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很难。万事开头难，其实我看共产党只要开始做到下面的四“废除”，就很好了：废除党的政法委对司法的操纵或干预；废除党的宣传部对书报的查禁；废除党管国家干部的制度和停止对国家选举单位权力的侵犯；废除党组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权。 中国是民权记录的低谷。民权扫地是被维稳的结果，政法委是维稳的司令部。冤假案案，是中国的特产。司法不独立和公检法穿一条裤子，是炮制冤 假错案的高效工艺。政法委，是大批量生产冤假错案的流水线。办案不是党的经营范围。党没有侦查、逮捕、刑讯、审判或调阅案卷、领导法院检察院司法部安全部 公安部的权力。政法委不撤销，中国无法治。 中国存在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书报检查制度。这一非法制度由党的宣传部执行。“鲜花”和“毒草” 的标准由党决定，正同“内部”和“敌人”的界限被它内部掌握一样。这一非法制度，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言论、出版和通信自由，阻碍着社会信息的流通，影响了 社会活动的进行。这一非法制度还通过它所控制的各种组织，经常地大量地伪造信息和历史，蒙蔽和毒害青少年。希望今后的宣传部弃旧图新，为保障言论、出版、 新闻、网络自由出力，为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力。 中国是一个没有竞选制度的共和国。实行了“党管干部”的制度，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以及监督权和罢免权，就全部彻底被剥夺了。有了所谓“党管干部”的制度，国家就无法建立公正的《公务员法》。组织部不致力于推动真正的选举制度和公务员制 度的建立，不致力于党管干部制度的消亡，是它过去工作的一个失策。希望今后知所鉴戒。 各级党委在同级政府各部门中设立的党组，分割了政府的工作，侵犯了政府首脑的职权，是非法的。应该重新按照十三大党章的合法条款，把这些部门性党组全部撤销。 以上所述，都不是建议，都是要求；也不只是我或其他个别公民的要求，我认为这其实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如果我误解或曲解了法律，请立法机关和法界朋友有以教我。 文革以来，常常有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的问题。中共十二大作出了回应。大会决议在《党章》总纲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为了简便，请允许我把它称为“合法性条款”。 合 法性条款是中国共产党现实活动的合法性的根基。执行，则党的合法性存，不执行，则党的合法性亡。这一条款，我记得是在胡耀邦先生主持下，经邓力群先生之 手，载入党章的。耀邦先生已经去世；力群健在，当可证明。赵紫阳先生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身体力行，不遗馀力。是他，开创了中共中央不干预办案、不干预 文艺的先例。是他，提出了研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议。是他主持下，向十三大提出了修改党章中有关党组设置条款的建议。关于党组设置条款，宋平和温家宝 先生都是经手人。1989年初，宋先生亲口告诉我，十三大后，各部门党组已经撤销了将近二分之一，其他二分之一也正在撤销中。 后来赵紫阳下台，江泽民上台。很可惜，合法性条款虽然没有被删除，但具体的、可操作的、实际的内容，被一一弃置，荡然无存。这种变化，也许可以名之为非法化，是非常危险的，是邪路。 十八大要求“不走邪路”，很对。所以必须实行四个不搞，四个不搞非但不是邪路，而且是离开邪路，重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正路。 四个不搞，不需要追加投资，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它甚至不要求共产党做什么，只要求共产党从此不做什么。

未普 神秘兮兮、戒备森严的十八大总算落幕了。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大而且永远伟光正的执政党，开个党代会好像地下党似的，连常委是七个还是九个，都要到最后一秒才揭晓。举国上下“保卫十八大”的紧张气氛，竟然连续数日。 对中共权力换届漠不关心的平民百姓终于松了一口气，各种挖苦讽刺和调侃，在网络上迅速火爆起来。微博上一条对“保卫十八大”的调侃特别形像，“农民工兄弟坐火车，连劳动工具都被没收。这算什么，我昨天带了一面党旗傍身，过完安检就剩一块红布了，因为党旗上的镰刀、锤子都属于管制器械，不得带入地铁。”至于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网友说，以后中共政出访俄罗斯，不就是和邪路上的邪派称兄道弟、打得火热？ 要说“改旗易帜”，习近平和李克强真要做，也不容易。只要看看七常委里另外那五个，严格来说，和习近平、李克强不是同一辈的，他们都比习李大上六、七岁，而且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根系、派别背景和政治倾向。再说，习李现在也毫无改旗易帜的意愿。研读习近平就任的讲话，比起空洞乏味的胡锦涛来说，的确多了不少人间烟火味，但他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又和胡锦涛相差无几。 习明示自己的执政理念是侧重民生和从严治党，但是他能做到吗？其实改善民生、振兴内需，扭转以大规模国家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工厂畸形发展模式，已空喊了好多年，不但江泽民、朱镕基时代没有做到，鼓吹“科学发展观”的胡温时代也没做到。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大幅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改善社会福利，以及振兴私营企业，而中国目前奉行国家指导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是权贵资本主义，这和提高民生有根本冲突。而要抑制权贵，共同富裕，就要靠民主宪政、权利平等和司法独立，不客气的说，这离习近平、李克强的认知水平还远了点。 不过习近平的“从严治党”也算是一种女娲补天式的小修小补。但连这一点，他其实也很难办到。接管中共纪委的太子党人物王岐山，不能说没有魄力，他绝对有本事整治党内的小贪甚至中贪，但他不会碰豪门贵族。红二代不费吹灰之力地大把攫取财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实际上已被赋予了难以撼动的合法性。习近平自己正属于那个特殊阶层。仅仅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也很难真的搞“从严治党”，因为他一旦搞真的，一定会引发不可预知的连锁震荡。 然而习近平确实获得了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施政空间。胡锦涛的裸退，原来不在计划之中，一直到十八大召开前一个月，来自中共高层的消息都坚称，胡会留任两年军委主席。这次裸退有点意外，背后当然别有内情，最大的可能就是出于党内错综复杂的派系之间的政治交易。至于江泽民会不会因此而淡出政坛，还需要再观察。 胡锦涛执政十年维稳至上和“击鼓传花”，积压了大量社会矛盾，如今都压在习近平头上。最突出的就是权力腐败，接下来就是严重的贫富差距，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造成的环境大破坏，还有就是政府诚信和民间道德危机，这些综合起来，使得政权运行下去所需的社会成本极高。胡锦涛时代急剧膨胀起来的七千亿维稳费、近三百万武警及其高压统治，若继续运行，社会成本就会按几何级数一般上升。但不按旧模式，又能怎样？走到没路可走的时候，开放民主选举和公民社会，实行社区自治就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换言之就不得不开始政改。 问题是，习近平及其团队准备好了吗？他主张的“权为民所赋”和“从严治党”，听来不错，但是若没有“人民授权”、人民监督，这些主张肯定会流于空泛。而中共这台运行了七十年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开个党代会都胆战心惊的，能经得起任何真正的改革震荡吗？rfa

作者： 廖偉棠   毋祭文 ——致藏地自焚者 廖偉棠 一團又一團火像冰凍的星簌簌熄滅 沒有什麼，大地上只剩我們未被燃點 死亡不是詩的理由，再生也不是 星星的殘骸落在雪中，刹那十萬年 十萬度高溫的凝凍物，這黑晶 是我們稱之為鳳凰的，你們稱之為獅子 在我們十四億人的虛空上淒唳的水晶 在你們五百萬人的戰意下低哮的水晶 這赤水中奔馳的黑冰無從加持 閃電雲層中逃逸的離子靈魂無從挾持 只剩我們了，未被燃點未曾詛咒和圓滿 危石累累曲趾拳拳抱卵如未生 一團又一團星雲無知於你們我們 以彼此愛恨為酒輪回路上一醉到底的死者 2012.11.15. （刊於今日明報世紀版）

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5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 　　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注：陈锡联上将)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 　　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点点不知道的事，组织上不会不知道，但品性不良者仍然高官稳做，依据的只能是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在夺权时期，当需要这位将军冲锋杀敌的时候，这个无所顾忌的人当然会异常勇敢。既然战功赫赫，一边乱伦一边做官似乎也无须深究。1949年以后的一些官员并不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品格，革命需要这种不守规范、敢打敢杀的人，革命成功了当然要给他们相应的回报，他们可以躺在功劳薄上超越人间伦理。一个连自己的侄女都要占有的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为人民服务呢？ 　　不止陈将军一个。原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刘亚楼在我军高级将领中，无疑是位强手，是个不可多得的佼佼者。可在个人生活上，他确实有不够检点的毛病。而江腾蛟，好像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在南空，他就多次为刘亚楼的这一毛病‘服务’。” 　　 　　２“扩大”开会 　　 　　决定罗的下台的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文革”已酝酿就绪，为了争取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 　　6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 　　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人极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叶剑英和杨成武（他们在会后分别接任了罗的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之职），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10个小时的主题发言；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事先定下的结论。 　　扩大开会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毛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8月18日，中央书记处委托军委办公厅和总政治部承办军委扩大会议以肃清彭德怀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发言，发言的也只限于“浅表态”性质。8月20日，柯庆施、陈伯达、康生等向毛反映“会议开得遭受透了”、彭“根本不服庐山的气”等等。毛于是决定会议延长，与会范围扩大到全军师以上单位的正职干部，由原来的140人扩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扩大了的扩大会议开幕，分怀仁堂主会场和紫光阁分会场，林彪主持，毛、刘亲自作了定调性讲话。如此加强火力后，不但彭德怀得到彻底批判，还真的揪出了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等“反党俱乐部”成员，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检讨。会议完满地达到了目的。“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 　　“扩大”会议的巨大效能，在于被扩大进来的人或者是会议组织者的赞同者，或者是地位较低没有与会资格的人，他们对上层斗争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把应邀与会看作是一种荣誉，一切听从领导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届中委只有40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74人，占与会总数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要在这样的会议上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还不是易如反掌？实际上，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每次会议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达到目的关键是选择好开会的人。高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一波）射刘（少奇）”，调子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毛希望会议早点结束，要周恩来做结论，但周很难作结论，“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对周总理说：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陈、邓明白自己要充当的角色，在会上既批评薄的错误，又强调不是路线错误，把使会议的调子降了下来，持续两个多月的会议终于结束了。这个道理饶漱石也懂。1953年9月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时，饶又想批薄，就说要请陈赓大将出席。“原来他听说抗日战争初期，陈赓带部队在太行地区活动时，在后勤供应方面对薄一波有不满；又知道陈讲话‘没遮拦’，以为陈如果到会，能放上一炮。”不过，会议有时只是形式。薄一波命运的改变，表面上是陈、邓帮助说话，实际上取决于毛的态度，他完全可以听任会议按照高、饶的意图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让陈、邓为薄解围。事实上，毛当时对薄还是信任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毛泽东逝世，政局肯定会有变化，万一‘四人帮’抓人，对个病人多少总该讲点人道吧？” 　　 　　３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困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 　　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韶华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一个护士。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一例。 　　当然，吴君旭是个有判断力的人。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君旭）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这也许是毛的幽默之词。但在1971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借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备吴这样的判断力，但只要是身边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对之礼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就自己的病情给毛写信的同时，又给毛的秘书张玉凤写信，语气非常客气：“请你看后斟酌”，“一切托你斟办”。 　　 　　４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11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得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规范时，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从来以毛的“大警卫员”自居。以至当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时，还感到委屈：“不应该把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作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毛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1974年7月21日，当罗与家人团聚时，彭德怀在监中疼痛难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战士：“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 　　“文革”时天下大乱，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昔日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70年代中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罗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