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介民   【摘要】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武力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 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 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天，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記者劉慧卿問她： 「你把五百萬香港人交給一個獨裁的共產政權，道義上是否說得通？」 柴契爾回答： 「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是唯一例外。」 一 台灣，不是香港，但正在面臨「香港化」的危機。 香港問題的本質是，它是一個沒有主權地位的現代城邦。1997年前殖民者英國政府將其主權移交給中國政府之後，它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管「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的口號講得多麼誘人。根據當代政治學中民主轉型文獻（例如Linz and Stepan），區域性民主難以在一個專制國家中誕生或紮根。 道理很簡單：（1）民主正當性應適用到一個國家所統轄的全部領土範圍，一個國家的一部分實施民主而其他地方沒有民主，這種局面難以維持。（2）一個地區的民主會帶來全國性的示範作用與模仿擴散，再加上普遍性原則，其他地區必定升高要求民主選舉的壓力。這是台灣與香港根本差異的一個條件：台灣仍享有國家條件或國家地位（stateness）。主權移交之後十五年來，香港的自由民權受損，民主選舉擴張躊躇不前，公民社會的反抗行動升高，都是在這個脈絡中發生的。若是香港實施特首與立法會普選的「一國兩制」，將給中國統治者帶來莫大的麻煩。目前的香港，是一部強化控制的國家機器，與一個自我培力的公民社會的拔河競賽。 2012年6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昂船洲海軍基地，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閱兵是宣示主權、展示武力。主權的宣示，呼應了前段的破題文字。武力的展演，再次提醒香港人：國家掌握著摧毀性的暴力機器，必要時可以對反抗者進行身體殲滅。胡錦濤風光地巡行香港，所到之處香港市民卻以大規模的抗議迎接他。胡錦濤來港參加香港「回歸」中國十五年慶典。他還做了什麼？他與香港方面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第九份補充協議。這份協議涵蓋了43項服務貿易及便利投資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香港旅行社在中國經營港澳遊旅行團及出境遊業務。換言之，將有更多的陸客團湧入香港消費。陸客團，是中國在國力崛起之後，一個人類政治史上的新發明。香港首當其衝，接著全東亞地區、歐洲、美國都感受到中共人海戰術的威力。 二 《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由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這本台灣少見的出版品，分析香港主權移交的前因後果。我們看到：新華社香港分社（2000年之後改名中聯辦）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如何施展靈活而多方位的統戰技巧，針對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實施差別化的籠絡或威脅。在這個局面下，主流媒體的意見氣候發生微妙變化，資本財團開始靠攏北京，而恫嚇與分化對異議者也產生了效果。1997年前後，香港因此湧現一批充滿機會主義色彩的「忽然愛國者」（黃偉國）。 在這個政治操作過程中，對新聞傳播媒體的控制是一個關鍵戲碼。不難想像，「自由之家」為何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等為「局部自由」。新聞自由的倒退令人乍舌。香港記者在中國內地的採訪權也受到嚴重干預。親中商人收購媒體；媒體老闆獲得中方的政治任命（梁旭明）。 最近，《陽光時務》（香港）和《新新聞》報導了中共對香港媒體的影響和控制趨勢。媒體的自我審查早在1990年代即已露餡。2000年《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遭解職，由吉林省政協委員王向偉接任（葉蔭聰）。最近該報資深記者慕亦仁（Paul Mooney）被解職，通知他的就是新任總編輯王向偉。根據慕亦仁，被解僱的原因是他寫了許多關於中國異議、維權人士的報導，最近的例子是，他去美國訪談了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的妻子耿和，但這篇稿子無法刊登。據報導，《南華早報》的老闆郭鶴年在中國內地有相當大的商業利益。1997以來，香港報業生態已經發生了強烈傾中的變化；目前幾乎只剩《壹傳媒》獨撐大局。 香港的民主化是一條漫漫長路。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階段開始開放有限度的民主選舉（1982年成立具有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一方面強化它的治理正當性，另一方面也試圖為英國增加籌碼。這是香港民主運動的機會之窗。然而，三十年來，香港的民主化之路卻是崎嶇顛簸，充滿著挫折感。1989年天安門鎮壓之後，香港成為抗議中共威權專制的一個據點，每年均有遊行示威活動。1997年之後，董建華政府恢復了區議會委任制度，是民主倒退。2002-3年間，香港政府擬就《基本法》23條進行立法， 引發港人大抗爭，最終不得不暫時終止立法程序，至今未再提交。中共於23條立法受挫之後，一方面加速推動CEPA，以經貿統合吸納香港；另方面加強對香港政務全面干預，包括介入香港各級議會的選舉，執行分而治之的策略。結果，泛民主派在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議席減少，親共的建制派則大有斬獲。「中共是一所龐大和不停運作的選舉機器，組織嚴密，紀律性強，各人絕對服從上級指示。而中共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深入骨髓，無所不用其極。」（劉慧卿）。 中方憑藉龐大財力與行政資源，給予其扶持的建制派雄厚的經費（透過中資等機構的輸送），功夫得以做得深而細。民建聯有財力購買商業電台廣告。香港的中資企業肩負「政商雙重功能」，中資也是一種政治組織。此外，近幾年選舉中，甚至還發現「種票疑雲」（幽靈選民登記）；另據報導，區議會選舉當天，都有免費海鮮團招待。泛民主派陷入消耗戰的泥淖。民主化過程漫長，並且耗費巨大社會能量，時間拖久了，對當權派有力；民主派則在曠日費時的動員、期待、落空的週期中，逐漸呈現疲態，而產生路線衝突，終而被執政者見縫插針，導致分裂，分裂的結果之一就是在選舉中受挫（馬嶽）。這是政治學者所稱的「轉型期倦怠症」（transition fatigue，馬嶽翻譯為「過渡疲勞」）。其實，從轉型政治的理論角度看，香港迄今仍未跨過民主轉型的門檻。 2010年，泛民派的公民黨和社會民主連線發起「公投運動」（亦即「五區總辭、變相公投」行動），5月16日舉行「變相公投」，但投票率只有17%。公投運動導致泛民主黨派分裂。5月下旬，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等六人小組（包括劉慧卿、張文光等人）與中方談判，北京答應在2012年立法會功能組別中，5席採用新辦法：「超級區議會議席」。這個辦法又被稱為「變相直選」：由區議會提名，再由全香港組成的大選區選舉。在批評者眼中，何俊仁六人小組與中聯辦的談判，是「檯底交易」，為了「政黨利益斷送香港民主發展進程」。何俊仁則否認屈服於北京壓力，並說：「要處理香港的政改問題，不可能不與中央會談，否則不符合政治現實」；「有中央讓步的誠意，才有會談與協議」。 中資政治操作、中方主導基礎建設、國企上市分潤股民、控制傳媒、推動國民教育灌輸民族主義、不斷惡化的所得與財富分配、陸客自由行湧入消費、甚至簡體中文的大舉「入侵」，已經徹底改變了香港的風貌。我們看到一部極端強勢的國家機器壓制在一個原本享有高度自由的商業城邦。然而，主權轉移以來的十五年間，公民社會的反抗力量卻水漲船高，新媒體生機勃勃，網民反撲（黃偉國）。而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則持續降低；並將對中國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對內地人（「蝗蟲」）的排斥、對中國人身分的歧視（馮智政）。中方耗費大量資源製造香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似乎效果有限；香港作為一個「依賴政體」，已經促發了強調自保自治的「城邦論」（葉國豪）。 十五年來的香港，是強勢國家激活公民社會的絕佳案例。根據孔誥烽與葉蔭聰的研究，由於特殊的殖民經驗與地緣位置，香港主權轉移之後，使這個城邦成為中國離岸（境外）的公民社會。「這不只是香港的公民社會，也是中國大陸一個正在浮現中的公民社會。」 這個公民社會既存在中國內部，又活躍於中國境外。這種離岸性，如同數學概念中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具有裡外相通的靈活性。因此，即使處在依賴政體格局下，香港目前仍然能夠維繫住尋求本土價值認同的社運方向。而台灣民主獨立，無形中拱衛了香港的自由生機。由於中國對台灣的圖指，使得中共對香港的壓制有一定的顧忌，畢竟香港是鄧小平所擘畫的「一國兩制」的示範區。 三 場景移回台灣，以上的香港故事，是否似曾相似？ 2008年馬英九接任總統不久，中方即允許大量陸客觀光團進入台灣。根據陸委會，自2008年7月至2012年4月，來台觀光陸客將近367萬人次，帶來約新台幣1,872億元的外匯收益。（台灣2011年出口總額約90,000億台幣。） 2008年11月，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過度維安」引發員警濫權、暴力鎮壓示威者。 2008年11月，旺旺集團回台收購《中國時報》。該集團老闆發表親中言論，報社執行言論自我審查；並申請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引起公民團體強烈質疑，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仍於2012年7月25日通過此併購案。 2009年，高雄電影節規劃播放熱比婭紀錄片，引起中國政府抗議與抵制（禁止陸客團進入高雄），而在台灣內部則有立法委員與旅館公會施壓高雄市政府。 2010年6月，馬政府與中國政府在重慶簽署了ECFA。至今已簽署16項協議。ECFA主要是仿照中港簽署的CEPA。ECFA的第一批早收清單，包括開放台灣部分農產品免關稅銷往中國。中方認為這是「照顧」台灣中南部農民的「讓利」措施。 2012年1月，總統大選前幾週，企業集團大老闆們，以輪流召開記者會、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等方式挺「九二共識」，這是北京第一次大規模而且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選舉過後，國台辦舉行了慶功宴。 2012年5月，鄭弘儀請辭三立電視台「大話新聞」主持人。據報導三立電視台為了銷售其連續劇（改稱「華劇」）到中國，而停掉「大話新聞」。 2012年6-7月，中台談判投資保護協議陷入膠著，爭議的問題之一是關於台商在中國的人身自由。因此，原來預定在6月底舉行的「台北會談」（名義上是學術研討會），馬政府拒發簽證給多位具有官員與解放軍背景的中方代表，而使台北會談「破局」；而預定於同一期間舉行的第八次江陳會也延後。 《中評社》一篇發自北京的評論質問：「陸委會是否清楚台灣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到底是代表了誰的立場？究竟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段粗魯的話語直指「政黨輪替的政治意義」，似乎在對馬政府嗆聲：是我幫你選上總統的，你怎麼不照我的劇本辦事？ 前文提到中共在香港培育了許多「愛國團體」。台灣也有類似的「愛國團體」。套用香港人的說法，熱愛祖國者，有「舊電池」和「忽然愛國」之分。台灣歷史悠久的統左團體「夏潮聯誼會」，其中許多成員曾經坐過國民黨的黑牢，在冷戰時代歷經殘酷壓迫，他們一直把希望寄託在「祖國」。民進黨執政之後，統左團體微妙變化，許多人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抱持歡迎的態度。 最近幾年，則出現了一些新的組織，例如兩岸統合學會，根據這個學會的自我介紹，其組織緣起包括：「為抵禦民進黨政府台獨走向，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性社會運動團體。」 2012年6月「破局」的台北會談，在台灣的籌劃單位就是兩岸統合學會。分析台北會談預定舉行的時間點，會發現這個「學術研討會」與延後的第八次江陳會、香港「回歸」十五週年慶典活動緊密排列。這些是巧合嗎？ 台灣已然浮現一個具有組織性的統派的「國土復歸運動」（irredentist movement）。這個運動的目標，如其揭示，以「反獨」、「導正兩岸關係」為宗旨；並且延伸到反本土化，例如最近引發爭議的中學教科書修改事件，就是重要的訊號。台灣的歷史經驗顯示：沒有深入的本土價值網絡，就不可能維繫民主化運動，因為本土化並非狹隘族群意識的反映，而是「生活在台灣」此一安身立命的社會需求。即便在「全球化」統御世界的潮流下，這個命題仍有效。「國土復歸派」在台灣的操作，正在蠶食台灣的民主與本土根基。過去二十年台灣民意調查，顯示統獨對立的格局正在緩解，代之以「維持現狀」（亦即，維持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實質獨立地位）。而新的衝擊則來自外部的「中國因素」。換言之，台灣公民如何看待自身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會決定他們的政治身分認同，以及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如何處理來自中國之政治軍事威脅以及經濟利益誘惑，已經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之一。 四 經濟蠶食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寫照。 台灣正在「香港化」嗎？以上中港關係與中台關係的平行對照，會讓人擔心台灣正在快速地「香港化」。但是我們在警戒專制政權的統戰之外，應該更深層思索台灣的前景。 第一，台灣有「國土復歸運動」的現象，正表示台灣仍然是一個主權國家。只是由於中國對台灣主權的宣稱，使這個國家的主權地位不被世界強權所認可，而以變通的方式與台灣進行非正式的外交關係。筆者曾經指出： 台灣是一個「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sovereignty-contested democratic state），這裡的「受挑戰」指的是台灣在國際列強夾縫中的處境；這是外部的意義。但是，對內而言，台灣的國家主權是沒有爭議的；不管這個國家的名字是中華民國或其他稱謂，它的統治權都是自主而完整的。 但是，香港未曾擁有過主權地位，也未曾存在構成政治影響力的獨立運動。Linz與Stepan說：「民主政治預設了國家條件。沒有主權國家，就沒有安穩的民主政治。」 確實是一針見血的觀察。從這個角度看，在中國持續增壓操作下，如果台灣的國家條件發生流失的狀態，則將危及台灣的民主政治。 第二，現實主義（realism）是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考慮一個國家處境的主流思維：一個國家的規模與國力，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等因素，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這是一種強權導向的結構主義。這種思維穿透力很大，但有若干盲點，例如它欠缺考慮文化與理念的重要性，而文化理念在歷史上不斷以革命、社會運動、民族主義、宗教運動等各種形態重劃世界地圖。再者，現實主義也是一種原子化的國家中心思維，它漠視超國家（supranational）與次國家（subnational）組織的重要性，而且也預設國家（the state）是一個整體，一塊鐵板。這種大國思維，確實是台灣追尋生存必須考慮的前提，但它沒辦法為台灣在世界地圖中找到自己的身分認同帶來太多啟發。 第三，地緣政治是一個結構，具有強制力而經常難以躲避。但地緣政治不是命定結構。讓我打個比方：假如現實主義世界像是一顆膨脹的球體，那麼它的表面充滿著毛細孔。全球化公民社會以及各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力，能藉由毛細孔穿透出入這個球體。這個毛細孔場域，就是民主力量與權力政治交會之處；在這個場域，社會力與權力機構碰撞、拮抗、拉扯、調適，而摸索出新的政治模態。 第四，基於以上對強權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檢視，筆者提出了跨海峽公民社會的主張：兩岸社會之間（包括香港）連接NGO與進步派人士，在華人世界引領水滴石穿的民主化運動。在這個基礎上處理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新型態專制主義等問題。回顧香港主權移交問題，相對缺乏的就是一條由下而上、思考香港前生今世的解除殖民之道。香港的統治權，不過是從舊式殖民統治者移交到一個新式殖民者的手中。幸好蓬勃中的香港公民社會，填補了原先的社會力真空。 台灣與香港的根本差別，就是台灣在面對中國時，已經是民主國家。而香港的民主化，卻是在中國政府監控下匍匐前進，充滿著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思考：台灣如何貢獻於全球公民社會，如何貢獻於普世人權價值。這是台灣在面對國際霸權制約下，可以反守為攻的一條實踐之路。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可能為東亞地區新國際政治秩序，注入新的思維。 看清楚香港化趨勢，台灣確實要有危機意識。但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國因素是台灣無可迴避的問題，台灣必須摸索出自己的博弈技巧，與中國政府交手，與中國社會盤撋。當北京的手伸入台灣，它必須想，台灣價值是否將反饋中國，成為燙手山芋。這是台灣享有的特殊地緣政治優勢。 台灣不是香港。台灣的民主運動者能否認識到自身優勢所在？ （本文收錄於《台灣「香港化」？中國統治香港模式的啟示》，2012，台灣新社會智庫學會出版。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守護民主平台成員）

核心提示：在薄熙来被清洗之后，香港、台湾以及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都盛传薄和军方高级将领之间交往甚密、甚至有可能发起北京政变的流言。本文梳理了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关系、评估了因他被整肃而给军方内部带来负面影响说法的可信度，并推测了这对党军关系而言有何影响。 原文：The Bo Xilai Affair and the PLA 作者：James Mulvenon（蓝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太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文名毛文杰） 发表：2012年8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未经原作者审阅 引言 2012年3月15日，在前副手公安局长王立军戏剧化地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和妻子谷开来有可能被卷入谋杀英国商人的事件被曝光之后，重庆市委书记、”太子党”之一、最有鼓动力的国家政治精英薄熙来被剥夺了党内职务。在他被清洗之后，香港、台湾以及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都盛传薄和军方高级将领之间交往甚密、甚至有可能发起北京政变的流言。本文梳理了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与军方关系、评估了因他被整肃而给军方内部带来负面影响说法的可信度，并推测了这对党军关系而言有何影响。 解放军与薄熙来：透视政治工作 虽然自2月起就已开始流传薄熙来将会下台的流言，但3月在全国人大会上军方的重要讲话中却未曾提及政治斗争。4月11日出现在中共重要机构的官方评论员文章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宣布该决定，与此相呼应的社论覆盖了之后一周的军媒报章。即使有时晦涩难懂，但对比不同社论之间的文字、寻找可能存在的基调差异一直是件有趣的事。虽然党内和军方的宣传官员理论上都统一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导、由其定调，过去的经验表明，仔细的文字探求有时能够揭示微妙的裂隙，但必须时刻注意，社论形式自然用于反映特定机构的利益，因此可能会更为强调”路线”的某一方面。 党的主要评论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共宣传机器上，包含了一些核心主题，其中强调：①”依法治国”；②”坚决维护党纪”；③”不容忍腐败”；④”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不能接受体制内的”特权”，以及当然要⑥”继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虽然最后一点作为标准套话很容易被忽视，但正是用来支撑薄的免职”完全无关’政治斗争’”这一论点，虽然这种关于党内团结的断言却招致了更多的怀疑。与此相呼应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引发争议的评论，而一篇中共评论员文章甚至重提动荡的毛时代的教训，断言”法制才可以保证中国的发展不受不确定因素，并且避免受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剧变的影响。”总体而言，社论指示党员要”坚决执行党的纪律、遵守国家法律，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逾越法律、纪律和道德的底线，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才能真正做到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 同样的，《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指导军队要”深刻理解该事件和案件的警示作用并应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和行动”，还宣称党对薄的处理决定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军队思想教育活动下，评论员文章不断重申核心主题，强调保持中共”纯洁性”和”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在4月13日的社论中，精心挑选的三位军官为表示他们思想与党统一而做出声明，即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表态”。江西九江军分区司令员王凯军，为中共的自我审查能力辩护，说道”事实证明，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对腐败现象决不姑息、对违法违纪现象必查必究。”四川眉山军分区政委潘勇做出了警告，他说道：”这一事件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警示大家在工作生活中切实做到防微杜渐、拒腐防变”。最后，北京军区某红军师政委李西楼在仔细阅读了提词板后”感慨”地说：”这一事件警醒我们，保持思想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是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思想政治素质。” 但是把这些军方社论放在早前同社会稳定、反腐和军方发展中出现的分离趋势相关的军方政治工作、特别是在2-3月发生的最后由于薄被整肃而引发了派系之争的幕后政治斗争的背景下来看是很重要的。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了许多军队政治工作重点。3月12日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军队应”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号召军队要”加强反腐斗争”，必须”严格遵守政治和组织纪律，不断提高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的能力”并且”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建设首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3月19日，《解放军报》继续警告军队应抵制 “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观点。3月27日，《解放军报》一篇社论重点指出在第十八大即将召开这一特殊政治敏感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断言道”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敏锐的政治头脑，就可能被’浮云遮望眼’，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政治方向，丧失政治立场。” 在薄被整肃前后军方政治工作的特别之处可能就在于分析动荡和危险的来源。不是眼光向内来看中国的结构性断层，3月27日《解放军报》清楚地把焦点指向中国外部：”历史经验表明，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社会上噪音杂音也会明显增多，各种敌对势力加剧渗透腐蚀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这一主题体现在4月1日《解放军报》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 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的影响渗透，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极力散布指导思想多元化。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矛盾问题兴风作浪，各种错误政治观点和价值观念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影响不断加剧。 按这种说法，西方敌对势力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军： 当前，西方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其险恶用心就是淡化我军官兵的军魂意识，侵蚀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本色，解除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精神武装。 那应该如何应对？至少答案的一部分是要无视网络和微博：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自觉抵制各种损害党的形象、损害党的团结统一的错误言行，不听不信不传各种小道消息和灰色段子。对一些违反纪律的人和事要严肃批评教育，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在国际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高度普及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各种观点言论多元多样，各种消息传闻真假难辨。 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刊登的一篇由总政治部组织部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中心发表的文章中，继续进行思想教育，警告军队要”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的侵蚀影响”。同时劝告读者要”旗帜鲜明地批驳攻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政治言论，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正确立场。” 当中国面临”矛盾问题交织叠加”和一个”攻坚阶段”时，于5月15日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警告说要注意”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配偶和子女不恰当行为、以及解放军内部寻求”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阴谋”一直以来都”鼓噪声不绝于耳”。5月18日，以乐意应对敏感话题著称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专家继续反驳军队国家化》文章，集合了来自于赞成和反对双方的观点。最后，7月1日《解放军报》一篇社论借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1年之际警告道，”敌对势力把我军作为渗透破坏的重点目标，肆意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所以，军队必须”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影响，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 但是如何应对这种充满了阴谋和颠覆的言论？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狂热的阴谋论并不新鲜。正如在往期的《中国领导观察》中曾多次讨论过的那样，特别是在重要的纪念日时，军方社论便规律性地充满着军队对党忠诚的标准比喻，并经常沉溺在对”其他”敌对国外势力的妄想中，以此来分散（外界）对体制内严重结构性失调的关注。在政局不稳或危机存在时这招尤其有效，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1992年杨氏兄弟的整肃、1999年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轰炸事件、2001年EP-3A人质危机、以及各种与台湾有关的冲突等。现大批涌现的文章是否与其有所不同、或他们仍在照搬传统模式？对像”国家化”这种词条的频繁分析实际上显示了现涌现的文章数量虽略超正常水平但却不算连篇累牍，说明外部分析人士对这些文章强加了过多的重要性。 薄熙来与军方：整肃的影响 被整肃前的薄与军方 薄熙来与军方的关系可以分成两大类别：（1）他与其辖区当地军方高层的联系以及（2）他与军方”太子党”的长期联系。 薄与当地高层的关系 薄以积极培养与当地军方高层的关系而著称，自他在大连和辽宁省的长期任职就已开始，并在他最后任职的重庆市得以继续。台湾前国防副部长、解放军长期分析人士林中斌在近期一篇文章中写道，”薄在重庆时密切关注并非常配合当地军方需要，以此维系他与军方的关系。”据报道薄对当地军方将领和部队都给予了极大支持。2011年，报道称薄”为新疆的军队作出非常慷慨的捐赠”并于2012年视察了另一省的驻防军队。而军方也同样被薄的”红歌”宣传活动以及其极端保守的政治理念所吸引，当然这也归功于他为军方违法行为进行掩盖的遮天手法。例如，在薄倒台后，一个成都的地产开发商李俊说他曾被卷入和薄的朋友——军方高级太子党张海阳的争端当中，而当时他却被薄逮捕并在讯问过程中受尽折磨。这些关系让薄熙来可能得到了重庆驻防部队的庇护，从而避免因高调打击重庆黑社会而遭到黑帮的报复。 薄和军方太子党关系 尽管薄像其他成功的党内官员一样在其辖区成功培养了与军方将领的良好关系，他更为人所知的是和军方”太子党”的高调联络。虽然从未参军，但薄熙来和军方太子党的关系部分来源于他父亲的革命遗产，薄一波是毛时代和共产党早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在整个革命时期，薄在八路军、第二野战军（与邓小平一起）以及华北（第五）野战军中都发挥了主要领导角色，而在华北（第五）野战军中他曾在聂荣臻麾下担任政委。 薄与军方太子党的其他关系既有源自其童年时期以及政务上的联系，同样也有通过联姻而建立起来的关系。薄和现任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刘少奇之子刘源将军于1951年出生于北京，刘少奇在1959年至1968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主席的家庭在中共高官集合地中南海生活，而薄熙来和刘源是同辈人，在那儿他们有可能已互相认识。同样地，薄也经常与前军委主席张震之子、现任第二炮兵部队政委张海阳将军联系。而他俩可能之前就已熟悉，张于2005年至2009年曾任职成都军区政委，与薄在重庆的任期有两年的交叉，而重庆则受成都军区直接管辖。当薄于2011年率领他的重庆代表团在北京推广”红歌”时，张同意他在第二炮兵司令部首先登台表演。最后，薄与谷开来的婚姻使得他又和岳父谷景生的社会关系挂上了钩，谷景生——一个在1930年至1940年间非常有名的解放军将领、前越战将军以及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高层流传她军方太子党的背景是薄抛弃他第一任妻子和她结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薄被整肃对军方内部影响 在王立军造访美驻成都领事馆后，香港、台湾和由法轮功控制的媒体火力全开将焦点集中在薄和军方关系上，纷纷猜测薄与军方之间联系将可能会怎样帮助他在此次政治斗争中幸免于难。二月早期，薄视察云南昆明第十四集团军党史陈列室，外部观察人士认为此行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该陈列室是由他父亲在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中建立。薄在这一政治敏感性时期的造访被观察人士解读为这是他与军方历史渊源的一个暗示，甚至有可能是他依然拥有现任军队支持的一个警告，但最终此行没有成功阻止北京当局整肃他的决定。3月9日，在薄参加了后来引起争议的重庆人大代表团的新闻发布会后，分析人士注意到薄与军方代表的公开握手，许多人相信这让北京领导层下决心要剥夺他的职位。 在中共宣传机构宣布薄已被免职后，境外媒体的各种猜测显著增加。其中一家香港报纸《苹果日报》则报道薄一直都在重庆建立”秘密部队”。3月19日，在薄被免职四天之后，中国微博上充斥着北京发生了军事政变、暗指政法委最高领导人周永康和解放军均可能效忠薄熙来的谣言。《南华早报》报道说五个调查组已从北京出发调查成都军区高级官员，同样也包括薄曾于2月视察的拥有军史陈列室的第十四集团军。一个在香港的人权机构声称重庆驻防部队司令朱和平也因”参与成都军区近期一系列重要建设，包括高达27亿元的’613和803项目’建设”被调查。另一香港报纸报道”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政委章沁生，已因拥护’军队国家化’而被停职”。 然而，通过对这些说法的经验性的审视却最终不过是记者们一厢情愿的猜测和夸大。典型的例子就是薄和刘源的关系，《苹果日报》声称刘源参与到薄熙来的”政治谋反”当中。四天之后，《星岛日报》报道刘将军因上月反对免除薄在重庆的职务而已在家中遭到逮捕，从而结束他在中共十八大上任职中央军委的希望。但实际上，中国官方媒体消息显示在薄被免职后，作为一个解放军高级将领，刘将军一直处于繁忙的公务日程之中。 4月10日会见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4月25日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视察驻京军队院校 4月26日出席由徐才厚主持的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军座谈会 5月9日主持召开总后勤部会议探讨贯彻落实《军人保险法》 5月14日在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和河北省长张庆伟陪同下参观石家庄一所医务士官院校。 5月16日出席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创立六十周年会议。 5月27日出席”世界包装组织亚洲包装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军民融合包装发展建设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 看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五一幼儿园教职员工并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6月4日主持召开”总后勤部直属单位经费标准一体化工作会议” 6月5日出席总后勤部某信息化研究所先进事迹报告会 6月9日，在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陪同下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著名的301医院——海南分院。 6月22日与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一同出席观看文艺演出 6月25至27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 7月4日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武装部工作会议 但刘政委并非完全安全无虞，四月初，中央军委成立了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对军队的物资采购、项目建设以及房地产收入等进行监督检查。”所有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与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保持一致。”被委任为领导小组组长的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将军说道。这一新成立的督导组按反腐倡廉建设要求，刘源打头阵，并大张旗鼓地逮捕了总后勤处副政委谷俊山。一名曾在军队院校任职的退休官员说道这一新成立的督导小组旨在将反腐这一工具从刘将军手中夺走。”这并不意味着他有麻烦。但这提醒我们党中央能够决定谁会有麻烦。” 和刘源一样，第二炮兵部队政委张海阳的命运一直以来也是媒体们猜测的焦点。4月16日，《旺报》报道张已消失数天，猜测其已遭逮捕。但实际上，张之所以未在中国出现是因为他率领了10人的解放军友好参观团访问了芬兰和匈牙利。而他回来后，对一个”被刑事调查”的人来说，他的公务日程繁忙得令人惊讶。 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视察第二炮兵的导航导弹部队和第二炮兵工程学院。 5月23日在京出席《解放军报》第二炮兵分社开业的庆祝活动 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信息化研究所的先进事迹报告会 6月25至27日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 7月4日出席在京召开的全军基层建设工作会议武装部工作会议 仅从他自己的话来看，张声称他曾告诉爆料者，他并未因其与薄的关系而受牵连接受调查，而且政府对解放军内部薄的支持者们的整肃并未像报道的那么严重。 结论 在综合考量所有事实之后，以下两点看起来比较清晰。第一，薄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努力培养与当地军方高层和核心太子党的紧密关系。第二，有关于军方大清洗和薄被免职后政变的报道看起来似乎是香港、台湾和法轮功记者们狂热想象力的杰作。 最后，薄熙来的下台对中国党军关系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虽然基本的党军互动将会保持不变，但针对薄的所作所为的纪律检查还是有可能会对某些军方官员——特别是像刘源和张海阳这种高级将领、以及成都军区内各辖区军方将领的政治前景带来负面影响。这并不奇怪，例如，如果刘或张不能在今年秋天（第十八大上）得到提拔，那至少是受到了在薄这件政治闹剧上的负面影响。这样说来，与1995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和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整肃相比，薄的整肃与1992年杨白冰案更为相似，因为”二陈案”都未获得来自像薄案那种军方阶层的支持。”薄的整肃与其在军方所造成的影响将会怎样影响胡锦涛与习近平领导权的交接尚不清晰。例如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将会迫使胡在十八大后继任中央军委主席。然而在薄被免职后，传说中的军方派系的行为大部分从性质来看是短期的，这雄辩地说明它们对中央军委权力交接的影响即使有，也是有限的。 注释（略） 说明：本文几乎每句话都有出处，这篇短文有40多处注释，大多出于官方媒体，少量出自香港媒体、金融时报等外媒。

（中央社台北28日電）新加坡媒體今天報導，北戴河會議結束後，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就到廣東考察，顯示他力挺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擔任常委（入常）的態度。 聯合早報報導，北戴河會議是決定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高層安排的關鍵程序，溫家寶在北戴河會議結束不久就到廣東考察，顯示力挺汪洋的態度。 廣州日報與南方日報主動大篇幅報導溫家寶的消息，沒有用新華社通稿方式，也可以看出地方媒體運作的端倪。 聯合早報說，溫家寶政治態度十分鮮明，從2003年擔任國務院總理以來，這是第16次到廣東考察。 汪洋2007年主政廣東後，外界認為汪洋與重慶市委前書記薄熙來暗中較勁，溫家寶卻沒到過重慶考察，顯示「厚汪鄙薄」的政治態度。 北戴河會議8月中旬結束後，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廣東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行先試，讓廣東繼續保持大陸改革的領頭羊地位。 現年57歲的汪洋出生於安徽宿州，被認為是中共人大前委員長萬里推薦人選，共產主義青年團出身的汪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關係密切，是角逐18大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之一。1010828

（中央社記者曹姮東京28日專電）日本媒體報導，首相野田佳彥寫了1封親筆信給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呼籲雙方應冷靜面對釣魚台事件所引發的對立。 「時事通信社」報導，日本外務大臣玄葉光一郎今天上午在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野田寫了1封親筆信交給今天訪問中國大陸的外務副大臣山口壯，請他親手交給大陸方面。 對於山口這次訪問，玄葉說明，「目前的日中情勢，以及包括朝鮮半島的整個地區的情勢，都必須意見溝通」。 報導指出，玄葉並沒有提到野田親筆信的內容，一般認為，應是由於最近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列嶼等事件引起雙方對立加深，野田除了確認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之外，也呼籲大陸方面冷靜應對。1010828

有网友“人肉搜索”后发现这名官员与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高度接近 （网络图片） 陕西延安发生36人丧生特大交通事故后，当地一名高级官员受到来自中国网民的压力。 这名官员在事故现场面带笑容的照片引起网民不满。有网友“人肉搜索”后发现这名官员与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高度接近。 周日（26日）凌晨，一辆双层卧辅客车与一辆装有甲醇的货车相撞，两车相撞后引发大火。客车载有39人，只有3人逃生。 有报道说，陕西省安监局一名工作人员证实，事故发生后，杨达才曾连夜赶往现场。但这名工作人员称，这张照片不能反映现场真实情况。 陕西省安监局也没有对网民的批评做出正式回应。 车祸发生后，新华社拍下的的现场图片中，网友指有一当地官员在事故现场“傻笑”。这张照片在微博中流传后，引起网民关注。 网民关注的焦点还从杨达才的微笑转移到了他的腕表上。 有网友搜集了有关杨达才出席各种活动和会议的公开报道，将这些图片对比发现，他在出席不同的活动时，经常更换自己的手表。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联邦议会”德中小组”的此次中国之行可谓一波三折。最初去年的行程因恰逢中国”五一”假期，而推迟到今年5月。但今年同期，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吴邦国访问欧洲，由于”德中小组”的中方伙伴–中国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随同访问，所以德国议员的访华之行再次改期。而这次，德国议员经历了相当长的等待，才收到邀请。 “德中小组”主席、社民党籍议员普夫鲁克（Johannes Pflug）介绍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今年5月（访问欧洲期间）没有受到德国联邦议会议长拉默尔特（Norbert Lammert）的正式接见，因为那时正值”耶稣升天日”的一周，拉默尔特是天主教徒，遵循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习俗。显然这引发不满。” “德中小组”主席普夫鲁克 “不能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 经过中国驻德国大使以及德国驻华使馆的努力，德国议员终于收到邀请，但邀请方不再是中国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而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访华行程不再包括德国议员提出的新疆之旅，而且日程缩短2-3天。普夫鲁克说：”于是，我代表我的同事们取消了此次访问，因为我们的意图不是参加纯旅游性质的访问。”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邀请方安排的行程包括民俗、三峡游船和小吃等。 “德中小组”副主席、基社盟籍议员乌尔博士（Dr.Hans-Peter Uhl）向德国之声表示，上周六（8月25日）是启程日期，但直到上周三（8月22日）议员们才获得签证以及大幅更改的行程安排。行程中包括，飞抵成都，前往重庆，由德国驻成都领事馆负责接待，”具体日程待续”。”假如我们去中国，将完全不知道未来数天的安排，作为议员，我们不能以纳税人的钱为代价作这样的长途旅行。” 政治访问 德国议员原计划的访华之行有丰富的政治内容。他们希望访问新疆乌鲁木齐和喀什，参观那里的风能等再生能源基地，也与当地维吾尔民众交谈。他们计划在重庆与农民工交流。此外，他们还希望在三峡库区考察水资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并与那些受到三峡工程消极影响的民众、如强制拆迁的民众交谈。 “德中小组”副主席乌尔博士 普夫鲁克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对缩短行程给出理由，表示作为新的邀请方，他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安排如此规模的行程。普夫鲁克对于该学会愿意承担邀请者的角色表示感谢，但是，无论如何，新的行程安排不再包括新疆。普夫鲁克也提到，数年前，他还曾收到过访问西藏的邀请。如今，形势有所不同。普夫鲁克也表示，鉴于中共十八大在即，”一个外交代表团的批评性议题未必是中方乐于见到的”。 普夫鲁克表示，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已同意澄清相关原因并强调，德国议员的访华行程将”推迟”而不是”取消”。 普夫鲁克还将致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席。 作者：苗子 责编：谢菲

据说今年内一定会召开的十八大，与中共历届同类会议相比，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其召开之时，国人已经对当权者失去了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通常是指一国民众对政府行为（或政治系统的运作）将产生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 政治信任的内涵具有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指公民对待政治制度、政府机构的态度；第二个层次指公民对作为个体的政治家如领袖人物的判断和态度；第三个层次指民众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即民众所属国家的态度。上世纪80年代，是中共历史上获得政治信任最多的时期。 政治信任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这种政治信任既可以与特定的政治制度相联系，也可与某一领袖人物相联系，还可能与特定的政权相关联。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下降，既可能是民众对政府行为不满的反映，也可能是民众对现任政治领导不满的反映，比如胡锦涛第二任期（2007年至今）内的中国。 在专制极权国家，由于不可能通过民选更换政府领导人，通过社会监督改善政府行为，这种不满最后往往累积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茉莉花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爆发的。 即使与胡锦涛任期内的十七大（2007年）相比，也能很明显地感知中国人已经失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 以“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为例，“中国模式”作为对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概括，是在胡锦涛第一任期内出现的。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为讨好北京，发表了《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宣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高效、平等、可持续的独特发展道路，北京共识（即中共的意识形态与发展观）将取代华盛顿共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国的新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中国模式”理论，其要点就是鼓吹权力归一党掌控，资源财产等国有，对内用来重构政治合法性，对外用作输出价值观。 但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中国模式充分暴露出各种弊端，没有监督的权力日益泛滥，腐败成了中共的不治之症；社会分配不公愈演愈烈，基尼系数已逼近0.5，贫富差距远甚于江朱时期。可以说，胡温治国的这10年，是中国生态资源耗尽、污染危及人民健康生命的10年，是维权运动遍地开花且惨遭高压维稳的10年，是腐败从千万级上升到亿元级的10年；是广大社会成员在各种社会不公与政治经济压迫下养成仇官、仇富、仇警等“三仇”情绪的10年；同时还是政府滥发货币、造成高通胀的十年。 在这10年中，中国世界工厂地位渐失，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成社会常见现象。对内，高压维稳成了政府主要工作；对外，中国几乎成了孤家寡人。 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中共一党专制下的经济发展能够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 这样一个“中国模式”，让乌克兰人感叹“我们从中国仅能学到坏榜样”。中国政府也不得不逐渐放弃“中国模式”的说法。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世界社会主义黄皮书》，声明“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 胡锦涛是在中国人对江泽民治绩不满的情况下登台的。 “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成为江泽民统治13年的标志物。江的好大喜功与虚浮更是成为北京坊间讥嘲的对象。就是在这种失望心情中，国人寄望于相对年轻、看起来沉稳的胡锦涛能够为中国带来一番新气象。 那时候，不少国人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颇觉新鲜，对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充满憧憬与期待，胡锦涛、温家宝更是被民间寄予厚望， “胡哥”“宝宝”成了中国网友对胡温的匿称，在网上，随处可见自称“我们都是什锦八宝饭”的胡温粉丝团。不少人都将对国家、政府的信任叠加到胡温身上，“胡温新政”成了海内外媒体的共同用语。 其实，这种对胡温的崇拜来自于民众的肤浅。因为作为胡锦涛登基宣言的《西柏坡讲话》无非表明他迷恋于毛式话语。胡任期内始终表现出两大极端矛盾的工作取向：党务工作向左转，意识形态控制大大加强，政治用语日益还原到毛时代的话语系统；社会经济政策向右靠，许多政策已经明显地出现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痕迹，对腐败问题更是放任自流；对于收入差距问题则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在镇压底层反抗时，却表现出一种对暴力的迷恋倾向， 到了胡的第二任期，“胡温新政”的提法已悄悄退出媒体领域。今年中共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对薄熙来夫妇的种种不堪曝光，让中国人再次看到中共高层的阴暗卑污。习近平就是在这种权斗阴影下接任中共第五代掌门人。 习近平的运气不佳，经历过“什锦八宝饭”带来的失望后，即使愚蠢如愤青，也不好意思再肉麻吹捧新的领袖了。加之2009年2月习近平在墨西哥痛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番话让知识界败类也无法再吟颂“习主席有一个政改梦想”，对他在政体改革上表示期待。在其个人操守上，今年习很不幸，国内媒体大揭薄熙来妻姐谷望江敛财1亿多美元之际，美国彭博社也在7月报道了习近平姐姐姐夫因投资稀土等行业敛财3亿多美元的事实。事后虽经海外枪手写文说明习妻女并未敛财，但人们对领导者个人清廉的神话已经非常厌倦。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中共实施一党专政60多年、竭尽全力打造的，但现在最想逃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人群，恰好是官员与富豪这两大饱受体制之益的精英群体。“裸官”在几年前就据说高达120万人之钜，新近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次显示，60%的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请移民，其中东部和南部有移民意向的超过七成，亿万财富人群的海外投资比例更超过50%。 ——体制的最大受益者都将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弃如弊履，说明中国人大都对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失去信任。在政治上，中国进入无梦时代。 中国每年花费逾GDP总量三分之一的巨额金钱来养活的这个政府，最后将一个国家治理得连自己都只当作淘金之地，这种情形下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除了完成权力再分配的政治分赃任务之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与未来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環球時報社評警告日本稱中國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堅定不移。 中國官方媒體周一（27日）發表評論稱，中國解放軍南京軍區近日在東南沿海展開的演習無論是例行或是針對釣魚島局勢都「非常及時」。 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在8月份內持續進行聯合軍演。 這次聯合軍演被視為防備中國、加強日本西南各島態勢的目標，不過日方指揮這次訓練的尉官岡本良貴否認。 人民網旗下的環球時報在社評中表示，中日應該慎談軍事對抗，官員尤其不應製造戰爭聯想。 然而，評論抨擊說，日本在對釣魚島爭端中已經多次提到動用自衛隊，中國官方迄今沒有提「海軍」一個字。 社評稱：「走在崛起路上的中國，決不會允許自己今後再對日本有新的軍事恥辱。」 社評並警告日本說，中國捍衛釣魚島主權的決心堅定不移，而中日各自決心不斷摩擦已無可避免。 評論稱，日本最聰明的做法和選擇，是「讓這種摩擦受到一定控制，不逼中國也不逼它自己」。 主權爭端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蔡英挺稍早時也表示，中國堅決反對美國把釣魚島作為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對象。 據新華社報道，蔡英挺稱日本非法侵佔釣魚島的行為絲毫改變不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 日本媒體周一報道稱，日本防衛省決定為陸上自衛隊首次引進兼具水上航行和陸上行駛功能的兩棲戰車。 共同網引述消息人士稱，此舉是為了加強自衛隊的「機動防衛力」，令自衛隊更靈活應對沖繩縣西南諸島的防禦任務。 而日本政府據稱有意於9月份內實現國有化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並加快與土地所有者談判。 共同網報道稱，由於中國主張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態度強硬，日本政府強調有必要由國家來管理，日政府提出的購買價格約為20億日元。 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長濱博行在7月底按首相野田佳彥的指示與土地所有者進行了秘密接觸，而另外一些日本政府官員也和土地所有者身邊的人士進行了多次談判。 BBC中文網

图：湖南邵阳8月27日纵火案现场视频截图/来自《三湘都市报》记者@戴鹏V5 邵阳，湖南——据中新网报道，8月27日下午邵阳市委宣传部对外公开透露，上午10时05分，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清泉大厦6楼会议室发生纵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烧伤。 通报称，纵火是公司内休职工石燕飞（女）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名孩子(一名孩子已安排进公司工作)进公司工作，携汽油瓶闯进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火所致。 新华社报道则指出，此举造成公司一位总经理和两位副总经理死亡，3名党委班子成员受伤。石燕飞纵火后从6楼会议室窗户跳下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湖南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御史在途）则表示，死者分别为自来水公司经理、党委书记隆新民，常务副经理饶晓阳，党委副书记邵家平，石燕飞跳楼后不治身亡。 FMN 引用：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