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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美学与资本冲动下的中国建筑

作者: 张天潘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南都评论记者 张天潘   最近,苏州的“东方之门”,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网友调侃其造型就像“秋裤”,有了它,央视的“大裤衩”就不再寂寞了。随后,杭州“比基尼”大楼——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馆与游泳馆效果图、辽宁抚顺酷似“大铁圈子”的“生命之环”等建筑景观都纷纷曝光,网友也纷纷晒出所在城市的建筑“家丑”。这也再次将人们的视线拉回中国当下各地奇形怪状的建筑之上。   从央视新大楼的“大裤衩”到“秋裤楼”,再到“大铁圈”、“比基尼”等等,中国的建筑奇观屡屡被刷新,让网友们的想象力一次次充分地展现。而被网民们戏谑调侃的这些建筑,虽然在网络中被各种解构与嘲讽,但在另一个层面,它们却张扬着权力美学与资本冲动,充满着权力的荷尔蒙激素或让权力的荷尔蒙激素喷涌,成为中国当下城市化狂潮的写照,同时它们也以各种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色彩,在一步一步撕裂中国这个古国的建筑传统,割裂了建筑与人的内在融合,犹如成为城市钢筋水泥森林里的哥斯拉怪兽。      建筑是权力的雄辩术      尼采说过一句建筑与权力内在关联的名句:“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建筑向来就不是简单的人的寄居之所,人类自从走出洞穴以后,它逐步变成了一种彰显主人身份、财富、权力等一切可以张扬的外在呈现。因此,历代权势者都将建筑作为书写自己权力的道具,以个人的意志与审美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庞然大物,从宫殿、高塔到高楼,无一不是权力美学下的产物。而反过来,这些因为个人意志与审美拔地而起的建筑,也在构建及强化一个权势者的权力象征。登峰造极是20世纪的狂人希特勒,他就明言建筑是一种宣传工具,他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在希特勒看来,宏大威严的建筑既可以激励国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击敌人——这个时候,建筑毫无疑问就成为了权力的雄辩术,成为至高权力的图腾。   正如《权力与建筑》的作者迪耶·萨迪奇所言:“建筑与权力息息相关。当权者喜欢建筑有其必然的原因: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土木建设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吸收剩余劳动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当权者的决断和魄力也能从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而更重要的是,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通过它来告诉世人建造者的丰功伟绩”,“建筑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是个人宣扬身份的利器,是有雄心的城市想全世界宣扬自己的工具,是权力和财富的表达。”   也正是因此,建筑成了一种象征,有时候也就会成为象征主体的替罪羊。《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为我们记述了,从16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将阿兹特克城市夷为平地,到二战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地毯式轰炸,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事,伊拉克清真寺破碎的外砖,9.11世贸大厦的坍倒,都是以对建筑的摧毁来象征对敌人的摧毁。中国同样如此,每一次的政权倾覆或战争发生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一把大火,比如项羽火烧阿房宫、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都被视为对对手征服。作为“图腾”建筑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蹂躏毁灭,烧毁建筑则象征着权力的终结与惨败。      中国的建筑权力美学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迎来前所未有的高潮,正如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唱的“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而这城市崛起是建立在无数的平地起高楼之上的。刚开始,中国的城市,热衷的是高度,各地竞相开始楼层高度的角逐,“中国第一高楼”的易主频率越来越快,高度不断被刷新,从上海421米的金茂大厦到492米的环球金融中心,再到509米的台北101大厦,大有又一次“超英赶美”的态势。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就认为,中国的城市现代化浪潮,从一开始就锁定了高度上的伟大语义。在这种建筑物的崇高顶部,隐藏着严重的“第三世界焦虑”。那些精心仿造西方建筑的高楼,是各地政府的政治名片,用以证明其在“现代性”和“全球化”方面的伟大成就。那些崇高的物体成了喻示政治崇高的代码。   直到在800米的迪拜塔拔地而起一骑绝尘之后,大家应该对争夺“第一高楼”热情似乎才有所赶冷却。于是,中国建筑在相对减弱了高度竞赛之后(当然,高度的情节依然存在,只是被超越了),走上风格或者说是外形的迷恋。“大裤衩”、“秋裤楼”、“大铁圈”、“比基尼”、“超短裙”、“小蛮腰”,无奇不有。这些另类建筑,无一不是在背后充满着权力的野心,要让它们或者成为地标或者成为景观,为将中国式的权力美学书写到新的层次。当然,在这种建筑背后,也都有着强赋词的一面,比如“大铁圈”,抚顺市政府网站的文章就显示,“‘生命之环’寓意连接天圆地方,贯通天上人间,无论是高度还是形式都是世界独有的。”而“秋裤”东方之门,尽管是企业投资建造,但代表当地官方态度的《苏州日报》还发评论宣称“没文化就看不懂‘东方之门’”。这些辞藻都如同建筑背后权势者的呓语,宏大、空洞、傲慢,犹如那些冰冷建筑一般。   这些辞藻与建筑本身构成的“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地方发展、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被如此的“权力美学”打造出的公共建筑,固然可以炫耀权力和资本的存在,但却与公民的幸福风马牛不相及,相反它只能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朱大可语)。这一点在各地豪华政府办公楼、盛大广场,更甚者如“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等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中国式的权力美学下的建筑,构筑了中国当下现实最强烈的隐喻:民众与权力、资本之间关联的断裂,已经到了难以缝合的地步,正如“智窗”与“大裤衩”,“东方之门”与“大秋裤”等命名一样,存在着水火不容的巨大鸿沟。再伴随着“再造汴京”、大同古城再造、“烟雨凤凰”(投资55亿元、再造一个凤凰古城)、“八水润西安”(西安将新建7片湿地28个湖池)等城市再造,彻底将城市从每一个居住在其中的民众身上剥离开来,而遗忘了“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语)。   建筑不能失去文化传承      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但是,“大裤衩”、“大秋裤”、“比基尼”等等这些带着来自民间艳俗外号的建筑,已经将中国彻底打造成了国际建筑设计师的实验场与乐土,不管多么疯狂的念头与意图,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耗资3.2亿美元的“巨蛋”形国家大剧院,它的设计师是法国的保罗·安德勒;赢得了投资总额为19亿美元北京新机场的设计师是英国福斯特;北京还聘请瑞士设计师雅克·赫佐格和皮埃尔·德默龙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设计耗资4.6亿美元的体育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是荷兰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设计的;德国的阿尔贝特·施佩尔为上海设计了“汽车城”……   这些建筑设计,确实给中国带来一股新风,让中国的建筑直接步入了后现代的世界最潮洪流之中,但这股新风刮得却有些过猛了,将中国的建筑传统吹得东倒西歪。中国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几十年前就在《中国建筑史》中说到:“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四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曾不断地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实在是反映着外国人经济侵略时期。大部分建设本是属于租界里外国人的,中国市民只随声附和而已。这种建筑当然不含有丝毫中国复兴精神之迹象。”贝聿铭也更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的类似的观点:建筑必须源于他们自己的历史根源,就好比是一棵树,必须起源于土壤之中。互传花粉需要时间,直到被本土环境所接受。   但遗憾是的,不仅仅各地拔地而起的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在冲击着中国建筑的民族性与传统,更令人忧心的是,在这样对摩天大厦、异形大厦与新城迷恋的同时,各地历史建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无声地堙灭。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激进的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倾向中,已经开始显现了它所带来的文化破坏性,但所幸还没有形成规模与灾难。而在1949后的多次的政治运动破坏中,文化再一次被“破四旧”的极端无情糟蹋;进入在现代化与城市化之后,这种摧毁的原始冲动与多年以来的激进思想,结合了日益膨胀的权力与雄厚的资本,更加变本加厉起来,在大胆创新、积极进取的指挥棒下,新式建筑横空出世,中国建筑民族性的逐渐消逝,像广州的骑楼、北京的牌楼、各地历史古城的城墙,也都在残破中呻吟着。是的,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如此地糟蹋自己的祖传物产与文化建筑,恨不得与自己的历史埋葬了或者都了卖钱才好;再也难以找个一个时代能够如此地迷恋异形与高度,不顾一切地挥霍着资本的原始冲动。权力美学与资本冲动二者合体创造出来的一栋栋建筑,成为中国大地上一个最刺眼、最夸张、最具隐喻的时代符号。 刊2012年9月16日 南方都市报 南方评论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天潘的最新更新: 《神探亨特张》:展示“负能量”的社会图景 / 2012-09-10 22:39 / 评论数( 3 ) 爱国理念成熟才能坚定持久 / 2012-09-03 23:06 / 评论数( 7 ) 城市改建:一场城市生与死的考验 / 2012-08-22 23:19 / 评论数( 8 ) 选美事件背后的身体资本化与权力寻租 / 2012-08-13 23:55 / 评论数( 1 ) 数据造国与量化巫术化 / 2012-08-06 21:33 / 评论数(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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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萧杂说|对于三河招牌改绿,公众到底在拒斥什么?

过去,一场政治运动就可以把百姓的审美需求剥夺殆尽,乃至于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等等具体琐碎的生活细节,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那些穿件花衣服、烫个头发什么的,便可以冠以“生活作风问题”的罪名,轻则进“学习班” ,重则游斗、收监。如今,这种荒诞的政治性审美剥夺已不存在,但某些实际的审美剥夺仍然在发生,比如三河“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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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有任何一点软弱,那我此刻就已经在方舱里集中隔离了”(外二篇)

本期节目,我们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微信公众号“梅骁”《我与网格员斗争24小时!从方舱集中隔离七天变成了三天两检》;微信公众号“青龙说说”《如果推行温铁军的“人民经济”,最终倒霉的还是“人民”》;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弄成这副鸟样,符合权力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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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木大叔 | 对“权力审美”的追求,他们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我们这个社会真是太奇幻了。

一本满纸荒唐的《平安经》,只因作者是高官,居然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出版了,而且一帮文人和官媒齐齐上阵呐喊助威。

当然,结果是把这位高官给“捧杀”了,不仅丢了名,也丢了官。

对这样一本垃圾书不吝赞美的做法,事实上是一种“权力审美”,只要是带有权力光环的,就是美的标准,就是好的标准。

这种“权力审美”向上则是对上位者的阿谀奉承,向下则是对弱者的欺凌和绑架。而从这几天接连发生的事情来看,有些的这种“权力审美”近乎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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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淦恭:中国政治歌演变史

宋祖英、谭晶连续两年缺席央视春晚,结合她们两人的特殊背景甚至籍贯,很难不引起外界的猜想甚至过度解读,虽然她们两人年龄有十岁左右的差距,但总体来看她们不可能再以以往那样的频度抛头露面了,中国的政治歌歌手江湖事实上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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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杜君立:景观社会里的权力焦虑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 世界正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索尔仁尼琴 网上流传着一组照片,由信阳市委市政府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占地超千亩,这在楼堂馆所大兴土木的中国并不令人惊奇,惊奇的是这些大楼不仅建造在一片“风水宝地”上,而且全部按照象征传统中国官威的八抬大轿格局设计。在高达10多层的“官轿”前后,各有四个整齐化一的三层的“轿夫”等距排列,每个“轿夫”之间的走廊如同一根粗粗的轿杆,将官轿高高的抬起。这个“官轿”建筑群将中国的官文化和权力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象,那些坐在“官轿”中的官吏将体会到怎样的权力快感,即使古代专制帝国里的皇帝也不过如此。 据说,在生存无忧的前提下,权力往往成为人的主要欲望。权力是相对于别人而言的,对自己叫做权利。合法的权力在使用中需要对方同意,这样权力就不能随心所欲。政治学认为,未经授权的权力即是暴力。在一个泛权力化的社会,权力和暴力就是最高法则。当权力不受控制、暴力不受惩罚时,人们都会频繁地使用它,而不会在乎对他人的伤害。既然权力来源与权力对象无关,权力的失控和暴力的泛滥必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一种出自动物本能的暴力冲动中,权力迅速发酵膨胀,权力大头症就爆发了。视觉焦虑就是其症状之一。马洛斯和阿特勒都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洛斯认为,审美需求属于生存需求满足之后的较高级需求;阿特勒认为,焦虑的根源是自卑感。因为权力的先天缺陷,道德的丑陋与法理上的自卑最终演变为无处不在的视觉焦虑。这种权力的视觉化又导致一个皇帝新装式的景观社会的形成。 法国当代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集中的景观往往成为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景观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景观的目标就在于它自身,其本质是对现存体制合法性的认同,以视觉来无意识地支配人群。景观的完美与高大实现了不可接近的权力的视觉呈现,它让傻瓜们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美好的和不可抗拒的。 对权力来说,建筑无疑是最为持久和有力的视觉语言,因此亚历山大要修建世界最高的灯塔,拿破仑要修世界最大的凯旋门。“超人”哲学家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建筑中,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能成形可见。”希特勒的这段话堪称最好的注脚:“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能建造一些能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这并不是在炫耀,而是给一个国家以自信。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一定要认识到这些建筑巩固了我们的政权。” 人类对建筑视觉的追求来源于权力基因中的“巴别塔情结”。根据《旧约•创世纪》记载,巴比伦人曾经宣布,“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简短的政治声明显示,高楼建造从一开始就是权力的物化象征,它的功能首先是建立与上帝相等的霸权(“塔顶通天”),其次是打造政治威名(“传扬我们的名”),最后是实现国家集权(“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思想家福柯认为,传统的权力是宏观的,以国家为权力中心,通过对局部的支配和控制形成一座可怕的权力大厦。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修筑长城并不是防御匈奴,而是使帝国这个庞然怪物展现出它荒诞惊人的神秘和力量。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疯狂的建筑象征者帝国内部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 在一个暴富时代的中国,权力的炫耀性消费不仅加深了其视觉焦虑,也增加了其罪恶感。在遍布整个中国各个城市的广场、机关大楼和“鬼城”新区,被大量复制的一个个景观社会毫无生气,它唯一的作用的来满足权力的虚荣心,缓解权力的焦虑感。在这场摧枯拉朽的城市更新运动中,建筑成为体现权力和声望的最理想工具,对摩天大厦、地铁和超宽马路的疯狂执迷其实就是对权力的物化。这种用来炫耀的权力是毫不掩饰的,并被称之为“形象工程”。 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高耸入云的地标性建筑,这隐喻着权力对个人的矮化。“在对建筑高度的夸耀中,凝聚着权力、征服和区域统治的强烈欲望。”朱大可将摩天大厦视为权力文化对古老阳具崇拜传统的复兴,“大批新生的高层建筑改造了景观政治的属性,令其在外表上散发出浓烈的资本荷尔蒙的阳性气味”。从砍树运动到绿地硬化,为了寻求所谓“现代感”,以上海、北京和广州为先锋,整个中国都加入了城建的混凝土暴政。在权力美学所带来的恢弘气派的统一中,权力者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感。 正如朱大可所说,权力美学的当代使命,就是要借助建筑大跃进浪潮,构筑新一代国家主义建筑作品,藉此向公众炫示权力的帝王品质:阔大和崇高、威严和令人生畏。薄熙来当年在大连时,他的办公桌上竟然装有大连市人民广场的喷泉控制开关,这种不可思议的权力欲与控制欲简直令人咋舌。 事实上,不仅仅是信阳当局,被焦虑折磨的每一个权力者都深深地迷信风水。在号称亚洲最大的大连星海广场上,竖有一只高19.97米,直径1.997米的华表,据说是专为香港回归而建。这根华表完全仿照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的华表,但却高过北京华表,在风水学上讲求压住“龙脉”,有帝王之气。与华表相比,遍布中国各地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白宫更是数不胜数。 熊天平有一首歌,叫《你的眼睛》。歌中唱道:“不让你的眼睛看到人世间的伤心……”在权力下的中国,所有的视觉都已经被权力垄断,一切都成为皇帝的新装,或者掩盖或者装扮;是鹿还是马,人们不知是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该相信权力的眼睛。有位台湾名流谈到中国时说:“凡是表面看得见的,进步的最快,比如道路、高楼、照明等;凡是看不见的,倒退的最深,如文化、信仰、道德等。外国人初到中国,往往赞叹有加,但住的时间越长,负面评价越多……” 经济学家黄亚生学贯中西,他将中国与印度的经济模式进行对比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杜君立,关中西府人,下中农出身,中学文化,自由作者,著有《历史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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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三换报头”里的蛮横权力审美学

作者: 苗蛮子   报载,4月19日至23日,创刊64年的《衡阳日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3次更换沿用了数十年的报头题字。据当地媒体人员透露,这是刚上任不足一个月、有“换字书记”之称的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所为。作为一家市委机关报竟如此反复无常,市民读者直言“这是瞎折腾”。 时至今日,即便对于已为人们诟病的一些党报来说,报头题字多少也算是其形象品牌。因此,报纸一般不轻易更换报头。即便因行政建制变化、多家报纸合并、报纸扩版重新包装等等原因而变更报头,也是慎之又慎的事。毕竟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更换报头不仅关乎财力物力,更关乎报纸的脸面,关乎报纸的市场——尽管读者喜爱一张报纸,关键在于其内容。 然而,在党管媒体的现实语境下,地方行政长官对辖区内的媒体指手画脚,已然是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莫要说更换报头,即便是关停报社,对于已然山寨化了的地方权力而言,也是易如反掌之事。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一张报纸的命运大致取决于两点:一是看领导的个人喜好如何,比如有的领导热衷题词,于是甭管自个儿的字写得如何,也无碍于其题词满天飞。二是看报纸内容是否影响官员的仕途,换言之,就是媒体从业人员是否遵守由上而下却已被权力私利捆绑了的所谓“宣传纪律”——直白些说,就是看你是否“听话”。倘若媒体“不听话”,往往遭受权力种种或轻或重的打压。 尤须说明的是,这种来自权力的打压,往往是在暗中进行的。也正因如此,官方也就很容易以一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反击汹汹舆情。依此来看衡阳更换报头事件,这里所延续的恐怕也是这种“黑箱政治逻辑”,毕竟你很难证明这是“换字书记”的“意图”。相反,涉事单位或个人往往会被迫出来替主子背书。比如,衡阳市委宣传部和衡阳日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口径一致地宣称“此次报头更改是报社根据报纸改版需求作出的决定”,而且还言之谆谆地说从“毛体”中选了两套方案供读者选择,并于4月23日“根据大多数读者的意见选定了第一套方案”。话说到这份上,批评者还能说什么呢? 基于这种认识,一个市委书记既有“权力”更换报头,也有更换报头的“权利”——显而易见,这里的“权利”,更多来源于颟顸不可一世的权力,而非一个普通读者的要求。也正因这种权力,一份本应面向群众、代言公意的报纸,俨然成了某些官员的家庭私报。在这里,作为公共资源的媒体,已然异化为官意乃至权力者个人喜好的展台。 一张报纸居然三天频繁“变脸”,可说是一种“另类题词”。之所以说是“另类”,大致是因为近些年中央已明令禁止领导干部“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这对于那些有题词癖好的官员而言,无疑是一道紧箍咒。具体到“换字书记”,不妨想象一下:既然上面不让题词了,那就不妨根据自己喜好换换公共领域的字体。 但说到底,无论是一些地方官员题词满天飞,还是“5天3换报头”,都是蛮横而虚妄的权力美学发作的病态产物,再次昭示出了权力的无边界。很清楚,一些官员如此热衷“题词”或“换报头”这种表面文章,端在于这些“表面文章”制造了财富、政绩以及权力的多重狂欢:不仅显政绩、见效快,名利双收,而且在权力意志得以贯彻执行之际,官员的权力虚荣得到了无比满足。 正因为这种多重效应,于是做“表面文章”在官场内蔚然成风,且绵延不绝。现在一些深谙宣传之道的官员,越来越善于通过媒体包装(伪装)个人形象。而我国媒体的特殊管理体制,无疑又为官员打形象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是我们容易看到,一个官员到了一个地方,不是实实在在抓民生大事,而是挖空心思提出一些新概念、新口号,以标榜自己的所谓“创意”、“新政”。在某些舆论逼仄的地方,一些“高大全”式的官员,就这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地方报纸的版面。 应当说,官员热衷打“亲民牌”,并非全然是坏事,但评价官员有无作为,关键还是看其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对于衡阳这位“换字书记”来说,我们不能说他不作为、能力低下,但人们难免不会这样怀疑:上任伊始便如此折腾于上演“皇帝的新衣”,又怎会搞好经济民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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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月度视频】四月之声(2025)——“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

【404文库】“文章写尽太平事,不肯俯首见苍生”(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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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

我们建立了这个无差别袭击案件受害者纪念墙,持续记录全国各地的无差别袭击案,并纪念和哀悼这些案件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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