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阳光时务 | 左小祖咒:我在太陽最光亮的地方創作

作者: 阳光时务  |  评论(0)  | 标签: 左小祖咒 , 苦鬼 , 爱上噪音 左小祖咒:我在太阳最光亮的地方创作 艾未未说:「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他的歌在精神层面非常清楚地暗示了这种状態。」左小祖咒自己却说:「我每天幸灾乐祸地生活。我光明磊落,我在太阳最光亮的地方创作。」 文/张洁平 整理/柴子文、柴路得 在京郊草场地一片灰色迷宫样的房子里,左小祖咒刚刚酒醒。见到他的第一眼很吃惊:这个人,竟然很清秀。这和他在媒体上塑造的霸气老板形象实在大相径庭。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急急走开,折腾一番自己,架起一副棕色蛤蟆镜,坚定地拒绝了任何和「偶像」有关的称呼。 他当然不是偶像派。不听左小的人,听到他唱歌会以为是收音机没电了,听左小的人,沉迷在他莫可名状的音调和利刃一样的歌词里不能自拔。好友们总用很糙很暴力的词形容他,比如他眾所周知的好友艾未未骂他像条「沙皮狗」、「不要脸」、「野蛮」、「混」等等;但他们同时很爱他,並且在一本正经的时候,会对他使用一些美好的词语,比如敏感、脆弱、忧伤、情怀、努力。 採访的时候,左小不肯摘下眼镜,他说这样你看不到我的眼睛,我就可以骗人了。 然后他开始了中心思想极为漂移的演讲。他说我记忆不好,说到哪里可能不记得。然后就从A扯到D,从D扯到F,从F扯到X,然后倒回ABC……吹牛的时候,他比较自如,他说我是大师啊,我的作品是世界级的,大师得让人知道,得吹牛啊,吹牛才能养家,养家才能移民,我两个孩子,我不能让他们喝毒牛奶沾地沟油啊。认真的时候,他有些靦腆,「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坚决的成熟的艺术家,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不好意思,我確实是在认真地做这些事情。我的唱片质量像劳斯莱斯一样,质量是非常高的。可能今天我的头髮没有白,鬍子也没有白,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小坏蛋……我有点煽情,不好意思。」 左小祖咒1998年出版第一张专辑《走失的主人》,迄今出了十二张专辑,大部分独立製作发行,最贵的一张卖到500元,竟然还卖得出去,被称为「中国歷史上最贵的专辑唱片」。他的音乐也称得上是最直面社会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拍电影,比如《庙会之旅2》,1999年的《庙会之旅》竟然在2011年出了续集。 「谁见过唱片出续集的?这就是一部警匪片。能描述中国现状的,就只有警匪片。」左小祖咒说。他曾经想当导演,结果发现「导演是这个国家最不能做的职业。因为你只能拍古装片,拍不了今天的事。你看《老妈蹄花》多好啊,警匪片啊,真打啊。」 拍不了电影,於是他把故事们都唱进歌里。 《咖啡时光》唱给「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杨佳;《英雄的亲戚》唱给丹丹,那时还被关在看守所的艾未未的弟弟就叫艾丹;《钉子户》写给寨桥村钱云会,「风可进,雨可进,皇上不可进」。当然还有流传出去一不小心就要遭刪贴的《我的儿子叫钱云会》。在艾未未工作室的採访视频里,钱顺南为儿子的控诉,带著天然的旋律,左小配上木吉他和口琴,重新编曲,诞生了听者称为「最黑暗的黑暗民谣」 。 音乐还可以多有力量?听听《苦鬼》,一首唱了十二年的歌。 1999年、2004年、2010年、2011年,左小祖咒把《苦鬼》唱了四个版本,音乐不断改变,歌词却只字未动。 1999年他唱:「人民被迫投降,人民越级上访」,2011年的中国现实,仍然是这样。左小真诚地说:「我希望它过时,我希望它只是个应景歌曲。」可糟糕的是,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首歌。 他的朋友说:「祖咒就像《盗梦空间》的小李,把『苦鬼』这个意念敲进你的脑袋,让你从梦中醒来,依然记得这亿万民眾失业的年代。它不是梦。」 艾未未说:「这是一个野蛮的时代,他的歌在精神层面非常清楚地暗示了这种状態。」 左小祖咒自己却说:「我每天幸灾乐祸地生活。我光明磊落,我在太阳最光亮的地方创作。」 以下是阳光时务专访左小祖咒的摘要: 问:《苦鬼》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左小: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北京通县的东方化工厂爆炸。我被怀疑是嫌疑犯。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被逮进去了,我被「人间蒸发」掉了大概二十多天。我在昌平收容所里面就看到很多访民,出来之后,就写了《狂犬吠墓》这个小说。这本书太长了,我就写了《苦鬼》这首歌。 问:这首歌產自你自己的看守所经歷? 左小:《苦鬼》也不完全是我在收容所里面的经歷。在收容所之前也有那样的,我看到的太多了。我给你讲一个事。有一个冬天的晚上,景泰桥底下,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我跟女朋友散步,老看到他。我很少给乞丐们钱,也不募捐,我给人家五块十块的也没什么用,这都应该是政府行为。但那天我实在是受不了,天太冷了。我就把我口袋里的钱放老人旁边。他太冷,秋冬只裹了一条被子,我就知道他是到北京上访的。老头啪一下抓住我的手,很警觉,就像钱顺南(不明真相死亡的浙江乐清村蒲岐镇寨桥村村长钱云会的父亲)一样,他们这些人都有一种强大的信念。他非常警觉地抓住我,问:「干什么!」我说,我给你钱明天起来买早饭吃。他急了抓住我的手,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你的钱干嘛!」他要给我讲他的事。我落荒而逃。 我不想听这些事,很不喜欢听这些事。我是一个作家,一个歌手,我会写,但我不想听这些事,所以我的歌里看不到苦难,全是黑色幽默,黑色段子。我觉得我们生活太苦了,不好意思,我没有耐心。等他以为我走掉之后,我又偷偷把钱放在那边,拿一个砖头盖住,离他远一点。 那种场景……所以,我跟他们那些知识份子的表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问:你还是需要和苦难保持一定距离? 左小: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不要把这个帽子戴到我头上来。我出版《庙会之旅》的时候,是朋克特別流行的时候,我在这个歌词里面唱的是「我不是朋克,我也不是诗人」,在《冤枉》里面写的是「不爱政治,我们只是十三节车厢里的流浪汉」。我的东西都是这样写的,我也不需要他们来告诉我写什么。 你其实不需要听他们讲什么內容。第一张专辑里写的这样一句话:停止我听你的诗歌朗诵。停止我看你导演的电影。停止我欣赏你的生殖器官。我最多是一个超现实歌手,在现实的基础上创作我的艺术。 这是我的人生態度,我一直是这样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我就是这样的,我表达了我的態度。我是一个生活家,我渴望的是生活。 问:《苦鬼》这一首歌唱了十二年,歌词只字未变,你自己是什么感受? 有很多人喜欢《苦鬼》,它是个应景歌曲,当时的社会就是那样。我有这个义务和使命让更多人知道《苦鬼》——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我写的,就像崔健写的《一无所有》一样,啪嚓全过去了。我希望它过时,但是十二年后,我们中国的社会基本还是《苦鬼》的状態。 问:你自己也写了小说,最喜欢谁的小说? 左小:我最喜欢的作家是吴承恩,他是非常作家,魔幻大师,我现在还喜欢他。小时候看小人书,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太神了,觉得这是真事,后来才知道这是作家写的。我到现在还觉得了不起。 其实,《西游记》也跟今天一样,吴承恩描写一个反动派孙悟空出来,就是爱打抱不平,被镇压在底下,又被发配去取经,实际上就讲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一个事吗?文化人借古讽今,拍大片吶,拍拍唐朝啊、清朝啊皇帝啊那种大片出来,因为当下的拍不了吶。我发现,导演是这个国家最不能当的职业。你只能拍古装片,拍不了今天的事。你像艾未未的《老妈蹄花》拍得多好啊,警匪片吶,那是真打啊。但就是不能拍。 问:你想过移民吗? 左小:我当然要移民了,不移民干嘛啊,我还招標呢,哪个国家需要我去。前段时间,我招標了,我决定移民嘛。我没法活了,因为你吃的东西有问题,都是农药超標,饭店里面用的是地沟油,奶粉里有三聚氰胺,这是曝光的,没曝光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吃的,不放心。 我们的房子被强拆。我刚盖的房子就要拆,说给我赔钱,我要钱干嘛,金屋银屋不如自家的狗窝,风可进雨可进皇上不可进,自古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我给你磕个头,你別拆我的房子。我到了这个岁数,人生一半,我总得为我的孩子想想吧。 问:离开中国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我的创作不需要依赖环境。我是大师,在哪儿都能创作。不是他们想的非要在哪里才能创作。我每天幸灾乐祸地生活,我写自己的东西出来。我光明磊落,我在太阳最光亮的地方创作。# (摘自《阳光时务》第四期爱上噪音 黑暗不能驱逐黑暗,阳光可以;愚昧不能驱逐愚昧,时务可以。 ~~~~~~~~~~~~~~~~~~~~~~~~~~ 阳光时务iSunAffairs,第一本中文iPad时事杂志 website:http://www.isunaffairs.com iPad: http://ipad.isunaffairs.com Android Tab: http://android.isunaffairs.com PC电脑: http://emag.isunaffairs.com 手机:请下载Zinio阅读器并注册:http://emag.isunaffairs.com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阳光时务的最新更新: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答阳光时务 / 2011-10-09 23:11 / 评论数( 9 ) 「饿死和被饿死是有区别的」:专访《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 / 2011-10-07 11:20 / 评论数( 10 ) 大饥荒是有意为之 / 2011-10-07 11:15 / 评论数( 5 ) 革命新發現 文/长平 / 2011-10-06 14:21 / 评论数( 14 ) 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属於我们 / 2011-10-03 19:10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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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 授权上传: 何几:晏阳初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2011年10月08日 18:51:04   晏阳初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何几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先生病逝于美国,已有二十一周年了。若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可能还要为自己的国家在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他的“离家出走”也为他成就了“世界公民”的称号,当然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具有博爱精神的基督徒的救赎之路。是基督拯救了他,使他免受“文革”的迫害,并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一束光芒。感谢主的恩典。     晏阳初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对当时中国国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根开出的救治“药方”。他认为要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提升国民的“四力”:知识力、生产力、健康力、团结力。并以公民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提升公民的公民意识、自主意识、自律意识、自尊意识,培养公民的整体素质。     晏阳初先生教育思想有其明显的内在逻辑关系,针对性极强,并兼顾整体,既体现了西医对“疾病”的分类专科“治疗”,同时又吸纳了中医的“辩证治疗”思想。国民的愚昧无知要用文艺教育来根治,国民的贫穷要用生计教育来根治,国民的虚弱要用卫生教育来根治,国民的自私要用公民教育来根治;通过文艺教育提升国民的知识力,通过生计教育提升国民的生产力,通过卫生教育提升国民的健康力,通过公民教育提升国民的团结力。这四种力量才是救治整个中华民族病根的强大力量,没有或者缺乏这四种力量,这个国家就不会从根本上强大起来,这四种力量要相互融合,形成合力,从而构建一个富有创新活力、经济发达、公共卫生体系健全、公民自由平等团结友爱的现代化新兴国家。宴阳初先生是从平民、国民、公民最为基本的国家元素来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只有更新的国家元素,才能诞生新的国家,他基本上走的是“民富国强”的救国道路,他认为公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只要公民强大了,这个国家才能真正地强大起来。从而他悟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富民兴邦常识,并终其一生,奋斗一生。     尽管当下各种大学文凭、硕士文凭满天飞,宴阳初先生的教育思想一点也不过时,甚至有要用晏阳初的教育思想来重新改革本国教育体制的急迫需要。自共产党在大陆建立政权以后,基本上实行的是以政党的政治教育为目的的“分数教育”、“应试教育”,或者叫“文凭教育”。执政党对全国的教科书进行严格地把关,进行政治审查,从幼儿园到大学乃至博士后,“政治正确”是本国教育的“龙头”,名义上叫“政治思想教育”。如果这一关过不了,说明学生在政治思想上落后,思想不“健康”,就会受到打压。这种党化教育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学生想要上清华、北大,就必需按照教科书依葫芦画瓢,就必需按标准答案来做题,老师也必需按照教学大纲来教育学生,向学生反复灌输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这些都有一整套的应试教育方法,有一整套官僚和半官僚的教育管制体系,过去那种“阶级教育”的陈旧观念及模式还有相当大的市场和势力。可以说,现在清华、北大的学生基本上成了应试教育的“畸形果实”,我们不应当以当今的清华、北大为荣,而应感到些许的脸红。     概言之,宴阳初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实行“四大教育”,根治“四大病根”,提升“四种力量”,以达到救民救国的目的。文艺教育救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行文化教育和艺术教育。文化教育的重点要对公民进行知识教育和常识教育。知识即力量,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照亮黑暗愚昧的光明。知识是多元的,而且知识也是开放的,固步自封的知识是已经死亡了的知识,没有营养,没有活力,我们应当抛弃。知识是真理,是智慧,是供给后人吸吮的母汁,并给人以新的力量。常识不是知识,常识好像衣食住行,好比眼睛是用来看东西的,鼻子是用来呼吸的,好比政府是用来保护公民的,军队是用来抵抗外敌的,常识就好比本国的月亮是圆的,外国的月亮同样也是圆的那样,每天的太阳都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这也是常识。但在当下,学校一般片面地注重知识教育而轻视对学生的常识教育,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常识教育也被穿上了“红衣裳”,带上了“红领巾”,对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往往令学生们费解,比如时下热衷的“感恩教育”,对谁感恩?为何感恩?这些问题就很困惑,是要感恩党和政府还是感恩父母?反正教科书上写的是首先要感恩党和政府,反正考试试卷的标准答案是感恩党和政府,如果要想考高分,那就看着办吧,其他话就不用多说了。知识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好不到那里去,知识是经过严格审查过的思想,是经过官僚机构过滤、剪辑的二手货,同样有标准答案,学生想要别出心裁,那结果是很悲痛的。知识一旦被政治化,知识就变成了政治的奴婢,这样的知识是没有多少开放性的,连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虽然表面上A、B、C、D、E、F、G任你选,但隐藏在“知识”背后的那一道神圣的“红线”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考试就是对知识进行进一步地僵化,把学生的头脑变成一根根“死脑筋”。这可培养不出晏阳初先生所希望的那种“知识力”来的。     艺术教育的主旨是对公民进行审美教育,让公民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艺术教育的最大作用是能够提升公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艺术是想像的科学,是科学的艺术表现形式。知识和艺术通过欧洲的文艺复兴驱赶了欧洲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使科学与民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艺术教育并非文学艺术本身,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才是艺术教育的价值灵魂,通过潜默移化的艺术渗透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价值观念与追求,形成一个时期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人们自觉遵行这样的伦理道理体系,营造健康文明的社会道德风尚。可惜的是,当今的艺术教育功利性、娱乐性太过于强大,艺术教育成为一些家长和学生实现其“明星”梦想的捷径,艺术变成了技术。作家变成了码字工人,美术家变成了模仿大师,歌唱家们变成了娱乐狂欢上的点钞机。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严重枯竭,一个人一辈子只会反复唱同一首歌曲,从二十多岁唱到喉咙失去演唱的功能,黔驴技穷。实在没办法了,就搞艺术颠覆,反其道而行之,不审美而审丑,以丑为美,以美为丑;以善为恶,以恶搞为善;以真为假,以假乱真,这就算创新了,算是为艺术插上了“想像力”的翅膀,大可以“繁荣”本国的艺术了,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像。多好看呀,多迷人呀!     文学艺术被严重娱乐化,恶作剧、嘻哈剧、肥皂剧、无厘头、无逻辑、无思想……玩文字游戏,什么穿越、什么玄幻,什么网游,几百万字,几千万字地乱写一通,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时间,浪费年轻人的宝贵青春,有些人搞文艺创作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却还在一味地孤芳自赏。一些作家沉不住气了,开始大骂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评委不识货,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就骂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的堕落。既然不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就在本国的茅盾文学奖上面动手动脚,评委们关起门来自己给自己的作品打分,捞一个茅盾文学奖在自己手里,以求得在市场上卖出个好价钱。恐怕这种堕落不仅仅是堕落,而是中国文学的腐败,中国文学已经在那些评委们手里烂掉了。这里有两面镜子,一面是诺贝尔文学奖,一面是茅盾文学奖,请大师们用这两面镜子仔细照一照自己那一副滑稽可笑的面孔,看看从中能够发现什么。看来,本国的文艺病得不轻啊,文艺都病了,还怎么推行晏阳初先生所倡导的文艺教育呢?我们总不能继续给孩子们吃“三聚氰胺”吧。     再来分析当下的生计教育吧,生计教育是生活技能与生存技能教育的统称。现在,我们的公民会生活吗?我们的公民会生存吗?在应试教育的举国体制下,生计教育已经被挤得很变形了,就像卡夫卡写的《变形记》那样,一个人早上起来却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本国的生计教育就像这样一只大甲虫。学校里几乎没有开展这方面的课程,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娃娃就开始背一个老大老重的书包,有点像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样子,力气小一点的背不起,得让父母代劳,本人看了真不知道该怎么说。老师说校长要问他们要分数,他们只好向学生要分数,一级压一级,校长和老师都是成年人,压一压无所谓,但小学生是未成年人,从小就承受这样的重压,他们是要出问题的,迟早会被压变形的。在这样一个“唯分数论英雄”的社会大背景下,家长们也着急了,想尽千方百计来提高自己孩子的考试分数,择校的择校,送礼的送礼,跑关系的跑关系,补课的补课,请家教的请家教……什么招数都用上了,目的只有一个:让自己的孩子考出高分。本人看了小学一年级的课程,有些问题连本人都看不明白,不知所云,不知那些可怜的娃娃们是如何明白的,恐怕他们不是真的明白,而是被老师们强制弄“明白”了,这真的很悲剧!     在如此悲惨、滑稽的教育体制下,从上到下都不重视对学生的生计教育,学生不懂生活,不会生活,什么事都要父母包办,学生的本职是一天12小时读书、学习、考试。重书本教育,轻实践技能教育;重考试分数,轻实际能力。有些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没有学会自己洗脸、穿衣服、洗碗做饭,没有父母的帮助他们就跟一个大白痴似的,除了啃书本,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更可笑的还有博士学历的知识分子居然不会过性生活,可见他们在应试教育的题海战术中被“阉割”了,头脑被“清洗”了,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没有生活的基本常识,没有生存的技能。这样的知识分子除了手中拿着一张金光闪闪的高级学历证明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在生活生计方面还不如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     生计教育救穷。如此糟糕的生计教育能否提升本国国民的生产力?本人知道很多人都会用GDP来大声驳斥本人的无知,他们会出示一张GDP图表手舞足蹈地讲个不停,他们会向本人指着一路飙红的大箭头向本人炫耀本国的GDP已位居世界第二,已经快要超过美国了,是世界经济强国。但我不关心GDP,本人关心的是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两相对比,却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果。据统计,“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为1960年第78名,1970第82名,1980年第94名,1990年第105名,2008年第106名,2010年第127名。中国GDP世界排名为1978年第15位,1990年第10名,1995年第7名,2000年第6名,2007年第4名,2010年第2名。”全球共有193个国家,而本国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为倒数第66名,不知这个数字吉利与否?晏阳初先生是要通过生计教育使国民脱贫致富,使国民的收入增加,使国民生活富足,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国民并没有富足,反而在逐年倒退。国家富了,国民却穷了,这不是一种利好现象,应当加以警惕。     本国GDP是靠“中国制造”制造出来的,属于体能型经济,跟苦力经济没有多少差别,体脑倒挂这已经是几十年的老问题了。本国的GDP包涵了无数劳动者的血与汗,是典型的血汗经济国家,是靠牺牲环境,牺牲劳动者和公民的健康、亲情、福利、生命得来的,不但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地方,而且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良心上的羞耻,是应当加以谴责的GDP。如何不让本国的公民不流血不流汗或者少流血少流汗而实现人均收入的上涨?这就需要转变收入增加的方式,体能劳动要向智能劳动转变,“中国制造”要向“中国创造”转变。产品可以被复制,但独创性思想是无法被复制的,我们可以生产电脑,但无法完全掌握电脑的核心技术,没有诞生像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样的人物,没有出现像“微软”那样的全球性大公司。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出在教育上,把学生教育成“木偶”的应试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教育出比尔●盖茨那样的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诞生美国微软公司那样的经济实体。     宴阳初先生推行的第三大教育是卫生教育救弱,提升国民的健康力。这里面包涵的内容很多,至少与四个方面的问题有关——生理卫生、心理卫生、生殖保健、体能锻炼。生理卫生重在解决人的肉体方面的疾病,生理卫生不是人人都懂得的学问。本国初中开设有生理卫生课程,讲一些简单的人体构造常识,高中有生物课,从生命起源开始讲起,就比较复杂了。但这些生理卫生课程与我们日常的卫生生活关系不大,只适用于考试做题,考得好并不能说明学生的卫生素质就很高,那是另一码子事。心理卫生与生理卫生相反,它重在人的心理健康,培养健全的人格,这在本国的教育领域基本是一大空白,除了某些大学开设有专门的心理研究学科外,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根本没有涉及心理卫生的教育。在本国有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一提到心理卫生就容易与“精神分裂症”和“疯子”联系起来。人们对心理卫生讳莫如深,偷偷摸摸,生怕被人发觉自己在心理方面有什么缺陷。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正好说明本国在心理卫生教育方面的缺失,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心理疾患者投以异样的目光,这种目光带有很大的侮辱成份在里面,是对心理疾患者人格尊严的漠视。在县级以下的医院几乎没有开设心理门诊。当然这不仅仅是心理卫生一个方面的问题,本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本身就残缺不全,口头上说的是公共卫生事业,医院的牌子挂的是某某人民医院,但很多公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得不到较好地解决,有关系的解决得好一点,没关系的就不敢保证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严重不公。大病医疗成了老百姓的心头大患,一些家庭病不起,更活不起。人的健康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健康,是身心健康,这两方面的卫生教育开展得好,公民的卫生素养就会提高,就会摈弃过去狭隘的观念,就会正视各种疾病,包括心理疾病,为患者的早日康复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生殖健康教育主要是健康生育,优生优育,当然还包括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这些都很重要,与其隐瞒不如坦陈生命的真相。避免青少年陷入自我编制的想象之中,告诉他们真相比装神秘要强得多。有些人害怕告诉孩子们真相,担心他们知道真相后干出不合时宜的事情,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我们欺骗隐瞒孩子,他们同样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探寻真相,他们同样会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向成年人撒谎,隐瞒自己的行为,这种情况才是最为可怕的,对他们今后的生活埋下了健康隐患。体能锻炼即是我们常说的体育,这个好理解,可不少人却把体能锻炼理解成各种比赛,全运会、大运会、亚运会、奥运会,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杯……都是为了竞技比赛,都为了去拿奖,名利双收把活干。但这些都不是宴阳初先生所实践的卫生教育,体能锻炼的目的不是比赛,而是强身健体,提高抵御疾病的能力。现在人急功近利的思想相当严重,这不能怪本国的公民,而是本国教育的毛病,急功近利的教育必然培养出急功近利的公民,想一夜致富的人比比皆是,想一夜成名的人遍布大街小巷。把体能锻炼的健身活动赛事化,是对体能锻炼的偷梁换柱。卫生教育本身就不卫生,就不干净,还怎么能提升公民的健康力?     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公民教育,大家以前公认为晏阳初是平民教育家,这没有错。但根据晏阳初先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座右铭不难得出结论,宴阳初先生把公民放在一个国家的首位,有人也许会置疑这里“民”指的是平民、人民、国民,本人也不反对,尊重大家的不同理解。但我们理解一种思想不能断章取义,不能组词造句,要联系前后的逻辑关系和实质内容来分析。如果宴阳初先生不提出“公民教育”这个概念,本人是不能妄称晏阳初先生是本国公民教育的奠基人的,在他的四大教育体系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公民教育,本人有理由相信公民教育涵盖了平民教育的内容(将另作探讨)。晏阳初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公民教育,只是当时习惯把做苦力的公民称作“平民”,为了便于宣传和接受晏阳初先生的教育理念,便使用了平民教育的提法,但他的最终目的却是推行公民教育,他的最终目标是在全国实现公民教育,为他后期推行的宪政实验打下公民基础。     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在宪政体制下,公民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要接受宪政思想,要对公民进行宪政思想教育,以宪法立国,以宪法治国,以宪法救国,以宪法强国。宪法政治就是实现民选政府,民选的政府接受选民的监督,民选的政府要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1956年在晏阳初的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实现了真正的民选议会。这不能不说正是公民教育所取得的成果。     公民教育如果离开了人人平等、自由,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宪法作为后盾,公民教育是无法推行的,因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不到有效的宪法保护。公民是在同一部宪法下进行活动的自然人,没有宪法就没有公民,没有真正的宪法政治没有真正的公民。宪法是一国之根本,任何自然人和组织都要在宪法的规定下活动,包括各种党派,包括执政党及其政府都无一例外地遵守国家的宪法。其他法律也要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违反宪法的法律是非法的法律,是恶法,公民有权利不遵守,有权利要求废除。公民不是单纯的自然人,也不是单纯的私人,而是具有自主精神,具有宪法精神,具有权利义务意识的法律人,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公民凡事不能站在自我的角度去维护个人的一已私利,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承担起维护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任,公民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一个“公”字说明了公民不是为“私”,是为“公”,为了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公平、公正、公义、公德。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     不知何故,公民教育在当下变成了一件极为晦暗的事情,政府似乎不敢大张旗鼓地提倡在全社会实行公民教育,难道我们的政府害怕公民吗?政府不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以法治国,要依法行政吗?这不正是推行公民教育的大好时机吗?如果不推行公民教育,以法治国、依法行政只是一句政治“口头禅”,不打算正儿八经地加以实行。当下政府过多地强调公民的义务,轻视公民的权利,动不动就对公民的人身、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反正有的是警察,有的是武警,有的是军队。一些法律明显违背国家的宪法却依然在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上高票通过,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土政策”居然大过国家的法律,大过国家的宪法。这些在人治思想主导下的政府行为怎么能够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怎么以法治国,怎么能实现依法行政?空谈,还只是空谈!     在社会公平、正义,公德失范的国情下,一些人不能按法律办事,按法律办事的成本太高了,而且没有效果,不能维护其合法权益。本国有五千年的人情关系传统,既然走法律程序走不通,那就走关系程序,大力发展、挖掘各种关系。家族关系、血统关系、裙带关系、朋友关系、金钱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情人关系、领导关系、同事关系、干亲家关系、酒肉关系、嫖娼关系、性关系……本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关系大国,办任何事都要讲关系。在医院里看医生都要凭关系,有关系的先看,没关系的站在老长的队伍后面苦等,一直等到医生关门下班,谁叫你没关系。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公德统统被踩在关系的大脚下。     这不是一个公民社会,是一个关系决定一切的社会。人治社会必然导致关系社会,法治社会必然建立公民社会。在 如此庞大的关系社会里,宪法和法律被人利用,被人歪曲,被人随意解释。但大多数弱势群体是没有关系的,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打通关系,怎么办?他们要活命,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上访。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维权之路,但这并非一条通向光明的高速公路,一旦踏上这条路就得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磨难,就要随时准备被关进精神病院,随时准备被全副武装的警察抓进“法制培训班”,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上访之路是一条血泪之路,是一条凶险之路,是一条争取做人权利的道路!“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愿这条由弱势群体开辟的道路能够走出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大路。     宴阳初先生的四大教育体系对当今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政府没心思认真研究宴阳初的教育思想并实行,研究也仅止于社会团体组织晏阳初研究会的那些只言片语,却远没有走向社会现实。晏阳初先生还提出了实现其四大教育体系的三大方式,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悲哀的是应试教育的学校教育根本无法实现宴阳初先生的教育思想。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总不能从小就教育孩子如何拉关系、跑关系、用关系吧?社会教育无从谈起。家庭教育在学校应试教育的高压下也不得不跟着学校的屁股转,家庭教育变成了学校应试教育的第二“战场”,只能是助纣为虐,父母成了迫害自己孩子的“帮凶”。     写到这里,本人终于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晏阳初先生的教育思想为什么在本国受到冷落的原因,为什么连晏阳初的故乡人都很少知道晏阳初是干什么工作的,还以为他是一个红军烈士哩,还以为他曾经结果了不少国民党官兵的性命哩,这是多么荒唐的偏见和谬误啊。       上一篇: 《白纸黑字》杂志书创刊号前言:…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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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笑:我们的道德没“轻度”滑坡

别笑:我们的道德没“轻度”滑坡 作者:寒江雪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9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9 16:33:51 阅读量:0次   2011年09月27日,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王世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一直以来呈现着良好的道德风貌,中国人道德滑坡说不妥。他认为,评价中国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从事实当中得出结论。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2011年09月28日,京华时报)   接着,王副主任提出了三个论据加以证明:从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最大的事实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展示了中国人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与时俱进的美德,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基本状态,是中国人道德的总体状态。 二是从近年所举办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来看,中国人展示了讲文明、讲礼仪的公共道德,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三是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中国人总是万众一心、共克时艰。   经济飞速发展说明社会道德良好,重大事件同心协力等于全民公德高尚,请问,这样的逻辑你自己信吗?   中国经济的确还在一个劲儿往前跑,权威机构不是已经预测今年增速将超9%吗?而且专家们还说我们的经济可以再“辉煌”至少20年。然而,这只能说是GDP在增加,经济总量在膨胀,可这样的膨胀于老百姓有什么益处?9月27日《经济参考报》发布的一项数据反映,从2010年1月到今年6月间,许多中低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只增长1%;如果截取2010年6月至2011年6月为观察时段,他们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5%,低收入者的工资涨幅输给了物价涨幅。一方面地方政府肆无忌惮开采资源、污染环境、鱼肉百姓,一方面国营企业唯我独尊、垄断民生、唯利是图,再加上课税繁重、物价飞涨、社会分化,这样的悲惨景象能说是健康发展?一个社会只靠经济增长来发展,这样的畸形状态,能带来良好的社会道德?   在举办重大国际性活动时,国人展现出“良好风貌”,一方面出于国人好客的民族本性,一方面出于中央集权下整齐划一的习惯性,一方面是上上下下滴水不漏维稳的结果。用这样少有的壮观场景来说明一国国民普遍的道德程度,岂不荒唐可笑?至于在重大灾难面前万众一心,共克时艰,是在极特殊条件下表现出的人的自然本性,任何一个现代民族都能做到,也都是这样做的 —— 美国9·11、日本地震,他们做的比我们还好。这与社会道德根本就风牛马不相及。   王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谈及“老人倒地无人搀扶”现象时表示,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是中国人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说得好,然而就这样一个义不容辞的价值判断,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为与不为” 的重大问题,这还不能说明社会道德已经滑坡滑到何等程度?就此问题搜素,河南、陕西、河北、福建、浙江、天津 …… 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样的“扶老案件”。其他不论,仅以南京“彭宇案”为例,这个案件留给这个城市深深的的伤痛:南京彭宇案主审法官被调离,徐老太搬家,彭宇辞职(2011年09月28日,华龙网)。连老太太、老爷爷们对好心人都要倒打一耙,这样的社会现实主流还能好到哪里去?这不,今天又爆出:解放军士兵扶老人被迫赔3千,部队找证人讨公道(2011年09月28日,国防部网站)!而一个女孩为大雨中的乞讨老人打伞,不顾自己被淋湿,这一平常举动在今天的社会却已成为“稀缺品”,引得大家争相称颂,对社会道德而言,是喜是悲?   正如白岩松在访谈节目中说的:“卖猪肉的人用夹着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每个人都在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可能这样的循环还没有循环到官员、专家那一环,他们仍然在“良性”循环中怡然自得,因此,在他们看来,社会道德十分良好。而我们芸芸小民早已在这些“大放厥词”中出离愤怒,在恶性循环中苦不堪言,只能无语问苍天:这个原本缺少公德的社会,还有传统美德吗?   201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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