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制

英国《泰晤士报》援引《求是》杂志近日发表的关于中国必须推动改革的文章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政改或“死路一条”之间作出抉择。评论人士认为《求是》文章为十八大定下基调。 （德国之声中文网）英国《泰晤士报》10月18日援引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在10月16日发表的署名秋石《奋力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文章，《泰晤士报》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大胆的政治改革及不改革既”死路一条”中进行抉择，一些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给即将上台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直接警告，也是对十八大定下基调。 与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所不同，《求是》的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我们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它。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这篇文章还认为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及城市规划，税务和社会福利等。 《泰晤士报》认为学者或公众对胡锦涛执政期间，改革停滞不前的批评愈加公开，上个月，官媒《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点评”胡温执政的政治遗产”，指胡温执政期间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早前德国之声在采访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时，他曾表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他认为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在五年内，能够从实质上启动改革，中共的统治或许还有希望；如果不启动，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被历史淘汰。 “他们可能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 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姚监复向德国之声表示，习仲勋作为比较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积累下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很多人对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抱幻想及希望，但透过习近平目前之表现，包括他在2011年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他对”三大改造”、”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均持肯定态度，包括他近期的报告也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因此姚监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 因此姚监复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改或不改中共都面临着崩溃局面：”他不改，整个共产党的朝代会结束，但是一改，共产党也面临着垮台，因此他们希望拖，就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 “胡锦涛为习近平套上枷锁” 中国时政评论人李伟东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了目前中国政治格局及各派力量，中共进入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四世同堂”时期，总体上还处”老人政治”的模式中，习近平的上台将代表”红二代”掌控中国权力，在”红二代 “中，分为胡德平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派、刘源、刘亚洲等主张扭转社会腐败和不公进行改革的国家主义者派系、和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拥有者。 李伟东也分析了”红二代”与”胡温”为代表的团派力量之间的斗法：”三种力量组合起来的太子党和团帮将进行较量，团帮是中国这10年来以维稳为基础的非常僵化的官僚系统，胡统治的10年，从党国变成了官国，太子党反对的是这个系统，这是目前高层间斗争的真实情况。”但他同时认为胡锦涛在”7.23讲话”中为习近平套上三重枷锁”路线、组织、军事”。以防他作出较大改革动作。 “要么改革，要么成为最后一代” 李伟东综合时局和各博弈力量对比后认为，因为胡锦涛牢牢控制，习近平在未来两年腾挪空间会非常小，在此情况下，习要想有一番作为，需要一场宫廷政变式的破局：”他后面的改革力量也会不停的敦促他，结果会是在未来两年内有重大破局。经过宫廷政变式的把各种老的、极左的势力压下去，他才可能出头。他一旦出头就可能给共产党赢得十年左右的、在政治改革环境下的继续执政，也赢得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 设想习近平不进行政改，继续维持现有统治模式，李伟东认为在未来中国将面临一场革命：”如果他不往下走，继续压制局面，按照胡的这套走下去的话，他一定会成为最后一代，要么迎来主动改革，中兴式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的平衡道路。要么中国将面临着辛亥革命革命式的革命。” 作者:吴雨 责编:雨涵

柬埔寨前国王过世，中国高官纷纷唁电安慰家属，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昨天致唁电慰问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的遗孀莫尼列，这则消息今天明显地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排版位置顺序还高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新闻。

根据中央社报道，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15日凌晨在北京逝世后，中共高层分致唁电，包括温家宝及大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都亲自探望、慰问西哈努克的儿子西哈莫尼。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喉舌，在头版显着位置作相关报导，而排位顺序在大陆政治文化中象徵着权力与地位高低，这则报导将江泽民致唁电的消息放置于仅次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新闻的位置。

报导引用新华社的通稿指，江泽民在唁电中说，施亚努是柬埔寨卓越的领导人，「我曾多次同他见面，我为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深感痛惜。」

江泽民还盛讚施亚努致力于柬埔寨民族和解与国家发展，推动柬埔寨实现国内和平、稳定与繁荣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遗体运回柬埔寨的更多细节，只知周三遗体会运抵金边，三个月后将举行正式葬礼。

观点 萧瀚 2012年10月17日 今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以表彰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所取得的成就）。”平心而论，我虽没读过他所有作品，但就读过的而言，这一评价是中肯的；莫言遭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批评的某些公共言行，并不能成为其丧失获奖资格的理由——是否够格应该按照文学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论定。 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常常置身于艺术与政治模糊的边界，引发有关艺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争论。 1940年，纳粹铁蹄踏入挪威，一个同样令人震惊错愕的消息传来：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叛国投敌，效忠希特勒德国，他甚至将诺贝尔奖章献给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汉姆生是挪威的伟大作家，20世纪现代派文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因获奖在前叛国在后，他没让诺委会为难，但诺委会还是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回答一个折磨人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可否颁给暴政的支持者？ 1965年，苏联作家、苏共党员米哈依尔·肖洛霍夫因《静静的顿河》“在描绘顿河的史诗式作品中，以艺术家的力量和正直，表现了俄国人民生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面貌”而获奖。这部史诗性巨著的第一卷在1928年甫一出版即震动世界文坛，从首版到获奖，整整经过了37年！与肖洛霍夫历经漫长岁月方才获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苏共政权的厌恶者帕斯捷尔纳克通过秘密渠道将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送到境外出版，第二年的诺奖就落到他头上。两人的艺术成就各领风骚，难分春秋，但从诺委会那里得到的待遇却差了36年！ 人们也许会问，像《静静的顿河》这种艺术成就一目了然的巨著，为什么会经历诺委会如此漫长的犹豫期？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河水不犯井水还是沆瀣一气？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是否会直接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爱看二战影片的原因之一是喜欢看纳粹德国的军装——这是我见过的设计得最帅的制服，这种审美诱惑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据说70年前不少德国少年就是魅惑于这套军装而主动上前线当炮灰。德国女导演莱尼·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执导的《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虽是纳粹宣传片，但其精湛的电影艺术成就难以抹煞；被视为美国电影史上商业片开山之作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因歌颂3K党而政治不正确——据说里根总统被记者问及如何评价它时索性矢口否认自己看过这部电影，但其开创性的艺术成就举世公认。 艺术与政治常常就这么水火不容，尤其当艺术被当作政治工具，成就再高，也不管是否协从作恶，都会被愤怒的人群将它们从宠儿的宝座上掀翻在地，踏无数只脚，受尽凌辱；就像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托雷(Giuseppe Tornatore)拍摄的电影《玛莲娜》(Malena)里，玛莲娜因与德国人的瓜葛，她的美貌成了罪状，从而遭到同胞们的暴力羞辱。关键是，人们常常很难有效地划出艺术与政治的楚河汉界，无论是为了保护它，还是为了侮蔑它。 艺术，就如高尔泰先生那句名言“美是自由的象征”，始于自由终于骄傲，艺术的承载者艺术家们也因此常常是桀骜不驯的。而政治，作为某种权力的表现方式，无论是来自官方组织性、有着巨大强制力的权力，还是来自民间道义威势的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奴役、整齐划一，它最讨厌的就是独立、自由与参差多态。所以，柏拉图《共和国》里忧心忡忡地声称要把诗赶出城邦，提醒从政者要提防诗人、不得赞美，其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令人同样困惑甚至啼笑皆非的是，我们到底该感谢孔子帮后人留下305篇诗歌，还是该遗憾他埋没了2700多首诗？ 艺术的自由也隐含着自律，面临社会基本共识的伦理底线，艺术所应得到的宽容也并不意味着艺术与艺术家总是拥有道德豁免权。然而，到底如何界定艺术的疆域，美的缰绳到底应该系在哪个栅栏哪根桩上，执掌缰绳的人应该对不端艺术发起怎样的冲锋？这些一直都在争论而少有定论。 中国“行为艺术家”朱昱将四个月大的胎儿从子宫中取出食用，引发众怒，如果仔细阅读对他的采访，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艺术”并非除了邪恶别无其余。他的“作品”《食人》那种不慌不忙、毫无表情地取食烹调胎儿的过程，正是这个世界的某种隐喻，如同莫言的长篇小说《蛙》里因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强行对他人堕胎2800例的“姑姑”，这种人难道不比食人者残忍？与这些有名有姓却又隐身于广袤索多玛城里的“姑姑”们相比，朱昱应该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吗？ 当然，行为艺术家即便是严守底线伦理，又能耸动视听地达到极致的艺术震撼效果，在艺术史上也有无数例子。最近纽约MoMA展出两位艺术家雷诺德·雷诺兹(Reynold Reynolds)和帕特里克·朱利(Patrick Jolley)的视频作品《燃烧》(Burn)可谓典例，一所房子燃起熊熊大火，而居于屋中的人们却了无知觉，直到被灼伤、烧死（不知道参与的行为艺术家是否有伤亡），整个过程令观者极其震撼，也许这部作品是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与生死极为妥帖的隐喻。 要准确界定艺术与政治、艺术与伦理的界限几近徒劳，这条界线就像中印边境上引发外交争端的麦克马洪线一样无法让人一劳永逸。艺术构筑的世界，原比人们抽象于生活的逻辑更为真实和生动，混沌才是艺术的清晰，模糊才是艺术的准确，人性的自相矛盾才是艺术的逻辑。 生前给沙皇写过不少肉麻诗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世界文坛奉为文神；如果哪个文学发烧友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只盯着他接受过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礼物，会让人觉得好笑（多么不合生活逻辑的人，博尔赫斯反对阿根廷军政府，却支持智利的军政权）；同样也不会有哪个文学愛好者会将聂鲁达的诗烧掉，仅仅因为他支持阿连德政权；汪曾祺也绝不会因为参与过京剧样板戏的改编而失去其文学地位…… 作为人类形而上世界的精灵，冒犯俗世几乎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他们除了可以是私域的为人不齿者——西谚所谓“诗人在历史上是伟人，但住在你隔壁那就是个笑话”，甚至被公共领域抛弃时他们的杰作依然备享朝拜的香火。 2009年是汉姆生诞辰150周年，挪威人重新纪念了他的文学成就，这似乎印证了1987年12月8日美籍俄语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斯德哥尔摩诺奖晚会上演讲时说的话：“国家的哲学、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永远是‘昨天’，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而且时常——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场合下——甚至是‘明天’。” 昨天的惊喜也好，愤怒也罢，都是过去时态的伦理或政治，将随具体事件远去而被淡忘——正如汉姆生对挪威人民的伤害，最终依然苍翠挺拔于历史尘埃之上的，只能是艺术作品本身。艺术这种残忍的“势利”，是因为在时间的河床里，美是永恒的大江大海，而伤痛却只是超不过三代的浪花。 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说过一句名言：“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长在百花园里的玫瑰是玫瑰，长在集中营里的玫瑰也是玫瑰。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北京——一位作家自称“莫言”，影射自己担心身处在一党专制国家里而陷入麻烦。如今他成为了该国文学领域的一名高官，并且赢得了世界上最大的文学奖项。 这是小说吗？一个卡夫卡式的文学创作，描述了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古老斗争？这不是一个足以让任何作家都为之自豪的故事构思吗？ Jason Lee/Reuters 莫言在他的家乡山东高密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图为他在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开始。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在上周四成为了事实，中国政府麾下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莫言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一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诺贝尔奖可谓是梦寐以求，但在此之前却一直未能如愿，因为这些奖项总是授予错误的人——那些自由思想家们，包括拥有法国国籍的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流亡者高行健，以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目前仍在狱中的刘晓波。周四颁发的这个奖项为这里带来了一个笑话，“中国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莫进来，第二位莫出去，第三位莫言。” “莫言”是笔名，他的真名是管谟业。 如果说今年是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那么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Frankfurt Book Fair)就是一个低谷，那一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 当时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官方代表团，在公众对审查的争论之下大受震动，代表团抵制了有中国异见作家出席的活动。这起事件提出了几个关于写作和权力的关键性问题，其中包括这个近乎哲学化的问题：在一个大规模展开审查的一党制国家里，作家能否真正自由地进行创作？换句话说，审查与妥协会不会以作家本人意识不到的方式，禁锢他的头脑？ 莫言曾因自己粗犷而触及深远的文风，在中国内外备受推崇。近些年来，他也并不忌惮以这种文风探究一些敏感问题，例如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强制堕胎。但即使是在这时，莫言是不是也受制于头上的紧箍咒呢？ 那一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也在场。莫言代表作家发表了开幕演讲，台下的听众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外界预期他将成为中国的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以及公开呼吁中国应当尊重言论自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莫言的表现出奇地沉闷。他确实说了一名作家应当超越政治。以下是我在那时笔记中的摘要（为了清晰简明而做了点编辑），其中却记录了那种平淡无奇的情绪： “莫言前半段的发言沉闷、呆板，我身边中国记者们嘀咕说，这不是他写的，而是作协写的。突然，他的声调洪亮起来，他也开始直视听众的眼睛，说了些像是自己加上去的话。他谈到了家乡人对德国人的一些误解，尽管说的时候很谨慎，试图避免引起波澜，却也很有趣。德国人在他的家乡山东省得到了‘没有膝盖’的名声，他们一旦坐下了就不会再站起来。噢，他们还被认为舌头上有分叉。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我们之间的对话很重要。” 但是，我的笔记继续写道，“总的来说，这是一场让人费解的演讲，令人失望。这可不像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演讲，那是去年书展上最热门的话题。”（在前一年帕慕克的开幕演讲里，他对土耳其政府限制言论自由进行了猛烈抨击。） 我在笔记里写道，“这是个谨慎的发言，考虑到作家可以在这个场合做到的事情，这真令人失望。无足轻重。” 当年晚些时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可以在中国新闻网上 阅读中文的报道 ），莫言回应了那些关于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与官方态度太过一致的批评。当时，他和中国官员一起离开了一场文学研讨会，以抗议两名异见作家戴晴和贝岭的出席。由此掀起的争议仿佛风暴一般，令书展陷入困扰。莫言说，“没有办法。” “很多人说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国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有一份工资，余华、苏童都有，享受福利医疗。” 他说，“这是中国现实。国外无论在哪都有保险，在中国如果没有职业，生病我治不起啊。” 法兰克福书展的开幕演讲之后，莫言似乎就消失了。我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从那以后，事情就快速恶化。莫言取消了自己的首次公众朗读，他本应以此作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我提前五分钟到场，结果只看到了霍勒曼出版社(Horlemann Verlag)摊位上人们拉长着脸。他们是莫言的新书《生死疲劳》的德国出版商。”  笔记里接下来写着，“据一个口风很紧、领口别着公司名牌的人说，有人15分钟前打电话取消了活动。他没有说自己是谁，但自称是中国代表团成员。理由无可奉告。是故意冷落书展吗？他耸耸肩，脸上的表情说明了一切。后来，莫言还取消了德国国家电视台ZDF在蓝色沙发区(Blue Sofa)主办的大型活动。” 根据一些文学代理人和出版商的说法，莫言被无休止的政治问题搞得很恼火，他和许多代表团成员一起，故意没有出席一些活动。于是“莫言”先生变成了“莫露脸”先生。 书展后我还想寻求答案，就到巴黎采访了2000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行健。 采访在他的公寓中进行。他没有提及莫言，但说他认为生活在审查制度之下的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挤压。他认为，作家需要“完全的独立”才能创作出“永恒”的文学。 高行健说，“官员与文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 “他们与文学没有关系，尤其是和文学没有关系。而那是一场官方活动，”他指的是书展。 高行健继续说，“官员和文学可以在哪里产生联系？哪里都不行。” “而如果有关系，那就只是官方文学而已，就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所以文学不应当由官员来组织。如果是官员组织的，肯定会变得很荒谬。在那种情况下，官员会把政治强加到文学中。必然如此。在中国，直到今天，官员还一直在掺和文学。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一贯如此。我还在中国时就是这样。因此我离开了，”他说。 瑞典文学院(Swedish Academy)的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上周四说，莫言不是一名政治异见人士，“我认为他更像是一名体制内的体制批评者。”诺贝尔文学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的。 那么，问题来了：流传后世的伟大文学作品可以从体制中诞生吗？诺贝尔委员会认为可以。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