决定。”由此可见，在亚当·米奇尼克，屈从于领袖的权威或魅力，哪怕他是瓦文萨，亦无异于纵容独裁。想想中国的情况，人们曾对独裁者的狂热崇拜，最终证明不过是愚忠。   　　拒绝这种魅力，意味着特别的困难。正如托马斯·麦克里在《诺克斯传》一书中所写：“事实上，极少有人能够完全抵制位高权重者放下架子、亲切随和的姿态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在那样的场合下，我们的理智和判断力所做出的冷峻质疑，往往会被我们的情感责备为缺乏爱心的表现。”不过即使如此，亚当·米奇尼克的选择仍然是，硬心肠地站在理智一边。   　　就普通人而言，亚当·米奇尼克在这一点上的做法和强调，值得深思。独立人格的养成，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类逃避自由的倾向，是如此之强烈。而在现代社会，因为美德的丧失，“有魅力”成了一门基本的化妆术。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写道：“因为魅力是现代特有的性质，那些缺乏或假冒美德的人常常靠魅力而在独特的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境遇中蒙混过关。加缪曾把魅力界定为那种在任何问题被提出之前就已得到肯定回答的才能。”而克服这种迷人的诱惑，要求我们在面对公众人物时，多想想其人其言其行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是成就独立人格的必要素养。   　　二○一三年二月七日  

近年来，“人民”、“爱国群众”等集体名词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成了毛左、愤青与社会底层争夺话语权并自赋“身份自信”的主要词汇。1月13日，作家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被掌掴、扔菜刀。打人者尹某说，他之所以打李承鹏，是因为李是“汉奸”、“随意抹黑爱国群众”。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的临终之语：“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中国，只要将“自由”改成“人民”二字，绝对适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近期为例，2012年9月中旬持续几天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游行者的打砸抢行为是“人民群众”出自爱国热情，韩德强掌掴老人也是基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朴素情感”。即使在推特、微博中出现痛骂各类精英的文章，不少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最近在《南方周末》事件当中，我因写文章支持南周，也被一些自赋“人民代表”身份的人缠斗了许多天。 　　 　　所有这些，让我这个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的各种罪恶，比如我曾亲闻亲历的湖南道县与邵阳县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就是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实施的——“文革”及“文革”前，在中共的政治序列中，贫下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主要代表，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高于革命干部。因为亲历亲闻了不少假人民名义以行的罪恶，我一直在思考，“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民”、“革命群众”等集体名词到底由何而来，代表什么？ 　　 　　“人民”这类集体名词被纳粹与前苏联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有政治需要时则实体化。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形而上的，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人民”这个名词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以下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 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 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 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就不由自主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宣判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时，是假人民名义以行；“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获“平反昭雪”，在纪念刘一百周年诞辰时，刘夫人王光美那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同样被广为传诵。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十余岁时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的一首诗（不记得是谁所写）：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轻易地解构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的虚无及其内涵之不确定性：上世纪80年代，我乘长沙至上海的火车，经过鹰潭时，火车上发生烟花爆炸，秩序大乱，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见人多拥挤无法下车，于是砸碎一块窗户玻璃，从窗户跳下去。车下的乘务员抓住他要其赔偿国家财产。男青年向其解释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但乘务员不接受他的自辩。于是他问那位乘务员：“国家财产是不是全体人民所有？” 乘务员答称：“是”；男青年再问：“我是不是人民一员？”乘务员稍稍犹豫后勉强回答：“算是吧”。青年从背包里找出笔，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声明他今后放弃属于他的那份国家资产，以此抵赔那块砸碎的玻璃。末了趁乘务员低头看纸条之机，窜进人流中溜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人民（包括群众）这类指称人群的集体名词是多么荒谬：它不可拆分，任何个人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却难以拒绝被代表。它也无法确权，中国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真正主人；但国企改制的时侯，国企工人就没资格拥有那一份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厂长书记却成了企业私有化之后理所当然的新主人。1982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全体人民”不仅失去了过去30年里他们曾经“所有”的公共土地，也失去了祖祖辈辈都曾拥有的宅基地，据说这一宪法条文也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增加的。当某人在电视采访中奉承政府及其官员时，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人民”；一旦他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反抗（如拆迁户），立刻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不止政府会滥用人民的名义，殴打李承鹏的人，就是自认为爱国的“人民群众”。 　　 　　在祛“人民”“群众”、“集体”这类极权政治下特有的集体名词之魅时，有两位欧洲学者的书不可不读，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指出，极权主义创造了许多集体名词和盛大仪式，以神化自身。书中对群众、暴民与菁英分子的结合有深刻理解。如果对书中大量剖析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感兴趣，可读台湾学者蔡英文早年的简译本《极权主义》。另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是法国学者勒庞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译者冯克利将其翻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勒庞是位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自由主义。他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被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熏陶，终于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 　　 　　在中国，“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反复使用时，使用者要借用的就是这一名词那神圣的内涵，强调“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正确性。但一落实到单个人即人民的某一分子上，各种糜烂就无法掩饰：上层的专制、贪婪腐败与纵欲，中层对权力的怯懦与谄媚；底层社会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生产有害食品、有的坑蒙拐骗，有的成为五毛，……将这样的单个人加总出一个神圣无比的“人民”，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举。 　　 　　 　　本文摘自《 何清涟 博客》 　　 　　 　　 　　 —白衬衫 　　 　　

原文地址：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原文地址：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 作者： 红学研究  为了封存那段不能见光的历史 ——潘汉年被秘密逮捕的惊世缘由 潘汉年被打入死牢的惊世缘由：封存毛与汪精卫往来的历史 2008-11-18 08:59:52 来自 : 廖波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中共地下工作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1939年，毛嘱咐潘到上海、南京后和汪精卫取得联系…… 中共建政后，毛号召中共高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有人在此时揭发潘汉年去见汪精卫一事，毛亲自下命“秘密逮捕”。潘汉年左右申辩，等到的只是“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 1939年，斯大林为把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火引向西欧，引向英国，而与希特勒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局即把斯大林的此一重要动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南京汪伪政权打交道，从中套取情报，必要时联汪反蒋，实际上是联日反蒋。 潘汉年 这是“马列主义”的灵活应用，毛心领神会，于当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干的情报大将潘汉年潜赴上海，建立新的情报据点。 潘汉年通过特殊关系，命年轻漂亮、精通日语的女作家关露打入日本驻沪特务机关“岩井公馆”，陪岩井等日本特工头目睡觉，以窃取绝密情报。关露获得的情报，使得江苏、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的扫荡。在这同时，潘汉年又派遣人员到南京，打入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家中。 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后被捕“叛变”。不久，潘本人也和李士群见了面，建立了秘密联系。 中共地下工作为了保密、安全，历来搞单线联系。在延安，毛直接把任务分配给潘汉年，别的高官不得参与。潘到上海后，再把任务传给下一个人。 毛1925年在广州期间（国共第一次合作）加入了国民党，并任汪精卫的秘书，汪对毛多有关爱、提拔，直至推荐毛接替自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那时奉汪为“恩师”。1939年10月这次，毛嘱潘汉年到上海、南京后，可设法去和汪取得联系，并转达他的口头致意。 本来，地下情报工作无所谓手段，只有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毛授意潘去找汪，套套旧时交情，以换取对革命有益的新情报，原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由于种种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见到汪精卫，谈了两次，自然转达了毛对汪的致意。 李士群于1943年在汪伪政权的内部倾辄中被杀。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的恩师汪精卫已于上一年去世。潘率领关露等一组有功之臣回到新四军总部，回到革命队伍之中。 中共建政后，潘汉年依资历、贡献，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做了陈毅的主要副手。 1955年3月，年仅49岁的革命元老潘汉年率中共上海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住在北京饭店。会上，毛号召中共的高级官员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无论什么问题，只要讲清楚了，党组织都可以宽容，等等。 因中共中央刚处理过高岗、饶漱石问题，潘很紧张。因为他1942年赴南京儿汪精卫一事，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知道。 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的敌伪人员中，已有人揭发了潘当年曾去见汪的事，潘汉年自己却从未向组织讲过！ 潘汉年考虑良久，还是决定向老上级陈毅讲清楚。 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请他放心，谁也不会怀疑你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并答应立即去中南海菊香书屋找毛，当面讲清楚。只要毛说句话，公安部门就不会追查此事了。 潘做梦也想不到，等待他的，是当天晚上的“秘密逮捕”。这是毛亲自下的命令。潘可以不杀，但要判无期徒刑，关押到死。封口，为的是让潘永不谈及旧事。 潘一直被关押到1977年，死于湖南茶陵县的劳改茶场。这时，毛已死去大半年了。 ============================================================================== 原文地址：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作者： 土车阿里                     潘汉年案审判亲历记                                                                                                潘汉年（1906-1977）         86岁的彭树华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参与审理了包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在内的许多大案要案。对他而言，他的职业生涯里最特殊的一次经历，是参与审判潘汉年案。潘汉年是中共情报战线的一位传奇人物，其后半生遭遇也令人扼腕叹息。潘汉年案究竟是怎么酿成的，其背后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动机，囿于仍未解禁的一些档案，我们至今无法梳理出一个明晰的脉络，但是下文彭树华的回忆则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突然受命       1962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刚上班不久，曾汉周的秘书过来通知我，说曾庭长要我马上到他办公室去，有急事。那时我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任助理审判员，曾汉周是刑一庭庭长。       见了曾汉周，简单寒暄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很郑重地说：“党中央决定要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党组决定由我、丁汾和你三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这个案子。” 对这个事情，我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不过第一反应就是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我，至少说明党组织和领导对自己很信任，一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问曾汉周准备什么时候开庭。曾汉周说：“我们先到秦城监狱看一下案卷，了解案情；至于什么时候开庭审判，得等中央通知。”我想了一会儿说：“我怕完成不了任务，是不是??”话还没说完，曾汉周打断了我：“这是党组的决定，你回去好好准备吧！”       回到办公室，我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仔细想想又犹豫起来。       潘汉年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要案。潘汉年是1955年被抓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所以我们对里面的话非常熟悉。但至于潘汉年都具体做了什么，则是模糊一片。       这么重要的任务怎么会交给我呢？曾汉周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是开国时期组建最高人民法院的骨干；丁汾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当时任刑庭审判组组长，只有我是一个助理审判员，资历浅、职位低，好像跟这么重大的案子不相称。       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曾汉周，谈了自己的顾虑。曾汉周说：“党组让你参加这个工作，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你还有审判大案的经验。”1956年我曾任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的秘书，参加过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虽然我那时候年轻，并没有做关键性的工作，但是说起审判战犯，大家还是觉得挺了不起的。曾汉周最后又说，参加这个案子，是吴老（注：吴德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点的将。       曾汉周这样一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是1946年考上的广西大学法律系，1950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给院长雷经天任秘书。那时候，吴德峰从武汉市长的位置上离开，到中南行政委员会当政法办公室主任，负责指导中南地区司法改革运动。运动初期，火烧到了雷经天身上。在批判雷经天的会上，大家让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替他辩解了几句。吴德峰听后说了句：“彭树华说的是大实话。”这可能是给吴德峰留下印象的最主要原因。1955年，中南分院撤销，我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吴德峰调到国务院一办任主任，1961年又到“高法”当了副院长。吴德峰平时很严肃，我对他是敬而远之，也没有多少接触。没想到这一次是他点我的将。         走进秦城       潘汉年是1955年被捕的，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拖到1962年才审。他先是被关在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监狱，1960年3月，秦城监狱建好后，潘汉年又被移送到那里。       接到任务后不久，我们便到秦城监狱审潘汉年案卷材料。       审阅案卷的工作完全由我和丁汾两人负责。周一大早，曾汉周把丁汾和我送到秦城，同公安部十三局的领导接上头后，当天他就赶回城里照常工作，丁汾和我在秦城监狱住下。每周六下午两点多，曾汉周再来秦城监狱了解我们审阅案卷的进展情况。每次都是由丁汾向他汇报，我在旁边做简单记录，有时也补充几句。傍晚，我们再坐曾汉周的车一起回城过周末。下个周一，曾汉周再把我和丁汾送到秦城。这样的工作安排大约持续了一个月。       我们被安排住在监狱外院的客房里。丁汾一个人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我则住在她隔壁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有3个床位，大部分时间我一个人住，偶尔也有公安部从城里来提审的同志住在这里，我们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但谁也不问对方的工作。在秦城，我们接触的人只有公安部十三局副局长姚伦和处长李子明两人，其他人一概不接触。那时大家都知道秦城是关押重要政治犯的地方，但究竟关了哪些人，我也不是很清楚，也不好向别人问。       有一天，十三局的工作人员还特地安排潘汉年出来劳动，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看一下他本人。我记得那一天潘汉年戴着一顶草帽出来，表情很淡然，看不出什么情绪，然后在太阳底下蹲着拔草。       潘汉年案的卷宗非常多，每个案卷都整理得非常好，页码索引都井井有条，笔录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整理得也很清楚，这是我从事审判工作以来，看到的最标准、最好的卷宗。我们阅卷的速度由此大大提高。我和丁汾两人分头审阅卷宗，重要的卷宗就互相交换着看，看完一本，退还一本，再要再看。十三局的同志负责给我们提供卷宗，他们绝口不谈案情，只是我们需要什么，他们就提供什么材料。       提审潘汉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笔录上面，审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从审讯笔录上看，潘汉年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态度也不激烈，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很清楚。一边看案卷，我一边想：潘汉年不愧是做情报工作的，脑子不简单。我甚至通过案卷都对他有了一种好感，觉得他有能力，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对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要找证据。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后，共同感觉是：虽然案卷里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为证据、扎实的事实却没几条。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其实不用法律专业知识，仅从常识出发，我就感觉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共同抗日——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但一般人都有印象，知道潘汉年是“派回来的”。再比如给国民党提供情况“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到台湾才没几天，他们对上海的工业布局很熟悉，上海发电厂这么大一个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需要特务提供情报？       潘汉年被抓后，很多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几十本案卷里，涉及的证人证言特别多，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都写进去了，可见潘汉年被抓在当地所引起的恐慌。但即便如此，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比如，当年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和潘汉年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胡愈之，在潘汉年被捕后写过一份材料，说他和潘汉年从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两人谈话甚多，比如：“潘汉年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找旧小说来看，有些消极”；“潘当时对革命前途，似乎缺乏信心”。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证性意义。而胡愈之写的文字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想必有难言之隐。       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曾汉周把我们阅卷的情况向吴德峰做了汇报，吴老说，尽可能安排党组听一次我们的汇报——在接这个案子之前，我们都知道它的特殊性。因为“潘案”是作为内部处理的，不是院里的事，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向党的系统——院党组汇报。那时高法的院长、党组书记是谢觉哉，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谢老”。谢老年纪大了，一般案子交给吴德峰等几个副院长管。他虽然经常来院里，但一般只待半天，没什么大事的话大家都不怎么打搅他。因为要谢老签字的案子，通常都是涉及死刑这一类的重大案件，所以院里每个人都知道谢老有这样一句话：“要送给我签字，我必须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签字，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         听了曾汉周的汇报，吴德峰也同意我们暂时撤出秦城，等党组听完汇报之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到秦城审阅案卷。到了周六，我们收拾好东西，等着曾汉周来接。从秦城往外面走的路上，丁汾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其实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和丁汾在审阅案卷时，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是一致的。过了一会儿，丁汾说：“我们对潘汉年案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定了案，连判什么刑都定了调子，‘不判死刑’，那就意味着要判长期徒刑。下午曾庭长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向党组汇报，要不要提出我们的看法。”我回答说，汇报时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最后领导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办，也算是尽职尽责了。       纵论古今       曾汉周到秦城来接我们回北京时，告诉我们向党组汇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从秦城回到机关后，我就一直等着党组通知我们去汇报，可是等了两天仍没有动静。我觉得有点蹊跷：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让我们看完案卷之后，党组也不要我们汇报？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汉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办公室，说有急事要和我们谈。到了办公室，曾汉周说：“党组不开会听汇报了，只要副院长吴德峰一个人听。”曾汉周说，这是谢老的决定。谢老做事深思熟虑，这样决定想必是有所考虑的。       曾汉周的话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党组不听汇报，不表态，我们怎么办？       从曾汉周办公室出来，丁汾让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办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与丁汾很熟，谈话也比较随便。他见我们，就问了一句：“原先党组想安排听你们的汇报，现在不听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       丁汾说：“不敢说有意见，但这么大个案子，案情又那么复杂，党组不听汇报，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王德茂说：“有什么好糊涂的！这是中央定的案子，党组听不听汇报有什么关系？再说，潘汉年案涉及许多重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托吴老全权处理，我们有必要掺和进去吗？”       丁汾说：“你们都躲着，谁都怕沾这个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丁汾是1931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话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见他们俩顶起来，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丁汾回来了，很严肃地说：“明天汇报工作，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作为共产党员，要忠于党；作为审判员，要忠于事实。”过了一会儿，丁汾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接手潘汉年这个案子，有人吃醋，说我们是党组最信任的，但是个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谁知道？”我也无言以对。       第二天上午，我们如约到吴德峰那里向他汇报。一见面，吴老便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说，他谈的话，我们不能记录。       吴老很认真地听完丁汾的汇报后，问曾汉周的意见。吴老很了解曾汉周的情况，知道他曾被打过“右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后才恢复工作，所以特地说：“这里没人做记录，不会有人揪辫子、打棍子，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曾汉周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听到这时，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吴德峰曾在“中央农委”工作过，也是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和周总理关系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乡下采些桑葚，用中药和蜜糖熬好，送给总理一些，可见私交甚好。吴老说：“潘汉年的工作是周总理、康生直接领导的，长期以来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总理和康生对潘汉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也无法向毛主席解释。”       吴德峰对潘汉年也很了解，喊他“小开”，对潘汉年的处境，他的话语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无奈：“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最后说了一句：“对潘汉年案的其他问题，我不想说什么，中央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我们对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认真做好审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审判任务。”——他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到现在，我们都更加意识到这个案件的不寻常。吴老的秘书郑展，是连贯（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可是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也不能参加。谢老又决定党组不听汇报，不开会。现在看来，谢老的决定的确非常明智——如果开党组会，我们审判员把对案件的疑点提出来，传播出来，影响也不好。       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       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徵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徵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良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老一字不错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谢老在谈话中引的王勃的诗，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事先准备好的。他引岳飞的例子也很特别，那首《满江红》我读过，但印象不深，和谢老谈过之后我特地查了一遍，所以现在再回忆那个场景——谢老怎么谈的，他的平静的表情，一切都历历在目。       谢老纵论古今的这番话，没有一句话是说潘汉年的，但我们回来悟一悟，实际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指的潘汉年案。事后想起来，感觉谢老水平确实高。和他谈过话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地准备开庭。       特殊法庭       高法最终决定将开庭时间定在1963年的1月9日，并上报中央批准。周总理对潘汉年案的审判很关心，并做了很多具体指示，比如旁听人数要有多少、什么人可以旁听，除此之外，还特别指示：开庭审判要录音。       除了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使用现场录音之外，当时在全国法院的审判中都没有这个先例。那时候，国内还没有录音设备，只能到香港购买，而且价格昂贵，加上关税，要花1万多元人民币。机关财务之前没有这笔预算，为了落实总理的指示，后来还是临时报批中央财政部才拿到了这笔钱，从香港购买了一套录音设备。当时大家还都不会用，又专门请专家来操作示范，几经反复试录，电话员才学会。       总理要求为庭审录音，其背后是否有一番深意，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套录音作为绝密资料长期保存，现在还存在高法的档案室里。为了防潮，防止录音带被损坏，管理人员每年还要拿出来检查试放一下。       按总理要求，旁听人数限定在200人以内。旁听人员的组织安排，由中组部负责。因为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要机密，采取不公开审判，不许记者旁听、不公开报道。参加旁听的人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全是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干部，一般干部是不能参加的，即使是高法的干部也不例外。由中组部出面组织人员旁听，这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上是绝无仅有的；而旁听人员的职务之高，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       可能大家现在难以想象的是，那时候高法还没有一个专用的法庭。我们机关三楼有一个200平方米的大厅，平时大家称“大礼堂”，我们决定大礼堂当成临时法庭。大礼堂里面既没有主席台，也没有固定座位。我们在礼堂前面放了两张条桌，上面铺着白布，设三个座位，每个桌子上放一个话筒，这便是审判长、审判员席。两旁分别是书记员席和公诉人席，中间是被告人席。为了录音，每个席位前都放置了扩音话筒。旁听席上整齐地放着200多个折叠椅。为了保密，窗户都被封得死死的。这便是审判潘汉年案的特殊法庭。       审判在1963年1月9日如期进行。       审判前，我们拟了一份审讯提纲，由曾汉周交给上面审查，至于他交给了谁、由谁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3个人也就潘汉年被指控的罪行进行了具体分工。所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份审讯提纲，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的部分开始讯问，审讯提纲上面怎么写，我们就怎么问。       那一天潘汉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头发理得很整齐，虽然已经被关了7年多，但从外表上看，仍不失高级领导干部的风度。他回答问题态度从容，声音清晰，叙述清楚，有条不紊，而且记忆力极强，对涉及的人、事和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审讯进行得很快，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当时还没有律师辩护制度，潘汉年案涉及国家重大机密，除他本人外，别人无法代为辩护。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汉年都认了下来，没有进行辩护的程序。最后陈述的程序时，他也没过多讲什么。旁听的那些人都表情平静，没人交头接耳。审讯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但判决书其实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之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而已。虽然早在秦城监狱阅卷时我们就对“犯罪事实”有所质疑，但是又知道对潘案中央高层早有定论，无法改变这一结果，所以最终我们只能违心地罗列了潘汉年的三条罪状，写了判决书。       判决书定稿后上报中央审批，是周总理亲自审核批准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都画了圈。看得出，总理对这份判决书看得非常仔细，判决书上，从头到尾，每一句话后面都用笔加了一个“、”号，那些醒目的顿号似乎代表着他在看判决书时沉重的心情。总理在判决书上还改了一个字，可惜我现在忘了是哪一个。       当年，被潘汉年一案牵扯到的一共有46人，我也参与了其中几位的审判，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蔡秉贤。参与审判蔡秉贤的，还有一位公安部调来的同志，他看了案卷，很是不平，他找到十三局领导说：“蔡秉贤怎么能判呢？他十几岁就参加党，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给组织提供了那么多情报。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破获过几起潜伏敌特的重要案件。是不是把这个案子改一改？”他希望十三局的领导能向中央反映一下。公安部的领导回答他：“不行，这是中央定了的。”他回来后又找王德茂说，王德茂批评他：“你真糊涂，这个案子，你改得了吗？”       正像我们之前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了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他就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之前已经被释放，所以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们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但每个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2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年9月23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只是听说他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但是他不知道，毛泽东很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       升级的“潘案”       完成潘汉年一案的审判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汉年案却再一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       1966年9月底或10月初的某一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到楼前有汽车停车的声音，然后一道车灯光照在我家阳台上，一会儿灯光就熄灭了。紧接着楼前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声音离我家越来越近，最后在我家门口停住了，我听见有人低声说：“就是这家！”然后就是“砰砰”的敲门声。       前几天我在院里刚刚被人贴了大字报，“革命群众”说我是吴德峰的“红人”，是最高人民法院“黑党组”的“黑班底”，是“修正主义苗子”，诸如此类。我以为这半夜的敲门的人是来揪斗我的，心里忐忑不安。       我在黑暗里沉默了一会儿，忽听到外面有人压低声音说：“老彭，我是李明惠，你开门吧，有急事找你。”李明惠是民厅的助理审判员，当天晚上在院里值班。我听到是他的声音，心里踏实了许多，赶紧披衣起床开门。李明惠在门口说，车子就在前面等着，要我穿好衣服，马上同他到机关去。       我纳闷地问他：“深更半夜急着找我，什么事？”       李明惠说：“是谢富治派人来收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       我说：“潘汉年案卷早就归档了，他们为什么不找档案室要，来找我？”       李明惠回答：“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了。听他们说，凡是接触潘汉年案的人，都不许留有片纸只字，可能是要看看你的办公室，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已是深夜时分，所以车子很快就从西城洪茂沟宿舍到了东交民巷37号的机关办公楼。上了三楼办公室，那里早有人等候，不由分说，马上要我检查自己办公桌的每个抽屉，看有没有与潘案相关的材料。我找来找去，只找到了一些开庭前准备工作的材料，便交给来人带走了。       就在前不久，高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来到高法三楼大礼堂，说是来看大字报。当时所有大字报都悬挂在大礼堂里，数量也不多，他们一会儿就看完了，可是还没有要走的意思，好像还要找什么东西似的。第二天一上班，这件事就在高法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的，大家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亲自来高法看大字报，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大支持。       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很快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称高法曾派工作组到他们学校，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正在揪斗工作组组长王维纲副院长，所以他们有权了解高法“文革”的开展情况，也要来看大字报。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专政机关，是保密单位，总理很早就指示要“关起门来闹革命”，不允许外界看大字报。但是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派学生纠缠不休，非看不可。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把大字报藏起来。       但造反派学生并不罢休，他们得知大字报都藏在档案库后，就要找档案室的负责人给他们把门打开。此时档案室所有工作人员都躲在家里，不敢来上班了。造反派学生拿不到钥匙，竟然开始砸档案库。       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学生们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打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在此之前北京还没有先例，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       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       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了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有不少负面之辞。         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主席，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有了恨意。       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来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       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       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林伯渠去世不久，1961年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       1954年，因为“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发生，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因为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况，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了钩，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定为“反革命集团”，饶漱石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3个人被绑在一起。       因为潘汉年、扬帆都曾在上海工作，扬帆之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这也是我为什么被半夜从家里叫走的原因。       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机会。1967年3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批了一个条子给谢富治：“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江青把扬帆排在第一位，可见她对扬帆的恨意之深。4月，江青又派人到上海，“搜集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还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不久，江青指令专案组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给项英提供材料向中央发电报的事。       现在也有人把潘汉年案的发生同江青联系在一起。客观地说，江青虽然身份特殊，但她最初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制造这个冤案，只不过后来插手，让“潘案”进一步升级。江青最介意的是她30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除了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方面之外，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江青在上海被捕后，究竟有无自首变节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从1979年9月开始，一直到1981年的审判，前后花了3年时间。江青的案卷，公开的、秘密的，我都全看过了，没有发现江青被捕时有自首变节的问题。她是经组织营救释放的，这一点可以确认。所以在我负责主持、参与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法庭判决书》时，对江青的历史只字未提。       因为潘汉年、扬帆、饶漱石三人已被定为“反革命集团”，虽然这一次江青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扬帆，可是潘汉年不能幸免。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再次被抓进秦城监狱。1970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写了一份《关于内奸分子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应当指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没有权利对潘汉年判处所谓无期徒刑的，最高人民法院也根本不知道此判决，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偏偏也就发生了。        余音未了       1978年之后，为潘汉年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多。有的材料说，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是廖承志，但是从最终提交的法律材料上看，是陈云牵头的。陈云说：“当时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一共有3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我再不说话，将来再复查潘汉年案就更困难了。”                                                           1938年陈云（右一）和潘汉年（右二）       为潘汉年平反的材料，也是由中纪委牵头进行的。在他们后来提交给高法的材料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当时根本没有看到的重要材料——比如潘汉年当年发给总理和罗迈的电报，证明他的行动都是经中央批准的。还有王明当年派潘汉年时，写给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的信，信里清清楚楚写着派潘汉年回来的目的是与国民党、第三国际和国民党联合抗日，写得清清楚楚的。这些材料都是中纪委出面找的，他们从哪个渠道补充进来的，我们也无从知道。         1982年1月，中纪委把《关于潘汉年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送到高法，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批示：“我同意撤销潘汉年的原判15年有期徒刑。”本来要改判一个案件，按照法律程序，本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复审，但由于潘汉年这个案件的特殊性，经院领导同意就把复审的一套法律程序简化了。我指定华东组拟写撤销原判裁定书，报经院长批准，撤销原审判决，宣告潘汉年无罪。       可是裁定书下达后，我们才知道，潘汉年早已在5年前离开人世了。       1975年5月，潘汉年从秦城监狱转到湖南，与先期到达的董慧一起被安置在湘东南茶陵的洣江茶场，继续劳动改造。1976年10月，潘汉年得知“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欣喜若狂。可是1976年12月26日这一天，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84周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这篇文章彻底击垮了潘汉年。       1977年3月，经请示公安部批准，潘汉年化名“萧叔安”住进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4月14日傍晚，71岁的潘汉年与世长辞。去世前，董慧获准来到病室，潘汉年睁大眼睛看着董慧，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潘汉年死后，做了遗体解剖，发现他肝部已烂成了豆腐渣。他的骨灰被安葬在长沙金盆岭墓地，墓碑写着“萧叔安之墓”。                               1979年，61岁的董慧也离开人世。董慧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人家，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来到延安，1940年与潘汉年结婚，而且利用父亲的银行家背景帮助中共做了很多工作。所以董慧被捕后，潘汉年曾说她是“最冤枉的”。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董慧从未离开过潘汉年，想来令人叹息。因为潘汉年与董慧夫妇生前无子女，身后无亲人，裁定书除了送给中央有关部门外，已无处送达。       潘汉年被平反后，虽然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扬帆最终也被平反。       众所周知，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所以此案的很多疑问，我们现在也无法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潘汉年案发生在1955年3月全党代表会议讨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期间。在讨论中，很多干部做自我批评，交代与“高饶”相关的一些问题。潘汉年想起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事，一直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想借此机会把事情的经过向党说清楚。因为陈毅是华东组的组长，潘汉年先找陈毅谈了相关情况，随即写了一个材料，委托陈毅交给党中央、毛主席。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给了毛主席。       潘汉年被捕后，作为和他交往最长、关系最深、接触最多的人，周恩来总理对此案非常关切。原中联部部长罗青长多年后写了一篇《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的回忆文章，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他让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潘汉年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 罗青长回忆，“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最终周恩来、李克农出面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        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是这份报告并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们在秦城审阅案卷时，甚至在给潘汉年平反之后，都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当时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有关部门为了保密，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以致错判。所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后，明确规定：凡是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认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材料，都要如实附卷，移送法院，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它可能会触犯了一些兄弟部门，它们往往以保密为名，不给我们提供相关材料。以潘汉年案为例，如果早看到潘汉年与中央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往来的电报，事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不尽思考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周日早晨我在住家附近的超市釆购食物。我看准了一包牛肉，刚把手伸过去，另一只黄皮肤的手也伸过去了。我顺着那只手抬头一看，一个清爽的东方帅哥。他对着我笑了。＂你是中国人吧？＂他直接了当地用略带南方口音的国语问我。 ＂是啊。这么巧，你也要买这块肉。＂我应着，感觉他乡遇故知。 我们俩开始一起购物。付完帐一起走出了超市。他推着自行车驮着我们俩的货物袋先送我回家。＂我叫周梅，北京来的，就在旁边那个学校上学。你呢？＂刚才在里面光顾着购物，还不知道彼此。一上路我先介绍了自己然后请他也自我介绍。 ＂我叫吴海竹。＂ ＂等等，你叫什么？＂还没等他往下说，我就想起了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也叫吴海竹。 ＂怎么？你知道这个名字呀。＂吴海竹知道我听清楚了，他奇怪我怎么会对这个名字有兴趣。 ＂你以前是跳芭蕾舞的吗？＂我想进一步求证。 ＂是啊。我现在也是。＂他毫不隐讳的回答让我确信他就是叔叔倒霉事件中的男主角。 在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的叔叔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带领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到了意大利的第二天，一名叫吴海竹的团员失踪了。叔叔在当地报纸登了寻人启示，直到回国都没找到吴海竹的踪影。回国后这起丢人事件被定为团员叛逃的政治事件。叔叔虽然没有为此丢官降级，但也是焦头烂额，不停地写检查，仕途的政绩档案中有了污点。我到加拿大上学之后渐渐地把叔叔这件倒霉事淡忘了。没想到吴海竹这个失踪的人现在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吴海竹一九六五年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人家之中。他上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棉纺厂工人。 海竹上小学的时候功课普普通通，平常遵守纪律听老师的话。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推荐他参加了长宁区少年宫的芭蕾舞训练班。 我们很自然地从他学芭蕾舞开始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家门口。我说这时候室友们都起来了请他进来坐一坐，他没有推辞，跟着我进来了。我们这座四间卧室的房子住了四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两对夫妇，两个单身。我为海竹介绍了我的室友们。他那天离开时已经和大家融洽了。以后他经常来我们这里聚会，他当年逃跑的事情成了我们单调留学生生活里的热门话题。慢慢的我把他叛逃的经过都弄清楚了。 他的故事是从少年宫开始的。当年上海长宁区少年宫位于愚园路上一个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洋房四周是石头䟙的平台，平台外边就是花园和绿茵茵的草坪。花园外是整齐的参天大树，再往外就是高高的围墙和黑色铸铁栏杆的大门。三楼的舞蹈厅里地上铺着斜纹交错的硬木地板，三面墙上固定着把杆，另外一面是大镜子墙。海竹从走进这个神秘的花园洋房，进入这间舞蹈厅，手扶住了把杆，看见了大镜子里的自己就开始喜欢上了芭蕾舞。虽然那时候他只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刚刚开始接受芭蕾舞的启蒙训练。 海竹的训练班刚开始时有五十多个一样大小的孩子，四十来个女孩子，十几个男孩子。他们每星期都要去少年宫两次，每次做三个小时的基础练功。在悠扬的钢琴伴奏中他们先反复地练习脚的五个标准位置，手臂的八个位置，然后反复练习擦地，小踢腿，大踢腿，弯腰，小跳，中跳，大跳，转圈，劈差大跳，、、、。练习周而复始，单调，严肃。不去少年宫的日子也要在家里这样重复的练功。几个月下来班里只剩了二十几个孩子。两年下来，班里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还剩三个男孩子。练功的过程听上去很单调，海竹却说他就喜欢练功，每次他都迫不及待地赶到愚园路的少年宫去。 六年级的时候，军队文工团到少年宫征兵，海竹被选中了。他穿上军装的时候只有十三岁，一张脸像女孩子似的眉清目秀，身高一百六十公分，痩得竹杆一样。参军三年之后他长到了一百七十三公分，四肢也有肌肉了。参军之后他连学都不用上了。 海竹第一次登台是演＜＜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常清的通讯员小庞。海竹告诉我们那第一次上台的感觉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舞台上的灯光一亮，他彻底忘记了台下的观众，也彻底忘记了他演的角色，眼前空洞洞的，他只是尽情地随着音乐跳着舞着抒发着，太陶醉了。我们问他抒发什么陶醉什么，海竹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他的四肢他的每一根神精都那样自如地在舞台上飘扬。用海竹的原话说＂那种爽快奔放是在舞台下无法想像的。＂他说：＂我知道鸦片和吗啡都是毒药，人一旦沾上就上瘾。我觉得舞台是我的毒药。＂讲这话的时候，他的的眼睛里聚集着一束神圣的光。我们都看得出来他真离不开舞台了。海竹在舞台上陶醉了几年，从演通讯员到演党代表，他觉得生活应该一直这样延续。可是他二十岁的时候领导让他复员到了区文化馆。他除了跳舞不会别的。他不想告别舞台。但那个年月，一个普通人想做什么和他被分配做什么没什么直接关系。海竹从十岁到二十岁这段少年成长为青年的生活中他除了芭蕾舞什么都没有学，二十岁的年纪海竹突然间变得无所适从，但是他周围没有人在意他的失落。 几年前我的叔叔奉命组织一个青年文化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八月十五日的罗马文化节（Ferragosto)。其中一个男舞蹈演员由于有亲戚在香港定居而不能通过政治审查。海竹做为替补团员被选中了。他接到通知的时候离出国启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 ＂你不知道我当时的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我知道这是我返回舞台的唯一机会。＂海竹向我讲述当年的故事时还在流露着几年前那种绝处逢生的激动心情。＂咱们国家什么都只能听领导的。我除了跳芭蕾舞不会别的。我才二十岁，领导就不让我跳舞了。让我坐在文化馆的办公室里，我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办公室里的垃圾桶有用处。＂ ＂你为什么二十岁就复员呀？＂听到这里大家的好奇心引发了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就是个不成文的规矩吧。有的老兵曾说是为了减少桃色事件。我们周围女兵比男兵多，还都是女文艺兵。年纪大了，想法就多了。我们男的多数都复员了，漂亮的女兵可能就被领导指定婚配了。＂海竹的语气不咸不淡，我听着总觉着有欺男霸女的味道。我细想一想，海竹是一个最普通的百姓，从小就生长在按权力分配的社会底层，适者生存的本能使得他毫无怨言地接受权势的不公平。我能理解他的麻木。相反，我自己做为一个权势阶层的后代，从小生活在特权的氛围之中，受着虚幻的共产主义教育，反而对不公平更为敏感，时不时还有打抱不平的冲动。 ＂我复员之后还是天天练功。因为除了练功，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现在眼前有了一线希望，哪怕机会非常小，我也不想错过。＂海竹接着讲他的故事。 ＂你一跑不要紧，可把我叔叔害苦了。＂我听着海竹说着他的故事，我猜他根本不知道我叔叔为了他追求舞台的自由而受的牵连。 ＂你叔叔是我们的团长，写写检查总是可以过关的。＂对为官做事不利的处理程序千古不变，海竹说得轻描淡写。他觉得领导都是高高在上的，再怎么样，他们还是有权力。他们的权力意味着主宰别人的命运。 我与海竹交往多了，对他简单执着的个性也算有所了解。那次我们室友北秀要去机场接她刚刚出国的先生。海竹说我开车带你去。我们大家都说不行。海竹直问我们为什么不行。他说我有车对机场又熟悉，我带北秀去接她先生多方便呀。大家都笑。海竹一脸茫然不知道我们笑什么。后来我说：你看看你，不仅长得帅，还有舞台气质，你这么星光闪闪地站在人家的老婆身边，人家看见会怎么想啊？我这么问他，他还不明白。直到我室友告诉他这么做会使人家老公心里不舒服，平白无故给人家制造夫妻矛盾，海竹才算了。 有一次海竹给我们仔细讲了他出走的始末。＂我接到通知的第一天就知道这是我重返舞台的一线希望。我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我只知道外国人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我知道欧洲有许多芭蕾舞团。我相信凭我的功力一定能找到让我上台的舞团。＂听上去，海竹对自己的芭蕾舞功底非常自信。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一走就是叛国？＂我们都是受共产党的洗脑式教育。二十年前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出走的念头当成意念的叛党叛国。 ＂我没想到。＂海竹实在很单纯。缓了一口气，海竹接着说：＂我当时有了出走的想法心里非常煎熬。如果透出一点点口风，我就完了。＂显然，他说他没想，但他潜意识里知道自己要做的是社会不容的事情。当时是一九八五年，中国的邓小平大人威信如日中天，老百姓愚蠢的忠诚依然铺天盖地。心存异念的人稍有不慎就会因言获罪。海竹知道自己一家人都是本份的工人，他心里明白他的出走不至于给家人现状带来什么变化。但是他不忍心对妈妈隐瞒。这种不忍心和为找到上舞台的激动掺杂到了一起，使他临行前的几天精神高度紧张。他天天都想放松一下，在妈妈面前跪下来，他很想让妈妈再摸一摸自己的头。可是他不敢。妈妈看着他这个小儿子时关爱的眼神总含着忧虑，他连面对妈妈都紧张心虚。那几天妈妈忙着为他准备行装，什么都没有查觉。 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白天到达罗马。他们一行人提着各自的行李下了大旅游车，大家围聚在旅店门口等待着办理旅店的入住手续。海竹跟大家在一起有些心不在焉。队友们都知道海竹是替补空缺入团的，他已经脱离专业了，现时在团里也只是填补一个集体舞的角色。人情势利冷暖，队友们不把海竹放眼里，也根本不会没事找事地去关心他的情绪。而海竹也顾不得与这些刚相识的队友们交朋友，因为他的心思全用在了盘算着怎么走什么时候走。出国之前团里规定他们不能单独外出访友游玩。他们口袋里只有够打电话的零钱。他们的护照由团长保存。海竹听见了隆隆的火车声，顺着声音望去，火车站就在前面。他远远地看着那些上下火车的人，心中朦胧地有了想法。 当夜住进旅店无话。第二天一早海竹跟同居一室的队友打了招呼，穿好练功衣和鞋，然后信步走到了旅店门外，开始练功。那是一个罗马的夏日，早晨的空气只有二十度（20℃）左右，和风习习，非常舒适。海竹重复着小踢腿大踢腿，举手投足，小跳、中跳、大跳、弯腰转圈、、、，他的眼神透着严肃一丝不苟，而实际上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他在紧盯着火车站。 有一队友出来吸个烟，看到海竹一个人练功。＂早啊。你可真用功啊。＂队友漫不经意地和海竹打着打呼。 海竹的心开始怦怦乱跳，他以为人家已经窥视了他的企图。”啊。习惯了。＂海竹极力装着若无其事。 其实队友只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吸完烟就进去了。这时候火车进站了。海竹迅速地移步进了车站，直接上了火车。昨天他已经观察到了此地上下车不检票。海竹还没有想过第二步怎么走。他的第一步是一边想一边走成功的。现在他已经坐在了火车上。 ＂你可真行！想当年我们出国留学，手中拿着学校奖助学金的信件，包里装着护照装着几百元的美金，箱子里塞满了衣服，嘴上也能对付英文，可我对出国还是忐忑不安。＂我回想自己出国时的感受，实在是从心里面佩服海竹的勇气。 ＂我什么也不懂，因此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忐忑的。＂海竹只会跳芭蕾舞，做的出格事情也是为了跳舞。他所谓的什么也不懂使他没有顾虑。除了南方腔的国语和上海话，海竹当时听不懂讲不出任何其它的语言。坐在火车上，他没有想火车要去哪里，没有护照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没有认识人怎么办，不会讲意大利语怎么办。他为第一步出走已经劳神过度，现在只想睡觉。中途，检票员见到他穿着练功服酣睡的样子竟然不忍心叫醒他。如此他避过了验票这一劫。 七个多小时之后火车到达了米兰。海竹随着人流下了火车。身穿晨练的衣服，不知脚落何处的海竹东张西望。一个蓝眼睛的年轻人看见了他的迷茫，善意地问他要去哪里？海竹对着他做着各种芭蕾舞动作，然后又做出在舞台上对着观众鞠躬的动作，他又用手比划着他想找这样的舞台和芭蕾舞团。蓝眼睛年轻人被海竹的一连串肢体语言弄得稀里糊涂，他猜海竹要去米兰大教堂广场跳舞。虽然奇怪，但这个穿练功服的东方男看上去精神正常。蓝眼睛年轻人带着海竹走出了火车站，指给他前面就是广场。 广场在米兰大教堂前面。这个广场是米兰的市中心。广场的中央，是一个佩戴勋章授带手握长剑的元帅的骑马铜像。（意大利王国第一个国王维多利奥・埃玛努埃尔二世的骑马铜像，由埃尔科莱・罗萨于1896年雕成，描绘他在圣马尔蒂诺战役中骑马激励士兵冲锋的场景。）海竹到达广场是黄昏时分。他坐在铜像下乳白色大理石的石阶上看着雕像四周无数的鸽子在悠闲踱步，任人喂食、观赏。这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肚子里空空的。他真羡慕鸽子。它们想飞就飞，饿了还有这么多人喂食。看着鸽子们蹦跳着啄食，海竹联想到他在舞台上的小跳中跳。他开始专心地想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芭蕾舞团。只要能找到芭蕾舞团，他就能为他们跳舞，他们就能明白他的意思。虽然饥肠辘辘，但这个想法使他兴奋。不知不觉广场里已经灯火通明。警察走过来对着他说了很多话，海竹从警察的表情知道了这是在盘问他，他就用芭蕾舞的动作回答警察，他想让警察知道他在找芭蕾舞团。警察一头雾水，海竹也倍受挫折。最后警察带着海竹走进了大教堂。 他们在教堂里遇见了一位与海竹妈妈年纪差不多的妇女，她与警察聊了几句。警察离去后，她直接开车带海竹回了家。她用手比划着让海竹叫她妈妈。她为海竹准备了吃的穿的住的。几天之后海竹已经可以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和她交谈了。她是退休的教师, 孩子们都长大离家, 老伴也已经过世了。她要做海竹的教母，让海竹住在她家里，她教海竹意大利语和法语。她告诉海竹他们的教会要帮助海竹进芭蕾舞团跳舞。 看到了中国代表团在罗马当地报纸登出的寻人启示，并且在中国青年文化代表团已经回国之后，不久，台湾中央日报的记者在米兰找到了吴海竹并且对海竹进行了一次釆访。釆访过程中海竹一直告诉他们自己脱队就是为了跳舞，因为自己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可是后来中央日报登载了这件事，称之为中国大陆芭蕾舞演员的叛国事件。 ＂我觉得你不应该让记者把这件事写成叛国。从本质上来讲，你是逃跑的，但是你没有叛国，也没有叛变任何人。＂我对海竹说。听了记者釆访这一段，我觉得海竹当年就应该澄清自己。 可是与海竹相处久了我发现他基本上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日后中国使馆声称这份中央日报的报导给中国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为此中国使馆拒绝办理海竹为探母申请的回国签证。政治家们争夺天下之时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当他们得了操控普天百姓的权利之后，普通百姓的母子思念根本不在他们的政治利益权衡考虑之中。 由于意大利移民法律的限制，以及相对比较松散的加拿大魁北克移民法，两年后教会帮助海竹取得了魁北克的移民身份，并且加入了加拿大魁北克的芭蕾舞团。吴海竹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回到了舞台上。教母像对待游子一样，寄钱让他添置冬衣，寄钱让他买车。休演季节海竹会回到米兰教母家中与教母相伴。随着光阴流失，海竹越来越想念在上海的妈妈。每次在台上的强光之下，他眼前不再如同十几岁在台上之时那样空洞了，他眼前魔幻般地出现着妈妈和教母的重叠影像。 有一年春节海竹到我们家来包饺子。我们又议论起他整个逃跑事件的罪与罚。我分析海竹的天赋和他施展天赋的舞台只不过是媒介而已。我们生长在一个只能被领导安排命运的国度是这所有事件因果的源泉。海竹说当初老师把他送进少年宫芭蕾舞训练班是起因。我说后来他二十岁的时候被强行结束了舞台生涯是祸因。海竹说参加出国代表团是诱因。我们都同意结果有善有恶。善果是他得到了如同母亲一样关爱他的教母。而想念生身母亲而不得相见是恶果。海竹相信随着时间这颗恶果一定能转变。除了信念单纯，做事专一，这种永远的乐观心态也是海竹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