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文道喻　　習近平上任之初，許多人對他充滿期望，而他本人也是幹盡十足，左手厲行節儉政策，要求官員不可鋪張、不可舉行無謂的歡迎儀式和講空話，右手強力反貪，多名貪官紛紛中箭落馬。就在前景一片光明，政治改革看似有望之際，中國人卻發現言論自由的緊箍咒非但沒有改善，情況還變得更糟。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的網站被無預警關閉、《南方週末》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竄改、互聯網上的審查高牆依舊堅不可摧以及監控攝像機遍佈全國，或許意味著習近平不過是另一個對維穩癡迷的胡錦濤。　　　《炎黃春秋》是中國知名改革派雜誌　　　黨沒有改革意願　　新領導者通常與人民會有一段蜜月期，習近平也懂得利用這段時間為自己塑造良好形象，但誰都沒料想到，近期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已使一般人對習的支持快速流失中。路透社報導，《炎黃春秋》是北京具有影響力的雜誌，由改革派的退休官員筆。 2012 年 12 月 28 日，該雜誌發表文章呼籲政治改革和實行憲政，如此敏感話題遭不容任何異議的共產黨所惡，於是，網站被當局以“未備案”為由強行關閉。　　文章的開頭寫道：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弊端日益顯露，社會不安定因素逐漸積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但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眾說紛紜，迄今沒有共識。古語云：謀定而後動。沒有共識，何以定謀？所以，我們當今的政治改革“穩妥”有餘，“積極”不足。其實，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這個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實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前進一大步。　　自古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儘管《炎黃春秋》出自肺腑的希望中共推動政改，這些話聽起來卻可能十分刺耳。習近平上台以後，分析家試圖從蛛絲馬跡中研究改革的可能性，重要指標有：允許互聯網上的表達自由、更大程度試點基層民主及釋放關押中的政治異議人士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共產黨還是以前那個共產黨，無法容許雜音和信奉維穩高於一切，雖然習近平表現出比胡錦濤更柔軟、更開放的態度，黨看似沒有走向政治改革的意願。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劉霞繼續在這個“荒唐”國家中被軟禁，當局面對藏人自焚，只會以詆毀達賴喇嘛回應，賦予公安部門不經司法程序逮捕平民的勞教制度穩若泰山，現在他們還將矛頭對準越來越不聽話的媒體。《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指出，新領導班底 2012 年 11 月接班後，隨即面臨日益大膽的政治改革聲浪，當中有些人士通過開明的報紙散佈思想，獲得廣泛迴響。然而，許多跡象顯示，高層已開始擔憂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聲音的影響力，他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抑止如此現象，否則一旦蔓延全國，將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內絕沒有人想再見一次八九民運。　　中共害怕憲政實行　　其中一項事蹟是《南方週末》的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庹震竄改，此舉引發編輯人員抗議。原版獻辭由該報評論部編輯戴志勇撰寫，標題為《中國夢，憲政夢》，但最終出現的卻是由庹震代筆，題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的獻辭。媒體被西方譽為獨立於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權”，甚至有“無冕王”美名，正因為它是一種監督和制衡政府的力量，但官員介入報導，無疑是新聞自由的一大恥辱。許多微博使用者跳出來聲援《南方週末》，還有海外網站如中國傳媒計劃（ China Media Project ）和中國數字時代（ China Digital Times ）等也均表示支持。　　胡佳自宅被 8 個監控攝像機鏡頭瞄準。　　《經濟學人》同樣觀察到炎黃春秋網被關閉的事件，將如此行為解讀為當局“神經過敏”，無獨有偶，《南方週末》和《炎黃春秋》都因提到憲政而慘遭毒手。綜觀中國歷史，憲政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光緒時期，清廷於義和拳亂後實施“庚子新政”，派遣大臣至各國考察，並於光緒三十三年下詔預備立憲。當時中國原本有機會轉型成像英國和日本一樣的君主立憲國家，但內閣之組成與權限牽動敏感漢滿問題，最後立憲派大失所望，認為清朝以立憲當作藉口來集權與排漢，轉而同情革命派。　　國民政府成立後，曾有短暫的憲政時期，但一連串動盪和戰爭使憲政一直無法真正落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擁有自己的憲法，但在黨國不分情況下，憲政仍遙遙無期。《經濟學人》指出，比起 1989 年要求急速西式民主的訴求，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以呼籲黨尊重憲法規定作為推動政治變革的新戰術。 2012 年 11 月 16 日，十八大結束後一天，《炎黃春秋》和約莫 100 名知識份子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共同討論維護憲法之重要性， 12 月 25 日，由 72 名學者聯署支持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便是其結果。　　有趣的是，中共害怕憲法的原因，不正因為他們極不尊重具備最高效力的憲法嗎？共產黨隨意侵犯人權、迫害宗教信仰、打壓言論自由和長期執政等，都與憲法精神大大不符，“憲政”於是變成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經濟學人》提到，改革派以憲法為本體呼籲政治改革的策略還有拉攏知識份子的企圖，畢竟這不屬於激進路線，中共有難以拒絕的理由。　　 2008 年的《零八憲章》旨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並建議以“中華聯邦共和國”解決兩岸及各民族問題，敏感內容卻讓眾多簽署者遭到警察騷擾，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仍監禁於不見天日牢獄中。但如今時空背景不同，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快速增長，讓自由思潮得以四處傳播，且與西方頻繁交流後，越來越多人瞭解憲政的重要性，以“體制內”方式逼迫改革，如此情況下，習近平還能繼續逃避嗎？　　新浪需要兩面討好　　中共控制言論自由的地步很多時候令人匪夷所思，對中國人而言，審查幾乎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喧鬧的社交媒體上，常見敏感性話題或意見被“和諧”，也就是被刪除。但事實上，很大部分這些事情不是由政府來做，而是公司本身，“自我審查”如同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腳鐐。　　記者大衛 ‧ 渥太（ David Wertime ）於博客“茶葉之國”（ Tea Leaf Nation ）發表的文章以新浪公司為例，指出新浪旗下擁有中國最大的微博平台，但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它像是夾縫中求生存的小草。一方面，新浪是以營利為目的，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民營公司，它必須確保目前已有 4 億的微博使用者持續成長來獲利；但另一方面，新浪也得行使自我審查，把敏感帖子降到最低，盡量不得罪政府，否則，因大膽言論而遭封閉的網站比比皆是，新浪可不想冒任何風險。於是，它既要討好網民，也要討好政府，便陷入左右為難。　　近期當局決定加强網絡信息保護，推出實名制度，被視為緊縮網上發言的新政策，而渥太引用非官方統計指出，至少有 1000 新浪員工從事微博上的“內容管理”，意即審查。　　吃這行飯的人被網民戲稱為“小秘書”，他們是中共大老闆的分身，協助過濾和屏蔽信息，但是，這些人是否有正義感和勇氣辭去目前工作呢？ @ 假装在纽约在微博上寫道：“我不同意為小秘書辯護的人說他們只是混口飯吃。北京公司這麼多，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人離開新浪就找不到工作。一個人總該有點自己的堅守，谷歌能夠為了自己的原則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相比之下，小秘書辭職找新工作要付出的代價簡直不值一提。如果有小秘書願意主動離職，我每個月付你 5000 直到你找到新工作”，這篇博文吸引超過 300 則轉發和評論。　　但中國網民顯然傾向同情小秘書，這些回應中，有人說：“憤青的邏輯成問題，谷歌對應的應該是新浪，針對小員工有什麼用？”，也有人說：“小秘書也只是個打工的，刪不刪還不是上面說了算”，還有人指出，小秘書有妻小要養，有家庭要維持，即使辭去一個小秘書，千千萬萬個小秘書立馬能遞補上來。　　小秘書引起的熱議，說明中國人有多討厭審查，渥太指出，有不少網民對防火長城之父方濱興恨之入骨，只到逮到機會，就想對他雞蛋和鞋子。而針對鬧得沸沸揚揚的《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事件，渥太也認為，這次審查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如果當局連落實憲法的意見都無法容納，趕盡殺絕，很難想像往後會出現什麼大膽的改革舉措。　　自我審查之根深蒂固，或許問題正出自系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選擇“莫言”當作筆名，因為他知道有些話不能說，同時認為審查制度如機場安檢，有必要實施，因此，在中國多年洗腦教育下，很多人已不能分辨是與非，黑與白， @ 一叶飘飘烟雨中說：“不能怪他们，混口饭吃确实很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被奴化了，没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人准则，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所幸，中國 80 後的年輕人在網絡世代成長，他們懂得不輕易相信官方說法，也明白外面世界的普世價值。　　　和諧社會其實就是不容異議。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 　　這群年輕人同是極具創意的一群，誠如《華爾街日報》（ Wall Street Journal ）所敘，社交媒體之崛起提供中國人新的自我表達和溝通方式，但可惜他們無法自由自在地說話，處於大量審查的環境中，網民必須運用語言編碼和比喻來規避刪帖，尤其是嘲笑、批判和揭露共產黨方面。也因如此，中國互聯網上流傳眾多的活潑語言形成一種新潮的次文化。　　舉例來說，“政府”是敏感字詞，因此網民以“天朝”取代之。天朝的使用有兩種含意，一者調侃自大又落後的共產黨，二者表示中國還談不上現代國家，所以，這個過去帶有輝煌歷史的字眼，在網民眼中變成了貶義詞；此外，宣傳部也有新名字：真理部，概念源自喬治 ‧ 歐威爾的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小說中真理部根據現實和宣傳需要，負責改寫歷史文獻、報紙和文字著作，看起來就跟宣傳部的工作類似。　　另一個熱門的用語是“河蟹”，取和諧諧音。和諧是胡錦濤執政期間最重視的觀念，他曾多次提及和諧社會之重要性，但共產黨對和諧的定義是“沒有其他意見”，所有人遵循政府命令不得違背，因此，為了和諧，政治異議人士應嚴密監視，西藏和新疆應嚴格控管。河蟹同是一個貶義詞，螃蟹大搖大擺、橫行霸道的形象，不正如同中國政府？河蟹也可以當作動詞，當網民的帖子被刪，或哪個網站又遭關閉時，他們就會說：“被河蟹了”，換句話說，河蟹是讓人民沉默的手段之一。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的前提下，網民只能自嘲為卑躬屈膝的“屁民”。 2008 年，深圳海事局書記林嘉祥涉嫌猥褻 11 歲女童，以“你們算個屁”的語言攻擊現場圍觀民眾，自此“屁民”一詞迅速竄紅，取代草民成為老百姓的代名詞，中國屁民常得遭受政府壓迫，沒有投票權，只好彼此同情。另一方面，屁民也被當作“貴國”的相對詞，很多中國人已不把中國視為本國，而稱呼貴國，共產黨為“貴黨”，這皆是帶有苦澀無奈的諷刺用語，國家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專制又蠻橫的中共統治者。　　最後一個《華爾街日報》觀察的用字是“被”，被的含意是身不由己和被動，立即被網民發揮尖刻譏諷的用途。例如“被幸福”於中文文法上並不通順，但從毛澤東政府以降，中共一再告訴人民黨為大家“謀幸福”，無可奈何底下，屁民只好被幸福。而十八大來自全國各地 2000 多位的代表，他們真正代表人民嗎？或只是人民“被代表”呢？　　中共看來沒有落實憲政的意願。　　監控攝像機無所不在　　中國一般人除了言論自由受限外，他們也會發現，生活處處有人監視著。西方有一種“圓形監獄”（ Panopticon ）理論，在這種監獄裡，建築物呈現圓形狀，監視塔立於建築物的圓心位置，牢房則設於圓周邊緣上。監視人員能從四面八方觀察罪犯於牢房中的一舉一動，但被監視者無法得知此時此刻是否受到監視，於是他們開始想像監視持續不斷，逐漸內化恐懼和不安，形成約束自己的力量來源。法國學者米歇爾 ‧ 福柯（ Michel Foucault ）認為圓形監獄活生生地上演於現代社會，位居權力中心者，以監控手段滲透和侵入社會各層面，依此來看，今日中國就是一座超大型圓形監獄。　　《今日美國》（ USA Today ）報導，當異議人士胡佳發現他的後車輪破了時，他可能會稍微為此感到欣慰，因為有高達 8 個監控攝像機鏡頭對準其公寓，可以很快找到兇手，“太好了，沒有人像我這樣有優勢”，胡佳自我解嘲地說：“而且我也知道，這些監控攝像機是看管一個叫胡佳的人。” 　　中國監控設備正蓬勃發展，獨裁的共產黨每年耗費巨額於維穩開支上，甚至超越國防費用。《今日美國》引用公安部數據指出：第一，中國目前有 2000 萬至 3000 萬支監控攝像機，其中 1300 萬支架設於 2011 年，且數量持續增加中，估計 5 年內將成長 20% ；第二，北京有 80 萬支監控攝像機（一半供政府使用），遠超過倫敦，倫敦是西方擁有最多監控攝像機的城市；第三，自 2009 年至 2011 年，中國政府共花費 160 億美金建立全國視頻監控網絡。　　當局以提高公眾安全、打擊犯罪和交通管理為由急速擴張監控攝像機的涵蓋區域，說明“維穩”是共產黨統治者最癡迷之事，人權組織則認為，政府越來越仰賴攝像機監視和恐嚇異議人士，同時藉此管理中國兩個最動盪的民族──西南方的藏人和西北方的維吾爾人，因此，胡佳告訴《今日美國》，這些攝像機絕非為了公共安全，而是為了共產黨本身安全。除此之外，中國監控技術日益成熟，目前正專注於生物辨識研究。　　人權觀察（ Human Rights Watch ）亞洲研究員阿蓮（ Maya Wang ）指出，中國異議人士經常得面臨多台攝像機威脅，最有名的例子是盲人律師陳光誠，他於 2012 年 4 月逃脫監視，進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儘管官方不會說明政治監控的程度，但阿蓮認為，當局正在擴大範圍，除知名異議人士外，他們也將矛頭對準一般社會運動家和基層請願者，“公安如何運用攝像機還不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恐嚇手段”，阿蓮接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表示：“讓異議人士感覺沒有隱私，從而造成心理壓力，隨時隨地注意自己行為。” 現在就判斷習近平不會在 2013 年改革未免過於武斷，但種種跡象證明，中共對不同言論的氣度依然狹小，仍是處心積慮控制人民，如果情況不能有所改變，中國人將越來越不快樂，其執政基礎也就越來越脆弱。（《外參》第 33 期）　

唯色 | 自由亚洲电台：藏人面临的护照困境

2013年1 月22日

按照新的审批程序，中国当局几乎不再给藏人签发旅行文件。 RFA 图左：有关更改藏人护照申请护照程序的西藏自治区文件；图右：中国针对所有公民申请护照程序的政府文件。据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将近一年前西藏自治区（ TAR ）当局实施了严格的旅行管制，几乎任何藏人都得不到可以出国旅行的护照。按照 2012 年 4 月西藏自治区当局颁行的护照审批办法，想要出国旅行的藏人必须完成极为严苛的——有些甚至是歧视性的——审批程序，而这些程序的实施，明显是由于北京方面试图压制藏人出国旅行。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 RFA’s Tibetan Service ）得到的一份西藏自治区的政府文件记录了这些审批办法。在 2012 年 1 月，很多藏人去印度参加时轮（ Kalachakra ）法会后，西藏自治区当局实施了新的护照审批办法。这次时轮法会由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主持，中国领导人污蔑他是一个“分裂分子”。这一变化是在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发生了质疑中国统治的自焚抗议之后，中国当局强化安保措施的一部分。流亡西藏驻台湾办公室的研究人员索朗多吉（ Sonam Dorjee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从去年的二三月以来，就没有给藏人签发过新的中国护照，这个变化对西藏境内的藏人是一个沉重打击。” 另一个不愿透露名字并在西藏境内有关系的消息来源说，他只知道在中国政府当官的藏人可以得到中国当局签发的护照。这位消息人士说：“在西藏自治区没有任何藏人个人能拿到新的中国护照，除了少数藏人官员因公派原因能够拿到护照，而这些人回来之后还要上交护照。” 与汉人不同，藏人要想得到护照需要面临“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程序”，索朗多吉说。“为了让申请得到通过，他们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过程中或许还得进行种种贿赂。” “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官方关系的藏人而言，他们根本拿不上护照，”索朗多吉说。矛盾他说，西藏自治区的护照审批办法与中国政府颁发的有关规定存在矛盾，中国政府的规定要求有关部门在申请人提出申请后的 15 天之内签发护照，如果申请未获通过，则要求在 6 天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在同一个国家应该对所有的公民实施同样的规定和程序，但是在中国，事实并非如此，”多吉说。首先，藏人们要将他们的护照申请递交给居住地的地方政府官员。这些申请文件要经过村、乡（区）、县的各级审核，最终才能送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局。 “即便是通过了漫长的审核过程，申请人还被要求签署一份文件，保证在出国之后不会从事任何‘非法活动’和‘危害国家’的活动，”多吉说。藏人当中即使最终拿到护照并出国旅行，但必须在返回以后的七天之内将旅行文件送交有关当局。他们还必须向当地警方报告并接受询问——而对于汉人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们的护照有效期通常是 5 到 10 年，并且无需在从国外返回后交还护照。多吉说：“这说明尽管大家都被认为是中国公民，但是西藏自治区的护照申请人并未拥有中国赋予其他申请人的同样权利。” 困境那些已经拥有护照的藏人也同样面临困境。观察人士贡布（ Gonpo ）说，由于中国当局从去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电子护照计划，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必须上交他们的护照，哪怕护照还没有到期，并且要接受彻底调查和甄别。他说，很多拥有护照的藏人在从尼泊尔回到西藏时，因更换电子护照而被滞留在边境。一位在一月的第一周从西藏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藏人商人说，一年前在印度参加时轮法会的藏人们的护照均被当局收缴，至今也没能拿回来。他说，“所有参加了时轮法会回去的人，护照都被没收，当时保证会换发新的护照，但据我所知，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得到新护照。” 那些往返于拉萨和尼泊尔之间的藏人商人也担心他们的护照会被收缴。一位住在尼泊尔的藏人居民说，事实上，持中国护照前往尼泊尔的藏人人数近期明显下降，已经影响到了藏人在尼泊尔的生意。有大约 20000 名西藏难民住在尼泊尔，北京方面已经要求加德满都限制他们的活动。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藏语翻译多吉达珠（ Dorjee Damdul ）。英文编写帕拉梅瓦朗•潘努都瑞（ Parameswaran Ponnudurai ）。 Tibetans Face Passport Dilemma 2013-01-20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hardly issuing travel documents to Tibetans under new procedures. RFA A copy of the cover of the TAR document (L) with revised passport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Tibetan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cument (L) with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all citizens. Hardly any Tibetan has been issu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passport since Chinese authorities introduced tough travel rules nearly a year ago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 according to sources. Under the April 2012 procedures issued by the TAR authorities, prospective Tibetan travelers are subject to arduous—and what some call discriminatory—procedures in an apparent attempt by Beijing to clamp down on their travels abroad. The procedures, contained in an official TAR document obtained by RFA’s Tibetan Service, were introduced after many Tibetans attended the “Kalachakra” religious gathering in India in January 2012 presided by exiled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who is reviled by Chinese leaders as a separatist. The move was also part of tightened security measures following self-immolation protests by Tibetans questioning Chinese rule in the TAR and Tibetan-populated areas.

特级教师蒙冤 | 有必要晒晒薄熙来的笔杆子

2013年1 月22日

2013年1 月20日

文/ 陳平美國前總統老布什有一句名言：「人類最偉大的發現不是某個科學發明、某本巨著問世，而是把統治階級關進了籠子！」他兒子小布什說的更形象：「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就是把領導人關進籠子，今天我就是在籠子裏和大家說話。」此話確切，此話也欠缺。這籠子就是民主制度。相對於君主專制和各式各樣的家天下極權專制制度，統治階級或領導人確實是被現代民主制度關進了籠子。但是，由於現代民主制度的出現是人類「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又是從根本上改變或有悖於動物、包括人類自然社會屬性的人類文明昇華的產物，不可能僅數百年間就達穩固完善之理想境地。故自民主社會誕生以來，無論是權貴還是平民、自覺不自覺地、無時無刻不在上演着利己的回歸專制、極權、壟斷的自然戲劇，「復辟」之事常有之。所以當今人類社會的民主制度，倒真正是處於「初級階段」，其發展完善過程將是漫長的，並且還是有條件的。資訊在人之社會時空中的傳播、交互狀況，人與人在資訊的獲得與發布狀態中是否平等對稱，即是其極重要之基礎性條件。現在可以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互聯網資訊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的全面普及，才剛剛奠定了真正實現「人生而平等」之社會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基礎。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被關進了籠子的統治階級或資本權貴階層、或稱領導人，又搞出一項「最偉大」的發明就是廢除了金本位，同時又讓現存民主制度不能有效地將鑄幣權關進籠子。這一「偉大發明」使統治階級或稱為資本權貴階層從貨幣金融空間掙脫了籠子的束縛，獲取了利己的、更直達目的性的、更大更有效的、實質的壟斷專制權力。人生而平等、起點平等、機會平等的天平由此嚴重傾斜，只是由於二十世紀後三十年得益於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快速增長的「經濟蛋糕」掩蓋或麻痺了壟斷權力復辟、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的苦痛。於是出現了自2008 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全世界的權貴精英們似乎整體失智，好像瘋狂印鈔就是拯救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這一違背常識的現象，發生於各主要經濟體的決策者身上，相比皇帝的新衣，更加荒謬絕倫。可是，人世間的荒謬絕倫，自有其合理的邏輯。對於地球上當今奉行普世價值的主流文明社會，也即以美國、歐盟、日本為代表的工業文明民主資本主義世界，此合理之邏輯就是不可持續的工業文明和初級階段的民主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到二十世紀末，即雙雙進入「邊際效益」遞減並逐步為負的歷史階段。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多數成分是濫發貨幣及近乎欺詐的層層級級金融衍生品所吹起的泡沫。資本權貴們暗渡陳倉幹的是殺貧濟富、損眾利己之勾當。二十來年財富迅速從99% 之大眾，向1% 的一小撮人集中。貧富差距前所未有地擴大，絕對貧困者大量增加。失去生活幸福感者日眾，奢侈生活愈加癲狂，全球性的道德沉淪。強加給瑪雅曆法的世界末日並未出現，人們心理上的世界末日倒愈來愈強。這過程中，相對既得利益權貴們裝瘋賣傻、置常識而不顧的損眾利己行為乃人性的必然性選擇；即使是善良的平民當其佔據那些權貴們的有利位置，握有哪些利器，絕大多數也會那麼做。對此不應以道德評判為標準。可違背常識之路豈能行得通，當置常識於不顧成為全球精英們的所謂共識共舉之時，世界也就走進歷史性巨變的時空通道。起點時間：2013 年！巨變核心：制度！對於中共之中國來說，2013 年也將是歷史巨變的開始。雖然中共會繼續「不惜一切代價，維穩壓倒一切」，但是維穩的代價將愈來愈高，支付的本錢將愈來愈少。因為，所謂三十來年的經濟奇蹟，從投入產出比、官民分配比、科技進步和經濟升級、再發展能力諸方面評價，實乃依靠極權制度的竭澤而漁、透支後代的集中爆發。除了不一定真管用或不經用的那些外匯儲備，黨國的一切「紅利」皆耗盡，並且已經負債壘壘，同時還要繼續支付空前絕後之龐大的官耗。且不說貪官污吏之惡、貧富差距之大、民怨沸騰之高、社會道德之爛，僅經濟一項，便讓那「五不搞」和「兩不走」成為荒誕的絕唱。「五不搞」將變為「五個都要搞」；「兩不走」一定變成「兩條路都會走」，因為民主是正路，共和國（中國人推翻滿清統治後，曾經建立起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是老路！況且「五搞兩走」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尚存巨大「紅利」的活路。這「紅利」即民主制度紅利。辛亥革命已過百年，人民犧牲了數億，可共和國變成了黨國，民主變成了黨主。黨國是本末倒置，黨主其實是無主；那倒置的黨國廟堂之上是隨時流水漂洋過海的官吏，遠不如君主、皇親、國戚、大臣，甚至包括芝麻官來的靠譜。但是，真正靠譜的是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既有政治民主、又創新經濟民主的制度變革與建設；以及因工業文明自然資源耗盡、環境破壞污染致人不能生之禍，得生態文明轉型之福！起點時間：2013 年！巨變核心：制度！作為《陽光時務》週刊的投資者、創辦人，在新年開始之際寫下此「出版人的話」，是將本人之辦刊視野和關注的時空告白於讀者，本刊也將在變革中發展。起點時間也是2013 年！ 2013 年元月1 日

自曲新闻 | 杭州一抢劫杀人案的5嫌疑人疑入冤狱17年

2013年1 月20日

杭州，浙江——1月19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在微博爆料称，1995年杭州一起抢劫杀人案有5名嫌疑人被判死缓，一年前真犯人现身，该案正在重新调查，当晚，浙江高院网站上的一份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这起罕见的冤案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何兵通过微博称有人爆料，“ 1995年一起抢劫杀人案，当时五名犯罪嫌疑人被判死缓。一年前，现场血指纹对上另一人。现此人已抓获并交代，由市刑支办此案。当局在做工作，网上无任何此案链接，可能想捂。 ”他还称当局内部将该案以纪律形式严格保密。结果19日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一份声明，“1995年3月20日和8月12日，在萧山农垦一场16队四号桥南的机耕路、坎山镇青风加油站东侧路段，分别发生抢劫出租车司机并致出租车司机死亡的事件。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萧山籍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所为。陈建阳、田伟冬还于1995年9月2日盗窃价值1600余元的财物。” 随后这5人终审被浙江高院判为死缓，但在2012年，公安部门又发现了该案新的线索，因此2013年1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建阳等人抢劫、盗窃案立案复查。何兵又指出，当初办案者，现在已经是高官，爆料发出后有关部门正在排查爆料人。这起事件引发了法律界的关注，人们认为此事若属实，将比著名的赵作海冤案还要严重，有媒体记者表示正在关注和调查此案，律师斯伟江微博上称，“不反思现在的刑事书面卷宗主义，刑讯逼供，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机制，这样的冤案仍在流水线之中。” FMN

【网络民议】十年完成国之大幸

2013年1 月20日

昨晚，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表关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言论，他表示：立即实行财产公开不现实，如果强制推行，会引发很多新问题，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完成，如果十年内可以做到，乃“国之大幸”。胡此番言论，引发...

一五一十 | 互联网时代的西西弗斯

2013年1 月20日

西西弗斯（Σίσυφος），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因一再欺骗死神和冥王，而被判罚永远的苦役：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 宣传部门，前世今生宣传部门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已是稀有的权力机构，仅存在于中国、朝鲜、越南等少数国家。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明确了包括党内教育、群众鼓动、文化运动以及报纸、刊物、通讯社及出版工作等方面的“宣传鼓动工作”范畴。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在成立后即模仿苏共成立“中央宣传局”。1924年5月正式成立中央宣传部。1928年10月，中共中央要求建立与健全中央宣传部的组织，各省委要立即建立宣传部，各县市区委应设立宣传科，党支部要有宣传干事，负责宣传工作。1941年《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规定：“一切对外宣传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并建立了中宣部领导下的报纸杂志审查制度。1949年建政前，中宣部的权力已扩展到文化、艺术、教育等领域。 1949年以后，中央宣传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主管部门，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次政治运动均由其推行。1951年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了各级宣传机构的七大职能：领导对于反革命宣传的斗争、领导审查理论教育、审查文化艺术、监督学校教育、审查新闻传媒、干部管理。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宣部被取消，职权由中央文革小组兼管。 1977年10月，中共十一大恢复中宣部，其办事机构为一室五局：办公室、理论局、宣教局、文化艺术局、新闻局、出版局。管辖范围包括宣传员网、报纸、刊物、出版、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广播、学校等。省级及省级以下文化与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由同级党委宣传部管理。截至2010年底，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在编工作人员130多万人，其中，省地县三级宣传部约5.6万人，地方宣传文化单位约120万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约5.2万人（上述统计可能不包括编制外的“网络评论员”队伍）。笔者根据最新人事数据分析：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宣传部门一把手中， 4人来自新闻出版部门，占12.9%；3人来自文教部门，占9.67%；2人出自其他专业背景（财税、科技），占6.45%；22人出身于党政部门，占70.9%，绝大部分无专业背景。其中女性6人，占19.35%；少数民族3人，占9.67%。洗脑时代，舆论一律宣传，被认为是一种为特定主题而运用各种符号，传播其观念以影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社会行为。常被特指政府或政治团体支持的运作。被用于商业用途时，通常被称为公关或广告。在中国，“宣传”一词始见于《三国志》，有传达、宣布之意。现代意义上的“宣传”原指罗马天主教的传教方式。英语“宣传”（propaganda）的词根中，有借植物栽种、接木意思，含强行传播之意。 “洗脑”（Mind control或 Brainwashing），系指利用暴力等外部压力，向别人灌输异于一般价值观的特殊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中国式传销团体采用“金字塔式推销”，须经相互介绍入会，组织严密，纪律森严。进行灌输式洗脑和宗教式动员（如狂呼口号及组织者名字），销售无退货保障的可疑产品。根据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逻辑，各种“造神运动”有着雷同的洗脑宣传模式，墨索里尼率众向罗马进军，希特勒现身柏林奥运会，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狂热的红卫兵……，本质上都是一种扩大了的政治传销。革命导师列宁擅长“灌输”式的政治鼓动宣传，这一重要经验引入中国后发扬光大，成为宣传部门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其内容包括：（1）文字灌输；（2）语言灌输；（3）形象化灌输。这种强力宣传在毛泽东时代登峰造极，形成了严重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最终令“造神运动”推行者们自食苦果，1966年，中宣部被神坛偶像指为“阎王殿”，遭到整肃。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宣传部门成为改革与保守势力反复争夺的阵地，其间一度出现思想解放和“三宽”（宽松、宽容、宽厚）的局面，也曾出现“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和平演变”的风云。 80年代末重大历史事件后，提出了“把握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宣传系统仍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阵地而存在，在政治上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党管干部不能变，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共产党员主持。通过新闻、出版、影视等媒体的审查制度，确保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权。网络时代，风光不再朱厚泽1985年出任中宣部长后，曾提出著名的“三宽”政策：“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此后二十多年的官民博弈流程中，言论尺度不断收紧却又日见松弛，将当今言论环境对比“三宽”，会发现网民凭借表达技巧和网络科技的进步，已自我拓展出一个超越“三宽”尺度的言论空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的公众生活。不仅在科技、经济领域被广泛应用，也带来了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思想垄断的藩篱开始被冲破。不熟悉科技文明进步的中国宣传部门，此刻并未意识到互联网对自身权力的巨大威胁，一边听任互联网“野蛮生长”，一边忙于整肃平面媒体，建立阅评组审查新闻。但公安部门比宣传系统敏锐，于1998年开始启动监控互联网的“金盾工程”，一期工程在2005年底完成。这时，互联网发展的已势不可挡，面对海量信息和不断更新的翻墙技术，宣传部门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他们习惯于纸质媒体的管理经验，试图用围堵删封等手段对付立体传播的新媒体，不免左支右绌，穷于应付。2006年后，为应对日渐失控的互联网和不断壮大的网民队伍，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被称为“五毛党”网评员队伍，并着手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和网络局。 2009年中国大陆出现的微博客，本来被视为抵制境外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的利器，不料却成了宣传部门最大的噩梦。2012年，中国微博用户总量达3.27亿，一个由自媒体组成的网络公民社会雏形，开始浮出水面，微博议政、微博投票、微博反腐等民意表达，令宣传部门的可控空间大大缩水。进入21世纪后，各种媒体的逐步市场化，也在不断削弱宣传部门的权力。尽管表面上仍是“党说了算”，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是“市场和资本说了算”。这种博弈，至今仍在若隐若现地进行。结语权力、资源和思想的垄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闭系统下的信息垄断。信息垄断被互联网打破之后，谎言会随时穿帮，灌输式洗脑的优势不复存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随着当前社会分化的日益严重，各种公共事件不断爆发，传统宣传模式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其管控能力也已黔驴技穷。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就是一个心劳日拙的例证：禁言宪政，反而令“宪政”家喻户晓；打压一家敢言媒体，却引发更多的媒体反抗；另一家 “五毛”媒体来帮倒忙，结果搞臭了主子也搞臭了自己……。面对此伏彼起波涛汹涌的民意浪潮，宣传部门的“防川”工作，已成为一项力不从心的无效劳动。西西弗斯因欺骗被判永推巨石的苦役，这是他的报应。如今，这块巨石变得越来越沉重了…… 2013年1月14日风雨读书楼【补注】另据《新京报》2013年01月18日报道：昨日，在北京市宣传部长会议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市长鲁炜称，全市宣传队伍体制内有6万多人，体制外200多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