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红花草   中国人对于官话套话，已经多少年听惯习惯了。文革时我正在读大学，“四个伟大”、“最高最活”等等之类的套话弥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那时，这种套话就像封建王朝时迎接圣旨，即便是被贬被撤，也得要叩头谢主隆恩，否则就会大祸临头罪加一等。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军衔将军，还是个医术超群的老专家老教授。记得文革初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在毛泽东的前面用的定语是“最最最最最最…”，到底说了多少个“最”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不是肺容量的限制，或许他会说上几百个“最”。可惜，那时没有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概念，否则一定有人会创造出为“红太阳”前面“最”字最多的记录。 改革开放之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这样的套话被逐渐摒弃。陈云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反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开始回归。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可喜成绩，经济总量跻身于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步履艰难，在一些诸如旗帜、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抱残守缺。官话套话、媚上瞒下等封建官场文化继续大行其道，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官话套话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打开中央或地方的电视报纸，只要是领导作报告或公开发言，几乎都难免官话套话。最近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通过微博发出征集令，广征“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不到三天时间，这条微博已有一万多人转发，评论达4000余条。《人民日报》本身也整理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结果发现许多使用率、曝光率很高的官方用语都“中标”，被民众归为官话套话之列，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竟都落网。 官话套话等官场不正之风的根源在于现有政治体制。一名官员要升迁，最重要的就是获得上级尤其是“一把手”的青睐。而要获得上级的青睐，除了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更要懂得揣摩上级的需要并想方设法加以满足。就算做不到迎奉拍马，至少不能“胡言乱语”给上级添乱，给自己找麻烦，这是官场的基本规则。在这个规则作用下，官话套话要比真话实话安全得多，为什么不说？换句话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不说这些套话不行。不说套话，体制内的会把你逐到体制外，体制外的会把你边缘化，当官的会扒下你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或许会送你到精神病院。以对河南政协常委赵克罗因不说套话说实话即将面临被逐出政协的遭遇为例，来说明目前的体制，只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出现。 赵克罗农村出身，1991年考上河南财经学院会计系。1995年毕业后，赵南下珠海打工。回到郑州后，他于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并很快扩张为郑州乃至河南最大的会计机构之一。赵克罗积极投身于社会工作，以青年企业家身份加入了当地青联，并在后者的推选下于2004年成为郑州市政协常委。5年后，他以“社会新阶层”身份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政协常委之一。如果套行政级别，省政协常委是个什么待遇不清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常委享受副职待遇，省政协主任是副省级，常委就是正厅级了。 年少得志，赵克罗在办公室里挂上两幅大字以自勉：“谨言慎行，戒急用忍”。他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老师史璞教授评价说，赵克罗向来熟悉体制内话语，为人老练，十年政协生涯中广结善缘，积累了不少人脉。一位熟悉赵克罗的人士则认为，担任省市政协常委的10年里，赵一直试图在体制内外寻求一种平衡：既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又获得体制外的赞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到的事件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发现这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第一次参与政协小组讨论时，赵克罗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刚开始时候，觉得是荣誉。”赵克罗回忆说，“2004年到郑州市政协当常委，有些委员说政府管我们吃、管我们住，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政府说好话。”这种赤裸裸宣传“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豢养理论确实让赵克罗吃惊不已。在他看来，“为政府说好话的媒体已经够多了，用不着我们再说了，我们就提一些建议、批评、民主监督吧”。于是每年政协大会，即使有省级领导在座，赵克罗也都在提意见，而且说得都很直白。赵克罗同时承认，“真话”大多有关民生民计，很少触及大的政策。这是因为在一次对新常委、委员的培训上，上课老师教导大家，如何提议案才恰到好处。比如提的议案要切合眼下实际、感觉政府能执行的提案，要求提得太高肯定不行。在事实上，即使按照这样的办法去做提案，最终获得圆满结果的还是“不多”。在赵克罗的提案经历中，2012年两会上的农民工廉租房提案“相对成功”——在走访省住建厅、市建委、规划局和农民工后，他提出要为农民工解决在城市的安身之处。尽管提案获得了上述部门的支持，成果仍然只体现在廉租房建设启动上，如何让农民工在其中获益却未立即见效。 外人看起来，在政协10年，赵克罗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名声，每年两会，赵克罗总是出现在河南大小报章上头，成为记者们的“宠儿”。 2012年5月，他接到老家南阳市镇平县七里庄村支书的电话，得知在外副处级以上官员可以不平坟，觉得荒唐，就顺手发上微博，无意中启动了一场舆论风波。 微博发出后不久，赵克罗就接到了河南省有关部门的批评，有领导批示称，这给南阳乃至河南带来了负面影响。看到这么高级别领导的严厉批评，赵克罗“一下子慌了”，“睡不着觉”，当即删除微博、致歉，并很长时间再未发言。他想，还有半年就换届了。没想到12月份他得知，下届政协委员名单里已经把他踢出去了！而根据赵克罗获得的消息，早在2012年11月底，他原本已被提名为新一届政协委员。他所在的民革河南省委急了。据赵克罗说，每个民主党派的常委名额相对固定，“拿掉一个就少一个，参政议政过程中分量就小了”。领导们因此去找省委统战部沟通，但没有效果。 赵克罗本人更急，他通过私人关系去沟通，反馈来的信息是，按照惯例，审核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的务虚会已经开过了，他的名字在会上没通过。“上边说，这事没办法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事重开次会。”2012年12月，赵克罗被迫接受出局的结果，愤怒之下，他在微博打破沉默，先后发出“忏悔书”、“遗书”，自称“不懂政治，太天真太幼稚，给领导添了乱”。这些行为再一次为舆论潮添柴加薪。知情人说，赵的“过激”行为无疑断送了最后的迂回空间。发完微博后的赵克罗，感觉成了“弃儿”。 关注此事的只有一份党报在12月27日的一篇社论。 这篇发表在封面的社论不点名地批评说：“动辄随意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甚至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在不足为训。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随性之所。”这就不是指责，而是恫吓了。 同情赵克罗的省政协同仁为他喊冤。“根据中央有关加强政协地位和作用的文件，地方党委一些重大事项出台时要跟人大、政协协商，平坟复耕的事涉及河南千家万户，显然是重大政策，我却从来没参加过这方面协商。”这位省政协委员批评说。 现在，巨大的压力正向这位年轻的企业家袭来。就连给朋友打电话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开句玩笑，“我打给你，就是想看看你还敢不敢接我电话”。赵克罗还透露，朋友、同学中，确有部分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包括生意在内的一些私事上也遇到了麻烦，“原来说好的约定，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别人就取消了。压力很大”。现在，就连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也接到通知，要求免去其常务理事之职。 关于河南省平坟事件的是是非非，从不久前《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就可以看得清楚。这项《决定》删除了《殡葬管理条例》中民政部门有权对拒不改正违法土葬、建造坟墓行为强制执行的条款。这也就意味着2013年起民政部门将无权强制平坟，由此证明此前河南省部分地区强制平坟的错误。 一个用行动用言语抵制了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错误决策的体制内人士，却被活生生从体制内赶出去，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到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批判彭德怀，1966年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的结果，使得劣币一次次驱赶良币，使得官场上的现实就是：或者做劣币生存下去，或者做良币被驱赶出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官话里头的“高级形容词”越来越多——为了掩饰之前工作的不足，又不便于说谎，所以不停地加缀修饰语做障眼法：“高度重视”、“加快完善”、“全面深化”、“更加注重”、“切实履行”就用得越来越多，如果没有“高度”、“加快”、“全面”、“更加”、“切实”等前缀语，仅仅说“完善”、“深化”、“注重”、“履行”几乎就没分量了。人类一不实在说话，语言就贬值，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就是官话套话！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或者是故意说得跟没说一样的空话。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两会（人大和政协年会）”是官话套话的集中爆发期。参加各级“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由官员、老板和精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往往把自己在“两会”的发言作为表忠心的难得机会。大浪淘沙，可惜的是真金被淘汰，留下的人，除了战战兢兢想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者来歌功颂德，就是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富二代，搔首弄姿，无病呻吟。 中共18大后，新的领导人产生新的作风。从习近平视察深圳时不封路，没有长长的欢迎列队，不铺红地毯，到李克强、王岐山等提倡开会时不念稿子，都成为改变作风的版本。改变作风已经成了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强劲吹动的新风。既然官话套话源自当今的政治体制，要真正做到让人讲真话，不讲套话，就必须从改革政治体制着手。不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找出普遍存在的说官话套话的原因，只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或许又是一种新的套话官话。 20130119

时至 2009 年年初，中国官方已经摸索出一套完整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机制，对外用“长城防火墙”（ GFW ）拦截中国境外网站的“不良信息”，对内利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直接审查和互联网运营商的间接审查相结合的机制控制境内网站的“不良信息”。 1 中国互联网新闻网站、论坛及博客等网站内容已经完全受控。  与审查内容相配合，当局以最高人民法院通知的形式完全剥夺了网络用户依法维权的任何可能。 2009 年 7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涉及互联网管理的案件不予受理，不出具法律文书”，其中对“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作了明确说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包含因网络管理引发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民事纠纷主要表现为因网站根据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删除起诉人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言论以及网页等，或者关闭起诉人的博客、论坛、帖吧、网站等引发的纠纷。起诉人大多以其与网站建立网络服务合同，网站未经其同意或未通知本人单方删除文章、关闭网站为由提起诉讼。行政纠纷主要表现为起诉人不服相关管理部门删除起诉人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言论或者关闭起诉人的博客、网站等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处罚行为而提起的诉讼。” 2  但 2009 年中国的一些类推特平台，如“饭否”（ fanfou.com ）、腾讯“滔滔”已经日渐活跃，在 2009 年 6 月发生的湖北石首骚乱事件及同年 7 月发生的新疆“七五”骚乱事件信息传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网络监管部门要求“饭否”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七五”事件后 3 天，中国的“饭否”、“叽歪”等类推特平台被政府要求关闭，随后，推特（ Twitter ）、 Facebook 等境外网站在大陆被禁止访问。   2009 年 8 月，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此后，网易、搜狐以及腾讯也紧随其后，纷纷推出自己的微博。截至 2009 年底，新浪微博用户约为 500 万——数十倍于当时中文推特的用户。 3 业界一般认为，当局是想利用国内互联网运营商成熟的内容监管能力，实现对微博产品内容的有效监管，从而用受控的国内微博服务抵御不受控的境外推特服务。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信息监控管理。由于微博的集成化和开放化，信息传播速度快并且广泛，以及可通过手机或其他外部应用程序接口（ API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发布，在对“不良信息”的监控上势必难度大增，也给产品运营带来巨大风险。 2010 年 7 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 4 媒体报道称，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有业内人士表示，这表明当局的态度是“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目前只有新浪微博去掉了“测试版”字样。 5  此后，各平台均加大了审核的投入。 2010 年 9 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 6 后来在官方推动下，这个制度推广到各大网站。 7 但微博用户数量快速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资料， 2011 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 6311 万增长到 1.95 亿。 8 一系列重要的舆论事件和社会事件得以依托微博这个平台催生和扩散，包括： 2010 年 12 月 25 日，浙江省乐清市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意外死亡事件，引发网络广泛质疑，多个以微博为依托的公民调查团奔赴当地调查。 2011 年 2 月 20 日，中国“茉莉花革命”爆发，信息在推特和微博得到广泛传播，数以百计的活跃人士被抓捕，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声讨。 2011 年 6 月 20 日，新浪微博昵称“郭美美 baby” 和实名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用户在微博中炫富，引发网络舆论对中国公办慈善事业的持续质疑，并导致公众捐款数额几尽至零。 2011 年 7 月 23 日，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造成 40 人死亡，搜救行动是否过早结束、堕地的后车车头被迅速掩埋、政府控制媒体和司法系统等问题使中国铁道部遭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质疑。 2011 年 8 月 14 日，辽宁省大连市的民众对二甲苯（化工业简写为 PX ）化学污染工程项目的公民抗议运动更是完全依托微博平台成功发起，这个事件甚至不得不迫使新浪微博首次使用地区封禁的措施来限制所有来自大连地区的用户发布信息。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 9 一系列的网络事件给官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2011 年 8 月 22 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10 2011 年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1 在官方多番表态的强大压力下，新浪 CEO 曹国伟表示，“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2 新浪总编辑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 13 在王晨讲话之后两天，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这套微博信用体系后来在 2012 年 5 月 28 日正式实施。 14 但微博运营商的自律催生了“转世党”群体，被注销账号的人重新注册账号（转世）继续发言。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新浪“转世”接近 200 次，另一名叫“修理”的用户，转世已近 400 次。“转世党”通过相互推荐及在其他网络平台的联结，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数百甚至上千名。“转世党”部分成员同时也是推特等平台的用户，他们把“墙内”发生的敏感事件信息搬到墙外，然后在监管压力减弱后又持续把这些信息以及其他敏感信息搬回“墙内”，有些甚至很极端；更让当局担忧的是，随着信息自由的流通的初步实现，一些权利运动也应运而生—— 2011 年 9 、 10 月间，“自由光诚”系列运动广泛展开，同期艾未未网络借款事件也得到广泛响应。 压力之下，政府站到了前台，推出了酝酿多年的“微博实名制”。 2011 年 12 月 16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市公安局、市通信管理局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制定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 15 （下称《规定》）出台，自 2012 年 3 月 16 日始，微博客用户必须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后，才能使用发言功能。广东官方亦表示，按照中央的部署，广东省内包括腾讯在内的 7 家开展微博客业务的主要网站作为试点，从 2011 年 12 月 22 日起，实行微博客用户使用真实身份信息注册。 16. 推特用户 @mcxiaoke 披露了监管当局“微博实名制”内部实施通知里对运营商的部分要求： 对粉丝数超过 10 万人的微博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逐条审核，实行先审后发制度；对黑名单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逐条审核，实行先审后发制度；指定违法有害信息 5 分钟内删除； 向公安机关专用搜索引擎开放技术接口；指定关键词的屏蔽过滤措施 10 分钟内生效；具备特定文本图片视频链接“一键删除”功能；具备特定用户或指定微博信息的转发评论控制功能；具备特定地区、特定 IP 或特定来源信息发布控制功能； 建立 7×24 小时信息巡查制度；具备全部单项发布服务停止功能；用户注册信息长期保存；用户登录信息保存一年；使用客户端软件或手机的记录终端识别和手机串号信息；日志信息向公安机关实时提供；与公安机关建立事前评估及报备制度。 17 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新浪微博注册环节加入了身份信息比对功能，成功后才能发言。但这项规定执行情况略有不同，网易和腾讯等运营商也要求身份信息比对，但在新浪微博，除了身份信息比对外，同时还要求手机发短信绑定微博——而手机是实名制的，因而被认为是间接实施了实名制。但一些网友利用网络搜索他人的身份证信息用于账号验证，包括“ GFW 之父”方滨兴等人的信息，运营商并没有能力识别使用者与其提供的身份信息是否一致。 当局及运营商的努力并未能改善他们在信息审查当中的被动局面，强制实名认证将导致微博流量的降低及用户活跃度下降的情况并未如外界所预料的严重，让新浪束手无策且自认为在警方面前透明的“转世党”，在多次整肃之后更加活跃。 2012 年 2 月，因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引爆的“军车进京、北京出事”等信息在微博上广泛流传。监管当局不得不对运营商施加更大的压力。 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 2012 年 3 月 31 日发出公告称将从 31 日上午到 4 月 3 日上午 8 时关闭微博评论功能。 18 与此同时，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部门对 16 家“造谣传谣”的网站进行了关闭，并对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两家“谣言”传播集中的网站点名严肃批评； 19 多名传播相关信息的微博用户被有关当局处予行政拘留甚至刑事拘留等处罚。 20 中国网络传播最吊诡的是，当一个事件发生后，网上会演绎出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传言在官方未经证实前都会被官方贴以“谣言”的标签，但一般来说最符合网民经验认知的版本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这些版本往往又会被事后官方披露的事实所验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言、谣言和事实之间，网民无从判断，这也让官方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效果大打折扣。 微博运营商受到来自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因为加强了监管，运营商也面临用户的反弹。 新浪在 2012 年 5 月 28 日正式实施酝酿已久的微博信用体系。由《新浪微博社区公约 ( 试行 ) 》、《新浪微博社区管理规定 ( 试行 ) 》、《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制度 ( 试行 ) 》组成的微博管理制度，推出了用户信用积分制以及用户组成的社区委员会，可明显识别的违规行为，由站方直接处理，社区委员会处理有争议的用户举报的不良信息。 根据最新的社区管理规定，“危害信息”主要分为三大类，包括危害国家及社会安全的信息、垃圾广告信息以及淫秽色情信息。其中在危害国家及社会安全的信息中，再细分为包括危害国家统一、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宣传邪教迷信、散布谣言、煽动非法集会及示威等 9 个类别。 新的规定还明确，累积发表了 5 条敏感信息及以上的用户将被禁言 48 小时并被删除内容，而恶意发布敏感信息的用户将被禁言 48 小时以上，并有可能被注销帐号。新的规定还推出了用户信用积分制度。所有用户都以 80 分开始，如果违规将扣分，而如果有好的表现还可以加分，分数过低的用户将会被限制发言或评论。 有评论称，一直以来，不少微博用户都对新浪审查微博的一些做法有所不满，而现在成立了由用户组成的微博社区委员会并参与微博管理，也有助于舒缓一些用户的不满情绪。 据《凤凰周刊》 2012 年初在《讲政治的新浪》一文中披露，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不能相互关注）功能。 21 据介绍，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的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22 此外，新浪有一个数百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出现重大的紧急事件，这数百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其他部门的员工，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外界估计新浪微博的监管人员目前已经超过一千名。 23 在微博利润模式未明朗的情况下，微博平台的监管投入均成为各大运营商沉重的负担。在美国上市的“新浪公司”在 2011 年财务报告风险提示中向投资者表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管及新闻信息审查，可能严重影响微博的运营能力，甚至可能导致微博终结。 24 运营商运用发展与政府捆绑的政务微博等策略降低平台整体被关闭的风险，但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实践表明，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监管力度与网络所呈现出来的言论空间均呈相互背离各自增加或增长的态势。学者叶匡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这种来自民众的抗争的力量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政府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很难说，政府会把微博关闭掉。当他感到有足够威胁度的时候，他是任何事都可能做出来的。比如某个地方出现很大混乱，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很大。” 堵还是疏，在世界互联网治理中早已经不是问题的问题，仍将继续困扰着中国互联网的监管者。 （北风，本名温云超，中国媒体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居纽约。致力于中国新媒体、互联网审查与社会运动的观察与研究，投身于中国人权保护及民主运动。 2010 获颁法兰西共和国人权奖。）   1. 参见我之前的文章，北风，《中国互联网的审查体系》，《中国人权论坛》 2010 年第 2 期， http://www.hrichina.org/crf/article/3244 。 ^ 2. 见北风在推特上张贴的《关于涉及互联网管理案件立案审查工作的通知》影印件： http://twitter.com/wenyunchao/status/194791007534067712/photo/1/large 。 ^ 3. 东方早报 , 《四大门户微博“退化”成测试版》， 2010 年 7 月 15 日， http://internet.ccw.com.cn/news/online_media/htm2010/20100715_875155.shtml 。 ^ 4

人道是，严控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群魔乱舞，精英拍案，卷起千堆雪。 李承鹏、韩寒等作家、名人和普通网民以社会良心自任，为形势严峻的敢言媒体背书或现场声援；力挺《南方周末》的企业家李开复、地产大亨任志强等名流，被当局“请喝茶”——这种“脱敏”对于李开复、任志强来说是好事，原来说真话不难，也没那么可怕。任志强如同里根总统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一样呼吁：“改革就是要不断的推倒挡在前进路上的墙，填上坑洼的不平，闯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不调整政治体制，就无法适应民众权利的诉求，更无法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南方已远，远得我看不清那方的真实！”集歌手、演员、作家、主持人、编剧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号称全能女神的台湾艺人伊能静，尤其引人注目，不仅声援南周，还讽刺助纣为虐的《环球时报》是权贵利益的看门狗，鼓励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沉默的好人也许会变成邪恶的同盟。”影星李冰冰在印有《南方周末》刊标的照片上写下意味深长的祝福：“周末不是周末，周一却还是周一。早安，南方无暖气，大家保重。早安，严冬里期待春天的到来。” 1月16日，台湾记者提问：伊能静发表涉及南周的言论，是否影响她在大陆的工作？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回答：台湾的演艺人员应遵守法律。 被禁言、被删微博、被喝茶、被取消新书签售会、被威胁“遵守法律”的伊能静，微博粉丝暴涨至680多万！民心所向，一目了然。 伊能静、柯蓝、任泉、陈坤、陈数、姚晨、马伊琍、李冰冰等当红明星对《南方周末》的支持，任志强对时政的关注，或可称之为“伊能静现象”，社会良心不再局限于作家、诗人、教授、律师，而是扩展到演艺界和商界名流。微博时代，伊能静、姚晨们的微博粉丝动辄数百万，甚至数千万，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的传统媒体。因为他们，这个严酷的冬天有了一丝春意，依稀让人想起了传奇巨星邓丽君。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1989年5月27日，为支援大陆争取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香港“歌坛大姐大”梅艳芳组织《民主歌声献中华》24小时大型募捐演唱会，百万人冒雨观看，港台200多位当红影视歌星参演；邓丽君不顾家人的反对，在脖子上挂了一块写有“反对军管”的牌子，毅然出席并演唱了《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六四”大屠杀之后，邓丽君说：“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学运领袖吾尔开希回忆邓丽君：“1990年六四周年祭，在巴黎曾与她见过一次，一首《历史的伤口》因泣不成声而中断。中断后，她拿起麦克风，带着哭腔仍然坚定地说：‘不要向专制妥协，不要向暴政屈服！’” 1991年，邓丽君告诉友人，她拒绝到大陆演出：“我跟他们说了，六四不平反，我就不去大陆。”一些同行的表现令邓丽君十分失望：“哼，都公开发过誓，那些港台唱歌的，梅艳芳他们。可现在有几个人没去大陆？说话不算数！”在金门劳军期间，邓丽君向大陆喊话：“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附设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我希望很快地能够再回到金门，跟金门的弟兄们见面；当然，还有跟沿海的大陆同胞们通话。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民主万岁！谢谢！” 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邓丽君是北京当局非常重要的统战目标，1981年当局就开始通过各种管道邀请邓丽君赴大陆演出。心系国家大义、“六四”惨案的邓丽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唯一一位从未进入大陆为专制政权贴金的港台巨星。 由于在华语歌坛无可撼动的地位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屡屡发表反共言论的邓丽君，不仅未被封杀，去世之后，央视还多次播出纪念邓丽君的专集片。 “回忆大饥荒、批评政府、反对砸同胞的日系车、认为宪政是个好东西”的敢言作家李承鹏，近日在新书签售现场被人袭击和扔菜刀，新书销量加倍增长，排队参加新书签售会的读者一眼望不到头，寒风肆虐的北京街头上演热销的童话。 “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被遮盖的眼依然能透进光，被捂住的耳朵会因为安静而听的更细微，被缝合的嘴能学会语言之外的表达，被捆绑的双手会悟出自由，被掩埋的死亡将永远存活。”伊能静不仅敢说，而且说得很好，让当局十分难堪。北京被大雾笼罩的照片正是当局心态的某种写照，套用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说法，可以说当局现在是“黑雾黑烟愁煞人”。 有人说，被取消新书签售会的伊能静是在炒作。网友“Kielboat”分析说：“有人将伊能静的表态与售书联系在一起，不以为然。不，这很好，一个自由的市场最终决定一切，当聪明的艺人已经意识到自由市民是他或她的最大市场时，一种新的政治消费主义就形成了，跟拒买环球时报广告商产品一起构成新的政治消费主义选择和运动，改变这个社会。” 时代不同了。南周诸君敢于奋起抗争，引发全社会的声援和世界关注，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南方周末》在大陆传媒界是一块金字招牌，旗下的编辑、记者根本不愁找不到工作。甚至，这种抗争和人格魅力于无形中成为资历的附加值。就像艾未未把借款搞成一次轰动网络的行为艺术，借贷双方都获得了成就感和抗争的乐趣。 这种“附加值”业已体现于伊能静、李承鹏身上，民众的支持让他们知道吾道不孤，对他们的任何打压都会激起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反抗、支付更多的成本，以至于打压成为不可能。如同《南方周末》事件，不是每个帮凶都有美好结局。 “每个女人都是一颗钻石，一定要经过无数切割才会发光发亮。切割，英文叫做Cut，也代表伤害。经历过无数伤害的生命，才会闪闪发光。”伊能静的自信、从容，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体制没有那么强大，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颗钻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体制，改变自己，就是小小地改变了体制的一部分。

    　大陸國家統計局昨日發布去年大陸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仍然持續下降中，但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卻首次出現減少的情況。這對大陸過去依靠人口紅利支撐的「世界工廠」，有2個思考方向，首先就是重新省思計畫生育政策（一胎化），再者就是如何提高單位生產力，來彌補勞動力減少的缺口，或是徹底轉型發展為非勞力密集產業。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屈宏斌認為，短期內對大陸經濟成長影響不多，不需過分擔心。但是，據聯合國數據顯示，中國計畫生育政策將使工業主要勞動力，在2025年下降27%，陸媒也曾評論即使現在就放寬生育政策，在2028年前也不會對年輕勞動人口有任何幫助。     　雖然大陸未來仍可維持人口紅利一段時間，但是，如果現在就不進行改變，對於未來大陸發展的影響恐怕不只有一點點，因為過去30年間快速成長的人口紅利已經急轉直下了。     　人口紅利優勢的消逝，除了讓大陸得面對勞動力減少，將世界工廠拱手讓人外，還得面臨產業轉型、人口老齡化的社福政策等一連串的挑戰，更令人擔憂的是，一胎化政策下，每個年輕人必須背負的家庭重擔將隨人口老齡化激增，屆時就又多了一個社會問題。     　除了放寬生育政策外，積極推動勞動力密集的製造業升級，發展自動化設備以對應未來退休年齡延後的老齡從業人員，更是未來趨勢。     　這個數據對在大陸的台商而言，更意味著未來缺工情形將會更加嚴重，且在勞動人口下降下，所付出的勞動成本將會愈來愈貴。因此，台商應積極從本質上進行改變，思考產業升級轉型方向，或轉移工廠陣地來因應。 … 更多新聞請看《旺報》

因编辑的疏忽，1月17日发布的真理部指令“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曾被误发为“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数字时代编辑组在此向读者诚恳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