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中央党校专家：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但整体财富的积累却没有理想地带来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国经济总量扩大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利问题困扰着普通老百姓，也困扰着研究收入分配的专家学者。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农业经济、劳动与经济增长、土地改革、城市化问题是他研究的重点。在他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改革是必须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改革的推进，收入分配的根源性问题就无法解决。” 那么在周天勇看来，收入分配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改革该如何推进？ 城乡差距是最大症结 《英才》：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认为收入分配的症结在哪里？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比较复杂，最大的症结在于城乡差距。 中国几亿农民的年均收入才几千元，而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们的三倍，这对总体的基尼系数权重影响非常大。如果单从城市或者农村角度来讲，基尼系数(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都在0.4以内，但是两者一综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乡差距是基尼系数最大的影响因素。 城乡差距有历史和结构的原因。解放以后，中国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经济制度，农民无法向城市流动，经过三四十年，农村最后积累了一批50、60、70岁的农民，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一年的收入只有3000块钱左右。而与之相对应，他们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2000元左右。中国农村占全国36%的劳动力，才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妇女和儿童大约50%的农村人口分配这10%的GDP。另外，上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有些农民进城还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别是50后、60后和70后寄的钱很多，但现在80后、90后基本不给家寄钱，这就导致寄希望于打工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所以，中国的城乡差距是历史城乡分割体制造成的，是二元结构的深层次反映，是过去反城市化的后果。 《英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周天勇：有两个办法。一是减免税费，通过给农业减税，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积极地推进城镇化，将低收入人口转移到城镇变成高收入人口，后者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龄人口即使转移到城镇，也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这部分人也难适应城市生活。所以只能等待时间的推移，随着这部分人口的自然减员，其在人口中的比例会逐步缩小。 以上的两个办法都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宅基地拆迁办法的完善等等。要让农民从农村退得出，城市要进得来，要有业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结构调整不会很顺利。 《英才》：结构调整遇到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周天勇：缩小结构性的城乡差距，仅仅通过改革，而不调整结构，不推进城镇化，是没有用的。这是历史性的问题，急不得，只能等待。 但有一种改革是不对的。有关决议称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工资翻一番，提高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劳动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问题是，政府能控制的涨工资的领域，只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财政能支出的也是这些部门。但是这些部门涨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是没办法控制的，这些企业涨工资只能增加其运营成本。现在的民营企业经营本来就很困难，增加负担只能导致其加速破产，因此这种改革思路是错误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英才》：你认为改革应该侧重哪些领域？ 周天勇：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均等的教育，一个是公平的创业环境。这是社会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让所有人上得起学，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延长到12年。这个期间大家都受同样的教育，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农民的孩子，让其能获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让收入差距在代际之间传承。 其次要营造公平的创业环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册登记、税费征缴制度、年检以及政府管理审批，这些制度都要进行改革和清理。贷款渠道也要公平。 与其所谓工资翻番，最终由于只增加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收入而导致差距越拉越大，还不如改革这两项，这才是改革的重点。 另外，要调节垄断行业以及有财产的富人，向企业征税应转为向财产征税，应该开征房产税等财产税。现在收入高的多是垄断性的国企、垄断性的金融行业，竞争不够充分、占用大量的资源、贷款成本很低，他们挤压了创业空间，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和金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改革，对他们的收入分配进行监管。同时应通过法律手段，加大舆论监督，打击灰色收入。要对第三方进行审计，并且上缴红利。 《英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现行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调整？ 周天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不应当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适。如果起征点提到一万元，这会导致很多在这个标准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税，这对农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要交税，所以最终反而会提高基尼系数。 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椭圆形的社会结构非常必要，但并非是通过税收，而是要鼓励创业，建立公平的创业环境。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型私人企业数量非常多，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因此我们要向东亚和美国模式学习。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构成主体，是中小微企业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领们。 另外要开征房产税，造成两极分化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制度和土地财政。从农民手里成本较小地征地后，政府一亩地甚至卖100万—200万元，但农民得到的财产利益转移非常少，这其实是在剥夺农民利益，是不合理的制度。 房产以高价卖出，土地出让金非常高昂，而最终支付这部分钱的人群是没有财产要买房子的人，并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缴清。从增值方面讲，假如10年前买了房产，现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这部分不用交税，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应该将土地出让金制度废掉，改成房产税和土地交易增值税，对买了财产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税。 《英才》：健全社会保障也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周天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会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这些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但是住房方面，我反对大规模地建设廉租房、将25%甚至将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来的想法。在我国人均GDP仅5400美元的情况下，政府部门要把教育、卫生、养老、住房全部负责，除了像新加坡这种小国家能够实现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国的政府部门都承担不起。美国经济比我们发达，但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建设廉租房，只是允许低收入人可以贷款买房，最后都导致了次贷危机。而且现在美国养老金面临巨额的亏空，再把住房问题揽下来，对美国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土地供给严重不足 《英才》：那高房价如何解决？ 周天勇：第一，应该废除18亿亩红线行政控制，现在土地供给严重不足。第二，这么高的土地出让金，房价里70%是政府税费，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变成房产税，房价立马下来。 《英才》：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说法是否科学？ 周天勇：有人说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但我认为这是非常笨的办法。我们国家即使城市化率达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建设用地加起来才2.5亿亩。但中国有40多亿亩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亿亩盐碱地，26亿亩沙漠，还有裸露、采矿塌陷地等10亿亩，几千万亩滩涂地。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来2.5亿亩建设用的土地。 我建议，从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来2.5亿亩耕地，然后再从城市边上置换2.5亿亩土地。比如将一些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围置换一些土地进行建设。并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术和成本完全都不是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舆论认为城市化占据了大量土地，这是不对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村庄占地面积7000多万亩，现在达到3亿亩地，增加了2.3亿亩；而城市占地由原来的2000多万亩到现在的7000多万亩，才增加了5000多万亩。而与之对应的是，30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将近5亿，农村减少了将近9000多万人。 因此，新农村社区的建设非常必要，将村民集中起来，能腾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潜力是很大的，我认为至少能腾出1.5亿亩土地。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产权不明确，补偿不够，比如宅基地指标政府拍卖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但只给农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迁导致上访，群体性事件。如果补偿够了，财产权责明晰了，土地就能腾出来。 来源：中国网

北京和台北民间保钓团体分别集会抗议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未能组船前往钓鱼岛的大陆保钓团体数十名成员周三上午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保钓成员李文在现场宣读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收复钓鱼岛。台湾保钓团体数十人周三也聚集到日本交流协会抗议，递交抗议信。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未能组船前往钓鱼岛的大陆保钓团体数十名成员周三上午前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抗议。现场警察和便衣均多于往常。保钓成员李文在现场宣读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对日宣战，收复钓鱼岛。李文表示他代表中国人民写信给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日本大使馆官员接收了此信。抗议活动半小时后和平散去。 台湾保钓团体数十人周三也聚集到日本交流协会抗议，递交抗议信，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侵占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反省当年的侵略战争。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周三就香港保钓船只前往钓鱼岛事件答复媒体提问表示，中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人员、财产安全的作法。 台湾外交部周三也针对钓鱼岛问题重申，钓鱼岛为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政府会采取适当方式保护渔民利益。但针对处理钓鱼岛问题是否应当两岸合作问题，台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会与大陆合作。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言人周三也表示，两岸不应在此问题上合作，以避免被操作为与中国合作对抗日本的印象。应当以台日外交优先。  

作者： 張鐵志   一个威权政体的转型或者瓦解，是如何可能出现的？是需要公民社会的强大的反对力量？还是统治菁英由下而上的改革？或者，转型的出现有赖於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民素质到一定程度？ 1974年开始，从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拉丁美洲，威权政体纷纷瓦解或者转型。 1980年代中期，一群学者针对这波民主化进行了集体研究，希望找出威权瓦解与民主转型的原因。他们出版了四本研究成果，三本是区域研究，第四本则是由奥当那和施密特(G.O’Donnell and Philipp Schmitter)所撰写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於不確定民主的暂时结论」。这本小册子在今年出版了中译本；虽然迟到了二十多年，但许多观点仍然深具启发性。 这套书是对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第一波系统性研究；且就在他们出版时，这股浪潮吹到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然后是中东欧与苏联。这些研究的重要性不只在於他们是最早並且及时，而在於他们对后来研究者设定了全新的研究议程，深化了人们对於民主化过程的理解，尤其他们也对民主的实践者有重要意义。 对民主实践者的重要性，在於这套书特別强调行动者在歷史中的关键角色──他们反对传统现代化理论认为民主的出现需要某些经济或文化条件，如经济发展程度或者所谓的公民素质，而是强调威权转型的开启是决定於行动者之间的策略性互动。尤其他们的经典观点是：「没有一个政体转型的开始不是因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威权政体自身的分裂，特別是强硬派与温和派的分裂。」 他们也进一步区分转型过程中的「自由化」与「民主化」阶段。自由化指的是「对於个人与集体而言，不受国家或第三方隨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保障包含人身保护权、私有財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论、迁徙，还有请愿的自由等。」而 「民主化指的是公民权的规则与程序应用到从前被其他规则统治著的政治制度中，或者是扩展至从前无法享受此种权利与义 务的人们,或者是扩展至从前公民无法参与的领域与机构中。」 政治转型可能只有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或者反之。然而从自由化推进到民主化，就不只是统治集团中温和派的有限改革，而是有赖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温和派和强硬派谁能取得上风？或者当统治集团进行有限的开放后，能否主导改革议程（因此只会有有限自由化而没有民主化）？或者统治集团会內部解体，导致民间反对派势力强大，而迫使统治者进行更多的民主改革，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策略性互动的结果。 如果这个理论用来解释台湾，可以说是1970年代初期，当反对力量尚未茁壮时，国民党政权因为面对外部危机而开始推动部分改革，如在1972年开放台湾地区的增额立委定期选举。选举的开放让反对势力得以茁壮，但79年的美丽岛事件的镇压却代表威权体制不愿意继续开放。进入八零年代，反对派继续扩大力量，而国民党內蒋经国做为相对温和派也看到国际压力和政权的正当性危机，因而愿意在八零年代中期解严，但这还只是「自由化」，因为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仍然没有全面改选。要等到民间的进一步推动，才於 1992年全面开放国会直接选举。台湾的民主化进程確实是一个不確定的巨大博奕过程。 此书出版將近三十年间，许多国家也走向民主化转型，许多国家则在民主与威权之间摆盪。后来的歷史是证明还是否定了他们当初的理论？ 作者之一的施密特在2010年写了一篇「二十五年之后」，对该书出版之后现实世界民主化的情况提出几点省思： 1.民主化比他当初预想的更容易达成，亦即很少在转型之后出现回归威权的例子。尤其，许多国家缺乏有利於民主巩固的条件如高失业率、社会贫富差距大、缺乏公民文化等，却依然可以维持民主。 2.虽然民主化来的比想像中容易，但其所带来的后果却比预期小。公民自由虽然有进展，但在社会经济和权力关係上，民主化带来的改变却很有限。在部分前苏联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许多新政权的执政者都和旧政权有密切关係。尤其在那些「协定的」或是由上而下「强制的」转型，就更难有深层的变化。 3.也许正是因为民主化带来的衝击没那么大，所以使其比预期中容易。例如西班牙和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优势阶级很快就发现，民主化並没有使他们丧失统治地位；在其他的例子中，许多原先支持专制的特权阶权也了解到，民主化后可能更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4. 在新兴民主国家中，民眾对民主的表现普遍不满，然而，这些不满並没有影响到民主的正当性，让他们去支持威权。 5.原来许多人预期后极权国家如中东欧和前苏联的转型会比后威权国家更困难，因为前者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重转型。但事实证明，这些国家的转型可能比拉丁美洲的后威权国家更顺利，因为毕其功於一役也有许多优势。 总之，民主既比想像中容易，也比想像中困难。看看埃及──去年一月前没有人会想到独裁者会这样狼狈地下台，威权就如此解体，但至今军政府也不愿完全放弃权力，可见民主巩固如此不易。 所以面对仍然在追求中的民主化，既有乐观的一面，也有悲观的一面。但有一点是隱含在作者书中的启示：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关键。公民社会越强大，越能確保威权转型之后朝向民主的方向前进。

核心提示：余华：”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 原文：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作者：余华 发表：2012年6月18日 本文由独立译者”贺宏亮”翻译，此为转载 【原文配图】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故事。1989年6月4日晨，北京，当拖拉机和军队涌入天安门广场之时，学生和市民们冲上前去阻拦。人群中冲出了一位大学生，手持石块投向军车上的士兵，士兵们用子弹作出回应，他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尸体被放置于一大群遇难者遗体中，等待亲属的认领。 几天之后，这位学生的父亲，恰好是一位解放军上校，到达了认尸现场，目睹孩子的惨状之后，失声痛哭。一位同情他的将军在旁边轻声提醒到：”他是一位被误伤者，还是一名暴徒？”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中，如果这名学生被认定为误伤而死，不会影响其父在军中的职业生涯；但是如果他被认定为”暴徒”，其父的未来则难以预卜。在擦拭掉眼泪之后，这位父亲明确答复到：”他就是一位暴徒”。如果把孩子的死说成是被误伤，是对孩子的侮辱。这位父亲相信，终有一天，他的儿子会被人们作为英雄加以怀念。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样一个二十多年前的故事？因为天安门事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进程。在事件之前，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探索了十一年。这种改革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包含有政治方面的内容。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还跟不上经济开放发展的步伐，但毕竟它也在逐渐进步。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高层认为政治改革会给党的统治带来危险，在继续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 尽管处于不透明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经济仍开始了奇迹般的增长。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在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中，人们信心满满。一些天安门事件异议人士的支持者也开始转向同情政府当年的高压手段，认为几百名学生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暴富社会惊人的物质增长，或许并非坏事。 但是，在财富的另一面，危机正在潜伏和聚集。自二十一世纪开始，中国正为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付出惊人的代价：贫富差距拉大、环境破坏严重、贪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威权专制式的发展模式或许可以在短期内产生高效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问题丛生。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可能相当于西方一个世纪甚至是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污染的总和。但是，诸如污水、毒大米、致命的空气，却因为民意缺乏表达的政治管道而很难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焦点。民众对于他们的知情权都毫无信心，更别说能够参与到涉及他们健康与环境的管理之中去。 重庆”薄王事件”揭露出一个事实：即是在党内，知情权和咨询权也同样缺乏。高层官员们和普通民众一样，无法从正式的官方媒体获知有关薄王事件的信息，而只能转向诉诸于网络流言。如果说美国政治是一场肥皂剧的话，中国的政治，真是一部阴森而冗长的恐怖小说。 当经济发展处于黑箱政治体制之下的话，结果是腐败的蔓延。政府在处理事务时同样会以黑箱手段来操作，只会导致更多的腐败。如果一位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而与涉案的商人们被关押，常常会有接近执法机构的人士去探访那些被拘的商人，承诺如果他们愿意以低价转让财产的话，将可以得到释放。 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已不再是经济领域，而是政治体制。单方面的发展遭遇了瓶颈，中国的进步已越来越困难，甚至已面临着改革夭折的风险。 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事物都走向了其反面。绿色表示停止，而被社会主义及其政党认为是荣耀之色的红色却代表着前进。他询问我对于今日中国的看法。我答复如是： 在中国，红绿变换，都只在一瞬间；你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停滞不前——但无论如何，只要你稍微往左一偏，六四死难者们的遗骸，你就能从后视镜中望见。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兩年前的對話中，滿懷入世情懷的商人陳平與中國著名的行政管理學者毛壽龍，一起描繪了一個正常社會的圖景。他們提出要以平常心和常識，建立一個以自然人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基本價值觀。而自然人的權利，是一切人權利的基礎。兩年之後，中國距離他們的願景，更近還是更遠了？ 毛壽龍： 中國著名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專注于研究制度分析，開發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iapp分析框架，研究治道變革和政策選擇。（ 微博 ）（ 網站 ） 陳平： 學者、企業家，80年代曾任職多個中國政府智囊機構。現任陽光國際傳媒董事長，《陽光時務》出版人。 現實壓抑扭曲自然人的權利 陳平：作為一個自然人，要活得有尊嚴，要獲得認同，這樣才是站起來了，才是中國崛起的第一步。 毛壽龍：我身邊很多是學術感覺很好的專業人才，包括像我在美國的導師艾利諾．奧斯特羅姆，2009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跟她接觸時間很長，2008年我去美國的時候，還到她家住了一個月，我很明顯感覺到，奧斯特羅姆追求學問的心思很單純，非常單純地追求學問，包括她的丈夫文森特．奧斯特羅姆。還有一些人為了自由理想從事一些活動，也非常單純，覺得要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做學問的同時，又關注社會，是公共知識份子。 陳平：在中國，我們不但人性受到壓抑，而且壓抑很扭曲，對不對？ 毛壽龍：從日常生活當可以觀察到，比如到國外去可以看到，一般的國外人比較強壯，中國人比較軟弱，不僅是精神上顯得沒有生氣，笑容不多，而且高職優薪的人士也是那樣。有人跟我說，他去看汽車展，感覺像整個社會扭曲了，美麗的車模也不覺得驚豔，一個個目光呆滯，好像是被迫完成任務一樣的。再看看美國或者巴黎時裝節的女孩子，包括印度的的女孩子，一個個很有生氣的，看得出來，她們的的確確是喜歡這個職業，而且把自己當做一個真正的人來看待。 陳平：談到重新孕育自然人，要明白一個人的定義和他的尊嚴權利，中國人活得很困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這個轉型。別看中國十四億人，但是作為一個文化體，中國人並沒有走過或者是渡過救亡圖存的階段。我說的救亡圖存是一個中性的概念，不是過去那種說法，指的是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上面，中國人能不能完成這個轉型？到目前為止，政治體制表現得非常明顯，如今還堅持專制政體，充分抹殺自然人的權利。家天下的身份角色文化，沒有自然人的權利，也沒有自然人的定義，更沒有自然人的權利。 實現普世價值觀需要制度 毛壽龍：現在全世界的城市都沒有城牆，而中國古代城市有城牆的，那是為了戰爭，今天是外面的城牆沒有了，但是有無形的城牆──戶口制度，戶口制度不僅是社會福利保障和其他管理的需要，最關鍵的是城市政治安定的需要，怕有流動人口，但城市的發展，恰恰需要流動人口。拿美國的體制和中國的體制比較，中國城市的發展是官本位的，同樣一個城市，都是分等級的，有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還有上升一級的副地級市，還有一般的縣級市，縣級市下面還有鎮，還有建制鎮和不是建制鎮，最後是村。還有公共設施、公共交通，還有電話、污水處理等等，為集居生活提供一個生活系統。但是現在說的城市是兩碼事，是自然的人轉變為有身份的人、城裏人，比如說北京戶口值錢，香港身分證值錢，美國綠卡更值錢，其實有些美國鄉下一點不值錢，但這個等級觀念已經形成了。中國的城市發展到現在有六百多個，國家還在控制著，不想城市爆炸性發展。我就想，為什麼美國的城市有兩萬個？ 陳平：美國的城市有些是很小的。 毛壽龍：非常小，三分之一是州政府直轄，三分之二人民自治，歸縣管，有時一個城市還歸兩個縣管。由此我就想到中國城市和美國城市不同的發展，我們的城市發展是等級制發展，美國的城市發展是自然而然成長，如果衰落就沒了。芝加哥市長和我在美國學習的布魯明頓市，市長之間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每個地方政府之間是平等的，而且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也是平等的。 陳平：市長都是選民選出來的，是社區選出來的。 毛壽龍：是多中心的，在政治上就是一種身份，因為即使選出來也可以不平等。美國這樣的體系，我覺得中國人想不出來的，中國人想像的就是一種金字塔的等級結構，你小，就級別低，大就好。 陳平：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連部長都是談不上什麼級別的，他們等於是從政的，所屬的政黨選舉勝利了，可以任命各個部長、副部長，那是專業，那是行政。 毛壽龍：應該講專業的級別，而不是說是官階大小。中國經濟發展了，有沒有可能出現這樣名片革命？比如重慶或者其他地方，一個區升格為副省級區，發展的環境、發展的政策、專案的審批權，包括拿地的可能性，空間越來越大了，決策的自主權也越來越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讓每一個官員，我說的不是名片了，而是實質性的，因為董事長的背後，意味著每一個企業家對自己的經營，是具有皇上一樣的主權性的決策權，別人不能干預的。我一直在考慮，行政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是，每一個官員在自己的職位上具有最終的決策權。 陳平：那天中午我與女兒吃飯，電視上正在播新聞，我女兒就說，看咱們中國這些官員，都面無表情，拿一個稿子唸，臉上肉都不動的。而美國的官員，說話不拿稿子，眉飛色舞。後來我就跟她說，美國的政治官員、政治家，因為是選出來的，那些部長們，也是選出來任命的，底氣足。 毛壽龍：對，就是有了這個職位以後，沒有人隨隨便便可以把他拿掉。 陳平：還有一點，選出來的話，他就會覺得自己的權力是底氣很足的。 毛壽龍：就是說官員的平等，實際上是背後選民的平等，比如說你是人大代表，我也是人大代表，你是政府選的人大代表，我是沒級別的人大代表，你後面站著八十萬人，我後面不是站著八十萬人。要做到選舉選票平等，官員才能平等。還有，制度上保證自動有糾錯機制，就不怕說錯話，官員說話的底氣足，那是練出來的，從小他就知道怎麼表達，用三分鐘時間來表達自己的全面意思。所以選舉的過程，就是選拔人才、選拔口才的過程。 陳平：我覺得練出來還是次要的，有些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和我是朋友同事，現在有的成了高層領導人，在生怕說錯話的場合，這些人處在沒有底氣的角色當中，面無表情，聲音也沒有抑揚頓挫。但我知道他們私下的場合，說話是口若懸河，知識很豐富，思維也很敏捷。 毛壽龍：就是說，在生怕說錯話的場合，這些人說話是沒用的。 陳平：這是沒辦法的，說白了一點，他的權威來源沒有授權。 毛壽龍：他來自於這個組織的力量，他的力量來自於組織的授權，演講的稿子必須是組織寫出來。 現代文明權利的根源 毛壽龍：我覺得中國人目前需要思考很多東西，第一，我主張以自然人的心態去觀察眾生相，然後來看裏面一些比較符合自然的方面。這是良好的社會、良好的經濟、良好的政治、良好的治理非常重要的基礎。與其假設人是壞的，不如假設人是理性的，人是有意變善的，人是有意理性的，這樣對建立制度有更好的建設性的基礎，這是一個理念的問題。 　　 第二，制度還是很重要的，制度有很多種方法制訂，有些制度是發現出來的；有些制度是靠人的行為推廣出來的，不斷地試行才能發展。那麼，什麼樣的制度容易讓人不像人？什麼樣的制度讓人更有尊嚴、更具有自由？很重要的是，這個制度是開放的，是有普遍性的，是與每個人的正常的欲望、期待和努力是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制度應該說是最有道德的，非常有效率的，而不是封閉的、有好多圍牆、有好多身份制度，把人封閉在一個小圈子裏面，坐井觀天，自以為非常了不起，或者專門把一部分人想像得非常了不起。這是一種活生生的制度狀態，每個人需要身體力行，並不是寫在紙上就可以了， 　　 此外，制度再好，總是會有差錯，總是需要有一些政策來解決當前的問題，所謂的政策，就是要有公共的理念來解決共同的問題，實行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比如要吃飯，自己去吃；要讀書，自己去讀。但是如果有損害公眾的共同問題時候，需要什麼樣的公共政策去處理？我們看到，市場到集體瘋狂的時候，也是有的，比如三聚氰氨像傳染病一樣，把整個奶行業全部給傳染了，誰不加三聚氰氨，誰先完蛋，市場先把它淘汰了，後來制裁三聚氰氨的時候，把所有的奶農全部打擊了。另一方面，國家趕緊花錢去救奶牛，因為奶牛賣不出去，奶農就把牛殺掉了。整個奶牛業，不止直接損失幾百億，可能有幾千億、上萬億，有人估計附帶關聯的損失，可能會超過汶川大地震。其實，如果更多的以個人為基礎，個別地去處理這個問題，也要比集體的一巴掌全部拍死，然後又費勁去救要強得多。由此可見，一個健康的社會，一個法制的社會，從制度上來講，一方面要糾正人犯錯誤行為，一方面還要給人有更多的容錯性，每個人是有理性，但是會犯錯的。對企業也是一樣，發現了內部交易，那就抓他，依法處理，也不要說社會問題，頂多是因為反思需要，不會給他開脫罪行，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民營企業家說成有原罪，挨個盤查；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官員說成貪官，人人過關，連夜交待。 陳平：你的觀點就是說，以平常心和常識，建立一個以自然人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的基本價值觀。 毛壽龍：對，制度需要有容錯性的，並不是說，我放你三年，嚴打一天，最後全部打掉了。就是以常規的制度來容錯，平時修修補補的沒問題。 陳平：這就是中國不高興提的一個東西──普世價值觀，什麼叫普世？就是自然人的定義，自然人的需求，自然人的喜怒哀樂。只有尊重和承認普世的價值，一個人也好，一個地區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個企業也好，你所擁有的財富財產，包括貨幣，才有可能成為具有共同認同的普遍價值。 毛壽龍：從道德角度來理解也是一樣，很多人罵人的時候，據說很爽，而且可以發洩，但是罵人的人走不出幾公里的，可能就已經被人打死。見人就罵的人，我估計也活不過十天。如果對人禮貌，給人提供服務，通過提供服務來掙錢，而不是通過搶劫來掙錢，這個人就會活得很好，而且走遍天下都不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越是普世的東西，越是有價值。 陳平：那就是說，所謂普世的價值，最基本的是，源於自然人所擁有的權利、願望和追求。 毛壽龍：對，應該說是多個層次，另外就是表現為一種特定的理想和理念，特定的制度和人們所關心的一些相關政策。 陳平：自然人的權利，是一切的權利的基礎。我想強調一點，法國革命時期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裏提到的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這是作為整個現代文明權利的最基本的一個定義。

备受外界关注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和张晓军涉嫌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的案件，于9日庭审一天便宣告结束。谷开来判决预计很快出炉。新华社(10日)罕见隔日发表了长篇“庭审纪实”报导，但未回答人们所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且疑点重重。 　　 《美联社》指出，这份报导没有详细阐述海伍德对薄瓜瓜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以及解释为什么在威胁事件发生七年之后，在薄瓜瓜已经成为哈佛研究生的时候，谷开来才进行谋杀。 谷开来判决预计很快出炉　 　　 8月10日，当局发表了薄谷开来、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案庭审纪实的长篇报导。文章详细描述了庭审过程细节及谷开来杀死海伍德的细节。新华社说，谷开来在谋杀海伍德过程中的准备工作比如安排毒药和寻找僻静的酒店显示她“有清晰的目标和犯罪的实际的动机”。她知道犯罪的后果，因此“她应该被认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合肥法院没有说什么时候宣判谷开来。山东一名刑事辩护律师陈光武说，“他们不会推迟太久。因为这个案件开审是为了铺平处理薄熙来的道路。”“这个案件是试水的一部分。他们将判决谷开来，然后看看社会和舆论是什么反应。”　　 　　 外界普遍预测谷开来可能免死，当局为其免死度身订做3点理由。一是谷开来护儿心切，二是犯案时她的行为控制能力弱于正常人，三是检举他人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 　　 大陆媒体在这个所谓的敏感问题上只能向全世界展示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不得进行独立报导，不得发出脱离中共宣传部门规定口径的评论。国际媒体则试图挖掘出内幕。　 纽时：谷开来庭上撒谎 据《纽约时报》报导，根据庭审记录，薄谷开来在供述中称：“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的儿子在英国读书时，尼尔·伍德写了一封自我介绍信表示要认识我们。”此前外媒广泛报导，海伍德是帮助薄瓜瓜进入哈罗公学的人。而不是在英国才认识薄瓜瓜。西方媒体报导海伍德跟薄家在1990年代已经认识。这似乎显示，谷开来在庭上撒谎。　　 海伍德的一封恐吓信被作为谷开来谋杀动机，不过没有什么可以证实海伍德确实是写了这样的一通电子邮件。 　　 检控官呈交多封电子邮件证明他们之间的纠纷，其中一封显示海伍德曾经向谷开来儿子薄瓜瓜索取数千万美元，并发出电子邮件威胁若拿不到钱要“毁灭”他。于是，谷开来向重庆警察局长王立军寻求帮助。但是王立军拒绝协同她除掉海伍德。谷开来毒杀海伍德次日向王承认此事的时候，王偷偷录了音。 　　　　 但薄瓜瓜在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否认这笔交易的存在，但是证实那封威胁信的存在。 香港媒体10日援引可靠消息指薄瓜瓜被秘密带回北京协助调查，9日出现在谷开来庭审旁听席上。他在6月也出席毕业礼之后从公众视野消失。 据旁听者说，辩护律师争论说，毒药剂量可能不足以杀死海伍德，他可能死于过量饮酒。但此前海伍德家人申明海伍德不喝酒。 疑点重重 杀人动机不能令人信服 新华社发表的长篇“庭审纪实”报导，但未回答人们所关注的一些关键问题，且疑点重重。谷开来杀人动机不能令人信服，一个可以贪污几十亿美元并转移海外的人，会为了多少钱杀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亲自动手！ 海外刑事专家高光俊律师此前分析表示，如果谷开来谋杀海伍德，一定有比钱更重要的动机。“我不大相信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妻子会只因为两亿英镑（2000万美元）杀人。” 外界关注的疑点还包括： 　　 1）今年才24岁的薄瓜瓜从何时开始以及如何获得了如此之大的财力、财气、气派，动辄可以许诺给人2000万美元？ 　　 2）一个可以贪污几十亿美元并转移海外的人，会为了多少钱杀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亲自动手！ 　　 3）最终导致他们产生你死我活矛盾的到底是什么“经济利益”？ 　　 4）薄熙来谷开来到底有多少资产？他们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了如此巨额的资产？ 　　 5）这篇报导仍无法回答外间最为的关注一个问题：薄熙来与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

国新办：所有网站不再跟进炒作所谓庐江不雅照事件，互动环节需迅速删除有关照片。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世纪之交之前从西藏逃到印度的僧侣康亚次仁（Kanyag Tsering）说： “1999年我逃往印度。当时，我所在的寺院对所有僧侣进行所谓的再教育。僧侣被教导要热爱中国政府。所有涉嫌不愿接受再教育的人都被逮捕关入监禁。” 康亚次仁说，那时候，寺庙里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再有任何幸福的感觉。因此，他告别家乡 – 踏上了危险的逃亡之路。他回忆说：”我先是乘坐汽车逃亡了一段路程。但是通往尼泊尔边界的最后一段路程我必须徒步行走，路途耗时7天,而且只能在夜间赶路。为了不被发现和逮捕，白天我都是藏在村民家中。” 48岁的次仁在向记者讲述他当年逃亡的经历时，桌子上放着他事先从长袍内掏出的两部手机。次仁仍然和他所逃离的寺院保持着联络。他说，90年代末，寺院的情况很糟糕。如今更是难以忍受。僧侣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2011年出现自焚浪潮时，约500名警察来到寺院，一些人穿便装，其他人身穿警服。他们昼夜监督僧侣的活动，14台摄像机时刻监控着寺庙内的情况。” 僧侣自焚之多前所未有 藏人僧侣 尤其是次仁逃离的格尔登寺（Kirti），因最近几个月连续发生僧人自焚的悲剧而闻名。许多僧侣采用了用汽油浇身放火自焚，多数情况下导致死亡的这一惨烈的抗议形式。 在西藏历史上，从未像今年这样发生如此多的自焚事件。一旦在喜马拉雅山的中国一侧有僧侣自焚身亡，在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藏人流亡地、印度的达兰萨拉，流亡藏人都会点燃蜡烛悼念死者。 流亡藏人像崇敬烈士一样崇敬自焚死亡的僧侣。但僧人将自己变成火把，以此让世界了解他们的绝望的这种抗议方式也不是没有争议。27岁的流亡藏人强巴益西（Jamphel Yeshi）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自焚死亡的一刻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如同火人般奔跑的照片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被世界所有主要报刊转载。 佛教禁止自焚 从另一方面来说，佛教是禁止自焚的。而且，这种抗议方式也令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一年前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洛桑桑盖（Lobsang Sangay）也表示：”我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人，不希望看到有人死亡。因此我们一再呼吁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包括自焚。但我们也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中国根本没有举行抗议活动的余地。虽然在佛教范围内对此可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这一行动的动机是明确的，他们为了其它藏人，只对自己作出伤害。作为凡人，人们试图阻止这种做法。作为佛教徒，人们为他们祈祷。作为藏人，我们对他们表示声援。” 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 局势是复杂的：首先，自焚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这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希望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西藏流亡政府需要另辟蹊径，不再走达赖喇嘛所选定的、与中国开展对话这一所谓的中间道路：”我的工作已经足够艰难，现在又增加了一层困难。我们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主张非暴力和民主，不会做任何妥协。” 中国逃亡藏人接待中心的餐厅可容纳500人。墙壁上挂着面带微笑的达赖喇嘛的巨幅照片。但在这一天在这里用餐的只有大约五人，全部是食堂的工作人员。 这个逃亡藏人收容所是美国出资新建的。收容所附近有一条河，接待所是以美国提供的资金建成。从外部看上去，这里完全不像是一个难民营，而更像是一个环境高雅的中产阶级住宅区。但是目前，这里所有的建筑几乎空无一人： 控制严密逃亡难 藏人流亡地达兰萨拉 接待中心副主任明就尤頓（Mungyur Yondon）说，.”在2008年西藏起义之前，我们每年接收2000到3000的难民，但自那时以来局势变得非常紧张，中国政府增加了边境检查站，边境地区驻扎着军队，现在很难越境。” 这个位于印度北部的可容纳500人的逃亡藏人接待中心，目前只居住着2名逃离西藏的僧侣。逃离西藏不仅太危险，而且也过于昂贵。 尽管如此，两名僧侣中的其中一人，嘉荣崇佩（gayrong Chonphel）还是成功地逃亡到这里。几乎所有逃亡到这里的藏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见达赖喇嘛。但是嘉荣崇佩 还有另一个愿望，他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所在的寺院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为了执行所谓的再教育计划，2008年军队和警方占领了他所在的寺院。他们要求他背弃达赖喇。几乎对于每个藏族僧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如果有人被发现收藏达赖喇嘛的画像，可能会面临生命危险。嘉荣崇佩说，当时在逃亡途中，他曾经在树林中躲藏了几个月。 作者：Kai Küstner 编译: 李京慧 责编: 张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