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专政

黎学文:反对者的未来

我的一个资深反对者朋友,前两年离婚的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们是对的,但你们是没有未来的。”这句话对我的这个反对者朋友打击很大。我自己也曾有一段与同情者的感情经历,对方基本认同我的反对理念,但分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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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南桥:从中共的一个怪癖说起

9月28日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这让我想起了两件事,一件已经很久远,另一件也是十来年前的事,如今没有人再提起了。第一件事是1982年春天,4月26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沙千里逝世。沙千里是著名的民主党派领袖,大名鼎鼎的民盟领导人,闻名中外的1936年“七君子”之一,以后担任过一系列的政府高官,最后是政协副主席。但是,在他死后的追悼仪式上,他的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的斧头镰刀党旗,这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原来他早在1938年就入党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秘密党员,这个秘密一直保存到他逝世,长达44年,其中33年中共是这个国家的执政党。我刚好认识沙千里的一位老友,抗战初期是沙千里天天见面的同事,老人读到报纸上的这一披露,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一秘密保护得如此之好,用守口如瓶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人们会想,那一代中共是打江山的人,为了打江山,搞地下工作,秘密党员是很好理解的。1938年秘密入党顺理成章,1949年后也许是习惯成自然,一路秘密下来,便于做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不能说太不靠谱。那么,第二件事就说不过去了。2005年10月26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逝世,在他死后的讣告中披露,他早在20年前,1985年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这个国家的副主席长达五年,而这个国家的十几亿国民,对他的真实政治身份居然一无所知长达二十年。中共作为世界最大国家的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连国家副主席是党员都向国民保密,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简直不可理喻,不能不说是中共打江山不拘手段而留下来的一个怪癖。中共不讳言一党专政,但是它说它有多党协商,那就是八个民主党派,话说得非常漂亮,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荣辱与共,肝胆相照”。但是,其实那些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众多副主席中,总是有一位先生比较特殊,低调而有威势,因为谁都知道这位先生是中共派来的,代表中共参与民主党派的工作,关键问题不是主席作主,而是由他来拍板。这位中共的代表甚至可能是公开的中共党员,中共为此而定制规矩,允许自己的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里还有多少中共的秘密党员,这就只有中共组织部知道了。既然国家副主席都可以是秘密党员,那么你的朋友、同事、家人、甚至枕边人,到头来是你所不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我想问的问题是,且不说打江山的秘密工作时期,就说已经打下江山,而且巩固了江山,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为什么还要发展秘密党员?它的怪癖是怎么养成的?秘密党员的做法,是周恩来的杰作。周恩来搞秘密党员这一套,有现实谋略的计算,有时是为了谍报,有时是为了统战,有时是为了监控。这种做法给了中共很大的好处,非常“有利于对敌斗争”,于是在打下江山以后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套,延续下来,成为执政党的怪癖。执政党发展秘密党员的怪癖之所以不戒除,因为这种怪癖给了它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为了政治斗争的额外优势而不顾忌超常手段、不顾忌人间道德、不顾忌公平竞争,从而做到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不能有,我就比你多了一些资源,可用手段上占了先手,早晚会打败你。这是中共很早就发现的秘密。这一秘密不能不说在打江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待到中共执政后,巩固和维持它的政权统治,成为唯一要务,而经验就是,当年它打江山时候曾经做过的一切,如今绝对不能让民间再拷贝而用了去。“控制”成为中共设计其制度的关键词,美其名曰,“党领导一切”。于是,中共将中国的一切传统社会组织毫不留情地摧毁殆尽,建立起另外一套组织,如八大民主党派、商业和行业协会、工会、妇联、青联、青年团、少先队、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科协、等等,等等。这些组织都有党委或党组,都由党的机关和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掌权者,都和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配套。这些组织“覆盖”了整个国家的社会需求,你已经找不到空白区域了。一旦出现空白区域,党就立即会在那里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来予以填补。这些组织,无异于党在社会机体上植入的功能机构,就像现在的整容者在皮肤下植入的硅胶体,不同的是,这些硅胶体都有神经血管连着党的中枢。这种党控制全社会的制度,并非中共首创,而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版权,叫做“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即全部,一切,一点不漏。墨索里尼自己有另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叫法,法西斯主义。在刚刚出炉的《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多次用到了“覆盖”这个词。它明说了,新的做法要解决党的组织“覆盖”不足的问题,要做到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改革开放以前,没有“覆盖”不足的问题,一切都在党的各类组织领导控制之下。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出现了私人企业、民间办学,还有致力于环境保护、扶贫慈善、救灾、边远地区办学等公益活动的热心人士和自发组织。这类以公益为目的组织,不消耗政府资源,不使用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叫非营利机构,或者非政府组织NGO,国外通常由公司法或结社法来规范即可。在中国,这类组织举步维艰,因为它不是党来创立,党来控制的,党不信任这些组织和这些人。因为中共有那个怪癖,凡是它不控制的东西,它都不信任。在中国,社会如今对这类公益性组织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共对NGO的打压引起的国际反响也越来越强烈,民间有越来越多的正直善良的人加入到公益活动中,公益志愿者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一味围堵压制越来越困难了。于是就出炉了这个“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做法。这无异于回到改革开放前的Total控制的状态,是一种开倒车的做法。现在还不知道的是,在所谓“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将扮演什么角色呢?像以前各种协会的党委或党组那样,是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吗?公益热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后,请党派出机构来领导,党组说什么我们就怎么干,这可能吗?或者是,在社会组织中,只要有党员就应该组成党的组织,和上级党委建立上下级关系,接受领导,汇报情况,但并不是社会组织的权力机构。那么,这样的党组无异于党在社会组织中的特务机构,专干高密的勾当。这些人怎么进去?怎么工作?他们将做些什么?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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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吴祚来:中共需要重建合法性

当政党的合法性,其来源被认为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与传统王朝被认为是天意的选择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次被选择,永远可当政。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不等于公民(通过选票) 的选择。 中共的历史合法性,是被毛泽东一步步破坏的,邓小平只是在生活与生产领域有一定的修复,人民一日没有享有宪法保障的自由权,公民一日没有真正的选票,当政党就没有一日的合法性。 王岐山让中共合法性问题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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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内忧外扰并不妨碍习近平强势访美

这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豪华轿车里驶过天安门广场时,看起来气度威严,他穿着毛泽东青睐的那种传统样式的服装,朝着挺拔站立的受阅部队的队列挥手致意。不过近来,习近平主席帝王般的光芒却黯淡了下来。中国经济的放缓相当突然,似乎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预料,这引发了全球投资者的警觉。政府高估了自己提振股价的能力,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试图支撑中国股市。习近平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包括重振膨胀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尚未产生什么切实的收效。习近平经常被形容为共产党数代领导人中,权力最大的一位。周二他抵达美国时,将会面临经济领域吹来的逆风,以及他的执政方式受到的日益严重的质疑——这与他去年接待奥巴马总统时,所表现出的胸有成竹的形象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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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国家安全法

这个国安法公布以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应。7月1号正式通过的。早在5月底就看到有关报道。所以我一直注意这件国安法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后果来。所谓《国家安全法》,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法律的方式具体地保卫。因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在毛泽东文革的时候就破产了,因为文革的时候把意识形态用得太过头了。所以今天意识形态显然不能起作用。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千言万语说到最后只是一句话,也就是所谓‘一党专政是不能放弃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东西实现?今天已经不能光靠空洞的意识形态,所以必须要采取法律的方式,采取法律方式以后就可以直接整治、惩罚任何国内国外想怀疑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或者对共产党执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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