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刊发署名“益多”的文章《操弄“自焚”改变不了达赖集团失败命运》，文章花大篇幅指责达赖喇嘛“策划煽动”近期西藏地区的自焚事件，并声称达赖喇嘛在2009年访台时被曝佩戴奢华手表...

最近，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布了一个“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43%的中国人表示对美国有好感，这个比例比2010年下降了不少。但是，中国人又普遍认可美国的科技、民主观、文化等软实力因素。从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层、收入等角度来看，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总的来说，越年轻、越富有、越有文化就越赞同美国；越老、越穷、越没文化就越不喜欢美国。 18-29岁的中国人当中，51%表示对美国有好感。50岁以上的群体中则只有38%持相同观点。从受教育程度来看，62%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国人对美国有好感；高中或高中以下的人群中则仅有39%人喜欢美国。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更大。高达67%的高收入人士对美国有好感，而低收入的人群中仅有34%的人对美国有好感（皮尤把收入层级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 总体上，虽然仅43%的中国人对美国有好感，但是当问到“是否喜欢美国的观念和民主”时，有52%的中国人作出肯定回答，这个比例比2007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在高收入人群中，更是有72%的人表示喜欢美国的观念和民主。 在五个美国软实力因素中，最受中国人敬佩的是美国的科技，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最小。中国人分歧最大的问题为“是否喜欢美国的影视和音乐”，不同年龄、学历和收入层次的中国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注：调查样本为 3177名中国成年人，其中55%为城市人口，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比例相当。调查方式为面谈。调查地点为12个市、12个镇和12个乡，分布于绝大部分省份。调查结果误差率为±4.3%。 来源：http://data.163.com/12/1212/02/8IG6TVKN00014MTN.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中国共有32名新闻工作者被囚禁。 总部设在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CPJ）表示，土耳其、伊朗和中国是2012年囚禁了最多记者的三个国家。 该组织星期二（11日）发表年度普查报告称，截至12月1日为止，全球共有232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土耳其有49人、伊朗45人、中国32人。 按键 CPJ称 ，这些国家滥用反恐法律和各种反国家罪名——例如叛国和颠覆——来对付批评尖锐的记者和编辑。 这份普查报告说，今年232名记者被囚的数字刷新了1996年185人的纪录。 CPJ指出，在中国被囚的记者中，有19人是藏族和维吾尔族人，他们因制作有关种族冲突的纪录片而被问罪。 其中，藏族作家岗吉·珠巴加和达瓦多吉刚在今年年初被拘捕，但中国当局并未说明原因。

郑州市北郊迎宾路1号，错落的别墅掩映在蓊郁的梧桐树中，这里是河南省委的迎宾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均曾在此下榻。作为曾经的政治接待中心，如今除了对外迎客，还为河南省主要领导提供住处。...

中国官方天主教爱国会上海教区发言人透露，今年7月宣布退出官方天主教会的上海辅理主教马达钦，已被撤消了上海教区辅理主教神职。 法新社12月11日的报道说，马达钦原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今年7月7日，在上海徐家汇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为当时的辅理主教马达钦举行了祝圣礼。 祝圣仪式结束后，马达钦突然宣布，自己是由梵蒂冈任命而非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任命的辅理主教，并放弃爱国教会的职务。新加坡《南华早报》报道说，当时在现场有一千余名教徒，也有很多中国宗教局的官员。马达钦退出官方爱国会的表态获得了现场教友热烈的掌声。马达钦是首位在祝圣礼上作出如此公开表态的神职人员。现场视频被人发布到互联网上，引起关注。然而，马达钦神父的这一表态显然惹恼了官方，此后，他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后来有消息说，马达钦被当局控制在上海郊外的佘山修院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就中国官方撤销马达钦辅理主教头衔一事，采访了在美国的天主教“龚品梅枢机主教基金会”的会长龚民权，他表示，只有天主教教宗有权任命和撤销一位主教，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中国政府没有权力这么做。主教不是它封的。主教是教宗任命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取消马主教的主教职任呢？这不是他们的事情，这是教宗的事情。中国政府是根本没有权力的。宗教应该是独立的么！要么你不说是天主教。你说是天主教，那就应该属于天主教教宗。教宗封他为主教，中国政府七月份已经同意了。现在要拿掉他的主教任职，怎么可以呢？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马达钦今年四十多岁，上海人，毕业于佘山修院。他曾任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主编，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任，也是上海市政协委员。 拥有15万天主教教徒的上海教区是中国国内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天主教教区之一。多年来，中国的天主教信徒一直面临服从梵蒂冈、忠于教皇，还是服从中国政府领导的选择。信奉罗马教皇的中国天主教人士通常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有被当局监禁的危险。一些梵蒂冈承认的教会领袖，由于不愿隶属于官方的“爱国会”而处于“地下”状态，并遭到打压。 美国民间组织 “对华援助”的中国宗教事务分析人士马克，就中国政府对非官方认可的天主教会的态度分析说： “中国地下天主教教会也一直受到比较严厉的逼迫。政府对他们的打压主要集中在他们主教和神父的身上。天主教地下教会效忠梵蒂冈、效忠教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主教等的册封都是由梵蒂冈同意，对天主教都来说才是有效的。中国官方天主教的一团、一会，长期以来做一些独立于梵蒂冈的事，自己册封、自己加冕。在中国，这是地下天主教教会和官方天主教教会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前段时间，上海主教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上发表讲话，表示自己天主教良心的发现。这对官方造成了很大的尴尬。所以对他做这种惩罚并不出乎意料。” 有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目前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 其中570万人属于由当局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当局自行任命的主教大约有190多名。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宗一般并不承认中国政府自行任命的这些主教。2011年7月，梵蒂冈宣布将中国当局擅自任命的广东汕头主教黄炳章驱逐出教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昨日，在西祠胡同上，有人发帖说，南京六合区长芦街道拆迁办门口有一副对联霸气十足。长芦街道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位于长芦街镇方水路5号。...

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1958年的一片稻田，现在是广东省的一部分。 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泽东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泽东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泽东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莫言10日在斯德哥尔摩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媒体称“言论自由成了莫言无法躲过的话题”。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什么情况，西方人早已形成自己的看法，但他们变着法想让莫言“表态”，或者让莫言给中国政府制造难堪，或...

国际记者联合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夕发布新闻稿，谈到中国今年限制新闻自由一系列十大事件。中国媒体业内人士表示，实现中国新闻自由道路依然漫长。...

在朝鲜，只有部分被国家选中的、所谓的精英阶层才能使用网络。 在地球上最隐秘的国家上网是什么感觉？最简短的回答就是：奇怪。至少和世界其他地方比起来。但是朝鲜已经开始冒着其“生命危险”，与外部世界进行了连接。这或许标志着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巨大转变。 朝鲜的官方网站都有一个怪癖，每一页都需要包含一个特殊程序。这个程序的效果也许过于直接了当但是非常重要，那就是网页上所有金正恩名字的字体都会自动显示出比其他文字大一些。尽管差别并不是很大，但是足够突出。 这只是朝鲜独特的“因特网”的一方面。 当一个国家的公民除了本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外对外界消息一无所知，那么互联网也是被设计用来解决国家这一宣传需要的。尽管如此，许多人仍认为这意味着朝鲜在逐渐放松管制。 著有多部关于朝鲜问题书籍的斯科特·托马斯·布鲁斯（Scott Thomas Bruce）说道：“朝鲜政府再也无法监视这个国家的所有通讯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01年 朝鲜的首都平壤只有一家网吧。登录电脑后，你会发现其操作系统不是Windows 而是一个叫 “红星”的、朝鲜自己设计的操作系统。据说是由金正日亲自任命制作。 一个已安装好的自述文件解释了此操作系统与国家理念是如何保持一致性的。 普通公民无法使用“因特网”，只有部分被国家选中的、所谓精英阶层或学者科学家才有此特权。 该互联网信息有限、缺乏深度，准确地说更像公司奢侈的内部网络，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 布鲁斯解释道：“他们建立这个系统是为了控制网络用户，必要时可以封锁整个网站。那些中东的专制政府说与其允许本国人使用脸书或推特，不如国家自创一个脸书，这样可以用其对公民进行监视和控制。” 该系统名叫光明网（Kwangmyong），由朝鲜唯一的国营网络服务提供商管理。 据布鲁斯说该系统主要由信息板、聊天功能和政府资助的媒体所组成。毫无疑问，推特是无法出现在上面的。 红星操作系统使用改版后的火狐浏览器，叫“我的国家”（Naenara）。该浏览器可以浏览朝鲜的门户网站，同时也有英文版。 这些网站主要提供官方的新闻服务，比如朝鲜之声，和国家机关报刊《劳动新闻》（Rodong Sinmun）。 但是若要在网上写东西，那就需要非常谨慎了。 全球新闻自由监督组织“无国界记者”(Reports Without Borders) 说，朝鲜的一些记者由于在他们文章中出现拼写错误而被关进了“接受革命”的营地。 除了这一内部网络光明网，极少数朝鲜人还是能够进入未经过滤的完整的互联网。但是这一特权据说仅局限在几十个家庭，大部分都是金正恩的直系亲属。 “蚊帐” 朝鲜政府禁止公民使用网络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朝鲜政权若想继续生存，那么它需要让自己更开放一点，就像开放贸易一样。 当中国声名狼藉的网络“防火墙”屏蔽了像推特和BBC部分网站时，朝鲜这一网络基础设施被描述成“蚊帐”，仅允许最基本的信息被输入输出。 而移动电话让这蚊帐变得更“多孔”。 朝鲜有官方的移动电话网络，但是不提供数据连接和国际呼叫。 不过，越来越多的朝鲜人持有从中国走私过来的手机。手机在中朝边界的一万米内有信号，但若要使用需冒着极大的风险。 一部有关朝鲜媒体环境变化报告的作者之一奈特·（Nat Kretchunn）说:“这个风险系数在2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该题目为《悄悄地开放》（A Quiet Opening）的报告采访了420名叛逃出这个国家的朝鲜人。他们的故事讲述了朝鲜人是如何使用这些非法移动电话的。 被采访者之是一位28岁的男子，他在2010年11月离开了朝鲜。他说：“为了确保移动电话的频率不被跟踪到，我得先把脸盆灌满水，头带上电饭煲锅盖，才能打电话。”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有用，但是我从来没有被逮到过。” 尽管他这一做法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但是能体会出他的恐惧感。 布鲁斯说：“持有非法手机在朝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罪行，政府会使用传感检测设备来追踪人们是否在使用手机。” “如果你想用这些手机，你得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并且只能进行短时间通话” 真实的信息 金正日在位期间，上百辆的坦克军事游行极大地展示了他这位“军事天才”。许多观察家说，对比之下，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想展现自己精明的技术头脑，把高科技带入其子民的生活中去。 这一路线的每一步，都会给朝鲜人民带来从未见过的东西——真实的信息，但同时也会给朝鲜这隐秘的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布鲁斯说：“我不认为朝鲜会很快走上 ‘阿拉伯之春’”的道路，但是我相信朝鲜民众现在希望能够使用这些技术，并且大环境是无法被压制的。“

目前，有关原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中共统战部长令计划及家人受调查的传闻四起。高瑜认为，中共高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了家族利益。...

杭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师王培剑因在课堂上向学生谈及“共产党应该放弃权力”等所谓政治性敏感话题，被学校停课。其后被其弟弟和学校保安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而其弟否认是迫于学校压力。被送院前，王培剑本人曾打电话向维权律师滕彪以及友人昝爱宗求助并讲明缘由，腾、昝两人认为他神志正常。这一事件引起外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