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

2011年03月28日 11:26:49 　　   　　张曙光   　　刚刚过去的“３．１５”着实让广大中国消费者扬眉吐气了一天，但这一天一过消费者很快就觉得自己的地位就矮了半截。一年３６５天只有一天是３．１５，时间太短不说，此次曝出的双汇瘦肉精、锦湖轮胎等事件还是那么让消费者心惊肉跳。中国企业还是那样不争气，消费者仍然处在无法预料的风险之中，这是为什么？   　　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中国经济多而不优，大而不强，有规模少效益，有数量缺质量。虽然漫山遍野都是“中国制造”，但拿得出手的品牌产品，上得了台面的企业仍然乏善可陈。喊了二十年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依然步履维艰。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中国的市场环境始终没有把企业真正的对手――消费者培养起来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人理解企业竞争都认为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实际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消费者的成长和成熟，特别是消费者法律地位的提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消费者一直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在计划经济年代是没有“消费者”这个概念的。所谓“消费者”只是配给产品的接受者。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是计划供应。所有居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各种产品或服务。对一般居民（消费者）而言，这只能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至于产品和服务好不好是政府部门的事。消费者话语权基本上被排除在外。尽管中国在１９８４年就成立了消费者协会，１９８７年被接纳为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成员，１９９４年实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每年一度的“３．１５晚会”也搞了二十多年，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消费者的环境仍不乐观。所谓“年年有大案，环境难改善”。二十多年前餐饮业就存在地沟油，至今也没有得到解决，山西大头娃娃事件、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镉大米事件、瘦肉精事件等等还是那么触目惊心。   　　其实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摆脱了短缺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但政府主管部门的观念并没有改变，还是将自己定位在保证产品供应者的位置上，以保证生产为第一要义。这就使中国消费环境呈现出这样一种特性。   　　一是产品（服务）标准过低。主管部门生怕产品标准定高了企业达不到，影响了生产。总想等到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能够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去提高标准。就形成了生产企业就低不就高的现象。好的企业活不好，赖的企业也能活。再加上监督检查不力，处罚畸轻。如此次瘦肉精事件发生后政府官员称“只要是抽检就可能漏洞”，这不但为行政部门的责任网开一面，也为生产企业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那受难的只有消费者了。   　　二是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低下，维权成本过高。本来消费者在企业面前就是个弱势者，无论是经济实力与可动用社会资源个人都很难与企业抗衡。但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消费者给予特别的倾斜，所以消费者更显弱势。据报道，北京有位消费者在超市购买9元洁面乳受骗后，为按消法规定的“退一赔一”打官司历时三个多月，为18元赔偿而付出的3000多元交通费和误工费等损失，最后也未得到法院的支持。   　　而美国曾多次发生过消费者获得巨额索赔案例。如２００２年一位有４０年吸烟史的肺癌患者向烟草公司索赔２８０亿美元，最终获赔２８００万美元赔偿案例；１９９２年，一位在　当劳喝咖啡的老人因自己不小心被烫伤后向公司索赔，最后获赔１６万美元的案例等。这些消费者在国人眼中多少有些“刁民”的习气，但正是有这些“刁民”有存在，抓住了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漏洞，才使企业主不敢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可这些跨国公司一入中国，便趾高气昂，将中国消费者打入另类。曾有中国消费者因某著名电脑公司做假提出高额索赔，却被以“敲诈勒索罪”拘捕，这令中国的消费者不寒而栗。而“王海类刁民打假”更不可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在这种消费环境下，怎么能企望能有真正强大的企业出现？   　　中国企业不强是因为消费者不强，中国经济质量不高是因为消费环境太差。有什么样的土壤就生长什么样的植物。没有强大的消费者，没有强大的对立面，此中国企业所以不昌也。现在媒体总是在普及各种消费品的打假知识，商品鉴别方法，这对于改善消费环境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大力提高消费者的法律地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与消费观念，不怕消费者成为“刁民”，才能天天都是“３．１５”。（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上一篇： 分配制度改革从何入手？ 　 下一篇： 中国慈善的五大误区 阅读数(746)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1年08月24日 07:21:55 　　 歧视，素质天然地低下  许锡良 素质低下的表现自然有许多种，但是歧视应该是最为明显的一种。哪里有歧视，哪里素质天然的就低下。在有歧视的地方，就只会根据外在身份符号标志，而不是根据人的言行举止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判断其价值好恶。这种丑陋的习惯，常常把某一种身份的人某一地区的人都看成是恶的，坏的，素质低下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用一根棍子扫一船人。歧视，一般来说，是人类的瘟疫，但是在文明的国度，这是作为一种丑陋的现象，是一个逐渐被克服的过程。即使在美国，他们也曾经有过歧视，特别是种族歧视，但是，人家通过百年努力，通过牺牲两个伟大的总统，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以及无数人坐监牢，他们现在已经跨越了这个不堪回首的年月。歧视，已经成了这个国度最为禁忌的事情。他们年轻的黑人奥巴马也当上了总统，再没有人轻易批评美国是一个歧视黑人的国家。因为被歧视的人是不可能当上代表最为精英分子的总统的。中国人种很单一，几乎是清一色的黄种人，不需要种族歧视，但是，这极有歧视欲望的中国人，还是找到了无数的歧视的理由。一个不幸的现实就是，在中国，处处充满着歧视。似乎还很难找到一个民族，像中国这样热爱歧视。任何一种标志，比如学历、校历、职称、籍贯、性别、相貌、身高、体重、家庭出身等等，无一不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 在中国歧视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历史有多悠久，歧视就有多久。在远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教师被定为“老九”，“八妓、九儒、十丐”，明显是被极度歧视的对象。近几十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也曾经有过的“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那是举国歧视与仇恨的对象。无论哪个朝代，在中国，都有男尊女卑，男人歧视女人，并且总是振振有词地说：“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在“改革开放”之前，先是北方人歧视南方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地就是互相歧视了，北方人叫南方人为“南蛮”，南方人称北方人为“北佬”。就家庭而言，权贵家庭出身歧视平民家庭出身。就家境而言，富裕户，歧视贫困户。大官歧视小官。就地域而言，沿海歧视内地，东部人歧视西部人。平原地带歧视山区。富裕地区歧视贫困地区。就城市而言，超级大城市，歧视大城市，大城市歧视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歧视小城市，小城市歧视“乡巴佬”。“乡巴佬”因此仇恨所有城里人。所有的省都歧视河南省。就学历而言，高学历者歧视低学历者。就校历而言，北大清华歧视一切中国大陆的大学——他们招收新教师，非外国留学生与本校毕业生不要，自恋到如此程度，素质之低下，那是可想而知的。甚至一个人讲的方言都可以成为歧视的理由，歧视、偏见、傲慢乃至仇恨，充斥着这个国度。在舞台上，唱起歌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是好大的一个家”，但是真正在生活中，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歧视是无处不在的。似乎没有什么不能够在中国成为歧视的理由。 一些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歧视？仔细想想，等级森严的官本位社会，其实只能够有这个状态。在普遍承认人的幸福感是互相比较出来的社会里，在人们普遍以互相比较作为自己自己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的区分点的时候，歧视天然地就会存在。与歧视天然地相伴而来的，还有嫉妒、逢迎、谄媚、诬陷与仇恨。这些都是一些中国人的幸福感所需要的。在这种文化价值观里，你的成功就等于我的失败。你的快乐就是我的痛苦。没有歧视与仇恨，哪来的幸福与快乐？因为，一些中国人无所信仰，也无所寄托，虽然说人比人气死人，但是，要真是没有了人与人相比，一些中国人还真是不知道怎样生活，更不知道怎样生活出幸福感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孩子进幼儿园两个星期，就已经开始比较了。有些孩子用小红花比成了“好孩子”，有些孩子用小红花比成了“坏孩子”、“问题孩子”。进入小学不久，就用“红领巾”、“绿领巾”把孩子分成了“少先队”与“少后队”。学生被分成“三好”、“五好”。与此同时，孩子所读的学校，也被分成了国家重点、省重点、市重点、县区重点，直到一点也不点的薄弱学校之类。连科研课题，也是国家级、省一级、地市级、县区级、直到一级也不级，一级加一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从招生政策，到划拨经费，无不充满了歧视。 制造歧视的发源地，就是我们的首善之区——北京，次善之区——上海。而北京，更是产生歧视的总根源。许多歧视政策首先就是来自这里的。歧视的重要理由，就是外地人素质不高。但是，一些制定歧视政策的北京官员与拥护歧视政策的北京市民不知道，在所有的素质不高中，歧视是最为集中的素质不高的表现。哪里有歧视，哪里的人，素质天然的不高。因此，在西方发达国家，歧视被认为是最不能够容忍的丑陋现象之一，那是与现代文明直接对抗的产物。幸运的是，温家宝总理执掌的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最近几年来，才有了铲除歧视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外来工子弟就地入学，不得歧视等等政策的出台。但是，这个政策落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问题就来了。就地方而言，歧视的地方政策总也挥之不去，即使政策层面的问题得到解决，在权贵与各城市市民心中的块垒也仍然无法释然。 最近据《南风窗》杂志报道：今年5月，北京市废除了《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非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不少北京家长对这项改革的抱怨、对外地孩子的憎恶溢于言表；一些老师在中考前对外地学生进行劝退。与此同时，据媒体报道，“近几年，随着北京户籍学生人数的减少，北京市教育系统宁可合并、减少中学数量，从而保证北京市高考的高入学率，也不愿意招收外地学生。”这种心理无疑是歧视的心理在作怪。似乎北京的教育资源，只能够供北京户籍的人来享受，没有想过，北京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全国人民倾力打造出来的。 无可质疑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并不仅仅是北京人建设出来的。那是借用举国之力打造出来的。那许多建设与优越的特殊条件，都是举国纳税人的钱堆出来的。但是，北京在这些方面就成了北京人的北京，这是不合理的。 这种对外地孩子歧视甚至憎恶的情感，充分地反映了一些北京人素质中极阴暗与低劣的一面。因为，在他们心中，从来没有人与人平等的观念，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没有与人和平相处的习惯。在这样的人心中，只有主子与奴才的观念。你当不了我的主子，就要当我的奴才，我成不了你的奴才，就要当你的主子。因此，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据《南风窗》记者报道：“歧视与偏见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在记者接触的（北京）各类家长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有钱的外地人歧视那些引车贩浆人的后代，害怕他们把自己孩子带坏。”其实在家长们那充满歧视的眼光里，你的孩子就已经被你教坏了，教得使你的孩子除了歧视，已经不会用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个社会，而是用势利的眼光看待一切。中国的歧视教育，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其实教育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学会尊重人，学会平等待人，学会以爱已之心，爱人。即爱人如已。这也是一切文明国家在教育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没有这种价值理念，没有这种情怀，无论你的钢琴弹得多好，无论你的外语过了几级，无论你的学历多高，你的头衔有多大，无论你身上的名牌服装多么昂贵，多么光鲜，也只能够说，你的素质仍然很低很低。那些动辄借口别人素质低而给予歧视的人，他本身就是素质最低的一个。在有歧视的地方，这里的文明就不高，这里就不论是非曲直，这里就会颠倒黑白，这里就是最为野蛮的地方，在这里就不可能讲道理，不可能有博大的胸怀，就不可能有真爱。在这里虚伪与虚假及一切丑陋就会在“天上人间”畅通无阻，一切邪恶就会大行其道。 难怪，在中国数千年来，我们面对自己的同胞，总也难做到心平气和，平等相待。对国外，其实歧视也很严重。对发达国家来的外宾就恭恭敬敬，对欠发达国家的外宾，就充满傲慢与偏见。仇恨外国时，那是“洋鬼子”，亲近人家时那是“国际友人”。爱国时，他们就成了“义和团”，非要来一个“扶清灭洋”不可；卖国时，他们又成了李鸿章，“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从以前的“国破山河在”，到现在的“国在山河破”，非此即彼，总是这样摇摆不定。中国基础教育的生命就是平等，从教师、学生到学校，都应该是平等的——平等地享受纳税人提供的公共资源。唯有平等的基础教育，富人的孩子才会安全，穷人的孩子才会幸福的，国家的未来才会光明，民族前途才会远大。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弄颠倒了，一定要将歧视看成成功与幸福的来源的话，那么，毒害孩子的三聚氰胺奶粉、毒疫苗、豆腐渣校园与杀孩子的悲剧等等一切灾难的来临都将是无可避免的定数。 2010年6月13日星期日 相关阅读：1、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接受被歧视？  

红十字会因郭美美损失多少？   2011-8-5 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存在三大系统性风险，权势阶层套现，交易方普遍失信，投资效率低下。权势阶层套现导致的贫富差距使内需经济无法启动，交易方失信导致市场交易成本直线上升，投资效率低下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发展表壮里不壮——失信则是三大系统性风险的综合表现。       因为失信，社会断裂成碎片；因为失信，整个社会信用体制无法形成，实际上处于高昂的交易之中。所有的数据都受到质疑，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被怀疑，所有的银行收费都让人生疑。       郭美美事件让中国红十字会陷入空前的信用危机。       公众捐款大幅减少。据《羊城晚报》报道，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专属账号自“郭美美事件”之后，收到的社会捐款几乎为零，除早有合作的一些定向捐款外，一个多月来只有一笔定向捐给巫昌凯的100元捐款。       据深圳市红十字会统计，去年7月，深圳红十字会共有社会捐款721900元；今年7月的数据为22万元，其中7月才到账的20万元是今年3月一家公司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救助款，剩余2万元为救灾救助款和医疗救助款，捐款方式包括银行汇款、邮局汇款、直接捐赠，其中直接通过深圳市红十字会医疗救助资金账号“337-010-100-1000-71011”的银行捐款仅有100元，指定捐给巫昌凯。除去早先协议约定的定向捐给地中海贫血患儿的20万元外，红十字会今年7月的社会捐款同比下降97%。       佛山红十字会医院学校近日也公布了资金收支情况，其中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该校共收到社会捐款88万6000元，不过，在“郭美美事件”后，该校从7月至今再无任何捐款入账。       中国慈善运作成本高昂，如果体制不改，今后会高到不可承受。       中国公益基金行内的管理费率在10%左右，与国际其他慈善组织没有天壤之别。但几个案例折射出背后的管理现状，却让人对10%的数据深感质疑。       7月22日，曾被评为“全国红十字系统先进个人”的原昆明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阮姮因被指控贪污接受了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公诉机关指控，从2006年到2007年间，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到昆明一家四星级酒店消费，并购买了价值数千元的衣物、鞋子，以及价值上百元的内裤、香烟和酒水等，另外，她还用“公费”邀请朋友打网球娱乐。而这些费用，均被其通过公务消费的方式报销。今年今年4月15日网曝“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万元餐费”。7月19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布“三公”经费情况显示，称公务接待费从去年的15万降到今年的3万元，被视作浮云。       财务不透明，10%的管理费用未必就是真实的费用比例。按照民间较为乐观的政府拨款按照5：5比例被挪作中间用途的估计，红十字会大约有一半左右的经费被用于管理成本。当然，没有公开、透明的帐务，我们只能推测。红十字会不必暴跳如雷，公众对任何不透明的部门都同样“不惮以最坏心态进行推测”，直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们透明、公开、有信用。高昂的管理费用通常会对应低劣的管理，为应对郭美美危机，红十字会加班加点赶出的捐款信息发布平台，印证了此前这个部门未能尽到最基本的数据录入责任与捐款去向追踪责任。       个人对个人慈善，风险极高，对慈善机构不信任将行善者逼到了一对一行善的窘境，在慈善领域不再有专业机构、不再有成本的下降、不再有互信，而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小农社会阶段。       如何约束系统性风险？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制约机制，运用规则尽可能地扶植民间NGO组织成长。       详尽透明的信息与去除垄断才能重新赢得信任。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估计，在中国至少有300万未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九成处于“非法状态”。民间慈善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对民间慈善的刻意忽视，使民间慈善无法成长；另一方面，在野草丛生中，民间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内容庞杂，透明度低，自我管理制度缺位、落后，导致民间组织发展更加不足。       国人无善心？错。从2010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的企业捐赠排行榜看，2009年捐赠超过百万元的民营企业有282家，占慈善企业总数的62.9％，这个数字远高于国企和外企。国人不会做慈善？错。本世纪初期风起云涌的民间慈善组织，曹德旺令人称道的苛刻捐款，让人看到了民间制度性努力的成果。只要体制跟上，民间NGO将迎来大发展。       红十字会面临的信任危机就是信用的三聚氰胺，有关部门忽视、阻止民间组织，而官方机构的不透明阴影无法消除，于是，怀疑散布在股市，散布在楼市，散布在银行，人们质疑数据、质疑低下的效率、质疑频繁的内幕交易。可怕的是，大部分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居高不下，大家一齐退回以货易货时代。   注：好消息是，中国人均收入增长超过CPI；坏消息是，贫富不均更加严重，股市就是例证。     人均收入调查的样本状况、样本量均未公布，只能说是忽悠。     统计数据能骗人。       昨天写了和佳医疗，今天在央视财经频道上午交易时间说了这家公司。     有朋友担心，打来电话提醒。     自知风险，但职责所在，不吐不快。感受到诸多的良知支持，以及同道朋友的努力。     发上一篇动车事故文章，似乎较为靠谱。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7648403       快乐的大脚要回到南极了。     这只三岁大的帝企鹅从南极“北漂”3200公里，今年６月来到新西兰北岛佩卡佩卡海滩，成为44年来首次自行造访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野生帝企鹅。     幸好，在新西兰，他受到宠爱，而不是被当作盘中餐。

没完没了银广夏 紫鑫药业理应退市   2011-8-19 每日经济新闻       紫鑫药业再次给中国证券市场重重一击，向我们昭示这个市场造假之猖獗，中介机构之渎职，监管之形同虚设。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中，所谓投资文化只能是投机心态的阴暗投影。       被称作第二个银广夏的紫鑫药业，陷入了全面造假漩涡。于2007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以中成药为主业的紫鑫药业，在2010年搭上 “人参”快车后，开始令人瞠目的奇迹之旅。       假做真时真亦假，任何看似成真的谎言，必然有真实的概念支撑。就紫鑫药业而言，吉林省加快发展人参产业的政策是真的，成为吉林省人工种植人参进入食品的五家试点企业是真的，而交易、业绩是假的，但由于对原材料的部分垄断、以及对人参产业的推崇，很多业内人士宁愿相信这是真的。笔者曾听到业内人士对紫鑫药业的许可，认为对上游资源的扩张以及传统保健药进入食品领域，是业务方式的大拓展。这是中国跳跃式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集体迷失。       意料之中，围绕紫鑫药业，所有监管、所有审计一齐失灵。       紫鑫药业财务报告的审计单位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属的会计师，本身污迹斑斑。刘昆2000年3月1日取得CPA证书，2001年至2004年期间参与审计了吉林制药( 现*ST吉药)、通化金马、通葡股份(现*ST通葡)和通化东宝等吉林地区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工作。吉林制药、通葡股份都已经多次重组失败，不仅带上了ST的帽子，甚至还面临暂停上市的窘境，而通化金马也曝出过大股东拟卖壳重组的消息。而保荐机构东北证券的保荐、督导责任明显缺失。购买紫鑫药业的机构投资者的实地调查，同样乏善可陈。虽然现在有研究者提出，重要客户所占比例过大，关联痕迹过于浓重，但马后炮式的分析说明了专业人士的胆怯与无奈。       最后，是监管的失灵，如同银广夏事件的重演，当媒体或者研究者进行了详尽的披露后，监管层给市场的可怕的空白。       紫鑫药业事件等造假案例的一再披露，让A股市场的投资成本高到不可承受。在造假横行且无法得到惩处的市场，投资者只能假设，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紫鑫矿业，在这个市场中只能赚取概念炒作过程中的溢价，任何试图将价值投资引向A股市场的理想主义者都将作茧自缚。       进一步说，对于造假者的纵容，已经使中国公司信用几乎全面丧失，出现了全球性的折价现象。在中国概念股风暴中，国际上一系列投资英雄折戟沉沙，原富达基金的明星投资经理、欧洲股神安东尼·波顿曾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年收益率20%以上的业绩，2010年4月，波顿的富达中国特殊情况基金(Fidelity China Special Situations)在伦敦证交所(LSE)上市时，受到热烈追捧，募得4.6亿英镑（合7.43亿美元）。但他坦承，在今年早些时候，他的基金在亏损的情况下抛出几只买壳上市的中国股票，包括两家被指欺诈的公司。其中一家西安宝润(China Integrated Energy)在受到卖空者欺诈指控、其审计机构毕马威(KPMG)辞职后，今年市值蒸发了90%。该基金股价今年已经下跌约15%。另一位受到打击的则是因次贷危机一举成名的保尔森基金。       因为造假，中国的货币信用市场成为抵押品交换市场；因为造假，中国的债券市场的评级成为一个评级只会上升不会下降的大笑话；因为造假，中国的上市公司在国际上普遍折价；因为造假，中国的证券市场迄今未能培育出微软、苹果等伟大的上市公司；因为造假，三聚氰胺泛滥成灾，中国在国际上无法得到尊重——所有一切背后都是社会与经济运作成本的上升，安全成本上升、调查成本上升、融资成本上升。捞一票就走的末世心态开始主导市场。       造假者得到了什么惩罚呢？没有。据说是“为了股民的利益”，银广夏仍处于债务重组的过程中；为了降低社会成本，中国迄今未推出退市机制，让壳资源成为特有的炒作景观，股市英雄尽披壳横立；而发表强力推荐报告的券商分析师、低价吸货的高管们、给上市公司提供税收资源证明等便利的地方政府，照样怡得自得。极少的禁止入市、几万元几十万元的罚款，给了造假牟利者足够的激励。他们测量出了造假的成本底线，从此胸有成竹。       一家僵尸公司的存在鼓励了千万家僵尸公司茁壮成长，从银广夏到紫鑫药业，足够印证中国证券投资者与市场的痛苦。请监管部门尽快查证，并且坚决推出退市机制，让造假者在第一时间退市，承担无限的民事赔偿责任，搭上个人身家，直到倾家荡产。   注：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调往波兰。     他因此得到了同情。     不该他全部承担的责任，由他承担。     一句“反正我信了”的名言，使铁道部大名四处流传。     当时的处理决定，非王所能控制。     善后与新闻发布会的混乱，非小小的新闻发言人所能面对。     相信今后的部委发言人将更加四平八稳，更加无趣。听套话容易，听真话不易。       下午在李蕾的风言锋主栏目见到易中天先生。     他快人快语，大赞义气。     彼此观念投合。     赞赏关羽，赞赏周瑜和曹操，痛恨《三国演义》烘托诸葛一人，篡改历史、贬斥同时代枭雄之恶。     刚见面，差点起争执。     他直接说，叶檀，我反对你房产税的观点。     当然辩解。     房产税有利于谁，该不该征，差点“攘臂”，一笑。     说到最后，除房产税之外的其他观点倒都一致。       晚上本与友相聚，两拔聚集，枝节横生，难受的回忆。