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本次保釣行動，有大陸網友提出精警批評，且看其言： 「香港有批人是真愛國，只是他們對於何為『國』都沒搞清楚，經常義和團上身，淪為政治工具而不自知。大清和八旗是一體的，你說不喜歡八旗的專制腐敗無能，你就應該集中力量改變大清的政體。八旗每天都在欺壓你，可你卻跑去抗議洋人的租界侵犯了大清主權，這不是犯賤是什麼？你舉著黃龍旗，喊著大清萬歲，外國人理所當然的認為你是大清的忠實子民，以後被八旗欺負沒人會幫你。 好了，你可能說八旗不等於大清更不等於中國，那請你給出一個定義，到底何謂『中國』？大清是個多民族國家，很多民族不認為自己屬於文化意義上的『中華』，他們想要走自己的路，可不可以？就算你可以強制人家歸順，那你的道德基礎何在？還有，領土問題關係到子孫後代的利益嗎？是的，有關係，可事有輕重緩急，八旗的統治更加影響你的子孫後代。況且，為了利益就可以不講道理強佔別國領土嗎？說到底還是相信強權吧，那你世代為奴是因果報應。 你以明朝遺民自居的話，八旗不是你最反感的嗎，現在是什麼回事？埋怨老佛爺對外不夠強硬，自己家裏被強拆了卻跑去痛駡洋人租界侵犯大清主權。好吧，繼續扶清滅洋吧，祝你神功附體刀槍不入。」 文中的大清，顯然是指現今中國，八旗是指中共，黃龍旗當然就是五星旗。 孔誥鋒教授的批評也很有意思，如下：「愛國主義這種東西，一搞動起來，便很容易被『要國家強大、不被外國欺負，可以不顧一切』的威權邏輯吸收。過去反共民族主義者以國家不富強來質疑中共的合法性。現在中國富了，威權政府的合法便大大提高。這次保釣十四莽漢的論述，是『解放軍衛國不力』，中國富而不強。但一旦解放軍強硬派／黨内極左派得勢，真的跑去佔領釣魚台，不惜與日本一戰，中共便在『中國富強』的歡呼聲中得到完全的合法性。它對内怎樣鎮壓人民，都是無關宏旨了。當年納粹，便是在『魏瑪政府對外太軟弱』的反對聲音中崛起的。」（轉載自陳雲facebook） 釣魚台背景資料，可參考庫斯克的〈 釣魚台備課雜記 〉。 ————– 前天在《蘋果日報》頭條「登陸釣魚台」的網頁留言，有一位女士這樣寫：「我係香港人，我只愛香港，我只關心香港土地。當香港土地快被掠奪（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當香港下一代快被洗腦……當我們連香港人這身份都不容存在之際……我想問這些保釣團體，喺呢個香港關鍵存亡之時，仲喺度幫中國打飛機？代表香港出醜？打着法西斯政權的旗幟？」 這不是個別看法，在所有關於保釣新聞的報道評論中，網頁留言最多類似看法。這說明保釣勇士雖勇氣可嘉，但這次行動在香港目前的境況下不僅不合時宜，而且對正在奮起維權的社會運動，起着傷害作用。 筆者若自稱是最老資格的保釣人士，相信知情者無人會反對。1970年筆者在主編的《七十年代》首先響應台灣留美學生的保釣運動。至今，筆者仍肯定40年前保釣的意義，因為那時美國還沒有把冲繩連釣魚台一起交還給日本，還可以爭，而且也確實爭到美國宣佈：雖把冲繩歸還日本，但對有主權爭議的島嶼不持立場；更因為那次運動帶來海外留學生和香港大專生的覺醒，間接推動了台灣的民主化和港人的自主意識。但現在形勢大不同：釣魚台已在日本實際管治下，要收回只能通過政府之間的交涉；而台灣已實現民主化，大陸在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的情形下，民主要靠大陸百姓的維權推動。至於香港，回歸15年我們面對的是極權魔掌這個民主的大敵。欽點的疑似黨員特首，種票、種人介入原本還算公平的選舉，自由行客和雙非嬰帶來諸多社會問題，最近的「西環治港」和「國教」更觸動人心。所有這一切，都以愛國主義做包裝。即將到來的立法會選舉，也是一次「愛國」政團與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政團之間的對決。 在「一國」壓力下，香港「兩制」的自主意識近年抬頭，「城邦論」出現，7.1遊行中的龍獅旗特別耀眼，香港市民對神九、對奧運的中國表現已遠離四年前的熱情。就在面臨「一國」強勢壓境而港人以自主意識對抗的這一關鍵時刻，保釣船出海了。你以為香港政府對保釣船的放行是偶然的嗎？是梁振英比前任開明嗎？你以為中國的口頭支持和無實際行動的強硬反應是轉性了嗎？你認為梁振英對這次保釣行動的迅速關注值得加分嗎？真是偉大的誤會。一切都是在美日加緊結盟和香港面臨選舉這兩個大形勢之下，共黨和特府的計謀：以民族主義壓低港人自主意識。而保釣行動在被計算中出現，倘若它不能使香港的自主維權覺醒歸於沉寂，也至少使它降溫。 有人會說：保釣行動顯示我們愛國但不愛黨，也顯示我們真愛國反射中共不是真愛國。但實際上，我們的國早已被中共黨騎劫了。對殘民以逞的國家，揮國旗、唱國歌並非表示愛一個民權之國，而只表示愛那個極權。黨綁架了國，愛國綁架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綁架了保釣。愛因斯坦說：「好比痲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香港保釣人士和許多市民正是在出痲疹。 《來生不做中國人》一書作者鍾祖康前天在他的網誌中寫下這段話：「我多年來說，任何極權國家所統治的人民與領土是越少越好，即使不能使其規模縮小，起碼應盡力使其規模停止擴大，從而減少極權國家對人類文明的摧殘。基於這個道理，要是我們只能在中國和日本之間任擇其一，作為釣魚台的物主，我必主張釣魚台應歸比中國自由民主得多的日本。」在保釣熱之下，這樣說怕會被標籤為「漢奸言論」。筆者想起20多年前，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期間，反對回歸的香港人也被標籤為有「民族主義罪咎」。那時有一位學者，他在文革時翻山越嶺偷渡來香港，跑到疲累已極都沒有到邊境，那時他就想：為甚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多割一些地方給英國，我不就能早點到香港了嗎？對當時香港人反對回歸，他說：「如果過去30多年中國搞得比香港好，香港沒有中國人會反對中國收回。如果香港老百姓今天對回歸難接受，香港老百姓不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相反中共領導應該感到有民族主義罪咎。」 真是至理名言。鍾祖康不是漢奸，支持他這說法的人也不是民族罪人。 真正的漢奸和民族罪人，是把中國搞成現在這樣，大陸老百姓紛紛避秦，而香港人也害怕魔掌不斷伸來香港的中國極權統治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假如我們不想看到我們整個文明走向毀滅的話，一個偉大而艱難的責任有待我們來做，就是守護我們的心智，避免愛國主義的侵入。」 這次保釣行動及其教訓，喚醒香港人的不應是民族主義，而是不應該被民族主義綁架，要自覺守護香港已有的文明和我們的心智，以自主和維權來對抗愛國主義侵入。 吳志森 – 中國對釣島有效管治無寸進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8月18日 民間保釣人士，在日本海上保安廳九艘艦隻的衝擊封鎖下，帶着兩岸旗幟，成功突圍，再次登上釣魚島，引起了兩岸三地人民一陣亢奮。大陸官方媒體一反常態，密集報道保釣人士登島的全過程。台灣官方由反應冷淡，到後來國民黨中常委介入，對保釣船提供補給。 最戲劇性的轉變是香港。曾蔭權當政，用盡各種荒謬可笑的藉口阻撓保釣船出發。梁振英上台，改為不阻撓不鼓勵的消極政策。保釣人士被日本海上保安廳警察全數拘捕，梁振英馬上高調回應，並罕有召見日本駐港總領事，要求盡快釋放所有被捕的香港居民。香港雖然在名義上實行「一國兩制」，但在關鍵問題上，自主性極低。梁振英的強硬反應，不是擅作主張，而是北京對日外交政策的一步棋。梁振英的動作，當然也能產生「抽水」作用，對梁振英低沉的民望不無裨益。 日本早在釣魚島上設有燈塔，海上保安廳的武裝艦隻，也在釣魚島海域上執行巡邏任務，以武力攔截包括漁船在內的其他船隻接近釣魚島。今次幾十個日本警察，早已登島部署，等保釣人士到來，第一時間展開拘捕行動。日本警察在釣魚島上執法，在在顯示日本政府已對釣魚島及附近一帶海域，實行有效管治。中日兩國互稱對釣魚島擁有主權，有效管治是擁有主權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日本政府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擁有釣島的主權。相反，中國人喊了幾十年，中國政府對釣島的主權，仍停留口頭宣示，甚麼也沒有做過。 反觀南韓對獨島，即日本所稱的竹島，有領土爭議，講多無謂，行動最實際。南韓政府早在八十年代起，在島上建直升機坪、起燈塔、進行海流調查，不久前南韓總統李明博更登上獨島宣示主權，由影視界帶頭的民間游泳到獨島的行動，仍在進行之中。二戰後被蘇聯佔領的日本北方四島，兩年前俄國總統也用同樣方法，包括登島視察，表示對四島擁有主權，實行有效管治。 自七十年代初起，香港、台灣和海外留學生發起保釣運動，已經四十年，保釣人士陳毓祥亦因此犧牲在釣魚島海域。每隔兩三年，就有兩岸四地民間保釣人士出發保衞釣魚台，大多被攔截趕回，偶爾能成功登島，插上旗幟，引起華人社會的一陣亢奮，但對釣魚島的有效管治，非但毫無寸進，此消彼長，反而越見倒退。中國政府的消極態度，比日本的積極措施遠遠落後。 可見，所謂保土衞國，如果官方基於甚麼大戰略大棋盤採取消極措施，而只有民間着緊，甚至把自己置身險境，根本毫無意義。有香港老保釣打電話到烽煙節目，回顧過去四十年，不勝欷歔，也懷疑中共對國土完整，是否真的如宣傳一樣視為不可動搖的原則，還是只不過是一種謀略。老保釣慨嘆，與其花精力保衞釣魚台，不如全心全意，一起來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在下面这张照片于网络传开后，“谁是敌人”是很多网民的第一反应，同时也有不少网民揶揄称这“太见外了”。张宏杰: 别不拿自己当外人儿哦。//@北京崔卫平: 见外了，见外了。//@袁裕来律师: 这标语确实有政治问题

海锋轻柔：好像以前的解放区都是“打赢保卫人民的保卫战”，怎么现在让人民保卫自己开个会呢？这个会真得有那么多敌人要破坏吗？

一枝老枪：那边厢花着人民的钱到处建花坛，挂彩灯，整楼饰，说是＂人民喜迎十八大＂，这里咋尼玛又打响＂保卫战＂了？！有谁拦着您开您那十逼大吗？用您丫裆费您照死开！

麦尖之舞：谁是敌人？求辟谣@人民网

南人往北飞：和谁打？打赢谁？。。。。？

香港保钓船“啓丰二号”部分船员抵达香港 因登陆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而被日本扣押并遣返的香港保钓船“啓丰二号”的船员中，7人星期五（17日）晚间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机场有大批媒体记者和民众守候在那里，迎接他们。支持者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给他们脖子上套上花环。 另外7人乘坐“啓丰二号”，将于两天后返港。 香港特区政府就保钓船“啓丰二号”返航及船上人员安全回港发表声明，表示感谢中央政府对事件的高度关注并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 发言人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密切留意情况，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协作，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务求相关人士及船隻平安回港。 日本政府早些时候决定，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遣返包括2名记者在内的共14名香港的保钓人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周五表示，日方对中国公民采取的任何单方面遣返均是非法和无效的。

2011年6月28日，周克华在湖南长沙抢劫杀人，悬赏招贴贴满了长沙市的大街小巷，周克华的面孔几乎和这个城市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能看到。从那时起，周克华已无处不在。   图集地址

核心提示：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引起社会质疑。日前，有媒体刊文，揭开了中国“体制内”隐性福利的面纱。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表示，“隐性福利”已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 暧昧的隐性福利 它可以是一块普通的香皂，也可以是北京闹市区的一套住房； 它可以是“留住人才的法宝”，也可以是“赤裸裸的腐败”； “‘空饷’，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护这个体系(官员体系)稳定的一种隐性福利。”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让30个年龄在50岁以上的干部“退居二线”吃空饷，以便把职位腾出来，为年轻一点的公务员留出“发展空间”。 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梅赐琪如是说。 当然，并非所有的“吃空饷”现象都是为了维护官员体系的稳定。 今年以来，各地“吃空饷”被曝光事件屡见不鲜。 1月，山西省静乐县原县委书记杨存虎之女被曝光：5年累计“吃空饷”10万元。 2月，还在上学的山西省长子县教育局局长李某之子，入编为当地一所中学的正式教职工。 4月，山东省沂南县检察院针对当地发生的数起国家工作人员“带薪坐牢”现象开展专项调查，发现近三年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已判刑的61人中，有32人的工资没有变动。 6月，江西省武宁县清理出各类“吃空饷”人员85名。 截至7月底，陕西省榆林市半年内已清理纠正“吃空饷”人员2100多名。 “‘吃空饷’正成为财政资金流失的黑洞。”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吃空饷”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变了形式的比较严重的腐败。 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每一次都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或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而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审计署披露的：2011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 何谓福利？ 福利的规范名称为职业福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仇雨临在《职业福利概论》一书中，给职业福利下了一个定义：职业福利是企业(单位)基于雇佣关系，在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以企业(单位)自身的支付能力为依托，向员工提供的各种以非货币工资和延期支付形式为主的补充性报酬与服务。 一位匿名的福利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职业福利范围很广泛，可分为法定福利和企业(单位)自主福利两类。法定福利是依法建立的，任何就业单位和职工都要参加，比如“五险一金”；自主福利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员工福利”，是企业(单位)自愿为员工提供的，国家并未立法强制执行，如年终奖、补充住房津贴、教育培训等。 具体包括职业养老金、健康医疗保障、住房援助等具有补充保障性质的核心项目，以及各种补贴、教育培训、福利设施等多样性的福利计划。比如带薪休假、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是法律规定的职工福利。 何谓隐性福利？ 在上述福利专家看来，隐性福利是单位为职工提供的一些基于职业便利的优惠福利措施。比如航空公司的员工可以买到便宜机票；好学校教师把子女安排在本校上学等。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隐性福利是指某些部门、单位在政策、制度之外发放的各种货币或非货币形式的收益。除了制度内的福利，哪怕是单位发给员工的大米、肥皂、抽纸等日常用品，都算是隐性福利。甚至有些制度内的福利，如果发放额度超过了发放标准，也算是隐性福利。比如交通补贴，“本来应该发600元的，最后发了3000元，超出标准的2400元，也算是隐性福利。” 对一般的企业来说，国家鼓励它们给员工多发福利。但目前，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隐性福利每次曝光，都会引来公众的质疑。 上述福利专家认为，深层次原因主要是隐性福利所造成的社会不公。“哪个单位不想给自己的职工增加福利？只要不伤害其他社会成员利益、不触犯法律就行。”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隐性福利”实际上应该算作“灰色收入”，但“灰色收入”不全是隐性福利，比如回扣。 提高福利待遇，绝对是值得每一个人尽情歌颂的好事。但许多时候，它却暧昧地存在着。 福利，五花八门 一元钱能吃什么？ 这个曾在网上被热议的话题，有人给出了让很多人意外的答案：中央部委食堂一顿丰盛的午餐。 有媒体报道称，部委食堂大多以自助餐为主，一顿午饭一般不会超过10块钱，有些机关只需个人掏一两块钱“意思一下”，“因为上面出了个什么规定，说必须要有自付的部分”。有的机关食堂，则出现了“免费午餐”。不只如此，某部委食堂还配有营养师，营养师会根据每次机关体检的结果，在配餐上做相应的调整。 物美价廉的饭菜、优质的服务，让许多人对部委食堂艳羡不已。 最常见的福利还有劳保用品，其发放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确保安全生产；常见的劳保用品有手套、安全帽等。而一些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并不一定和工作直接相关。 “4盒抽纸、两瓶洗洁精、两小袋碧浪洗衣粉、两块透明皂、两条毛巾”，这是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小江每年都会领到一两次的“劳保用品”。而某银行则更人性化地将劳保用品货币化，直接发放购物卡。在该银行工作的小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春节，单位发给老员工每人4张、新员工每人两张某大型超市的购物卡，每张1000元。 此外，端午节发粽子、中秋节发月饼这样的福利也很常见。2009年被广为关注的“月饼税”，据说，就源于某单位中秋节给高管发了2000元的购物券，导致一场关于公务员发月饼是否该缴税的争论。 近年来，iPhone、iPad这些流行的电子产品也成了一些单位的隐性福利。一中央部门下属事业单位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该单位去年举办年会，单位给员工设置了一个抽奖环节。奖品是价值近5000元的iPhone4S和价值3000多元的iPad2，而且中奖率100%。手气差的员工，也能保证抽到一个iPad2。 当然，这还只是实物层面，有的福利还和员工的精神享受有关，比如旅游福利。据记者了解，上海一家国企的普通员工，每年仅旅游福利就有6000元。某部委每年会给员工发500元的“图书费”，以便大家看书学习。 再比如免费的音乐会、电影、话剧门票等。每次有大牌歌星来京开演唱会时，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小宋，就会接到无数个亲戚朋友的电话，因为工作关系，小宋所在的部门每次都会有赠票。“我也挺为难的，因为许多巨星演唱会的门票很紧俏，转手最少就是几百元，甚至有时更高，我不看，但是老向单位要，也不合适。” 此外，北京几所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今年天津某政府机关来北京高校做宣讲会，就公开承诺给本科生员工提供免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福利。一位自费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学生介绍，她攻读在职研究生的费用，大约要30000多元。 当然，还有直接发钱的，主要表现在优厚的津补贴上。河南某县一位副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单位每月给局级(科级)干部3000元的汽车油补，而自己每月的油钱大约六七百元。 各种名目的“费”，在福利中也屡见不鲜。东北某省一家商业银行规定，只要本单位员工在私家车的车身上展示该银行的 Logo，单位每年将“支付”该名员工8000元的“宣传费”。“私家车上贴单位Logo，客观上也是向公众宣传我们银行嘛。”该银行一位员工说。 北京某国企员工则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所在的单位，“是个节都有过节费”，甚至六一儿童节，所有员工都有几百块钱的过节费。 当然，福利还具有鲜明的单位特色。 北京某电信运营商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作为普通员工的他，每月手机话费中，市话1000元以内、长途100元以内，不用自己掏钱。“市话当然没问题了，长途一不小心就打超了。” 实际上，在2009年，财政部就发了一份《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不过，这一规定在一些部门并没有严格地执行。 此外，隐性福利还有“假公济私”类的。甘肃省某事业单位职工小马告诉记者，该单位近年来改善办公条件，目前每位员工都配有三台电脑，一台台式机、两台笔记本，“所以，家里根本不用买电脑了，两台笔记本拿回家足够用了，维修、更换都是单位买单。”小马单位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单位20兆的宽带也就“顺便”进了家属楼，“下载电影特别快”。 当然，上述种种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福利中的极品——住房 虽然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仅职工宿舍这一福利，每月就能为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职工节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开销。要是能分到单位的福利房，就如同瞬间中了彩票，资产和收益都将在百万以上。 张先生是某中央部门在编职工，据其介绍，自己参加工作两年后，2009年单位就给他提供了一套北京四环内的福利房：二室一厅，60平方米，价格为5500元/平方米。而该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2.5万元左右。这一套福利房比市场价便宜100多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房子的面积跟职工的级别成正比，级别越高，房子越大，“领导的面积会大一些”。一切手续都是按经适房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产权证，“购买五年后应该有产权”。 今年5月，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一栋新盖起的高层住宅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附近区域已经几年没有建过住宅楼了，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楼市场价都接近4万元/平方米。这是某央企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如果转手卖掉即可赚几百万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环附近“被央企团购”的某楼盘的“房号”，竟被炒至100万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后，一些地区部分单位以“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开发。 2006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原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被外界视为“措辞严厉”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过，福利房并没有消失，又以“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的名义继续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实际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动仍在进行，但分房的对象仅限于“核心公务员团队”。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选择一些体制内单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基层员工收入还不到5000元，没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简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说。 北京市的一位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已经工作四年了，因为没有福利房，买房时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单位的一位去年刚入职的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单位也没有福利房，为此他还劝退了一名本想报考自己单位的师姐。“就算体制内，还是得找个牛逼的体制内啊。”他感慨地说。 “制度内没有给够” 福利房，在苏海南看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只有少数部门、少数人能够买得到，别的部门、别的人们买不到，显然不合理嘛。” 据苏海南介绍，国外基本上没有隐性福利，我国的隐性福利是在整个社会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诱发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门、单位和人员“想方设法从公家谋取好处，美其名曰改善职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错误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关制度、政策不够清晰细致，“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讲得不是很明确”；同时对违规搞隐性福利要承担何种法律等方面的责任，没有明确、具体的便于操作的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有些人胆子大，就会继续这么做。”这是隐性福利屡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还有就是我们的监管不到位”，一些部门“老打一些擦边球”，监管部门不好惩罚或者不敢惩罚，也助长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此外，苏海南表示，由于我们制度内有的东西没有明确或“没有给够”，会引发一种冲动：一些公职人员觉得自己的收入(货币的、非货币的)总体上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准，而制度安排的远远低于这个水准，他们为了跟市场上具有相同层次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找齐，就会另想办法。 关于“没给够”的原因，苏海南解释说，是因为现在公职人员的数量到底是不是科学合理，政府心里没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制度内提高标准，而公职人员人浮于事，财政将负担不起。而且，公共部门的工资以及制度内的福利要真是定高了，老百姓也会反感。 “比如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标准都不高，结果津贴补贴就发得较多，超过了基本工资。而各地区的津补贴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则发得太多了。福利发放的情况也一样，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确，隐性福利就可能泛滥。”苏海南说。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几个月前，早晨6点50分，11岁的长袜子皮皮哼着歌儿洗澡，忽然对一旁刷牙的我大声说：“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她刚刚加入北京一家很小的国际学校。这个学校没有崭新的大操场和体育馆，也没有傲人的校友录，但它的老师们会每天对学生说：“你说得有道理！你很棒！” 和身边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是中国应试教育的幸存者，虽练就一身应试本领，却花了很长时间对付教育体制的阴影。为了避免昔日重演，我先把皮皮送到一家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上了几年。 不幸的是，双语学校的中国部也接受当地教委的审核，老师们的奖金还是跟本班的平均分挂钩。越是“好”老师，越容易对孩子们施展各种小型恐吓、侮辱或者冷落，逼迫他们完美地完成每次作业和考试。家长的求情只会让情况更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配合考试机器，否则就是在砸学校的牌子。如果家长心疼孩子睡眠不足，帮着抄写课文，被老师发现笔迹不符，孩子会被罚抄几十遍。 大环境造就的丛林法则，很难辩出个终极对错，不过当中的囚徒都摸索着各自寻找出路。一个中国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告诉我，为了绕过国内残酷的高考，一些中国学生的家庭甚至选择移民非洲小国，然后让孩子以非洲考生身份回来考国内名校的留学生考试。他告诉我：“留学生考试比国内高考容易多了。所以你现在去看有些名校的留学生部，有些院系非洲学生的毕业合影，几乎都是中国脸。” 不过，落在我这个骆驼妈妈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却跟考试分数没有直接关系。 2011年7月1日前夕的周末，我带皮皮出去逛街。高兴起来，决定晚上不回家吃饭。那是夏季一个迷人的傍晚，华灯初上，我们看着街头的人群，她忽然抓紧我的手说：“妈妈，我看见天要黑了，心里就会紧张。” 我一愣，刚才明明玩得很高兴嘛。 她又释然一笑：“哦，今天是星期六，我忘了。我怕作业做不完，明天会挨老师骂。还好明天是星期天耶！” “你作业还有多少？”我忍着心疼问。 “还剩一篇作文，一张数学卷子。”她说：“还要写一个党的历史故事——你知道什么党的历史故事吗？” 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笑？”她狐疑地问。 “党的历史故事里可有一些不好的事哦。”我望着马路随口说道，想起了刚刚读完的李敦白自传——一个热忱的美国共产党员在中国参加延安革命后的故事，怎么说呢，曲折人生啊。 “不好的故事不可以写的！”皮皮说。 我当然知道，但惊讶于她怎么会知道：“写了会怎样？” “当然是各种可怕的结果！所有人都知道。还用说吗？”她看我的样子，一定觉得我无知透顶。 没有任何老师会这么警告孩子，但这才是让我心凉的原因。一个四年级的学生已经悟出了她环境中不言自明的规则，不管她听到的话音是多么温柔，她当即明了了话外之意，虽然还不能清晰描述它。有一天，也许很快，她就会像温顺的牛一样，对规则不加审视，本能地躲避不可言明的暗夜。说不定还会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以此自得，甚至取笑那些敢于试图敲打这些规则的人们。 第二年，我把皮皮转到了这家国际学校。进学校之前，花白胡子的校长跟皮皮面谈。他看着皮皮的眼睛说：“我们的学校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这样——”他挺起胸，“而不是这样——”他把胸佝下去。皮皮将信将疑地看着他，拼命抿住咧开的嘴。 过了不到一个月，她对我说了开头那句话——“妈妈，这个学校真是个快乐天堂！” 这个学期，她英文课的小组只有一个任务：集体上网搜索材料，把苏丹内战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学期结束时，每个小组把本组的集体成就做成视频、海报和PPT，还要编成舞台剧，展示给家长们看。半年后我就看见她在舞台上扮演一个电视记者，大段大段地给大家讲苏丹内战的起因。这些作业，她都在学校完成。下午4点或者5点回到家里，就是吃个饭，玩一玩儿，和同学们上网聊聊闲事儿。 与此同时，她原来学校的同学们都在怀着戒心彼此打听：申请重点初中的个人简历要送到哪里去装订最炫？怎么才能再加一分两分？钢琴考过几级才算优秀？ 又一个夏天的傍晚，皮皮和我坐在窗前吃冰激凌，忽然乐呵呵地一转头对我说：“妈妈，以前我一到天快黑的时候，就会很紧张……”这算是新时代的忆苦思甜吗？我高兴之余，居然生出一丝嫉妒。 覃里雯是作家，曾在媒体工作，主要撰写有关国际政治的文章，出版有《冷酷的新闻纸》、《思想的冒险》等。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