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 第十四章：  玛曲：河水为什么这样红 一 初知这场战役，是2007年10月，我在《我故乡的悲惨史》这本书中，看到一小段有关“克森大屠杀”的描述。该书原文为藏文。作者扎益仁波切，名丹增白华尔，他根据“当时担任共军翻译的工作人员才仁和王某某”的叙述，简短描述了这场“围歼战”的大致经过。据书中记载， 1958年4月，河南蒙旗一个靠近黄河，名叫“克森陀洛滩”的地方，解放军兰州军区骑兵第1师对数万蒙藏牧民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段描述使我震惊，也使我对中共官方有关“平叛”的历史陈述产生了怀疑。以这个事件为切入点，我开始了对那段历史的追踪。 要确定这个事件的基本情况，首先需要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是，作为史料，这段叙述过于简略，许多关键细节不清楚。“1958年4月”是藏历还是公历？“河南蒙旗”和“克森陀洛滩”在哪里？在互联网上搜索“克森陀洛大屠杀”，指向该书的网络版，并无其它线索。扎益仁波切丹已经圆寂，无法对他进行访谈，确证一些关键细节。而且，他留下的这段记录并非第一手资料，是转述他人的叙述。 但是，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绝不可能在历史中彻底消失，一定会在各种史料中留下蛛丝马迹。我仔细阅读扎益仁波切丹的简略叙述，注意到一些部落的名字：达参、白斯、阿柔、斯菇穷巴等等。于是，我就从这里入手，开始追寻那个鲜为人知的事件。 我在文献中找到了“达参部落”所在地。达参部落是一个高度藏化的蒙古部落，位于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那么藏人所说的“河南蒙旗”，即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族自治县。 2010年盛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埋头阅读大量枯燥的藏区地方志。《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第五编第七章第六节中的第二段，“1958年平息局部地区武装叛乱战役”，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段叙述显示，1958年5月，“河南蒙旗”发生了大规模牧民“叛乱”；6月1日，“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平叛部队包围聚歼”了数千名“叛匪”。由此可见，1958年，“河南蒙旗”确实发生过一场解放军对牧民的大屠杀。可是，《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的“柯生玛尼滩”与藏人叙述中的“克森陀洛滩”显然是不同地名。 这场屠杀到底发生在那里？我打开青海省地图和黄河流域图，对照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细细搜寻。经多方比较后，我锁定黄河第一弯曲部。 二 黄河1从果洛久治县向西流出青海，进入甘南玛曲、四川阿坝，复从东北返回青海，形成一个椭圆形右旋，是为“黄河第一弯”。黄河复归青海处，为甘青两省分界。河之北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河之南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两省交界处，黄河水流平缓，一路左弯右旋，留下片片丰美草滩。 1958年6月1日凌晨, 黄河北岸的柯生托洛草滩上万籁俱寂，数千座帐房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草滩四周的山包上，一些部落汉子荷枪守卫；不远处，黄河静静流淌，水面上闪着微弱星光。 浓黑夜色中，没有人知道，或许也没有人想到，在他们东面的甘南玛曲县欧拉草原上，许多军人在夜幕掩饰下，正在紧张地行动。 一群训练有素的战马被赶下河，马群拖着一长串用铁链横系的橡皮舟。马群把橡皮船拉过河，一群士兵迅速地在船上铺上木板，黄河上即刻出现了一条临时军用舟桥。解放军骑兵第1师的士兵们踏着舟桥渡过河，在河对岸集结，一声令下，士兵们飞身上马，朝柯生托洛草滩疾奔而去，沉闷的蹄声消失在夜色中。 此刻，草滩上静谧安详。帐房外，牛羊骡马寂寂无声；帐房里，男女老少安然酣睡。牧人以为两省交界处是天罗地网中的空隙，他们终于逃到了一个远离战争的地点。 酣睡中的人们浑然不知，死神正朝他们步步逼来。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1958年5月3日，黄南州所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发生了“局部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河南县是纯牧区，居民以和硕特蒙族为主，因此亦称“河南蒙旗”。历史上，蒙旗最盛时曾有四旗，人数达20余万。至民国初年，四旗驻牧地大大缩小，至中国建政时，和硕特末代首领，女亲王扎西才让所统属的河南蒙古族只剩3旗，六大部落，即斯柔琼哇（斯菇穷巴）、达参、藏阿柔、外斯（白斯）等，其中藏阿柔部落为藏族部落，并且是和硕特直辖的四大部落之一。这些部落虽然被外族人统称为“河南蒙旗”，但他们已经与藏文化高度融合，藏语为通行语言，藏文为通行文字，生活习惯也深受藏文化影响。和硕特女亲王扎西才让的夫婿，是拉卜楞寺第五世嘉木样仁波切长兄黄正清之子黄文源。黄正清是康藏近代史上的名人，他的大妹阿珍嫁果洛康赛部落红保康万庆，二妹阿赛嫁康干部落红保康克明，由此可见，“河南蒙旗”与藏人关系十分密切。 历代和硕王爷均为夏河拉卜楞寺寺主，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和久远以来的宗教联系，使得和硕特王爷在青海的黄南、果洛、海北、海南，以及甘肃夏河一带拥有很大影响，在河南蒙藏民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中共建政后，扎西才让是中共极力争取的统战对象。1955年，她被选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县长。没有资料表明，她对中共强力推行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表示过反对；亦无资料表明她当时是否被中共控制。 河南县牧民抵制“合作化”的参与者共1597户，7487人，“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该年河南县总人口为2218户、10500人，其中“牧业人口”为9927人，也就是说，“极力反对合作化运动”的民众，占总户数的72%， “被裹挟的牧民群众”占牧民总数的75%。换言之，中共的“合作化运动”遭到牧民普遍抵制。 迄今为此，没有任何资料显示，这些牧民对工作队或者县政府发动了攻击。据《黄南州志》记载：“1958年5月3日开始，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可见河南县的“叛乱”，事实上是这几个部落的民众自5月3日开始，对中共强制推行的“合作化运动”采取不合作态度，赶着牲畜，驮着帐房集体逃亡。各部落在柯生托洛滩集合，意欲渡过黄河，逃往甘南玛曲的欧拉草原。官方资料中的“柯生托洛”与《我故乡的悲惨史》中“克森陀洛”音同字异，应为同一地名的不同音译。据此可以确定，那场“战役”的地点，就在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柯生托洛滩。 这只是牧民部落为求生存的一次躲避，一次逃亡。但是，在中共看来，拒不合作就是“叛乱”，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 1958年4月7日，即“循化事件”爆发前10天，中共黄南州委召开大会，州委第一书记宋平作“平叛动员报告”。两天后，黄南州委及军分区党委发出《关于黄南地区备战的指示》，并成立以宋林为总指挥的“平叛指挥部”。不管牧民是否“叛”，是怎么“叛”，中共都将予以军事镇压。 拂晓，骑兵1师赶到柯生托洛滩，占据草滩周围的制高点。 这时，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可能还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被一支久经征战的骑兵师包围。 天刚破晓，几发信号弹升上曙光初现的天空。紧接着，激烈的枪炮声撕碎了清晨的宁静。 被中共称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大屠杀，就这样降临在清晨的黄河滩上。 三 “柯生托洛滩围歼战”是1958年青海省主要军事行动之一。这场针对逃亡牧民的大屠杀，中共至今未公布详情。研究者只能根据目前所见的公开资料，尽可能探寻这场屠杀的大致情况。 根据扎益仁波切的转述，当时在柯生托洛滩“聚集着来自陀戈、达参、百斯三部和措霍尔、斯菇穷巴、阿柔、艾玛格、果洛等地为逃避汉人镇压而流亡的三千多户人家的上万名牧民与几万头牲畜。”解放军某部夜晚偷渡黄河，将聚集在该地的牧民包围，“子弹和炮弹向雨点般地落在牧民居住区，整个山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扎益仁波切的资料来源没有提供死伤数据。 河南蒙古族县方志编纂委员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河南蒙古族县志》，提到了这次“战役”，并承认“参叛人数”中“绝大多数为被裹胁的牧民群众”，总数为7487人。如此精确的数据，应该是这几个部落全部人口的总和，也就是说，其中包括部落中的妇女老人儿童和僧侣。这些人中有“持械叛匪1732人，枪支1357支，乘马2535匹。”7 据此资料叙述，当时集结黄河边的，并非全部“被裹挟的7487名牧民群众”，而是1732名拥有枪械的男人。 然而，1999年，作为《青海省地方志丛书》之一、由黄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提及这场“战役”说： 1958年5月3日开始， 河南县之达参、斯柔群哇、柯生术、外斯等部落公开叛乱后，叛众携带家属、驮帐房杂物、驱赶牲畜陆续向柯生托洛滩集结，企图渡过黄河与甘南叛匪汇合。至5月31日，在该地共集结7487人，其中，可充作战的叛匪1732 人， 所持各类枪1357支， 战马2335匹。 比较以上叙述可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和《黄南藏族自治州志》中所说的牧民人数、拥有枪械的男性牧民人数、以及马的数字完全相同。但当时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的牧民人数到底有多少？《河南县志》语焉不详，《黄南州志》则清楚说明，全部7487人都聚集在柯生托洛滩。“甘南叛匪”即玛曲县的欧拉部落，该部落为拉卜楞寺直辖之八大部落之一。1950年代初，果洛地区有一个200余户的部落迁入甘南，因此，扎益仁波切所说当时在草滩上的还包括来自果洛地区的数千人，并非没有可能。 可以判断的是，当时在柯生托洛滩“集结”的牧民，至少有河南县四大部落的7487人。他们中“可充作战”者，即各部落青壮年男人，占总人数的23%；拥有枪械者为总人数的18.12%。也就是说，21.7%的“可充作战”者没有枪，最多只有“各种刀矛”。《黄南州志》中将“乘马”改成“战马”，制造出“骑兵”的印象，可是“战马”比有枪的男人几乎多出一倍，显然这些马不是“战马”，而是逃亡牧民各部落所携带的全部马匹。 这场“围歼战”的过程，在《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只有一句话：“……6月1日，持械叛匪全部集结在黄河弯曲部北岸和柯生玛尼滩柯斯托洛乎小山包上，被我平叛部队包围聚歼。”这句话给人的印象是：不足两千名“持械叛匪”在另一片草滩上，被番号不明的解放军某部“包围聚歼”。 根据汉藏两方的描述，“柯生托洛滩围歼战”的地点，在今青海省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部，距县城约75公里的柯生乡一带。从卫星图可见，黄河北岸的柯生乡与黄河南岸，甘南玛曲县的欧拉乡之间，黄河绕了两个弯，弯曲部形成一大一小两片平坦的草滩。能够容纳近万人，几万头牲畜的柯生托洛滩应为其中较大的一片，即靠近欧拉乡的那片大草滩。从现柯生乡政府附近的香扎寺到玛曲欧拉乡有两个渡口，一个在香扎寺附近，一个在欧拉乡境内。《青海省志•军事志》中的“1958年平叛略图”标明，6月1日，兰州军区骑1师从东面渡河，兵分两路，从南北两个方向钳状合围柯生托洛滩。卫星图显示，东西向的黄河在欧拉乡附近拐了2个南北向的U字形大弯，从欧拉乡渡河突袭柯生托洛滩，正是南北向的黄河弯曲段。 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中可见，柯生玛尼滩曾为“香扎寺农场”的一部分，应该靠近香扎寺，距离柯生托洛滩有一段距离，可能在今毛曲村附近。那里有一大片平坦地区，至今依然可见开垦痕迹。《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所说，“可充作战”的男人全部聚集在一个远离部落的山头，而不是在部落营地四周警戒，这是有违常识的。没有资料显示这几个部落曾经攻击过解放军或中共工作队，他们是逃亡的部落，只想逃避外来的灾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部落里可以作战的男人只是一些要保护自己部落的人，而不是一支有作战目的的武装。这些男人在危险并未解除的情况下，全部离开部落营地，集中在一座小山包上，于理不合。 《黄南藏族自治州志》提供了略微详细的资料： ……此时，黄河对岸欧拉地区已有集结叛匪400余人， 6 月1日晨乘大雾天气渡河支援。解放军骑兵一师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于当日拂晓将该处叛匪包围并发起攻击，于当日18时战斗结束。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枪弹10976发，刀、矛865把。 从中可见，这场“围歼战”是骑兵1师于拂晓开始攻击，欧拉部落是在早晨，解放军开始围攻柯生托洛滩上的牧民之后，才渡河支援的。这段叙述还说明，作战进行了十几个小时，到下午6点结束。 照理说，有关作战的资料，军方应该更为详细，可是，2001年出版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中，对这场大战的叙述只有一句话：“6月1日，骑兵第一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在河南县柯生托落滩歼灭了叛乱武装1200余人。” 然而，“1958年平叛略图”中显示，“柯生托洛滩围歼战”中被“歼灭”的人数为1600人。这些公开资料显示，出版年代距今最近的《青海省志•军事志》信息最少，“歼灭”数字也最低，而且在同一本书中的数据相互矛盾。 几十年后，一个曾在玛曲黄河弯曲部作战的31团士兵回忆： 在老虎嘴我们包围了大量的土匪。老虎嘴四周是山，中间是一片散得很宽的草地。我们在山上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土匪的帐篷白晃晃的一片，草地上还有土匪抢夺的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我们请求空军支援。两架战斗机飞过来了，这是我们这些新兵第一次见到飞机参加战斗，大家都很兴奋，看了一天的新奇。战斗机向下攻击的时候速度很慢，但向上爬升的时候速度很快。飞机的攻击给这股土匪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我们连战场都没有打扫就执行新的任务去了。 他所说的“老虎嘴”是在他的部队用橡皮船架起舟桥，渡过黄河之后的地带，地形符合“柯生托洛滩”的地貌。被包围的地带有大量帐篷和牲畜，也符合藏人回忆和官方透露的信息。 飞机轰炸的可能是甘南玛曲的欧拉部落。该部落5月下旬转场至黄河渡口南岸，距柯生托洛滩不远的地带。《玛曲县志》有如下记载： 5月30日，欧拉一部进至县冷库一带，遭侦察情况的飞机轰炸后稍缓其势。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玛曲， 6月1日黄河第一弯曲部平叛开始，经过柯生托罗滩等战斗，至8月下旬，迅速平息了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但由于当时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 1958年6月1日，骑兵1师及其“友邻部队”在青甘交界处，黄河北岸的大草滩上，到底做了什么？《黄南藏族自治州志》语焉不详地承认： 由于叛乱的策划者胁迫部分群众参加，在公开叛乱地区形成叛匪与群众混杂，加之叛首及其骨干分子一遇部队围剿，把胁迫参叛的群众驱赶到前沿抵阵，有些围歼叛匪的战斗中对分化瓦解的争取工作做得不够，以致误伤了一些群众。在整个平叛过程中，出现过扩大化的错误。 为保护部落而战的男人，在作战过程中却将自己的家人“驱赶到前沿抵阵”，这是不符合逻辑和常理的。“误伤”了数量不明的“群众”，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才是军方资料对这场屠杀避而不谈的真正原因。 四 1958年6月1日，青甘两省交界的黄河北岸大草滩上，数千座帐房中的男女老少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清晨的雾霭之中，营地弹片横飞，人喊马嘶，血流遍地。黄河南岸欧拉部落的几百名部落武装渡河驰援，有枪的男人拼死抵抗。作战过程中，蒙古部落兵夺取了解放军的几挺机枪，守住一个山口，但寡不敌众，全数阵亡。两路军队的钳状夹击下，退往山地的通路已被阻隔，营地里的男女老少除了坐以待毙死于炮火，只剩下一条路：黄河。 这条路是逃生之路，也是赴死之路。 激烈的枪炮声中，怀抱幼儿的母亲，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子弹炮弹的追逼下，一个接一个跳进黄河。 这是非常惨烈的场景，后人很难相信、也很难想像那天清晨发生在黄河边的战斗。官方正史不会记载正规军队对牧民部落追杀的细节，如今我们只能从当年参与过“平叛”战斗的解放军回忆叙述中，得知这些牧民的命运。虽然无法确定下面这段回忆就是“柯生托洛滩战役”，但是有足够理由相信，同样的情况在这片大草滩上，一定发生过： 叛匪和群众实际上是混在一起分不清的。我们只见身背叉子枪的、挥舞经幡佛珠的、赶着牛羊的、马背上驮着孩子的都搅在一块，在浑浊的黄河里向岸边涌动，拼着命想爬上岸来。而迎着他们的是部队的机枪，随着一阵阵的枪声，一具具尸体在河面漂流，一股股血水溶入河流…… 玛曲，来自雪山神界，如吉祥孔雀羽毛一样清澈美丽的河，请接纳你的儿女！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志》记载了骑1师的战绩。这支红军时代成立的军队，在一支不知是空军还是步兵的神秘“友邻部队”配合下： 击毙265人(其中匪首2人，骨干38人) ，击伤143人(其中匪首5人，骨干11人) ，生俘584人(其中匪首13人，外地骨干40人) ，纳降476人(其中匪首7人，骨干59人) ，泅逃溺水115人，其他原因死亡12人，合计歼匪1595人，占集结叛匪的92.09%； 缴获各种枪支1404支(其中步枪1272支、土枪115支、轻机枪3挺、短枪14 支) ，各种子弹10976发，各种刀矛865把，手榴弹5枚，望远镜5副，银圆1万多元， 人民币1500元， 其他物资多种；逃散叛匪137人( 匪首8人，骨干12人) ，携走枪支约100支。

中国——《北京晚报》消息，17日发布的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披露，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海外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比重逐渐增大，表明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正成为新一轮移民的主力军，移民人口的组成日益偏向中产阶层。 该报告是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 报告披露，2005至2010年国际移民总数从1.95亿人增长到2.14亿人，占世界人口比例达到3.1%。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在中国当下，改革开放后所谓的“第三次移民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2010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居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根据胡润研究院和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国高净值人群即富裕人群中，有14%已经移民或正在申请移民，有46%正在考虑移民。 报告分析，中国海外投资移民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 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的报告，2010年财政年度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最多，占USCIS全年发放的EB-5签证总数的41%，共计1016人。到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2505人获得批准。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的报告，中国商务技术移民在2010至2011年所占比重为61.5%。 而在技术移民方面，主要以中青年为主，他们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层次高，经济实力、融入意识与参政意识较强，为了追求更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选择移民。 报告同时总结了国际移民发展的六大趋势：国际移民的总体规模将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根据IOM预测，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总数将达4.05亿；人才移民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将不断深化，各国都将重视移民的融入问题；环境移民将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之一；现代化的国际移民管理将是未来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将在移民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常规移民问题将变得复杂。 FMN 引用： 北京晚报

 —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12万字“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著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   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常艳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几万人民币和自己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2万字“爱情游戏”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令政策和令计划*   常艳和局长第一次正式见面上礼一万，之后，她希望能调到北京工作就和衣俊卿有了北京霞多丽日本料理馆的第一次饭局：“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 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 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 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 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 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这里透露出的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都是确有其人。令政策是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常艳提到的“令”，应就是令计划。 *中共职能部门的学术腐败* 常艳提到的衣俊卿招博士潜规则，也涉及到了这个中共编译“最高工府”的学术腐败。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常艳） 这一天，“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 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 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 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 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 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这里的“刘yunshan”（刘云山和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王晓晖）。都是确有其人。刘云山已在18大上“入常”，王晓晖是中宣部理论局长，2009年8月提副部长。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文也需潜规则** 常艳在“小说”中谈到了这家中共权威理论刊物：“他（衣）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 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 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 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么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 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李长春视察编译局* 2012年2月10号，中共17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了编译局。 常艳说：“到了上午10点来钟，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里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胡同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 师给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changchun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changchun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而李长春（政治局常委，18大退居二线）的确在那天到了编译局。（ 新华社2月10电：李长春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 ）不过，新华社没有报道：该局旁边的胡同“封了卖菜的摊位”。 **“衣俊卿”不满现官职渴望更上层楼”** 2012年2月11日，常艳记录了衣俊卿的“抱负”：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 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 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 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 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 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 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 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 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常艳提到的蔡wu，是文化部长蔡武（团派老人）。李yuanchao，就是18大上差点“入常”的中组部长李源潮。二者都是中共高层关键人物。而常艳提到的“习**”，众所周知。 **王立军、薄熙来** 同一天，常艳和衣俊卿谈到了王立军和薄熙来，衣俊卿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 常艳说：“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 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 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 然就尴尬了。 ” 2012年9月20日：这两天新闻上披露了关于王立军事件的一些最新消息。让我不禁想起2月份与他在一起吃饭时聊到王、薄的情形。世事难料!薄要知道与王翻脸会导致今天的后果， 怕也不会轻举妄动吧。本来大家可以吃肉、喝汤各行其是，相安无事的，这下全栽了吧!他是个聪明人，看到这类的新闻，心中体悟更深吧。   *常艳丈夫姥爷、赵紫阳、俞可平*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 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 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这里提到的赵紫阳，是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中共总书记，后来软禁多年，2005年病逝北京，终年86岁。而53岁的俞可平，更是在海外颇有名气，因他曾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新社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2012年8月29日，常艳再度提到了俞可平： “想整衣老师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时期被作为一颗“棋子”了，具体谁运作，大家心里有数(但请别扯上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与衣老师有一份源于潜规则的感情。” *编译局，编译乎？* 2012年3月8日，常艳和局长第四次“开房”。下午参加编译局会议：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 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 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 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 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 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 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 从常艳描述的会议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中央编译局从事的工作，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央党校、中国很多智囊理论机构完全或很大程度重复。 中央编译局有个翻译服务部，给社会上提供翻译多种语言服务。按说，这才是编译局名副其实的本职和“份外”工作。 *衣俊卿：中共新一代“理论家”* 2012年6月15日，常艳说： “还说起他在《光明日报》写的那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我说我在贴吧里发帖子，发不上去。因为有“李 changchun”、“胡jintao”等敏感词。所以，我就只是把那个图片给发了上去。他问我网名叫什么，我说“shine尧尧”，看不出来是我的。 他说这篇文章写绝了，只写了7、8个小时。李**讲完话后，有好几个人想写，但后来光明日报特约他写的。说发表后，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有人给他写信;还说 李**、刘yunshan等人看见了也高兴，这是给他们的观点做论证啊。他说就把我分在马基处，江洋将来要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边靠，马基处就有史清竹、李 百玲、他的一个刚考公务员考进来的学生(本科学的英语、硕士西哲，博士文化哲学)等人。我说行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6月5日刊登如下“新闻”：文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作者衣俊卿。该文第一段说：“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 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推动人类发展和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寻求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改变世界、变革现实的先进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性选择。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由此成 为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力量源泉。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理想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 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自觉彰显和坚定信心;体现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指导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 自信,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 *用马克思理论诠释当今中国两性关系* 2012年8月29日： “我憎恨中央编译局这个地方，发自内心。如果不和这里开始打交道，我依旧按照往日的轨迹生活，而现在，我的生活即将毁掉，衣老师的生活也势必受影响，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 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常艳语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杨金海语 “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杨金海语 “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杨金海语 “最近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多，杨老师是怕一旦说开了影响太大。”——刘仁胜语 发展本身肯定好的，是不是“观”错了?别人看错了?——武锡申语 “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卷入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等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 术，而这种学习，必然不可能只向一个国家学习，其实很多俄国人并未觉得封闭的农村公社就不好，但还是被动卷入了。同时向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也是一个 大问题啊!”——常艳语 “健康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张文成语 “记得要生产力的全球化啊”——张文成语 。。。。。。 还说了很多，大家都懂了，我们确实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佩服彼此的言语与才智。我也看到自己真是“进步”了! 这些话的含义我不想给各位分析了。知识分子确实蛮有本事，说话不会绕进去自己。我今天是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么讲话。“” 常艳的文章是8月底“完稿“的，她说“完稿于2012年8月30日凌晨6点。”但是，8月31日起，常艳继续以日记方式来接着“讲故事。” 2012年12月3日，是常艳最后一天讲“故事。”她“录”完了当天和衣俊卿简短对话后“封笔”。最后她附上了一个“附录1：爱爱的时间、地点”，详细列出了“17次开房”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衣老师哭了。”

这个月十日是世界人权日，台湾文化部在「景美人权园区」举办一项纪念活动，这个地点在戒严时期是警备总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台湾民主化之后，警备总部已经裁撤，监狱改成人权纪念园区，马英九非常重视人权，应邀出席这项纪念活动。现场还邀请了当年白色恐怖受难者和家属一百多人一起纪念。台湾民间的台独团体趁机到现场抗议捣乱，包括公投护台湾联盟、908台湾国运动等等，这些组织绝大多数都是极端台独主义者，直到现在还痛恨外省人。 文化部长龙应台致词的时候就被不断吶喊打断，一会儿大声喊「你不是台湾人，你不要讲话」，一会儿又大叫「台湾没有人权」，或是「流亡政府滚回去」等等，龙应台多次问这些鼓噪的抗议团体「我可以继续吗」，独派群众还是喊「你没资格代表政治受难者家属发言」，龙应台也不客气反击说「那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所有人」，她希望抗议者能尊重在场其他台湾人的情感。 马英九致词的时候，现场独派群众鼓噪得更厉害，有人大声吹哨子，公投护台湾总召集人蔡丁贵大喊「到底要把阿扁关到什么时候」，更有十几个人站起来高喊口号，，并伸出双手比出拇指朝下的动作，大喊要马英九下台，甚至作势要冲上台，都被国安局人员阻挡，但也导致马英九的演说被迫中断好几次。 马英九致词的时候提到，他担任法务部长以来，人权一向是他最重视的议题，人权馆的成立，也证明政府愿意面对历史，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包包被丢向讲台，但因力道不够大，掉在讲台前面的地上。 现场维安人员一看很紧张，立刻在讲台前面围起一道人墙，然后马英九提高音量继续说，「长达卅八年的戒严统治，造成许多冤狱等错案……」，才讲到一半，抗议群众又丢出一只运动鞋，笔直朝马英九的演讲台飞去，维安人员像训练有素的篮球队一样，手往上面一拦，在半空中硬把这只鞋子挡了下来，同时立刻又围起第二道人墙，丢鞋的王姓男子也立刻被维安人员带走，马英九才好不容易在独派抗议中完成人权日的致词。 ●台湾的媒体很重视这个新闻吗？据说连美国华尔街日报也报导这件事？ 台湾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媒体很重视，大篇幅报导，图文并茂，连前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在巴格达被丢鞋子的照片，和大陆总理温家宝200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说时被鞋子攻击的新闻照片也一并刊登，分析和评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华尔街日报是在它的网站上刊登出一篇报导，标题是「马英九加入被扔鞋俱乐部」，文章提到，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位近五年之后，终于加入了世界领袖的一个菁英团体，成员包括小布什总统、温家宝总理。不过马先生是否觉得自己成为其中一员是值得夸耀的事，则不得而知。报导也分析了，不满马英九的民众把台湾经济成长迟缓归咎马英九，挺马英九的人则把台湾经济疲软归咎全球景气不佳。甚至提到，就像当今许多世界领袖一样，马英九拿到一首烂牌。不过华尔街日报却没有提到，这些抗议的独派团体，长期呼吁马英九释放陈水扁，认为陈水扁坐牢是因为政治迫害，以前的政治受难者都重获自由，只有陈水扁还关在牢里，因此持续向马英九抗议。经济景气可能并不是这些抗议人士关注的焦点。但不管怎样，还是一篇很有趣的报导。 ●台湾各界和新闻媒体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吗？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他不鼓励丢鞋的行为，但这种抗议方法却是一种民生经济衰退的指标；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则说，这会激化对立，不应该，但这是因果，当年国民党在扁政府时代扰乱国庆典礼，如今则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国民党身上；台北市长郝龙斌则认为，对国家元首做出不礼貌动作，应该予以制止，国际间即使遇到这种事件也会制止，并采取法律行动。 台湾媒体的分析鞭辟入理，提到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为了使打击政敌的行为合理化，自甘降低文明标准，为野蛮找理由，问题是丢鞋不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尤其这一天正好是国际人权日，民进党正在举行国际记者会，宣扬民进党对人权价值的坚持，更显得十分讽刺。 另一篇评论则认为，在现场一片叫嚣声中 抗议者本来是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情绪，但这些本来应该被听见的声音，却因为失控的抗争行为模糊了焦点，国际间只看到「向总统丢鞋子」，变成一场闹剧，也让台湾这些年来为改善人权所作的努力，都被埋没了，实在是一件不划算的事！

●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2013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在论坛上表示，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 　　 以下为华生演讲实录：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题目是讲财税，昨天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专门看了一下网易关于年会的说明，还有我看把前几年的会议都附上去了。我有一个感觉，现在政府都开始不说空话、套话、假话、大话，开始扭转了，但是我看看我们年会上的话，财经界也基本上是空话、套话挺多。当然是不同形式的套话，那边的套话是从马列主义开始带一大堆，我们每年说的话，我看前几年的发言拿到今年也一样可以用。所以，因为今天下午的分组我不能参加了，答应人家到山里面去，虽然下雪了，但是答应人家的还是要去，我讲完了就走。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现在媒体办的研讨会，很多话我都不太懂，比如网易年会的标题是“重返民富之路”，我昨天琢磨了半天，我没有懂这是什么意思。“重返民富之路”就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民富的时代，最近没有了，原来民富过，现在不富了，所以要“重返民富之路”，但是就我活了几十年，我不记得以前有什么民富之路，所以不知道往哪重返。这几年如果公告的说，比如农民工，农民工前几年都是几百块钱工资，现在是几千块钱工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一些企业家说生产成本太高了，所以很多移到东南亚了，所以一线的工人的工资是增加了。富人是不是变得比较穷了？也不是，前两天我看计量司的年度经济任务，大佬们赌一件事情，一赌都是拿一个亿赌，现在贫困县一年财政收入恐怕也不到一个亿，所以富人也很富。所以，我就是没有明白，我们今天讲“重返民富之路”是说的什么意思。 　　 再回到这个分论坛，我首先给主人提个建议，叫做“深化财税分权”，这个我也没有太明白，财税分权这是政府的事情，政府研究财税分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常开会，他也不请我们去，人家自己把这个问题该讨论的都讨论了，真是用不着咱们帮助他们操心。中国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比例关系，如果和起来国家比起来，比例也很正常，跟别人差不多，中央财政占的比例也不算高，转移支付的情况其他国家也存在，我在英国生活很多年，他的集成度比咱们还高，转移度更大，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显然不是我们要研究的真正问题。财政税收体制有没有问题？肯定问题，而且有大问题。可惜就像我们现在城市化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证券市场的问题，我觉得媒体上讨论的基本上都不是讨论的真问题，基本上都是说一些空话、套话、大话，重复以前的一些形式上的话。 　　 就我来看，我们先讲财政体制，中国的财政体制现在首要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认为中国财政体制现在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卖地财政问题，就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其中相当大一块是非税收入，还不是税收收入。非税收入这么大，这个跟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正常的。同时，我们这个非税收入非常主要的一块是靠倒卖土地来的，我们学的是香港的办法，香港的地本来就是官地，就是港府的地，我们这还不是自己的地，我们是收了农民的地倒卖，所以我们准确的说咱们不是土地财政，我们是“倒地财政”，这个“倒地财政”我觉得是财政体制要改革的第一件事情。明年要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动这个“倒地财政”，这是对新政府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很可惜我们媒体，包括学界对这个问题说法也不一，起码没有把它作为首要问题。在我来看新一届政府改革能不能有突破，在经济上面能不能有突破，第一个试金石，第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就是对“倒地财政”采取什么态度。就目前来看，基本上卖地财政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还在继续蓬勃发展，我看媒体上也在推波助澜，媒体上基本上炒作的都是这一套。 　　 原来我们倒卖土地的财政是和旧城市化配套的东西，新型城市化是不能搞这个的，这是我们帮助媒体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跟计划经济一样，计划经济是专门为那个时代配套的，现在这个时代倒卖土地的财政是不能给新型城市化配套的。因为新型城市化建设，我2006年就给领导提出了建议，我说新农村建设这个事情不是龙头，龙头是新型城市化建设，新型和旧型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现在基本没有讨论的问题，什么叫做新型城市化？原来那个旧在什么地方？这个新又新在何处？我觉得政府没有明白，我们媒体和学界有责任要把这个说清楚。我当时提新型城市化，最主要说的新型就是新在新要解决人口，先要解决户籍，旧城市化核心问题就是我们会讲到的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脱节，现在要搞新型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你的土地为外来人口的落户服务。但是，我看了直到今天的所有的中央文件基本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还是包括开发商怎么疯狂的拿地为了迎接新型城市化，我说那不是迎接新型城市化，那是迎接旧型城市化，因为新型城市化首要是解决人落户的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怎么转过来，从过去为大楼、大广场服务、为开发商赚钱服务、为城中村和成交农村补偿服务，转到为城市化的主体，农民工主体、以及外地来移居的人口服务，这才是新型城市化。 　　 财政体制要为新型城市化服务，我认为要打的第一个大仗就是改变倒卖土地的财政，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说没有任何准备。如果没有这方面动作和准备，我觉得所谓的新型城市化最后必然还是旧城市化，还是少部分人获益的城市化，大多数人被排挤在外的城市化，就是我们今天的状态。所以，我认为财政体制要改革的核心，第一仗就是要动摇买卖土地的财政。动摇这个东西后面带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批评它是容易的，但是要替代它，问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土地还在招拍挂，如果按照中央文件里面说的“严格区分公益性和非公益性征地”，当然这个口号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假定按照这个口号去做，就不能招拍挂了，不能卖地了，卖地就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任何准备。按照现在这条路走下去，因为这种招拍挂的模式必然会抬高城市土地价格，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开发商的暴富，中国财富榜上有那么多大开发上，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这个只有香港有，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学来的拍地模式，这个模式就是把少数土地资源给少数大开发上，所以我们福布斯排行榜很多地产商在上面。所以一说新型城市化，地产股都上涨，我说这完了，这不是新型城市化，这是旧型城市化。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用什么来替代过去我们称之为土地财政的模式？土地如果不用拍卖的方式是用什么方式？现在又有新的建议，说是政府和农民是双轨制的方式，双轨制的开头跟我有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搞双轨制我是反对的。实际上无非就是在政府卖地财政的同时允许城中村和城郊村农民分享一个更大的蛋糕，等于是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这些既得利益者做进一步分脏而已，这是解决不了新型城市化的问题的。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倒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已经占很大比例，如果不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块，而且设计一套新的技术完全替代这一块，那么我们新型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就会完全落空，因为靠少数人发财拉动不了中国GDP，只有几亿农民工和他们在农村的家属、留守的儿童，还有大量丛中小城镇到沿海一线大城市转移过来的外来人口，这些人的安置，这些人有土地权利，有住房权利，才会真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所以，我个人认为财政体制第一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对倒卖土地财政的态度和措施。 　　 财政体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的分配。我说的这个可能都不是现在媒体讨论的热点，但是我认为这是主要问题。我们中国之所以现在贫富差距大到今天这个程度，除了市场本身的马太效应以外，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财政资源分配加重了一部分人更好、一部分人更差。我们财政资源的分配首先跟刚才说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住房，我们城市保障房主要是对户籍人口，外来人口基本上住在地下室和工棚里面。教育方面现在还在争论外来人能不能参加本地高考的问题。医疗更是向城市人口，特别是向体制内倾斜。这个加剧了我们整个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个在我们国家跟计划经济是相关联的，因为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保的就是这批城市人口，当年很困难的时候，城市人口有布票、有粮票、有油票，保证了至少最基本的供应，但是其他人是没有的。我们的公共医疗资源主要是集中在城市，而且主要是集中在体制内，用掉了医疗资源绝大部分。所有这些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跟我们财政体制都是有关系的，就像广州市稍微公开一点，马上公开出来说他的财务里面有一部分资金，几千万是拨给省立或者市立幼儿园的，就是他财政资源分配是严重不均等的。别人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可以减弱市场本身分配所造成的差距，而我们的财政分配从整体上强化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我们财政体制的一个主要的问题。 　　 当然，这个改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财政体制现在的分配完全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完全是有利于体制内的，这样会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而且包括我们各界精英，不光是权力精英，包括我们的财经精英，艺术精英，体育精英，都是这个体制受益的，要动摇这个是难度很大的。所以，我一直说收入分配的改革第一步是做不了的。这是我认为财政体制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财政资源歧视性分配，严重的强化了我们的贫富差距。 　　 第三个问题，这个就更难了，就是我们财政资源的特权分配。现在我们开始新一波的反腐败，腐败是非法的，特权是合法的权力的滥用，特权是法律给你的。因此反腐败要深入，最后肯定涉及到特权，实际上从开头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过去领导一出门要封路，现在不封路了，实际上这个碰的是什么？这个碰的不是腐败，碰的是特权。但是，概念上可以区分，一个是反腐败，一个是反特权，这两件事做了，政治提出已经做了一半了。 　　 这个特权在我们原来财政分配体制里面，它是向特权倾斜的。举个例子，我们的办公楼，最近有人把地方办公楼搞的富丽堂皇，比人大会堂还气派，不光是它，全国办公楼都膨胀，这就涉及到权力。我去日本议会议员办公室，日本议会议员不是我们人大代表，谁在议会里面议员多数就组成政府，他们是真正执政党的精英，他的议会议员至少相当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的办公室，每个议员一间房，当中挂一个布帘隔一下，秘书坐外面，他坐里面，我还上了一趟厕所，厕所很小，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财政资源上面大量得用在特权方面的太多了，从办公楼到各种各样的楼堂馆所，到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疗养中心，到给各种各样的人安排的休息、修养、出游、出巡的地方，这块耗费了我们财政资源相当大的部分。所以，反腐败的深入必然是要碰到对特权的限制，包括对办公面积的限制，更不要说办公以外大量的设施。我去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会，美国国务院没有地方招待，找一个公关公司给你安排在宾馆里面，会议厅都是在外面，我们基本上都是用自己的。 　　 所以，真正的财政资源，就是财政体制改革在我来看是这三大问题。首先要突破的我认为是第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问题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而且它的收益很明显，我们现在想要经济增长，想要持续发展，不解决第一个“倒地财政”的问题就不能前进，其他的问题只能是循序渐进。所以，我认为这是财政体制真正问题，根本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的钱是不是少了一点，我想全世界都有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都是转移支付的，中央财政占大头，各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值得值得在这上面耗费脑筋。关于财政问题我就简略的说这些。 　　 下面我再讲税制。如果财政问题上是一片混乱，税制问题上基本上是错误思想占主导。刚才我们主持人还说结构性减税只见结构不见减税，这个我觉得也不够公平，因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增值税税率，我们原来增值税是17%，现在推广到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就把17%降到了7%、5%，确实会减一部分税。 　　 但是，我要说的实际上中国税收体制主要问题，我们现在主要攻击的就是国家税收太多了，在我来看并不多。中国的税收现在占GDP20%多，是非常正常的水平，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税收以外的非税收入，所以加起来以后到了30%多。如果真正像我们刚才说的把非税收入拿掉，税收的主要问题就不是砍总量的问题，就不是减税的问题。当然，喊减税，这都高兴，现在在这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减少税收，所有人都欢迎。第二，增加福利，大家也很高兴。要提高低收入人怎么办？要增加福利，这样提低，另外就是减少税收。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个问题，美国和欧洲所有难题就是一边要减少税收，一边要增加福利，所以美国出的财政悬崖，欧洲出了债务危机。因为如果是把政府多吃多占的那块拿出来以后，政府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过路财神了，他收的少就干的少。你可以增加税收，然后增加福利，也可以减少税收减少福利，但是唯一不能持续的就是减少税收增加福利，这个是混不下去的，这也是今天美国和欧洲混不下去的原因，这显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在这么低的发展水平上要学美国和欧洲，我们肯定是死定了。 　　 因此，税收上的问题，尽管这个话不受人欢迎，我觉得解决了非税收入以后，税收本身这个水平恐怕基本上是降不下来的，按照现在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包括对农村、对医疗、对方方面面大家所要求他花的那些钱，他这个税收减不下来，就像美国现在一样，共和党说税是绝对不能加了，砍不砍福利你们看着办？税不能加，只能砍福利。奥巴马说福利一定不能砍，因此必须加税收。 　　 中国税制问题主要问题是什么问题？在我来看不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要看的是税收之外的非税收入，要砍的是不合规，把那一大块砍掉以后，税收这块在中国现在发展水平上，20%多是非常正常的。中国税收最主要的问题是结构问题，什么结构问题？我们现在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基本上没有直接税。所以，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税收制度最主要是调整税收结构，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变，但是这个转变的口号大家是喜欢的，做起来没有一个人欢迎，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间接税监管都是老百姓承担的，你去买个馒头，买个消费品都交税了，富人消费的少，所以他交的少，穷人交的少，但是这是间接的，没有直接从你口袋里面掏，从口袋里面拿的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中国个人所得税现在工薪阶层当中只有7%的人交，7%的人当中有6%点几只交5%，真正叫超过5%的个人所得税的人不到1%，现在又有新建议，说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网民大多数赞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人的偏好是最好个人所得税取消才好。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少了，提到1万元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交税，美国是40%的人交税。 　　 个人所得税如此，我们财产税也是全都没有。所以，美国大选这次辩论的话题是欧洲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税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在参加政府会议上就讲了，我说中国税收主义是世界上最热爱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对资本不征税。我们共和党右派主张拿到中国来就是很左派了，因为我们没有遗产税，我们没有赠与税，我们也没有固定资产保有税，美国人炒股一年以内卖出的要交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40%，长期炒股也是20%，最近优惠了是15%，我们这个税基本上是没有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如果不喜欢这些税，也是可以的，但是贫富差距大家就得忍一忍，因为没有这个调节，贫富差距一定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些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因为很多人说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市场化彻底了，就像美国和欧洲的贫富差距在税收和福利调节下仍然是很大的。美国和欧洲在一次分配结束的时候，基尼系数也是0.5左右，是通过税收和福利的再分配把0.5调到0.4左右。欧洲呢？在美国人眼里面欧洲是社会主义，所以他从0.5调到0.3左右，调低20个百分点。我们呢？刚才我讲了，我们前面的财政体制的再分配是强化一次分配当中的不平等，税收该调节的完全没有，而且我们不喜欢，所以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以前我说一定在0.5以上，最近有人说到了0.6，没有准确的数据计算，但是我想中国基尼系数在0.5以上恐怕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因为连人家完善的市场经济在二次分配之前也是0.5左右，我们肯定比他高得多。 　　 所以，我觉得我们税收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怎么样实现从间接税向直接税的转化。中国现在的税收制度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就是对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严重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从8小时工作制到个人所得税，到遗产税，到赠与税，到固定资产税，到一系列对资本调节的措施。 　　 所以，我开头说的就是空话、套话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这个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甚至是很丑陋的。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税收制度还停留在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税收制度，我们必然有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否则我们想改变这个状态，我们就必须在税收制度上做重大的变革。而且没有直接税的时候，基本上隐性收入也是很难办的。只有当一个税收体制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这个时候隐性收入才能提上日程，有人算中国隐性收入是8万亿、10万亿，相当于GDP的20%，如果真有这么大，居民收入占GDP就不低了，我们说的套话又不成立了，我们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如果算上隐性收入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如果撇开套话，我们跟老百姓的真实感受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购买力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奢侈品，全世界25%的奢侈品是被中国人买走了，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差距是惊人的。这样就需要你转到这样的税收体制上来，这样你才有可能针对隐性收入。税收体制以直接税为主，隐性收入才会成为主要的东西，而且它也是遏制腐败主要的东西，因为在西方国家，在一定意义上反腐败主要不是靠我们的纪委，靠的是税务局。西方人最普遍的一句话就是税收和死亡一样不可避免，所有人最害怕的都是税务，因为每个人都逃不脱。 　　 这样我觉得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我们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其中有政府的阻力，还有帮助我们自己在内的各界精英的阻力，因为讲既得利益集团，我们都在既得利益集团当中。房产如果开始收税，收1%，我们大家觉得已经很严重了，从第三套收，很多人提出很多意见来，说这个有不合理之处，如果真像日本、韩国那样从第一套就收，到了第三套住别墅收7%，住一个1亿元别墅，每年交700万，每个月交60万，这样人们早就晕过去了。但是，人家能够越过中等收入陷井就是靠这套制度安排。我们现在设想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包括我们唱的高调，讲市场化、攻击别人都可以，但是当所有这些东西落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包括有话语权的精英的头上的时候，这是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前进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的题目，这个分论坛的大题目是非常好的，这确实是整个改革推进的关键之所在，因为西方国家大选的时候，所有人最关心的是财政部长的演说，因为他的演说里面讲税，全国人都停下来看明年的税又怎么征了，因为那是涉及到每个人利益的。你去搞选举最多四年、五年投一次票，而且到时候可能还不去，你说今天我要送孩子上学，就不去投了。但是，经济利益是跟你每天都发生关系的，你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财政税收体制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但是这里面的难度我们要有充分的预计，它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而这些我们基本上准备的都很差。 　　 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些改革三五年内都很难，我希望能够在一两个问题上突破，比如在倒卖土地财政上突破，因为土地收益占我们收入不平等很大一块，使这块受益不被我们政府、开发商、城市精英、城中村、城郊村的农民瓜分，而真正让大多数城市化主体农民工家属和外来人口获益，能够走出这一步，大局就会有比较根本性的扭转。其他事情有待于我们统一思想，逐步形成共识，然后再下决心慢慢去做。 　　 我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据中国网友近日在网上上传的照片和消息，济南军区几十辆军车星期三围堵山东东营市河口区政府办公大楼和公安局大门，要求地方政府交还在交通事故中肇事的军区职工和涉嫌顶包的军人。

欧盟外交高级代表阿什顿周五12月14日在欧盟委员会网站就藏人自焚事件发表公告，公告写道：欧盟对越来越多的藏人，尤其是年轻藏人的自焚深感悲痛，也深感关切。藏人的民族身份受到压制似乎是他们自焚抗议的主要因素。欧盟在尊重中国领土统一的前提下，呼吁中国当局调查藏人感受压抑的深层原因，并确保他们的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尊重，包括他们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和使用自己的语言。 欧盟完全支持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女士于2012年11月2日发表的呼吁。呼吁中国当局保障西藏人民和平集会和言论的自由，尊重他们的权利并且保持克制，释放因参加和平示威而被拘押的藏人。公告还敦促中国当局允许外交官以及记者自由进入所有藏区。 公告在表示意识到藏人的绝望感受的同时，也呼吁藏人不要用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抗争，呼吁藏区有影响力的宗教人士帮助阻止类似的事件继续发生，公告同时也鼓励有关各方继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 也在同一天12月14日发表了内容相似的声明，声明担心，中国当局正在采取的更加严格的惩罚措施只会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声明表示，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居然会受到支持这实在令人震惊，这也说明了藏人要求宗教、文化自由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 加拿大敦促中国政府充分考虑到藏人的传统和文化，以缓解紧张局势。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取消对外交官，媒体以及其他观察员进入藏区的限制。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本人或其代表举行真正的对话，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 欧盟公告网址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cfsp/134378.pdf 加拿大外长声明网址 http://www.international.gc.ca/media/aff/news-communiques/2012/12/14b.aspx?lang=fra&view=d

      在中国的“反日”怒火熊熊燃烧的今年9月，内蒙古和江西的稀土矿山被迫进行了停产。原因是在世界高科技产业中被认为不可或缺的稀土的需求出现了锐减，库存堆积如山。各类稀土的价格在总体上已经降至最高点的3分之1以下，但各矿山仍在生产，不惜勒紧裤带进行出口。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命令矿山停产。在2010年9月东海发生中日撞船事件之际，中国曾经收紧稀土对日供应，日本企业一时间大惊失色，开始竞相抢购。但如今中国稀土为什么卖不出去了呢？       因为日本和韩国等稀土需求国家逐步推进了“摆脱中国”的战略。日本转向美国、加拿大、印度以及越南等地区寻找新的稀土供应来源，促使各地纷纷开发新矿山和重启老矿山。日本企业丰田通商和双日参加了据称稀土储量居世界第3位的越南西北部的都巴奥稀土矿山的开发，该矿山将于2013年内开始生产。此外，替代性材料的开发以及削减使用量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东芝于今年8月宣布开发出了完全无需使用镝的马达用高铁浓度钐钴磁铁。       想起石油危机       看到这样的情形想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当时，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为了打击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与荷兰，宣布实施石油全面禁运，同时减少向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出口石油。对日本原油供应的减少虽然只是暂时的，但日本开始举全国之力采取行动“摆脱石油”。除了扩大核能和液化天然气（LNG）的利用、重新评价煤炭价值等举措之外，日本还大力推进节能战略。结果，日本的石油消费从停止增长转为了下降，世界石油需求也出现了增长乏力的态势。另一方面，产油国则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开始积极增产，到1986年上半年，原油价格发生了暴跌，这就是所谓的“逆石油危机”。在那之后截至2003年，原油价格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持续低迷。重新扩大一度减少的需求以及已找到替代物的需求是极为困难的。中国的稀土正在陷入同样的结局。       中国海关自今年夏季之前起停止菲律宾产香蕉的进口，结果原本要出口到中国的香蕉大量涌入了日本和其他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味道相对差一些的海南岛等地的香蕉开始在中国各地销售。此举的背景是，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的领土主权问题上出现了对立。而中国禁止进口菲律宾香蕉的意图是希望进一步打击菲律宾的蕉农。       把经济手段用在政治将受到打击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香蕉还是稀土，都成了解决领土争端的武器，中国将经济当做了解决政治和外交问题的手段。这样的行为是否正当，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但重要的问题是最终受到打击的将是把经济手段用在政治领域的始作俑者。不仅是引发石油危机的阿拉伯产油国。1973年美国尼克松政权实施了大豆禁运，结果主要大豆进口国日本产生了豆腐和纳豆原料不足问题。但是，这促使日本团结一致在巴西进行大豆种植。在那之后，虽然美国解除了禁运，但对日本出口受到限制。而如今美国只能与巴西分享已成为大豆最大进口国的中国市场。美国的禁运成就了巴西。       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虽然存在发展为军事冲突的风险，但更容易走向经济战争。但发起禁运等经济战争的一方从长期来看将遭受损失，这是事实。中国应该了解这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