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雷人官腔小品”曾大红大紫，如“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啊”，“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等等，均引发了一轮轮的全民声讨运动，这显然限制了部分官员的口舌之快。今年出现了一种新动向：曝光官员个人的不伦之论少了点，而经过深思熟虑的官方正式发言或“正式理论”，盖过了官员个人胡说八道的风头。   有人发挥“语言腐败”一说，指“具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操纵人心”。其实，“腐败”是对人或人群而言，和“语言”本来不鸟。腐败的人、糊涂的人运用语言，不腐败或清醒的人也运用语言，而评价人心腐败与否，要结合身份、角色，看其话语真不真、对不对，要看他的用法、作用和真实意图。   说白了，所谓的“语言腐败”，即“腐败话语”，就是官场或官方喉舌的谎话、谣言、骗辞。与其称其为“语言腐败”，不如明说它是些“阴毒话语”。这个词重视谎言中的智力因素——谎言的技术含量越高，就越是阴险毒辣。   2012 年度，排名第一的最阴毒话语非“休假式治疗”莫属。   2 月 8 日，重庆市政府宣布：“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谋算老道，伏笔重重，可进可退，精当周全，该含混的地方绝不清晰，这一句话，其实“博大精深”，充分展现了捉笔人发达的“政治智慧”。随着幕后真相被部分披露，大家知道这话暗示了太多的可能和预谋，也不难想象王立军见此话会作何想。   “适度腐败”排名第二。   5 月 29 日，《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评，文内称，“中国显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彻底根治腐败的条件目前不具备”，“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现行体制规定了民众没有允许与否的资格，“民众允许程度”本是个伪命题，但不是所有民众都明白这个理。反腐败反不下去，这就更需要民众的配合，最需要的就是民众对腐败的“理解与宽容”。理解万岁，理解腐败尤其万岁，反正谁也找不出腐败度的界限究竟在哪儿，“适度”和“腐败”连在一块，似乎也是适度要求。腐败是犯罪，环球时报的社评能把“适度犯罪”说的一本正经很有文化的样子，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第三名为“公益性垄断”。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提出：中国行政政策设定有公益性垄断的行业，包括中央企业层面的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也有地方的供水、供气、污水处理、公共交通等企业。   “垄断”和“公益”两个概念一搅合，能做清晰批驳的人就不多，况且这里暗地里揉入、瞎搅的概念其实还另有一串子。垄断的国企是做公益的，为公益而垄断啊，于是乎，国企之地位垄断、价格垄断、利润垄断皆名正言顺，容不得“不具公益性”的其他企业搞竞争，于是乎所有批评国家、国企搞垄断的批评可以休矣。“一假遮百丑”，政治经济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为人民而垄断、而暴利，实业和理论都正确。为垄断行业、企业辩护能做到这份上，的确是专家才能做出的活儿。   前三名排出后不分名次。案例“杀跌性回暖”。   2012 年 3 月，在国务院地产调控政策不见松动时，南京楼市出现短暂热销，连续三周的周认购量连创新高。新华社发文评价其为“杀跌性回暖”——满心坑爹取巧的家伙，方能想出这话儿来。   “签字式宰客”。   2012 年 2 月，海南旅游岛出现宰客现象，一度被网友曝出万元账单。三亚市工商回应：账单有顾客的签字，则不算宰客。   立场坚定，站在消费者的对面；排除有力，店家绝无作弊与恐吓行为，顾客绝无被骗或被迫的可能——除却官方回应，没有更黑。   “干湿交替”。   2012 年 12 月 16 日，宁波市江东区一幢居民楼倒塌，造成一死一伤。宁波市住建委总工程师夏海明说，初步原因是由于天气干湿交替导致——只要天气干湿交替现象存在一天，就不会有人为责任这一说，这属于本行业的一大发现，万能脱责理论：天啊！天啊！你这有干有湿该死的天啊！   “维修式拆除”   今年 1 月 27 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24 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突然遭拆除，此前这处故居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 ” 不可移动文物 ” 。对此，东城区文化委解释为“维修性拆除”——拆除了，维修了，连拆除时想的都是维修，多好的心肠啊！对自个呱呱叫，鸭子煮熟了，嘴还是硬的。   “盈利性亏损”   2012 年 2 月，中国太平（央企）发布业绩报告，其旗下全资附属公司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出现首次盈利性亏损——造词水平实在不低，和“负增长”发明人不相上下。 “自主性坠亡”   2012 年 8 月，河南省扶沟县练寺镇，老人朱中洲因为对强征强拆及补偿不满，前往镇政府找有关领导协商，随后在政府院内跳楼身亡。经过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该村民为“自主性坠亡”——描述并非纯物理运动，此话指出一个事实：当家作主，连自杀也是当家作主。   …….   诸如戴套式强奸、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政策性调控、轻度型追尾、隐蔽性收入等等，都是阴毒话语，就连“改革”、“和谐”、“稳定”之类常用的好词，也因官家拿着当“画皮”使用而令人反胃。在这里的更多发现，意味着阴毒话语被曝光、被消毒，也证明着民间智力的提升。粗放盘点，或遗漏多多，好在读者都能回顾检索，尽管补漏、指正好了。   张维迎曾说：“语言腐败使体制变得高度不可测，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坍塌崩溃”，此话虽严重却较含混。某种体制需要相应的话语体系来配套，话语特征被体制所规定，话语适应体制、服务体制而不是相反。当然，话语也表现体制的本质和特点，我们确实可以从阴毒话语的出笼背景中，从“话语崩溃”的现实中，看出某种体制崩溃之前的缝隙。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熵增趋势的无情进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无可挽回地逝去。人的肉体变得丑陋，人的精神变得萎靡，所有曾经美好的关系都趋向于解体和消融。因为人按照本性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除非有非做不可的理由，人自然地趋向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过了四十岁，人就连做爱都懒得再做。如果不吃饭不会饿死，人就连吃饭都能免了。林语堂有一次说：中国人跟美国人最大的区别就是，美国人喜欢工作和竞争，中国人喜欢悠闲的生活。虽然林语堂不是社会学家，但是由于他在两个国家都生活过不短的时间，他对两国人的区别的这个感观倒可能是真切的。 　　中国古人足够聪明，发明了麻将，它既完全随机，又变幻无穷，就是一个大头傻子都可能碰上一手天胡地胡的好牌，就是一个智商180的机灵鬼也可能碰上一手十三不靠的烂牌，抓耳挠腮，无计可施。所以，麻将真是魅力无穷。就是玩不带钱的，仅仅看概率现象的鬼斧神工，也能感受到它的魅力。如果再带上赢钱输钱，就更加刺激。承受力差的，可以玩一毛两毛的；承受力好些的，可以玩四块八块的；根本不在乎钱的大富豪，还可以玩一万两万的。想行贿官员的，也很方便，只要该胡不胡，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受贿人把钱赢走。麻将的设计居然能精妙到只要是同一群人玩一次两次有输赢玩较长一段时间就没有输赢的程度。这是典型的概率现象：如果你把一枚硬币抛100次，每一面出现的概率趋向于50%，虽然第一个10次有可能是4比6甚至3比7。 　　到过成都的人，都会对那里人对麻将的迷恋留下深刻印象。大街小巷，到处支起牌桌；男女老少，全都如醉如痴。那是全中国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微景观。女人过了五十，男人过了六十，麻将就是他们全部的活计，是他们在吃饭睡觉之外全部的快乐所在。无论平常多么沉闷无趣的人，上了牌桌也会变得生龙活虎，趣味盎然，甚至幽默诙谐，妙语连珠。说麻将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娱乐方式，这个判断绝对不会错。 　　我有时觉得，麻将是中国人民族性的象征，因为这个游戏的特征是：没有投入，没有产出，没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目标，没有归宿，没有英雄，没有奸雄，除了随机现象，什么都没有。中国人不信上帝，不信鬼神，全部的心思集中在此生此世。生命本来就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像麻将一样，完全是个随机现象。这一点让西方人接受下来简直就能要他们的命，伤心蚀骨，痛苦异常；而让中国人接纳这一点却容易许多，他们早就在玩麻将的过程中，对这一点心领神会，谙熟于胸。正因为如此，麻将成为中国人无目的人生的一个自然选择。这也解释了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多少发明，多少创造，多少像样的美术音乐文学戏剧，大家的时间全都花在毫无产出的麻将上了，大家的聪明才智也都在这随机现象带来的快乐中消耗殆尽。 　　麻将所象征的民族性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像鸦片一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使我们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只是安于随机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使我们获得灵魂的平静，能够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能够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这个全人类和每一个单个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痛苦事实，在随机现象带来的随机的快乐中走过无目的的漫漫人生长途，安然迎接无人可以逃脱的自身的死亡、解体和一切或曾有过的意义的消亡。

【他们一家都有两个户口】“90后房妹拥有11套经适房”事件继续升温，除了“房妹”拥有两个户口已被媒体证实外，其父母也被爆分别拥有至少两个户口。翟妻的身份证信息一个名为李淑萍，户口在郑州二七区；另一个名为王书平，所在地为河南项城市。爆料人说，李淑萍为翟妻公开的名字。 这个事件可能揭开了官员及其家属拥有多个身份的＂冰山＂之一角。事件当事人的结果不难想见，而全面彻查及系统调整更值得期待。 除了移民之外，制造假身份也是官员藏匿非法财产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冰山一开，不知道后果如何？不痛不痒抓几个小虫子，肯定不得人心呀。 ——- 　　在中国看新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纸媒看，永远正大光明的，而在网络看，处处是黑暗，为此人们常说，现实是光明，但网络是黑暗，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现成，无疑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矛盾。相信，现在对诸君来说，想看幸福的会选择纸媒，想看黑暗的便可选择网络。也算是各有索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则“房妹”的新闻：据新京报讯(记者孔璞)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前局长翟振锋女儿名下有11套房一事继续升温，昨天，爆料人透露，不仅“房妹”及其父有两个户口，“房妹”母亲也有两个户口。记者从相关部门查询确认属实。 　　这回郑州“房妹”被曝全家都有两个户口，如若没有被曝光，她们一家何尝不是周围人眼中有能力的人呢?现在问题出来了，一家两个户口也被曝光，如果事情就这么了解，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深挖，比如说当初是谁给她们一家办的两个户口，是她们隐瞒，还是有人故意的，就看当地政府有没有勇气去深挖了!当然根据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就算不深挖，大家也知道是怎么么回事，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人有两个户口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房妹”全家都两个户口，可见其家人本领之大，恐怕要远超我们的想像之外了。 　　当然，中国一些拥有特权的人神通广大，往往总会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比如说在中国，一个靠不正常手段发家致富，敛聚财富的人，至于财富是如何来的，都不要紧，只要你拥有足够的财富，往往会被人认为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当然如果有少许人笑他们，那便是“仇富”的心理不平衡;不用富人开口，自然会有智囊团替他们说话。 　　相反一个守法守纪的人，因时运不济，生活贫困，便会遭周围的人嘲笑，笑他无能，笑他没有本事!当然，这是中国社会很平常的人情世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所以说，在我们这个“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违法”的时代里，想扭转乾坤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当然，“房妹”一家都有两个户口，是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但她们为何会要知法犯法呢?其中是逃不出巨利的诱惑，对于她们这一套的行为，其实早已过实，普通民众早已看穿，但却依然在官场上通行，原因在这些人在巨利的诱惑下，法律早已明存实亡，为此方才大胆地随意践踏!在这个权大法的现实社会里，你又如何阻止他们内心的贪欲之心呢? 　　对“房妹”一家人看来，拥有两个户口，便可多一些巨利的收获，是很聪明的一举，但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事往往是事与愿违，并非完全如愿以偿，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上屡出不穷，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拥有飞蛾扑火的精神，栽倒在自己的“聪明”之下! 　　“房妹”一家被曝光，对中国来说，永远是沧海一粟。原因，在中国华夏之地，处处皆有“房妹”“房哥”“房姐”“房弟”等孪生兄弟;他们的存在，又等着谁去揭发呢?“房妹”曝光被处理事件，只不过是再一次验证：“富人见光死”“官员见光死”的真理延续而已;也是再次说明，在中国，多数富人的财富来源和官员的财产来说是经不起查的。原因，两者是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在同一个染缸里染出来的颜色，怎么会有差别，只不过其中的深浅问题。有人说官员财产公开，90%以上是有问题，必定引起官场大地震，其实只要让富人财产公开，也是同理的。

人物周刊：我和缅甸人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相信政府真想改革，你觉得政府推动改革是诚心的，还是只是出于策略？ 昂山素季：我相信总统是真诚的，当然总统也不等于整个政府，但显然，他对政府其他成员有相当的影响力。我也理解很多民众抱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过去被欺骗过太多次了。但是，我们不能让怀疑阻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人物周刊：顺便问一句，你还会称现在的政府是一个“压制性政权”吗？ 昂山素季：我们得承认，这届政府并非100%的自由和开放，但显然，即使和一年前比，它也更自由和开放了。 人物周刊：我曾经读过你和Alan Clement（记者，第一位在缅甸出家的美国人）的对话，你多次提到了缅甸社会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昂山素季：心理学家会说，这和我们的孩子们长大的环境有关。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回到社会根源上，去问一问为何有这种不安全感，就会发现这和我们国家的历史有关。一个国家的历史会影响国民思考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该怎样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 　　 　　昂山素季：我想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物质上的，要消除不安全感，你首先得让人们衣食无忧，不必担心基本生活需要；与此同时，你也得处理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必须让人们更加自信，我想这和教育及能力培养息息相关。如果人们相信他们能够为自己发声、为自己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的自信心便会得到增强。 　　　　 　　人物周刊：我读到资料说你曾致信联合国，反驳“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发展模式？ 　　 　　昂山素季：我并没有写信给联合国，但我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常常提到，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携手前进、不可分割。如果其中一个缺席，另一个也将难以持续。 　　　　 　　人物周刊：但也有人会持肯定态度。至少他们曾经从经济改革中受益。 　　 　　昂山素季：那我就要问一个问题：好吧，你挣到了钱，你觉得你的钱是安全的吗？你觉得你自己是安全的吗？当我说到这里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我觉得人们都应该想一想，好，你可以先赚钱，你可以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改革，但你是否希望你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能以权利的形式为你所有，而不会被非法剥夺？ 　　　 　　人物周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在1990年代提出它时，大概是想强调亚洲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不同，比如亚洲人更看重集体，而西方人更在意个人；亚洲人更推崇和谐，而西方人更强调自由…… 　　　　 　　昂山素季：真是这样的吗？我很怀疑亚洲人是否真的把集体放在个人前面。有时候我们在缅甸会抱怨民众缺乏公民意识，说他们没有一种社区感和集体感，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亚洲人比西方人更有集体意识。也许是西方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所以他们有资本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我知道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突破，所以你也许会发现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强调自我，但却慢慢失掉了集体甚至家庭的价值？是这样吗？我想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是在全世界都会出现的现象，当竞争越发激烈时就尤为如此。 　　　　 　　人物周刊：你曾倡导公民不服从，但你也说过，在自由社会里，人们去问一个“为什么”是很正常的，而在专制社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却可能带来危险，所以人民就老老实实去当顺民，所以掌握权力的人就愈加飞扬跋扈，所以人民就更加害怕。如何跳出这个恶性循环？ 　　　　 　　昂山素季：你得教会他们去发问。我们在民盟就一直这么做，我不断告诉他们：你必须学会问一个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可笑的事，当然也非常可悲。有一段时间，民盟成员不断遭到逮捕，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被带走，我们对自己的成员说：他们必须要逮捕令才能施行逮捕，如果某些人来对你说“跟我走一趟”，你必须要问问他：你有逮捕令吗？你是根据法律的哪条条款来逮捕我的？总之你不能轻易就范。他们一般是晚上来抓人，有一天晚上，秘密警察来逮捕我们的一位成员，他问他们：你们有逮捕令吗？你猜对方怎么回答？“我们不需要逮捕令，我们已经决定了要判你几年了！”（笑）无论如何，人们去问个为什么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你在被威胁时站出来：你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有时对方会感到紧张，在某些场合，也的确会令结果有所不同。 　　　　 　　人物周刊：人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的恐惧？ 　　　　 　　昂山素季：恐惧是一种习惯。我想，有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应该做的话，那即便是恐惧，也必须要去做。你不能寄望于恐惧凭空消失。你的态度应该是：好吧，我怕得要死，但这件事我必须做。因为去做它也许令人害怕，但不做它会更糟。在这件事上，我对民盟的成员们说得非常简单：即使你的膝盖在发抖，迎头去做，去做。（笑）你知道，虽然我们心里有畏惧，但一旦你做了，会发现其实没那么可怕。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战争的纪实故事，有些义士潜入敌军内部做间谍，这是极其危险的，你会想，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他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我想那些肩负承诺和使命的人会获得力量，去完成一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若没有担当，将一事无成。 　　　　 　　人物周刊：在压制之下，除了恐惧，人们也会变得犬儒，他们会和政治保持距离，除了赚钱，他们不相信也不在意任何事情，你在缅甸经历过这样的情况吗？ 　　　　 　　昂山素季：这件事很有意思。因为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人物周刊：但在这之前，很多人感到无力，甚至有一种背叛感。 　　　　 　　昂山素季：如果你觉得自己被背叛了，那你就得自己去做。正是因为你以前依赖别人，所以你才会有背叛感，不是吗？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如果你什么也没做，你没资格去问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你从未有过无力感吗？ 　　　　 　　昂山素季：是的。因为我从来不指望别人。这是我自己的决定，没人逼着我参与民主运动，我参与进来是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我自己选的生活方式，能怪谁呢？既然我选了自己的路，我就必须自己走下去。 　　　　 　　人物周刊：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对你是否有过影响？ 　　　　昂山素季：他对我们的民主运动非常支持，我对他也十分尊敬。是的，他的一些文章对我影响颇大，比如他提出的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power of powerless）”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启发很大，因为我们这些人，除了自身的精神外，别无他物。 　　　　 　　人物周刊：事实上，我记得他曾说过，你正是“无权者的权力”最杰出的代表。从你的经验来看，无权者的权力到底来源于何处呢？ 　　　　 　　昂山素季：我想它来源于信念。你相信一些原则，你相信某些生活方式是更为可取的，你也相信民众有能力来达成这些目标。我相信这就是力量的来源。 　　　　 　　人物周刊：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缅甸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你？ 　　　　 　　昂山素季：我觉得缅甸和有些国家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成立了民盟这个政党。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民盟，我相信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们理应是一个合法政党，但我们真的很难以一个政党的方式来运作。在过去，我们一直被严重压制，被各种条条框框规定得死死的。但我们挺过来了，我想这是人们没有忘记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我想也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觉得我们很愚蠢，因为我们一直在苦苦支撑。他们会想：看看这些傻瓜民主派，看看这些傻瓜民盟，他们有完没完啊……但最后，我想他们会尊敬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的火种从来不曾熄灭。 　　　　 　　人物周刊：一个缅甸记者告诉我，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军政府太招人恨了。 　　　　 　　昂山素季：我不清楚人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恨意，事实上，我希望没有。我不希望民主运动以仇恨为基础，我希望它能基于一些更正面的情感，比如对于未来的信心，相信我们的国家未来应该变得更好。不论何种情况，要达成国内和解，你不可能依赖仇恨。 　　　　 　　人物周刊：不过，对于那些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正待遇的人，心存恨意也很正常。如果将来民主实现了，他们要求报复怎么办？ 　　　　 　　昂山素季：不可否认，总会有人要求报复，全世界都是如此，但我们可以看看南非的例子，看看波兰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转型中应对仇恨的问题。他们都找到了解决办法，去化解仇恨，而非忽视仇恨。你不可能忽视过去，你不可能以忽视来与过去相处。他们没有忽视它，他们面对它，通过面对它，他们才能化解那些苦难和怨恨的情绪。 　　　　 　　人物周刊：挑战在于，如何在避免仇恨与报复的同时，又不失掉真相和正义。 　　　　 　　昂山素季：责任担当（accountability），我认为责任担当非常重要。在正义一事上，我常常引用图图大主教的话，他说他相信修复式正义（restorative justice），不相信报复式正义（retributive justice）。我们必须追求的是修复式的正义。 　　　　 　　人物周刊：我记得图图大主教好像也说过，记住那些作恶的事实，但忘掉那些痛苦的感受。 　　　　 　　昂山素季：是的。人们总说，忘了它吧，原谅它吧。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的原谅是不能遗忘的，你得记住发生过什么事情，你需要忘却的是与之相连的悲苦。 　　　　 　　人物周刊：就你个人来说，我记得你说过从未恨过军政府，你说如果你开始恨他们了，你就被打败了。为什么？ 　　　　 　　昂山素季：我觉得真正的仇恨里藏着恐惧，如果你憎恨对方，你多少也会对他有点害怕。我曾尝试分析人们憎恨的情感，经常发现其中藏有一些恐惧的成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憎恨军政府，这意味着我怕他们，也就意味着我被他们打败了。 　　　　　　 　　人物周刊：我读过你纪念父亲的文选，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革命运动中往往有一种危险，即政治上的急务往往模糊了革命的基本精神目标，甚至将它废弃。固守革命初衷的神圣性和首要性，不只是理想而已，这种坚持可使一场革命免于出现“动物农场综合症（Animal Farm syndrome）”。这其实是许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昂山素季：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真的不能把手段与目的截然分开。为什么有些革命走到了非常非常错误的地步，原因在于革命者认为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能那样做，不然革命的初衷就被扭曲了。如果你是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你不能使用那些违反人权的方法。如果你那样做了，待你达成目标之时，它也变成非常不同的别的某些东西了，因为你一直在扭曲它，你把它最基本的品质给毁了。 　　　　 　　人物周刊：你会一直提醒民盟成员这一点吗？ 　　　　 　　昂山素季：是的。我总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手段。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教会某人自由思考的重要性，你不能因为他不会自由思考就揍他，你不能一边打他，一边说，快，用用你的脑子，独立思考！这样可教不会他独立思考，而只会把他吓住，让他感受到与自由截然相反的东西。 　　　　 　　人物周刊：我听说，你不希望看到利比亚的一幕在缅甸上演。 　　　　 　　昂山素季：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非暴力的斗争。我们之所以坚持非暴力之路，是因为从长远看来，非暴力斗争更好。也许它花的时间更长，但带来的伤痛也更少。利比亚的伤口将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愈合，表面上可能尘埃落定，但一定会有不满、愤恨和仇视在下面冒着泡沫，因为人们彼此仇杀，很多人死去了，这些（伤痛）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的。 　　　　 　　人物周刊：利比亚人可能不会同意你，他们会说，那是因为卡扎菲太残暴太顽固了。 　　　　 　　昂山素季：我不是在说他们（暴力革命）的对与错，我是在讨论这样做的结果。不论暴力革命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将是长期性、非常难以处理的。 　　　　 　　人物周刊：你曾说，经由知性的劝服（而非诉诸一时的激情），将这种信心灌输到长久被不信任及不确定所破坏的缅甸社会，实是缅甸民主革命的真正精神所在。 　　　　 　　昂山素季：你可以通过一场天花乱坠的演讲来吸引听众，但将被迅速忘却。如果你经由知性真正地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变的需要，那么他们将会追随你终生。即便在那些高压的时刻，他们不敢公开出来表达，但他们仍会抱持这样的想法：一个更好的社会是应该能促进个人自由的社会。 　　　　 　　人物周刊：听起来很完美，但“知性”听起来好像与一场“革命”通常所具有的性质相悖啊。 　　　　 　　昂山素季：革命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根本性的变革，所以我一直说，我们真的需要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如果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因此得以发现自己，变得自信，那么一场精神上的革命就发生了。这是比表面上风云变幻要真实得多的改变。 　　　　 　　人物周刊：那么你怎么看勒庞的《乌合之众》？ 　　　　 　　昂山素季：恐怕我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他们（朋友和助手）给我的书。你得给我讲讲。 　　　　 　　人物周刊：比如，在勒庞看来，大众是盲从的、易操控的。 　　　　 　　昂山素季：哦，集群心理（crowd mentality）。是的，我想一个人置身于呐喊的人群之中，是会被群体情绪感染并裹挟的，但当人们回到各自家中，他们也许会有不同的感觉。而且集群心理常被用于邪恶的目的，所以不应鼓励。但是，人民团结起来，为同样的目标许诺努力，和那种集群心理还是不同的，后者被激发出来的是人性中不假思索的一面。 　　　　 　　人物周刊：这种领悟是怎么帮助你度过软禁岁月的？ 　　　　 　　昂山素季：比如，当我生气时，我总会观照到自己正在生气这个事实，然后我就会设法控制它。而且我从来都知道，世间并无恒久不变的事物，所以当我遇到不顺时，我总会观照到这个事实：是的，现在事情不太妙，但有可能转瞬就变得好起来。这种正念让你保持沉静（on an even keel），给了你一种平衡感。 　　　　 　　人物周刊：我记得你曾说过，软禁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昂山素季：是的，我当然不希望被软禁，但既然它不可避免，我就接受它，把它当作一部分工作。 　　　　 　　人物周刊：是否也曾有某个时候，觉得厌烦？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非得由我来承担这一切？ 　　　　 　　昂山素季：不，我从没想过这件事不公平、令人厌烦或者类似的其他感受。其实你都没时间感到无聊，因为被软禁的时候，你总是有一大堆事要做。 　　　　 　　人物周刊：不会有世俗情怀占据你的时候吗？ 　　　　 　　昂山素季：当然会有，但我从不会感到无聊。我想，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内心力量，便不会感到无聊。况且我还有书可以读，有收音机可以听，我比那些在监狱里的同事们要幸运多了。 　　　　 　　人物周刊：你总是在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特别勇敢、特别有决心等等，那到底什么令你不同？ 　　　　 　　昂山素季：嗯，是，我对于他们总说我很勇敢也很奇怪，（笑）我只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思考问题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在别人看来很勇敢，好吧，那也不错。 　　　　 　　人物周刊：你的内心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昂山素季：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的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人物周刊：从没有过自我怀疑？ 　　　　 　　昂山素季：没有，我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想每个人成长的方式、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带给你一系列的价值观，如果这些价值观足够强大，你便不会动摇。 　　　　 　　人物周刊：不过你父亲就明确表示过反对僧人参与政治。 　　　　 　　昂山素季：是的，他曾经说过，僧人能够为国家做的最大的政治，就是将佛法、将慈爱撒播四方。不过我认为他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那也是参与的一种。参与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相信任何宗教的教义，反而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因为教义显然会影响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当然了，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你个人政治游戏的工具。 　　　　 　　人物周刊：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人有时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你是怎么回应这种指责的？ 　　　　 　　昂山素季：这种事情我们在缅甸经常见到。军政府时期，军政府总是宣称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才是真正爱护这个国家的人，好像别人都不能爱国似的。我父亲在担任缅甸军队最高统帅时曾对士兵发表过一个演讲，他当时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才是热爱这个国家的人，那些普通老百姓也热爱着它。他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爱国的权利，你爱国，不代表你非得扛枪上战场去保卫祖国，我们维护人民的自由，也是在保卫国家的价值，也是在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爱国主义？ 　　　　 　　昂山素季：当然，从字面上它指的是一个人对祖国奉献的爱。不过我认为这种爱应该是正确的爱，不应该是那种与仇恨相连的爱。对于那种让你恨别人的爱国主义，我是不相信的。恨就是恨。爱国主义意味着你希望为你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最好的东西，你希望人们独立，希望他们有安全感，希望他们生活富足，希望他们诚实守信，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价值，总之你希望为国家带来最好的一切。我想那就是爱国主义。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误解是你无法忍受的？ 　　　　 　　昂山素季：没有。你既然是政治中人，必然会有人说三道四，你得去学着适应。我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如果批评得毫无道理，我根本不去理会，如果批评在理，我就必须尝试改进自己。就那么简单。 　　　　 　　人物周刊：有人说，反对派也必须体谅政府的难处，你认为呢？ 　　　　 　　昂山素季：我认为人们必须有开放的胸怀。我想，你应该清楚政府可能面临的困难，这不等于说你同意他们处理这些困难的方式，比如，军政府处理他们困境的办法，就是把异议人士投入监狱。好吧，我们理解他们，他们认为异议人士难以对付，但解决方法不应该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和他们对话，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不是吗？所以，没错，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难处，但不一定赞成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人物周刊：几个月前我在开罗采访，一位出版人，也是一位异议人士，提到革命之后的一个现象：一些反对派在穆巴拉克垮台后反而无所适从，他们反对他反对了将近三十年，结果回到日常政治也提不出新东西了…… 　　　　 　　昂山素季：嗯，那让我感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目标。毕竟，只想着推翻某个人是一个负面的目标，我们应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对于我们的国家，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完，这不是一个政权更迭的简单问题，这是重建整个国家。 　　　　 　　人物周刊：我知道也有一些讨论，关于你是应该继续担任民盟的领导人，还是应该离开它，做一个超越政治的独立人物，推动全国和解。 　　　　 　　昂山素季：是的，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认为他是超越政党的，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我想他会变成一个独裁者。因为如果你希望建立民主体制，你就必须建立政党体制，政党竞争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若你认为自己在政党之上，你已经在通往独裁的非常危险的道路上了。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为利益各方搭建沟通桥梁…… 　　　　 　　昂山素季：不，不，当人们说我应该做一个国民领袖而非政党领袖时，这当然是一种褒奖，我感谢他们这样夸赞我，但我不觉得这么做是合适的。 　　　　 　　人物周刊：你知道，在呼吁西方制裁方面，有人一直对你持批评态度，他们说，制裁恶化了民众生活，也减缓了中产阶级的出现——这通常是建立民主社会的根基，最终伤害的是民主运动。 　　　　 　　昂山素季：首先，缅甸中产阶级的缺乏是因为权贵主义（cronyism），和制裁没有一点关系，这也是人们告诉我的事实。如果你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就会很清楚，那份报告在分析缅甸经济乱象的原因时，几乎没有提及制裁。在缅甸，权贵主义才是一颗毒瘤，它阻碍了中产阶级的出现。 　　　　 　　人物周刊：所以在制裁问题上，你从未陷入过两难？ 　　　　 　　昂山素季：是的。无论如何，制裁问题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政府真的为民众考虑，认为制裁关乎百姓利益，为什么他们不满足那些并不困难的条件呢？释放政治犯，与反对派对话，对冲突地区采取人道主义措施，这些都不是很高的要求，实际上是走向全国和解的可取步骤。 　　　　 　　人物周刊：有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有个非常糟糕的政府，我们认了。但好歹先把制裁解除了吧，能让人民生活稍微改善一点。 　　　　 　　昂山素季：我不知道哪些人在说这些，大概是那些权贵们？（笑） 　　　　 　　人物周刊：你真的从未犹豫过吗？ 　　　　 　　昂山素季：我们也不否认，有一些人因为制裁受到了伤害，有一些甚至就是民盟的成员，他们以前经营旅行社，但他们也支持制裁，因为他们说，制裁的目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的得失。 　　　　 　　人物周刊：让我们谈谈中国吧。 　　　　 　　昂山素季：从缅甸独立伊始两国就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是全世界最早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之一，而且我们一直把这种良好的关系保持至今。在缅甸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希望中国人民能给我们更多的理解，不要把我们仅仅视作经济上的机会。 　　　　 　　人物周刊：对于未来要来缅甸投资的中国公司，有什么建议吗？ 　　　　 　　昂山素季：我希望他们着眼于两国人民未来的关系，当他们想到投资时，也能记住这一点。 　　　　 　　人物周刊：缅甸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现在美国也要重返亚洲，缅甸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昂山素季：我们自己必须先团结起来。我们是小国，但没有关系，世界上有很多小国因为团结而强大。我们必须令我们的人民更有才干，然后我们就能挺直腰板和我们的邻居以及全世界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希望做中国的朋友，我们也希望做美国的朋友。 　　　　 　　人物周刊：你想对中国人民说些什么？ 　　　　昂山素季：作为中国的邻居，我们想要和中国保持友好与温情的关系。我希望他们知道，我们会为此努力，我也希望他们能帮助我们的努力。 　　　　人物周刊：1988年的时候，你总是告诉人们：要有很高的抱负，要有最高的抱负。你现在最高的抱负是什么？ 　　　　昂山素季：我最高的抱负留给我的国家。就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能为祖国带来最好的一切。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太多了……我希望他们诚实，我希望他们聪明、勤奋、成功，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他们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生活。我希望在我的国家，这个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国度实现和谐。 　　　　 　　人物周刊：你已经66岁了，还有什么是你深信不疑的吗？ 　　　　 　　昂山素季：还有很多，我不能只说一样。我相信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我相信我们有必要改变缅甸的现状，我相信为了建立人民的价值与信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太多我相信的事情了，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年龄对这份事业的影响？ 　　　　 　　昂山素季：我不喜欢那种永远工作下去的想法。我希望能有那么一天，我能说，好了，缅甸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有很多年轻人正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我能休息了。那会非常好。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你可以休息了，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子？ 　　　　 　　昂山素季：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可以在一天之中想什么时候读书、想读多少书都可以，而不必把自己的一天按工作、责任等等严格地划分出时间段来安排。 　　　　 　　人物周刊：我能知道你生命中最大的遗憾吗？ 　　　　 　　昂山素季：我想这得到我生命尽头才会知道，目前为止我还说不上来。（笑） 　　　　 　　人物周刊：那么，作为一个女人，你最大的遗憾是？ 　　　　 　　昂山素季：我想应该是没能和我的两个儿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 　　　　 　　人物周刊：你希望你的儿子们如何评价他们的母亲？ 　　　　 　　昂山素季：一个慈爱的人。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