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轻人偶然刷到海鲜直播，被好几个哭泣的主播戳中，下单支持，最后心灰意冷，吐糟同情心被利用。海鲜生意有好有差，直播间的人来了又走，围观散去，之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没人有答案。

不少媒体人、尤其是主要从事“舆论监督”的从业人员，对公示“舆论监督记者”之举表达了担忧，认为此举是“变相”限制媒体的舆论监督。有媒体人质疑：难道不在这份名单上的记者，就不能从事舆论监督报道吗？还有媒体人说，对从事舆论监督报道工作的记者进行公示，是否是为了方便地方职能部门对这些记者进行“重点盯防”？

既然网友和媒体都问不出结果，于是有人就直接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深圳交通运输局答复此事。前天，深圳交通运输局进行了答复，大意是这样的：您申请公开的信息，根据规定，我局决定不予公开。

当大家都在激辩第34条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问题的不止这一条。最起码，第100条，采集生物信息，就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随着继续深入挖掘，网友又发现，有问题的也不止第34条和第100条，可以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到处都是坑，每一个坑都指向“加大公权力机关自由裁量权”。

“当前网络暴力现象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加之非理性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此条款将使执法工作陷入被不真实“民意”裹挟的巨大风险中，进退失据。甚至在个案中很可能因不当执法而出现真正伤害民族感情和国家形象的不利后果。”

作为一个八十年代末生人，切身感受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成就与开放带来的繁荣的人，我深知今日中国的开放、稳定、繁荣的来之不易。我希望这一切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持续。

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是知道当时有个“公安六条”的。因为，“公安六条”的末尾专门注明：“这个规定可在城乡广泛张贴”12个字。当年，笔者在穷乡僻壤的老家曾亲眼看到过这个以布告形式张贴在墙上的中央文件。所以说，这个“公安六条”在当时确实是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