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 转载：自己客观判断——黄岩岛究竟是谁的？ 作者： 拾得往事 《联合国公约》第2条第4段规定：通过战争和   征服得来的领土并不视为合法领土!   –尼伯龙根·蜗藤     提要：在黄岩岛2012年对峙事件之前，中国是口头上声称了主权但是实际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主权，菲律宾在1992年之后(或者说在1945年开始，甚至在战前开始，视乎如何处理美军在黄岩岛的地位)实际上治理了黄岩岛，但是1997年之前都没有在外交场合正式声称主权(尽管有宣示主权的行为)。到底口头声称重要些，还是实际治理重要些，这就是中菲两方争议的重点。 　　菲律宾和中国在黄岩岛对峙成为继最近几年来南沙、西沙之后又一个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诸岛领土纷争的新热点。我之前在一系列文章中都已经写过中国和邻国在南海的争议来源已久，其根本性的原因就是1935年民国政府“地图开疆”的结果。这里就黄岩岛的问题再说一下。 　　在中国，黄岩岛被归为中沙群岛的一部分。这个划分在国际上并不是通行的标准，甚至只有中国在用。从地理上看，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和另外一个邻近的暗礁特鲁暗沙(Truro Shoal)距离中沙群岛本部(Macclesfield Bank，其实都是暗沙，全部在水面以下)距离相当遥远。黄岩岛与中沙本部相距约375公里，而和菲律宾吕宋岛的直线距离大约229公里(从Google Earth测量得知)。在黄岩岛和中沙群岛本部之间基本上都是深海，并没有任何岛礁可以显示在地理上它们从属于同一个系统。 　　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浩瀚的文献中并没有任何对黄岩岛的记载。中国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证据”是在公元1279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曾经南海作过天文测量。具体地点在哪里呢？根据厦门大学韩振华的研究再经过李金明的修正，经过复杂而认真的三角推算，他们认为“南海”所指的地点是北纬15度12分，东经116度7分。算上误差，这个测量的位置应该在黄岩岛上。(具体论证可以参见李金明《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看黄岩岛的主权归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vol11，P71和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1999)。 　　我本人没有认真地复核过它们的算法，但是在这里指出几点。首先，对于“南海”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在史学界还有争议。另一种说法是南海这个地方在林邑。这个说法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支持。其次，即使林邑说是错的，而李金明等的说法是对的。以郭守敬在当地做过测量以论证中国对黄岩岛实行过统治也有硬伤。 　　首先，当时的中国是处于一个特殊阶段：当时中国被蒙古人征服。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蒙古人的扩张能力大大扩展了“中国”的领土。所以到底是蒙古在历史上占有这些土地，还是中国在历史上占有这些土地，这个在历史上还有争论，而且基本属于屁股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对于元朝的历史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有利的就认为是中国的，比如对元朝扩张得来的领土(最明显是西藏)； 有害的就认为是蒙古的，比如元朝对日本的侵略和对其他民族的屠杀。我认为在对历史分析中不能采用双重标准)。        其次，元朝侵略得到的很多领土在蒙古被赶回漠北之后就丢失了，以后这些领土也不归中国所有，在历史上曾经短暂占领过的领土在日后能不能作为申索领土的依据，这是争论性极大的。——如果非要这样算，西方殖民者可以要回太多的领土了，蒙古国也可以成为第一大国了！在历史上，各个国家的领土变动频繁，如果都以此作为根据，那么整个世界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       最后，即便当时元朝领土广阔，但是郭守敬当年测量的地点也并非全部在中国国内。郭守敬还曾经在当时的外国，比如高丽，钦察汗国等一些地方做过测量(详细分析见我的《一言难尽话南海》一文)。李金明在文中错误地认为高丽和北海这两个地点处于中国境内，由此推出所有的观察点都在中国境内，再推出“南海”也在中国境内。这个推论是不能成立的。总之，郭守敬在“南海”的测量更多说明了中国当时知道了黄岩岛这个地方，而并非中国对黄岩岛进行了统治。另外，我不得不指出，李金明对这个南海地点的引申也有双重标准，一方面，他在论文中强调黄岩岛不属于南沙群岛范围，另一方面，在专著中，他又认为郭守敬在黄岩岛上的测量是中国对南沙群岛的治理证据。这个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 　　在郭守敬之后，中国典籍在20世纪之前对黄岩岛没有任何的描述，更加没有任何能够显示黄岩岛属于中国的治理证据，也没有一份地图画出黄岩岛。在19世纪末到1935年之前的所有“现代”的中国官方认可的地图中，中国的国境都没有包括黄岩岛。事实上，在中华民国政府1935年命名南海诸群岛的时候，黄岩岛甚至没有中文名字，于是中国按照西方的名字译音给黄岩岛起了“斯卡巴洛礁”这个名字。1935年到1947年之间，。也就是说，在1279年之后到1935年之前，中国对黄岩岛的描述出现了将近600年的真空。如果一个国家在长达近600年的时间对一个岛屿都没有任何描述的话，这个国家在这段时间对这个岛屿有多少实际的控制是值得怀疑的。 　　民国在1935年的举动是民国“地图开疆”行动的一部分。我对“地图开疆”的定义为：民国政府把当时自己没有控制的领土画在了自己的地图上面，而不理会到底自己有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权利，也不理会自己有没有能力控制。这种地图开疆到现在还存在。比如说现在民国还把蒙古划在中国的疆界之内，完全不理会蒙古已经是一个独立60多年，拥有联合国地位的主权国家，而中华民国却连联合国还混不进去的事实。 　　民国政府在1935年的地图开疆源于法国印度支那宣布拥有西沙和南沙主权的刺激。1930年法国在南沙宣示主权，中国政府没有反应。1932年，法国宣布西沙主权属于法国。1933年，法国再次在南沙宣示主权，并公布了其中若干岛屿的坐标，把整个南沙归于交趾支那管辖。中国群情汹涌，由于顾虑到日本的态度(日本也对南沙主权对法国提出争议)，所以在外交层面上，中国甚至没有正式的抗议。但是在内部，中国却以地图开疆的方法对南海进行单方面的划界。 　　由于黄岩岛和中国相距实在太远，而且孤悬在其他南海群岛之外，如果把孤零零的黄岩岛加上地图上实在碍眼。另外，中国一直认为，中沙群岛在中国历史上以“长沙”或“石塘”在书籍中出现(这两个名字非常混乱，中国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不同场合用这两个名字指代西沙、南沙、中沙等不同的地方)，所以中国对中沙的主权有历史根据。在中国二十到三十年代的地图上面，中国国境也已经包括了西沙群岛和现在的中沙群岛本部(注意：1)现在的中沙群岛当时叫做南沙群岛，现在的南沙群岛当时叫做团沙群岛；2)在当时地图上，中沙群岛还不包括黄岩岛)。大约基于这两种理由，民国政府发明了一个新的技巧，即把黄岩岛划入中沙群岛中，而不理会它们在地理上的遥远。这种做法增强了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要求的理据。为了不让黄岩岛属于中沙群岛显得那么突兀，民国政府甚至把中沙群岛本部北面和南面的一些零散的礁石都也算在了中沙群岛中，其中最北部的一块礁石叫做一统暗礁，离香港仅仅几公里远。这样，中国政府口中的中沙群岛就变成一个地域广大，暗礁稀疏的礁石群。黄岩岛就是其唯一露出海面的岛礁。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个“大”中沙群岛的概念在30年代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在国际上也独此一家。 　　民国地图开疆体现了民国政府的对海疆的敏感和重视，为中国后来对南海诸岛的声索打下基础。但是，我也不得不指出，地图开疆在国际上并不得到广泛承认。就民国的地图开疆而言，除了黄岩岛之外，还有很多岛屿是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建立过统治的，甚至资料也相当缺乏。比如南沙群岛，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南沙实地探测过，大部分的岛屿的地理信息都根据西方公开出版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地图开疆还把许多海底的完全不露出水面的石头划入了中国的领土(比如中沙群岛本部、曾母暗沙等)，而这些海底的石头直到今天还没有国家承认可以作为领土的一部分。 　　到了1947年，中国由于是战胜国并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当上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于是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五大国之一。于是民国政府打算把地图开疆实质化。这样就有了1946年林遵的“收复”南沙事件。在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出版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对一大批岛屿重新命名，并在地图上划了11段折线，这就是后来的九段线。九段线的划界完全是主观和人为的，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根据，可以说是大笔一挥的后果。九段线的范围也非常大，有的地方几乎划到邻国的海岸上去了(任何眼睛没有问题的人都承认这一点)。而且九段线的法律地位从来都没有明确过，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论是台湾与北京)都没有给出九段线的官方解释。九段线是单方面的划界，也从来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中国政府指九段线是得到国际政府“默认”的。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说法，因为从1946年到1974年间，法国和南越政府一直占有九段线内的西沙群岛西部岛屿(中国称为永乐群岛)。这又何来默认九段线一说呢？关于九段线，可以参考我写的《南沙杂谈五——九段线究竟是什么》一文。 　　黄岩岛也在这条折线之内，在这一版新命名中，它的名字改为了民主礁。但是即便是林遵的收复行动，黄岩岛也没有在“收复”范围之内。民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收复”过黄岩岛。原因很简单，在二战之后，黄岩岛一直被美国海军当作靶场，一直持续到美军从苏碧湾海军基地撤军。民国不但没有在行动上收复黄岩岛，就我所得到的资料，连任何对美国抗议的外交表示都没有。1949年之后，大陆易帜。共和国政府把民主礁改名为黄岩岛，并继承了民国地图开疆的成果。但是即便如此，北京政府也没有对美军在黄岩岛的行为有任何抗议。黄岩岛于是成为了民国地图开疆之后最沉默的内容。 　　尽管在中国，黄岩岛在二十世纪之前都没有记载。但是据研究，中国渔民很早(具体什么时候已经不可考)就在黄岩岛附近捕鱼，并在黄岩岛的泻湖内避风。这点是所有学者的共识。但是这个地方同样也是菲律宾人的渔场，也同样有菲律宾人在避风。而且，近代之后黄岩岛还在国际海道附近，很多船只都经过那一带。黄岩岛的英文名正来源于一艘18世纪末在黄岩岛搁浅的船只的名称。所以单单是渔民的活动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 　　菲律宾在西班牙占领之前在黄岩岛的活动不可考。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一个菲律宾议员 Edgardo J. Angara出示了一些古地图，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黄岩岛就开始出现在文献和地图上。，显示在一份1734年的地图(Carta hydrographica y chorographica de las Islas Filipinas)上已经记载了黄岩岛(当时叫Panacot Shoal)，在之后到20世纪的不同地图中，也把黄岩岛视为菲律宾的一部分。直到1939年的菲律宾人口统计的地图上也列有黄岩岛。(这些有待我一一查证，网上的地图太小，根本看不清。好在有地图的名字就可以检索了。一些声称在地图上“出现”的东西，往往并不是能够证明主权归属。中国绝大部分作为证据支持西沙和南沙主权的古地图都有这个问题。这些往往取决于分析者的屁股。我力求用同一个标准出发审视各方面的地图证据。)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尽管一些菲律宾地图可能包括了黄岩岛，但是更多的地图却没有把黄岩岛画在菲律宾境内，至少我查阅的好几份美国1900年前后的菲律宾地图上都没有黄岩岛。这表明，菲律宾对于黄岩岛的认识并不是向一些国人所想象那样无知，但是也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说明菲律宾当时对黄岩岛的主权。 　　如果菲律宾议员以上所说的几点属实，那么从地图资料看来，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菲律宾政府就可能实际控制了黄岩岛。当然，这个控制程度到底有多大是值得怀疑的。可以确定的是，菲律宾和中国的渔民当时还可以自由地在附近海域捕鱼。但是考虑到所有中国古地图都没有画出过黄岩岛这个事实，就近代的资料来看，菲律宾对黄岩岛控制比中国还要有力一些。 　　菲律宾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在几份关键性的文件上，黄岩岛都没有归入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内。这些文件包括：1898年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这份条约规定了西班牙把菲律宾(和波多黎各等地区)割让于美国；1900年华盛顿条约(Treaty of Washington)，这份条约进一步界定了西班牙割让的菲律宾的具体界限；1930年的美英会谈(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这份条约界定了美属菲律宾和英属婆罗乃之间的海上边界；1935年菲律宾宪法；1961年共和国3046号法令(Republic Act No. 3046 “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Philippines”)等。这些条约和法令以明确经纬度和折线的形式都详细地列明了菲律宾的地界。黄岩岛都不在这些地界之内。 　　菲律宾方面的解释是，这个岛屿属于岩石大小的岛屿，因为本身太少不能住人，所以没有被考虑在国界之内。这个解释不能说全无道理。黄岩岛实际上只是几块露出水面的大岩石。这样大小的岩石在当年没有多少国家把它当作正式的领土(所以说民国的地图开疆还蛮有战略眼光的，甚至连在水面之下的石头也列为领土)。所以尽管在一些菲律宾地图上标识了这个岛屿，在条约中没有详细列明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关于多大的岛屿才能够成为领土标准的定义直到1982年《国际海洋法协议》出炉之后才有定论。对待“泻湖、礁石”一类的领土，各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像民国政府这类的属于国土意识特强的，够不着的也要先写下来；美国菲律宾这类的属于意识较弱的，实际控制了也不写下来。 　　在二战后，美军真实地控制了黄岩岛。美军定期在黄岩岛上进行演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对美国的行为提出过任何抗议。但是美军对黄岩岛的主权问题仿佛毫不关心，其中原因不明，这使得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变得模糊不清。菲律宾倾向认为黄岩岛属于租借的苏碧湾海军基地的一部分。所以在1992年美军撤离的时候，把黄岩岛交还菲律宾。但是这个说法没有任何的法律证据，尽管事实上正是如此。 　　美国对于黄岩岛的疏懒的原因部分程度上可以用美国对海外领土的态度来推测。和俄罗斯对殖民地的永远霸占态度不同，也和英国长期霸占态度不同，美国对于建立海外的殖民地并不热心。以美国强大的国力相比，美国在殖民地方面是非常保守的。二战之前，菲律宾算是美国美国唯一一块大型海外殖民地，美国也没有想着长期霸占。对于可能属于菲律宾殖民地的领土，美国也并不全力争取。二战之前，菲律宾和英属婆罗乃和荷属印尼都有岛屿主权纠纷，美国都选择和谈和国际法庭解决而不是采用武力，而最后结果都不偏向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美国在太平洋取得大批岛屿的治权，但是美国都满足于托管的地位，而没有进一步把它们变成美国领土。这些地区大部分最后都取得独立地位。美国关心的是全球利益，特别是政治上的主导能力，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而不是具体领土。所以二战后，美国非常爽快地让菲律宾独立的同时，满足于获得继续使用苏碧湾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和保持美国在菲律宾的影响力。黄岩岛因为靠近苏碧湾，于是成为美军的靶场。大概基于以上的理由，美国没有称对黄岩岛有任何权利。 　　菲律宾在独立后对南海诸岛的兴趣始于1946年。在独立后不到三星期，菲律宾外长就声称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但当时没有进一步行动，民国外交部注意到这个声明，但是也没有作出反应。自始，菲律宾就作为一个南海领土声索国活跃在东亚。但是即便如此，在对南沙群岛的声索要求中，菲律宾所提出的领土范围也没有包括黄岩岛。 　　按我的理解，菲律宾在黄岩岛与南沙采取不同的态度的原因是这样的。第一，1992年之前，黄岩岛被美国占领，对于黄岩岛的归属没有(明确的)争议。这里说一说所谓“明确”的争议的含义。严格地说来，1992年前中国确实在不同场合中明确提出了对“中沙群岛”的主权。但是对“中沙群岛”的定义，中国和国际上的定义不一样。中国也没有专门就黄岩岛的主权对美国或菲律宾提出过任何交涉。第二，从菲律宾的角度看，对黄岩岛属于自己自有其历史渊源。在二战后，菲律宾在1957年的时候曾经和美国一起测量了黄岩岛。1965年，菲律宾在黄岩岛升起国旗并树立了灯塔。在1992年，菲律宾还把灯塔向国际航海组织登记在案。在美国从苏碧湾撤军之后，菲律宾军舰和警卫船只一直在黄岩岛和附近海域巡逻。1992年之后，菲律宾军舰和警卫船只在黄岩岛一带驱逐中国渔民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是菲律宾一直实际上控制了黄岩岛的历史证据。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黄岩岛一度成为科学考察热点。在不同的国际组织的组织下，多个国家的考察队都登陆上黄岩岛。这包括了1977年和1978年的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值得指出的是，这两次活动都是国际组织牵头，有多个国家参与的。登岛的并不是中国一家，并不能代表中国当时对黄岩岛有实质治理的证据。 　　在1994年以来，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在一个国际组织国际业余无线电协会(International Amateur Radio Union)的旗帜下曾经几次登陆黄岩岛，这被一些人视为中国对黄岩岛统治的根据。值得指出的有三点：第一，这个国际业余无线电协会只是一个业余性质的协会，并无任何官方的成分；第二，这几次登陆都是国际联合行动；第三，这几次登陆都受到了菲律宾巡逻船只的阻挠，这正表明菲律宾实际控制了附近一带的海域。在中国媒体中也承认了当时菲律宾是实际控制了黄岩岛这一点。 　　菲律宾对黄岩岛主权的正式声明始于1997年。当时菲律宾外交部长西瓦松(D. Siazon, Jr)声明黄岩岛是菲律宾和中国在南海领土争议的新问题(Scarborough Shoal is a new issue on overlapping claim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同年，他再次声明，菲律宾维持黄岩岛为本国的领土(“we maintain that the Scarborough Shoal is part of our territory”)。自始，黄岩岛的争议从一种私下的默契变成了公开。 　　简单地说来，关于黄岩岛的历史可以这样描述。在古代中国，黄岩岛可能曾经作为一个天文测量点为蒙古(元朝)所利用。在此之后，中国在1935年之前并没有对黄岩岛的治理证据。可以相信在近代，中国和菲律宾的渔民都在黄岩岛一带捕鱼。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之后，黄岩岛可能被菲律宾治理，但是证据还不足，多份关于菲律宾国界的法律文件都没有把黄岩岛划在领土之中。1935年开始，中国声明对黄岩岛拥有主权，但是这种声明从来没有变成实现过。二战之后到1992年之间，美国实际治理了黄岩岛，期间没有任何国家对此提出了明确而直接的交涉，美国也不关心黄岩岛的归属。在这期间，菲律宾曾经在岛上做过宣示主权性质的举动，但是没有在外交上明确提出黄岩岛的主权。美军撤退后，菲律宾实际接管了黄岩岛的治理。但是直到1997年之后，菲律宾才正式地在外交场合把黄岩岛的主权要求公开。之后才有了中菲的黄岩岛之争。 　　再简单地总结一下，在黄岩岛2012年对峙事件之前，中国是口头上声称了主权但是实际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主权，菲律宾在1992年之后(或者说在1945年开始，甚至在战前开始，视乎如何处理美军在黄岩岛的地位)实际上治理了黄岩岛，但是1997年之前都没有在外交场合正式声称主权(尽管有宣示主权的行为)。到底口头声称重要些，还是实际治理重要些，这就是中菲两方争议的重点。

某同学，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真名，只知道你在我文章后面留言，虽然匿名，但似乎是认真的。不像绝大多数那些人，是谩骂。对谩骂者，我是不加理睬的，不然只能把自己智商和 人格降低到与之同等的程度。让我回复的另一个原因，是你称我“老师”，让我觉得我有义务跟你说一说。当然也可能你不是我的学生，只是随口称“老师”，那么 我要说，乱称人家“老师”是很不好的习惯。现在“老师”已经成了滥称，几乎滥到了类似“小姐”的地步。是“老师”就是“老师”，不是“老师”就不是“老 师”，莫非我们这民族可用的称呼太匮乏了？ 言归正传。我说日本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国，让许多人好像被挖了祖坟似的。没人挖祖坟，只是澄清事情。你说要有理有据，确实应该。只是那是一篇专栏开栏语，字数有限制，现在我来说给你听，当然也不可能细说。 首先得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有许多定义，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 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对160多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清理与评析。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 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他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 系一方面可以看做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一定义，已被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普遍认可。我们就用这个定义。 接着必须澄清什么是“来源”？“来源”不是“影响”。比方说我们来源于父母，但不能说是来源于别人，比如继母，比如老师。他们对我们即使很重要，但只是“影响”。那么中国文化是否是日本文化之“母”呢？我们来看事实。早在绳文时代（约公元前七八千年到公元前4世纪），日本就有了早期的文化。其文化特征 是：一，列岛全域已经能制造和使用各种土器。土器以日常生活用具居多，大多用无釉泥土烧制，形状各异，有尖顶土器、圆筒土器、香炉形土器、瓮形土器、壶形 土器等，呈现出一种造型的力量。这些土器大多装饰有草绳样花纹。二，土器制造技术发达，有了制造具象物体的能力，比如制造女性土偶，千姿百态，有穿衣女 偶、坐式女偶，还有男偶，最有名的是批甲武装者。人俑而外，还会制造动物形状的土器，从实用性发展到装饰性，有了初步的美的意识。三，这个时期的器具逐渐 从打制石器发展到了半磨制石器、磨制是是石器、尖体石器，还有骨角器等，说明日本人已初步拥有了一定的生活手段和手工技能。四，有了以自然灵与精灵为对象 的祭祀仪式，开始产生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的信仰。同时，我们可以从拔牙、丧葬习俗和表现男女生殖器的石棒中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创造力量，从陪葬物中看到 对死灵的朦胧认识。五，当时已经形成了原始神道。 当然，在这时期日本并没有文字。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绝对不是唯一载体。在文化传播上也是如此，没有文字，会限制文化的传播，但只是限制。日本的文字 是来源于中国的，这无可否认。尽管曾经有日本学者提出了“神代说”，江户末期国学家平田笃胤在《神代文字传》里还列举了47个字证明“神代文字”，但经考 证，这其实是模仿朝鲜谚文而产生的文字。 再说影响。日本文化确实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弥生时代中期（公元1世纪）以后，这影响加大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汉字的传入。但汉字只是作为注音而被使 用的（后来才也用来表意），注的是日本原来的语言，即“祖语”。这“祖语”有三个来源：南方语言系统、北方语言系统（阿尔泰语）、北方和南方语系交融的南 北方重层语系。汉字确实为日本语言贡献不小，然而不要忘了，无论贡献多大，也只是在它固有的基础之上。就好像一个中国人穿上了西装，无论怎样，他仍然是中 国人，不会变成西方人。文字不是语言的全部，而语言，归根结底是一种思维方式。 要改变一个固有民族的文化，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改变日本这样的民族。很多东西一进入日本，就已经被其文化底色所染变。佛教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的佛 教应该说是来源于汉传佛教的，但是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再说，汉传佛教不也是在改变之后才被中国接受的吗？何况，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在经历了“全盘接受”之后，很快日本人就开始抵制了。他们要树立自己的文化特质。 这种“去唐化”也确实有时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乃至竭力不承认受中国影响。葛兆光先生说过这样一件事：1998年他在京都大学，当时奈良一个 叫明日香村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坟，古坟四壁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这是一种中古很流行的墓室壁画的绘制方式。NHK电视转播时，参与的专家 说，这个古坟是日本特色，葛先生认为是从中国中古墓室传来的壁画传统，可是日本学者却最多只愿意说是从百济过来的，其实就算是百济来的，也是从中国传过来 的，中国有关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好恶评价跟“文化”没有关系。“文化”不是“文明”，“文化”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你可以说一个族类不文 明，一个国家不好，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文化不好。 同样，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人“去唐化”，但是你不能否定，他们成功了，他们保持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不是对一个民族的赞许，而是对一个民族的客观认识。承 认一个民族的个性，是跟尊重人的个性一样的道理。可惜在中国，尊重个性的土壤本来就贫瘠，而对日本，因为曾经身受其害，更不愿意给予必要的尊重。在各民族 文化比较研究中，民族情绪、民族心理常渗透其中，产生微妙的影响，其中无论是民族自卑，还是民族自大心理，都会妨碍作出科学的结论。许多中国人通过否定日 本文化的独立性，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补偿。这虽然可以理解，但绝非健全的心理。否定其他民族独立性包括文化独立性的民族，自身也不可能真正独立。 最后，我引周作人先生的话互勉：“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 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对的，别人也应当谅解它，但是日本对于中国这一点便很不经意。我并不以为别国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 化以为报，我觉得在人情上讲来，一国民的侮蔑态度于别国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总是一个极大障害，虽然超绝感情，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绝无。” 当然，也许在你所受的教育里，周作人只是一个“汉奸”，那就无话可说了。人是常会下意识被环境所影响的，比如你说的：“人类有了文字，才能进化到更高一级 的文化，没有文字，只能称之为习惯。”那么，我想问你，没有进化到“更高”一级的、只是“高”一级的，是“习惯”还是“文化”？莫非你受官样文章的影响？ 它们喜欢用“更”，明明现在不好，至多只是一般，却说将来会更好。已经习惯这么说话了，乃至习惯这么想问题。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开些日本文化的参考书目。可能有些一时找不到，但以后总会找得到的。至少你可以出国去找，不喜欢去日本，也可以去欧美。一个没有出过国的人，知识是不完整的，特别在我们这个地方，许多知识都是错的。 陈希我 附：参考书目：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林屋辰三郎，岩波书店 《日本文化史》，川赖一马，讲谈社 《日本文化史：一个剖析》，田泽坦等，日本外务省编印 《日本人》，赖肖尔、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论教程》，五十岚昌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日本人的精神史》，（全6卷），龟井胜一郎，文艺春秋社 《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商务印书馆 《日本文化史》，叶渭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全10卷），加藤周一、叶渭渠、唐月梅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王勇，杭州大学出版社 《日本史》，吴廷谬，南开大学出版社 《日本文学史》，吕元明，吉林人民出版社 《日本精神》，（日译本），（葡）Wenceslao de Moraes，讲谈社

根据南华早报引用路透社的消息报道，向华强是中国星集团有限公司的创办人，旗下拥有永盛娱乐及永盛音像，主要从事制作及发行电影和录像光碟。路透社报道指，内华达州赌场管理委员会的工作就是要维护该州赌博事业免受不合法勾当的污染，而在当局调查金沙赌场的时候，路透社的记者在一份客户名单上，看到了这笔转账的交易，从而引起委员会的关注。 美国联邦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在1992年聆讯亚洲帮派的活动时，曾形容向华强是一个强大社团的负责人。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内华达州赌博管理委员会在2007年对另一家赌场的一名雇员进行聆讯时，亦提及了向与社团之间的密切关系。 报道指，向华强曾经坦承他的家族过去与社团的关系密切，但他强烈否认他个人与帮派组织有关，又强调他是个合法的商人，亦从来没有因为黑社会身份而被定罪。 金沙赌博集团的老板是美国亿万富豪艾杜森，也是本届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的竞选金主之一，他目前正受到美国联邦和内华达州有关当局的调查，指他涉嫌违反「外国贪污行为法案」。此案因金沙中国前行政总裁翟国成Jacobs控告艾杜森违法将他解雇而引起的。翟国成在拉斯维加斯地方法院入禀，宣称集团主席艾杜森批准金沙位于澳门的赌场酒店经营淫业。翟又声称他因为不愿意接受赌场高层违反法规的命令而遭到集团非法解雇，这些命令包括向澳门若干高官汇集生活不检行为的情报，以便日后作为争取赌场利益的筹码。 南华早报的报道指，赌场将客户的贷款转账并不违法，但如果行为涉及与黑社会人士有关，赌博管理委员会可以借此而对赌场采取惩罚性措施。 向华强的公司近年来开拍不少卖座电影，为其担纲演出的演员包括周星驰、刘德华、李连杰以及张柏芝和郑秀文等，俨如现代电影业大亨。    

故事开始于2009年国会山的圣诞晚会，当时我、妻子和孩子们与一家友善的中国人坐在一起，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结束在加拿大的四年任期回北京。杨士龙当时是新华社驻渥太华记者站主任，他告诉我为了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新华社正准备聘请加拿大本地记者撰写政治及经济新闻，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读者的阅读需求。 那时我刚结束在蒙特利尔协和大学两年的教学工作，重新做回自由撰稿人，但经济衰退使之前景黯淡，新华社工作的稳定前景对我颇有吸引力。几个月后，他们招聘全职的渥太华记者站英语负责人。但当我和朋友们提及此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是你不会是去做间谍吧？ 我当时想这种态度是否过时？加拿大的企业正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拿大政府也在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把加拿大的新闻告诉中国人呢？那里有着巨大的读者群，新华社的读者比全加拿大人口总数还要多。不过我当时还是心存疑虑，他们真是间谍吗？我是否会成为东方专制政体里的西方帮凶？在应聘前，我对新华社和它的报道做了调查，甚至还给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写信，但没有得到答复。我发现北京只负担新华社40%的费用，其余得靠向西方国家的华文媒体和第三世界的报纸出卖新闻，尤其是经济新闻来赚钱。当时它正雄心勃勃地要把其海外记者站数量翻倍到200家，还要雇请6000名海外记者。 新华社在加拿大规模不大，只有四、五人，两人在渥太华，一到两人在多伦多，一人在温哥华。我90%的工作属于正常与合法。第一次感到意外是在2010年6月，胡锦涛来多伦多参加20国峰会，张大成不仅要我确认抗议者的身份，还要了解他们呆在哪里。我抗议说“加拿大记者不会干这些”。派给我的任务很快被取消，我回去撰写加拿大银行和移民法的新闻。 后来我又接到了一些古怪的指令，如“加拿大如何对待邪教”。我参加过法轮功在国会的新闻发布会和活动，但所写的文章从未被新华社发表，我相信它们被直接寄往了北京。 2012年4月28日，达赖喇嘛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和妻子及孩子们刚刚听完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公开演讲，就接到了张大成的电话，他要我记录达赖喇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弄清他与哈珀私人会晤的情况。我询问文章是否会被公开发表，张的回答是新华社通常不会发布达赖喇嘛的消息，因为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当天我给张大成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中断与新华社的一切关系，并通知了国会新闻办公室。 新华社迅速用另一位渥太华的自由撰稿人取代了马克布里，目前加拿大国会新闻办公室还在等待双方前来陈述各自观点。 马克布里从滑铁卢大学历史系毕业，获卡尔顿大学新闻硕士和渥太华大学媒体历史博士及桂尔夫大学的研究加拿大安全情报机构的公共政策及管理学位。他在2001年获加拿大国家杂志奖，2011年出版论述二次大战时期的加拿大新闻管制的畅销书《战争之雾》。曾为《环球邮报》，《多伦多星报》，《赫芬顿邮报》加拿大版以及《国家邮报》自由撰稿，1994年成为加拿大国会记者团成员。回忆在新华社工作的两年，马克布里强调“我给新华社写的东西，不会比写给加拿大媒体的多一个字”。

图：黑龙江媒体2011年11月报道阳明滩大桥通车时的报道截图 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阳明滩大桥8月24日引桥发生断裂事故，导致4台大货车坠桥，导致3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的原因目前众说纷纷纭，但人们在查找事故段桥梁施工方时却遭遇了困难。 人民网 8月24日晚报道称，事故发生后，他们试图查询断裂桥梁部分的施工单位信息，但哈尔滨市建委表示，因为阳明滩大桥施工指挥部已经解散，所以无法查询到是哪家单位负责的这段事故桥梁。 在《京华时报》的报道中，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王宗林除了认定车辆超载压塌了阳明滩大桥外，还介绍过一个关键的信息，即发生塌桥的是工程第四标段，该标段的监理单位，是哈尔滨实力较强的一家公司。 据公开资料显示，承建三环路西线跨松花江大桥四标段和一标段的中国铁建中铁十三局集团四公司，不过，新华社透露他们采访过中铁十三局集团四公司，该公司总经理廖福兴表示：坍塌标段并非中铁十三局承建，事故的发生与该公司无任何关系。 同时获得跨松花江航道的双塔自锚式悬索桥及两侧29孔引桥、全长1723米范围内的施工及保修阶段的监理任务的，是黑龙江省公路工程监理咨询公司，他们自曝过在之前没有任何悬索桥的监理经验，目前他们对外界保持了沉默。 此前，承建阳明滩大桥三标段以及大桥疏解工程预制梁施工的龙建路桥五公司也对媒体否认事故路段同他们有关。 不过媒体仍是找出2011年11月阳明滩大桥通车时黑龙江媒体的报道视频资料，其中不仅称阳明滩大桥是当地建桥史奇迹，还有诸多施工方管理者和政府官员出镜，在哈尔滨市建委称找不到负责建设引桥的单位时，网友挂出这些人的视频截图，希望知道他们的下落。 哈尔滨媒体曾报道称，2012年政府要投资百亿修整市区道路，但连发的路面塌陷导致的“走路死”事件，以及这起大桥垮塌事故则不禁令人质疑政府城建工程的质量，联系北京7·21大雨之后多达99处的市区路面塌陷事故，中国各地多年来跃进式的城建模式，给城市埋下的隐患可能也到了集中爆发的时期。 FMN

北京——关于中国最淫乱的那些男性官员的私生活，有很多方面已是众人皆知的了。 他们有很多情妇。给宠爱的情妇买礼物，出手相当大方（比如LV手包之类）。他们还经常光顾洗浴中心和按摩房。 这个月，泄漏到网上的一些照片，又曝出了一件性丑闻。根据这100多张照片显示，三个男人和两三个女人在一个宾馆的房间里，聚众淫乱。一些西方人也查看了这些照片，其中包括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和Gawker网站写稿的作者。 网上有人说，其中两个男子看上去像是安徽省庐江县的官员。据称，其中一个长相富态、戴着眼镜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像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庐江县政府开始时断言，称照片是被处理过的，但后来又说里面的人根本不是该县的官员。这更大大加重了人们的怀疑。庐江县委书记否认照片里的人是自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还就此写了篇文章，题为《地方政府称：裸男不是我们的县委书记》。 然而，合肥大学共青团委副书记汪昱的辞职动摇了当地官员和不雅照无关的说法。汪昱承认自己就是不雅照中三名男子之一。参与淫乱活动的还有他的妻子，一名高中老师，也已经辞职。 政府已规定，淫乱，正式说法为“聚众淫乱”，是非法行为。两年前，法官根据这条极少被适用的法律，判处53岁的大学教授马尧海三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马尧海和母亲同住在南京，他在网上聊天室寻找进行群体性交的伙伴，所用网名为“阳火旺”。  没有迹象表明，庐江不雅照的当事人遭到了任何刑事指控。人民大学的著名性学家潘绥铭在采访中表示，聚众淫乱罪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他的研究表明，5%的中国成年人都有过集体性交的经历。 不雅照丑闻爆发后，有人呼吁官员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有人斥责这是对隐私权的侵犯。 《燕赵都市报》的网络评论员集月音在发表在该报上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说：“官员作为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如果做出背离传统道德的事，被人公开质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潘绥铭在采访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对安徽聚众淫乱事件的当事人权利的侵犯，表明中国对性权利的态度还是太落后了。”  周一，在庐州蹬三轮车的车夫王富贵说得就更实在了：“那是当官的——你有权，有钱；当然就有女人了。” 在官方媒体机构爆出被罢黜的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有18名情妇后，对官员私生活的批评开始强烈起来。中国威望颇高的调查性杂志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就在本月发表了一片长文，称2011年2月，公安人员逮捕涉嫌贪污的刘志军时，他正在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和两个女子厮混在一起。该报道很快被屏蔽了；周三，另外一家报纸对逮捕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报道，其中没有太多淫乱的细节。 庐江不雅照丑闻引出了官员权色交易的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在其微博上写到：“到底是换伴游戏，还是领导对属下的妻子为所欲为，这是本案的谜团。”

据德国之声报道，德语媒体8月24日继续关注全球经济，而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劣再度成为分析对象。 《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文章强调，中国的红色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其实相当脆弱，这一让许多西方国家害怕的模式是否还有生命力，取决于最高层现在确定的改革是否能成功：“邓的南巡20年后，中国又重新面临转变，—此次是从低薪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首批迹象已可从下面的经济信息中读出：工资提高、企业他迁。在越南或孟加拉国早已能更廉价生产T恤衫和运动鞋。中国是否已有足够准备？中国的政策是否真的就像人们所称的那样进步？如果更细心检视从前的和现在的5年计划，人们就不再会得到这一印象。现在的中国让人想起赫尔穆特·科尔执政后期的德国，中国人民正经历改革停滞之苦。世界银行2月底的一份详细地分析报告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该项分析报告的主调就是：不进行深层改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将失去动力。” 《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指出，再过数年，中国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时代。但是，从金融系统、环境保护到教育体系，该国在诸多领域仍十分落后，要想象日本、新加坡或韩国那样再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将十分困难：“为实现突破，北京的同志们在过去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写入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要从‘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设计’。然而，改革措施的落实方面大成问题，因为害怕失败的情绪太大了。与民选合法政府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资本主要来自于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和人民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契约：政治只由党来操办，作为交换，所有人在经济上都要过得比以前更好。但是，这一等式已开始受到怀疑。（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生18万起未申报的抗议事件：平均每天500起。” 在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们就当前经济境况也纷纷评论。近日，香港著名经济学者郎咸平又有惊人言论，其中提到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炮轰房地产税等。对中国大陆经济，他的答案就是——冰火两重天。楼市和股市为冰，高档楼盘高档汽车高档奢侈品高档古董高档艺术品高档服装为火，冰火两重天，发烧同时发冷。而政府不堪病起，从而开错了解决的药方，结果病情更加恶化。 下面是一系列证据：第一季度，冰箱销售额下跌30%，4月份空调销售额下跌20%，美的销售额下跌22%，格力销售额下跌20%。5月工程机械数据显示，压路机推土机下降30%装载机挖掘机下降20%。上半年卡车下降41%，其中重型卡车销售量下降31%。政府刚公布数据，生化煤炭集团，供应24列火车；但事实上只有4 列而已。政府公布的数据，其可信度值得高度怀疑。今年6月22日纽约时报，7月12日华尔街日报，7月17日号伦敦金融时报，三大国际最大最富盛名报纸同声严厉谴责中国政府 GDP的数据全部造假。 从2011年7月份开始，中国经济领先全世界第一个国家进入探底。欧洲只是进入危机，中国是更可怕的危机。美国经济已经领先所有国家回暖，制造业复苏。中国经济出现了什么危机？答案与美国相反，制造业危机。中国误看病情，从而开错了几个药方。让中国大陆回到30多年前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犯下了重大错误，将国家简单的定义为制造业大国，但亲手将制造业的其它三大非制造环节包括——1、产品研发，2、渠道物流，3、关键零配件——拱手让给欧美。而谁掌握这三大环节谁就掌握了制造业的定价权。中国大陆做制造业的企业家每天从早到晚好不容易生产出产品，价格由掌控了那三大环节的企业说了算。以iphone为例，苹果掌控产品研发和渠道物流，一个iphone可替苹果创造360美金的价值，硬件厂商如英特尔掌握关键零配件，一个iphone可为其创造187美金的价值，而没有定价权的制造大国，以熟悉的富士康为例，只能给富士康创造6块5毛4美金的价值。也就是说，一台iphone，苹果拿到的的是富士康的60倍，英特尔则为其30倍。一个没有定价权的富士康，能拿到的价值只有6块5毛4。以2011年为例，苹果的利润295亿美金，英特尔的利润129亿美金，富士康的利润7284万美金而已，0.7亿美元，简直不成比例。由于制造业利润颇低，于是乎从制造业拿出大量的钱不做，跑去炒楼炒股、红木家具，终于导致2006年的泡沫。 中国经济病入膏肓，恶化的速度从来没有如此迅速。为什么中国大陆经济恶化的速度如此迅猛？简单的方案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的：第一、税费过重；第二、企业资金断裂；第三、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 第一、中国的税费是全世界最重的。2011年5月4日，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报道，广州一家物流公司，运送1000吨货物到了海口，总收入1.9万元，利润只有216元。交税为利润的6倍，为1324元，一半657元为重复苛税。这就是中国大陆的税是全世界最重。2011年上半年中国税费增长率为30%，今年上半年由于经济迅速恶化的结果，税收增长率只有9.8%。于是税务单位下达口头书面的文件，要求各地的税务机关今年12月31号之前，一定要达到20%的增长率，否则严重处分。到下半年税务机构开始催税，会发现下半年税收更恶化。 经济如此恶化的前提之下，其他国家都在大幅度减税，只有一个国家敢如此大幅增税，那就是中国大陆，到了不择手段的阶段。税重，但费更可怕，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行政法规有8600条，其中三分之一都是向企业收费的法规。各级政府，根据这些地方行政法规，可以随意的定制各种收税以及处罚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沈阳、武汉的事件。辽宁为了全运会资金缺口高达13亿的情况下，于是乎城管、工商税务向沈阳各个商店进行罚款。问卖牙签要森林砍伐许可证，没有的罚款2万元，这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干得事，这就是为什么沈阳全市休店。 根据地方行政法规，各级政府可以随意的定制各种处罚条款。就中国大陆有这特权，其他国家没有。为了官方自己的利益，他们什么都敢干。 高房价，幕后最后推手，最大受利者就是大陆官方。一家非常著名的房地产公司，2011年的销售额57亿元，不算费，税22亿元，这只是地产公司的税。还有钢筋水泥的税，所有构建过程中都要税；土地出让金还有20%，买房契税，大概一起占到房价的70%。另外还有10%，两者加到一起等于80%。以北京房价为例，再怎么打压也很难跌成80%，因为80%是不可突破的。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降低房价，那就是中国大陆政府取消各种税费，房价就会立刻跌70%。但这是绝不可能，政府只会增加税收，最近又打着什么什么旗号增收房产税。中国大陆房地产12种税56种费，是全世界最重，政府才是高房价的幕后推手。 政府的税费还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比如2011年下半年，河北山东的农民可怜，大白菜烂在田地里，一分钱一斤都没人要。但大白菜价格降了吗？以上海为例，54农场运往北京的菜，卖到一级批发市场3毛，当天卖到隔壁二级市场7毛，当日卖到消费者1块2毛。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再到消费者手里 总共距离1公里，当天完成交易额，从3毛到1块2毛，差价九毛全是政府的税，包括城管、工商、税务、卫生加在一起，一斤菜九毛。所以说，大陆人交的税费在全世界最重。这就是大陆人不逃税难以生存的原因。 第二、企业资金断裂。从2001年开始到2011年12月10日，大陆央行总共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利率，5次提高银行利率，加在一起17次之多。换句话说，一年之内调了17次，好比两三礼拜调一次。央行调的那么急，可见以前做的全是错的，调了17次发现又错了。最近是不是又往回调了，又降低存款准备金利率又降低银行利率。这种调试水平，全世界很少见。其结果以江浙地区为例，中小民营企业抵押房地产的积压型贷款，基本由当时一分利涨到现在的四分利。四分利就表示年息达48%，全世界最高。中国民营企业有多少必须使用黑市资金以及高利贷资金？比如广东南海总共有10万家民营企业，按照光大银行的标准，销售额2000万以上资本金500万以上的叫做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只有15%能拿到银行信贷。在这以下的叫做微型企业，他们绝对不可能获得银行信贷。广东南海总共有10万家民营企业中能符合光大银行标准的只有 3000家，也就是说这3000家中只有15%才能获得银行信贷，剩下97%均为微型企业，且绝不可能获得银行信贷。照数据推算，所有民营企业有99.5%要使用高利贷，资金成本是78%，全世界最重。可见在大陆民营是多么的艰难。 第三、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2011年10月7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了一篇非常震撼的报告，该报告说，到2015年，中国传统制造业得生产成本将只比美国低5%，可是中国大陆的管理成本、物流成本全部在美国之上。2015年中国制造业将全面解体。记得10年以前，美国的卖给联想，中国大陆政府得意忘形地吹牛，美国制造业上市优势，中国崛起，中国大陆要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时代来临。回首看，这十年中国大陆很严重的高估自己，低估别人。 美国推动第四产业革命，中国大陆听都未曾听过，中国大陆只知道生产。中国大陆只知道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却浑然不知还有第四产业，叫做智慧产业。何为智慧产业，那就是美国透过智慧产业革命全面拉动制造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于是乎10年下来至2011年年底为止，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竟然上涨51%。2010年底，美国制造业总值达41万亿人民币，中国却只有28万亿足足比美国少三分之一，美国早已取代中国成为真正制造业大国。美国是要里子不要面子，中国正好相反。 到了2015年，最有优势的制造业是在美国，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国透过智慧产业革命全面拉动制造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使得美国制造业复苏，早已取代了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智慧产业是做什么的呢？以发电为例，中国大陆采取风能、光能、太阳能发电，而美国的电平均损失7%的电，因为天气原因。只从小的方面入手，不谈什么风能等。经过大量研发，发明了新的绝缘体，使得7%的漏电得到了保存，就等于利润上涨7%。还有德国邮局，要求美国智慧产业帮助其提高效率，结果物流成本只下跌1%，可是整个公司利润上涨 24%。就因为智慧产业只做小事，比如物流、经营、管理、存货、每个部门成本均降低1%，总利润就上涨24%。最近这一年来，美国的开发出一个中国大陆极难突破技术的叫做液燃气革命，使得美国天然气成为全世界主要供应国，已经取代德国。他们的涂料可以使用208米，这就是智慧产业的结果。 智慧产业改变世界产业的格局，也已经使得美国制造业居全世界之首。而中国大陆正处于制造业危机，到了三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将进入前所未有的困难期。 因为中国大陆制造业的税费全世界最重，企业的资金成本全世界最高，企业生产成本与美国差不多，于是爆发可怕的制造业危机：制造业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看出中国制造业危机是中国经济的软肋，其他国家毫无疑问是落井下石。于是乎金融海啸时期，发生可怕的事，完全出乎美国政府意料，金融危机爆发了。因此2009年3月份制造业财富美国只有35%，中国大陆还有40%几。这是属天赐良机，如果中国大陆府的政策正确的话，当可透过金融危机此等良机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当时美国政府采用了一个和中国大陆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偿付于民，拉动美国经济。通过两个办法，第一、全面减低税率，于是乎老百姓财富增加；第二、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很学术化，叫做大量印美钞，但是不流入市面，这很需要水平。不像中国大陆央行天天印人民币，使得价值和冥币差不多了。大量印美钞但不流入市场的结果是股市立刻大增。两种办法都使得老百姓财富增加，于是乎消费跟着增加，工厂开工，失业率下降。就在这个时候，奥巴马要确保美国人财富增加、消费增加，从而确保开工的工厂不在中国，而在美国。当年9月20日，奥巴马决定向中国发起第二次定价权大战。 前面提到的第一次控制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定价权，导致富士康的利润只有7284万美金而已。第二场定价权大战，从2009年9月20日开打，分为两个阶段的实行，第一阶段，控制着中国大陆人民币的价格；货率大战；第二阶段，控制着中国大陆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成本大战。 货率大战和成本大战，进一步消灭中国出口制造业。当年9月20日的大战一直打到今天还在继续，结果中国惨败告终。就以今年7月份为例，在政府连番造假的情况下，出口只有1%，历史最低的一次，对欧洲出口下跌16.2%，这才是真实数据，惨不忍睹。中国大陆出口制造业一定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并且还要惨。1985年，美国为了打击日本出口制造业，于是乎发生货率大战。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货率从1985年到1987年两年之间，甚至超过了一倍，从242元到122万亿美元，彻底打击了日本出口制造业，这就是美国丢下的第一颗炸弹。1987年10月，美国决定丢下第二颗炸弹，即是压迫日本降低利率，历史最低点25%。导致制造业纷纷向银行借钱，随之炒楼炒股，从而导致日本资产严重大爆发。东京地价一连翻了几番，一个东京就超过了全美国的地价。当时日本经济是一片繁荣、一片火爆，而当时日本领导人水平跟中国大陆现在的差不多，根本看不懂，甚至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当时日本人最爱讲的狂言是日本GDP全世界排第二，此言似曾相识。浑然不知危机将至。1990年1月，美国丢下第三颗炸弹，让日本陷入20多年的萧条。…… 在中国大陆，这个战争从2009年9月20日开打直至今年三月份，人民币升值8%。若是从2005年开始算，人民币升值30%。一直使得2月份成为中国11年来第一次发生庞大的贸易赤字，高达315亿美元每月，3天之后，人民币开始不升值，开始波动；5月之后，人民币开始贬值；就因为人民币的贬值，中国大陆测算了第二季度1283亿美金流出中国。 今年2月28日，奥巴马发动了可怕的贸易大战，成立了一个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发布会贸易法制中心。奥巴马表示这个中心成立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全面打击中国大陆制造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税收增加一倍。自从该中心成立，美国出口从1.57万亿美金暴涨一倍，中国大陆的出口将随之大幅降低。5月17日，奥巴马又给中国大陆制造业响亮的耳光，宣布对中国光伏产业增收最高达到250%的惩罚性关税，创历史最高，闻所未闻。这个法规的通过，将全面打击中国大陆光伏产业，三年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中国大陆的困境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国际因素，全是因为自己水平不够导致，即中国大陆政府先败于制造业定价权大战，其次是三个政治的错误：第一、税费过重、第二、企业资金断裂、第三、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更败于09年奥巴马发动的第二次定价权大战，包括货率大战、贸易大战、成本大战。就算金融海啸不来，中国经济也一定走向萧条。 中国大陆经济，两次败于制造业定价权大战以及三个政治的错误从而导致的投资营商环境全线恶化，金融海啸、欧债危机带来的产能过剩。从实体经济拿出大量的钱用以炒楼炒股，买汽车买奢侈品和古董艺术品，从而导致2008年开始的新一轮泡沫现象；这次泡沫是制造业的危机所导致的，是制造业生两种病后产生的发烧现象。只要对症下药，制造业病情就会得到缓解，中国大陆有可能通过金融海啸赶超美国。很可惜中国大陆政府误判病情。误判的结果，于是乎开了四个错误的药方，第一个四万亿、第二个十大产业振兴放乱，第三个汽车家电建材下乡，第四个银行透过地方政府，转做基础建设。看错了病，开错了药。于是乎爆发了八大危机。直至今日，愈演愈烈，完全破坏了中国可持续发展。 第一个危机：资源过剩。以高铁为例，开启资金为1.2万亿。直至6月30号为止，高铁总开启资金却为3.2万亿，资金缺口为2万亿。中国大陆政府到现在大跃进思维没有改变，不是在发展经济，而是在搞运动。导致中铁、中国铁建等2011年超过7个月发不出薪水。以中铁为例，2011年9月应收账款961个亿收不回，导致到11月发生2000多起农民工讨债时间，铁建有1000多起。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年底不得不掏出2000亿给铁道部。 第二个危机：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危机爆发更可怕，以高速公路为例，4万亿高速公路建在中西部，却基本没有车在上面跑，直接导致产能过剩，在建过程中又消化钢筋水泥的产能过剩。汽车12%产能过剩，十二五后 40%；钢铁2011年年底21%过剩，今天35%过剩；水泥28%；电解铝35%，不锈钢60%，农药60%，风能发电70%，玻璃93%过剩，种种过剩比日本严重的多。根据测算，今年的GDP增长率为负15%，而不是政府所说的7.8%。严重的产能过剩，必将带来经济的萧条。 第三个危机：债务危机。2010年政府总共投入了28亿万的钢筋水泥。税收8万亿，剩余的20万亿哪里来的，印钞。到2011年10月份为止我党共印钞 35万亿，国企拿了20万亿，地方镇府拿了14万亿，地方政府14万亿一年的利息就是1万亿，地方镇府还不起，地方政府再度违约。12月19日有报道301 亿还不了，后续2.8万亿的到期贷款还不了。2012年2月13日有报道14万亿可能还不了，重庆市欠款1万亿，就是种树花了200亿。于是乎，中国债为期爆发，所有贷款无条件延期，央行宣布，几年开始多印钞8万亿，到了年中已印钞8万亿了。估计又得多印钞几万亿。4月 18日第一个违约的云南，后续有四川、广东，中国股票开始跌，第二个四万亿使股票不涨反跌，是政府摧毁了中国股市，中国债危机导致股市下跌不止。 第四、通胀危机。多92万亿钞票，美金14.5万亿，美国只有9.9万亿。中国大陆比美国多47%。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于是乎第四个危机爆发——通货膨胀危机爆发。2011年25%，今年12%。导致购买力下跌。 第五、民营企业危机。官媒称，通货膨胀和政府腐败将影响我党的执政，三次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法滥发钞票，政府采取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导致民企大批倒闭，2011年9月国务院公布导致 17.6%的民企发生危机。国务院说这么多，那么实际上肯定远远不止。 第六、银行危机爆发。此危机来自于中国政府债务危机，13家上市银行。 第七、房地产危机。国企把资金投入到地产保值，民企资金也进入到楼市保值，最后进入到了火山行成了火热的岩浆。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2011年前年，楼价上涨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原因。政府决定搬一块大石头压住火山口，这块大石头叫限购令，导致房价几个与未涨，是因为用大石头压住了。火山突围只有2个出口。第一个出口，从地壳的薄弱环节再度突出爆发，那就由地产领头的五十几个相关行业第三次探底，现在正在发生。第二个出口，岩石被融化，火山再度爆发。这就是为什么3月份前楼价一直没涨。7月份开始涨了。 第八、消费危机。第三、第四个危机导致收入下跌，消费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的危机，已经在变成不争的事实。对于陷于“保八”怪圈的官员和学者来讲，这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因此，妄图改善这种状况，或明或暗采取一些措施，就自然在所难免。然而，一厢情愿是一回事，能不能符合经济和社会规律则是另外一回事。强按牛喝水，它真要不喝，恐怕还真的没有多少办法。 但凡经济的增长，无非依赖于消费、投资以及出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虚拟增长”——印钞。出口如今是靠不住了，至于投资，大概更是如今最靠不住的东西了。若干年的实践证明，投资到民营方向，投资到民生方向，并不符合官员的“天生逻辑”，这个怎么都算不上政绩，而且见效也忒慢，不能为升官增色。所以，历来的投资都是“大工程”“大项目”——至于这些“大工程”“大项目”有没有用，就没人管了。而且这些投资的效率之低和额外的“隐形成本”之高，都早已为国人所熟知。如今的铁路建设近似于“豆腐渣”工程，官方也不好意思地透露说，有12条铁路不合格。其实这非常正常：花了一个亿，却要付出几千万给种种的“中间人”，想合格也难！对消费来讲，恐怕尤其是难以改善的，实际上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相对于很多国家，中国百姓所能得到的社会福利少得可怜，真的不敢拿自己有限的银子去风光一把。再者，中国百姓事实上也没多少银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钞票”，可惜的是2009年透支的太多，中央怕是没这个胆量了。地方的胆儿肥，且天高皇帝远，借债度日，大幅投资，动辄几千亿、上万亿，似乎天上永远都在掉馅饼。其实这可以理解，5年或10年任期，留下个烂摊子，爱谁谁了嘛。丧心病狂之后能赢得一级高位——值！ 难道改善这种状况就真的没有办法吗？并非如此。 出口现在搞不定，是因为你没有类似iPad之类算是自己的赚钱产品，只靠赚点装配钱，当然只能穷途末路。所以，最终就是产业结构转型。投资方面其实也是一样，跟出口其实没多大区别。只要把钱投到该投的地方上，而不是围绕着一堆堆利益集团转，事情自然就会有转机。消费也是同样，如果老百姓不用担心养老，不用担心看病，不用担心孩子上学，不用担心买房子，他们还有理由不学着享受一把？但按上所说，真的就能改变吗？也并非如此。 为了到达上述目的，就不得不学会自我革命，不得不学会摧垮那些利益集团，不得不学会善待和相信民众——但对中国大陆官方而言，却没有比这个更难的。 或许，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该黔驴技穷的只能继续黔驴技穷，该丧心病狂的还是一路子丧心病狂。只待将来竹篮打水，两手空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中国当地时间周五（8月24日）晚就钓鱼岛主权回答记者说，对日本“领导人公开发表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洪磊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最早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和利用”。 他说，“日本则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才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并采取非法手段窃取了这些岛屿。显然，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主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此前，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日本当地时间24日傍晚在官邸举行临时记者会，强调“岛根县竹岛（韩国名：独岛）与冲绳县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为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归属问题”。 日本说法 野田说，“1895年明治政府在确认钓鱼岛没有清朝统治痕迹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日本领土。中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得知东海可能蕴藏石油资源之后才提出主权主张的”。 日本共同社评论说，日本首相就领土问题举行记者会实属罕见。此举旨在日本同中、韩等国持续对峙的情况下向国内外申明日本立场的正当性。 野田记者会前，因提出购买钓鱼岛引发近来中日领土纠纷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召开记者会，宣称东京都去钓鱼岛调查购岛价格的计划，不仅下周专家等前往，10月份还会去，而且他本人也会去，“被捕也没关系”。 另外，日本国会众议院周五下午也以大多数议员赞成，通过了抗议香港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抗议韩国总统李明博视察竹岛和有关天皇谢罪等言论的决议，这是日本国会首次对钓鱼岛通过决议，也是59年来首次对竹岛问题通过决议。 中国反对 洪磊就日本首相的表态引述一些中国历史古籍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标明了明朝海防管辖的沿海岛屿，其中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表明这些岛屿至少在明朝就已在中国海防管辖范围之内”。 他说：“日本则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才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并采取非法手段窃取了这些岛屿。显然，所谓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的主张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洪磊说：二次大战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必须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他说：“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他说：“1971年6月，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拿中国领土私相授受，对此中国外交部于1971年12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此举完全非法，重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参与2012年8月25日讯） 2012年8月22日，20位马桥农民冒着风雨第六十一次到上海治安总队游行示威申请。接待警察邱警官看到马桥农民执着的精神也许被感动，他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农民们的辛苦，但我不能受理，你们也要理解我……。 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政府，侵占了中国领土钓鱼岛，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日本人侵占！ 上海政府欺负我们农民，掠夺了我们农民的耕地、宅基地，我们马桥13000亩农田、3000多户农民宅基地被马桥政府倒卖，据官方消息称黄菊家族在马桥的土地上净赚了2.4个亿， 不少的高层太子党在马桥发了横财。失去了土地的马桥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呼天喊地无人顾问。由于政府对公检法等各部门“服务一条龙”老百姓无论告到哪里都告不赢，那些贪官们只管鱼肉百姓，哪里还顾老百姓死活！老百姓还要常常遭受关押、拘留、抄家、恐吓威胁等打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耕地是农民的，不容侵占，必须还给农民。   第六十一次游行申请书邮寄张学兵 第六十一次游行申请书邮寄张学兵凭证 马桥农民第六十一次游行申请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www.canyu.org ）

谷开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刑罚，完全在关注此案的人的意料之中。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新华社先前披露的庭审情节，让人们可以不费周折地推测出谷开来案在司法程序上的这个结局。 当然，人们与其说是关心谷开来案在司法程序上的结局，不如说是通过此案更关心谷开来的丈夫——薄熙来本人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结局。这后一个结局，从目前剧情 看，还看不出什么端倪。不过，依据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化及其已有的前例可以断定，谷开来案的审结，已经为薄熙来的政治棺木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在棺木内的狭 小空间，靠垂死的蹬踹而“翻板”者，即便在潮流难测、昨是今非的中国政治史上，也并不多见。除非出现政治奇迹，否则，薄熙来及其同道者、同气者、同声者乃 至同情者，都难以拔出这颗以“法制”名义砸下的重钉。 薄熙来尝言，谷开来懂法律，为其在重庆展开的“打黑”行动提供过“有益”的建议； 不仅如此，为了薄熙来的事业，谷开来甚至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依据往昔薄熙来的这些话，再根据现今谷开来案的判决结果，人们也许真的搞不明白究竟是谷开来为 薄熙来牺牲了律师事业，还是薄熙来为谷开来牺牲了政治前途。 实际上，谷开来案的结局，就已经是这出万众瞩目的大戏的结尾了。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谷开来案的庭审还是判决的相关消息，都没有出现“薄熙来”三个字。这可能是在暗示人们，薄熙来与其妻所为的刑事案件没有牵连。 由此，以什么名义来堵死薄熙来的政治前路呢？根据薄熙来在重庆的接替者张德江于重庆党代会关于“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的言论推测，“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属”的错误，以及由此“给党和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至少可以作为薄熙来政治生涯终结的形式要件之一。 相比较而言，在“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属”与其他“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之间，以前者的名义终结政治生涯，无论对薄熙来本人，还是对其存活的政治制度来说，都是伤害最小化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会衍生出“管好自己的家属”是否为“领导干部”的必备要件、“没有管好自己的家属”是否为“领导干部”必 须终结自己政治生涯的必要条件等问题，但毕竟可以减少其由“腐败”名义落马而生发出的一些制度性诘问。 问题在于，薄熙来与其政治生涯所 关联制度的联系如此之紧密，以致于任何对制度的“减灾”努力，同时也会减轻薄熙来个人政治行为——不论是“没有管好家属”还是“腐败”——的危害性，进而 减轻其政治责任。而减轻薄熙来的政治责任，则无疑又为其起死回生留下了活路。因此，人们看到的谷开来案的审判，其实只是薄熙来政治棺木上的一颗明钉，而粘 死棺木盖板的“暗胶”实则应为对其腐败的实质性调查，不论这种调查的结果最终是否公布。 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与谷开来谋杀案没有关系的大连实德的徐明仍处于非自由状态。 无论如何，今年以来，与薄熙来相关的诸多事件，已然对现行政治制度形成了或明或暗的严重损害。这种损害，还不限于人们表面所见。 说到底，薄熙来在上述两案发生前的系列政治行为，已经对在后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最高层权力交接的惯例形成了致命威胁。薄熙来那些明显带有竞争性的政治行 为，已经成为权力交接有序性的最大解构性因素。而这种解构性因素之所以难被破解，则正是因为薄熙来异于中共权力核心而自主展开的“唱红打黑”等政治行动方 面的动机、创意、目的和措施，都与现行体制有着难分彼此的兼容性和一体性。这种兼容性和一体性，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唱红打黑”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确立了“唱红打黑”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和正确性。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最高权力交接的相对有序性，是尚没有经过公开政治竞争程序所 形成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易碎性，极易为薄熙来似的政治竞争行为所显露。非依制度所形成的秩序，由于缺乏制度所具有的公开、确定的属性，所以，基本不具备程 序化的定纷止争功能。在这种秩序之下，权力转交给谁，谁来接掌权力，都缺乏明确的标准以及衡量这种标准的操作程序与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讲，出身政治世家的 薄熙来谙熟这种秩序的各个环节，在现行政治制度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以其特立独行的方式，在权力交接的制度空挡处打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楔子。 这种政治竞争的姿态，不啻向现行的权力交接秩序扔出了白手套。但是，谷开来案和王立军案的出现，令薄熙来就如同是扔出了白手套的挑战者，还未及与决斗的另一方对剑，就已经因自身肌肉的溃腐而输掉了决斗。 薄熙来输了，但其扔出的白手套仍明晃晃地摆在那里。

进入201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日益严峻。GDP跌落至8%以下，至今没有反弹和回升的明显迹像。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跨国公司加工工业基地的地位开始全面动摇。 在过去一周之内，发生了两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其一，阿迪达斯宣布：将于今年10月31日正式关闭他们在华的唯一一家直属工厂——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期间，陆续解除部分在华代工厂代工协议。事实上，已经有10家为阿迪达斯代工的厂家收到了终止合作的通知。 其二，摩托罗拉移动开始大规模裁员，仅北京地区，裁员人数有700人，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多个部门，有些部门更被全员裁掉。8月17日上午，摩托罗拉移动北京员工在公司附近拉起横幅，抗议公司强制裁员。 中国急剧丧失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是加工工业走向萧条的根本原因。以阿迪达斯和摩托罗拉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加大在中国的裁员力度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有著直接关系。以阿迪达斯的人工成本为例，几年前人均月工资不过是1100元，如今即使在一般地区，人均月工资也要2000元，而在工厂人数较多的上海，人均月工资至少在3000元左右。而阿迪达斯位于柬埔寨的工厂，工人月薪被曝最低约为130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900元。在浙江绍兴请一个工人，可以在埃塞俄比亚请到七、八个人。其成本差距清晰可见。 不论是阿迪达斯的关闭企业和终止合同，还是摩托罗拉的裁员，对于中国所产生的冲击都是巨大的，它意味著中国的失业规模将要扩大。到目前为止，阿迪达斯在中国工厂拥有大约300家代工工厂，牵扯到至少30万工人就业。有充分的根据显示，阿迪达斯从中国的撤离仅仅刚刚开始。失业增加，会引发社会“和谐”问题。伴随制造业的萧条，“代工企业”纷纷倒闭，越来越多工人被迫返乡待业，构成潜在的社会压力。 此外，不少中国与阿迪达斯签署至2015年代工合作的企业，持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如今合同终止，其工厂设备势必闲置浪费。这是代工企业终结的一个普遍问题。杭州一家为飞利浦代工节能灯的企业，2011年曾投入3000多万元进行设备改造，提高产能和技术含量，但是，订单萎缩，导致相关投资完全丧失回报的可能性。 在当下中国，制造加工业的不景气有三个明显特征： 一是所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 例如汽车、电子、纺织、制衣、制鞋和玩具等行业。最近在东莞最引人关注的倒闭事件是冠越玩具有限公司，因为这家企业是由亚洲首富李嘉诚创立，温家宝总理曾去调研 二是关闭企业的数量成倍增长。 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5%年上升到8%-10%。有的专家预测：明年的企业倒闭率将在15%-20%。按每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50万家企业评估，测算20%的倒闭率是300万家企业明年要倒闭。实际上平均50万家企业这个总量是低估的，这意味著，明年真正的企业倒闭数量远非300万家，将是中国企业倒闭的高峰 三是形成区域性危机。 例如，东莞曾经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样板，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城市，但是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2.5%，居全省倒数第一。东莞沙田镇规模以上工业出现了两位数的负增长，为-11.6%。媒体预言，珠三角企业继续倒闭下去，珠三角将变成空三角。很有可能，珠三角面临制造业大逃离。 总之，中国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基础之上的世界工厂的辉煌，正迅速成为过去。中国经济前景越来越不好，痛苦的日子可能还在后头。

不久前，一则有关“北大毕业没挣大钱当大官，学子发帖称对不起爸爸”的新闻，引发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则新闻说的是，一名北京大学应届硕士毕业生在北大未名BBS上发帖称，自己只找到了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父亲恶语相加，家人也觉得他很“丢脸”。这名毕业生很羞愧，言：“爸爸，对不起！我北大毕业，但我没能挣大钱、当大官！”据言，在这位父亲看来，作为北大毕业生， “一年挣上百万应该毫无压力”。父亲也曾经对亲戚这样夸下海口。现在，面对孩子月薪8000元的现实，父亲觉得很丢脸。 透过人们有关父亲虚荣、需要调整心态、名校毕业生究竟该挣多少钱以及名校毕业生价值几何的热烈讨论不难发现，这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包括北大毕业生在内的名校学生，在社会上何以定位、有无在社会上施展拳脚的机会以及社会如何对待以名校毕业生为代表的人才的大问题。 曾几何时，“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现实喧嚣一时，脑体倒挂令当时的社会痛苦不堪，人们甚至认为，“国将不国”了。现在看来，其实不过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些许问题，知识价值、创造价值一时无从得以体现而已。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个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卖茶叶蛋的多比做导弹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民众、体力劳动者挣得多一些，符合分配公平原则以及对于体力劳动者的尊重。日本等发达国家即如此。可悲的是，就在人们对脑体倒挂万般愤怒的同时，另外一种堪称势如猛虎的“倒挂”已悄然降临，这就是“官”、“富”的一代，对于国家财富、国有企业以及能够席卷民众钱财的诸如金融、证券等行业的疯狂的、打劫般的掠夺！由此而导致的社会阶层裂变、分化以及贫富鸿沟，已然大如天壤区分。 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等，几乎每一次大的改革，都伴随着财富的聚敛以及占有。而上个世纪末大陆官方权贵们完成了国有财富、国有资产的实际易手过程之后，便开始了财富、资产向境外的大转移。现在，说大陆官方权贵已然掏空了中国、做空了中国、扒光了中国，恐丝毫不为过。 上述所言，皆为暗的一面。明的一面是，大陆权贵们谈笑风生、频频打卡露面，似乎一切的阴谋诡计、一切的明争暗斗都不曾发生。他们要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平稳退休、安全降落。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需要把嫡系、传承人安插到各个重要岗位，勾连合纵、上下左右织成的关系网绝对要保证万无一失，绝对要代代相传。这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大陆权贵们对于自己后代，即“官二代”的安插。君不见，数不胜数的几岁、十几岁参加工作的履历造假、各地各方事实上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萝卜招聘、量身定做式招聘等等，已然宣告着这一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历史大潮汐的到来。父子兵最可靠，嫡系血脉最牢固，这已经被此前几十年的发展所证实。 所谓“官二代”、“富二代”，实际上已密不可分，存在着一种寄生捆绑、攀附依存的关系。这种势力与力量，实际上已经控制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脉，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贫民子弟、底层后代若想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社会顶端阶层，事实上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这就是北大学子感到毕业后未能“升官发财”、其父亲感到不解羞愧的双重悲哀──脑子还停留在文革后高考恢复之初，以为这个国家还存在鲤鱼跳龙门、乌鸡变凤凰这码事，以为自己的努力、知识、才能、才华果真能改变命运、果真能“升官发财”，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最有资格嘲笑北大毕业生及其父亲的人，当属掌控、操弄着权柄、财富玩偶的官、富一代以及“官二代”、“富二代”。穷小子、地老鼠妄想从俺们官、富的碗里分杓羹，也太自不量力了！ 有学者的调研报告曾指出：社会各阶层存在严重的等级差别，贫富悬殊、天壤有别；社会阶层严重固化，事实上已经堵塞了下层子弟通向上一个阶层的路径。北大的那对活宝父子，其实不过是对此结论，再次做出了生动、形象的诠释而已。 古代无限尊崇知识万能、科举万能，这已经被历史无情地嘲弄、被认为是一种迂腐、落后，且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现在看来，较之当下的拼爹、拼血脉、拼继承、拼关系、拼贪腐、较之北大无用、名校无用、北大毕业生无用等，恐要进步、良性、优越一千倍、一万倍。此情此景此现状的危险性在于，其打破了知识、能力、理性、名校等等对于社会的良性制约，破坏了规整、有秩序的社会游戏规则，解构了人们对于公正、公平的起码的信仰，消泯了人们努力、奋进、进取、创造的动力，打消了人们仅存的对于未来的希冀──这才是真正的“国将不国”的征兆与端倪。 最近，北京大学又爆出新闻，不过主角已经换成离开了北大的教授。8月21日，北京大学被解聘的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在实名微博上爆料，称北大院长、教授和系主任奸淫餐厅服务员，北大校内杓园餐厅和其它酒店服务生走后门上北大学位班。邹恒甫还转发北大学生微博，称学生会每年百万元外联资金被挥霍，学生干部贿选上位。消息发布后，很快引起了数十万网友们的关注，转发和评论更是多达几万条。当晚，北大新闻发言人蒋朗朗回应称“绝无此事”，不知道其居心何在，并表示学校将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 作为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研究部终身高级经济学家的邹恒甫，是否在诋毁或诽谤北大的某些教授以及北大，北大被“诽谤”的那些教授们以及北大校方，大可委托人才济济的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兼律师们打一场官司，为北大讨回公道。就怕北大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因为底气不足不了了之。不过，既然邹恒甫敢爆出如此猛料，想必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如果北大将其逼急了，官司还没打，自己倒先失了颜面。 由于北大声名在外，很多人对这所神圣的殿堂还怀有崇敬之情，在邹恒甫缺乏有力的证据面前，我们姑且相信北大的否认，并认定邹恒甫是在“诽谤”。按照北大新闻发言人的说法，他“也许对几年前北大没有继续聘任他而有所想法”。据悉，邹恒甫曾因“很少到校上课”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辞退，同年8月，北大人事部在官网上发布了解聘邹恒甫的通知。当时邹恒甫在博客上发表文章称被开除是遭时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报复，并向教育部发公开信抨击光华管理学院。不过，也有老师表示邹恒甫多数时间不在学校教书，却拿着全额工资，对其他老师不公平。邹恒甫被解聘内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因为不了解内情，无法下判断，但无论是何种原因，显然被解聘让邹恒甫心怀怨气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不满而在被解聘5年后突然爆料，二者间的联系也是可以说的通的，但二者间的必然联系未必得出爆料是无中生有的结论，当然也不能斩钉截铁地说就是“诽谤”，只能说邹教授有携私报复之嫌，只能说其人品存在不足，至于是否构成诽谤罪，爆料内容的主角们大可以通过官司来印证自己的清白。 北大发言人的“因为邹恒甫心怀怨气，所以爆料是假的”逻辑关系明显存在问题，而且邹恒甫说的是北大某些教授的某些不耻行为，北大校方缘何要代为出头并称“保留追究邹恒甫诋毁或诽谤的权利”。邹恒甫所言虽然客观上造成了北大名誉的受损，但他是在诋毁或诽谤整个大学吗？是在诋毁或诽谤所有教师吗？北大校方此举显然十分幼稚，让人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关键是，校方真的了解每个教授的所为吗？真的可以代表每个教授吗？！ 邹恒甫的爆料到底有多少属实，所涉及的诸多人等应该是心知肚明。而邹恒甫与北大的这场官司若开打，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北大自身。诚如一位网友所言：如果事情是真的，不禁使人感叹，北大还是那个北大吗？如果事情是假的，北大也会有这样的邹教授，同样无语！ 据悉，北大教师大概分为几类：一是人品和学品都很好的老师，他们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不问世事，但为数并不多；二是学问一般，人品也一般，这类人不少；三是学问做的很好，但人品很差，表现是利欲熏心，追名逐利；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男盗女娼，这类人不少；四是学问和人品都很差的人，这类人也有一些。曾风闻几个从北大出来的教师讲过北大某些教师的龌龊事，比如某学院几个知名教授去重庆讲学，直接要接待方给找“小姐”，遭到拒绝；某国内知名教授抛却糟糠之妻，又抛弃了小三，和小四结婚；某学院副教授去台湾访问时招妓……上述所言间接佐证邹恒甫的所言或许有可信的地方。 按照北大某系流传出的说法：学宗教的不信宗教，学美学的不懂美学，学伦理的不讲伦理。北大早已堕落，只是还有光鲜的外表罢了。尤其文革期间以及文革以来的北大，伦理的堕落程度是异常惊人的。这种堕落，不仅有上述道德伦理，更重要的是政治伦理的堕落，著名例子，远有梁效，近有孔庆东。 梁效时代“久远”，就说说孔庆东。孔庆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共党员，自诩孔子嫡系传人。因其出语极左惊人和为薄熙来之流卖力站台，被中国民众称为“高级五毛”，大陆官方“御用文人、文痞、打手”等；他因低俗粗口骂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声名鹊起：不仅爱骂，而且会骂；不仅熟谙选择骂的对象，更注意选择骂的舞台。他在重庆骂道：“谁反对重庆，谁就是反对党中央！”他在警察局骂道：“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他在大陆视频中骂香港人“是狗”，他在北京骂敢言的南方报系为“汉奸媒体”，他揣着薄熙来特批的“推广重庆模式”的课题经费骂敢于为民鼓与乎、敢于为弱势群体请命的记者为“汉奸记者”，他骂台湾总统民主大选是“选举电视秀”，他推崇、美化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所唾骂的朝鲜专制政权……其系列雷语让即便不谙世事的人也对这位“孔叫兽”大开眼界，也使民众对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精神产生深度质疑。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阮籍曾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如果要对当下的北大进行定义，那么孔庆东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今日之北大已进入一个孔庆东时代：从无所不用其极的拉课题经费到出书、上电视，再千山万水的走穴参加开业、开盘庆典，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御用文人们都长袖善舞，风光无限，声名显赫。孔庆东极其生动地诠释了“叫兽”和“砖家”的内涵，完成了左派学者从市井小贩到无赖流氓的转型。 据悉，孔庆东虽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称“孔和尚”乃至“孔子73代孙”，而事实上，他最热衷的称呼却是“北大教授”。而在孔庆东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电话采访时骂了“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之后，北大校长周其凤对《重庆晚报》记者说，“孔庆东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显然，孔庆东三“妈的”骂语背后周校长的支持折射出：孔庆东时代的北大从庸俗走向了恶俗。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孔庆东多次在公开场合力挺薄熙来并为重庆唱好，成为推销“重庆模式”的主要吹鼓手。不久前他公开承认曾接受“推广重庆模式”课题经费100余万元被国安带走，更令舆论哗然。在3月15日薄熙来被免职的当天，孔庆东在接受大陆第一视频采访时称，免去薄熙来和王立军之职，“等于是公开的发动反革命政变”，还通过质问“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你为重庆做了什么？”煽动左派为薄熙来上街游行。当时其言辞之大胆，其针对性之明确，属舆论界所罕见。而在薄熙来倒台无法逆转的情势下，孔庆东又突然变调，急速向右的在微博发帖宣示：“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维护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为世界和平的真善美境界而不懈努力！”昨天还为专制极权大唱赞歌，今天就为民主自由鼓噪叫好，很多民众为孔庆东的快速转身而瞠目结舌、头晕目眩，网友将其讥讽的惊呼为“墙头草”、“投机客”、“变色龙”。 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份子是“自由漂泊者”，“他们在沉沉的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而在今日之中国，是什么让孔庆东这类文人的极左言论为什么能使他风生水起、如鱼得水？是什么促使他所代表的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份子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荡然无存和颜面尽失？！令人深思。 大陆官方创造出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对孔庆东来说，骂人已经成为他唯一的说话方式，不是“杀”这个，就是“操”那个。孔庆东的骂语不仅传达出中国知识精英的人渣化乱象，而且昭示党文化对中国知识份子的贻害之深、余毒之重。…… 在此氛围中，北大出现“北大毕业没挣大钱当大官，学子发帖称对不起爸爸”和实名认证的邹恒甫微博发布内容称“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的新闻，根本不足为怪。 今天，看到北大官方对邹恒甫微博的正式声明称： 邹恒甫微博“引起相当程度的社会关注和信息传播，对北京大学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已引起学校和师生的高度关切。学校高度重视，特授权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表如下声明： 一、鉴于邹恒甫微博发布的有关信息内容所涉及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严重的，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负责处理此事。 二、责成学校纪委监察室立即就邹恒甫微博中所涉及的内容依法依规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核实。希望邹恒甫对调查核实工作给予支持配合，提供相关依据。欢迎知情者就邹恒甫微博中涉及的内容依法依规进行实名举报。 三、经依法依规的严肃调查核实，如邹恒甫微博中有关内容属实，学校将坚决依照相关党纪政纪规定和国家法律，对有关人员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以严肃法纪，匡正校风。 四、经依法依规的严肃调查核实，如果该微博涉及内容失实，北京大学将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坚决追究有关人员或机构诋毁诽谤的法律责任。 长期以来，北京大学的发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关心和爱护，也受益于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帮助，学校对此表示衷心感谢。北京大学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希望邹恒甫先生配合调查，就该微博以及其中涉及问题，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地提供有关证据。” 从整个声明看，北大还是在“表扬和自我表扬”为中心，，坚持自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对自己的政治伦理败坏及其根源毫无反省，所以“经依法依规的严肃调查核实，如果该微博涉及内容失实，北京大学将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坚决追究有关人员或机构诋毁诽谤的法律责任”无疑会走过场，人们对此也没有必要给予太多的期待。只是“经依法依规的严肃调查核实，如果该微博涉及内容失实，北京大学将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坚决追究有关人员或机构诋毁诽谤的法律责任”，人们倒很值得追踪关注。这表明，权力拥有者相互之间不仅拥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钢铁同盟，而且张着天衣无缝的大网，随时对揭露其丑恶龌龊的人们予以铁拳专政。 既然如此，北大解聘教授爆料真假都令人无语。让其自娱自乐地混下去罢。

核心提示： 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北京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北京模式终将失去巨大的效力。 21世纪是老龄化的世纪，深受其苦的将不只是欧洲和日本，中国也将从看客变成当事人。根据德意志银行的研究，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到2015年将达到峰值——9亿9800万，之后便将大踏步地加入与欧洲、日本为伍的老年化社会的洪流。令人不安的是，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初的情形很类似，这不得不让人担忧起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 19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导致当时年轻化的中国社会人口扶养比（dependencyratio，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的百分比）逐年下降，那个时候，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输送了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燃料。到了2015年，计划生育会使届时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的抚养比快速攀升：中国的人口中位数年龄（medianage）在2025年前会超过美国。这种情况下，在廉价劳动力的盛宴中高歌猛进的低端中国制造业（更大胆一点的说法，是所有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低附加值产业）将无以为继。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的影响已不是新闻，人们还关注不太多的，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业为代表）的影响。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房价有明显的下行压力。其他因素不变，老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真实房价会下降三分之二个百分点。在2010年的前40年，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babyboomer）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购房年龄，美国的房价比在中性人口结构（人口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40%。然而，从2010年开始的后40年里，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退休年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售房产变现，美国的房价将比在中性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减少40%。 老龄化推高固定资产投资成本 除此之外，老龄化还将提高房地产业的融资成本，因为老龄化会导致储蓄率下降，而且会提高政府的养老金和医保支出，因此房地产业将越来越频繁地和政府一起争夺越来越有限的信贷资源。历史数据表明，房地产价格和长期融资成本（比如长期真实利率）成负相关性，因此老龄化会在供应层面（成本）和需求层面，对房地产价格形成下行压力。老龄化对许多固定资产的价格的影响都同此理。这似乎奏响了把固定资产投资当经济增长火车头的北京模式的闭幕曲。 在这样的情况下，认为中国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十年，继续保持7%至-8%的增长速度的看法，显然过于乐观。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N.Eberstadt）在今年2月发表的展望2030年全球人口结构趋势报告，指出了许多被人低估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发展的巨大抑制作用。 第一个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增长的终结。在过去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增长了三分之二，平均每年增长1.8%。在2015年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会越来越快的减少。到了2030年，50岁至64岁劳动力对15岁至29岁劳动力的比率，将超过一又三分之一，几乎是现在的比率的倒数。 第二个制约因素，计划生育会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呈爆炸性增长。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有1.15亿，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4亿，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平均每年增长3.7%。老年人口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压力，将会是和中国同等收入国家中罕见的。 第三个制约因素，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国适婚却无法婚配的男性数目会急剧增长。计划生育使中国的男女比率严重失调。2005年，中国官方的男女性别比率是1.2:1，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说过：“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无法结婚，后继无人的普遍性，将会使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而且这种情形也将极大地冲击社会的稳定。另外，婚房需求是房地产市场最重要的刚需之一，因此人口比例失调，是笼罩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方的一股不容小觑的长期空头力量。 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将提高 最后一个制约因素，中国的家庭结构将面临革命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依靠“关系”而不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信用制约来进行商业活动。血缘关系又是中国式“关系”的基石。这种关系网是在中国控制商业风险和交易成本的最重要工具。但是计划生育和老龄化将逐步侵蚀中国式“关系”的基础——血缘关系。如果中国不能及时建立信用制约的社会机制，中国的经济运行将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以丰富的便宜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北京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在人口结构变化的重压下，北京模式终将失去巨大的效力。由于老龄化人口的增多，中国必须把经济从“体力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为主”，转型成”对体力要求不高的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为主”，这也是深受老龄化困扰的德国的经验。 另外，老龄化将启动固定资产价格的下行通道，并加速债务杠杆的去除，这将是依靠资产价格泡沫进行高杠杆融资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所无法逾越的一道障碍。欧洲在老龄化的重压之下走向危机，而德国却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绝非偶然。老龄化社会是北京模式无法承受之重，也注定了北京模式下资产泡沫破灭的必然。中国经济必须义无反顾地进行结构性调整，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社会乃至新兴市场的繁荣，有赖于此。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经济的提振依然寄望于货币性刺激，而忽视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老龄化挑战，远非货币性刺激所能及。打个比方说，一个人年轻时，体质出问题，可以靠大吃猛药来解决，等到年老了，大吃猛药的话不但作用不明显，甚至会让身体难以承受。中国经济必须启动结构性调整的温补之术。

网上消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 8 月 22 日下午跳楼自杀。 徐怀谦 1968 年出生于山东高密， 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首钢工作一年，然后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直到离世。 他生前说过的话在网上流传： “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没有个体生命的张扬，只有整齐划一的思维，只允许一种声音，这样的时代即使很富庶，也是称不上盛世的 …… 以专制手段维持下来的盛世，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矛盾，但却无形中延缓了自己前进的步伐，拉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有人说，这是一个平庸的时代，一个物质的时代，一个娱乐的时代，一个缺乏大师的时代，可是，我们不能把什幺过错都推给时代。一个人左右不了时代，却可以左右自己的脸——它可以不漂亮，却不可以没内容；它可以很丑，却不可以没有个性。” 想不到一个人民日报副刊的主编还能说出这样明白的话来，可见一份报纸假大空，并不等于说在这份报纸工作的所有人也都假大空。 事实上，徐怀谦的话代表了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为盛世中国辉煌外衣所包裹着的社会丑恶而焦虑；厌恶虚伪却又不得不参与虚伪；厌恶体制却又不得不依附于体制；想有所作为却又裹足不前，四处碰壁，无路可走。——这就是徐怀谦所谓的“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 一个人长期在这种状态下生活，不出心理毛病是不可能的，不患抑郁症也是不可能的。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要想心理健康的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脱离体制，尽情享受“敢想敢说敢写”的快意人生；要么泯灭良知——彻底地泯灭良知，就像屠夫一样，既然干了这一行，杀猪宰羊时就要无视鲜血与哀嚎。 于是，有人脱离体制，宁可让家人食粥；有人泯灭良知，足以让家人食肉。 最可怜的就是徐怀谦这种人，即无脱离体制的决心，又无泯灭良知的勇气，那就只好跳楼自杀了！ 徐怀谦啊徐怀谦，你一个 44 岁的男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一自杀，你的家人别说是食肉，现在连粥都吃不上了！ 你这又是何必呢？ 扼腕长叹徐怀谦。

  广东省上千名退伍军人，周四穿上军服，挥动所属团体的旗帜，拉起横额，集体游行到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的公安局抗议。 目睹游行过程的停车场保安员指出，老兵的示威行动井然有序，一个跟著一个，沿马路边游行往公安局，过程中有交警进行监视，未见双方发生冲突。 他说：“今天上午八时许，老兵打著横幅，在大马路上他们把横幅拉开以后，就坐在大门口。当时围的人还比较多。他们到这里维权，没有搞什么过激的行动。” 跟公安局位处同一街道的茶餐厅负责人马先生向本台表示，游行大队来到公安局门口后，随即进行静坐，过程约两个小时，之后示威者和平离开。 马先生指，不清楚老兵们抗议的目的，但记忆中镇上从未发生过大批老兵抗议的事情，因此引起不少市民的好奇驻足观看。马先生指，虽然老兵表现克制，但警方亦有派出数百警员在场维隐，并曾开来三部大巴准备。 他说：“警员派出了大量的警力，保卫在楼周围，他们一直守在那边，有这个车子，有将近三辆客车专门拉人的。” 据海外维权网站《中国茉莉花革命网》消息，指老兵聚集到乐从镇公安局示威，是因为去年除夕日，佛山市乐从LV酒吧发生一宗误杀事件。一名治安员因劝架被砍六刀后死亡，砍人者至今未被抓捕，怀疑凶徒得到势力人士包庇，逃过刑责。死者父亲为退役军人，故组织战友到乐从公安局讨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