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北郊迎宾路1号，错落的别墅掩映在蓊郁的梧桐树中，这里是河南省委的迎宾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均曾在此下榻。作为曾经的政治接待中心，如今除了对外迎客，还为河南省主要领导提供住处。...

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上海教区发言人透露，今年7月宣布退出官方天主教会的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已被撤消了上海教区辅理主教神职。 法新社12月11日的报道说，马达钦原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今年7月7日，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当时的辅理主教马达钦举行了祝圣礼。 祝圣仪式结束后，马达钦突然宣布，自己是由梵蒂冈任命而非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的辅理主教，并放弃爱国教会的职务。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当时在现场有一千余名教徒，也有很多中国宗教局的官员。马达钦退出官方爱国会的表态获得了现场教友热烈的掌声。马达钦是首位在祝圣礼上作出如此公开表态的神职人员。现场视频被人发布到互联网上，引起关注。然而，马达钦神父的这一表态显然惹恼了官方，此后，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有消息说，马达钦被当局控制在上海郊外的佘山修院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就中国官方撤销马达钦辅理主教头衔一事，采访了在美国的天主教“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的会长龚民权，他表示，只有天主教教宗有权任命和撤销一位主教，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中国政府没有权力这么做。主教不是它封的。主教是教宗任命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取消马主教的主教职任呢？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这是教宗的事情。中国政府是根本没有权力的。宗教应该是独立的么！要么你不说是天主教。你说是天主教，那就应该属于天主教教宗。教宗封他为主教，中国政府七月份已经同意了。现在要拿掉他的主教任职，怎么可以呢？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马达钦今年四十多岁，上海人，毕业于佘山修院。他曾任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主编，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任，也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拥有15万天主教教徒的上海教区是中国国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天主教教区之一。多年来，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一直面临服从梵蒂冈、忠于教皇，还是服从中国政府领导的选择。信奉罗马教皇的中国天主教人士通常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有被当局监禁的危险。一些梵蒂冈承认的教会领袖，由于不愿隶属于官方的“爱国会”而处于“地下”状态，并遭到打压。 美国民间组织 “对华援助”的中国宗教事务分析人士马克，就中国政府对非官方认可的天主教会的态度分析说： “中国地下天主教教会也一直受到比较严厉的逼迫。政府对他们的打压主要集中在他们主教和神父的身上。天主教地下教会效忠梵蒂冈、效忠教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主教等的册封都是由梵蒂冈同意，对天主教都来说才是有效的。中国官方天主教的一团、一会，长期以来做一些独立于梵蒂冈的事，自己册封、自己加冕。在中国，这是地下天主教教会和官方天主教教会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前段时间，上海主教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上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天主教良心的发现。这对官方造成了很大的尴尬。所以对他做这种惩罚并不出乎意料。” 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目前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 其中570万人属于由当局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当局自行任命的主教大约有190多名。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宗一般并不承认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这些主教。2011年7月，梵蒂冈宣布将中国当局擅自任命的广东汕头主教黄炳章驱逐出教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昨日，在西祠胡同上，有人发帖说，南京六合区长芦街道拆迁办门口有一副对联霸气十足。长芦街道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位于长芦街镇方水路5号。...

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1958年的一片稻田，现在是广东省的一部分。 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泽东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泽东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泽东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莫言10日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媒体称“言论自由成了莫言无法躲过的话题”。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什么情况，西方人早已形成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变着法想让莫言“表态”，或者让莫言给中国政府制造难堪，或...

国际记者联合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谈到中国今年限制新闻自由一系列十大事件。中国媒体业内人士表示，实现中国新闻自由道路依然漫长。...

在朝鲜，只有部分被国家选中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才能使用网络。 在地球上最隐秘的国家上网是什么感觉？最简短的回答就是：奇怪。至少和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但是朝鲜已经开始冒着其“生命危险”，与外部世界进行了连接。这或许标志着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巨大转变。 朝鲜的官方网站都有一个怪癖，每一页都需要包含一个特殊程序。这个程序的效果也许过于直接了当但是非常重要，那就是网页上所有金正恩名字的字体都会自动显示出比其他文字大一些。尽管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足够突出。 这只是朝鲜独特的“因特网”的一方面。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除了本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外对外界消息一无所知，那么互联网也是被设计用来解决国家这一宣传需要的。尽管如此，许多人仍认为这意味着朝鲜在逐渐放松管制。 著有多部关于朝鲜问题书籍的斯科特·托马斯·布鲁斯（Scott Thomas Bruce）说道：“朝鲜政府再也无法监视这个国家的所有通讯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01年 朝鲜的首都平壤只有一家网吧。登录电脑后，你会发现其操作系统不是Windows 而是一个叫 “红星”的、朝鲜自己设计的操作系统。据说是由金正日亲自任命制作。 一个已安装好的自述文件解释了此操作系统与国家理念是如何保持一致性的。 普通公民无法使用“因特网”，只有部分被国家选中的、所谓精英阶层或学者科学家才有此特权。 该互联网信息有限、缺乏深度，准确地说更像公司奢侈的内部网络，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 布鲁斯解释道：“他们建立这个系统是为了控制网络用户，必要时可以封锁整个网站。那些中东的专制政府说与其允许本国人使用脸书或推特，不如国家自创一个脸书，这样可以用其对公民进行监视和控制。” 该系统名叫光明网（Kwangmyong），由朝鲜唯一的国营网络服务提供商管理。 据布鲁斯说该系统主要由信息板、聊天功能和政府资助的媒体所组成。毫无疑问，推特是无法出现在上面的。 红星操作系统使用改版后的火狐浏览器，叫“我的国家”（Naenara）。该浏览器可以浏览朝鲜的门户网站，同时也有英文版。 这些网站主要提供官方的新闻服务，比如朝鲜之声，和国家机关报刊《劳动新闻》（Rodong Sinmun）。 但是若要在网上写东西，那就需要非常谨慎了。 全球新闻自由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s Without Borders) 说，朝鲜的一些记者由于在他们文章中出现拼写错误而被关进了“接受革命”的营地。 除了这一内部网络光明网，极少数朝鲜人还是能够进入未经过滤的完整的互联网。但是这一特权据说仅局限在几十个家庭，大部分都是金正恩的直系亲属。 “蚊帐” 朝鲜政府禁止公民使用网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朝鲜政权若想继续生存，那么它需要让自己更开放一点，就像开放贸易一样。 当中国声名狼藉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了像推特和BBC部分网站时，朝鲜这一网络基础设施被描述成“蚊帐”，仅允许最基本的信息被输入输出。 而移动电话让这蚊帐变得更“多孔”。 朝鲜有官方的移动电话网络，但是不提供数据连接和国际呼叫。 不过，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持有从中国走私过来的手机。手机在中朝边界的一万米内有信号，但若要使用需冒着极大的风险。 一部有关朝鲜媒体环境变化报告的作者之一奈特·（Nat Kretchunn）说:“这个风险系数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该题目为《悄悄地开放》（A Quiet Opening）的报告采访了420名叛逃出这个国家的朝鲜人。他们的故事讲述了朝鲜人是如何使用这些非法移动电话的。 被采访者之是一位28岁的男子，他在2010年11月离开了朝鲜。他说：“为了确保移动电话的频率不被跟踪到，我得先把脸盆灌满水，头带上电饭煲锅盖，才能打电话。”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有用，但是我从来没有被逮到过。” 尽管他这一做法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但是能体会出他的恐惧感。 布鲁斯说：“持有非法手机在朝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罪行，政府会使用传感检测设备来追踪人们是否在使用手机。” “如果你想用这些手机，你得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并且只能进行短时间通话” 真实的信息 金正日在位期间，上百辆的坦克军事游行极大地展示了他这位“军事天才”。许多观察家说，对比之下，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想展现自己精明的技术头脑，把高科技带入其子民的生活中去。 这一路线的每一步，都会给朝鲜人民带来从未见过的东西——真实的信息，但同时也会给朝鲜这隐秘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布鲁斯说：“我不认为朝鲜会很快走上 ‘阿拉伯之春’”的道路，但是我相信朝鲜民众现在希望能够使用这些技术，并且大环境是无法被压制的。“

目前，有关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及家人受调查的传闻四起。高瑜认为，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了家族利益。...

杭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师王培剑因在课堂上向学生谈及“共产党应该放弃权力”等所谓政治性敏感话题，被学校停课。其后被其弟弟和学校保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而其弟否认是迫于学校压力。被送院前，王培剑本人曾打电话向维权律师滕彪以及友人昝爱宗求助并讲明缘由，腾、昝两人认为他神志正常。这一事件引起外界关注。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则“外国领馆为中国残疾儿童筹款义卖 收到5千假币”的新闻。随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在其腾讯微博认证账号内称外国领事馆此举是“想丢中国人的脸”，并认为慈善救济应该“自己关起门来可以解决”：贺铿这番言论引来巨大争议，许多人在感到愤怒的同时表示无法相信这样的话是出自一个高官之口。同时也有大量网民认为贺铿的言论说明了其高高在上的姿态和闭关锁国的思想。

贺铿在遭到大量网民批评后并未改变立场，而是选择了在腾讯微博上与网民争辩。

一个由人权组织、外交官、公司和技术人员构成的群体取得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使媒体的注意力聚焦到了一场无趣至极的国际会议上。这本是一场鲜有人知的政府间会议，名为国际电信世界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简称WCIT）。 面对威权主义国家使用不透明的外交手段加强他们对互联网的控制，活动人士和公司纷纷表示担心。现在在迪拜参会的各国政府，将在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简称ITU）的支持下，修订一个全球电信条约。但当今世界，大多数政府早已失去了跨国通讯的垄断权。因此在面对互联网政策上的难题时，自上而下的体制不再适用。 互联网本身的设计即是分权的，是一个由众多小网络构成的大网络，大部分小网络都是由私营部门创建和经营的。随着互联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重要性的增长，政府对其进行控制的努力也在加强。一些政府强调，应对1988年最后一次更新的电信条约进行扩充，支持政府的这些努力。 作为一名言论自由和隐私保护的倡导者，我个人认为，将在迪拜提出的这些提案中最成问题的要数那些涉及网络安全、网络犯罪和在线身份认证的提案。为解决这些问题而扩充这一条约，将把互联网置于ITU的权力之下。其中一些提案建议，取消一些部门现有的互联网管理权，这些部门包括技术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组织，决策过程不只包括政府机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优先考虑他们的政治利益，而这些相关机构则不同，在维护互联网技术效率上，他们目标一致，他们的管理过程也是透明的，便于监督。 许多政府、公司和民间社会团体，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那些，他们觉得在互联网管理系统中，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互联网是在美国发明的，现有的管理机构，例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和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通常更多由发达国家的公司、政府和个人参与。这些机构应当更好地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展开接触。个人和政府应当和他们一起，努力使其改进。 当倡导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的人们聚集在迪拜，共同反击这些最令人警觉的提议时，他们也应该一起努力找出解决方案并探索改革的可能性，以确保以一个真正包容的方法来管理互联网。 如今在许多场合，人们都会争论互联网的政策该如何制定，这次会议只是其中之一。在其他一些国际会议上，各国政府将继续推动加强互联网管控的议程。我们从俄罗斯、中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这件事上，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国际电信条例对人权的影响正在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证明了活动人士、公司以及技术专家们的力量。但是在一个这样的领域，许多跨国科技公司的全球影响力与外交部门不相上下，一场非政府组织的运动所能调动的支持者人数不少于一位国家政治人物，这些人群的参与也应被视为国际外交活动。 最近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决议明确表明，人们在线下的权利在线上也应能够享受，这一决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广泛呼吁的产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发出了一致的呼声。这是举足轻重的一步，显示了在人权和互联网方面，国际合作的潜力巨大。 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在考虑互联网问题时，我们应该赋予政府以外来自各阶层的利害相关者更多权力，参与对政策的辩论。互联网在发展、商务以及人权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长，这要求我们做出相应的努力。 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参加迪拜会议的代表已经决定将部分讨论对公众开放。这可能是长远变革的第一步。活动人士和创新人士在人权标准、利益各方的合作以及透明的重要性上已经达成了共识，确认这些是未来条约谈判的最低标准。他们必须有效地发出他们的声音，开始于迪拜，但绝不止于迪拜。

作者： 特约撰稿 张悦 发自：克拉玛依 编者按：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令人刻骨铭心。在那场惨痛的火灾中，323个生命随风而逝，其中包括284个中小学生。12年一个轮回。 时光似乎具有抹平一切的能力，真相亦似乎在模糊中逐渐淡去。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永远记住了那近300个生命在瞬间凋零的孩子，记住了那132个被大火永远改变了命运的幸存者。 为此，本报继上期推出2个版的摄影报道后，在寻访众多当事人的基础上，再次推出相关报道。以缅怀那些死难者，安慰那些幸存者。 回望及寻找真相，是为了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亦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在大火中受伤最重的杨柳望着她的妹妹。她曾是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可这12年来，她全部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杨柳这双曾经在钢琴键上飞舞的手，和妹妹的小手一起轻轻弹拨的情景，催人泪下。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让领导先走。”尽管当时的副市长赵兰秀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对孩子们太有感情了，怎么可能扔下先走？”12月19日，赵兰秀说到激动处，用十指都没了前半截的双手向记者比划，“这12年，我梦里都是给孩子们颁奖的情形。” 12月8日晚上，远在北京经商的刘婉莹给克拉玛依老家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今年有没有官方的纪念，回答照旧：“没有。” “我在网上给他们献了一束花。”刘婉莹说，好在这几年有了网络，让人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纪念他们的地方。虽然这个城市依然没有建起纪念馆。 “他们”是12年前克拉玛依大火的死难者。这场大火夺去了323人的生命，其中有284个未满18岁的孩子。 在克拉玛依市区以西8公里的成吉思汗山脚下，小西湖墓地的C区，每一方墓碑上都有一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而同样的墓碑的下方镌刻着同样的时间——“一九九四年的十二月八号”。 除了网络，这是惟一一个祭奠他们的地方。 在克拉玛依，1994年12月8日，以及其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场内，火起及逃生 1994年12月8日17点40分左右，时任克拉玛依副市长的赵兰秀从市政府来到友谊馆。此时，700多名师生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 “我也等了一会，验收团才来。”赵兰秀说。 1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一切都是从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 一小教师李萍看到这个节目的指导——八小的老师张艳和八小校长张莉正在舞台侧面等候她们的学生下场，她清楚地看到舞台纱幕上方一排光柱灯处有类似花炮般的火花向下飘落，但直到一块如同桌布大小的幕布卷着火团掉下来时，她才意识到，着火了。 教委几个领导上去灭火，为了不致混乱，幕布被拉上。 18时10分左右，毕建国匆匆跑出友谊馆报警，此时他的女儿毕艺娜和她的11个伙伴正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前，毕建国用他的尼康相机记录下了女儿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表演。 舞台上的火引燃了挂在后幕作背景的多个呼拉圈，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的氧气使舞台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高压区，幕布膨胀如气球。 初二学生金素敏回忆说，我们那阵都站起来了，一个女的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说让我们不要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而班上平时挺调皮的两个男孩子没听她的溜走了，这是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让领导先走。”尽管赵兰秀面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金素敏说。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这场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周雅静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克拉玛依的3名市局领导（石油管理局，与市政府同级）和17名教委成员，除赵兰秀外，都奇迹般地及时脱险。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地由友谊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类似砖窑的火葬场，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回忆到这一段，金素敏的声音开始颤抖。 场外，混乱的救援 与此同时，场外的混乱未必好过场内。后来公布的火警接警时间为18时20分，然而，多人证实在18时15分已有多人报警，否则毕建国就是不顾女儿的生死延误时间，张艳也决不会还有时间返回馆内救人。 然而，直到第三辆消防车才终于带来了破门的消防斧，而此时的人们早已自发动用各种工具，绝望地劈向友谊馆周围10个紧闭的出口。 一些市民用肩头撞铝合金门。友谊馆对面设计院的职工跑到友谊馆左侧，把木门拽掉，指望救学生出来，可木门后面还有防盗铁门。他们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的下部被撞弯了，他们把一根根钢条扳起，让在回廊和厕所的人钻出来。 孩子们爬在窗上挥手，叫喊。窗户太高，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一部分人抬着门板，另一部分人站在上面，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将孩子拉出来。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在卷帘门落下的时候，李萍正在救她的学生，她被冲击波冲到了卷帘门的门槛上，“我的身下腋下压着六七个孩子，我的头上身上有很多脚踩过去，我只能拼命用双肘撑着减轻孩子们的压力。” 断电后的卷帘门像铡刀一样把他们卡在门下，幸好门外有很多手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她数了数她的学生，12个，“太好了，都在”。 但等她把学生带到安全地带时，人们发现她又以百米冲刺速度冲了回来。“疼疼，我的疼疼。我的孩子还没出来！” 她是发疯一样地踢门、砸门，但是没有用…… 认领，悲伤的记忆 实际上，大火只持续了20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有老有小，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 事后有人记录下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孩子的经历：我看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窗口没有铁条，我就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一双大手卡在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我吸进了第一口新鲜空气，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但快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地看他僵持了好长时间，然而还是没有撑住。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刘婉莹始终无法忘记张艳被烧伤的脸，她的声音在采访中第一次哽咽，“大家都为这样一位年轻老师感动，在解剖室，我们帮她整了容，我用自己的口红和粉饼给她化妆。” 八小三年级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十佳教师，当时白发苍苍的她已办了退休，是应学校和家长的要求才又登讲台的，“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 死难学生的家长在为孟翠芬送葬时，对着她的遗像说：“老师，是您没有让孩子的面容和身子被火烧，我们感谢您，老师。孩子在学校交给你，我们放心；在地下，孩子跟你走，我还是放心。” 这场大火中，共有40多位老师在场，其中18人以血肉投火，殒身不恤。 “不是所有领导都逃走了” 在大火之后，赵兰秀和方天录是被判刑的人中级别最高的领导。因玩忽职守罪，她被判刑4年半。 但鲜为人知的是，赵兰秀是极少数当时“没有先走”的领导，最终审判时，法庭也认定她是在破门后被抬出火场的。在灾难面前，和其他人一样，她首先是一个受害者。只是，在那场大火中铸就的极端脸谱化的“领导”形象，让她一直无法洗白。 “我是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做了20多年的教育工作，对孩子们太有感情了，怎么可能扔下先走？”今年12月19日，在上海的家中，赵兰秀说到激动处，用十指都没了前半截的双手给本报记者比划，“这12年，我梦里都是给孩子们颁奖的情形，很多死去和受伤的孩子，我都叫得出名字。” 但少有人愿意去做“抚哭叛徒的吊客”。《对外大传播》的主编申宏磊回忆，2003年，女市长协会请她去采访赵兰秀，当时她顾虑重重——一方面，这是人人恨之的一个人，另一方面，赵兰秀的面部被严重烧伤，美学专业出身的申宏磊对此也有心理阴影。 “初见那次，赵兰秀说了一句话，一下子感动了我，她说即便是这个下场，如果命运再给她100次选择的机会，那她100次都还会选择去救孩子。”申宏磊说，说这话的时候，赵兰秀的嘴唇都张不开。 大火前一天，为参加此次活动的她急忙赶回克拉玛依。大火燃起时，赵兰秀就坐在第一排。 赵兰秀站起来大声喊“切断电源”，回头看见毕建国，让他立即报警，然后转身扑向正在着火的舞台，连拉带拖将表演《春暖童心》的学生往下疏散，随即被一股火浪打倒。 “当时只感到脸、手和脚火辣辣地疼，挣扎着爬起来走了两步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赵兰秀已经躺在医院楼道的水泥地上，此时的她像从地狱中走出来，双手如滴油的蜡烛一样在融化，脸部90％多的部分被烈火碳化，嘴与鼻子好像熔化到了一起。只有凭借缕缕头发和焦糊的藕荷色西装一角才能辨别出这是一个女人，遑论她的身份。医院中死伤相藉，无法及时救助每一个人，轮到她时别人问，“你是谁”，她艰难地用喉音回答，“我是赵兰秀。” 医生赶紧将她送进急救病房，并叫来了院长。“割开了我的气管，给我吸痰，当时感觉就像在很深的冰窖里头，想爬却爬不上来。” 那些被判刑的领导们 不能说赵兰秀指挥有方，疏散得力。但在大火中，她的确闪现出人性的光辉。 赵兰秀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场面很乱，她只顾着救孩子，“不知道其他人都干嘛了。”关于火灾的原因和“领导”的种种，她是很久以后在法庭上才知道的，“我知道后真是气愤至极。” 1994年底第一次公布的处理人员名单中并没有她。但1995年5月24日，在乌鲁木齐等着赶第二天的航班去上海做手术的赵兰秀，被连夜押回克拉玛依。 当年5月30日，《新闻联播》第二次向全国播出了“12·8”事故的处理结果，逮捕人员由1994年12月15日的13人变为14人，“事过半年后，只增加了我这个残废罪犯。” “相比于身体的疼痛，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更为折磨我。”她说，“诉状上两次提到我逃跑，这是诬蔑，对我这样把名誉看得很重要的人来说，怎么受得了。” 8月18日，连日发烧的赵兰秀被用担架抬上车，用轮椅推进法庭听到了对自己的宣判。 审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赵兰秀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她的朋友说她自杀过三次，现在她只承认“曾经绝过食”。 虽然赵兰秀没有坐一天牢，马上就保外就医了，可她心里还是不服：如果逃离火场保全自身的人，和坚守火场救人落个残废之人都同样判罪的话，那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 “即便功不抵过，也应该功是功、过是过地评价，但12年来，媒体和舆论都被民意中感性的部分绑架了。”申宏磊说，至少要让人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两次到克拉玛依采访的申宏磊曾经试图和死难者家属开一个座谈会，但一提起赵兰秀，老百姓就疯狂了，好像她在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翻案。 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说，一个在国徽下受到庄严审判的罪人，替她翻案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位母亲的激愤和赵兰秀的绝望都如此让人理解，一样的悲情入骨。 多年之后，当年的罪人们都渐渐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为了赵兰秀长期在上海的治疗与生活，一家人都搬来了上海。石油管理局把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给她“借用”。有克拉玛依的领导曾经给中央上书为赵兰秀平反。但按她的说法，“不可能也不奢求了”。好在待遇恢复了，按照出事前的待遇发工资，现在有2000多元一个月，看病也能报销了。 另一位判刑的同级别的“领导”方天录到西安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已回到克拉玛依，和同案其他一些到了年龄的罪犯一样都退休了。也有一些被安排到外地工作的人，选择不再回克拉玛依。 也有人下海经商了。如市教委的况丽当上了一家保险公司克拉玛依分公司的总经理，“成了有钱人，我回克拉玛依还请我吃饭，她还重新入了党，高兴得给我打电话。”赵兰秀说。 那些幸存者的人生 除了323个死难者外，“12·8”大火还留下了132个伤残者。其中，烧伤最重的是杨柳。 杨柳全身三度烧伤85％，能活下来已经是个奇迹。12年后，她是唯一还在医院治疗的伤者。 赵兰秀一直记得她，“当时她唱歌是最优秀的，长得也漂亮。”13岁以前，她是一个天才，闻名克拉玛依的小歌星，10岁时就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为特训班学生；13岁时，她是一个英雄，她留下来找到三个小伙伴，带他们离开，结果走在最后的杨柳被热浪扑到；13岁以后，她是一个被逐渐遗忘的人。 不到半年做了25次手术的她，让赵兰秀感慨万千，“我们曾一起在上海九院治疗，当时她全身皮肤溃烂不能穿衣服，就赤身裸体地站起来练习走路。” 重新学走路，重新学写字，重新学会用被烧坏的眼睛看书看报，只有原来的音乐天赋没有被大火夺去。 她从大火中救出的一个女孩是当时准备表演二重唱的伙伴，而今伙伴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了，很多人说，无论是长相还是歌喉，杨柳都比她的伙伴强。 然而，杨柳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没有什么好怨的，我只希望下次去北京的手术能够成功。” 金素敏则迎来了喜事。就在几个月前，她结婚了。结婚那天，化妆师忙乎了三四个小时，让她的容貌一点都看不出烧伤的痕迹。被截去的一只手，掩藏在另一只手捧着的鲜花中，在结婚照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她曾经考入大连的一所高校，但校方一看是这个情况，很坚决地退档了。之后，金素敏去了新疆大学。刚上大学时，她总是害怕走出宿舍，每次打饭，不是第一个去，就是躲在最后。 办第二代身份证照相时，摄影师要求她把耳朵露出来。金素敏把头发一撩，说，“我耳朵烧掉了，你照啥。” 杨柳和金素敏是幸存者中两个最坚强的孩子，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自闭中。“不会有人愿意和我玩。”苏浩说，他现在只是偶尔在网上才能跟人聊聊天。 在如今的克拉玛依，穿过灯火辉煌的街道，猛然间有一座白色的建筑突兀地立在面前。1997年的时候，克拉玛依打算炸掉友谊馆，建“人民广场”。但很多市民提出抗议，后来这个计划稍做改动，把友谊馆的前门整修、刷白之后保留了下来，其他的建筑还是炸毁了。 保留下来的友谊馆二楼，如今是个乒乓球训练基地。放学时间，这里又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一切恍若隔世。 “我一直觉得应该建一个纪念馆，以证明这个城市记住了这些亡灵和他们的伤痛。”刘婉莹说。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这首12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12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0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